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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初，日本加紧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中华民族到了紧急关头，全国各地要求一致抗日的呼声更加高涨。当时，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起的重要作用和真诚有所感悟，在民族矛盾急剧变化，的形势下，他于1937年3月，秘密与周恩来在杭州举行了国共两党的高级会晤。此后的6月4日和7月13号，周恩来两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其中颇费周折。周恩来争取了宋美龄、宋子文、张冲等人的支持，使蒋介石在与共产党商谈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上作出让步，并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由此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首访宋美龄和在杭州高级会晤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有所好转，采取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改编红军的和平方针。 1937年1月31日，蒋介石指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对红军“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在2月中旬的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根绝赤祸案》，要求“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释放政治犯……”态度冷淡。
       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感到贸然与蒋介石直接谈判，有破裂的可能。他采取迂回的办法，首先和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会晤，既可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还可“摸摸”蒋介石，的“底牌”。
       周恩来深知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力。与蒋介石相比，宋美龄更为现实和灵活，而且豁达、聪咀、大方、机智。事实证明，在国共两党谈判过程中，宋美龄一直关心和力促会谈圆满，共产党代表团的文件大多由她转呈蒋介石，谈判进展也由她转达蒋。后来国共两党谈判终于取得成功，可以说宋美龄功不可没。
       3月，周恩来由国民党代表张冲陪伴从西安来到上海，下榻在著名的新业饭店。他首先在“爱庐”别墅与宋美龄会晤。当时，宋美龄住在贾尔业爱路的寓所(今东平路9号)。这憧法式洋房是1927年宋美龄结婚时，宋子文买来送给妹妹作陪嫁的。楼前有一片约30亩的大花园，内有草坪、假山、小溪。蒋介石将此宅题为“爱庐”，并将“爱庐”二字刻在院内假山石头上面。
       因为在西安事变中为解救蒋介石，周、宋两人已有过合作，所以宋美龄对周恩来的造访表现出高兴和欢迎。周恩来把中共中央15项谈判条件的文件交给了宋美龄，请她转给蒋介石。宋美龄愉快地答应了，并微笑着说，你们俩在黄埔军校同事时，也合作过，彼此也算了解，商量问题应该不会太困难。周恩来也笑道，夫人说得对，我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外患当前，我们也相信蒋先生。
       接着，周恩来又到“隔壁”(现东平路11号)宋子文家中做客。西安事变后，在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等方面，宋子文对蒋介石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与周恩来也曾在“双十二”中“合作”，两人有谈话的基础。蒋鼎文参加了他们的会谈。宋子文还为周恩来在上海会晤东北抗日名将李杜等人提供了方便。
       3月16日至月底，周恩来和潘汉年来到杭州，下榻在昭庆寺旁的“柏庐”别墅，在西湖南面仙霞岭上的仙霞洞，直接与蒋介石见面会谈。这次莫干山下的相见，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10年后的首次会晤。
       在谈判中，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11条书面意见，同时阐述了6条口头声明。正是通过宋美龄、宋子文等人做好了一些有利的“铺垫”工作，加上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共产党有了“新认识”，所以对此次杭州面谈蒋介石的态度热忱、认真，还尽量表现出“领袖”的雅量，作了“向前看”的积极表态。
       蒋介石认为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的运动影响很好；中共只要“检讨过去”，坚持新政策，必能达到成功。
       他还说，由于国共分裂，导致10年内战，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及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蒋介石把国共分裂的原因归咎于鲍罗廷的过错。但蒋也承认他自己“过去亦有错误”，彼此都要检讨过去，他说，自己“现在已有转变”。
       在国共合作的具体提法上，蒋介石不同意说成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而要说，与他合作。他动容地说，希望这次要永远合作下去，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在会谈中，蒋介石还对周恩来说过多次，希望与中共商量一个永远合作的办法。
       周恩来对蒋介石提出两党永久合作以及拟定相应的办法表示高兴和赞同，当场回答说，拟定一个“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最好办法”。蒋介石则表示，此事越快越好。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蒋介石认为只是“小节”，当即作了回答。比如，中共可以到南京参加不久将召开的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边区是一个整体，不予分割……工作自己干，他不干涉；对边区的粮食接济等愿意设法解决，即使永久合作办法尚未肯定，也不再打内战。
       3月27日是宋美龄的生日，周恩来和潘汉年给宋美龄送去一束鲜花。宋美龄是位讲究礼尚往来的聪明女士，谈判快结束时，她主动到周恩来下榻处拜访，感谢周恩来、潘汉年在西安事变中对她的理解，和帮助，并恳切希望国共两党从此能真诚合作。
       杭州会谈后有些新气象，南京政府给红军每月36万元军费得到保障，5月底，南京还派出以徐思宗为团长的8人“中央考察团”到延安。中共与毛泽东对此事十分重视，鉴于徐思宗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副军长，派叶剑英和陈赓等到甘泉迎接考察团。考察团进延安时，延安军民在城南列队欢迎。
       5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亲自致词说：“今天的欢迎会有重大历史意义。卤为第一次大革命就是国共两党搞起来的，今天为了抵御日寇，两党团结一致，其作用和意义就更大了。”
       不久，南京政府和陕西省政府还派专员到陕北宋岩等地救济灾民，发放赈款。
       可以说，这时，国共合作大局己定。
       第一次庐山会谈未果
       6月4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携带《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和13个具体问题，与秦邦宪、林伯渠来到庐山。当时蒋介石和宋美龄住在美庐别墅，国共合作的庐山谈判就在这里开始。
       不过，今天主客虽为谈判对手，但10年前在黄埔军校时，一位是校长，一位是政治部主任，因此他们的见面，可说是旧友重逢。周恩来等3人跨过溪流潺潺的美龄桥，等候在美庐别墅门口的蒋介石，客气地上前握手，寒暄说：“哦，恩来，你们来了，好的，好的。”周恩来也微笑致意。宋美龄高兴地说：“‘双十二’时，有劳周先生和秦先生奔赴西安，与我们共商解决办法。周先生以大局为重，很令人钦佩。”周恩来笑了笨说：“‘西安事变’能得以和平解决，主要还是蒋先生的抗日诺言……”
       宋美龄端出一盘切好的西瓜走进会客厅说：“……来来来，尝尝江西的抚州西瓜……你看，沙瓤的，汁多，蜜甜……”说着，她拿起一块块西瓜分送给客人。
       周恩来接过西瓜意味深长地说：“我倒希望我们两党像这连在一起的瓜瓤……委员忙，你说呢?”
       蒋介石微笑地点头：“是这个道理。”
       宋美龄兴致勃勃地问：“周先生，周夫人身体近来好吧?牯岭凉爽，怎么不带夫人一起来庐山哪?我和她也好叙叙?”
       周恩来动作优雅地用餐巾擦了擦手，不失礼貌地回答：“我一定把蒋夫人的问候带到。我想，你们会有机会相聚叙谈的……”
       
       蒋介石夫妇准备了周恩来喜欢的几个小菜，一生不喝酒的蒋介石还破例叫侍卫官上了酒，表示客气。但是在周恩来坚持下，酒还是拿下去了。
       周恩来等人这次上庐山，被当年黄埔军校的教练部炮兵科长、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的陈诚，执意地安排在自己的别墅内(现在的门牌是庐山中二路268号)。他们在陈诚别墅中受到热情的招待，而且在安全方面也没出现半点纰漏。陈诚夫人谭祥是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恺的二女儿，她亲自下厨为周恩来等人做菜。谭祥虽然贵为千金，留学美国，但生活节俭、勤劳朴实，穿的是一般旗袍和布鞋，其平凡低调得到周恩来的赞赏。陈诚公务繁忙，但尽量和周恩来等同桌吃饭。交谈中，周恩来希望这位身居要职的老部下，能在国共和谈中发挥一定作用，而胨诚的确在蒋介石面前讲过“和为贵”的好话。
       8日至15日国共双方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地点就设在美庐二楼的会客厅里。谈判桌旁，一边坐着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和林伯渠，另一边坐着蒋介石、中宣部长邵力子、中执委委员张冲。
       谈判开始虽然客客气气，但一碰到实质性的问题，蒋介右的态度和在杭州会谈相比，发生了变化。在中共独立的问题上，他对自己在杭州的许诺有些反悔，不同意中共在《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建立民族同盟、实行党外合作，而提出要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国、共双方各派相同数量的干部参加，由蒋介石担任主席。这显然是要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入国民党中去，从而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对这样的方式，周恩来理所当然不同意，他说有关国’民革命同盟问题，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
       蒋介石还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留洋，另外，在边区政府改制、释放政治犯等问题上也都僵持不下。宋美龄、宋子文、张冲有些着急，在两边往返磋商，但谈判仍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宋美龄认为周恩来是中共最有理智、最理解人的领导，私下向蒋介石进言，要灵活机变，以达到双方礼让。
       在谈判中两党合作愿望的气氛一直很浓，大家都能心平气和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坦诚相见。对未能达成最后协议的，蒋介石说，双方都回去考虑再议。在会谈结束时，蒋介石托宋子文转告周恩来，他的“顾虑”有三：1．共产党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方恐惧；2．……首先取得全国信用； 3．共产党不要使蒋太为难，以便将来发展。
       第二次庐山会谈
       周恩来6月16日回到西安，18日回到延安，向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庐山谈判的情况。中共书记处专门组织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制定新的谈判方案。
       第一次庐山会谈虽然没达成最后协议，但国民党的态度还是积极的。6月26日，南京政府来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7月4日，周恩来和秦邦宪、林伯渠先到西安，就庐山谈判所提到的红军改编问题同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磋商。7月7日又飞抵上海，周恩来等探望了宋庆龄，并征求她对国共合作谈判等问题的意见。
       此时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事务繁杂，同时还在紧张地筹备针对日本侵华而商讨大计的“庐山谈话会”。
       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于7月13日到达庐山。 15号，周恩来在庐山图书馆将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17日下午，双方又回到美庐别墅的会客厅，开始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庐山会谈。宋美龄也为谈判成员之一。
       周恩来说：“今天我们能同委员长和邵力子、张冲先生再次坐在一起，心里很高兴。前天在图书馆我们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面交了委员长，想听听贵党的意见。听听委员长有什么高见?”
       蒋介石沉吟了一下说：“这个宣言，我看过了，这个宣言还是很好的。同我们的政策，也相差不了多少……恩来，我上午在谈话会上已明确地宣布了我们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点立场。对于抗战我的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定。”他的眼睛有种逼人的寒光。
       的确，7月17日上午，即庐山谈话会的第二天，蒋介石身穿戎装，胸前挂满勋章，在庐山图书馆，精神抖擞、声音高亢地发表了态度坚定的《抗战宣言》，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华民族裹着热血和生命的的抗日战争，正式打响。毛泽东指出：“这个《抗战宣言》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我们和全国同胞欢迎。”
       周恩来考虑了片刻说：“委员长今天的讲演，我们也赞同。既然对时局发表了态度明朗的讲话，我想，我们两党为了全面抗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能真诚地协商解决。”
       这话不软不硬，蒋介石望着周恩来只能点头：“好的，好的!”但他话锋一转：“贵党同意将延安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个很好。可是，7月14日，你们又宣布自行改编，这个不合理吧?”
       7月14日，中共中央鉴于七七事变的严峻形势，在14日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林彪等将领，立即以军为单位，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周恩来对此事作了一些说明之后道：“我党为了尽早奔赴抗日前线，准备迎击日寇，能说这不合理吗？今天上午，委员长就说过：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所以，我们就……”
       蒋介石有些不愉快。秦邦宪来个“摆事实、讲道理”，针锋相对地说：“委员长不是曾命令康泽，叫他快去通知周恩来赶快出兵，不要等候改编了，各级军政人员也都不派了。这些，委员长一定还是记得吧?”
       这席话一说，邵力子和张冲对视了一下。他们不得木佩服中共是谈判高手，而且，有理有据。蒋介右沉默后说：“我觉得，我们抗战是全国的大事，就需要举国一致，需要统一领导，服从指挥……”
       周恩来立即对应回答：“我们盼望两党合作，共同抗日。因此，上次庐山会谈后，我党重新拟定方案，并作了重大的让步。我前天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宗旨也很明确，是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我们还提出了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具体建议。这可以看出我党的诚意。”
       在关于红军的改编问题，双方又发生了争执。蒋介石说：“关于延安方面军队的改编，我想，政府颁布3个师的番号，12个团的编制。45000人。师以上设政训处，指挥军队。我们委派李秉中任政训处主任；委派刘伯龙、龚建勋、梁固3人分任3个师的参谋长……”听到这里，3位中共代表不约而同用目光交流了共同的感觉。周恩来一字一板对蒋介石说：“委员长，既然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那么就应该是一致的精神，同等的地位。在合作中，共产党必须保持其独立性和红军改编后的独立指挥权，必须设置独自的指挥部。否则，我党是不能接受的。”说着，他望了望对面的邵力子和张冲。
       邵力子想缓和一下有些紧张的气氛，口气温和地说：“周先生，延安的军队既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兄弟之见，政府委派军政人员也是合乎情理的。”
       蒋介石又说：“陕甘宁边区政府，仍由政府委派正职官长，副职由边区推荐，可由林先生担任。”
       这点周恩来当然不会答应。他说：“毛泽东、朱德出来任职，是理所当然的事。关于边区政府问题，我党愿意再作让步。陕甘宁边区立即进行民主选举。从宋子文、张继、于右任3位先生中，选择一位任边区长官正职，推荐林伯渠任副职……委员长，你看呢?”
       这个，我看丁淮汾任边区政府主席，或许要合适些嘛。”蒋介石这种看法，出于康泽的“进言”。康泽说，宋子文、张继、于右任虽然忠于国民党，但都容易感情用事，担心被“拉拢”误事，不如选立场坚定的丁淮汾出任边区政府主席。蒋介石听信了他的话。
       周恩来针锋相对提出：“如果贵党委派丁淮汾先生任边区长官，那么，我们则坚持林伯渠任边区主席。”
       在这个争执不下的问题上，宋美龄对蒋介石作了些开导、劝说，使他态度有所转变和软化，蒋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因当时公务繁忙，7月 20号周恩来决定谈判暂时中断，蒋介石为周恩来等设宴饯行时说：“恩来，有些遗留问题，不是太难解决，可到南京继续会谈。”
       21号，中共3位代表离开庐山时，邵力子和张冲一直送他们到下山路口……
       接着，蒋介石在改编问题上作了让步，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指挥，并关照发给给养。
       边区政府成立 《合作宣言》发表
       虽然庐山谈判中，像那里的气候有些“凉”，其实，双方的内心深处还是“炽热”的，南京政府方面亦如此。所以下山后，蒋介石的思想在宋美龄、宋子文等人士的热心“进言”后也如山下的气候在升温。
       8月1日，延安接到张冲发来的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即飞南京共商国事。中共中央经慎重研究之后，认为毛泽东不宜去。既然是开国防会就派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去。5日，周恩来、朱德到西安与在那里的叶剑英一起飞抵南京，参加了国防会议，并同冯玉祥、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会晤，交流感情。实际上，共产党在南京取得了合法活动的地位。
       蒋介石本人已无暇参加国共会谈。12日，国民党最高国防及党政联席会议推举蒋介石为海陆空军大元帅，行使最高统帅权，统一指挥全军和各个政党。从这天开始，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张冲、邵力子、康泽举行正式会谈，很快解决了庐山会谈的遗留问题，并讨论实施办法和具体细节。
       9月6号，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9月22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对中共宣言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抗日的必要，表明了他的抗日立场。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几个月的艰苦谈判取得圆满的成果，受到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欢迎。它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对此作了极高的评价：“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