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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４年９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届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９月１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亲切接见这两位活佛，勉励他们要加强学习，大胆工作，坚定不移地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为祖国、为西藏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９月２７日，达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同年１２月２５日，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达赖当选为政协常委。这一年，达赖１９岁，班禅才１６岁。从此，达赖和班禅不仅是西藏的政教领袖，而且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肩负着重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班禅痛陈民间疾苦的“七万言书”却引来了一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饱受人间冷暖。本文仅就十世班禅蒙难的前前后后作一概述。
       重任在肩春风得意
        １９５５年３月９日，国务院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专门讨论西藏工作。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并决定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委员。３月１２日，班禅结束在内地的视察访问，离京返藏，参与西藏自治区的筹备。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在中国内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推动下，金沙江以东，包括川、滇、甘、青的广大藏族地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但改革尚未开始，便相继发生了叛乱。起初是以一个县一个区甚至一个部落为单位，后来规模越来越大，武装叛乱此起彼伏，几乎波及江东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藏族地区。这就是名噪一时的“康巴叛乱”。
       叛乱在扩展、升级。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当局不仅在舆论上给予支持，而且空投武器弹药，派遣武装特务。我人民解放军奉命平叛，叛乱武装不断被剿灭，被平息。不少人便纷纷西渡金沙江逃到西藏境内。从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８年，至少有五六万人逃到西藏。这些人当中，有土司、头人、农奴主、牧主、上层喇嘛活佛，但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喇嘛和农牧群众。有的人参加了叛乱，或被裹挟，多数人则是不明真相，不懂政策，为躲避战乱而来的。
       “康巴叛乱”事件对西藏震撼很大，西藏上层集团担心民主改革会烧到他们头上，利益受到损害，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起来反对改革，同情和支持江东藏区的叛乱。
       为了稳定西藏局势，１９５６年底，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布在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１９５７～１９６２年）不进行民主改革。
        １９５８年下半年到１９５９年初，从江东逃到西藏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主要集中在昌郡、山南和黑河地区。当时的叛乱武装组织和首要人物同噶厦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援助，妄图在山南地区建立根据地，长期打游击。
       １９５９年初，大约有几千名“卫教军”成员拥入拉萨，他们大都身带武器，加上藏历年参加传昭大法会的喇嘛，约有１万人。拉萨开始骚动不安。３月１０日，西藏军区邀请达赖到军区礼堂观看演出，“卫教军”和喇嘛们闻讯后，造谣说军区要扣留达赖，便聚集在拉萨西郊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周围，以“保卫神圣的佛爷”为由，不让达赖前往军区。在罗布林卡大门口双方发生了冲突，一些康巴人和喇嘛当场打死了自治区筹委会的干部帕巴拉活佛的哥哥堪穷·索郎降措，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藏族）少将。
       此时此刻，在拉萨市区内还有少数群众（主要是妇女）上街游行。她们从八角街走向军区门口，在东大门高呼口号，持续了几个小时。围观者愈来愈多，其中包括康巴叛乱分子和喇嘛，但在军区大门口值班的解放军战士，任凭妇女们辱骂、吐口水，未予还击。
       军区领导人要求噶厦政府制止游行和骚扰，维护社会治安，惩办打人杀人凶手。但噶厦借口不了解情况，不理不睬。
       此后，事态恶化。不少“卫教军”成员拥入拉萨。军区方面也加紧调兵遣将，加强巡逻，占踞拉萨的各制高点。局势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３月１７日，达赖喇嘛亲自到罗布林卡内的护法神贡布神殿里仓促地作了一次占卜。在一张方形藏纸上写了“宜走”，另一张上写了“宜留”，分别包在两个糌粑团里投入一个宝瓶，然后念经祈祷，烧香磕头，最后摇动宝瓶，跳出一团糌粑团，打开一瞧是“宜走”二字。在场者大为震惊，达赖赶紧回到住所，匆忙换装。当天夜里，从罗布林卡的后门出走，渡过拉萨河，经山南到印度。达赖的母亲、两位经师和少数官员同行。
       ３月１９日，军区的巡逻队同“卫教军”在拉萨西郊发生枪战。“卫教军”向驻军和中央在藏机关开枪。解放军奉命讨伐，经过两天多激战，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８日，新华社发表公报称：“截至２３日，已俘获叛军４０００余名，缴获各种枪８０００余枝，轻重机枪８１挺，八一迫击炮２７门，山炮６门，子弹１０００万发。许多叛军在我军包围后成股地投降。”平叛大捷，拉萨恢复正常。同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从此，班禅大师作为筹委会主要负责人，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１９５９年４月，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１４日，班禅大师率西藏代表到京。当晚，周总理在中南海举行宴会欢迎班禅。１５日，毛泽东主席召集第十六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着重谈西藏问题。班禅大师出席会议。其后，他在人大全体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阐述西藏在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严厉谴责一小撮反动分子背叛祖国、妄图阻挡西藏社会进步的罪行。同时，真诚希望达赖喇嘛回到祖国怀抱，共同建设新西藏。
       在第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位２１岁的最年轻的副委员长在会议结束后，立即返藏主持自治区筹委会工作，领导西藏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
       ９月２０日至２２日，班禅代理主任主持召开自治区筹委会第三次全委会，作出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和《关于成立土地制度改革委员会的决定》。这些文件的制定和实施，大大推动了西藏社会摆脱农奴制的历史进程，使百万农奴翻身解放。
       ９月２５日，班禅大师赴京参加国庆１０周年活动。当晚，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１０周年大庆后，１０月２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次会议，班禅作了关于西藏的汇报。在此前３天，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北京市委员会联合举行会议，邀请班禅大师介绍西藏形势。１０月２２日，毛泽东主席还在勤政殿接见班禅、阿沛（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帕巴拉（西藏活佛，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一时期，年轻力壮的班禅，精力充沛，经常昼夜不停地工作，可谓重任在肩，春风得意。
       “七万言书” 祸起萧墙
       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１年间，班禅作为副委员长，不仅负责西藏工作，还亲赴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地区视察。他在视察过程中，发现这些地区“左”的错误十分严重，在执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藏族同胞在生产、生活方面困难重重，问题不少。比方说，中央明确规定在藏族地区要实行和平改革的方针，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庄园实行购买，就像内地对民族资本家一样，只进行正面教育，不要搞诉苦、清算斗争。在改革时，要保护好喇嘛寺庙和文物古迹，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地方政权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出现了许多过火行为，大搞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
       在班禅的故乡——青海省循化县发生的问题，更给这位年轻的副委员长很大的震动。１９５８年春，在反“右派”运动刺激下，青海地区大反“小脚女人”，有人提出要把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一次完成，“一步登天”。于是，强行对牧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大跃进、公社化、食堂化运动中，大搞形式主义、强迫命令、高指标、高征物，极大地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在视察时，他十分熟悉、十分热爱的生养他的美丽的故乡，几乎成了一片荒芜之地。循化县的情况在藏族地区并非个别现象。他在果洛、玉树、黄南、海南、海西、海北等几个藏族自治州视察时发现，在平叛扩大化方面、宗教改革、公社化运动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不少地方，确实存在人口减少、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十分贫困的现象。在视察中，不少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和地方干部不断向他反映情况，向他诉苦，希望大师出来替他们讲话。
       班禅作为民族领袖和宗教领袖，对这些问题十分关注，感受也更为深刻。他曾向西藏工委领导人反映了他所了解的情况，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认为这是“革命分娩的阵痛”，是正常现象。还让他学习藏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重点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让他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回北京后，班禅又向中央反映视察所发现的问题，但也未引起重视。当时在“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导向下，这些“左”的错误愈演愈烈。而对这一切，对这些错误的严重性已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概念的班禅，作为藏族的代言人，他不能充耳不闻，熟视无睹了。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不缄口默言。
       １９６０年９月，班禅借赴京参加国庆１１周年活动之机，向周恩来总理和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汇报了自己的意见，这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当时正是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为了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阶级斗争方面，提出“松一松”的口号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政策。党内干部在各级党校、党外人士在各级政协和社会主义学院办了各种类型的读书班、谈心会（有的地方称为“神仙会”），让大家畅所欲言。中央决定要李维汉、陈叔通和汪锋陪同，让班禅副委员长到南方去疗养和参观，顺便开一个小型“神仙会”，作一次逍遥游。但他们都无意当“神仙”，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下一盘棋、打一次扑克，班禅和李维汉作了１３次长谈，有时陈叔通副委员长在座，多数时候只有他俩和翻译李佐民。李维汉是中共党内的民族问题专家，他全面而耐心地听取了班禅的意见。班禅表白：自己谈这些意见，绝不是为了出气，更不是自己受了什么冤屈要喊冤，而完全是为了藏族人民的利益，为了藏族的进步和发展，为了佛法昌隆。后来，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整理成《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员长谈话纪要》。《纪要》在上海定稿，用汉文写成后让李佐民译成藏文，征求班禅的意见，最后上报中央。这份《纪要》即后来他的《七万言书》的提纲和蓝本。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３日，班禅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同他谈话，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和张经武等领导人在座。毛泽东指出，现在西藏要纠“左”，还就怎样纠正“左”的偏向从６个方面作了具体的指示。在谈话中，肯定了班禅的意见和建议。第二天，周总理又同班禅谈话。总理明确地说，西藏在民主改革运动中出了点“左”，一定要纠正。俩人谈得很融洽。谈话后，周恩来还设宴招待班禅和他的父母、经师及随行人员。
       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肯定，班禅很高兴。离开北京后，他继续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视察。令他失望的是，在许多地区，中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左”的错误没有纠正，有的地方反而更加严重。有的地区群众生活非常贫困。他目睹此种种，心里异常焦急、气愤，毫不客气地批评一些地方干部。比如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视察时，州负责人向他汇报甘孜、阿坎两个自治州如何经过平叛、改革，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生产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他当即打断夸夸其谈的汇报，一针见血地说：“甘孜、阿坎是开展平叛、改革最早的地区，平叛五六年还平息不下去，你们这里平叛扩大化现象非常严重，匪民不分，把大批劳动人民、基本群众打成‘叛匪’。在改革时，大批寺院被毁坏，喇嘛被强迫还俗……许多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有人批评我，老讲民族、宗教问题。我是活佛，是藏族，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是很自然的呀。你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吧？你们为什么不为老百姓说话？为什么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
       班禅深感上情不能下达和下情不能上达是个严重问题，自己有责任疏通。自己了解的情况很重要，应写成文字材料，全面系统地向中央，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时，他们都表示反对，认为该说的都已经讲了，不要再向中央反映了。他的经师恩久活佛更是极力劝阻，还特地提醒他１９５７年反右派和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记忆犹新，余悸尚存，切不可妄动。但他认为自己讲这些意见，目的是为把西藏和整个藏区工作搞好，完全出于公心。自己身为副委员长和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有责任向中央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于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他力排众议，从１９６１年底开始认真严肃地书写他的意见书。
       这份意见书完全是在他主持下撰写的，是他亲自调查了解的材料，是他的思想、观点和意见。用藏文写成后，他又组织人马译成汉文，译成后又把藏文原稿收回，找一个翻译，让他看着汉文逐句还原成藏文，看有没有错误和遗漏。最后又从地方上请来九世班禅的翻译来加工润色。意见书译成汉文有７万多字，后来就被称作“七万言书”。
       “七万言书”分为８个部分：一、关于平叛斗争；二、关于民主改革；三、关于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四、关于统一战线工作；五、关于民主集中制；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七、关于宗教问题；八、关于民族工作问题。主要内容有５个方面：一是各方面取得的成绩；二是西藏在平叛、改革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三是青、川、甘、滇藏区平叛改革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四是宗教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认真贯彻执行宗教自由政策，改进宗教工作的几点建议；五是对今后工作的希望和要求。意见书充分肯定“西藏的叛乱是具有反党、反祖国、反人民和反民主、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性质，罪恶很大。党采取平叛的政策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适时的。”同时也指出，“改革后佛教遭受巨大的衰败而濒于灭亡，我们藏人于心不忍。”在实行专政的过程中，“很多在押犯悲惨地死去了，几年来，藏族人口有很大减少，这对藏族来说，是个很危险的问题。”在谈到平叛扩大化时，意见书里说，青、甘、川、滇藏区有的地方，“除老幼妇女等不能打仗的外，其余青壮年男子以及通情达理的人，大部分被逮捕关押了。”……意见书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在平叛、改革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和问题。班禅强调：这些问题和错误若不认真加以纠正，藏族将面临灭族灭教的严重危险。
       这份“七万言书”的题目很别致，是班禅经反复斟酌敲定的：《通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为什么用这个题目？班禅认为在中央领导里，周恩来总理最了解西藏的情况，最了解班禅本人的情况，最能听取党内外各种不同意见，也最了解群众的疾苦。
       １９６２年６月上旬，材料打印出来，班禅大师在把“七万言书”送交中央的同时，会见了周恩来、彭真、乌兰夫、李维汉、习仲勋等领导人，面陈了自己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主席也为此事专门接见了班禅。
       班禅的“七万言书”上报后，中央十分重视，责成李维汉、习仲勋召集有关负责人研讨，提出改进西藏工作的意见，形成《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草案）》、《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草案）》、《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草案）》和《培养和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草案）》４个文件，并以班禅副委员长和张经武将军的名义上报周恩来总理和党中央，很快得到了中央批准。
       １９６２年７月２０日，周总理从外地回京后立刻接见了班禅、张经武等在京的西藏领导。周总理说：“我们很相信班禅、帕巴拉、计晋美同志都是反帝爱国，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你们也要相信工委的同志是要把西藏搞好的，不是去消灭民族、消灭宗教的。”
       ８月初，班禅返藏。８月１３日至９月２日，在谭冠三主持下召开了西藏工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总理和李维汉等领导对西藏工作的指示，讨论了如何贯彻上述４个文件的问题，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方向，班禅感到很高兴。但也就在这一年的８月，形势急剧变化，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号召，还点名批评了李维汉，说“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９月，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不久，李维汉被免去统战部长职务。习、李的被免职，直接影响到班禅的命运了。
       ９月底，张经武飞返拉萨，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并指示工委六次会议精神要立即停止传达贯彻。西藏和有关部门的领导认为，李维汉向班禅投降，而对班禅“向党猖狂进攻”一味“迁就、妥协”，助长了班禅的“反动气焰”。于是，对“七万言书”的批评不断加码。班禅被这突如其来的当头一棒打懵了，他迷惑、震惊、不解、痛苦。从此同西藏工委主要负责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分歧日益加深。工委经中央批准，不断对他批评教育，而筹委会的许多工作再也不让他过问了。整个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６４年初，班禅成天闲在中央为他修的班禅小楼里，很少参加政务活动，消沉苦闷，陷入极度痛苦之中。想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又隔着千山万水。迷茫无助之中，只好求助神灵，请卦师占卜问卦，甚至托梦占卜，企望神灵来判明是非曲直。
       历史进入１９６４年，全国范围内开展“四清”运动，在西藏还增加了阶级斗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在“三教”运动中，班禅首当其冲，成了活靶子。９月１８日至１１月４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近５０天的“马拉松”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判班禅。
       班禅性格耿直，性情急躁，年少气盛，一直处于活佛这个受人尊崇的位置，在北京又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爱护，哪能受得了无端的攻击和侮辱？他据理辩解，甚至大吵大闹，拍桌子摔茶杯。于是，又落个“态度恶劣”、“抗拒改造”的罪名。斗争不断加温加压，上纲上线。会议还找来一些苦大仇深的翻身农奴来批判他是“最大的反动农奴主之一”。
       批判逐步升级，起初只批班禅一人，批评“七万言书”，后来发展到批班禅集团，最后挖出了一个所谓“班禅叛国集团”，说他阴谋“背叛祖国”，搞“西藏独立”，把原堪厅的主要成员都打成“班禅集团”的“黑干将”、“黑高参”。在日喀则和拉萨还搞“班禅集团反党叛国罪行展”，发动百万翻身农奴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愤怒声讨。在会议期间，还抄了班禅的家，查出大批卦辞，这更成了他“向党进攻”、“诅咒共产党、诅咒毛主席”的罪证。一时间，班禅成了西藏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西藏各族人民“最危险的敌人”。七次扩大会议结束时，给班禅正式戴上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三顶大帽子，还通过决议，撤销了他的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班禅被撤销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免去班禅副委员长职务。与此同时在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免去了班禅的副主席职务，只保留常委一职。
       对班禅来说，这是在政治上一次最大的打击，他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和痛苦之中。
       １９６４年年底，周恩来总理担心班禅在西藏会发生不测，便出面让班禅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常住北京。此时，沈钧儒副委员长已辞世，总理便让班禅住进沈的寓所，生活上依然给予很好的照顾，从此开始过起悠闲的生活。昔日门庭若市、灯火辉煌的班禅大院，如今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这位早已出家脱离世俗的大活佛，深深地感受到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
       十年浩劫再遭磨难
       班禅在北京的大院里过着宁静的日子，可世界屋脊上却是暴风骤雨，那里正在继续深入开展揭批班禅的斗争。他心里明白，这场风暴总有一天会刮到北京这座静谧的庭院来的。班禅这回没有占卜，但不幸言中。
       在北京平静地度过一年多之后，１９６６年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华夏。万里高原再次掀起了批判达赖集团和班禅集团的高潮。本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班禅非党非官，本非运动的重点。从１９６６年始，中央也从来未下过要批判班禅的指示。可有人说，西藏情况特殊，运动主要不是解决党内走资派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分裂与反分裂、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样，矛头便对准了达赖和班禅。达赖远在印度，红卫兵无法翻越喜马拉雅山去揪斗，于是，西藏民族学院等院校的红卫兵便挥师赴京，同中央民族学院和首都高校红卫兵会合，要揪斗班禅。
       当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一再劝阻红卫兵，明确地说，对乌兰夫、班禅这样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要加以保护，他们有问题可以写材料揭发，也可以背对背批判，但不能揪斗。
       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一些红卫兵违背周总理指示，翻墙闯入班禅住宅，抢走班禅，用大卡车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起来。这些人私设公堂，随意审讯，还用细细的尼龙绳把体胖的班禅捆个严实，尼龙绳陷进肉里都看不到绳子了。班禅一再要求松绑，他们不但不睬，还揪耳吐唾，恶言辱骂。接着，红卫兵又抄了他的家，抄出了一些外币，便说这是他妄图“叛国投敌”的铁证。某红卫兵组织如获至宝，抢先在中央民族学院召开几千人的批斗大会。当时各地各校各派的红卫兵调子一个比一个高，先后抢着成立什么“揪斗班禅联络站”、“批判班禅指挥部”等组织，竞相争夺批斗班禅之权。周恩来得悉后，立刻加以制止，并通过北京卫戍区、中央统战部和他自己的联络员，给各派组织做工作。
       周恩来总理指示，必须把班禅交给卫戍区监护，不能控制在群众组织手中。经说服、调解、协商，最后达成三项协议：一、各派组织联合召开批判会，不能由各派组织轮流批斗；二、要文斗，不能武斗，不能捆绑，不能“坐飞机”；三、只能批判一次，批完之后，必须交给卫戍区。
       不久，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首都红卫兵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由于周总理指示卫戍区做好了保护工作，批判会未发生什么问题。大会批判之后，又根据周恩来指示，把班禅送到北京政法学院，由卫戍区监护起来。
       顺便提及，这时北京航空学院的“北航红旗”的一小撮坏头头把彭德怀元帅从四川揪回北京，在航院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周总理知道后，严令他们交出彭德怀，送到政法学院，由卫戍区监护。这真是巧合，一个是因上“万言书”而被罢官的国防部长；一个是因上“七万言书”而被撤职的副委员长，都落得同样的下场，竟然又在同一时间关在同一个地方。因为当时看管严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左邻右舍。不同的是，刚正不阿的开国元勋年迈体衰，冤死狱中，令人痛心疾首。而年轻体壮的班禅大师则经受住了炼狱之火。
       在监狱里，班禅被关在一个单人牢房，四面是灰暗的高墙和一扇冰冷的铁门，几乎与世隔绝。他生性好动不好静，喜欢热闹、健谈、好客，但如今没人理会，没人说话，看守每天送三次饭放一次风，就再不管不问了。他像一头被关进牢笼的雄狮，感到无聊、烦闷、恐惧、愤懑。他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昔日备受尊崇，今日竟成了众人唾骂的“罪人”，被宣布为“祖国的叛徒”、“各族人民的敌人”，他想不通、不服，要抗争、要申诉，但毫无用处。
       班禅毕竟是个信念坚定、意志坚强的人，经过一段磨难和剧烈的思想斗争，他逐渐静下心来。他相信真理，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总有一天会弄个水落石出的。于是，便把监狱当成炼意志增才干学知识的学校，排除干扰，刻苦学习。在狱中，所有的办案人员和看管人员都是汉人，他没有机会说一句藏语，也不能会见任何亲友，这当然是很痛苦的事情。他就把监狱作为自己学习汉语汉文的场所，主动找看管人员交谈，学习汉语，硬着头皮“啃”毛泽东著作，阅读中文报刊。弄不懂的就不耻下问，请教看管人员。而那本小小的《新华字典》则被他那双硕大而勤奋的手翻破了。出狱后，他曾对别人说：“这本小字典，是我最好的老师，我要把它作为珍贵文物好好保存。”经过狱中数年刻苦自学，出狱时，他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而汉文水平、理论素养和社会知识都有长足进步，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邓公主政重见天日
       １９７３年３月，被打倒了的邓小平复出，协助周恩来总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１９７４年夏天，周总理因病情恶化住进医院，其后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就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１９７５年夏天，在监狱里度过了９年又８个月的班禅大师终于出狱了，自由了。
       出狱后的班禅仍被安排在政协当常委，当时一些人“左”的思想十分严重，还坚持过去的那一套，说什么“平反不平罪”，没有认真给他落实政策，但中央在生活上却给了他很好的照顾。他在北京东总布胡同的寓所，在周总理的关照下还给他保留着，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此时此刻的班禅，过着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早起，念晨经，跑步，在天安门广场做操。回家吃过早点后，就贪婪地看书，藏文的、汉文的、佛经的、政治历史的都涉猎。而看得最多的是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的书籍。看累了，就到胡同口转游，或去买菜买日用品。
       政协组织委员们到各地参观学习，同行的有董其武等一些老人，班禅是最年轻的常委，身体壮实，他就经常为老同志倒水，提东西，搀扶他们上下楼，分发学习材料，主动服务，照顾老同志。
       班禅被关进监狱时才２８岁，出狱时也不过３８岁。他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尽的劲。粉碎“四人帮”后，他要求工作，要为祖国、为人民、为藏族同胞效劳，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这一天终于来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陆续为他落实政策，安排工作。１９７９年７月２日，在政协五届全委会二次会议上，班禅大师被增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８８年５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正式予以平反，摘掉三顶帽子。以后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又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历史终于作出了公正的裁决。可惜，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８日，这位刚５０出头的副委员长便与世长辞了。
       据曾参加“七万言书”部分翻译工作、《中南海人物春秋》一书的作者顾保孜回忆：这份材料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批评了整个民族工作，尤其是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提出了如何纠正错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共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的建议。尽管有些言词有点偏激，分寸把握得不那么准确，但总的精神是积极的、健康的，充分表现了大师一片忧国忧民之情。如果把彭德怀的“万言书”看作是中共党内第一份批评“左”的错误的历史性文献，那么，班禅大师的“七万言书”则是在民族工作方面，尤其在西藏和整个藏区的工作中，批评“左”的错误的一份重要的历史性文献。
       １９８８年４月４日，班禅大师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回顾这段坎坷的人生历程时，胸怀坦荡地说：“我这个人的成长历史，和西藏革命发展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１９５９年达赖逃到国外去了，当时我坚决举起了爱国旗帜，并向中央请求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中央采纳了我的意见。以后不久，我就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当时在民主改革中出现了许多不符合西藏实际的‘左’的做法，我曾经不断地向中央提出许多意见，以便中央采纳，逐步纠正错误。我了解到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和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族地区在民主改革运动中发生了很多问题，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给中央，翻译成汉文有７万多字。报告中有些问题讲得厉害了一点，语言上刺激性大了一点，当时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以后，１９６２年８月的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纲领，我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对象。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报告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意见是对的，对内部的批评教育并没有接受。到了１９６４年，我被作为‘阶级敌人’受到公开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关了整整九年零八个月的监狱。……”
       一生中，班禅最难忘、最敬重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是邓小平。周恩来总理在批判处理班禅问题的整个过程中作了很多努力来保护他。在十年浩劫中又是周恩来想方设法让卫戍区把他监护起来。后来是邓小平让他获得了自由。他曾满怀深情地说：“邓小平同志为我出狱出了很大的力。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