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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８年，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中国革命进入新高潮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４月３０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郑重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迅速得到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随后，中共自同年８月起，开始邀请和护送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并就筹备召开新政协问题同他们进行了商讨，很快达成了初步协议。
       新政协会议诸问题协议的达成
       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８日，当由香港北上解放区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已经起程但尚未到达之际，中共中央即致电东北局，要求在民主人士到达哈尔滨后，由高岗、洛甫、林枫代表东北局，征询他们对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意见；与此同时，当北平民主人士符定一、吴晗、刘清扬等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后，周恩来多次前去看望，听取他们对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根据自己以及中央统战部同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的会商情况，拟定了一份《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经毛泽东审定后，于１０月８日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发东北局高岗、李富春，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征求意见。
       中共在该文件草案中提出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初步建议：“提议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成立一个新政协的筹备会。”还在该文件草案后附了一份“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其中党派单位１０个，区域单位６个，军队单位６个，团体单位１７个，共计３９个。对此，中共表示：“所拟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单位是否适当，有无增加或减少，均请诸先生考虑见复。”
       上述文件发出一周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高岗、李富春，进一步提出参加新政协的７个党派的代表名单：一、民革：李济深、蔡廷锴、何香凝等１２人；二、民盟：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等１５人；三、民进：马叙伦、王绍鏊等３人；四、农工党：彭泽民、邱哲等６人；五、救国会：史良、胡愈之等７人；六、民促：蔡廷锴等；七：民联：谭平山、陈铭枢等８人。中共中央要求高岗、李富春向各该党派在哈尔滨的５位代表谭平山、蔡廷锴、沈钧儒、章伯钧、王绍鏊“分别提出，征询他们的意见，并交换意见”。
       高岗、李富春于１０月２ｌ日同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等７人进行了首次会谈。当天，高、李二人即将会谈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关于召集的原则问题”、“关于新政协由各党派、各方面共同组织筹备会负责召集”没有异议；关于筹备会的组成问题，如人数单位有不同的意见。
       为进一步听取各位民主人士的具体意见或建议，根据沈钧儒的提议，高岗、李富春于１０月２３日同他们进行了“分问题具体商谈”。他们提议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将“平津教授”、“南洋华侨民主人士”二单位改为“全国教授”、“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单列一单位。
       当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大多尚在香港或正在北上解放区途中，沈钧儒等人希望中共能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文件草案转发香港，以征求在港民主人士的意见。于是中共中央很快于１０月３０日致电香港分局，着其即抄送在港的各党派人士，“并由潘汉年、连贯分访他们或邀请他们一起聚谈，征询他们意见”。
       中共中央在对沈钧儒、谭平山等人所提意见和建议进行研究后，很快于１１月３日作出答复，同意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平津教授”可改为“全国教授”，但仍以平津教授为主，因南方城市尚待解放；“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可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但仍以南洋华侨为主，因南洋华侨响应“五一”号召者最广最多；在筹备单位中列入致公党，因致公党响应新政协最早；“社会贤达”以称“无党派民主人士”并作为一个单位为好。关于各单位人数，提议每单位至少１人，至多４人，其确定数目与人选由各单位提出，筹备会各单位协商定之。
       １１月１５日，高岗、李富春同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商谈上述答复，他们完全同意，并提出两点新建议：一、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３８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６名；二、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对此，中共中央很快于１１月２０日复电表示同意。
       与此同时，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潘汉年、连贯于１１月２０日致电中央，报告其与在港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座谈情况及提出的意见：一、国民党集团内，如有赞同三反（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并见诸于行动者，似应准其参加新政协。二、华侨民主人士中各层都有代表参加筹备会则更好。三、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似应列为一个单位，梁先生个人参加是不成问题的，但其组织不应列入邀请单位。五、华南各省游击区人民武装有数万人，有斗争历史（如琼崖、东江等），似应列为一个单位等。
       中共中央在充分吸纳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于１１月２５日由高岗、李富春与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在哈尔滨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协议：
       一、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计有下列２３个单位：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全国教授、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民主人士、中华全国总工会、解放区农民团体、全国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产业界民主人士、文化界民主人士、中国人民解放军。
       每单位参加人数１人至４人，其确定数目和人选，经其本单位提出，由筹备会各单位协商定酌；其无团体组织仅有代表性的人士，则由筹备会其他单位共同推定。二、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
       参加新政协的单位，除将上述２３个筹备会单位中的“全国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改为“教育界民主人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而全部保留外，还增加了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原解放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原解放军，妇女界、新闻界、自由职业界和宗教界民主人士等１５个单位，共计３８个单位。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每单位代表人数为６人，但如获筹备会同意也可允许某些个别单位酌增人数。“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召集，而是由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廿三个单位共同筹备与召集，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
       筹备会的召开
       １９４９年３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不久，随着国共北平和谈的破裂和南京、上海的相继解放，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迅速提上日程。
       ６月１１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在香山毛泽东住所举行，大体议定了新政协筹备会参加单位、人数和人选，新政协大会参加单位和人数等。６月１５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预备会通过议事日程，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后，当晚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出席会议的有２３个单位１３４人，“党员４３人，进步人士４８人，中间人士４３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１６人，在进步人士中有１５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
       新政协筹备会决定“设常务委员二十一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由各单位协商推举之”，“常务委员会得按工作需要，设立各种小组，并由常务委员会指定各小组组长副组长”。６月１６日，新政协筹备会协商通过了由２１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名单。当晚，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会议还通过了《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办法》，其中，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代表名单，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
       ６月１７日，第一小组即告成立，并根据此前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协商情况，迅速拟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６月１９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李维汉代表第一小组所作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并通过了这个《规定》。
       根据《规定》，参加新政协单位共４５个，代表总额５１０名。除“所列之四十五个单位外，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定之”。上述规定同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所达成的协议相比，在参加单位数量特别是代表名额方面，都有所增加。当时，预定３８个单位，每单位代表为６人。现在，新增８个单位（包括特邀单位），代表人数翻了一番以上。这是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新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肩负建国使命，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虽然最先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但筹备会仍是各小组中任务最为繁重、工作最为紧张的一个。因为不但仍有许多党派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需要认真对待和处理，而且各参加单位五六百名代表人选亦亟需逐一协商和确定，这无疑是一项极为复杂而严肃的工作。为此，第一小组在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与李维汉的具体领导下，迅速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当时，参加新政协的条件是非常明确而严格的，即“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不容许参加。”根据这一原则，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４５个单位５１０名代表名额，具体如下：
       一、党派单位１４个，代表１４２人：中共１６人，民革１６人，民盟１６人，民建１２人，无党派民主人士１０人，民进８人，农工党１０人，救国会１０人，民联１０人，民促８人，致公党６人，九三学社５人，台盟５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１０人；二、区域单位９个，代表１０２人：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解放区各１５人，华南解放区８人，内蒙古自治区、北平天津两直属市各６人，待解放区民主人士７人；三、军队单位６个，代表６０人：人民解放军总部（包含直属兵团及海、空军）１２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各１０人，华南人民解放军８人；四、团体单位１６个，代表２０６人：全国总工会１６人，各解放区农民团体１６人，全国妇联１５人，全国青联１２人，全国学联９人，全国工商界１５人，上海各人民团体９人，全国文联１５人，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１５人，全国教育界１５人，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１５人，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１２人，自由职业界１０人，国内少数民族１０人，海外华侨１５人，宗教界７人。此外，还有一个特邀单位，具体名额待定。这一政协参加单位与代表名额分配名单，基本反映了全国各进步阶级、党派和团体的愿望与要求。
       参加单位的审查与处理
       在上述名单酝酿协商期间特别是确定公布之后，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仍不断收到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的书面请求，前后共达３０件之多。对此，筹备会经过慎重严肃地考虑，都分别给予了适当处理。
       据时任第一小组秘书的于刚回忆：当时，“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首先注意政治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拒绝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同时在此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人物，务使一切为革命做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周恩来、李维汉和第一小组全体成员做了大量工作，对提出参加新政协书面请求的各党派、团体和个人进行了逐一审查，研究制定了具体处理办法。
       民社党革新派：该派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其是否能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中共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进行了研究与协商。大多认为民社党革新派确实有民主分子，但就其整体来说，成分复杂，可以考虑个别邀请。１９４９年６月中旬，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期间，民社党革新派负责人之一汪世铭自香港到达北平，致函周恩来和李维汉，要求参加新政协。第一小组决定维持此前处理意见，并为筹备会所同意。会后，民社党革新派主席沙彦楷于６月２２日自上海致电毛泽东和新政协筹备会，声称：“贵会公布出席新政协四十五个单位，竟遗漏本党名次，深为骇异。”“祈即增列本党名次，以示公允，而重诺言，实民主前途之幸。”６月２７日，李维汉找汪世铭谈话，当面指出，民社党革新派“以其过去历史来说，实在不能算为一个民主党派，直至‘五一’口号时，还是动摇的，故作为一个党派来说，应当结束，假如民盟同意，可以个别加入民盟，至于其中若干民主分子可以由筹备会商量邀其一二人参加。”后来，民社党革新派于９月在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决定自行解散。随后，新政协筹备会特邀沙彦楷、汪世铭二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新政协。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简称“孙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反蒋政治派别，对中共“五一”口号曾在口头上表示响应。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曾有人提出孙盟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的问题。经第一小组研究，认为孙盟里边确有一部分民主人士，也对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不宜作为一个参加政协的单位，必要时可个别邀请其中的代表人物参加。１９４９年７月，孙盟负责人许闻天应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到达北平，李维汉与其进行了谈话，肯定孙盟过去为革命做了有益工作，同时举例说明该团体成分甚为复杂，建议许闻天考虑孙盟自行结束，成员可个别参加民革。许闻天表示同意。８月２日，孙盟在上海宣告解散。随后，新政协筹备会特邀许闻天、邓昊明二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新政协。
       中国农民党：该党曾发表宣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１９４９年４月，该党主席董时进自香港派代表来北平，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５月１７日，董时进自香港到达北平，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６月５日，李维汉约董时进谈话，批评了他在１９４８年公开发表的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土改的文章，指出他在解放区土改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农民党的路线成了地主路线。因此，农民党并不代表农民，而是代表地主富农利益，并且组织严重不纯，不能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董时进表示接受批评，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随后，６月２５日，董时进发表宣言，宣布“自即日起停止本党一切党务活动”。
       中国少年劳动党：该党亦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其负责人安若定等人要求少年劳动党作为新政协参加单位。李维汉于１９４９年６月底和８月初两次予以接见，认为少年劳动党成分复杂，组织也不健全，建议其考虑解散组织。安若定表示接受，并于９月１日发表《中国少年劳动党解散通告》。
       此外，当时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还有光复会、中国民治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但经“向各方调查，这些所谓党派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其中，“许多都是来历不明，很成问题的”，因此，筹备会拒绝了这些党派的要求。
       当时，解放区还有人建议新政协筹备会应照顾“汉留”这一与红帮类似的全国性组织。对此，中共中央指出：“青红帮、汉留等，既非民主党派，又属封建组织，对反美反蒋无贡献，有些地方更常为反动统治的爪牙，故不应邀其参加。即使其中个别分子或一部分人也曾参加蒋管区的人民抗丁、抗粮运动，我们亦应以革命群众看待之，而不要以帮会看待之，免得助长社会中的秘密封建组织。”据此，将“汉留”排除在了新政协之外，从而保证了新政协的严肃性与纯洁性。
       除上述被拒绝参加新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外，当时还有一个重要政治组织在新政协召开前夕自行宣告结束，这就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它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活动于国统区的一个秘密革命团体，成员既有中共党员亦有民主党派分子，属于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９日和５月２０日，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同“小民革”中央负责人就其历史作用及今后的任务等问题进行了座谈，指出：“小民革”与中共之间彼此相知甚深，在斗争中同中共始终保持一致，在国民党内起了进步的分化作用，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组织。“小民革”今后的组织形式应该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组织，不是政党而是政治活动团体；中心任务是学习，以政治科学为主，与中共配合工作。根据这一谈话精神，９月１７日，“小民革”中央负责人王昆仑、王炳南等７人发表声明：“本盟过去的历史任务既已终结，原有的组织也就当然不必存在”，“郑重决议，自即日起宣告本盟的结束”。随后，王昆仑、许宝驹、阎宝航等原“小民革”负责人分别作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新政协。
       与上述许多党派要求参加新政协被拒绝正好相反，当时还有一些党派虽未积极争取，却被主动邀请参加，这就是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对此，周恩来曾专门做过说明：“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响应了‘五一’号召。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台盟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早就筹备，今年（１９４９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革命贡献很大。”也就是说，这三个党派皆有民主运动的历史，因此被主动邀请参加新政协。
       代表名额与人选的协商和确定
       与确定新政协参加单位相比，确定各单位代表名额与人选更是一项复杂而繁重的工作。为此，必须首先制定明确的原则与标准。在这方面，周恩来曾进行过具体阐释：“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４６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的确定，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各民主党派，有多年来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各解放区的代表。”还有解放军的代表、解放区的代表。“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外，还有妇女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我们也照顾到还不能立刻组织团体的方面，如自由职业者代表。我们还照顾到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总之，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我们重视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而起义的朋友，保护国家器材有功的朋友，使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成为集中代表全国人民力量的大会。”
       在大的原则与标准确定以后，接下来的具体工作亦毫不轻松。当时，新政协代表的提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组织或个人推荐，一种是本人申请，然后由新政协筹备会对所有提名进行逐个审查，反复研究。“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斟酌再四，费时达数周之久。”代表名单初步产生之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一共花了近３个月工夫，才最终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６６２位代表名单。
       在这６６２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４４％，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２６％，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３０％。在党外人士中，进步人士约占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加党外进步人士约达总数的三分之二。这样，既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广泛团结了党外人士。当时，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了一本很厚的表册，毛泽东看了，曾风趣地说这是一本“天书”。
       在名单协商过程中，李维汉讲：“我们尽可能照顾到各方面，使能较适当地配备。例如区域单位当中，中共和政府领导人，只有一二人参加。其他名额，包括有工会、农民、妇女、文化、财经、私人工商业、民主人士等各方面。军队单位高级领导人很少，尽量照顾到兵团的指战员，战斗英雄及后勤卫生人员等，并注意起义的方面；又如农民团体，照顾到各地区，待解放区，照顾各省的分配。又如少数民族的代表，实际共有２８位，按整个比例来说，还是少了一些。这是因为革命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比较迟一些，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才在南京又找到一位藏族代表，其他如新疆伊犁特别区，也有代表参加。宗教单位原想物色一个天主教方面的，但始终找不到适合的人。无党派单位，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代表，他们本身也是根据照顾各方面的原则，来推选代表的。”
       既然要照顾各方面，就会使各单位代表的地位和影响不可能整齐划一。为此，周恩来曾强调：“个人参加的，我们注意到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代表性。”由于“各单位有自己的标准”，因此，应该看其代表的单位在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如何。此外，“参加的代表”，“原则上能够来的才确定他为代表，不能来的就不提名”。有个别特殊情可以列名而不来的，如年纪过高的萨镇冰先生。对远在香港的政协代表，中共很慎重，曾专门致电在港负责统战工作的饶彰枫：“如果被邀代表本人不愿北上即作罢，不要丝毫加以勉强；如果本人虽愿充新政协代表，但因海行有被袭击危险，对北上踌躇（如黄绍竑），或因情况复杂，而有所顾虑（如龙云），也不要勉强说服其北上，使一切责任全由我负，将来不论有无危险，我总陷于被动。故邀请是一件事，必须将话转到；愿来与否，是又一件事，必须出于本人自愿。”
       这在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中，特邀单位是比较特殊的，“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定之”。经过广泛协商与研究，最终确定了７５位代表，包括了各方面的特殊代表人物：如宋庆龄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从事科研和建设的陶孟和与钱昌照，与中共有某种联系和朋友的萨镇冰和张难先、陈瑾昆；有是参加和平运动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南京和平代表团张治中、劭力子，湖南的程潜等；起义的将领有吴奇伟、曾泽生、张轸。还有海军、空军的代表。有愿意为人民的艺术而服务的人物，如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还有护厂有功的工人、劳动英雄和在各解放区单位安排不下的，如晋察冀的戎冠秀。总之，在其他单位不好安排或安排不下，但又有代表性的人士大都安排在了特邀单位中。为此，特邀单位名额曾一再扩充，成为各单位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
       在名单协商与确定过程中，总体上是比较顺利的，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当时有些共产党员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对邀请原南京和谈代表团成员和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声称：“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党内反复进行政策教育，并向党外人士解释，指出：虽然他们原来属于反动阵营，但在和平谈判和起义中立了功，站到了人民一边，就应当不念旧恶，采取欢迎态度。经过此番教育和解释，这一问题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
       当时在各民主党派代表人选的提名与确定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据时任救国会代表的宋云彬在日记中记载，在推选救国会新政协代表过程中，“上海方面，王造时最热衷，曾召开会员大会，函电交驰，向衡老（即沈钧儒）力争，非请衡老提出他的名字不可。庞荩青聆衡老报告名单毕，大发牢骚，谓本人代表北方救国会，竟不得提名，殊不公平云云。”“衡老举一故事告荩青……言下之意，盖谓名单必经统战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得。然荩青面红耳赤，意殊不平，恐未能了解也。”结果王造时、庞荩青白争一番，皆未能被推选为新政协代表。对此，中共方面的解释是，由于各民主党派“组织散漫，内部极不团结”，“所有各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的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争吵。它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显然，中共的意见在各民主党派政协代表推选过程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此外，新政协代表人选亦曾出现个别的遗漏。例如，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有安排满族代表（在其他单位中有满族代表，如齐燕铭、罗常培等），名单公布后，北平有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曾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后来，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时作了弥补。
       综观新政协４６个单位、６６２名代表这一宏大阵容，的确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它“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军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各民族的代表。从阶级的成分来说，它有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说，它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１９２５年大革命以来的参加人物和领导人物；从代表的年龄来说，它有９２岁的老翁，也有２１岁的青年；从信仰来说，它有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科学家、文艺家、政治家，也有笃信宗教的基督信徒、佛教信徒、回教信徒；从居住的地域来说，它有远在天涯、冒险归来的海外侨领，也有僻处内地的苗、彝、黎、藏同胞。这些各类不同的人物，来自各种不同的地区，处着各种不同的环境，可是他们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情，很自由地、民主地、融融和和地、空前未有地团聚起来，也是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