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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０年代初，一位文艺界人士告诉我：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初，有人看望丁玲，发现她特别高兴。来人自然感到诧异。丁玲开始笑而不答，后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来人还是不解，她才神秘地说：“等着看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吧！”来人困惑不解而去。１１月６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答新华社记者的文章。该文实际上是周扬对他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的自我批评。那时，正是党内对周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论”猛烈批评之际，也是周扬在文艺界大权旁落之时，同时也是丁玲再一次为自己的历史问题结论向中央申诉、中央正在审理之际。
       就在１１月６日这一天，丁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的讲话——这显然是经过有关人士刻意安排的。讲话中，丁玲指责周扬领导下的文艺界存在着“散发着臭气，污染社会，毒害青少年”的“支流”。为此，丁玲郑重地向文艺界发出了“扫除邪气，整顿文坛”的号召。
       以“清除精神污染”为契机，丁玲与周扬以往的“历史碰撞”——此语是丁玲研究专家袁良骏提出的，再一次引起文坛的关注。
       丁玲与周扬本无多少交往，但因爱屋及乌，冯雪峰对周扬的看法深深地影响了她
       丁玲与周扬从来没有亲密合作过。他们的分歧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里不能不提到冯雪峰。冯雪峰早在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就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１９３２年，他将在上海寻求革命的周扬吸收进“左联”，并委以重任——“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但其后两人除了短时间的友好相处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严重对立的状态。１９３３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后，周扬继而成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领导人。１９３６年５月，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返回上海，在上海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因以前与周扬的对立关系，他没有找周扬，这引起了周扬等人的极大不满；其后因为“左联”的解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的不同看法，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张。
       而相比之下，冯雪峰和丁玲则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早在１９２７年，丁玲和同在北京的冯雪峰就相识了。尽管那时丁玲已与胡也频是夫妻关系，但她仍然对冯雪峰产生了超乎朋友关系的感情。她坦率地承认，冯雪峰是她“第一次爱过”的“男人”。之所以没有结合是因为在丁玲看来，冯雪峰缺乏胡也频一样的热情和勇气。不过，没有结合也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信任和感情的沟通，彼此的那份深深的牵挂甚至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由于与丁玲有这样的关系，冯雪峰对周扬的看法，客观上也影响了丁玲对周扬的看法。
       １９４２年４月初，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遭到了一些高级干部的批评。在心情郁闷之中，她写了一篇借题发挥的悼文：《风雨中忆肖红》。文中写道：
       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
       袁良骏据此分析说：“这段话，明褒雪峰，暗贬周扬，明眼人一看便知。”
       除了为学者所说的这一原因外，周扬和丁玲在３０年代的“历史碰撞”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周扬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丁玲是一个革命作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上留下了痕迹
       丁玲尽管在２０年代末就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与当时的中共党员冯雪峰、瞿秋白等人有很深的交往，但是，丁玲并未想到加入中共组织。“直到‘一·二八’之后，我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在此之前，丁玲大致还是以一个作家的面目出现的。１９３２年成为党的一员之后，丁玲担任了很短时间的“左联”党团书记，随即被自己的丈夫冯达出卖，被国民党逮捕。直到１９３６年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陕北。
       比丁玲小４岁的周扬，１９２５年秋季考入上海南方大学，１９２６年又转入大夏大学。在大学时期，周扬非常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名言，使周扬受到鼓舞。在扫荡了“脑筋”中的“传统、权威”的同时，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于１９２７年加入共产党。
       １９３１年底，周扬加入“左联”领导下的“剧联”，随后又转入“左联”，在冯雪峰的安排下，担任了“左联”《文学月报》的主编。而在丁玲被捕后的１９３３年５月，周扬则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
       从时间上来推算，这一段时间，周扬与丁玲应该有所接触。但是，不管在丁玲留下的完整的回忆录中，还是周扬所留下的零零散散的回忆中，我们都看不到一丁点儿双方交往接触的记载。这或许说明，写小说的丁玲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周扬本身就没有沟通。
       周扬是首先作为一个革命者而进入中共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他所做的一切，首先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丁玲在革命队伍当中则首先是一个作家，作家所拥有的创作的欲望，使她所能想到的首先是用自己的作品来为革命服务而不是放弃这种欲望来做职业的革命工作。用美国学者夏志清的话来讲是：“丁玲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而周扬恰恰是一个被同时代人称之为的狂热的宣传家。这一点，从他们各自所走过的历史轨迹来看，是十分清晰的。而且，也对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有着深深的影响，并进而会发生“历史的碰撞”。
       周扬坦言：延安有两派：以我为首的“鲁艺”派，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
       丁玲是在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１９３６年，丁玲初到保安，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她的到来，给予了极高的礼遇。毛泽东不但在“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而且称赞她是“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样的礼遇也超过后来任何一位来到延安的文艺界人士，包括周扬。
       从丁玲的回忆中我们知道，丁玲与毛泽东私交甚好，在毛面前可以无拘无束放谈阔论，她曾是极个别不必相约、通报便闯到毛的住处拜访的人之一。当时毛泽东亲自过问丁玲工作的安排，她想要到军队，毛就亲自写委任状让她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其后，丁玲又调换了多个岗位。到１９４２年３月离开《解放日报》。此后，丁玲除了有“文协”（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和“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副主任的职位之外，基本上是以作家的面目出现，写下了一系列杂文和小说。
       周扬是在１９３７年９月来到延安的。周扬到延安的初期，不但没有丁玲那样风光，而且他还要就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向毛泽东作出解释和自我批评。他首先在中宣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也许连职务都没有。但是，时间不长，随着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交往与接触的加深，他所拥有的组织才能和理论素养也被党中央所看重，并被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以周扬的年龄而言（不到３０岁），以其初次来到中央工作的资历而言，说这项任命是中央对他“委以重任”，是没有夸大成分的。
       与丁玲相似的是，周扬也与毛泽东有着很深的私交。周扬后来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我到延安后，认识了毛主席，此后经过整风到解放之后，我写的文章基本上毛主席都看过、修改过。这不是工作上必须要审查的，而是由于个人的关系，也是一个领袖对工作人员的关系，我很怀念。
       当然，周扬所回忆的只是与毛泽东交往的一个侧面。从中至少透露出两个事实：一、与丁玲回忆中喋喋不休地唠叨与毛的私人交往相比，周扬所看重的是与毛泽东志趣上的一致而不是纯粹的私人交往；二、周扬之所以要把自己的文章送经毛泽东“看过”或“修改”，是组织上的观念：尽管不是“必须要审查的”，但周扬仍认为，经毛看过后修改的文章，才能体现党的文艺政策。
       １９３８年４月，在发起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名单里，在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之后，周扬也名列其中。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周扬担任副院长。从现今披露的史实来看，毛泽东对鲁艺非常重视，他委派周扬担任副院长（吴玉章为院长）并兼任院党团书记也可看出，他对周扬是多么重视。
       这两位同样为毛泽东所倚重的人物，因前边所提到的不同价值取向，再一次开始了“历史的碰撞”。
       １９７８年春天，周扬在接受赵浩生的访谈时，谈到了在延安与丁玲的分歧问题：
       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对此，当１９７９年丁玲勉强以党员的身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时，即在一个有周扬在场——此时周扬已经回到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上来——的会议上，即对周扬的这种说法公开提出驳斥：
       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为头子，还有艾青。事实上，当时我恰恰不在“文抗”。“文抗”有七个负责人，他们是萧军、舒群、罗烽、白朗、艾青、于黑丁、刘白羽，他们七个人轮流主持，没有我。
       周扬的讲话，是从思想上归“派”——即“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而丁玲则回避了思想问题而从组织上归“派”，因而强调的是“宗派”问题。至于当年在延安是否有周扬所说的有“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之争的问题，丁玲则巧妙地回避了。
       １９８２年，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的回忆录中，则对此完全否认：
       为了准备这次会，毛主席分别找了很多人谈话，我也是被找去的一个。这次毛主席和我谈话内容只是有关批评的问题。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交谈中是不是谈到了后来为一些人所宣扬“写光明”与“写黑暗”，或“歌颂光明派”与“暴露黑暗派”的问题，我不知道。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
       事实上，丁玲是完全知道当年对这个问题是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的。这有她在１９４２年６月写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的文章为证。
       这篇文章是丁玲在学习了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发表的感想。她不但提到了“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争论的例子，而且把这种争论提高到“立场与方法”的高度来认识。
       在丁玲去世、周扬也去世后的１９９３年，丁玲的丈夫陈明又在《丁玲在延安》为题的文章中，对周扬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丁玲“不是主张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有意思的是，陈明并没有对周扬所说的延安存在“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之争予以否认。
       如此说来，抛开丁玲是不是“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不论，周扬所言的延安存在这两个派别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丁玲与周扬对延安的不同的视角
       以作家面目出现的丁玲，和以中共在文艺界的领导人面目出现的周扬，对延安的视角迥然不同。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２３日，丁玲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我们需要杂文》。这其实也是一篇杂文，丁玲以杂文呼吁杂文，这本身就是一个号召。在发出这一号召的前后，丁玲身体力行，写出了一系列杂文：《真》（１９４０年４月）、《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１９４１年２月）、《战斗是享受》、《反与正》、《材料》、《讽刺》、《“三八节”有感》、《〈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干部衣服》等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丁玲写出了这么多的杂文，这说明她的确是有意为之的。
       丁玲究竟为什么在延安期间如此热衷于杂文？《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似乎就应该是现成的答案：
       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生活，伟大的建设。
       以当时丁玲的身份和威望，她的号召也的确产生了影响。在此期间，延安一些文艺家，尤其是聚集在“文抗”的一些作家，陆续发表了一些杂文。丁玲主张为了真理而敢于说话，不怕一切。艾青指出作家不是百灵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罗烽也认为在“光明的边区”，同样有“黑暗”、“脓疮”、“黑白莫辨的云雾”。王实味以更激烈的态度表明看法：“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客观地说，在上述杂文中所论述的“歌颂”与“暴露”问题，都在陈述自己的意见时注意了问题的两面性。丁玲也是承认“进步”、“民主”在先，说明她并不否认那些对这种“进步”、“民主”的赞扬。罗烽既然已经承认“光明的边区”，其用意也就只是希望通过批评使得边区更光明。王实味将描写黑暗看得特别重要，那是在他看来，“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王实味也是为了追求光明而主张暴露黑暗的。
       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的语境下，显然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如果放在当时延安的历史场景下，放在当年毛泽东所倡导的语境之中，我们恰恰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仔细阅读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多篇都体现曲折的写法，并且其“曲”中所“隐”的东西在延安的语境中显得十分不协调、不入时、不合流。《真》文先是用许多笔墨强调对“没有民生保障，民主自由的地区”（非解放区）的抗日宣传要实事求是，结尾处笔锋突然一转，尖锐地指出：主题、典型都好的作品，也有可能“不是真的东西，不是人人心中所有的东西”，“粉饰和欺骗只能令人反感”。在《干部衣服》一文中，丁玲以典型的杂文方式对延安的等级观念提出批评：“有人告诉我在延安骑马的重要，因为这不只是代步的问题。”再如《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一文则直接提出“到大众里去”和“群众化”不能“取媚群众”。丁玲在文中很小心地回避了究竟是谁要避免“取媚群众”，而代之以含糊的“我们”。但熟悉延安时期语境的人都明白，和“群众化”对应的只能是那些当时被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在那时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最重要的提倡话语，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农兵群众的改造。丁玲倡导知识分子不能“取媚群众”，要做群众的“师长”和“依赖的人”，这和毛泽东所倡导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位置是相左的。
       《“三八节”有感》这篇杂文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写作的一系列杂文中最尖锐的一篇。尽管对《“三八节“有感》，丁玲在晚年不仅一再把它解释为普通的、正常的批评活动，甚至轻描淡写地说“那时主要批评它攻击了领导，诬蔑了边区。其实我说的只是一个妇女问题，只不过是离婚再结婚嘛，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当年延安的语境下，却完全不像丁玲所说的那样简单。
       如果考虑到有类似言说行为的知识分子，在延安不只丁玲一个这一事实，丁玲等人的观点深深刺激了毛泽东等高层领导，并受到了普遍的责疑，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而多年后周扬还是以“歌颂”与“暴露”派作为“鲁艺”和“文抗”的评判标准，并把丁玲作为“暴露黑暗”的头头来看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进一步地说，毛泽东在１９４２年发动整风运动之际，还特别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也确实不是偶然的。
       与丁玲不同的是，周扬一贯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尤其到了延安以后，他坚持创作内容以“歌颂”为主，这与毛泽东对文学的作用的看法是相一致的——这也是毛泽东倚重周扬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他所领导下的鲁艺。
       毛泽东在为座谈会上的发言做准备而广泛征求作家的意见时，对应邀前来的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人说：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教育还没有受够。毛泽东还分析了为什么会有“暴露黑暗”的问题。他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这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鲁艺”当然是“歌颂光明”派了，这个“派”的头子自然就是周扬了。
       毛泽东虽然承认歌颂和暴露同样重要，却体现了强烈的倾向性
       毛泽东是政治家，但同时也是文人。作为一个文人，毛泽东很注意与文艺工作者的联络，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像中国文艺家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艺、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等，都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支持下成立与开展工作的。同时，毛泽东对来到延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都给予应有的尊重。在现今留下的回忆录中，曾经在延安的不少作家和诗人或艺术家，大都津津乐道地谈起过与领袖交往的一些细节，其中所弥漫的温馨与感怀之情是让他们铭记一辈子的。当然，这些回忆录中也提到了毛泽东的另一面，那就是，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更关注的是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队伍中的作用，更注意的是文艺的政治功能而不是纯粹的私人交往。
       在毛泽东看来，尽管经过成百上千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有了蓬勃发展，文艺作为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的政治功能，已在各根据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挥，但是，在欣欣向荣的背后所存在着的诸如“歌颂”与“暴露”的问题的纷争，同样值得引起高度的警惕。
       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２日，延安的党务广播中播发了《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延安整风前文艺界存在的问题：
       如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如对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如对写光明写黑暗问题，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
       这些问题中，关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等问题，可以说是主要的问题。正是从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出发，毛泽东才觉得整风在文艺界进行是极为必要的。
       正因为如此，在１９４２年４月前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文艺界的关注也多了起来。在４月２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把“王实味、丁玲的形式”作为需要反对的三种不好的形式之一提出来；在４月１７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建议，对“文协”的丁玲、萧军等，采用个别谈话最好。
       由此可见，尽管丁玲、陈明对周扬关于“歌颂”与“暴露”两派的说法加以否认，但是，在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眼中，这两派在延安存在则是不争的事实。而从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提到王实味、丁玲、萧军以及“文协”的问题来看，周扬所谓的“暴露”派丁玲为首的话，则大致是有所本的。另外，尽管丁玲以信誓旦旦的口气说“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但是，从毛泽东在稍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特意将这一问题提出来看，当时“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的确是不容讳言的事实。这也反证周扬的话所言不虚。
       毛泽东是这样论述歌颂与暴露的：
       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那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
       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似乎是综合了周扬与丁玲等人的观点，承认歌颂与暴露同样重要。从实质上看，毛泽东又体现了强烈倾向，他论述的着重点是在歌颂方面。如果结合《讲话》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整体语境来理解，人们不难感到毛泽东实际上是要求作家们放下知识分子架子，去歌颂人民，歌颂政权，在歌颂方面应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歌颂与暴露的另两处说明就充分透露了这种意图。其一，他明确划定了写缺点，写反面人物的界标：“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的一半对一半。”因为“一半对一半”的描写，会使得敌我力量显得势均力敌，不利于鼓舞人民的斗志，会使工作中的缺点显得过分而不利于歌颂人民，故在其反对之列。其二，他强调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这种“非此即彼”式的划分方式表明，作家在歌颂与暴露的立场问题上，任何的游离都是不允许的。对此学者林贤治有着精辟的分析：
       一部《讲话》，把文学从发生到接受的全部过程纳入一个政治军事阐释系统。在那里，作家是一支军队，文学描写和新闻记者的对象一样被分为“人民”和“敌人”互相对立的双方，于是“歌颂”和“暴露”也就成了“拥护”和“反对”的同义语了。
       对丁玲回忆录中一条材料的辩证：４月初，毛泽东不可能说出“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在延安整风开始后，丁玲担任“文抗”的整风委员会主任，而周扬则在鲁艺担当了这一职务。但是，与周扬在整风中的处境不同的是，丁玲则处于检讨过关的位置。
       在丁玲关于这一段的回忆录中，对自己在整风中的处境语焉不详，偶有涉及，其重点往往在毛泽东怎样保护了她，在她和王实味之间作了怎样的区分等等。这样的回忆，一方面让读者难以了解当时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由于掩饰的成分较多，其回忆中不免存在一些错讹，需要进行认真辩证才能搞清楚真相。
       这里，我简要地就在４月初毛泽东是否真的说了“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的话作一说明。
       丁玲说，自己在整风中受到批评的只有《“三八节”有感》一文。受到了怎样的批评呢？丁玲回忆说：
       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４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学习整风。这次会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第二个发言是贺龙同志。……最后，毛泽东作总结，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丁玲的丈夫陈明补充说：《“三八节”有感》当年受到最严厉的批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面对面的也仅仅是这次会。
       丁玲的很多研究者，都把丁玲这段回忆中毛的话，说成是毛把王实味和丁玲是区别对待的，其意无非在说，毛对这两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而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就目前材料这是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最早提出的一次”（陈晋：《文人毛泽东》，第２２１页）。
       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在４月初，毛泽东是不可能说出“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的话的。
       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泽东是主张让群众“大鸣大放”的。这样，很快引出来几个热衷于冷嘲热讽的墙报。由此又引出来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第四版上一些尖锐批评老干部弃旧娶新、生活待遇搞等级制等问题的杂文，诸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三八节”有感》等等，矛头所向，大都也是冲着各级领导和老干部的。这虽然多少符合毛泽东的初衷，却不免在一些领导人当中，包括在一些军队领导人当中造成了很大反感。
       这种情况虽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也亲自出面在各种场合批评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和在批评中冷嘲热讽的态度，并同意由党性较强的艾思奇领导《解放日报》第四版，但是，毛泽东最初仍然认为这种“大鸣大放”是正确的斗争形式。即使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他也并没有看得多么严重。在此期间，他还让他的秘书胡乔木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这说明毛对王实味等人的作用是看重的，要其注意提意见的立场和方法，不要走偏，颇有爱护保护之意。
       ４月２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提出，王实味、丁玲两人文章风气不正，并且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主张对青年要注意引导，提倡积极的批评，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对此，领导人之间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暴露暴露有好处，只有乱起来，才便于有目标地开展斗争和教育新干部；另一些人则认为放得太过，搞不好会出现莫斯科当年清党斗争的情况，为托派所利用，闹成分裂，难以收场。即使在这时，毛泽东的态度也仍然明显趋中。他一面强调不能放任自流，肯定新干部发生毛病是必然的；一面仍主张要“放”，强调对工作人员的不平之气，要让他们发泄，肯定各单位墙报的积极作用，相信除个别坏分子外，大多数都是好的，不是反领导的，只要领导得好，先纵后收，揭露问题，不会闹出大乱子的。
       会后，中宣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它一面肯定墙报的作用，提倡讨论；一面要求各机关领导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引导讨论方向。很明显，毛泽东相信，这种办法有利于对领导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有利于揭露问题。
       ４月上旬，在听到中央研究院领导人对院内墙报的一些激烈批评意见之后，毛泽东专门去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看过墙报。但直至５月底，毛泽东仍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５月２８日，毛泽东在高级学习组作报告时，明确告诉党的高级干部，你们所说到的“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那些同志根本都是革命的，都是在外面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许多，时间还很长，现在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可以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
       当然，毛泽东这时也不能不承认王实味确实比较过分一些，称“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但也仅此而已。毛泽东这时即使在政治局内部也不过就是把王实味称做“落后分子”罢了，不仅还是称其为“同志”，而且特别提醒政治局同仁，不要轻易对过分批评者上纲上线，强调落后的不都是反革命，甚至提出“要争取落后分子”。这也就是说，一直到５月下旬，毛泽东还多少认为，不能因为王实味的问题严重些，就把他推到反革命一边去，更不可能产生“托派”的想法。
       从５月底开始，到６月上旬，中央研究院正式召开批判王实味的大会。结果，王实味早已向组织交代过的过去曾与“托派”分子密切往来的历史，被当做新问题“揭发”出来，其问题的性质立即转变。６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并形成决议，一致认定：王实味在政治上是敌人。第二天，即６月１９日，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才明确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他同时指出，现在看来，王实味的有系统不是偶然的，这个人多半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抓住时机，利用矛盾，进行托派活动，向党进攻。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可能在４月初就认为“王实味是托派”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