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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去过日本，但常常想起我所亲见的日本人的三次令人难以忘怀的哭泣。
       那是１９４５年初的一个冬日夜晚，我家居住的山西太原市大剪子巷，尽西头一家饭馆座无虚席，日本军人正在那里举行婚礼。新郎新娘身穿典雅和服——听说新娘是远渡重洋特意到中国完婚的，那艳丽和服饰在一群面容憔悴一身戎装的“丘八”中显得格外耀眼。前来参加婚礼的日本官兵，尽管一再隐藏，但有些人胳膊上、脖子上裹着的白纱布还是露在了外边，在如昼的灯光和夺目的红绿中显得极扎眼。饭馆内热火朝天，外边则是死一般的寂静，绝少有看热闹的中国人。就连我们几个不谙世事、好奇心极强的小孩子，几次想偷偷挤过去瞧一眼“东洋景”，也统统被挡在父母那愤懑的目光编织的铁栅栏后面，乖乖地站在远处，绝不敢越雷池一步。灯火通明的饭馆外，飕飕寒风裹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冷彻骨髓，如同鬼魅世界。仿佛征服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所办的喜事，本该如此悲凉！
       我们中国人素来把“洞房花烛夜”摆在人生四大喜事之首，而且贺喜之日总有“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礼数，即俗话所说的“贺喜不问生熟”。按理说瞧外国人娶媳妇似乎应该兴趣更大。然而，虽然婚礼上喧闹的音乐和响器之声不绝于耳，却仍然没有人捧场——中国人面对侵略者的“喜事”，多的是埋藏在心底的愤恨，他们虽暂时无力反抗，但总要保持刚直不阿的民族气节，用回避来表示愤怒与仇恨。
       然而，没过多久，情况陡变。不仅我们小孩子可以拥上前去观看，就连成人也禁不住凑到了饭馆窗外。原来，在婚礼最初的强颜欢笑之后不久，觥筹交错中，竟然响起了阵阵呼天抢地的哭泣之声。声音越来越大，哭声之惨烈，整条街巷都被震动了。
       开始是从啜泣引起的，紧接着，就像患了急性传染病或吃下什么不洁的集体食物中毒似的，转瞬间，便一个接一个止不住地哭泣起来，全场几乎无一例外。接下去，便撤欢一般越哭越厉害，有的因酩酊大醉而伏桌饮泣，但更多的是半醉半醒或饮酒并不多便投入了哭泣的行列。他们或捶胸顿足，或嚎啕大哭，酒桌被擂得咚咚作响，伴随而来的是摔盘子砸碗的刺耳的破碎声。不少酒杯和酒瓶被打翻，摔得粉碎，倾刻间一片狼藉，饭菜和佳肴撒得满世界都是，却根本无人理会。新郎和新娘也哭得满脸是泪，只是如木偶一般，是惟一能僵直站立着哭泣的一对儿。不少人顾不上弄脏了军服，哭着诉说心中的苦闷，说的虽然是日本话，但几乎不用翻译，便能猜测其中的含义——这显然是从战场死里逃生后惊心动魄的哭诉。恰巧窗外有个略通日语的人，禁不住用颤抖的声音念叨起来：唉，这些人是在哭他们惨死疆场的同伴的。经他简单翻译，哭诉的内容就更清楚了。
       他们多数是在哭战死的亲兄弟、亲人、同乡、战友；有的是哭泣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种种灾难——家中农田无人照顾，庄稼荒芜，颗粒无收；有的家里断了炊，父母奄奄一息，妻子儿女嗷嗷待哺，姐妹被强征去做了慰安妇，连儿童都被征召入伍；有的同乡在战场上下落不明，估计是去了天国。有的战友已成残疾；更惨的是重伤后生活不能自理，躺在医院里没日没夜地痛苦呻吟，治愈已经没有希望，只有等死，连喜酒都喝不上了……
       译者被其中两位哭得最厉害的士兵的哭泣话语所感动，翻译时竟不成声。第二天，好奇的邻里打听，他又不断提起两个士兵的哭诉。我们也追着听着，因为是儿时的记忆，所以事过６０年之后仍然记忆犹新。
       他介绍，……那个擂着桌子哭得快要发疯的士兵说，他的弟弟和连襟是在忻县以北的伏击中被炸死的，差不多大半个中队全死了。他们陷入了连环地雷阵，那情景太可怕了，几乎前后左右都是地雷的世界，只要一进去，连动都动弹不得。他眼看着亲弟弟还有许多日本兵，接二连三被炸得飞上了天，尸身全被炸烂，骨肉被抛得东一块，西一块，头颅、肢体、内脏挂在树上，滴着鲜血、脑浆。他哭诉说，我的心都被撕裂了，我怎么也分不清哪一块血淋淋的骨肉是自己亲生兄弟的了。埋伏在四周的游击队火力又那么猛烈，简直是铺天盖地，连头都抬不起来，能侥幸回来的只有十几个，这就不错了，总算捡了活命。当他们夜里再去收尸时，再次遭击。咳！他的连襟本来伤势不轻，可以不去的，但他硬是咬着牙要去，发誓要抢回弟弟的尸体，结果又和几个兄弟一起丢了性命，哎！他们就这样把尸骨抛在异国他乡的冰天雪地里了，再也回不了日本了，成了流落异域的孤魂野鬼了……
       还有那个哭声不高，但哭得撕心裂肺并几次休克的日本兵说得更加惨痛。他说，惨死的同乡小村是多好的小伙子呀，他们在兵库县家乡同时爱上了一个叫秀子的好姑娘。本来是他先和秀子要好的，彼此亲热得不得了，俩人都快私订终身了，但小村偏偏这时候插进来。小村平时什么样都让着自己，可是偏偏他太喜欢秀子了，一见到秀子就像丢了魂儿似的，夜里说梦话拼命喊秀子，把全家都吓坏了，以为得罪了天神。他和他妈妈都脆在地上磕头求我，让我把秀子让给他。当时真把我吓傻了。
       秀子大概也被他的痴情感动了，竟然说，我既然许给你了，就全听你安排了。你看这是什么话，我能不把秀子让给小村吗？接到征兵令后，小村和秀子匆忙办了喜事。村里人吃惊，怎么会是小村和秀子成对了呢？当知道是我主动把秀子让给了小村，有的夸我真了不起；有的说他缺心少肺，哪儿有这么夺人之美的。但大家都说天神一定会保佑我的，婚后不久我俩就一起参军走了。临走那天秀子哭得死去活来，说小村哥哥如果回不来，她就等上一辈子，如果死了，不管死在哪儿，也要告诉他一个准地方，她打算也到那个地方去死。我当时还说，秀子请放心，一定让你的小村好好活着。你们能快快乐乐地活着……没想到，在崞县（今晋北原平县），我们进山围剿，那是个连兔子都不拉屎的鬼地方，飞鸟都很少见的荒山沟沟，也不知从哪里突然间就冒出那么多敌人，子弹、手榴弹，就像地里的蝗虫，唿啦啦飞来一大片，还没等落地，又飞来一大片，简直没法抬头，更没办法躲藏。我虽然也伤得不轻，可总还留下了一条活命，而小村他……却被打得浑身稀烂，连尸首也被炸飞了，如果不按队长的死命令撤退，恐怕我的命也丢在那儿了。他说，其实真不如让我跟小村一起去呢，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秀子呀！就是当着秀子的面剖腹自杀也说不清楚呀……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也是６０多年来极少见到的最为悲恸的哭泣。
       当年，我随家人回到北平，住在城北西绦胡同。８月１５日上午，一个日本军曹来到我家打了个招呼，说他们要来“打扰”，来听无线电广播——那真是极少见的客气。当时我们那条穷得叮当响的胡同里，大概极少有人家买得起收音机。中午刚过，４个日本兵，由军曹带领，排队进了叔叔的屋子，我因为好奇，也跟进去看热闹。约莫两三点钟的样子，收音机响了，里面传来日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的声音，声调刻板，有气无力的。几个日本兵个个脸色阴沉，一字排开跪在地上，立刻不约而同地哭泣起来。广播结束时，一个个都哭成了泪人，简直泣不成声。叔叔略通日语，说，他们有的是因为日本老家亲人全都死光了，已经无家可归了；有的人担心即使回去也当亡国奴，没吃没喝，没办法活下去；有的觉得打了败仗，没脸再回日本了，想为天皇“抹脖子”……其中两个人——包括那个军曹，因哀伤到了极点，竟突然倒地，不省人事，经抢救才缓过来，稍一清醒，依然泪如泉涌。接着，他们带着万般沮丧和痛苦，相互挽扶着走出了屋门，一路嚎哭而归，往日的嚣张气焰一扫而光，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在欢庆抗战胜利的喧闹的锣鼓声衬托下，渐行渐远的日本兵的痛哭在我心中留下了更深的印痕。这是我所见到日本人第二次哭泣。这是魔鬼在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时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哀惋与悲痛。
       １９７１年，我所在的部队迎来了一批特殊客人——日本名古屋电视台摄影记者组。他们是为采访我军日常生活而来的。作为接待组成员之一，我负责全过程陪同和服务。尽管当时部队中许多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身上或心里都还深深地留着对日本侵略者仇恨的烙印，但对于这批从手下败将故乡来的电视记者，却表现出了华夏民族特有的宽广胸怀和博大气度，嘱咐我们要为迎接客人的到来做好准备。战士们也积极行动起来，做了必要的准备。
       拍摄的日子虽然只有几天，但整洁的军营，一张张笑脸，处处周到细致的接待服务，几乎从一见面开始，双方立刻消除了隔阂。尽管素昧平生，语言不通，但双方好像久别重逢，很快就成了朋友，彼此的一行一动，一笑一颦，不用翻译，立刻就能知晓。大家握手言欢，谈笑风生，一起举杯祝福彼此和家人的健康，又促膝谈心，一起唱歌跳舞，彼此完全畅开了心扉。一次，他们偶尔提起参观军人服务社。我有些犹豫，因为哪里还没来得及“准备”，就顺口答应他们可以在第二天晚上安排。大概我当时眉头一皱，其表情立即为聪明的日本朋友洞穿了，一个记者笑着说：大概“丁桑”又在想什么了吧，如果不方便就不去。我打了个圆场说，请不要误会，我刚才在想别的事，但参观军人服务社的事一定满足，我的回答立即引来一片掌声。
       为了接待好客人，我们每天几乎只睡三四个小时，通常忙到深夜，还要把第二天所有的工作安排再重新理一遍，生怕有什么误漏。军营中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整洁的内务卫生、齐刷刷的威武队列和精彩纷呈的军事表演，以及军民之间联欢时那种亲密无间的鱼水之情，更让他们喜出望外，拍得十分尽兴，听我们介绍时神情专注，生怕漏掉一个字。
       在拍摄军营生活中，他们的确实现了“绝对的”“新闻自由”——只要是对他们开放的地方，他们想拍什么样就拍什么；想问什么就可以问什么。大型施工机械助民挖水渠，各种大型武器装备操练表演，他们感兴趣的镜头不多。但当他们发现战士实际演练在战场用“小炉匠”的办法抢修武器装备时，却不惜花费大量镜头，几乎从开始一直拍到结尾。
       日本朋友也担心给我们添麻烦，对有的场景，如只由司机开车带路便可以拍摄的部队黎明出早操，他们一再请我们带队人不必早起，务必多睡一会儿。凌晨，当我早早地等候在军营操场时，他们实在过意不去，在拍摄前先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这倒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几天的拍摄工作转眼就要结束了。临别之日，大家把酒言欢，我们请他们提提意见。令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些曾游历环球，不知见过多少“大世面”的大电视台记者，却不约而同地哭泣起来。正当我们莫名其妙时，一位中年记者强止住泪水，泣不成声地说：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人民解放军竟会如此有修养，是如此文明礼貌的军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们的礼貌友善、官兵亲密无间，优良的军人作风，在全世界军队中是极其罕见的。
       另一位年长记者也泪流满面地说，没来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做了心理准备，准备在你们这里挨打——因为几乎在世界各地，军人给我们的印象都是蛮横不讲理的家伙，动辄横眉立目，你只要一讲道理，就会招来拳脚伺候。我的曾在《朝日新闻》当过记者的父亲就不止一次提到他采访日本军队挨揍的经历。我在日本自卫队采访也挨过好几记耳光——因为据说我拍摄时防碍了一位军爷走路——其实当时他完全可以侧身而过，费不了多大事，大概他瞧你就不顺眼；或者他刚刚在什么地方怄了气，把你当出气筒。自卫队军营戒备森严，无理可辩，也没处诉苦，没办法，谁让我们是吃这碗饭的呢！现在世界的一些新闻舆论——我指的是西方舆论，总是对你们进行歪曲宣传，现在不说“共产共妻”那套鬼话了，因为没人相信，但还是说你们都是无知农民，是“群盲”、“野蛮”、“愚昧”、“不文明”等等。不怕各位见笑，我们大概“中毒”太深了，所以准备在这里挨更重的拳头。然而，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在这里收获了如此深厚的友谊和欢乐，而且我们这才明白，为什么你们是一支不败之师了。我们回去一定要告诉日本的亲戚朋友。说罢，在场的全体日本客人一同站起身来又深深地鞠躬致谢。
       虽然限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日本客人没有当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历史表示道歉，但一直沉默寡言的头发花白的团长——据说日本侵华时期来过中国，究竟是当兵还是经商不得而知——他那深深的眼窝却无论如何再也盛不下一汪热泪，变得老泪纵横了。这些友邦的客人大概在哭泣中也渐渐悟出了中国人民的双重性格——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此后，经他们精心制作的电视记录片《红星照耀中国》，全面客观地介绍了人民解放军的现实生活，在日本和全球电视网相继播出，受到了许多国家人民的好评。
       这是我所亲见的与前两次截然不同的日本人第三次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