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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这标志着东方华夷体系的崩溃和西方条约体系的取而代之，中国外交也迈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第一步。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这样的第一步，才出现了中国外交上的奇人奇事：美国人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按当时的称谓应是大清国——出使外国。美国人蒲安臣带领的中国使团是晚清王朝按照西方的外交方式，向西方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条约体系逐步取代华夷体系的产物，它具体地反映了中国外交在历史性转折时期所充满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它表明清政府已向国际社会与西方式外交迈出了第一步，这在近代中国外交演进中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蒲安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奇人呢？他到底是为了骗取中国的权益，还是为中国谋取权益呢？
       一个对中国主张合作、反对用武的美国人
       蒲安臣，１８２０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波士顿市一个拓荒者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而热心的基督教徒，常常放下自家农场的活，参加教会活动，并四处布道。在父亲的熏陶下，少年时的蒲安臣是一个志向远大、心地善良、彬彬有礼的孩子。以后随父母移居密执安州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２２岁时进入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１８４６年毕业后在波士顿当律师。由于家庭的影响和自身的经历，使他具有美国拓荒者的进取精神和追求平等的个性，这种个性直接影响着他的政治活动。
       １８４８年，蒲安臣进入政界，这时正值美国废奴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蒲安臣积极投身这场运动，他反对向南方种植园主妥协的《密苏里妥协案》，并经常与旨在反对奴隶制的“自由土壤党”的成员讨论有关废奴问题。他帮助前总统、自由土壤党的候选人马丁·范布伦竞选总统，但失败了。这些政治活动使得他声誉鹊起。１８５５年，他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员，并很快成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议员。
       林肯就任总统后，对蒲安臣委以重任。１８６１年春，林肯派蒲安臣为驻奥地利公使，奥地利政府却以蒲安臣同情匈牙利革命、支持撒丁尼亚独立为借口加以拒绝。蒲安臣在赴奥途中，行至巴黎时得此消息，在进退维谷之际，正好中国政府已允许列强派遣驻北京使节，林肯总统于是改派蒲安臣为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喜出望外，风尘仆仆地自巴黎启程赴北京。１８６１年底到达广州，１８６２年７月来到北京。
       蒲安臣的经历表明他比较富有正义感、具有同情被压迫人民的朴素思想感情。所以他到中国任职后，推行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清政府利益的“合作政策”。这一政策的缘起是这样的：１８６２年２月，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根据美国在东亚的外交传统，命令蒲安臣在对待中国一切重大问题上，尽量与英、法等国“协商与合作”。西华德说：“美国的在华利益，按我的理解，是和我所提到的两个国家（指英国和法国）一致的。无疑，英、法公使已按促进所有西方国家利益的态度行事。国务院指示你，要与他们协商与合作，除非有充足理由，个别情况可不与他们联系。”训令已明确指出“协调与合作”的原因是英、法的对华政策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有利，为了美国的对华利益，美国仍然可沿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追随英国而从中渔利的外交政策。
       蒲安臣把这一训令加以推广，使“协商与合作”成为西方共同的对华政策。作为美国政府在中国的代言人，蒲安臣同西华德一样，自然要竭力维护美国在华利益。但蒲安臣在实施“合作政策”的过程中，扩大其内涵，将“与西方列强合作”扩充为“既与西方列强合作，也与清政府合作”。蒲安臣的“合作政策”虽然顾及到清政府的利益，但主要还是考虑本国利益。对于实施“合作政策”的目的，亦即“合作政策”的实质，蒲安臣自己讲得很清楚，那就是“理想和利益”并重。
       所谓“理想”，就是他认为美国人在生理及文化上都优于中国人。基于理想主义的精神，美国人有必要来保护落后的中国人免受其他列强的凌辱和侵略；同时，美国人也有义务用西方的物质文明及基督教义耐心地帮助中国人，以引导他们走向文明的西方世界。蒲安臣这种视自己为中国的保护人及引路人的看法，未免有点像普度众生的救世主，但毕竟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尊重中国主权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清政府能够接受这个政策。所谓“利益”，就是为美国政府在华谋取各种特权。下面，就来看看蒲安臣实施“合作政策”的具体情况。
       事件之一是美国双桅纵帆船“谢尔曼将军”号于１８６６年在朝鲜口岸失事，船上所有的人员都被当地居民杀死。当蒲安臣向总理衙门询问“谢尔曼将军”号事件时，中国官员否认他们对朝鲜的行为负有责任。于是蒲安臣写信给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贝尔，建议他派一艘军舰到朝鲜去调查此事，然后向华盛顿汇报并请求指示。蒲安臣建议贝尔跟华盛顿商量，意图是防止他采取鲁莽行为。后来，他用官方和私人的形式写信给西华德，请求允许他去朝鲜，因为他担心“不仅法国会威胁朝鲜，而且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也会因‘谢尔曼将军’号事件采取报复行为。”蒲安臣的朝鲜之行虽然未能实现，但他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方式，表明他同样是本着“合作政策”办事的。因为当时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蒲安臣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事件之二是美国商船“幸运之星”号１８６３年到达中国沿岸，岸上的人哄抢了这艘船。船主纳尔逊要向清政府索赔经济损失，蒲安臣拒绝为此事向清政府交涉。因为纳尔逊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也不符合中美《天津条约》第１３款之规定：“倘商船有在中国所辖内洋被盗抢劫者，……万一正盗不能缉获，或起赃不全，不得令中国赔还货款。”
       事件之三是通过白令海峡、连接欧美大陆的电缆接通后，在中国的许多美国商人都希望接一条支线到中国来，并为此纷纷活动。１８６７年，国务卿西华德训令蒲安臣，让一家美国公司承包这项业务，而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又恰恰是蒲安臣的岳父。可是蒲安臣坚决反对此事，他认为此举在中国必将受到强有力的抵制。他写信告诉西华德：“我坚决反对任何一家公司花钱来冒险。虽然作为一个爱国者，我希望美国公司在中国铺设第一条电缆，但我坚持我的立场。”
       这三件事例表明，蒲安臣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照顾到清政府的利益，从而把清政府包括在合作范围之内。
       一个被清政府任为使节的美国人
       一位美国驻华公使，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第一位派往西方各国的“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在国际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事。以往一般认为，这项任命源于蒲安臣准备辞职返美，临行时向总理衙门的毛遂自荐。即他利用中英两国第二次修约期限迫近、清政府焦急忧虑的时机，以甜言蜜语从清政府骗得这一头衔。然而，参证各方面的情况，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１８５８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明文规定：中国与西方列强遣使互驻。然而，清政府考虑到“我中国并无赴外国应办之事”，又顾虑“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而且担心远涉重洋，经费不足，中外礼节不同，语言文字尚未通晓，贸然遣使，“或致押而见侮，转足贻羞域外，误我事机”，因此一直托辞不办。但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一些负责外交的洋务派诸如文祥等人，有志于遣使出洋，认为遣使出洋可以了解各国的政俗人情，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减少盲目性，即“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可以在外交上化被动为主动，通过开辟与各国政府直接交涉的途径，“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便可以“向其本国一加诸责，默为转移”。
       从表面上看，“使才难觅”是个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中西间的文化隔阂，清政府残留着天朝至尊意识，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一直拖而未决。遣使各国，如果按照西方礼仪行事，难免影响国内在这个问题上的谈判地位，使得维护清帝国至尊之体的最后一道屏障不攻自破。因此，当他们与蒲安臣接触时，似乎发现了回避这一矛盾的出路。这样做，一方面能使他们收到遣使出洋的实益，另一方面又可使他们避免中外礼仪方面的纠葛。正是这种如意算盘，使他们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此时，正好蒲安臣卸任驻华公使，准备辞行。因他执行对清政府的合作政策，使清政府有好感，总理衙门为他举行了宴会。宴会上，总理衙门对蒲安臣决定离华深表遗憾，提出要他向条约国家阐述中国的难处，向他们转告中国已作出了迫切希望友好和进步的请求。对此，蒲安臣高兴地答应了。交谈之际，文祥说道：“你何不正式代表我们？”蒲安臣对这一建议，一笑置之。恭亲王奕问道，“你是否取道欧洲？”蒲安臣作了肯定的回答，亲王便请他斡旋于巴黎和伦敦的朝廷，尤其是后者。总是作为主要发言人的文祥，扩大了所做代表的性质，加了一句，“简言之，你将是我们的公使。”恭亲王奕插言：“假如一位公使可以服务于两个国家的话，那么我们很高兴你作为我们的使节。”并以开玩笑的口吻道：“你或许马上可以做我们的使臣！”随后，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具折上奏：“臣等因其来辞，款留优待。蒲安臣心甚感悦。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
       在中国寻求、蒲安臣甘愿的情况下，“蒲安臣使团”终于组织成功。恭亲王奕等人深恐英、法心中“不无疑虑”，便在使团中加入了英国人柏卓安（时任英国驻华使馆中文翻译）、法国人德善（曾于１８６６年随斌椿出外游历，时任职中国海关）。二人均“通晓汉语文，……兼可以笼络英法诸国”。柏卓安被任命为左协理，德善为右协理。同时，以记名海关道志刚及礼部郎中孙家谷二人，同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名位与蒲安臣完全相同。因此，在这个使团中，有三名“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颁发给蒲安臣木质汉、洋合璧之关防一颗，“以资取信各国”。出使时间以一年为限。
       另外，使团中还有中国的秘书和随员约３０人，其中随行的译员，有同文馆英文学生德明（张德彝）、凤仪；俄文学生塔克什纳、桂荣；法文学生联芳、廷俊。此外还有随员亢廷镛、王抡秀、严士琦、庄椿龄、雷炳文、果庆瑞以及一些仆役等。
       外交关系中的尔虞我诈本身就很微妙复杂，而由一个外国人充当使臣，其中必然包含比通常外交活动更为复杂的内容，因此，清政府对蒲安臣的信任并不是无条件和无保留的。正是出于这种信任与疑忌的双重心理，清政府对蒲安臣的使命和权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奕在奏折中说明了蒲安臣的权限：“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复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为此，总理衙门专门颁给蒲安臣八条训令，有两点最重要：第一，蒲安臣有训练中国所派随行人员的责任，使他们能“历练一切”，增长外交才干；第二，遇“有重大事情”，应先告知总理衙门，“再定准否”，不能擅自作决定。其余各节，则对礼节、外交人员待遇、关防使用的范围、出访期限、随行人员的外交待遇等问题，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这说明，清政府对这次遣使出访的安排，是相当细致和谨慎的。
       由上述可见，在任命蒲安臣为使团首脑的问题上，清政府其实是想维持它那点儿残存的至尊国体，而实际上恰恰伤害了自己的国体国格。
       一个促使中国外交礼仪现代化的美国人
       外交礼仪尚未议定，蒲安臣使团已迈出了国门，礼节问题首当其冲。对此，清政府以回避现实作权宜之计。最初，总理衙门并未打算给蒲安臣颁授国书，奕等人担忧，“中外礼节不同，若令亲递，诚恐将来不免流弊”。出任蒲安臣使团左协理的英国人柏卓安强调指出，外国彼此遣使，“以国书为凭，设令此典缺如，诚恐各国以礼意未通，于办理交涉事宜必多不便，转致蒲安臣临时无所措手足，诸多为难”。奕等人“细听其言，实近情理”，于是奏得国书，交由柏卓安转给蒲安臣。但总理衙门就礼仪问题对蒲安臣作了如下限定：
       一、英国条约第三款内载，代国秉权大员，觐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等语。此次中国所派之员，将来到各国时，似可暂无庸相见，或偶而相遇，亦望贵大臣转达，彼此概免行礼。候将来彼此议定，再行照办；
       二、每抵一国，即将国书由该处执政大员代递，且言明将来有约之国，如有国书，或由贵大臣赍回，或交往驻京各大臣转呈中国，亦即照此而行，庶乎礼节不致参差；
       三、如有欲照泰西礼优待者，贵大臣不能固却，即亦不为遥制，但务顺向各国预为言明，此系泰西之礼，与中国体制不同，因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不必援照办理，不得不预为声明；
       四、凡有如中国禁地及一切妨碍国体之事，仍望贵大臣照中国体制，不必举行。
       西方外交礼仪本质意义在于维护和体现主权国家的平等，在形式上表现为对等，如互派外交使节，互设外交机构，互向对方国家元首呈递国书；君臣之礼非常简略，“进退不过三鞠躬而已，彼此立谈，无拜跪之文”。这种对等的外交礼仪，在现代欧洲已经形成了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是主权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后必须遵循的外交形式。而在１９世纪中叶以前的华夷体系中，遣使是单向性的，只有“万国来王”，没有中国遣使出洋觐见外国君主之例，同时清朝官员也只知中华礼仪，而不能容忍“夷人”违背中华礼仪。乾隆时代马嘎尔尼拒行跪拜礼而引起朝廷上下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到了１９世纪中后叶，随着国际体系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华礼仪已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仪制了，它遭受到西方礼仪的巨大冲击。
       蒲安臣使团的第一站是美国。１８６８年２月５日使团从上海出发后，经日本横滨，渡太平洋，过旧金山，然后换乘火车到巴拿马，又改乘轮船到达太平洋西岸的纽约，历时３个多月，于６月２日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到美国，蒲安臣就把总理衙门的规定抛到了脑后，一概按西方外交礼仪自行其是。
       按照国际惯例，各国虽然不反对非派遣国国籍的人充任使节，但一般不接受本国人作为派往本国的使节。连蒲安臣本人也曾为此忐忑不安。然而，美国政府却不顾这一惯例，破格接待了作为中国使臣的蒲安臣。并且在中国的觐见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总统约翰逊便以谅解清帝因年幼而不能亲受国书为名，接见了使团成员，收下国书，使使团得以成礼。在清政府最为关心的递交国书礼节问题上，使团从美国开始就采用了西方的鞠躬、握手为礼的仪制，而没有遵照总理衙门“候将来彼此议定礼节，再行照办”的训令。外国驻华公使“因即援以为例”，要求解决觐见问题，总理衙门虽“仍以礼节难之”，但却大感被动。
       在华盛顿，蒲安臣郑重其事地向美国总统亲自递交了中国第一份国书。“蒲使执所拟面陈之洋语述毕，华大臣即执伯理喜顿（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总统）所拟之洋文向蒲使代述毕，即将国书递与伯理喜顿亲递展现，仍交华大臣卷起。旋由华大臣挨次指引谒见，伯理喜顿逐一执手问好，并言深愿帮助中国，愿中国与美国日益和睦等语。礼毕各散，复往拜其各执政大臣、国使，循各国旧规也。”
       在往访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时，蒲安臣也一律按西方礼节觐见各国君主，亲递国书，昭以通好。
       跟随蒲安臣“历练一切”的中国钦差志刚对此观察入微，记载详细，并不觉得有失体面。志刚认为：“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正因为如此，当蒲安臣病逝后，志刚和孙家谷二钦差继续往访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时，也就顺理成章地按西方外交礼仪觐见君主，亲递国书，行鞠躬礼。
       西方列强由此也得到了要求以对等形式和对等礼节觐见清帝的口实。１８６９年，当蒲安臣还在欧洲访问时，英国公使阿礼国就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一封照会，其中以蒲安臣在有约之国行西方觐见礼为由，再次催促中国允许有约国使臣以泰西礼人觐清帝，否则“即为不以客礼相待”。清政府一直以“皇帝冲龄”和“中外礼节不同”来拖延外国使臣入觐一事。１８７３年２月，同治皇帝宣布亲政，俄、德、美、英、法各国使臣连续两次照会总理衙门：“恭逢大皇帝亲裁大政，若不请准立将各国庆忱，面达圣听，则膺使任者难免失职之愆”，并声称“钦差蒲大臣等，所至各国皆以敌体相见，彼时所有各国召见礼节，谅志刚孙家谷二大臣必行遵为覆奏，尤可据者”。此时，总理衙门除了强调“国体攸关，两边均应兼顾”外，已无词推托。于是，在１８７３年６月２７日，西方公使第一次以西方礼节觐见了同治皇帝。
       从蒲安臣使团出访到外国使臣入觐，这一过程标志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实行了西式的对等使节外交。如果说马嘎尔尼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对中国外交礼仪进行挑战的话，那么蒲安臣则是用演示西方礼仪的间接方式，促使中国迈出了放弃中华外交仪制的第一步。
       蒲安臣还特意为中国制作了一面黄色的国旗：“蓝镶边，中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这样，在蒲安臣精心安排下，龙旗成为晚清中国的一个象征，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中。
       一个为中国争取国家权益的美国人
       蒲安臣深知美国公众舆论对国会决策的影响，因此，从旧金山到华盛顿，所到之处，他凭着自己的热情与口才，四处发表富有激情和煽动性的演说，在美国各地引起轰动。
       在旧金山，蒲安臣向听众们宣称：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希望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光辉的旗帜伸出双手的日子不远了，这个时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到。
       在纽约，蒲安臣大肆鼓动道：中国已经“睁开它的眼睛了。……他愿意和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蒲安臣甚至煽动美国的传教士：在中国每座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接着，他自豪地说：“我之所以被任命为这个使团的首席，也许主要由于我与合作政策的建立有关。……我们这次出使，就是为着支持这个政策。”
       在赢得了同情与好感之后，他又用动人的语言，向美国听众陈述他的使命：“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他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他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他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１８６８年６月６日蒲安臣率使团前往白宫，在国务卿西华德的引荐之下，以西方礼仪谒见美国总统约翰逊，呈递国书。随后，美国政府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中国使团。之后，在美国方面的安排下，蒲安臣使团前往华盛顿、纽约等地参观游览，历时一月之久。
       蒲安臣对美国各界的回报，则是将他在演说中的承诺，大都载入了《蒲安臣条约》之中。单从字面上来看，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所签订的比较平等公允的条约。在形式上，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而不是以战败国身份订约；在内容方面，其对等性反映在条约的第二、四、五、六条款上。根据这些条款，缔约双方均有设领护侨、移民、办学、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和义务。当然，由美国人草拟的这个条约无疑首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利益，自由移民、设立学堂、保护传教等内容都是为了满足当时美国的需要。但无论如何，清政府则通过这个条约，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保证。美国政府的有关说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针对着英国所潜在的干涉清政府内政的危险性。当该条约送回中国审批时，美国政府曾担心清政府不批准。但清政府犹豫了一阵后，最后还是认可了。《蒲安臣条约》对中国开展现代外交的确产生了益处。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等性，从长远来看，该条约对促进清政府设领护侨起了一定作用。条约使中国移民前所未有地在国外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也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国内政府法律上的承认和保护。
       条约签订之后，作为交换，美国政府也给蒲安臣之行以道义上的支持。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将不承认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和权力的态度，相继通知了美国驻英、法、德、俄等国公使，要求他们分别向所在国政府陈述美国的立场，以保持对华政策的相互协调与合作，并请求驻欧洲各国公使，在蒲安臣使团到达后，协助蒲安臣完成使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对中国近代外交的发展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其扮演的角色就是以合作方式跟其他西方列强一道，迫使中国外交向西方文化规范下的西式外交方向发展。
       蒲安臣使团于１８６８年９月１９日到达英国港口城市利物浦，随后乘火车赴伦敦。英国朝野对待使团十分冷淡，报界对使团也大多抱有敌意。有一家报纸认为，欧洲与中国的“合作”，“根本是个骗局”。直到１０月１日，使团才得以对外相斯坦利作礼节性的拜会。又过了一个月以后，英国外交部才通知使团：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游幸外出初归，待处理要事完毕后，即定接收国书日期”。１１月２１日，女王在温莎行宫接见使团。在一种彬彬有礼但颇为冷淡的气氛中，蒲安臣向女王转达了中国皇帝的问候。致词中，他把英国前任驻华公使卡鲁斯赞扬了一番，并高度评价英国使臣与他在中国的合作。随后递交了国书。
       访英期间，使团经过努力交涉，同英国政府就双边关系的发展达成了谅解，并发表了一致意见。当时中国国内因法国天主教育婴堂连续死去４０多名婴儿，英国传教士强行购地建造教堂，引发了数万群众烧教堂、打伤传教士的“扬州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借端调遣军舰开赴南京，胁逼两江总督曾国藩严处。清政府就此事在与英驻华代表交涉数月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令使团乘访英之机直接与英政府交涉。使团即以此为重任，依国际交往原则进行交涉。１２月１４日，就同英外交部商订了交涉办法，提出：“凡中国与英国办理交涉事务，定须遵守条约。如各处有意外烧杀抢夺等事，设有兵船之处，止准临时进行保护。如已成事保护不及，应由各口领事官查明实在情形，呈报北京钦差，行知中国衙门定夺亦法。候衙门定有办法，再为行知本国。如中国办理仍有未协之处，亦应行文本国定夺，不得擅调兵船向地方官争执。”２８日，英外交部还发表官方声明，指出：“今英国并无勉强中国致碍自主之权。切愿向中国执政大臣办事，不止与各省地方官会办，并已札示在中国之英国官员，遵照此章；晓喻英民不但遵守中国律例，且应尽力与百姓之舆情相洽。”使团交涉的结果让英政府公开承认擅自调兵或威胁中国地方官员行为欠妥，表明对中国主权和司法权持基本尊重态度，这就证明了使团出访英国通过正常的手段，赢得了中国合法的国际地位。
       声明发表后不久，英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吉必勋曾擅调兵船向台湾地方官勒索白银。清政府获悉后，即依据中英双边关系协定，照会英政府。英政府亦遵照两国协定及其外交部声明，令吉必勋缴回所索银两，并向淡水中方官员赔礼道歉。不久英政府又将吉必勋革职。对于曾两次用武力征服清政府、且国力正值鼎盛的大英帝国来说，能对中国作出上述协议和公开声明并确实依照执行，是颇为不易的。因为这种行为比当年进攻白河口、烧掠圆明园要斯文得多，而且还给了清政府开展正常外交活动的机会，确认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无疑与使团的到访和努力交涉不无关系。
       １８６９年１月２日，使团离英赴法，同月２０日与法国外交大臣会晤，２４日拜见法皇拿破仑三世，呈递国书。蒲使述毕，法皇谕云：
       予今幸见中国钦使，使两国友谊愈厚。予望从此两国和好，日加进益。本国求贵国多加保护在中国之法国人民。至于本国，务使该人民遵守中国法律、风俗而行。
       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２０日，蒲安臣使团到达柏林，停留了两个多月，直到１８７０年１月３０日才离开。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对使团礼遇有加，数次约见使团人员，并邀请观剧。使臣们去王宫向德皇威廉一世递交国书。随团的蒲安臣夫人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感叹这次召见是“我们所到之处受到的最正式、最壮观的接待。”坚定支持王室和俾斯麦的《新普鲁士日报》在头版详细报道了递交国书的盛况。报纸既介绍了使团受到的友好接待，也描述了普鲁士国王在接见中国使团时的威仪。
       １８７０年１月３日、４日，在新成立的北日耳曼联邦外交部，蒲安臣和首相俾斯麦进行了正式会谈。第二天，志刚和孙家谷也会晤了俾斯麦。谈判的结果是两封信，一封是蒲安臣致俾斯麦的信，为合作政策辩护，措词巧妙地打动俾斯麦，表明中国的态度：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团得到了英美等国的广泛支持，而德国是要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另一封是俾斯麦的回信，阐述德国的政策。俾斯麦说：
       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需要一个得到尊重、具有权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通过维持全国的秩序、保障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样的政府将切实保障皇帝臣仆公平交易；全面有效地保护前往中国或与中国贸易的我国同胞；切实保证条约得以履行、冤情得以申诉。没有了内部纷争和外部冲突，这个政府自然会集中精力开发无穷的资源，国内的工业和对外贸易就会同步发展。可以相信，繁荣会加强政府的力量，使它致力实行与外国友好交往和相互信任的政策，正如你们这个使团所做的那样。
       显然，蒲安臣使团的出访，为中国争取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和一些国家权益。
       一个为中国外交以身殉职的美国人
       １８７０年１月３１日，正是中国农历春节，就在这天晚上，蒲安臣率团离开德国，登上火车，前往６５０英里之外的俄国。１８７０年２月２日，使团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随后，蒲安臣便忙于同俄国外交大臣大公爵库尔查科夫进行会谈。
       ２月１６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见使团。在致词中，蒲安臣提到俄国驻华公使倭良嘎里，对他的外交才干赞誉有加，同时表示，“中俄二百年所结友谊，仍愿将来永无间断。”蒲安臣称颂沙皇解放俄国农奴的举措，把他比为亚伯拉罕·林肯。沙皇自言不如林肯，“但陛下做得更早，”蒲安臣答道。在接受国书后，沙皇在致词中表示，“愿贵大臣在此商办交涉有益各事，将来两国通商事宜，更见兴旺。”沙皇给志刚留下了深刻印象：“俄君身体雄伟，神暴露而气深沉。”
       ２月１８日，使团人员应邀参观宫中文物。傍晚回到寓所后，蒲安臣就觉得不舒服，又咳又喘，而且感到两肋疼痛。志刚让随团的中医给蒲安臣诊治，结论是“肝郁兼受外邪，治宜清解和肝”。可惜所带的药物不全，而且西方人又不太相信中医疗法，所以蒲安臣夫人请来西医治病，但不见好转。志刚在一旁无能为力，十分焦急。志刚记载了蒲安臣当时为中国外交操劳的状况：
       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１８７０年２月２３日蒲安臣病故，志刚对此深为悼惜。他认为蒲安臣“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之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
       蒲安臣的去世，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蒲安臣访问过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表示哀悼，各地报纸都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并介绍他的生平事迹。
       晚清外交官周自齐对他有较高的评价：“蒲安臣为人刚直坦易，而娴辞令，明法律。恒以中国为守礼之邦，地大物博，必为全球第一大国，愿为中国效力。所上条陈皆富强之要，切实可行。奉使未竟，赍志以殒，时论皆惜之。”
       １８７０年２月２６日，在圣彼得堡的英国教堂内为蒲安臣举行了葬礼。随后，他的遗体被运回美国，葬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离其故居不远的奥本山公墓。
       ３月２２日，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深表痛惜，不久便颁布上谕：
       蒲安臣前经派充出使各国大臣，与志刚、孙家谷前往有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该使臣远涉重洋，不辞劳瘁，办事诸臻妥协。本年正月，行抵俄国病故，殊堪悯恻。该使臣身后事宜，业由志刚等妥为照料，兼拨银两，经理丧事。著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由出使经费项下拨给，交该使臣家属抵领，以示优待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