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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山临海的厦门南普陀寺风光秀丽，绿荫环绕着这座千年古刹内的五老峰。游人拾级攀岩，可以看到历朝历代的摩崖石刻，笔法各异，内涵丰富。其中有魏体的两个大字“复疆”高悬于巨石之上，十分醒目。这幅石刻作于１９４５年８月，正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之时，落款人李友邦。
       李友邦是台湾义勇队的创始人，也是授有将军衔的台湾省籍爱国人士。“复疆”是他一生为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奋斗，并投身于祖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百折而不挠的真实写照。而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年了，就像出自李友邦将军之手的这幅“复疆”摩崖石刻，经历岁月风雨仍然笔锋无损那样，李友邦将军的人格魅力与不朽功绩传颂于海峡两岸，令后人肃然起敬。
       一、礼让之家的叛逆少年
       从台北沿高速公路前往市郊芦州，可以直达李友邦将军的故居。芦州原称和尚洲，据李友邦写的回忆文章，应该是一派田野风光。如今，那里早已是一片现代化的高楼群，仿佛峰谷中的洼地，被台湾有关部门定为文物单位的李氏老宅幸而保存完好。１９０６年，李友邦就出生在这平房宅院里。
       垂柳依依，古榕飘须，半月形的宅前池塘仍旧清波涟涟，互相连接的“三落四合院”也还是老样子。当年李家从山西聘请有名的建筑师设计，富有中国传统格调，延续着故地的传统文化。走进李氏宗祠，只见雕梁画栋上悬挂宫灯，正中是祖宗牌位，梁柱上刻有醒目的烫金对联：“一般心而友弟兄必恭必敬；两件事以传孙子半读半耕。”大厅两侧高挂着一幅幅先人画像。
       李友邦祖籍福建厦门市同安县集美镇兑山村。祖辈李公正于乾隆年间渡海赴台开垦耕种。李友邦系李公正后代。李家是个崇尚礼教的家族。李友邦自幼受父亲耳提命面，熟读圣贤经典之书，特别是李家的祖训：“退一步自然幽雅，让三分何等清闲。”他本该是个恭敬的少年，然而他出生的那年，正是《马关条约》割让台湾１０周年，随着他慢慢懂事，开始感觉到日本统治下做二等公民的屈辱。小小年纪就有了“国破山河在”的悲哀，滋生出反抗情绪。
       １９１２年，７岁的李友邦上了和尚洲公学校。表面上，日本殖民当局是让台湾儿童受教育，实则是进行同化。上课全用日文，不准使用中文，也不准讲中国话。校长和绝大部分教师是日籍的，可以随意体罚台湾学生，美其名曰培养天皇的“顺民”。有一次，一个日本同学欺侮李友邦，他忍不住反唇相讥，一个日籍教员跑来，不问什么事，伸出大巴掌狠狠扇在他的脸上，还叫他住口。李友邦咬紧牙，不让眼泪落下来。
       １９１８年３月，李友邦转入台湾师范学校就读。次年，北京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四运动，台湾先进知识分子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从事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李友邦不满日本“皇民化”运动，成为台湾文化协会积极骨干，并组织了多次学潮。１９２４年夏，李友邦和林木顺、林添进等八九个进步同学，乘夜幕袭击台北新起街警察派出所。这是当时颇为轰动的“新起街派出所事件”。李友邦被勒令退学，有同学通知他日本警察要抓人，他连夜与两个同学一起，离开台湾逃往上海。
       此时，广州作为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的中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有为青年。６月，黄埔军校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原定首期学员名额３００人，报考者达３０００多人，经严格考核录取４９９人。正在迷茫中的李友邦闻迅赶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他深知要在台湾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只能以武力对武力。９月，他被录取为黄埔二期学员。
       孙中山对黄埔军校非常重视，时常来军校视察和演讲。这天，黄埔军校召集学员，在大礼堂聆听孙中山的讲话，全场肃静，气氛庄严。然而李友邦却抵不住眼皮打架，坐在那时瞌睡不断。沉重的呼吸声惊动了值星教官，他忙走近李友邦，把他从睡梦中掐醒。会后，孙中山把李友邦叫过去训话，李友邦还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值星教官在旁边解释道：“他是从台湾来的新学员，您说的粤语和国语他都听不懂，他只会日语和闽南话。”孙中山改用日语跟李友邦谈话，这才毫无障碍地交流起来。
       孙中山见李友邦热情很高，但语言多有不便，就嘱咐他去廖仲恺家学习国语。廖是孙中山的战友和助手，身兼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要职，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李友邦勤奋学习，与廖仲恺一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孙中山的感召和支持下，李友邦在广州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任该党主席，他提出的宗旨是：“为团结台湾各族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一切势力，使台湾脱离日本统治，而返回祖国。”
       １９２５年９月，不到２０岁的李友邦从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被派去主持由国民党两广省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李友邦全力推动台湾抗日民主运动，曾多次往返于东京、台湾与广州、上海、杭州等地。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他在上海被日本侦探逮捕，关押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后因“证据不足”释放。１９３２年，他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日语教师期间，因宣传爱国救国、同情热血青年，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被捕关进杭州陆军监狱。直到１９３７年下半年抗战爆发，坐了５年牢的李友邦终因“没有犯罪证据”，被释放出狱。
       二、投身抗战
       从２６岁坐牢，到３１岁出狱，李友邦饱受磨难，由一个英气勃发、体格强健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体质虚弱、多病缠身的人。在关押中多次遭受毒打，他的头颈的一根神经严重受伤，跟人讲话时头部会止不住颤动。他的右小腿因骨折致残，造成肌肉萎缩，走路跛足。但他意志坚定，绝不出卖朋友，也不曾悲观消沉，常常鼓励难友坚持到底。在监狱内，他因陋就简地锻炼，从俯卧撑到自我按摩，尽可能保存体力。
       李友邦出狱之时，正是日军大举进攻、祖国大片疆土沦入敌手之时，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全民族抗战局面初步形成。“他衡量国内外局势后觉得，为什么台湾这么多年跟日本的斗争失败？最主要是力量太薄弱。”李友邦夫人严秀峰说，“所以他认为，必须结合祖国的力量，台湾才有解放的一天。因此，他提出‘保卫祖国，解放台湾’的口号，号召全国各地的台湾同胞，参加到民族抗日的救亡运动中来。”
       １９３８年１月，李友邦以台湾独立革命党的名义，和秘书张一之来到福建崇安县实地考察，向这里的台胞宣传组织抗日的道理。当时金门和厦门一带已被日军占领，福建地方政府对沿海的台胞有防范心理，生怕他们给日本人当密探，便在崇安等闽北山区成立“台民垦殖所”。其实绝大部分台胞是无辜的，他们满腔委曲，茫然无着。听说李友邦准备组织台胞抗战，他们联名写信给台湾独立革命党表示爱国意愿，并表示希望比照朝鲜义勇队成立台湾义勇队，他们可以贡献一技之长。
       杭州被日军侵占后，浙江地方政府撤退金华，这里就成为浙江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李友邦从事抗日活动的立脚点。李友邦意识到，值此国难当头，光搞文化教育和思想启蒙远远不够，只有成立抗日武装，才能把台湾同胞的力量拧在一起。经过紧张而认真的筹备，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２日，在金华酒坊巷１８号，李友邦向外界宣布，台湾义勇队正式成立。他把来队的少年儿童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台湾少年团。
       各地的台胞积极报名加入台湾义勇队，金华婺江之滨响起了雄壮的《台湾义勇队队歌》：“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出祖国，要把他在台湾的镣锁打碎！……”李友邦对新队员进行３个月“预备训练”，课目有军事、政治、经济、历史、语文和对敌宣传等６项。他把这种训练列为常设制度，遇有重要任务之前都要进行类似训练，以缩短平民到军人的距离。
       李友邦冷静分析台湾义勇军的人员成分，看到这些台胞的文化素质较高，是其他部队缺乏的优势，确定了“技术报国”为主的指导方针。短训后，义勇队开往浙东、皖南、赣东和闽南等抗战前线。当时的老队员王正南回忆说：“台湾义勇队的队员派到部队里面，有的当日语教官，教授一般的普通会话和前线喊话，开展对日军士兵的分化瓦解，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是正义的；有的侦听日伪电台，翻译他们的一些情报；还有的翻译缴获的日军的一些秘密文件，提供给军事机关的有关部门。”
       在台湾义勇队的成员中，受过专业训练的医务人才占有相当比例，李友邦决定在义勇队成立医疗工作部。１９３９年４月，义勇队设立了第一个医院。随着台湾义勇队的不断壮大，后来又附设了第二、第三、第四医院。浙江省是各种势力的大舞台，有第三战区的国民党军，也有“忠义救国军”等地方部队，还有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只要友邻部队相求，李友邦总是尽其所能，派出医疗骨干，无私地给予支持。
       李友邦夫人严秀峰说：“台湾义勇队的医院，对于抗日军人、出征官兵的家属和贫苦民众，一律不收费。对于一般的民众，只是收７０％医疗费。经费这么紧张，为什么要办医院？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祖国解放，也就是台湾解放。那个时候，４个人配一块豆腐乳，真的吃不饱，一天只可以吃两餐，上午和下午，生活是很艰苦的。”
       在缺医少药的战时，台湾义勇队医院救死扶伤，给许多人带来了生的希望。在义勇队转战过的地方，至今传颂着许多台湾医生的故事。金华郊区二仙侨镇的下塘村农民邵锦堂的妻子难产，生命危在旦夕，家人以为没救了，多亏台湾医生技术精湛，使母亲和女婴都转危为安。６２年过去了，那些不收一分钱的救命恩人，仍记在邵锦堂心里。当年台湾医生接生的女婴邵秀琴，如今已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妈妈，体格健壮，动作麻利。她结婚后生了４个孩子，三男一女，都成家立业，给她添了孙子和外孙。邵秀琴儿孙满堂，生活安康，她从小就听父亲说起她出生时的艰难，也把这段往事传给了她的子孙。她时常说起，没有台湾医生，就没有他们这一大家人。
       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是李友邦的“宝贝疙瘩”，参加者都是不愿做日本统治者的奴隶而随父母逃来大陆的，年纪虽小，抗日热情却很高。他们巡回演出，慰问伤员，组织募捐，深受抗日军民欢迎。而今健在的少年团成员年已古稀，可是烽火岁月的记忆十分清晰。老团员朱晓枫说：“我去的时候是１９３９年９月，我应该是９岁半，到了那里当然很小了，但是适应得也很快。”老团员黄莘说：“我是１９４０年去的，只有１２岁，我的年龄在我们这个团里头算起来还是中等的。”老团员们还记得，李友邦亲自给他们上课，讲台湾历史和中国历史，像他们的大家长。
       三、台湾光复后壮志未酬
       １９４２年浙赣会战后，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撤出浙江转战福建，１０月，进驻福建龙岩。此后，台湾义勇队在军事上有过３次壮举：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７日，台湾省被日本占据４７周年时，义勇队在厦门对日军的兴亚院投掷手榴弹，并在市内散发了一批抗日传单；６月３０日，在厦门虎头山炸了日军的海军油库；７月１日，在厦门日伪政府成立３周年的庆祝会场上，爆炸了数十枚手榴弹，当场炸死日伪军数十名，给日伪军的心理造成极大震撼。
       突袭厦门的成功，鼓舞了台湾义勇队的士气。经李友邦的积极争取，国民党当局也调拨了一些武器弹药。１９４３年，中、美、英３国举行开罗会议，所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明确“台湾归属中国”。消息传来，李友邦为之振奋，积极地为收复台湾做准备。由于舆论界的广泛支持和收复台湾要借用民间力量，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对李友邦有所表示，“军委会”批准台湾义勇队扩招人员，准备协助收复台湾。此后，台湾义勇队扩编为台湾义勇总队，下设４个支队。李友邦升任总队长，由少将晋升为中将。
       李友邦素来重视理论宣传阵地，他创办队刊《台湾先锋》，又主持编印《台湾青年》等刊物，发行量由５００份增至２０００份，影响遍及全国。他疏通各种关系，邀请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社会名流题词、写文章。翻开现存的《台湾先锋》，能看到国民党不少大员为台湾抗战与回归所写的文章，如冯玉祥的《我们要赶紧收复台湾》、孙科的《解放已在目前了》、陈立夫的《率土之滨》、陈诚的《台湾革命与中国革命》、陈仪的《台湾必须光复——并祝台湾省运动成功》、梁寒操的《清算的时候到了》、康泽的《光复台湾——专为签订马关条约四十七周年纪念而作》等。
       １９４４年６月，李友邦发表《开罗会议后之台湾问题：为台湾沦陷四十九周年而作》，他满怀希望，把“保卫祖国，解放台湾”的主要任务，改为“保卫祖国，建设台湾”。他认为：“在不平等条约尚未撤除，日寇末日尚未到来以前，我们台湾革命，乃以‘保卫祖国’的方式来达到‘收复台湾’的目的，换言之，即以求得领土完整、民族自由为‘保卫祖国’的内容。随着胜利的接近，我们的革命任务即将以‘建设台湾’为‘保卫祖国’的方式，以‘保卫祖国’为‘建设台湾’之内容。”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李友邦十分振奋。他对台湾青年们说，“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了。”
       ９月３日，李友邦派他的助手、副总队长张克敏，携带一面国旗，乘坐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将军的专机飞抵台北。次日，这面国旗在台北宾馆升起，成为升在台湾岛上的第一面中国旗帜。１０月，台湾义勇总队的先遗队渡海返回台湾。１１月，李友邦率台湾义勇总队全体抵达，负责维护社会秩序、保管日伪物资和一般平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待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陈仪到达台湾，台湾义勇总队如数全部移交。
       遗憾的是，抗日有功的台湾义勇总队和台湾少年团回到台湾，并没有实现重建家园的期望。１９４６年２月，国民党当局发出一纸“台湾义勇总队解散”的命令。“没有任何的原委，也没有发给退伍证书或退休金，骤然间，台湾义勇总队，这一支曾经为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队伍，顿时变成一支失业大军。当时许多同志拥挤在一起，暂时栖居在我（李友邦）家里，过着两餐稀饭一餐干饭果腹的日子。”（其妻严秀峰语）
       给李友邦保留的，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直属台湾支部主任的职务。他尽自己所能，帮助台湾义勇队的老队员重新就业。他深知国民党谈“共”色变，而他在抗战期间坚持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宗旨，抗日是中国的大事，应当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这势必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快。在他领导的台湾义勇队里不存在“党禁”，即使是最敏感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他同样“兼容并蓄”，把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没想到可能会留下祸根。
       １９４７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李友邦的部属中有不少人公开表示同情受难群众，李友邦便被台湾警备司令部逮捕，押解到南京受审。妻子严秀峰在台湾奔走无效，赶到南京找到蒋经国，说明国民党在台湾的接收大员的作为，而“二二八事件”绝非什么暴动，只是普通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赏识李友邦才干的蒋经国听进去了，出面活动，南京特务机关才把李友邦放了出来。
       １９５０年２月，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了严秀峰，起因是她与中共地下党员的一位妻子相识，便冠以“参加中共组织”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严秀峰出生于浙江杭州，是书香门弟的独生女，与李友邦相识于金华。共同的抗日思想和志向，使他们产生了爱情。原先严秀峰是“抗战不胜利我不结婚”，李友邦是“台湾不光复我不结婚”。然而爱情的力量改变了他们，李友邦对他钟爱的杭州姑娘说：“我参加抗战，你也参加，我们两个人合起来，不是力量更大吗？”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０日，李友邦与严秀峰在浙江衢州结婚，共同经历了抗战最艰难的岁月。
       爱妻入狱，使李友邦痛苦万分。他明知严秀峰的罪名根本不成立，却申诉无门，因为他也在当局的“另册”上。虽名义上仍是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和台湾省政府委员，但他深居简出，很少出头露面。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８日，李友邦终于没能躲过劫难。冬日阳光里，他正强打精神，逗着天真的孩子们玩耍，一帮宪兵闯入他家，宣布他犯有“参加匪谍掩护匪谍，意图非法颠覆政府”等罪状，在孩子哭声里他被抓走。次年４月２２日，国民党当局以“匪谍叛乱罪”，枪杀了李友邦。他没有死在抗日的疆场，却死在光复后的台湾故乡！
       四、终于讨回了历史公道
       抗日英雄李友邦被杀害时，年仅４７岁。李友邦被害后，留下一女四子，长女才满１０岁，最小的不满３岁，此时母亲严秀峰还在牢里，失去父母的孩子们形同孤儿，只能靠着一些亲友的照顾勉强度日，而无法抹去的悲伤刻在他们幼小的心灵深处。１９６５年严秀峰出狱，她没有钱，但她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资助。性格倔强的她虽然是个知识女性，却靠养鸡鸭、织毛衣等体力劳动抚养子女。直到１９７３年，严秀峰创办世界翻译社，儿女相继成人，家庭的经济条件才有了根本好转。
       “历史需恢复其原有的面貌”，严秀峰活着的最大心愿，就是为他的丈夫和战友李友邦平反昭雪。“李友邦为反抗日帝统治台湾的民族革命运动及参加祖国的民族抗日战争而倾其心血，这段用鲜血与生命谱写的历史，应该给予肯定与尊重。”在台湾的李友邦老部下们，得知严秀峰在为李友邦的冤案奔走，都积极支持，踊跃地加入其中。他们成立了台湾义勇队老队员的联谊会。
       １９８２年，台湾政坛乍暖还寒，严秀峰将个人安危抛于脑后，在台湾《中外杂志》发表《抗战时间的台湾义勇总队》的长篇文章，公开宣传李友邦和台湾义勇队的抗日爱国壮举，澄清强加给李友邦的不白之冤。她不顾年高体弱，四处搜集整理李友邦和台湾义勇队的文献资料。她不光查遍台湾的主要图书文献机构，还来到李友邦转战的大陆故土巡访。她找到了李友邦在浙江金华创办的《台湾先锋》等抗战刊物，以及李友邦的重要著作《台湾革命运动》和《日本在台湾之殖民政策》，汇集成书，于１９９１年由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发行。
       １９９２年，李友邦被害４０年周年。３月２９日，台北的台湾史研究会召集专家学者，举行了“李友邦先生逝世４０周年学术研讨会”，用充分的历史事实肯定李友邦的抗日业绩。台湾各大媒体及时报道了这条消息，反思白色恐怖造成的冤屈，还原李友邦的历史地位，成为社会上的普通呼声。
       许多著名学者站出来，为李友邦讲话。近代史专家王晓波教授指出：“李友邦的一生是偶然的际遇，也是历史的必然。他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终极目标不过是从日本殖民统治下光复台湾，进而复兴民族。有幸而光复台湾，但他自己却卷入了国共斗争的历史中，以个人的悲剧凸显了时代和民族的悲剧。”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８日，老队员们和李友邦夫人严秀峰相会在台北芦州李氏老宅，举行“纪念李友邦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追思大会”。站在主席台上的扩音话筒前，严秀峰激动地说：“今天我不仅是站在妻子的立场要为李友邦讨回历史的公道，我更要为所有在白色恐怖下牺牲的受难者及其家族，讨回历史的公道，伸张人权的正义。”她流着泪，沉痛地表示：“李友邦一生爱国爱乡，竟含冤而死，请问正义公道何在？”
       李氏老宅是古迹，更是“一门忠烈”的丰碑。从这里走出李友邦，还有受他影响的两个兄弟。李友邦二弟李承基，字友先，也是台北师范学校反日学潮的积极分子，当李友邦被日本警察追捕逃亡大陆后，他也被开除退学。随后他从基隆偷渡转赴厦门，准备投入大陆抗日活动。日本特务特派芦州蔡姓大流氓跟踪李友先，将他枪杀。他牺牲时年仅２４岁。
       李友邦三弟李友烈，原名丕基，比李友邦小９岁，从小具有强烈的抗日思想，对李友邦的主张十分赞同。１９３４年，李友烈乘夜色躲进一艘运煤船的船舱，打算偷渡大陆投奔李友邦，参加抗日斗争，但不幸被日本军警发现，抓起来严刑拷打，惨死在刑讯室里，年仅１９岁。
       １９９５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也是台湾光复５０周年。台湾当局在筹办“抗战胜利五十年与台湾光复五十年”的各种纪念活动时，竟然“漏掉”了台湾义勇队。严秀峰自然感到不可理解，健在的台湾义勇队老队员也很有意见：“对中国抗日战争，尤其对台湾光复有重大牺牲奉献的李友邦及其领导的台湾义勇总队的爱国人士，因没有受到应有的邀请而缺席，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事啊！”
       值得严秀峰安慰的是，祖国人民没有忘记李友邦。北京隆重举办“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座谈会，在当年抗日将士云集的同时，特邀严秀峰与台湾义勇队老队员代表参加。听到与会学者公正的评价，严秀峰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她说：“我们应该不断地追寻历史的脉络，延伸其传承。因此，历史是不容湮没或埋葬的，更不能任人侮蔑与歪曲。”
       已经８０岁高龄的严秀峰，虽然一生坎坷，坐过１５年的大牢，还是思路敏捷，谈吐明快，没有同龄人的迟缓与木讷。她脸上化着淡妆，穿一身浅色旗袍，依稀可见当年杭州美女的娟秀模样。她不赞同“台独”，更不赞同有人把李友邦倡导的台湾独立革命与“台独”画等号：“台湾独立革命党的‘独立’，是针对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而言的民族独立，跟时下的‘台湾独立’是不一样的。”
       当年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曾转战浙江和福建，在祖国大地留下深深的足迹。群峰巍峨的武夷山，是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战斗过的地方，他们亲手刻下的抗日标语在崖壁间历历在目：“打倒日寇，保我中华！”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远道而来的游人在领略大好河山的同时，仍可领略到李友邦将军的英雄气概，那是祖国危难之时甘愿献身的一种赤子情怀。
       站在武夷山上，台湾义勇队的老队员们聚会时，用当年的战歌缅怀老队长李友邦的情景犹在眼前。由义勇队的队员作词、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作曲的《台湾义勇队队歌》似乎仍在祖国山河间回荡：“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整个摧毁！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