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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６年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第一年，也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思想极为活跃的一年。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们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设想。旨在繁荣我国文学艺术和推进学术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就是这种探索的重要内容。
       一、建国初期的“向苏联学习”
       建国后头几年，中国不但在经济建设领域，而且在意识形态甚至在自然科学方面，都是全方位向苏联学习的。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教条主义的倾向，有时甚至教条到滑稽可笑的地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位老同志，也是很好的同志，战争中间担任军队的卫生部长，战争后做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的副部长。他知道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之后，要改造中国的医学，对我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微尔啸的学说为主导）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我想，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之下，当然就应该反对中医和西医，取消一切现在的医院，靠巴甫洛夫的药（只有一种药，就是把兴奋剂和抑制剂混合起来，叫“巴甫洛夫液”）来包医百病。（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
       当时人们对苏联盲目崇拜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苏联的“巴甫洛夫液”自然未能成为主宰中国医药界的神药，是因为实在过于荒谬。但是，在生物界，却完全是苏联的“米丘林学派”（实际上是李森科学派）一边倒，而摩尔根学派却一直受到排挤和压制。当时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不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以苏联的是非为是非，就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不例外。早在１９４９年，李森科的《论生物科学状况》，就在中国大量印行，成为大学生物系和农业院校师生的必读文章。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位负责人，为了推行李森科的那一套理论，竟然停开了摩尔根遗传学，校内的摩尔根学派的教授被迫改教其他课程，有一位从事群体遗传学研究的教授，因为不同意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愤而离开学校，经香港去了美国。
       虽然这位负责人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并调离了农业大学，但摩尔根学派的处境并未有所改观。我国生物学界特别是遗传学领域的学者，不少人曾在欧美留过学，有的人甚至在摩尔根的实验室里学习和研究过，直接间接地成为摩尔根的弟子，这些人在１９５２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大多受到了批判。此后，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课程基本被停止，研究工作也被迫中断。
       对于这种状况，广大生物学者是很不满意的。１９５５年，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先骕，出版了《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对李森科提出了公开的批评。这本书出版后，一位在高教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曾为此提出“严重抗议”，指责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污蔑”。北京农业大学的６位教师，联名写信给出版社，认为该书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１０月，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纪念米丘林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活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直接干预下，对胡先骕的“错误”进行了公开批判。
       二、毛泽东提出要实行“双百”方针
       应当说，毛泽东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是反对全盘照抄苏联的做法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的盖子揭开之后，毛泽东更是坚信不能盲目对待苏联的经验。在随后不久他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还说，“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在这个报告中，不难看出他对学术研究领域跟着苏联的屁股走的做法很不满意。
       怎样才能克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给文艺界和学术界提出的方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过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１９５０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发生了以京剧还是以地方戏为主的争论。１９５１年４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任院长。毛泽东亲笔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５月，促成了京剧与地方戏谁主谁次的问题顺利解决。
       “百家争鸣”最初是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提出的。１９５３年８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核心是如何“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虽然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但他强调不可盲目地学习外国，学术研究也不能搞教条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好的东西也应该学习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双百”方针的内容。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本计划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作了这个讲话后，会议的主题自然发生了变化，就转而讨论讲话的内容。
       ４月２７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毛泽东的讲话。陆定一在发言时谈到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争鸣，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
       陆定一介绍了胡先骕的情况。在询问了有关情况后，毛泽东对胡的问题表示学部委员“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接着讲到医药界的问题时说，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如果有人提出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那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是很不利的。
       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说，要写新人物，写新人物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３０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好极了。
       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那是写上海解放军进城的前夜，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周恩来提到《十五贯》时，毛泽东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的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十五贯》写的是娄阿鼠偷走尤葫芦１５贯钱并将其杀死，县令过于执凭熊友兰所有的１５贯钱判定其为杀人凶手。知府况钟监斩时发现其中有冤情，重新审理此案，拿获了真凶。过于执也就成了中国戏曲中官僚主义者的典型形象。
       ４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第一次明确地宣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三、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诠释
       “双百”方针确定之后，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正式向全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公布，并由此推动我国文艺和科学研究的繁荣。
       ５月２６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了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文艺界、医药卫生界的知识分子１０００余人聚集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陆定一就中共对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政策作一次报告。陆定一详尽阐释“双百”方针。
       陆定一首先说：“我国要富强，除了必须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须发展经济，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国防以外，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
       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当时有不同看法，在座的知识界人士也是十分关心的。陆定一作了明确说明：“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文艺和社会科学，可以直接地表现阶级斗争，也可以比较曲折地表现阶级斗争，以为文艺和科学同政治无关，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这是一种右的片面性的看法，是错误的；反之，把文艺和科学同政治完全等同起来，就会发生另一种片面性的看法，就会犯‘左’的简单化的错误。”
       那么，如何理解文学艺术实行“百花齐放”，科学研究实行“百家争鸣”文针，陆定一解释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我们主张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而扩大这种自由。”
       陆定一强调，在贯彻“双百”方针时，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
       对于此前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陆定一一方面认为“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做得对的，在分寸的掌握上也大体是对的”，但另一方面也承认“错误和缺点还是有的”，并肯定俞平伯“政治上是好人”，一些批判文章“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
       就文艺题材的问题，陆定一说，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题材问题的清规戒律，只会把文艺工作窒息，使公式主义和低级趣味发展起来，是有害无益的。
       最后，陆定一讲到了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批评工作来说，就是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批评有两种，一种是对敌人的批评，所谓“一棍子打死”的批评，或打击式的批评；另外一种是对好人的批评，这是善意的同志式的批评，是由团结出发，经过斗争，来达到团结的目的的。这种批评，必须顾全大局，采取多说道理，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不能用《阿Ｑ正传》中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的态度。
       陆定一表示：“我们应该给科学家和艺术家以充分的支持。凡是老老实实做工作的科学家和文艺家，在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之下，是只应受到支持，不应受到打击的。”“好人犯错误的事是常有的。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应该把这种错误同反革命的言论严格区别开来。对这种错误的批评只应该是与人为善的，只应该是平心静气来说道理的，只应该是顾全大局，从团结出发达到团结的目的的。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应该积极帮助他改正错误。受到批评的人也根本不用害怕。”
       陆定一对这个报告作了一些修改，于６月７日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个别地方作了改动，并在第二天作出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发表。”６月１３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这个报告。
       四、知识界的一缕春风
       “双百”的提出，给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受到了知识分子们的欢迎。
       ９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重申：“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１０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邀请党内外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６０余人举行座谈会。会上，陆定一就如何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提出了５点意见：
       （一）除了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教育外，有准备有步骤地在高等学校高年级逐步开设资产阶级学说课程。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近代的、古代的，外国的、中国的，凡是重要的学说，有人教，又有书的，都可以逐步地开课。
       （二）请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流的学者来我国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可以讲。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当然要请，唯心主义的或反动的也可以请。
       （三）尽可能地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对于想在政治上搞“两个中国”的国际学术会议就不参加，同时也请中国科学院考虑，是否中国也召集一些国际学术会议。
       （四）关于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问题，既要讲正面，也要讲反面。社会主义运动经常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只讲正确路线，不讲不正确路线，就没有对比，就不容易了解，就会陷入背诵教条的情况。
       （五）讲历史，也要讲正面和反面。不仅要出版孙中山选集和孙中山全集，还要出版蒋介石选集和蒋介石全集。讲太平天国，要讲曾国藩。讲国际问题也要讲希特勒。反动的书，不公开卖，可以放在图书馆里供人研究。
       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文艺界有一大批传统剧目被发掘、整理和上演。仅北京市就先后开放了京剧传统剧目２０余出，同时收到名老艺人献出和收集的京剧剧目１０００多个本子，１０６０余出戏。在文学创作上，“题材和主题的范围扩大了，体裁和风格多样了。无论是小说、诗集、散文、戏剧还是电影，数量和品种都显著地增加了。特写、抒情诗得到了发展，特别是抒情诗中爱情诗这一枯枝重新开出了花朵。最能反映思想活跃的杂文这片荒芜已久的园地，也开始繁盛起来”（《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陆文夫的小说《小巷深处》等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均属上乘的作品，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等有创建、有思想的理论文章，都是这个时期发表的。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１９５６年底，中国作协还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１９５７年起，文学期刊一律取消“机关”刊物的说法，而以某某社或编委会代替，以示各文学期刊地位平等，没有指导与领导的关系。
       学术界也空前地活跃起来。据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１日新华社报道，这年中举行的比较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５０多次，多于过去任何一年。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学术论文和报告共有２０００篇以上，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
       ８月，在青岛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中国遗传学的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主要学者都参加了会议。两派学者第一次坐在一起，就几十年来国际上两个遗传学派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缜密的探讨，会议各抒己见，打破了长期以来遗传学界米丘林学派一家独鸣的局面。
       自然科学界在其他各个领域中的争论、语法座谈会关于语法的讨论、电影界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教育界关于尊师重道的讨论，以及哲学界关于真理的阶级性、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讨论等，都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这种局面是几年来未曾有过的。
       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唯心主义课程。北京大学请金岳霖教授给四年级的学生和研究生介绍罗素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则从北大请来了贺麟教授和郑昕教授，分别讲授黑格尔哲学和康德哲学。１９５７年上半年，北大经济系还正式开设了凯恩斯经济学，由著名的经济学家徐毓楠教授主讲。北京政法学院则以“资产阶级国家法的批判”名义，开设相关课程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体系。
       五、毛泽东再论“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提出来后，在广大知识界获得了一片欢呼声，但是在党员干部中，情况就有些不同了，不少人对此心存疑虑甚至是反感的。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我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高级干部中赞成的是少数。
       这种反对的意见终于表露出来了。１９５７年１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干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的文章《我们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说：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可以不必强调了；过去的一年中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的借口，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英雄人物，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等等。
       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报刊都进行了转载。２月２８日《旅大日报》在按语中说：“在我省，日前中共辽宁省委文教部召开的文艺编辑座谈会曾经讨论了这篇文章。与会者一致认为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也是及时的，文章中提出的几点意见，都是正确的。”这表明，对“双百”方针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人不在少数。
       与此同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也遭到围攻，被指责为是一篇“严重歪曲现实”的小说，认为作者“把我们党的工作，党内斗争生活，描写成一片黑暗、庸俗的现象，从艺术和政治的效果看，它已经超过了批评的范围，而形成了夸大和歪曲”。（李希凡：《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文汇报》１９５７年２月９日）
       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和王蒙小说受到的批判，触动了本来对时局十分敏感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前，老知识分子曾是“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自“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暧，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对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情况，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他认为当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继续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就在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表的当天，毛泽东指示：“请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到会（按：指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８日至２７日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各同志。”
       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８日至２７日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系统地讲了“双百”方针的意义。在讲到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时说：陈其通等４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我们的意见，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让它放，但是它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让它放。田里有禾有草，只准放禾，不准放草，事实上办不到。也许这４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
       可是，有的省、市在传达这个讲话时，却变成了毛泽东肯定了４人的文章，说他们是为党为国。这说明，一些人既未听懂毛泽东的话，又与陈其通等人有着共同的看法和观点。
       ２月１６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毛泽东一开头就说：王蒙最近写出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又反复强调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处理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办法和争鸣的办法来解决，绝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他还讲到了对胡适的批判问题，认为开始批的时候很好，但后来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掉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他还说：对思想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片面地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
       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专门讲到了知识分子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他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强调：“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发表的时候，是经过多次修改的。在原讲话中，还有对一些高级干部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的批评，明确表示不赞成陈其通等人的观点，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的缺点，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什么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这些话，后来正式发表时都删去了。
       ３月２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又作了结束语。其中再次提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的提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他还表示赞成出版蒋介石的全集，供研究历史的人参考。
       为了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贯彻“双百”方针，统一全党的思想，经毛泽东提议，这年３月５日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８００人，其中约有五分之一的人为教育、科学、文艺、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３月８日，毛泽东邀请茅盾、老舍、巴金、周信芳等文艺界代表进行座谈，听取他们对“双百”方针的意见，同时回答了代表们所关心的问题。
       有人问，作家对官僚主义者恨得不得了，能不能把他们的结局写成失败，写成死？毛泽东说：官僚主义当然应该批评。有个电影叫《荣誉属于谁》，里面有一个铁路局长，是个官僚主义者，可是他的局长还照样当，这样的干部应该撤职。为了治病救人，可以送他去学习。这部电影里那样写这个局长，叫做不彻底，缺乏彻底性，反官僚主义应该彻底。他还说，陈其通等人发表文章，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邀请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等新闻界人士座谈，主题是如何办报。他要求把报纸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群众来信可以登一些出来，政府和有关的业务部门有不同意见，报馆可以和他们研究商量一下，在报上加以解释，再看结果如何。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关于百家争鸣问题，毛泽东说，这是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
       ３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用了相当的篇幅讲了知识分子和“双百”方针的问题。他说：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他又说：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
       按照毛泽东上述讲话的精神，《人民日报》这年４月１０日发表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但是，党不能接受他们的这种“劝告”，因为他们的方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六、未能真正实行的“双百”方针
       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和主观主义，中共中央决定进行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适应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为了克服近几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及特权思想，必须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无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以此为发端，整风运动正式启动。
       为了搞好此次整风，中共中央认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欢迎非党员参加，但必须完全出于自愿，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各地实行开门整风，以座谈会等形式邀请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谈问题，讲意见，提建议。
       在这个过程中，党外人士对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改善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出大量中肯的建议和意见，但同时，也出现少量的奇谈怪论甚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于是，党的领导层将出现的问题错误地估计得过于严重，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５月中旬，开始反右派运动的部署，采取外松内紧的方式进行，即所谓“引蛇出洞”的策略，有意识地让那些“毒草”放出。６月８日，正式宣布反右派运动开始。随着运动的展开，“百家争鸣”也就变成了所谓“两家争鸣”。此后，“双百”方针虽然也不时在报刊上出现，但实际上已不可能真正实行。这种局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