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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多次要求丁玲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丁玲都拒绝了；周扬对《桑干河上》的漠视，激怒了丁玲
       延安整风后，尽管丁玲写作上的“转向”后与周扬所追求的趋同一致，但是，作为一名作家而存在的丁玲，在内心深处对周扬仍然不肯认同。虽然表面上她与周扬保持了一种平和的同事关系，但在私下里，她对周扬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从披露出来的1948年前后丁玲的日记、信件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本拟转赴东北，但因交通阻隔而留在河北。1946年，周扬也离开延安到河北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并担任了这个革命根据地的宣传部长。1947年，丁玲写出了后来获得斯大林奖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这期间丁玲与周扬有很多接触，但她对周扬是很不以为然的。
       在6月19日的日记中，丁玲记叙了与周恩来副主席彻夜长谈的情况。关于文艺界及周扬，她“反映了一小部分意见上去”，其中有对周扬的种种不满，其意当然是不希望周扬仍挂帅文艺界。但是，周恩来却不为所动，认为“要全面地看人”，因而仍同意“文委由周扬暂兼”。周恩来的意见显然让她失望。
       尽管私下里如此，但在表面上，丁玲对周扬依然保持了一种热情。周扬一家在由延安赴张家口的途中，因马车翻车，周扬所疼爱的小儿子苏苏不幸遇难。这一不幸事件，使周扬万分悲痛。丁玲为了缓解周扬的悲痛情绪，还把周扬的女儿周密接到自己家中住，或者让自己的女儿住到周家，以为周家增添点欢乐气氛。
       从周扬这一方来说，由于他没有留下可资研究的日记或书信之类的材料，他对丁玲的看法也就无法描述。但是，从丁玲留下的日记或书信可以看出，当时周扬对丁玲对自己的成见似乎毫无觉察，或者说即使有所觉察也不以为然，仍是从革命工作出发来予以团结，多次要求丁玲出来工作。
       早在1946年，周扬到北平开展工作时，鉴于北平革命文艺工作的、需要，他致电晋察冀中央局，要求让丁玲到北平主编报纸副刊。但是，丁玲则以“愿意留在老根据地和农村的志愿和理由”，拒绝了这次邀请。
       1948年6月14日，周扬特意与丁玲谈话，很诚恳地希望丁玲留下来搞文委工作。此时，丁玲正在为到匈牙利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为此，周扬不仅给邓颖超而且给陆定一打电话，提议丁玲不出国。丁玲的确有些“动摇”了。
       16日，丁玲为此征求胡乔木的意见，胡则明确表示反对的意见：“他表示我不必去做文委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文委可另找人。定一也说不一定要去做文委工作。此地空气都是赞成我出国的。”由此，丁玲谢绝了周扬“心甚诚”的挽留，依然坚持出国。
       这一时期，周扬和丁玲发生意见分歧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太阳》)的看法问题。
       丁玲这部反映土地改革的作品，是1948年6月在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完稿的，当年曾任这所大学文学系主任的陈企霞，在怀念丁玲的《真诚坦白的心灵》一文中，谈到《太阳》写作和出版受阻事：
       一九四七年夏天，丁玲写完了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照理说，这样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当时是很需要的，但由于作品刺痛了某些人，他们便指责作品反映的是富农路线，致使作品在华北未能出版。
       陈企霞所讲的“作品刺痛了某些人”导致“在华北未能出版”，其实就是指的周扬对这本书的意见。
       周扬对这部书的意见是什么，从周扬这方面得不到答案。
       而在丁玲的日记中，则具体地记录了周扬对这部书的看法：周扬认为丁玲的长篇小说的“原则问题”就是彭真所讲的“‘地富’思想”，这是“政治”上的问题；第二是表现手法上的“老一套”。而周扬在当时的华北，主管宣传工作，他对作品的这两条意见，丁玲的书在华北出版就成了问题了。
       到了1948年6月底，丁玲要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启程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丁玲向胡乔木道别时，胡乔木对丁玲说：“你是个作家，该带着书出去。”《太阳》终于有了出版希望，胡乔木组织萧三与艾思奇突击审稿。稍后，胡乔木召来萧三和艾思奇借陪毛泽东散步的机会，在树林子里经过进一步讨论，形成了最后的意见：《太阳》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出版，并将意见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还赞扬了丁玲。
       7月17日，已抵达大连的丁玲得知了胡乔木对这部书的意见。8月13日，丁玲立即与光华书店主事人邵公文见面，正式商谈在该书店印发《太阳》有关事宜。邵公文与丁玲同在延安生活过，光华书店等于东北解放区的三联书店，受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加上又是有胡乔木等人对《太阳》的评定意见，邵公文二话不讲，抓紧安排，几乎是火速排印，实现了胡乔木的愿望，让丁玲带着她的新著长篇创作出国了。
       可是，为什么关于这部书的出版，又成为周扬和丁玲之间结怨的一个重要因素呢?想来原因有两条，一个是丁玲私布对这件事的看法，尤其是日记上记录的对周扬的意见。因为日记是真心的流露，而给胡乔木和周扬的信则是台面上的事情，所以，从丁玲日记上看，周扬的做法是大大地触怒了了她。二是后来周扬与丁玲矛盾的加深，使这一件事又被过分地渲染了。
       因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不同看法，丁玲对周扬的不满表面化了，周扬当然也是知道的。1949年，他们共同来到了北京，又同时成为文艺界的领导，历史上所留下来的种种，在慢慢的淤积中也趋于激烈化了。
       胡乔木对丁玲的倚重，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境况
       建国后，周扬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并兼中宜部文艺处处长，稍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丁玲担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并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1951年初，丁玲又接任周扬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
       据丁玲的自述，周扬挂帅文艺界，还是她在毛泽东面前推荐的：
       1949年6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主席在香山召见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饭。在谈话中，毛主席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
       当然，在建国之初的情况下，即使没有丁玲的推荐，周扬在文艺界挂帅似乎也顺理成章。周扬在延安时，即为毛所倚重；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实际上是以中共中央华北局为班底，周扬在进北京前，就担任这个大局的宣传部长。丁玲向毛的建议，一方面说明丁玲十分明了这个局势，另一方面也说明，尽管她对周扬有种种的不满，但对周扬当时在文艺界的威望和能力还是承认的。
       在建国最初的几年，虽然名义上说是周扬挂帅文艺界，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显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稳固。这里的原因，除了建国伊始各方面的机构还有待健全和各部门的分工管理工作尚未理顺的因素，以及周扬将大量的精力用在文化部的各项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任毛泽东秘书并担任中宜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文艺界的很多工作，事实上是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的。
       胡乔木当时除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外，还担任中宜部副部长兼秘书长。从后人的回忆来看，在当时，“中央宣传部在组织上有一个人们难以相信的现象：陆定一名义上还是部长，但是党中央派胡乔木以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名义主持中宣部工作。部长陆定一每次都出席胡乔木主持的产部长办公会议”，陆定一在部内的工作由胡乔木分配。”胡乔木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丁光远具体地谈到这一点时说，在解放初期的一次中宣部部务会议上，当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谈到北大和清华没有校长，希望中宣部派校长时，主持会议的胡乔木竟然当面问陆定一：你去担任校长怎么样?多年后于光远仍然感到不解：怎么副部长要给部长派工作?，秦川也同样遇到这样奇怪的事。在解放后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胡乔木主持会议，而陆定一则只作了一个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
       
       担任部长的陆定一对此也有比较深的感受。80年代他谈到这一情况时说：从来没有对我谈过，中宣部要由胡乔木主持工作。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经常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是如何如何说的，我只好听他的。看来，胡乔木的特殊身份大约就是这样形成的。
       当年在中宣部工作的秦川，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告诉我：乔木总拿“主席怎么说”，“主席伪意见是……”来压陆定一。后来习仲勋接任陆定一担任宣传部部长时，习仲勋的上任讲话，先是念稿子，念着念着，他说“不对，不对”，然后丢开稿子，自己讲起来。而习的这个就职讲话，是乔木给他拟定的。
       对于当时的文艺工作，情况也大致相似。胡乔木与丁玲的关系一直很好，无论在延安还是在河北。对此，丁玲对乔木一直是有好感的。1948年前后，丁玲在河北时，周扬愿意让她一起工作，但丁玲在征求乔木的意见时，乔木却明确表乐，丁玲”不必去做文委的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而在他主抓文艺界工作时，却任命丁玲为中宣都文艺处处长。丁玲放弃了创作，与胡乔术配合很好。当年文艺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1951年，文艺界进行整风，当时的领导人有胡乔木、周扬和任文艺处处长的丁玲，而丁玲则担任了“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的主任。据张光年回忆：“在文艺整风期间，乔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艺界整风，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
       其实，周扬当时的处境不仅是“无所作为”，而且面临离职的地步。
       周扬被批评为“政治上不开展”，丁玲领导文艺界整风力不从心
       文艺整风是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声浪中拉开序幕的。在整风开始之前，从1951年9月24日开始，中宣部召开了8次文艺干部座谈会，对文艺工作状况作了估计。中宣部呈交中共中央的报告认为，“文艺工作的领导，在进入城市后的主要错误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发生动摇，在某些方面甚至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篡夺了领导”。它的首要表现是“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放弃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对思想工作的严肃性”。文艺工作者中则普遍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和严重的自由主义风气。
       胡乔木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的讲话重复了上述看法，规定了文艺整风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改造“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规定了两类斗争对象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和向他们投降的党员文艺工作者。
       此时的周扬，虽然担任了文艺整风的领导工作，但其处境却十分尴尬。毛泽东之所以要对《武训传》进行批判，虽然理由可以说出几条，但他对文艺界的“思想混乱”不满，则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武训传》是上海拍的，虽然当时担负上悔文艺界领导工作的夏衍并不赞成拍摄，但是夏也不得不作检讨，这无疑使周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而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指责，周扬则必须承担责任。在文艺干部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文艺领导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周扬应对存在的问题负“主要责任”，丁玲也对周扬提出批评，周扬被迫作了“详细的自我批评”。在文艺整风动员大会上，周扬又公开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作为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同时，毛泽东给周扬“政治上不开展”的断语，直接危及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周扬下去土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另有资料显示，周扬可能被撤掉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之职。
       在下去土改前，10月9日，周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毛泽东为滁州专区文工团题字。信的结尾，周扬写道：
       我俟文艺干部整风学习告一段落后，即去中南区参加土改，……我争取下丹走成。心冲有许多话想和您谈，您什么时候有空，请电话叫我。
       毛泽东同意周扬的请求，要他在“动身参加土改的时候，可找一时间一谈”。想来，周扬的“许多话”中，向毛泽东检讨肯定是内容之一。所以张光年才有这样的回忆：
       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我问他，他多的没说，只是感慨地对我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我很不理解。
       周扬挨了批评后，大约在1951年的12月，便到湖南常德参加土改。第二年年初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开始的工作就由胡乔木来主持。
       虽然胡乔木很倚重丁玲，但以丁玲在文艺界的威望，要想领导这场运动显然力不从心。在周扬走后不久，丁玲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因为委屈而忍不住在“茅盾面前大骂周扬”一通：
       一天文协开会，会前舒群同志临时打电话说他不能主持会，因为周扬同志只要他，做文联秘书长，不是文协的秘书长，要我另外找人主持。我当时觉得舒群太不讲理，文协秘书长原就是他，而且早说定了的，文联文协秘书长都是他。他明知我的工作有困难，却来临时作难。我激动得很厉害，立刻放下电话，我到文协拟和舒群面谈，一上楼看见茅盾同志已在沙可夫同志屋子里，我压制着自己的激动，和茅盾同志招呼，这时舒群走来又向我说，你另外找人，我不是文协秘书长，会议主席我不能做。我的气又上来了，我就说他(说些什么我都忘了)，他冷静地看着我，仍旧坚持说不做，我一时失去克制自己的能力，大哭起来，便说了：“都是周扬，他现在土改去了，什么也不管，叫我来揩干屁股。”我说过后立刻意识到犯了错误，于是赶紧擦干了眼泪，自己下楼去主持会议。会后我很难受，写了一个检讨连夜送给乔木同志。乔木同志回信也说我不对，但认识是错误就算了。
       虽然丁玲说是“一时失去克制自己的能力”而骂周扬，但是，这一事件表明，在潜意识里，丁玲对周扬一肚子不满仍未消除。丁玲所讲述的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周扬同志决定《文艺报》上印上编委、主编名字，可是后来印出来了三个主编，我即向周扬同志汇报，问他怎么办，并且说三个人都负责也好，他们实际工作比我做得多。周扬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说这事做错了。他有过一点点不愉快的沉默，但随即同意了。
       这一件事，在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冤案时，成为丁玲拒绝党的领导的一条罪状。现在看来，这样的上纲上线确实太过头了。但是，毋庸讳言的是，丁玲对此事显然是“先斩后奏”：三个主编已经印出来了，周扬即使“有过一点点不愉快的沉默”，除了同意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这一桩桩小的事情，在具有作家性格的丁玲看来，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但在以组织纪律为重的周扬看来，事情就不少了。丁玲在文艺整风运动中的这些做法，则进一步加深了两人相互之间的成见。
       周扬命运出现转机，丁玲在毛泽东面前诉说对周扬的不满
       在文艺界处于无所作为的周扬，命运很快就出现了转机。就在周扬到湖南不久，就被毛泽东的电报召回了北京。
       事情的起因是，1952年初，文艺界要筹备召开第二次文代会。同以往一样，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很重视，要胡乔木主持筹备工作，但是，胡乔木取消文联的做法引起了毛的不满。
       这次突然的变故，改变了周扬在文艺界无所作为的局面。此后，胡乔木对文艺界过问得越来越少了。1952年4月，周扬又兼任中宣部副部长，直接走到了文艺界的前台。
       丁玲陷入了很尴尬和矛盾的局面。
       以前与胡乔木的配合，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现在，周扬回来主抓文艺界的事情，丁玲显然认为她难以与周扬来配合了。
       大约在此期问，丁玲有一次与毛泽东共进午餐的机会。
       
       自1942年延安整风后，丁玲与毛泽东显然失去了沟通的机会。一直到1948年，丁玲才在河北平山的东柏坡与毛泽东有一次路遇见面的机会。丁玲6月15日的日记对此事有记载：
       另外，太意外的是我刚要去西柏坡时，遇见对面有穿黄衣的人来，我仔细一望是毛主席。我不觉跳了过去，紧紧握住他的手。毛主席说：“好得很，几年不见你了!”他并且邀我和他一道散步去。……散步之后，他又邀我一道吃晚饭。我在他院子里树下坐谈时，他又说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他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并将我与鲁、郭、茅同列一等。我说我文章不好，成绩不及他们。
       丁玲与毛泽东的这次相见，后来为多人所知道，后来批判丁玲时所谓“挂像”事件的起源，大致是来自于这次谈话。
       这次谈话后，丁玲对毛泽东对她讲的历史是几十年的话，一直不是很明白。但是，如果联系到“党对你希望很大，信心不足”这句话来理解，也就不难明白了。这句话也是毛泽东与丁玲谈话中所说的(《丁玲全集》，第1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毛泽东的话，对丁玲有鼓励，当然也有鞭策，有批评。不过，丁玲可能记得更多的是鼓励，因而忽视了毛泽东批评的话。正因为如此，她也不可能感觉到，尽管这次谈话很欢畅，但已不复在延安整风以前的交往了。
       正因为丁玲感觉不到这一点，所以，这次她与毛泽东餐后并一起泛舟中南海时的闲聊，会引起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这次闲聊，或者是毛泽东征求丁玲对周扬的看法，或者说是丁玲将对周扬的不满向最高领袖倾诉以求得支持的“告状”。如同在西柏坡丁玲与周恩来谈话一样，这一次丁玲也是一股脑儿地说起了周扬的缺点。丁玲回忆说：
       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向我：“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呢!”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使对我说了：“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永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
       丁玲把问号留给她的听众，但答案却是不言自明的：在丁玲看来，周扬不管有多少长处，显然不适合担任党在文艺界领导人这一职务的。
       这里，丁玲的确是犯了一个错误。她仍然以为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只是像过去一样仅仅表述自己的看法而已，因而根本忽略了这样的因素：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复是那个当年与她随意交谈的人了；而此时周扬能在文艺界担纲同样是毛泽东的意见。因为“犯了尤其令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所以丁玲的话打在周扬身上，事实上，也打向了毛泽东。丁玲得到毛泽东的批评是必然的。
       当然，丁玲也从毛泽东对她的批评中得到了另一种答案：周扬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若说丁玲在稍后辞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职务是这个答案促成的，显然有些武断，但若说与这个答案无关也同样是武断的。
       不过，与丁玲的做法相反，周扬倒是很肯定丁玲在工作中的成绩。1951年12月8日，周扬在关于丁玲的一次谈话中说：“丁玲有很大的进步，这两年来工作很积极，接受新事物强，社会知识多，识大体，有分寸，工作努力。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
       可以看出，周扬对丁玲的念度却毫不在意，仍然想让丁玲配合他的工作。但是，丁玲却又涌起了回到作家本行的念头。1952年8月18日，丁玲在致周扬的信中表露了这一想法：
       我写这封信给你，有十分的热切的希望你答应我的请求!自从今年来，在我的思想中有许多苦闷。我实在希望我能创作，我要创作，我是一个搞创作的人，对创作有刻骨的相思。
       周扬是否同意丁玲的请求，限于材料，不得而知。但是，1952年10月，丁玲辞去了文艺处处长的职务，到东北疗养去了。
       丁玲从东北回来后，也并没有担任实质性的工作，后又去黄山。第二次文代会后，丁玲基本上长期在进行创作，行政上的工作几乎不做了。而在此期间，周扬在文艺界的舞台上尽情挥洒着自己的领导才能，并逐步确立了文艺界领导的威严的形象。而他与丁玲之间的关系，也基本上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不相干，直到1955年和1957年，在周扬，的主持下，丁玲成为“反党小集团”和文艺界的大右派。
       “欲与周扬试比高”的心态居然折磨了丁玲一辈子，也成为丁玲作为中国文坛最具悲剧色彩角色的因素之一
       从解放区走来的丁玲，既然瞧不起没有这种经历的作家，也就不屑于像他们一样，老老实实地满足于单纯地做一名作家，她同时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的文艺领导者，在文坛的领导席位上坐在靠前一点的位置。但是，当中共把她放在领导位置上让她如愿以偿时，她却远远不能像周扬一样挥洒自如，不擅长管理工作的特点使她连最起码的人事关系都难以处理。——1955年冤案的导火线，最先就是她所领导的两个部门——文学研究所和《文艺报》——点着的就可以说明问题。
       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丁玲那根植于心的“作家意识”也就冒出来了，“只要我有作品，有好作品，我就一切都不怕”的念头就会再一次地强烈涌现。这一念头一出现，她就又涌起复归到作家本位的念头。
       丁玲在延安的任职前面已经提过，从解放初期的情况也能看出这一点：她在中宜部文艺处处长的位置上一年，提出辞职；在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上两年，提出辞职；在《文艺报》主编的位置上两年，再度提出辞职。三次辞职的理由，除了身体的因素外，要集中精力进行创作是最重要原因。而她所具有的才华，也在这种任职——辞职的徘徊中，白白地被消磨掉了，而1957年反右后则彻底失去了创作的机会。
       新时期以来，丁玲又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怪圈：本不是一名政治家，也缺乏在宏观上把握形势的政治头脑，却偏偏要感情用事地对政治发表意见，结果常常搞得自己心绪不振；本不擅长组织工作，却偏偏去组织创办《中国》文学杂志，结果连杂志社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协调不好，那么大年纪了，还要一个个地给合作伙伴写信，那口气让人看了辛酸。至于去领导一家公司，则更不是她的所长，但她甚至还一度担任过巾帼艺术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内部矛盾重重，使得她不得不离开。晚年的丁玲，在总结一生时语出无奈地说：“回顾我这一生，有很多时候我应该坐下来写文章的。”等她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作家而卸掉所有职务要专心创作的时候，为时已晚了。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式的命运，不能不使人扼腕长叹。
       这一点，周扬与丁玲有本质上的区别。对周扬来说，他成为中共的一员之后，所从事的职业就是行政工作，除了“职业革命家”外，周扬从来不认为自己还应该成为理论家或其他的什么家。开国初期，他在文学研究所讲演时，曾幽默地说：外国要编名人大辞典，问我算什么“家”，我说我不是作家，也不是评论家，就算组织家吧。这一职业的选定，不管是像有的人所说的，是周扬在玩弄权术方面手段高明也罢，还是说他本身有能力也罢，反正都得承认，周扬至少是具备了这样的信念：这一辈子已经没有自我了，这一切都交给党了。党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周扬似乎并没有挑三拣四的动作。这样，周扬就有了陈明所说的、据传是毛泽东对周扬的评价：党正确了周扬也正确，党错了周扬也错了。
       由于认识不到这一本质上的区别，致使丁玲一直把周扬当成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受这种心理作祟的影响，丁玲一方面把“只要我有作品，有好作品，我就一切都不怕”在心中重复多遍，而尽管时光也给予她特别的恩赐——她放弃了行政工作，但她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从1952年10月彻底离职到1955年8月被打翻在地，丁玲有3年的时间来完成她的作品，但是，尽管她到颐和园、到大连、到黄山、到无锡等这些能够启发她的思维和给予抛却俗事的场所，但她依然没有完成那本心中酝酿已久的《在严寒的日子里》；而她在写作条件与后来天壤之别的解放战争期间的华北山沟里，却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说明什么?答案只能有一个：一会儿想从政，一会儿又想当作家的举棋不定，使她没有一种可以写作的心绪。
       作品写不出来，从政又不是自己的所长——即使有所长她也无法与已经奠定地位的周扬相抗衡，心中的苦闷就油然而生。既然从大的方面已与周扬无法类比，就只能在一些细节上满足自己争强好胜的心理。
       比方说，她与周扬一起到苏联去。陪同他们的翻译高莽为他们画像。这或许是为解除寂寞劳顿的旅途，消闲时光的一种方式，但丁玲愣从这里发现一种心理上感觉：她觉得高莽把周扬画得太好了。本来是生活中极小的一件事，让丁玲这样一“微言大义”，不免有些啼笑皆非了。
       还是这次旅行，苏联的著名作家爱伦堡请客，名单上没有周扬。周扬是否有“不自在”的感觉?没有材料显示，但反正在丁玲心日中，周扬就一定如此。
       还有一种更细小的事情，也是丁玲在意的对象：还是这次旅行，周扬和丁玲一起上街，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周扬就说像自己的女儿；看到不漂亮的，就说像丁玲的女儿。这种显然是朋友之间的玩笑之举，竟然使得丁玲“不高兴”了。
       这些故事，都是丁玲旅行回来讲给自己身边人听的。作为听众之一的张风珠的感觉是，这“说明她瞧不起周扬”，而且，“就这种极小的细节都在意，可见他们的矛盾太深了”。
       从这种心理出发，丁玲以及陈明——一直到今天陈明也是如此——一遍遍地重复这样的话：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意见，那是周扬嫉妒；而周扬在华北、在北京挽留丁玲一起工作，则是“不愿意让丁玲搞创作”，“因为丁玲搞创作，影响也会不一样”，其潜台词是，周扬害怕丁玲在国内外的影响超过他。因为有这样的判断，所以，陈明断言：丁玲的作品产生的影响一大，周扬心理上就会“可能的，也是很自然的”要产生不平衡和某种不安。而推而广之，周扬主持1955年、1957年对丁玲的批判，是因为周扬由嫉妒生恨，由恨而产生了灭掉丁玲的念头。
       读到这样的话，我根本不能相信这是出自于我所敬佩的作家丁玲口中，出自于也经过历次运动洗礼的老革命陈明的口中。这种坊间姑嫂吵架、邻里纠纷的小玩意儿，居然被视为一场影响全国的批判运动的因素之一，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
       从丁玲这方面来说，因为始终把周扬作为潜在的对手，她对周扬的防范之心无处不在，却是很多人都了解和体会到的。
       张凤珠本来是丁玲的秘书，当丁玲在周扬面前夸赞张时，周扬则随口说道：能不能让她到我这儿当秘书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丁玲就“敏感”起来了。她对张说：你不要到周扬那儿去，终究你在我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不但如此，丁玲还把张安排在不在作协院内办公的《新观察》。以常理来揣测，这种防范心理如果发生在周扬身上，则还有其合理性——张毕竟在丁玲那儿当过秘书，会不会把我这里的情况对丁玲说呢?但周扬竟然一点都不在意，还要帮丁玲解决秘书的工作问题。可见，他对丁玲就没有什么防范之心。
       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如果作为丁玲的私人感受藏在心里，别人自然不好评头论足，但是，要命的是丁玲又“是作家性格，有时说话随便”，这些东西她还要喋喋不休地说出来，让别人一起来分享，让别人来证明她一贯是瞧不起周扬，她是胜周扬一筹的。丁玲当然想不到，这样的证明除了自己得到些许虚幻的安慰之外，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倒给自己的部下提供了投掷给自己的“炮弹”。
       可是，丁玲至死也不明白这一点。她的思路总是在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上转悠，她所看重的仍是她与周扬之间的矛盾与争斗。她一直将1955年和1957年对她的批判，视为纯粹周扬个人的狭隘的报复心理所致。她从没有从这种局限中跳出来，因而她也根本不可能看到，在那个时代，正是自上——毛泽东——而下——各级各部门的负责人——构筑一个统一权威之日。而要构筑这样的统一权威的大厦，让一切不谐和的声音销声匿迹，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丁玲一直到死都盯着周扬的举动，使自己也被现象而裹住根本无法看到历史的本质。
       “欲与周扬试比高”的心态居然折磨了丁玲一辈子，也造就了丁玲作为中国文坛最具悲剧色彩的角色。一直到晚年，这种心态不但没有消弭反而愈老愈坚。1983年，周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因谈到“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惹得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不满，并进而引发了一场不叫运动的运动——清除精神污染，周扬也不得不作检讨。丁玲顿时感到形势好了。这就难怪王蒙要下这样的断语：“当她得对手XX(周扬——引者注)被证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从而使党的信赖易手的时候，她该是多么快乐呀。”这就难怪会出现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看到我根据零星的材料所描述的图像，不知读者的感受如何，反正我是非常郁闷，一种很无聊的感觉弥漫在胸。希腊神话中那个一直在与石头消磨时光的西西弗斯，竟然常常与丁玲的形象交互重叠在一起，盘踞在我脑海中久久不能离去。
       我为丁玲长歌当哭。(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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