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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不但是著名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募捐艺术家，他一生为南开教育募捐何止千万。在张伯苓的募捐艺术中，最精彩的一幕是对蒋介石拨款的回报。几乎每一次蒋向南开捐款或拨款后不久，就会得到张在政治上的回报。这里有一个令人不解的现像是，张虽然不愿参与政治，官也做得一塌糊涂，但是他用政治方法回报捐款人却运用得十分精彩，令人赞叹。精诚所至 结交中枢
       张伯苓同蒋介石最早发生关系是在1931年1月，他为南开募捐经费，赴南京，经他的学生介绍，首次与蒋会面。双方都留下良好的印象，蒋对张所创办的南开教育大加褒扬。对于张婉转提出的劝募请求，蒋表示“极愿补助南开，惟补助方法须待研究”。但是这一研究就是6年，直到1936年2月才兑现允诺。
       在这次会见后不久，张的政治观点发生变化，在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次座谈会上，张讲演时特地谈到国民党问题，他说：“我非任何党派，但我是很赞成国民党的。”张有许多学生在蒋身边做事，蒋也很关心张和南开教育，还经常表扬张本人和南开教育。民国时期天津最后一任市长杜建时，为张的得意门生，又是蒋的心腹爱将。杜后来在谈到校长与蒋的关系时说：“蒋因张孚有人望，久已蓄意拉拢他。南开校友中，不少为国民党政府服务，张每有所需，必有人直接或间接报告蒋，蒋必设法满足张，这样布下天罗地网，就使有志爱国、热心教育而政治上糊模的张不能不入其彀中”。
       从1927年国民党政府上台，官方始终没有给南开大学一分钱的公款补助，但是在蒋、张会面后的第二年，国民党政府“补助”南开大学6．2万元。
       1933年6月蒋亲自致函张伯苓征求他对时局的意见。张回函表示：“倾奉谕函，征求裨益时局之见闻，仰见我公无时不以谋国为心，一柱擎天，而虚怀若谷，不胜为之钦佩。华北事由何、黄二先生主持，措置均甚得宜。苓遇事勉竭愚蒙，用供采择，但不欲一知半解动扰聪听。兹承颁给电本，仅当密藏待用。不过知识谫陋，虑无以仰赞高深为汗颜耳。”
       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后，在北平成立了“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由黄郛任委员长，并拉拢华北地方知名的各界人士为委员，以壮门面。当时张伯苓受他的学生、国民党中央党务冀平津特派员张厉生的敦请出任委员，张未详查其他，就担任了这个职务，并几次从天津来北平参加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做国民党的这个不是官的“官”，但拒绝领取任何报酬。
       1934年设在杭州的中央航空学校举行毕业典礼，蒋作为该校校长，张作为学生家长出席(张的四子张锡祐为该校学生，1937年抗战时为国捐躯)，二人都在会上致词，这是两人第二次会见。标志着张在蒋政权中的分量，得到又一次加码。就在这一年，国民党政府对南开大学的补助，从1932年、1933年连续两年的6．2万元猛增到1934年的14万元，同年教育部补助4万元，另有河北省教育厅补助6000元，总计达18．6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的全年收入也不过40万元。公款补助占45％左右。这些补助虽然在表面上是张的四处“拜庙”、苦心积虑募捐的结果，但实际上与他同蒋日渐密切的交往不无关系，所以为当时其他私立学校所侧目。
       桃李遍天下 中枢捐巨款
       1935年2月，张伯苓赴重庆参加禁烟会议，顺便考察那里的教育，拟在那里开办南开分校。第二年1月张为此到南京筹款，在宁的南开校友开会欢迎他，他在会上淡及在重庆建校及经费困难时，有校友提出可商请政府资助。会后他的学生、CC系大将张道藩将校长要在重庆建校之事报告陈果夫，陈又报告蒋。蒋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心腹大将、上海市长吴铁城登门拜访张，并代表蒋约张晚餐。席间蒋对张及南开教育表示关切，并询问张对发展四川的看法，张提出：“发展四川，必先从教育、实业、交通各方面着手，尤其是教育，很重要”。
       公允地说，张的这种看法颇为中肯，很能代表当时一些工商、实业界人士的心态。
       蒋表示赞同张的看法，并当即提出个人愿捐赠5万元法币，以助在川建校。张伯苓于2月11日收到这5万元。这样一来，各地官员如行政院长孔祥熙、四川省主席张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等也纷纷捐款。其中刘湘不但自己捐出5万元，而且还动员妻弟周成虎将800亩土地以半捐形式卖给南开。由此又带动其他各界，特别是工商企业界的捐款，如：康心如、吴受彤、刘航琛、胡子昂、范旭东、陈芝琴等，很快就筹足了第一期建校工程所需的15万元。此时教育部又向新创办的重庆南渝中学(1938年6月改称重庆南开中学)补助2万元，1937年又募捐得第二期工程款20万元，1938年得到第三期捐款20万元。到这时，张的募捐有如“水到渠成”、一改往日的困顿局面。
       1936年夏，张伯苓准备在重庆南渝中学设一个图书馆，就召集了一个募捐会，会上他把建筑图纸拿出来让大家看，“没想到大家都面无难色”。美丰银行经理康心如提出，他的哥哥康心孚为留日学生，曾在北大任教，存了很多书，现在已经故去了。为了纪念哥哥，他扪，算把书捐了，并再捐10万元建一个图书馆。但总想不出来把钱捐给谁更好，这回有幸碰到张校长，于是很痛快地决定捐给南渝中学，先期款3．5万元立即交付，同时还打算捐常年经费。南渝中学校址旁有一块土地阻碍了学校的发展，张想把它买过来，但是费了许多周折就是谈不成。因为那块地的主人是康心如银行里的一位职员的，张伯苓“同康心如一提这事，问题就解决了”，那块地后来不是卖，而是捐给了张伯苓。此外还有许多人主动提出向张伯苓捐物捐地，如卢作孚以及西南的一些军阀，但均被张拒绝。
       至此，学校拥有800多亩土地，初具规模，同时招生、立案、会考等项事务也受到方方面面的关照。当时人们惊奇地感叹南渝中学的建校速度如此之快，设施、设备、规模如此之宏伟，这就是蒋捐款5万元的效应。
       张在谈到此事时，不无自豪地说：“蒋乐于助苓在川设立分校，其眼光为何如哉!”
       此后张在各种场合都宜传蒋是抗日的领袖，但是他对蒋最好的回报是在西安事变问题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最关心的是蒋的安全，12月14日张以南开大学校长名义致电张学良、周恩来，吁请释放蒋。
       国民党中央认为，在社会名流中张伯苓与张学良交情最深，而周恩来又是张伯苓的学生，请他去劝说张学良、周恩来较为妥当。于是孔祥熙在16日给张拍一电报，请其速来。
       17日张飞抵南京，与孔接洽，准备为西安事变斡旋。但此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26日蒋被放回南京，张从南京回到天津后，在校园里大放鞭炮，还召开了庆祝大会，他发表演讲称这次事变是中国政治上的一次逢大凶，化大吉，说他得知蒋被放回来：“自己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又说，“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宣布恢复他的学籍。”后来他把周恩来的照片摆在桌子上，自己站在桌旁，拍下了一幅照片，算是同他最爱戴的弟子的一张“合影”。
       西安事变是蒋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许多人在事变中的态度，成为蒋后来对其亲近与疏远、重用与打击的依据。所以蒋很满意给张伯苓5万元捐款获得的回报。1937年7月蒋邀请张出席在庐山召开的国事座谈会。在会上张首先提出：我们应该不分党派，团结一起，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他的提议得到与会者的响应，在座的周恩来也表示赞成。大家签名发表拥护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宣言。最后他还挥手高呼：坚决拥护抗战的蒋委员长!令在场的胡适等人颇感意外。此后张在政治上更加坚定地走上拥蒋的道路。
       七七事变后，南开因被日军仇视已久，校园遭日军炮火猛烈轰击，全校付之一炬。当时张正在南京筹划迁校之事，经闻南开遭此厄运，异常愤怒，念及30多年惨淡经营，一草一木皆亲手建树，今朝日军入侵，一切化为灰烬，不禁悲从中来。但是他面对《立报》记者却说：“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决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凭此精神，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现已在京成立南开办事处，对于下期开学一切事宜，正赶事筹划中。”人们被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动了，黄炎培等人纷纷向他致电，谴责日寇的野蛮行径，对他给予慰问。
       7月31日张面见蒋，汇报南开被毁之事，蒋对此深表惋惜，并安慰张说：“在抗战中，国家一定尽量支持南开在内地办学，打败日本之后，也一定会协助南开在内地复校”。并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蒋果不食言，在他的关照下，南开与北大、清华组成临时大学，同年10月1日在长沙开学，随后又迁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期间，南开与北大、清华同享国立大学待遇，张再也不用四处为大学的经费“求告”化缘了。
       张伯苓定居南渝中学的教工宿舍“津南村”后，蒋介石得讯曾前往拜访张，还参观了南渝中学。蒋赞扬道：张先生在抗战期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建立如此完备的学校；为国家培育人才，令人尊敬。这是蒋第一次看望张。
       1938年8月10日蒋在汉口约见张，并邀共进午餐，陈布雷做陪。席间，张提出南开经费补助事宜，蒋当即让陈布雷记下催办，并很快在行政院会议上通过补助南开 8万元的决定。这是张首次直接向蒋求助经费，此后南开大学的经费皆来自公款。从这次武汉之行也可看出，张的募捐对象已经从民间转向军政当局，他的办学基础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也是影响他后期政治态度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
       盛情难却 步入仕途
       1938年6月q6日蒋介石提名张为国民参政会副议长，7月，张出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改变了他早年对严修“一生不做官，专心办教育”的允诺。然而他在副议长这个职位上干得并不顺利，仅在黄炎培日记里就有两次这样的记载：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汉口两仪街20号召开，议长为汪精卫，张伯苓为副议长，致词颇多失礼，闻者不满”。
       “1939年元月12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大会召开，新议长蒋介石，参议员代表、年长者胡元侠宣读黄炎培前日所起草之欢迎词，副议长张伯苓致词，甚失当，此君总是如此，真无如之何”。
       在参政会的代表中曾流传着“张伯苓牛马不辨”的笑话：有一次张主持参政会，一位姓马的代表传递纸条要求发言。张接过纸条一看，可能是产生了联想，于是大声宣布：下面请牛代表发言。此言一出，四座皆惊。依当时的习惯是在“某代表之后要加上其名或字，或雅号”，例如：请牛代表玉山发言，是指牛玉山。而张的宣布不但姓氏搭错，而且名则无所指。幸亏有人及时为他纠正，才避免了一场尴尬。事后他想起来也大笑不止。
       他在主持参政会时，以南开校长的习惯打断别人的发言或随便诘问，引来众人的不满。邓颖超就不止一次地站起来发言指责他：“校长，请您注意，这是参政会，不是南开!”后来他谈起这段往事时还说：在参政会上就是邓颖超敢顶我。至此，张深受蒋“礼遇”之累，感慨颇多。但作为此时的他，也只能这样“累”下去。正如他的学生周恩来所说：“校长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应该参加国民参政会这类政治工作。”
       国民参政会的首任议长是汪精卫，汪出逃越南后，议长职位空缺，国民党内争相窥视。蒋经过再三思考，决定自任议长，其他党派对此颇多指责。恰在此时，张向蒋发出贺电，祝贺他“当选”，意在为蒋解围，得到蒋的“嘉许”。
       1942年2月13日，张拜会蒋，为抗战胜利后的南开复校经费问题与蒋洽商。蒋仍表示：有中国即有南开1 3月27日蒋批准拨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费10万元。不久，张再次申请追加。7月，蒋指令追加补助费10万元。
       对蒋这次拨款的回报，张虽是精心安排，却略显“措置不当”，且有过分“奉承”之嫌。
       1942年8月，蒋所著《中国之命运》出版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张在家中召集南开教务主任喻传鉴和几位高中的语文教师座谈。张问教师：你们看了委员长的《中国之命运》了吧?教师们没有说话，张似乎不高兴，随即把这本书夸奖了一番。教师们仍然没有什么表示。张又问喻：咱们图书馆里有没有这本书?送他们每人一本，我看选上几段当课本讲怎么样?教师们还是不说话。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事后一位教师说：这类政治人物的政治文章，不论是词语写法，还是段落编排，以及文章内容，都不适合作为教材。其实张何尝不知这个道理，他也未必真要这样做来贻误他的弟子，因为他相信蒋会很快知道这件事，这就是他的目的。
       1948年3月原考试院院长、58岁的戴季陶“因年老不能视事”坚辞去职(戴曾多次向蒋提出辞职不获)。蒋电邀72岁的张伯苓出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考试院院长。张已经吃够做官的“苦”和“累”，再也不想做官了，蒋仍按自己的意愿礼遇他，再三电邀，并电令杜建时相机劝驾。张对杜再三恳辞说：“我不愿做这些事，我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为好。”可是杜仍三天两头到张宅反复劝说却无效果。不久陈布雷驰电曰：“我公不出，将置介公于万难之地。”张知道不能再推辞了，在无奈中复电：“介公为救国者，我为爱国者，救国者之命，爱国者不敢亦不忍不从。”就是这个“不忍”二字，再次将他“累”入违心之境。张任考试院长后，有人喜欢，有人惋惜，有人反对。校友会会长严子亨坚决反对，曾多次劝张不要去南京。在张上任前，许多学生都来挡驾，黄钰生直截了当地说：“先生(指蒋)还能以您一个人的力量，去挽回颓局吗?”张只是说：“唉，蒋先生叫我去跑龙套，我就去跑一跑吧!”到这时他实在是言不由衷，行不由思了。
       据说张伯苓在就职仪式那天，手里拿着一把扇子，走到台上，把扇了一摇，对下面的人说：“兄弟对这项工作完全外行，以后一切事都由贾副院长(贾景德，阎锡山派系的干将)管理。”说完就下台走了。
       从1931年蒋、张第一次见面，到1948年张出任考试院院长，蒋蓄意拉拢，刻意培植达17年，才达到最终目的。但他就任时的这番讲话，肯定不会使蒋满意。
       由补助经费 到关心生活
       蒋对张的拉拢不仅是在经费补助方面，同时还有对其生活的关心、疾病的探望、生日的祝贺、子女的培养等。从1938年到1946年，蒋两次到南开参观，5次拜访张伯苓，还借南开大运动场举行阅兵式。探病、祝寿、题词、授勋、赠款不一而足，任何一位国立大学的校长都未享受过如此礼遇，更何况是私立大学了。张也经常理直气壮地向蒋提出补助南开经费的要求。
       张伯苓因病人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蒋偕杜建时前来探望。杜建时曾有文忆述，记载甚详。
       1944年1月1日，国民党政府授予张一等景星勋章。4月5日为张70岁寿庆，在此前一天蒋赴“津南村”为张祝寿，并发表演说“希望中国的学校都能办得像南开这样好”。还赠送手书的条幅“南极辉光”，以示“优遇”。
       张听说孔祥熙也得过同自己一样的病，是在美国得到根治，于1945年12月，令长子张希陆访问孔祥熙，探问在美治疗情况。孔很快将此事告知蒋，蒋表示同意张赴美治病，并赠1万美元。张在美国治疗期间，洗澡不甚跌倒摔伤。蒋得知又捐5000美元治疗费，同时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代表前去看望。
       1945年8月，南开大、中两校面临北迁复校的诸多问题，张两次致函蒋，就天津的敌占校舍、经济损失、经费补助等项恳求蒋。8月14日张给蒋的呈函中表示：“伯苓年事虽高，仍当竭其全力重建南开，以符为国育才之私衷。”蒋接呈函后批与文官处“可与商改国立”，后经教育部研究批复：拨30亿元，用于西南联大搬迁，其中北大10亿元，清华12亿元，南开8亿元。
       1946年4月教育部根据蒋的旨意，明令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任校长。这是张没有想到的，也是极不情愿的，他不忍心亲手所树的南开大学，就这样由教育部去随便的“国立”了，许多南开校友也为之惋惜。但是偏偏有人“安慰”张，说这是教育部为张解除了他多年来四处募捐的苦劳。他是笑也笑不起，恼也恼不得，只有叹息了。
       其实最主要的是蒋介石为自己解除给南开拨款批示的“苦劳”。两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朱家骅都对张绕过教育部，直接向蒋申请经费补助表示不满。朱更是直接提示蒋：国体之教育制度不能因一人之私谊而偏废。蒋默然，无言以对。一开始，蒋还把张的经费申请在行政院的会议上要求通过，后因蒋不满教育部的巧妙为难，索性直接下令拨款。从公理说，既然南开大学经费完全出自公款，改国立顺理成章。否则，蒋不知会为张的经费补助，申请指示多少次，他也不可能为此继续得罪国民党内的两大主要派系。
       张伯苓对于蒋这次拨款的最好回报，是在1948年国民党政府选举总统时，联合胡适等200多人，提交了推举蒋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议案。
       因时而做 因事而为
       张回报蒋的方法常常是因时而做，因事而为，十分得体。其中一项是维护政府的各项政令、举措。抗战期间国民党为筹集军费，频繁的举行各种形式的募捐，南开都认真开展。本来南开校园里的募捐就非常多，到重庆后更是有增无减。其中上规模的1940年有两次，1941年有两次， 1942年有4次，1943年有3次，1944年达到高潮。除了为学校的募捐之外，还有什么“节约储蓄竞购大会”、“竞购战时公债”、“慰劳湘鄂抗战将士”、“七七献金”等不一而足。如此频繁，近乎于“滥捐”的程度，使在校学生和各地校友都麻木了，校友会几乎变成一架募捐机器。有些捐款虽然没有直接使南开受惠，但是为学校博得政府好感，也拉近了张伯苓与蒋介石之间的距离，促使政府增加对南开中学的公款补助：从1938年起教育部每年补助5万，四川省每年补助1．2万。1940年8月起，教育部的补助增加到7万。1942年重庆社会局每年补助1．5万元。这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抗战时期，对私立学校而言，是绝无仅有的。
       张伯苓的另一种回报方式，是劝说他的学生接受蒋的领导。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腐败，贪污成风，民间怨声载道。这些现象通过学生直接反映到校长这里。但张伯苓认为，国，民党政府还是比北洋政府好一点。每当有学生同他说起这些，他就以此对比进行劝说，这一点也是蒋最初能够拉拢张做官的基础。
       ‘1948年5月，有一次杜建时同张伯苓闲谈起政局形势说：现在国共打得很厉害，国军装备虽好，但在各战场均不能取胜，东北方面已岌岌可危，去年魏德迈来津很露骨地表示不愿意支持蒋主席，政府前途恐怕麻烦很多。张却开导说：“这么大的国家，不能一下子都好，总得一点一点地好。”
        南开各校先后有几万学生，如果他们都接受了校长的这种宣传，蒋就达到了目的。因此，蒋对于张的这种回报，十分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