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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朝要立宪，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也被当时与后世的民众看成是奇事。奇就奇在“皇朝”与“立宪”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存在着“君政”与“宪政”的根本对立，有了许多的“两面”，直让人以为皇朝立宪真真假假、半真半假；同时，也就是这些“两面”，兆示了后来中国宪政的基本格调——有宪法而没有宪政、有法律而没有法治，让人对中国历史有时感到一些无奈，有时又看到一些希望。为看看到底有多少“两面”，遂有这篇《皇朝立宪面面观》的文章。
       慈禧的“两面”：不让皇帝立宪，只准太后立宪
       在西方，宪政改革的实质是民权向君权的挑战，是在民众与君主之间进行权力的再分配；而在中国，宪政一开始就成为统治者之间权力斗争的焦点，涉及到清朝皇帝与太后之间的权力再分配，于是有了慈禧太后不让皇帝立宪、只准自己立宪的丑剧。
       １８９８年９月２１日是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天，慈禧发动政变，将维新皇帝光绪囚禁于南海瀛台，扼杀了具有宪政改革意味的维新变法，宣布重新进行训政，又一次开始了她的独裁统治。她一面铲除摧残维新势力，一面扶植重用顽固守旧势力，顽固派弹冠相庆，嚣张一时，而维新势力几乎被摧残殆尽，
       慈禧首先调整了军机处，留用了保守的礼亲王世铎和刚毅、廖寿恒、王文韶。同时，将心腹荣禄调入军机处，任文渊阁大学士，同时管理兵部，身兼将相，权倾朝野，实现了自己的大权独揽。随后，对维新期间推行的新政大砍大杀，恣肆破坏。宣布光绪裁撤的闲曹和事务很少的机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全部重立；恢复了科举旧制，命令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照常进行。对于光绪拟行的经济特科考试，准许士民上书言事，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批准设立的湖南南学会、保卫局等，她也分别加上一些罪名，下令停罢、查禁、裁撤，并饬令拿获报馆主笔和入会人员，从重治罪。慈禧的倒行逆施完全遏绝了维新生机，故时人把从戊戌政变到义和团运动这一时期称之为“新法遏绝时代”。
       然而，时隔３年，还是这个慈禧太后，在西逃途中，为时势所逼，竟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下一道谕旨，内称“世有万代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要求中央和地方的大臣就变法各抒己见。慈禧凭着多年老辣的政治经验，深知她搞的政变不得人心，无论如何也消除不了维新变法的社会影响；她对立宪也不敢有太深的成见，特别是她注意到，国中上下皆以为八国联军的入侵与《辛丑条约》的签订，是未能变法自强的恶果。因此，一方面，她再三申明：“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显示出她极强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可另一方面，她又提出了政治改革的４项根本原则，“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靡，四曰典礼不可废。”
       １９０６年９月１日，按慈禧定下的原则，朝廷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上谕在叙述了中国国势不振和各国富强的原因之后写道：“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过去慈禧把君主立宪视为大逆不道，加以残酷镇压。可到了现在，这道上谕公开承认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如资本主义优越，宣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向资本主义看齐，确立了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就这样国家由此进入预备立宪时期，即由封建专制政治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过渡的新时期。
       但是，如果看一下立宪的指导思想——“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就可以看出宪政改革主要是在统治者之间进行权力再分配，而不是在民众与统治者之间进行有效的权力再分配。“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成为较长时间以来中国宪政改革的基本模式和基本格调。但无论如何，宪政改革开始了，这让部分中国人兴奋不已。立宪派和绅民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热烈庆贺。首都北京最先行动，１１月２５日（农历十月十日）为慈禧寿诞，以往人们并不理会，但这一年与往年不同，当时的《京话实报》撰文称，“从此要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的庆贺大典。”全国各地也大致如此。这一天，各学堂师生齐集京师大学堂，举行了庆贺立宪典礼。最热闹的要数江苏扬州商学界撰写的《欢迎立宪歌》，表达了他们的喜悦心情，歌词为：
       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天语煌煌，奠我家邦，强哉我种黄。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四千年旧历史闭幕。英雄数巨子之东之西，劳瘁不辞，终将病国医。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搜人材，备顾问，一时大陆风云奋。勘哉诸君，振刷精神，铸我中国魂。辛苦十年磨一剑，得此大纪念。圣明天子居九重，忽然呼吸通。古维扬，新学界，侧闻立宪同罗拜。听我此歌，毋再蹉跎，前途幸福多。
       典其煌煌，颂其扬扬，一时间，人们真的以为大清朝回天有术，从此走向繁荣富强了。
       载沣的“两面”：立宪可改政治体制，立宪还可揽权摄政
       无论如何，宪政改革是以对皇权进行限制。在清末，皇权的实现形式是太后专权。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慈禧太后能够进行这样的改革，是不是与其年岁与身体有关呢？正史中没有这样的记载，但可能想像，对她来讲，反正大权独揽之日无多，倒不如顺应历史，进行一些放权改革又将如何呢？
       筹备工作加紧进行之际，光绪皇帝的病势突然转剧，慈禧太后也身染重病。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３日，慈禧授载沣为摄政王，命将其３岁的儿子溥仪抱在宫内教养，在上书房读书。１４日，年仅３８岁的傀儡皇帝光绪去世，留下一道遗诏，申告立宪为其毕生之志。慈禧立即宣布立溥仪为嗣皇帝，入承大统。到了次日，她也奄奄一息，不得不降旨说，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须请隆裕太后（光绪皇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面请施行。旋即病逝。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３日，载沣即以新皇帝名义颁发谕旨，重申９年立宪，要求文武百官、内外臣工无不恪遵立宪谕旨，完成先朝未竟之功。然而，载沣也同慈禧一样，将仿行宪政作为摄政揽权的一个重要机会。
       载沣揽权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袁世凯，决心通过立宪来剥夺袁的权力。满族亲贵善耆和载泽也向载沣进言，说从前袁世凯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世凯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内外军政方面都是袁的党羽所把持，如果此时不对袁世凯速作处置，那么，将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而且会给自己埋下祸根。于是载沣拟了一道将袁革职、拿交法部治罪的谕旨。当载沣征求张之洞的意见时，汉大臣张之洞则建议在“主少国疑”之时不要轻戮大臣。优柔寡断的载沣只好以袁“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名，于１９０９年１月２日下令将其开缺，命回原籍“养疴”。
       载沣罢斥袁世凯，袁世凯党羽则以牙还牙，同样以立宪为借口，蛊惑人心，制造混乱，挟制朝廷，为袁世凯争权，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他们大肆散布谣言，说袁世凯是由于首倡立宪获咎，罢斥袁是实行排汉，反对立宪，甚而对外国人说“此外交之大变化，而拳祸之再作也”。这样袁世凯的罢斥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升沉问题，而是关系到朝廷是否真心实行宪政的大问题了。
       袁世凯庞大的潜在势力及其散布的谣言终究不能使载沣放心，为预防不测，一方面，载沣于２月９日将袁的军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任邮传部尚书，３月又借京察的机会令袁的心腹、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休致。另一方面，于３月６日发布上谕，将预备立宪、维新图治的宗旨，再次向天下宣示明白，并命各部院加紧筹划，认真办理。认为这样可以既削弱了袁世凯的势力，又粉碎了袁党的伎俩，稳定了人心和政局。
       载沣在削弱异己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加大自己的权力。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１３日，他令会议政务处等衙门议定摄政王礼节总目时，作了两条重要规定，一是关于军权，摄政王统率全国海陆军；二是关于署名，凡发布谕旨，皆由摄政王钤章，军机大臣署名。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５日，他执政没几天，就下令成立专归自己统辖的禁卫军，任命其弟弟贝勒载涛和贝勒毓朗、陆军部尚书铁良为训练大臣。次年７月又宣布自己代理皇帝为海陆军大元帅；设立军谘处（后改军谘府），派毓朗和载涛管理。任命另一弟弟贝勒载洵为筹办海军事务（后改海军部）大臣。１９１０年又授载洵为参与政务大臣，毓朗为军机大臣。１９１１年再调资政院总裁溥伦为农工商部尚书。这些少年亲贵在政治上不一定保守顽固，可是他们身为皇族，立宪制度不允许他们这样把持政府要职。有人奏陈“亲贵掌握兵权有违宪法”、“要政不可专付亲贵”，他均置若罔闻。这说明，在这方面，载沣不管不顾，的确走得太远了。
       资政院的“两面”：遵旨仿行宪政，却又弹劾军机
       倡言立宪的人士最醉心的是国会有选举的权利和弹劾政府的权力。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主要的就是能不能学到这一方面。清末是不是真立宪，就体现在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制衡关系上，具体则体现在资政院与军机处的制衡关系上。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４日下午，资政院首次开会议事。此届会议的议案，有政府提出的，有资政院提出的，也有各省谘议局、团体和人民陈请的。弹劾军机大臣案是此届会议中的最重要的议案，既充分反映了资政院同政府的斗争，让后人为之赞叹，又让后人失望，其结局最终反映了皇朝立宪的程度和水平。
       此案起因于资政院核议各省谘议局与督抚异议事件。１１月８日，资政院上奏湖南发行公债，湖南巡抚杨文鼎不交谘议局核议，是“侵夺权限，违背法律”，应责令杨文鼎将原案交谘议局议决，并“量予处分”。当日发下谕旨，说此事未先交谘议局议决，巡抚是属疏漏，但业经度支部核议，奉旨允准，仍应遵旨办理。
       １１月ｌ２日开会，这道谕旨宣布后，民选议员以军机大臣副署谕旨，轻蔑资政院，侵夺资政院权限，纷纷要求军机大臣到院接受质问。议员们态度激昂，发言热烈，指出：谘议局章程属于国家法律，军机大臣这样副署，就是“以命令变更法律”。“立宪国精神全在法律，督抚违背法律而不予处分，则资政院可以不必设，咨议局亦可以不必办，宪亦可以不立！”大家一致要求军机大臣特别是奕劻答辩。
       不久，军机大臣将对质问书的答复送到资政院。军机大臣答复说：“查现在新官制之内阁未经设立，军机大臣权限实非各国内阁国务大臣”；“惟查光绪三十四年军机署名之制，实本乾隆年间旧制，与日本内阁副署用意不符，根本既殊，说帖所谓是完全负责任抑不完全负责任之处，无从答复。将来新官制之内阁设立，此种问题届时自可解决云。”身为行政最高机关竟公然作出这种答复，如同火上浇油，议员们愈发怒不可遏。
       １１月２０日，资政院上奏了关于广西、云南两项核议案的情况，这是由资政院上奏的请旨裁夺事件，准与不准，应当由朝廷直接裁决，但朝廷反而将之交给行政衙门察核，轻蔑资政院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２２日，会议一开始，议员就撇开议事日程表，纷纷登台发言，交相指斥军机大臣。有的议员指出：将资政院上奏之案交行政衙门察核，“可见军机大臣要把资政院推倒了”。有的还指出：“既不负责任，还要军机大臣做甚么用？”“中国之所以坏到如此者，就是没有人负责任。”为了“保全资政院的资格”，“尊重法律”，今天对于此事必须存一个不怕解散的决心，一定要弹劾军机大臣。
       资政院总裁溥伦向军机大臣汇报了资政院讨论的情形，军机大臣责备其不能制服议员。溥伦也很气愤，力请他们到院向议员解释。２５日，老奸巨猾的奕劻命民政部、盐政处加班呈递复奏。当日，朝廷另降谕旨，广西、云南两事均依院议。以显示前两道谕旨实乃咨询之意，并非有意蹂躏院章，希望资政院取消弹劾。
       军机大臣满以为这样两道上谕发出，弹劾案立即可以取消，谁知未能如愿。御史赵熙见资政院虽然讨论了好几天，也提出了弹劾案，可关于弹劾的折稿没有呈上，又一再呼吁上呈，且言词极其尖锐。因此资政院通过了折稿，并于１２月１８日上呈。同日，军机大臣亦奏请辞职。载沣当即颁布两道朱谕（军机大臣回避，均未副署），一则慰留军机大臣，一则不让资政院过问。于是，“国中舆论哗然，咸以朝廷此旨，全反乎立宪之原则”。各省谘议局函电纷驰，给资政院以有力声援。
       载沣见反对激烈，急忙召见溥伦，劝他向议员详细解释，与军机处和解，千万不要激成解散资政院或议员辞职的风潮。２５日，朝廷突然下达了一道令宪政编查馆赶紧编订内阁官制的命令。这是军机大臣玩弄的一个新花招，目的是对付资政院的奏折，堵住议员的嘴。这一招果然有效，此谕下后，溥伦觉得奏折似乎没有必要再次上呈，当晚便把奏折追回，拿到２６日的会议上征求意见，决定撤销。
       资政院取消弹劫军机大臣案，人们大失所望，北京各报予以痛骂嘲讽。锐猛的舆论批评使议员感到羞辱难当，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使议员勇气奋发。２８日下午会议刚刚开始，议员李素就发言说：“我们资政院敷敷衍衍，反反复复，何面目以谢天下？本员今日有个倡议，前日之表决是取消奏稿，并非取消问题，我们此次须指实弹劾，不要再如前次之调停，方足以对天下。”接着又有一些议员发言予以支持，弹劾军机大臣案又复活了。
       弹劾军机大臣奏折于３１日送呈，有的军机大臣主张解散资政院。但是奕劻认为只能对议员进行申斥，说“彼意欲求解散以博美名，我辈偏不令其解散”。可是怎么拟旨申斥又找不出很好的理由，实在穷于措词。后来接受了徐世昌的建议，奏稿留中不发，弹劾案失去效力。１９１１年１月３日，议员知道再弹劾亦无效力，就提出写一个奏稿，说明资政院的性质与地位。但是，奕劻等人把持朝政，卑鄙无耻地授意地方督抚接连通电弹劾资政院，借以惑乱载沣听闻，议员们的一片苦心付诸流水。
       宪法大纲的“两面”：既为根本大法，又为皇帝钦定
       西方各国立宪，在于维护民权。而中国立宪由皇朝主持，自然要维护皇权。于是才出现了有宪法而没有宪政、有法律而没有法治的怪异情形。
       宪法的拟定是筹备立宪过程中的头等大事。清廷认为：“大凡立宪自上之国，统治根本在于朝廷，宜使议院由宪法而生，不宜使宪法由议院而出。中国国体，自必用钦定宪法。”所以，清廷不会主动将这一重要权力完全送交具有民意色彩的议院，只可能托诸皇权的辅佐者或辅佐机构，这是清廷的习惯。由于宪政编查馆由“军机处王大臣总理其事”，“专办编制法规、统计政要各事项”，实际上是第二个军机处或内阁。于是，宣布宪法，宣布皇室大典，颁布议院法，皆由宪政编查馆办理，没有资政院或议院同办和议决的字样。
       １９０７年８月１３日，军机大臣兼宪政馆王大臣奕劻奏称：“宪法乃国家不刊之大典，一经制定，不得轻事变更，非如他项法律可以增删修改。”也就是说真正的宪法编纂颁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因此，先颁布一个《宪法大纲》，“为君民所共守”。宪政馆拟订《宪法大纲》，就可以据之编定宪法草案，又由于《宪法大纲》具有临时性，可以不用资政院赞定。《宪法大纲》既然具有宪法效力，宪政馆在即将颁布的《宪法大纲》中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１９０８年８月２７日，宪政编查馆通过一番努力，终于与资政院会奏了《宪法大纲》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在奏折中，宪政馆努力使宪法出自钦定，议院出自宪法，资政院地位如何及其如何参与草拟《宪法大纲》，一见便知。慈禧太后也认为，“该王大臣所拟宪法及议院选举各纲要，条理详密，权限分明，兼采列邦之良规，无违中国之礼教，庶政公诸舆论之宗旨。将来编纂宪法及议院选举各法，即以此为准则。其宪法未颁议院未开以前，悉遵现行制度，静候朝廷依议筹办，如期施行。”
       但是政治局势的变化发展，并不能满足宪政馆王大臣和清政府的设想，在宪法的草拟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结果使宪政馆王大臣们也不得不表示让步。立宪派的请愿活动，使清政府不得不妥协，准备提前召开国会，缩短立宪年限。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５日谕旨发下：“钦定宪法，为万世不易之典则，现在提前筹办宪政，亟应首先纂拟宪法，以备颁布遵行。著派溥伦、载泽充纂拟宪法大臣，悉心讨论，详慎拟议。随时逐条呈候钦定。如应添派协同纂拟之员，并著随时奏闻，候朕简派，以期迅速办理，克期告成。”溥沦为纂拟宪法大臣，又系资政院总裁。结果开始了宪政馆与纂拟宪法大臣和资政院在宪法问题上的争斗。
       关于简派协助起草宪法人员，溥伦打算聘请民选议员充当顾问，随时咨询。但是遭到宪政馆大臣的反对，没有得到清廷的同意。１９１１年３月２０日，只得奏准以度支部右侍郎陈邦瑞、学部右侍郎李家驹和民政部左参议汪荣宝协同纂修。这是争斗的第一个回合。
       关于宪法的草拟和颁布，是双方争斗的第二个回合。纂拟宪法与核定颁布宪法体现的权力是两种，前者较小，后者较大。纂拟宪法大臣的活动还是受到宪政馆的干预。奕劻等认为，须多采取日本宪法并实行尊君主义。１９０８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自宜敬谨依据核定”。至于宪法如何颁布，如何通过，宪政馆更加严格。起草以后是否要经资政院通过，奕劻与溥伦的意见相反。溥伦认为：“以宪法为万世君民所共守，关系重要，拟将核定后，交由资政院参与一切，再行奏请颁布。”奕劻针锋相对：“君主有编订法制之权”，“《资政院院章》规定宪法不在协赞之列，讵可滥行干预”，否定了溥伦的意见。清政府面对二者的争论犹豫不决，因此宪法起草工作一直拖到１９１１年７月宪政编查馆解散、责任内阁成立以后。７月３日，溥伦、载泽、陈邦瑞、李家驹、汪荣宝议定纂拟程序，决定由李家驹、汪荣宝负责起草正文，并加案语，陈邦瑞职司修改，然后再交溥伦、载泽审议，分批缮呈皇帝裁定。可是，即使这时，纂拟宪法大臣还不得不遵循宪政馆当初与资政院筹备公所会奏的《宪法大纲》，注重君主大权主义。他们搜集了各国宪法书籍，而主要是日本人的著作。
       但是时间到了１９１１年下半年，宪法的起草颁布再也不能按统治者改革之初所立下的意愿了。１９１１年９月８日，资政院要求协赞宪法，次日清廷不得不让溥伦等速拟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ｌ３日，资政院总裁在奏折中说：“兹复沛布纶音，宪法交由臣院起草，钦感莫名。臣院肩兹重任，敢不碎竭愚诚，仰副圣意。”资政院在草拟宪法问题上比宪政馆周到，迭经会议，以期精审，征取了全国军民的意见。资政院草拟宪法再也不像宪政馆师法日本。李家驹说：“伏查东西各国立宪，皆以英国为母。此次起草，自应采用英国君主立宪主义，而以成文法规定之。”
       内阁的“两面”：制度上是责任内阁，人员上却是皇族内阁
       ５月８日，朝廷任命国务大臣，内阁成立。总理大臣为奕劻（皇族，兼管外务部），协理大臣为那桐（满族）、徐世昌（汉族）。各部大臣的情况是：外务梁敦彦（汉）、民政善耆（皇）、度支载泽（皇）、学务唐景崇（汉）、陆军荫昌（满）、海军载洵（皇）、司法绍昌（皇）、农工商溥伦（皇）、邮传盛宣怀（汉）、理藩寿耆（皇）。
       同日，又宣布裁撤旧内阁、军机处和会议政务处；颁布弼德院官制，成立了皇帝的国务顾问机关，任命陆润庠、荣庆为弼德院正副院长。８月１４日，任命了顾问大臣和参议官；设立军事总参谋机关军谘府，任命载涛、毓朗为军谘大臣；命将旧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序次于翰林院，内阁学士以下裁缺人员均食原俸，听候分配。
       ９日，奕劻、那桐、徐世昌假惺惺地声言难胜重任，奏请收回成命。载沣假惺惺地表示不允。１０日，奕劻知道自己臭名远播，人人切齿，假惺惺地再次奏辞，并说，“诚不欲开皇族内阁之端，以负皇上者负天下臣民之望”，总算顾及到一点皇室安全和政治影响。载沣假惺惺地依然不允。奕劻走马上任。
       客观地讲，作为一种制度，内阁官制较之军机旧制还是大有进步的。这表现在：第一，明确了国务大臣的政治责任。过去军机处虽名曰政府，但对全国行政是不负责任的，新内阁则要“辅弼皇帝，担负责任”。这就使国务大臣再也不能如往昔的军机大臣那样遇事敷衍推卸，出了问题诿过君主，逃脱罪责，从而迫使他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国家大政方针，负起责任。第二，基于上述，新内阁与旧军机在诏旨上均署名，已有本质区别，可以限制皇帝专制独裁，副署同时意味着担负政治责任，一是违宪责任，二是失政责任。君主行使统治权要遵守宪法，如有违背宪法的诏旨命令，国务大臣应当直陈是非，进行匡正；君主不听，强命执行，国务大臣应辞职；不辞职而署名签发，这个违背宪法的责任就由国务大臣担负。所以新内阁官制施行以后，国务大臣就有了同君主争辩的法理依据，限制君权，甚至拒绝副署君主的诏旨命令，使之归于无效。这就在实际上矫正了君主个人独裁专制的弊端，使政治制度更加接近于宪政。第三，可以统一行政，提高工作效率，使行政机制趋向近代化。过去，由于军机大臣不负责任，以致造成政令歧异，政事纷乱，矛盾百出，权限不清，互相推诿卸责，工作效率极其低下。
       以上是就制度本身而言。若就人事而言，则毫无进步。任人惟贤不惟亲，自古以来就是圣君贤相选用官吏的基本原则。在立宪时代，“为明主者，决不以其私意进退宰相，又不必以其忠于王权始加任用，惟考政治之实况，察舆论之趋向，而取其有适良之主义，堪以为辅弼者授之大命。”用人惟贤惟新，不准皇族充当国务大臣。可是在清内阁的１３名成员中，竟有９名满人，汉人仅占４名；而在９名满人中，皇族居然又占７名。皇族不仅充当了国务大臣，而且居于领导和多数地位，故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这种组阁办法完全违背了不准皇族充当国务大臣的立宪原则；新内阁的总协理大臣没有一个新人物，全是军机处的老班底，这些老朽绝不可能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真正的立宪政治，只能把预备立宪引向歧途，乃至把清王朝葬送。
       皇族内阁粉墨登场，载沣难辞其咎，奕劻也负有重要责任。日本内阁此时由总理大臣组织并负连带责任的情况，他是知道的，对皇族不能充当国务大臣也是清楚的，可是他还是担任了总理大臣，物色了如此之多的皇族亲贵充当阁员，其罪责是无法推卸的。
       为什么一面制定一个比军机制度进步的内阁官制，一面又从用人方面破坏了立宪原则？只能有一个解释，这就是极力保住特权阶级的特殊利益。当权者原为封建统治阶级，绝不会立即变家天下为公天下，放弃特权，把政权完全交给人民。因此，他们只向立宪层次最为低下的日本学习，在各种新订的制度中尽可能地多保留一些封建专制，实在非改不可，也要牢牢抓住用人大权不放，将亲近安插在重要位置，只改革政治组成形式，而不改革政治组成人员，将改革的过程作为新瓶装旧酒的过程，以维护本阶级的特殊利益。
       当权者总是过高地估量自己，过低地估量人民。新内阁成立不到半月，就做出了三件足令全国人民触目惊心的举动。５月９日即成立的次日，副署了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１７日，断然拒绝了资政院召开临时会的请求；２０日，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三件事无一不是自绝人民，自掘坟墓。
       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爆发，各地纷纷响应，各省纷纷独立，腐朽的大清朝在“驱除鞑虏，建立共和”的革命洪流冲击下轰然坍塌。此时别说假宪政，就是真想宪政也是一枕黄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