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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上半年，我作为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到河北省抚宁县参加了正在全国开展的“四清”运动。40多年过去了，“四清”工作的一幕幕至今仍萦绕心头。
       40年后说“四清”
       “四清”是简而统而盲之，其所含全部内容是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亦称“新五反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我国于1963年初至1966年“文革”前开展的一场影响很大的政治运动，已写入了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四清”的提出，源于“阶级斗争”深化的论断。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在讲话中分析了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毛主席的号召发出后，全国各地立即响应。此间，河北省保定地区(当时地委书记是李悦农，他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罹难)结合社会主义教育最早开展了“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湖南省抓“阶级斗争”也积累了很多经验。1963年2月2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推荐了保定地区的做法和湖南的经验，并确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自此，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起来。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规定，城市“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统一简称为“四清”运动，“四清”’的内容也不囿于保定地区就经济清经济的“四清”，而改为政治含义更高的“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文革”风起而自动结束。
       对于这场“四清”运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作了这样的结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当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这个结论是客观而中肯的，我作为参加过一段时间“四清”的过来人，对此有切身的体会。但也毋庸讳言，“四清”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从“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命题说，“四清”是“文革”的“序幕”，“文革”是“四清”的继续和发展。
       工作队进驻赵庄村
       1964年我正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四年级。是年春节过后，我从老家蠡县返校上课。入学后，学校并未安。排上课，中文系开大会进行动员，要开赴抚宁县(当时抚宁县隶属唐山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继而分班、缉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谈感想，表决心。
       当时学习的文件主要是《前十条》和《后十条》。《前十条》即196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1)形势问题；(2)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3)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4)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5)依靠谁的伺题；(6)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7)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8)“四清”问题；(9)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10)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前十条》对我国当时刚刚好转的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认为“四清”运动的开展，是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后十条》即1963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同《前十条》一样，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在“左”，的错误上走得更选，提出在有的地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对运动的领导，也由原规定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队主要是当参谋、出主意，不能包办代替，改为“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还规定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开展揭发斗争。《二十三条》稍晚，是参加“四清”结束回校后才学习的。这三个文件，都是“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一个比一个“左”。特别是1965年1月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提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论点，成为此后“文化大革命”中把矛头指向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根据。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后虽在外地求学，但每年寒暑假必回乡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当年“困难时期”已度过，也不再以“瓜莱代”果腹，农民的心境也好起来，看不出农村有多么复杂的阶级斗争；村干部基本上也是凭工分分口粮，意识不到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通过学习文件，思想上很震惊，没想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如此严重，认为中央的部署及时而英明，自己在“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确实是落伍了。
       当年的大学生，完全是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提倡做“党的驯服工具”，没有任何杂念邪想，只要党说了，那一定是正确的；认识不上去，只能说明自己的思想有问题；对形势、对党的指示，若说三道四，定会打成“反动学生”而被劳教(当时我们中文系就处理了好几个这样的“反动学生”)。所以，在下乡前进行的学习中，同学们精神振奋，慷慨激昂，争先恐后地发言表态，表示要在“四清”第一线经受大风大浪的锻炼，接受党的考验，誓死为保卫社会主义江山而战。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中文系的师生整装出发。出发前，在校园主楼北侧举行誓师大舍。我代表四年级同学发言表态。发言稿要求简短，从不会写诗的我不知怎么心血来潮，竟然写了一首诗念起来。全诗虽然想不起来了，但有些句子至今还记得，如“党啊，您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大风大浪炼红心”、“刀山火海也敢闯”之类。在当时，这样的句子加上韵脚就是诗。大家严肃地听着，我是越念越来劲儿……直至上了奔车站的尢轿车，同学们才欢笑着议论开来。有个常发表诗作的同学笑着喊：“王德彰，你的诗写得不错啊！‘党啊，您指向哪里……’”话未说完，就引得同学们一阵哄笑。
       从天津乘火车到秦皇岛，在市政府招待所住一夜，第二天上午乘北去的小火车到杜庄车站(杜庄是公社所在地)。车到，那里早有五六位先期进驻赵庄的本县工作队员前来迎接。他们热情地接过我们中文系分到赵庄的4名同学，的行里卷儿，一路欢声笑语，没走多远就到了赵庄。到村后，村党支部早已给我们在贫下中农家腾好了房子。一时，“工作队又来了天津的4个大学生”的消息在全村不胫而走。
       “四清”工作的日日夜夜
       驻杜庄公社赵庄的“四清”工作队人强马壮，领队的是本县某区的一位王书记，队员除我们南开大学的4个学生(我，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省戏曲研究室当编辑；张合俊，毕业后留校，曾任中文系主任；李桂荣，毕业后留校，在外国留学生办公室任教；李瑞金，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外，还有本县的共青团、妇联干部和中学教师5人，总共10人。负责全公社“四清”工作的是县公安局局长，不常见，他有时来赵庄作作指示，要点“子弹”(下面再详述“要子弹”)，当时工作队里传说着他开展对敌斗争的许多传奇故事，人人敬佩。
       
       赵庄在秦皇岛北面，离市区不远。这个村不大，二百来户人家。大都是丘陵地，村里无任何副业(那时也不许有任何副业)，村民仅靠种地为生。这个村的民风朴实，待人热情，青年人很活跃，村里呈现着一种热气腾腾的景象，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4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与当年相识的一些青年人有联系，现在他们也都五六十岁了。
       我们在赵庄的时候，王光美正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搞“四清”，并催生出后来的“桃园经验”。当时我们并不知王光美在那里搞“四清”，只知桃园大队的“四清”搞得好，创造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不断地传到每个村的工作队，供学习借鉴。所以，当年“桃园大队”不仅在河北，而且在全国的知名度都很高。
       工作开始后，驻赵庄的10名“四清”工作队员分成5个小组，首先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摸清阶级状况，为组织阶级队伍做准备；继而开展“四清”，让社员(主要是贫下中农)对大、小队干部背对背地揭发；接着，工作队员合并成大组，对大、小队干部集中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四不清”干部逐个“洗热水澡”，贫下中农对之开展斗争；最后是进行组织建设。——这几步，说起来简单，而在实际工作中却很麻烦，我们在赵庄摘了4个多个月，也没有搞清楚。
       我和同班的李瑞金同学分为一个组，根据暗访来的贫下中农名单，偷偷摸摸地人户扎根串联，访贫问苦，有点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但访了许多户，开始戒备心都很大，什么都不说，经再三启发，也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有些贫下中农说某某队干部“多吃多占”，或某某有“生活作风”问题，但说得都比较笼统，难以查实。有一次工作队集中碰头时，谈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有少数队干部和社员“开小片荒”，即在一些闲置的丘陵地的边边沿沿，开出三分两分的荒地，自己种粮自己收。当时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开小片荒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工作队一一核查，查实后按应产粮的折款定为“贪污”。比如某人开了二分荒地，按每亩产粮400斤计，二分地即产粮80斤；每斤粮折款8分钱，1年即是贪污6．40元；小片荒开了几年再乘以几，即是总贪污数。至于有人开了小片荒是不是真种了粮；抑或种了粮是不是达到亩产400斤，不管那些，账就这么算。按这种算法，一一落实到人，但开小片荒的人没有一个承认打了那么多粮食。所以，直到“四清”结束时，这个问题也就有始无终，不了了之。
       说实在的，我们10名“四清”工作队员在赵庄风风火火折腾了几个月，什么大问题也没有抓出来，更看不出村里有什么“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同时由工作队进行的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也清不出多大问题。因那时生产队很穷，没有什么家底。清出的问题，不外乎是有少数人开小片荒，生产队干部作风不民主，不下地干活照拿工分等各村都有的，共性问题。抓不出大问题，上下都着急。所以，负责全公社“四清”工作的县公安局长有时来赵庄问我们“有什么子弹”，大家都说不出个一二三。公安局长要的“子弹”，是这么回事：即有的村群众背对背揭发出某个队干部的问题后，严格保密，直接告诉公安局长。公安局长即带着这个问题找某个队干部“攻心”，在攻心无果不主动交代问题时，公安局长突然把所掌握的问题甩出，即所谓“放子弹”。如果这个问题属实，一下子就打中了。有时子弹放得还挺准，所以许多人都称誉公安局长破案神奇。但有时揭发的问题并不准，“子弹”也就打不中。有一次公安局长来赵庄，他就很直率地对我们说，有个村给他提供的“子弹”不准，没打中，今后提供“子弹”一定要准确。
       在赵庄搞了两个多月的扎根串联、背对背地揭发，运动进行到阶级教育和“四不清”干部“洗热水澡”阶段。为把这个阶段的工作搞好，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几个公社的工作队、贫下中农骨干和所有大、小队干部，都集中到海阳公社(现海阳已划归秦皇岛市)。各村自带粮秣在海阳起火做饭，仅赵庄就浩浩荡荡去了几十号人。
       在这次集中进行阶级教育之前，公社就点名让一些有问题的大队干部在大会上作检查发言，赵庄点的是大队长老杨(名字忘记了)。杨队长的问题，主要是作风不民主、有时多吃多占、不干活有时也记工分，没有什么大事。我和他多次接触，并在他家吃过几次派饭，比较了解。他文化不高，人很实在，平时话儿也不多。因，为他的检查发育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赵庄“四清”成果，所以工作队很重视，遂确定由我替他写检查发言稿。我当时已是大四中文系学生，写篇文章，并不怵，但替别人写检查发言稿却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因为这类发言必须要有事实，要站在阶级斗争的高度挖思想根源，谈对“四清”的认识，对错误的认识述必须有深度。谈对“四清”的认识这好办，有许多现成的话儿，但老杨并没有多大问题，尤其是他想怎样剖析自己，我更不知就里，所以很为难。找老杨谈，他也说不出什么，只说“你就看着写吧。”我挖空心思，昼夜兼程，费了好大劲儿才完成了谜篇大作，也没人审查就交给了老杨。记得那天大会检查发言，老杨手捧稿子，不紧不慢、有板有眼、抑扬顿挫地照本宣科。声音也很洪亮，不像是检查，倒像一位级别不低的领导干部在作报告。他检查发言后，人们反映还不错。散会后，驻另外一个村的一位同学对我说：“听说你们大队长的检查发言是你写的，这哪是检查，他不是像作报告吗?”我说：“他本来就没有多大事，你说怎么写?”
       在海阳集中几天，生活很紧张，白天，晚上大都安排干部检查，贫下中农忆苦思甜。为深入进行阶级教育，有一天晚上组织大家看戏，是海阳文工团演出的歌剧《白毛女》。舞台上一律用实景，桌椅都是从各家借的，就连喜儿逃跑后藏身的苇丛，也都是真芦苇。扮演喜儿的那位女演员，体态虽稍胖，但扮相非常生活化，嗓音也很好。在“诉苦”一场演唱时，声泪俱下，泪水竟流了满面，相当感人，观众无不动情。这是我有生以来看过的所有京剧、歌剧、河北梆子《白毛女》最感人肺腑的一出，因为它不像在演戏，倒像把生活场面不加修饰地搬上舞台。
       与社员坚持“三同”
       在我国，几十年间干部下乡搞运动或开展某项工作，历来都是实行“三同”(即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作为20世纪60年代初的“四清”运动，自然也不会例外。
       这次我们在赵庄，一律住在贫下中农家。当时，谁家住了工作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一是证明自己是贫下中农，二是说明是依靠对象。我住的一家共两口人，其中一位30多岁伪青年，还未婚，人极老实，平时没有什么话儿，他和他的老母亲艰难度旧。这是一家真正的贫农，在村里人缘很好。不过这位青年人只顾下地干活儿，不问世事，对村干部情况基本不知，自然访贫问苦时他根本说不出什么。
       在“同吃”方面，这是我几十年间下乡参加过的历次运动(或工作)中最好的一次，吃得饱，也吃得好。我感觉，个中原因主要是这里民风淳朴，为人热情，不怕吃；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村从总体上看并不太贫困。我们人户吃派饭，两人一组，一天换一家(不惟贫下中农，中农亦可)，主食馒头、玉米面饼子皆有，管饱，每顿都有菜。尤其是一种叫“焖子”的食品，系由肉汤、肉末加团粉熬制而成，这是在筵席上都拿得出手的佳肴。可能是因为在正月里，派饭时差不多每家都有，至今令我念念不忘。还有一种主食叫大　子，就是把玉米粒碎成小颗粒煮熟，过凉水冷却后再捞出来吃。我有生以来从未吃过这样的玉米食品，感到很新鲜，吃着也很筋道，只是将本来很热的东西冷却后再吃，难以下咽。开始我不好意思说什么，等过了一段时间混熟了，开饭时我向老乡提出：“干嘛要把热东西弄凉了再吃?我吃不惯凉饭，能不能不过凉水了?”老乡一听笑了，说：“我们这里有个风俗，招待客人时大糙子才过水，你想吃热的，中！”自此以后，凡遇上吃大　子，我一定吃热的，别人照吃凉的。那时我26岁，饭量大，每顿都吃得很饱，比大学食堂强多了。每顿饭后，立马放下两毛钱和4两粮票，哪家也不推让。这是制度。
       劳动也没什么累活儿，因是开春不久，主要是到村东一片名叫“东山”的丘陵地搂石头，即是把地里的小石头块儿用铁耙子搂出来，以使播种无碍。我自小在家干农活儿，耕耩锄耪样样精通，“搂石头”这样的小活儿以前虽未干过，但干起来可谓小菜一碟。老乡们都说我“会干农活儿”。
       这个村的青年人思想很活跃，跟形势也跟得很紧。村里有团支部，经常组织写黑板报、唱歌、读报活动，与其他地方一些闭塞的山村不可同日而语。有一次团支部提出让工作队给村里的团员、青年讲团课。工作队一听，说这是好事，遂指定我来讲。我认真做了准备，从共青团的性质、权利和义务以及共青团员在工作、劳动中应发挥的作用等方面，写了个讲课稿，找个晚上时间就讲起来。但是，让谁听这次团课，工作队却颇费心思，因那时非常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所谓有问题的团员不能参加，不是贫下中农的青年积极分子也不能参加。按这个原则，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才确定下听课人员名单，让团支部通知到本人。讲课前，有几个青年人闻知名单上没自己，死活不干，找到工作队哭着要求参加，我们只好应允了。晚上在一农产家讲课，前来听课的青年人非常踊跃，炕上炕下都坐满了人，屋外还站着许多人。那天我是侃侃而谈，讲到兴奋处，丢开讲稿大讲刘胡兰、董存瑞……课后不少人说：讲得真好。
       “桃园经验”和一出戏的命运
       1964年5月上旬我们回校后，休整几天即复课。因几个月的“四清”工作在头脑中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就是复课后我也一直关注抚宁县“四清”运动的进展情况。我与几个青年人的信函往来不断，回忆那段难忘的日子。当年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就学习到了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中央的批示中说，“桃园经验”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值得在全国推广。……虽然那时没有公开讲这是王光美在桃园蹲点搞出的经验，但坊间谁也心知肚明，王光美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四清”，并化名“董朴”，公开身份是河北省公安厅秘书。据说毛泽东当年看了这个长达10万余言的讲稿很欣赏，亲自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因为我们也是在抚宁县搞“四清”，“四清”运动的那几个步骤，也与“桃园经验”上讲的大同小异，所以读到这个经验感到很亲切。
       “文革”中的形而上学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一个人如果站住了，他过去的一切就都是正确的；如果被打倒了，他过去的一切也就都成为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按照这种逻辑推演，因为刘少奇被打倒，王光美必然被打倒；王光美既然被打倒了，那么她那曾以中央文件转发全国的“桃园经验”一夜之间必然首当其冲成为“大毒草”；“桃园经验”既然是“大毒草”了，那么与“桃园”有关的事，自然也就都是错误的或反动的了。如此这般，就由“桃园”引发出一出戏的风波。
       说来还真有点戏剧性。当年王光美“四清”蹲点的桃园大队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桃园大队第二生产队从相距20公里的榆关公社某生产队买进一匹高大的“菊花青”马。这匹马虽然看上去膘肥体壮，但它是一匹病马，没多久便露了馅儿。卖马的生产队感到这样做损人利已，有失公德，便向对方提出退款，将马拉回。而桃园大队风格更高，不仅不肯退马，而且还派人拉着牲口支援对方春耕。后来，那匹马果真死了，卖马的生产队执意要退歉并另赔一匹马，而桃园大队坚决不收受……这样一件事，不用说当时，就是现在乃至今后也是值得颂扬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所以，当时《河北日报》、《人民月报》均对此作了报道，在全国影响很大。1966年初，山西省晋剧团根据这匹马的通讯，改编成一出大戏《三下桃园》，歌颂社会主义新风尚。晋剧我没看过，但1966年初我却在北京看过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上演的话剧《春风杨柳》，也是演的这件事，只是剧名不同。话剧比戏曲更生活化，至今印象很深。
       “文革”中传统戏一律被批为“封资修”，各剧种剧团必须演现代戏。因创演一出新戏很难，山西省晋剧团认为“文革”前夕排演的《三下桃园》主题积极，应继续上演，但为避王光美与“桃园”有关系之嫌，只将剧名改为《三上桃峰》，剧情未变。可他们犯了傻，王光美已经被揪出来了，这个时候怎么还能歌颂王光美蹲过点的村的事呢?这不是灯蛾扑火吗?他们的政治嗅觉太不敏感，不但在当地，继续上演，而且还拿到北京自投罗网。
       1974年1月23日至2月18日，国务院文化组在京举办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山西晋剧团的《三上桃峰》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去参加“调演”。这出戏在调演中一经上演，立即激起轩然大波，“四人帮”的亲信借此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上桃峰》事件”。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称《三上桃峰》是《三下桃园》的翻版，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是“要为刘少奇翻案”。3月30日于会泳在文化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中更进一步说，“《三山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并非无意，而是有人支持、有人批惟、精心策划出采的。”调演结束后，还专门将山西晋剧团留下，继续让他们演出以供全国批判。为批判而让演员演“毒草戏”，这也是旷世奇闻，所以演员们在演出中无法进入剧情，被逼得在舞台上哇哇大哭，直至戏无法演下去，因《三上桃峰》的事件发生地在河北，所以同年2月，省会石家庄专门召开批判《三上桃峰》的万人大会，随即在全省掀起了批判《三上桃峰》的高潮。
       这还不算完，批判的范围在逐步扩大。由于《三上桃峰》的内容与马有关，所以那个时期凡在新编剧目中出现牛。马、羊等动物的，一律被“挖掘”出来进行批判。如湖南花鼓戏《还牛》是根据196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通讯《两头风格牛》改编的，剧情也是歌颂新社会新风尚，本来与桃园八竿子打不着，却也成了《三上桃峰》的、“姊妹毒草”，大受批判。于会泳就说：“‘还牛’也好，‘送马’也好，都是为刘少奇、王光美歌功颂德的一类货色!”
       由“四清”而“桃园经验”，由“桃园经验”而“桃园”，由“桃园”而“送马”，由“送马”而“还牛”……一连串的株连，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这确实是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在共和国的重大事件。毋庸讳言，对这些批判，当年我都是亲自参加过的。当时有点不理解，“文革”结束后才彻底明白了。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