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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阿垅两次进入国民党军队，但却有着质的不同：第一次只是一腔报国热情，而第二次是人生观有了根本的转变……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初期最大的冤案，直到1980年9月，党中央才对此进行了平反。在这件冤案中被无辜牵连：的人员达2100余人，其中有胡风“七月诗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阿垅，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最后被判刑的三个人之一。
       阿垅1917年出身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只上过几年私塾，接着又读了几年高小，便因家境贫困而走上谋生之路。青年时代的阿垅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经济部读书。正在这时，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军用炮火轰击吴淞口，阿垅所在学校几乎被日军炮火击毁。
       这次事变给阿垅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那是要被别人侵略的，国之不存，“实业”又有什么用呢?阿垅于是放弃学业，报考了黄埔军校，进入第十期步兵科学习。1936年阿垅从军校毕业，被编人国民党第八十八师任见习排长，开始了后来被确认为“国民党军官”的生涯。
       阿垅的这个“国民党军官”是怎么当的呢?
       1937年“八一三”抗战时，阿垅所在的部队被调往闸北前线防守，阿垅在日军飞机轰炸时面部受伤，到后方医院治疗。前线的炮火在轰响，在医院治伤的阿垅坐立不安，想着那些与自己一同奋战的勇敢士兵，使他激动不已，而国民党上层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又使他愤怒。于是，他拿起笔来，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成一篇又一篇的战地特写。
       稿子写好后投给哪家刊物呢?阿垅在众多的刊物中选择了胡风主编的刊物。胡风收到稿子后惊喜万分，这些带着前线战火硝烟、充满着血与火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了胡风。很快，阿垅的《闸北打起来了》、《从攻击到防御》等战地特写，一篇又一篇地在胡风所编的刊物上发表。这些带着战地枪炮声的作品一发表，就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后来，胡风将阿垅的这些作品收集成册，列入他所编辑的“七月文丛”，以《第一击》的书名出版。
       就这样，年轻的阿垅带着为民族而战的硝烟，步人了中国文坛，并与胡风相识，经常书信来往。胡风非常赞赏阿垅的热情、真诚的个性，对这个在前线流过鲜血的青年军人充满着好感与信任，二人成了真挚的朋友。直到后来阿垅因胡风事件被捕，又“陪”着胡风一同被判刑，他都没有为自己与胡风的相识后悔过，都没有在严酷的处境中屈服过，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后来，阿垅来到武汉，与胡风见面。阿垅向胡风提出，能否帮助他到延，安参加革命，并谈了自己对于目前国民党军队内部各种腐败的不满。胡风于是安排阿垅与周恩来的秘书吴奚见面。吴奚对阿垅印象很好，决定帮助他去延安，并计划在延安学习后再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安排，为防止国民党特务跟踪，阿垅不能乘坐汽车和轮船，必须独自从衡阳步行到西安。 1938年11月，阿垅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被秘密送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抗大的一次军事学习中，阿垅不幸眼睛负伤，到西安医治。
       这时，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反映全国人民抗日的征文，阿垅写了一篇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南京》，获得了一等奖。
       待阿垅眼睛治愈之后，却无法再回延安，因为西安通往延安的交通都被国民党封锁。
       1941年，阿垅在焦虑中等了一些时候；便只好回到重庆，经黄埔同学介绍进入国民党军政委员会军令部担任少校参谋。接着他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军事战术教官。
       阿垅两次进入国民党军队，但却有着质的不同。第一次只是一腔报国热情，而第二次却是在延安受过革命的教育，人生观、世界观都起了新的变化，他在国民党军队里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给中共方面提供情报。
       二、阿垅的“交代”：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为什么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宣布革命同志为反革命……
       在对胡风案件的相关人员进行追查时，公安部曾查获一封阿垅于1946年7月15日由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寄给胡风的信，这封信被认定为“反革命”信件。可是胡风和阿垅在审讯中却誓死不认。
       这封信里有如下的一段内容：
       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的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加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这一段话，后来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之一，于 1955年6月10日在《人民日报》公布。据《人民日报》编者的解释，阿垅在这里所说的“他”，是指蒋介石。根据这个解释，根本不了解事实真相的“编者”，坐在屋里，为这封信中的这一段话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按语：
       在下面的材料中，人们可以看出那被胡风捧为“追求十多年的革命作家”的阿垅，和自称追随革命二十年的朝风本人的真实面目。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进行无耻的吹嘘，说什么“他的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如此的一段按语，的确能让人们为之一惊，背浸冷汗。这封信成了胡风和阿垅被定为“反革命”的主要罪证之一。为了让人们弄清这封信中这么几句话的背景，编者还在这里对阿垅作了这样的介绍：
       阿垅，即陈亦门、陈守梅，浙江人，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抗日初期混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读了几个月，不上前线，却到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做少校军事教官去了。这里发表的一封信是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从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写的，他已从胡宗南那里转到这里受训，毕业后任战术教官。“山洞”这个地方，是蒋介石的陆军大学所在，也是蒋介石本人在重庆期间的住地。
       在这个按语里，最后硬是将阿垅因伤去西安医治，说成是因到胡宗南那里去当教官而未上前线。并将阿垅学校的所在地，与蒋介石的住地拉到一起，好像阿垅同老蒋成了邻居。那还了得，刚刚获得自由解放的人民，能够饶得了你这个阿垅吗?据说周恩来曾对阿垅的“反动军官”一事提出过疑义，但未能挽救阿垅的命运。
       “文革”后公安部对这封信中涉及的事情进行了复查，最后得出的结论与报上所说的正好相反。 1980年公安部给党中央关于胡风案件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阿垅给胡风信列举蒋的军事部署，后言是脓总要排出，说是反共的，其实阿垅说的话是报告当时蒋在准备内战。根据后来阿城送的情报等，阿垅、胡风的申辩是合乎情理的。
       一个对革命的有功者，就这样被打成了历史的“罪人”。
       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攻势”，阿垅不肯低头，不肯屈服，理直气壮地提出抗争。他说：“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中国共产党，左翼人士，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
       阿垅在“交代”中这样写道：“党：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为什么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宣布革命同志为反革命，你们的唯物主义跑到哪里去了?……”
       
       难道阿垅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吗?正如他在早期那首《白色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
       我们无罪，
       然后我们凋谢……
       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有着充分创作自由的青年作家们，也许很难理解阿垅的这种心情。可是，笔者作为一个经历过这场政治风暴的老人，作为一名参加过对于这个案件有关情况的调查和审讯的一个当事人、亲历者，读着这些诗句，总是止不住要落泪!
       正是这样的一个阿垅，所以胡风才对他坚信不移，在他的交代材料中写道：
       ……当时是在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但蒋介石在疯狂地暗地里准备发动内战。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了我。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但受信人是一眼可能感到那所包含的严肃的战斗的心情的。
       1．告诉了我关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恶事实：三个月击破主力，一年肃清——计划；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自信——正式的动员；两个重要的军事布置和行动——军事行动。
       2．“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这是一句包含着凛然讽刺感情的反语。这在“一下”这个用语上表现得最深、最锐利。
       3．“他的自信……”云云，也是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话，说明了事实，但却表现出来了写信人的警惕感情。用“他”代表蒋介石，就是不好用敌性的身份称呼或直呼他的名字，但至少也不愿用官之类说到他的一种敌对感情的表现。由于“他”字所造成．的“词感”，写信人底敌对感情就完全吐露出来了。收信人会知道“他”是谁的！
       4．“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这就表现了对这个军事计划的深刻的仇视情绪(人民武装一定无畏地迎接他们的进攻)，这些空运的部队等反动武装非走向灭亡不可，一定像脓一样从解放区被排出，从中国人民中间排出!它们是毒菌，非化成脓不可，因而，非被排出不可，只能是这个意思。文字构成也表现了“是脓”是指上面的空运武装说的。……
       5．详况告诉组织上的……肯定地写信告诉我，现在想来完全可以肯定：他是希望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组织上的……
       据胡风的女儿晓风后来回忆，据她所知，阿垅曾经给中共和解放军提供过许多重要的情报，这其中包括：
       ——在1933年或是1934年间，阿垅曾托绿原将一包袱的刊载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小册子带给胡风，由胡风转交给了地下党；
       ——1947年，阿垅从同事周某处了解到了国民党对我山东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左轴回旋”的内容，立即通过胡风将情报转地下党组织的廖梦醒同志转给了我军，我军因此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阿垅及时送上情报功不可没。据王增铎同志介绍，关于阿垅通过胡风转送这一军事情报之事，在审查“胡案”时，廖梦醒同志和张执一同志都曾证明过此事，而公安部也从中央有关历史档案查到了当时的情报内容；
       ——1948年，阿垅曾五次将从军校同学蔡帜甫那里了解到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等资料，通过地下党的郑瑛同志转送给了我军。郑瑛同志于1955年也曾多次写材料证明；
       ——1948年至1949年春，阿垅说服蔡帜甫，多次将蔡所知的国民党的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杭行(罗飞)由领导他的地下党(员)甘代泉同志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关于这一点，杭行和蔡帜甫也都曾多次证明；
       ——1948年冬，通过方然向我浙东游击区转交了由蔡帜甫提供的浙江全省军用地图百余份，以利于浙江的解放战争。这一点，蔡帜甫也曾证明；
       ……总之，这一切都说明了，阿垅正是利用自己的“反动军官”这一身份来为革命默默地作贡献的。
       三、胡风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这个陈焯；阿垅说：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
       1947年9月的一天，在上海震旦大学任教的贾植芳回到自己的住地时，被国民党抓捕。胡风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情，四处打听，想法营救。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阿垅。公安部后来查获胡风在1947年9月26日从上海寄给阿垅的一封信，胡风在信中写道：
       ……就是陈卓，他去年做过北平警局长的。望马上找他相托，至褥。直兄消息全无。但我担保他毫无此种姻缘，此点可向陈报告。我疑为寄居他家之小女人(近来彼此闹翻)所为，一则以上信所说学生事，一则一直为文人，如此而已。请陈马上进行(疑在中字处)，让他们回来，万一困难，也得先让太太回来，一家庭妇女，留之不放，可笑之至。
       胡风在信中所说的“陈卓”，即是陈焯，原北平警察局长；“直兄”，指的贾植芳；而“中字处”，则是指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是国民党中央统计调查局的简称。贾植芳被国民党逮捕，胡风写信请阿垅帮助营救，可以看出胡风与阿垅交往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人民日报》将胡风与阿垅的这种关系后来解释为：“胡风发现贾植芳在一九四七年因误会被国民党逮捕。误捕的原因，据胡风在给阿垅的另一信中说，是因为贾植芳住的地方，他‘住进去之前有几个学生住过。他尚用他们用过的信箱。’胡风写信给阿垅，要阿垅去找陈焯，向陈‘报告’，胡风‘担保’贾植芳同革命‘毫无姻缘’。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的亲密关系。”
       本来面对国民党的黑暗势力，冒着生命危险营救朋友又是进步人士，被《人民日报》编者这么一“拔高”，事情的性质当然就变了。
       1947年9月28日，胡风再次给阿垅来信，报告了新的消息：
       直兄太太昨天回来了，有电话来，只是他们房子住过学生的事情，陈来电证明就可以回来云。她当然要直接找人求陈，你们那边如果关系好，也可催促，我以为愈快愈好，免得梦多。……
       这封信里的“陈”，当然仍是指的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焯。在这封信里，胡风再次催促阿垅，让他找人跟陈焯联系，好让陈焯尽快地释放贾植芳。
       又过了两天，也就是1947年10月1日，胡风再次给阿垅来信，向他谈了自己去看望贾植芳的夫人任敏之后的一些情况，并再次催促阿垅帮助找人。看得出来，胡风对这件事情是很急的，而且对阿垅也抱着很大的希望。
       信中同时谈到了些国民党特务方面的问题：“……昨天去看了任敏。情况当然而毫无严重之处 (就是学生一事情)，(他们对他很客气)，不知能否马上回来。那是中字方面的，她在这里找同方面的人。”胡风在这封信里暗示阿垅，只有请中统方面的人帮忙，才可以尽快地使贾植芳获得释放。但是，阿垅并不认识陈焯，因此也就未去找过。
       胡风和阿垅何曾想到，就是这样的一封信，在若干年后却被人硬将他们与从未见面、也未曾有过来往的国民党特务陈焯联系起来，成了他们与国民党特务勾结的有力罪证，使他们有口难辩。
       胡风和阿垅在他们的交代材料中对于这一点进行了一再地解释和说明。胡风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这个陈焯，要是认识，为什么不自己亲自去，还要那么远的写信去求阿垅?
       阿垅则用事实说明真相：
       在这封信的摘录后面，编者作了一个“按”，说明胡风和陈焯有政治关系，现在被揭露了云云。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如果按照编者的逻辑，胡风和陈焯显然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关系，那胡风为什么不直接给陈焯去信而这样向我打听呢?为什么在前一封信中胡风还把“陈焯”这个名字搞错为“陈卓”呢!为什么你们所发现的“密信”不是陈焯等人的信，而是像现在这样的东西呢!矛盾!矛盾!……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
       
       阿垅开始被捕时闹得很厉害，认为给他定的罪状不合事实，就仅仅靠这样几封平常的通信，就被定成了“反革命”，这既不合理，也不合法，这是有人故意制造的，这是在向人民说谎，并断言“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他对《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多次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并对审讯人员吵闹过，大声疾呼：“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笔者在参加“胡风专案”时，也曾对一些“胡风分子”的材料表示过怀疑，也曾通过调查实事求是地处理过一些被初定为“胡风分子”的人。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不得不叫人佩服阿垅的胆量和见识，从胡风事件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事情的发展正为阿垅所言中。但刚刚获得新生的中国大地，被“胡风反革命集团”烈火点燃了，狂热而愤怒的人们有多少能够理解阿垅的话?
       这个莫须有的罪名，直到1980年公安部的复查报告才得到予以澄清。
       公安部的报告中称：
       胡风曾写信阿垅找陈焯营救贾植芳，经查实，陈焯与胡风、阿垅均不认识。1947年9月胡风为了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贾植芳，而想到贾曾说过认识陈焯，所以写信要阿垅设法去找，因此说，胡风、阿垅同陈焯有“亲密关系”，不是事实。
       1954年，全国知识界开始展开对于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而在此之前，通过首先批判阿垅的一些文艺观点，对胡风的一些文艺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阿垅也许预感到了一点什么，于是便于1954年11月15日写信给胡风，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这封信后为被公安机关查获，阿垅在信中写道：
       ……运动是长期的，将有一年到两年。各方面地清算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在文艺方面也如此开始。
       因此我感到，关于“日程”，首先得求得一个理解，然后进行才行。两个要点：既不能和总的步骤矛盾；也不能被烟雾蒙蔽而耽误问题的提出。这里存在着矛盾和困难。
       如果和总的步骤有矛盾……人们当然不能说不对。不过会使事业受到别的阻碍的。
       如果被蒙蔽于烟幕，而耽误问题及时的提出，也会有同一结果，使事业受到阻碍。
       要了解研究情况，
       要善于符合总的步骤而定我们的步骤。
       刘兄也许有帮助。
       这封信件，也许这就是后来被认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间的秘密联系的证据，这封信里所说的事情，，大概只有胡风本人才能看明白。这信后来被《人民日报》的编者给予了“放大”，成了一条严重的“反革命”罪状：
       “日程”指胡风集团在文化界批判胡适期间的活动计划。在这个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面前，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活动遇到了困难。他们憎恨这个斗争，把这个斗争说成是“烟雾”、“烟幕”，但是，他们又不敢公开地反对这个斗争。因此，阿垅为胡风献计：“要了解研究情况”、“要善于符合总的步骤而定我们的步骤”，意思是，要在表面上顺着这个斗争形势乘机向党进攻。
       “刘兄”是指卢甸。这时卢甸来到北京，帮助胡风策划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这些解释之后，接着而来的编者按语，更是将胡风与阿垅的关系书写得“入木三分”：
       按：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一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些人口称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重视批判唯心论这一斗争，或者说自己没有唯心论，或者说自己与胡适无关系，因而最好避开不谈。但胡风集团却是重视的，他们在研究如何对付的方法。“这里存在着矛盾和困难”。批判唯心论果然给了胡风集团以“矛盾和困难”，这就可见批判的对了，革命队伍里的人，难道也有“矛盾与困难”吗?
       报纸上的语气是强硬的，对于这件事情的回答是肯定的——提出“矛盾与困难”的阿垅，肯定不是人民中的一员了，因为照编者的说法，人民是不会有“矛盾与困难”的。他早就被划进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了与胡风一伙的人，这个关系难道还一般吗?既然阿垅与胡风是这么的一种关系，首先开展对于阿垅的批判，对于胡风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阿垅的事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才判刑，判了12年。
       两年后的1967年阿垅病逝。他未能看到胡风事件和自己的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