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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日人反战运动，是在中国国土上发生的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场特殊的斗争。一批觉悟了的日本士兵、居留民和日本战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和日本共产党人、日本革命志士的积极领导下，脱离日本军队，成立反战组织，毅然加入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行列，亦即加入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行列之中，掉转枪口，对日本法西斯反戈一击，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从1931年起，随着日本军阀侵人中国，日人反战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就开始了，并且遍及整个中国的敌后战场、国统区战场和敌占区。本文介绍的，主要是1937年以后，由转变了立场的日本俘虏为主要成分的日人反战组织的反战活动。他们的抗战之举，是整个抗日战争重要、深远却又鲜为人知的一个侧面，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反战的成因
       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政策，没有中共领导雄才大略的胸怀，就不会出现那样大规模的日人反战运动。
       1．制定俘虏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对战争的性质、斗争的对象、可团结的朋友及战争的发展作了科学的估量。指出中国人民的真正敌人不是日本全民族，而是日本法西斯军阀、财阀，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紧密相连的。因而，确定建立中日两国人民反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争取战争的早日胜利。依据上述立场，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七七事变以及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的俘虏政策和统战政策，大大丰富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丰富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抗战初始，八路军总司令部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优待俘虏的6项命令。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深刻地揭示了日本人民革命运动、反战运动发展的特点及其规律，从而进一步指出对日本俘虏不加侮辱、不施责骂的重要性。是年年初，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提出联合日本人民、宣传瓦解敌人、促进日本人民和日本士兵实行“革命的败北主义”。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关于俘虏敌伪纪律的指示》。194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同年6月7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政治部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这一年的7月7日，再次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部命令》和《关于建立日军士兵墓标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基本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对日俘政策的全部内容：(一)严禁伤害或侮辱日本俘虏，严禁没收或损坏其私人物件；(二)对伤病日俘应给予特别照顾和适当医疗； (三)日俘凡欲回归本国或回归原有部队，均给予一切可能的便利；(四)日俘如有愿留中国或中国军队服务者，应给予适当工作；有愿意学习者，应尽量协助进入适当学校；(五)凡欲与其亲友通信者，应给予便利；(六)阵亡日军应予埋葬，并在坟前竖立石碑或木牌。
       正确的俘虏政策是使日军俘虏转变立场的政策保证。加上我军对日本俘虏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质，以及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使日本俘虏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2．政治上给予关怀支持
       毛泽东非常关心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的活动，给予特别的关怀与指导。1940年3月5日，日本共产党代表野坂参三秘密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开学，毛泽东为其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1941年10月26日5530日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会上，35名日本士兵申请参加八路军，30日，毛泽东冒雨到会，发表了一刻钟伪讲演，会场场面十分热烈；1942年6月25日，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毛泽东致信其领导人野坂参三，表示热烈地祝贺和坚决地支持；1943年6月5日；与朱德等领导人一起出席了2000人的欢迎野坂参三(以公开身份活动)的大会；1944年冬，毛泽东观看了日本工农学校学员自己编演的反战话剧《岛田上等兵》和他们为中外记者团举办的“日本问题展览”，在展览的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的感想：“这个展览会内容很系统，我学到了很多东西”；1945年8月18日，毛泽东设宴为日本反战领袖野坂参三送行；同年9月14日，毛泽东在重庆接见国统区的日本反战领袖鹿地亘夫妇，深情地鼓励了他们。
       朱德总司令对日人反战同盟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1939年1月2日，朱德在千人大会上热烈欢迎和祝贺 3个日本士兵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7日，“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立，朱德又亲到会场，再次祝贺。1941年 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开学，朱德出席大会并讲话； 1942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举行成立周年纪念，再次出席并作长达2个小时的讲话；1943年元旦，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前线总政治部副主任罗瑞卿、陆定一联合致电华北各地，对反战同盟各支部，以国际友人称之待之。中共领导的关怀与鼓舞，有力地指导、激励了日本友人的反战斗争。
       日本反战盟员在抗日根据地内，享有充分的政治民主权利，包括出版、结社、集会及参加各类民主政治活动的自由，有参政和参加竞选的自由，并立法规定他们在根据地内享受国际友人的待遇。在参政方面，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盟员森健，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中小路静男被选为延安市参议会参议员，另外还有秋山良照、茂田江纯、津田秀、本桥中、古贺初美、坂谷义次郎、后藤勇7人，选为所在根据地参议会参议员，参与抗日民主政府的议政和管理。
       3．在工作上给予无私帮助
       中国军民热情地帮助在异国反战的日本反战友人，提供经验、物质援助、精神鼓励和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多年政治运动的经验，在日人反战同盟组建团体、发展会员、壮大力量、创办学校等工作上，一方面提出适当的建议，一方面提供适当的场所和物质供应。在他们对敌喊话或作其他形式的宣传时，中国方面都派出武装，保护他们的安全。当他们做出成绩以后，根据地领导和军民都给以由衷的赞扬和鼓励。194f年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举行成立大会，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到会祝贺； 1941年7月11日，反战同盟苏北支部举行成立大会，陈毅代军长到会演说；1943年7月7日，129师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黄镇联名致电反战同盟晋冀鲁豫各支部，对他们支持中国抗战表示感谢；1943年8月14日， 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山东支部举行成立大会，中共山东分局代表朱瑞到会致词；1943年8月2日，反战同盟淮南支部成立，粟裕到会讲话。根据地领导和抗日军民对反战同盟的支持帮助，是不可胜数的。
       4．在生活上热情照顾
       抗战期间，尽管根据地物资紧缺和匮乏，但中国军民仍克服困难给日本反战友人相对好一些的待遇。各根据地党政机关明文规定，反战友人在根据地享有较高的生活待遇，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配发大米和白面，并发给较高的津贴。比如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的津贴每月3元，相当于八路军师级干部的补贴标准。当时，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补贴也只有5元，士兵1元。生活标准，所有学员都享有八路军连级以上的待遇。对于这样的关照与爱护，反战友人心里感到十分温暖和感动。他们不甘于八路军的照顾，在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更珍贵的是，他们把中国人民的友谊深深地装在了心里，反战盟员中小路静夫，把一张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一周的食谱，保存了50年，1994年寄给中国，现保存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由于中共坚持以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对日本俘虏进行争取感化，才促使战俘的思想立场得到迅速地转变，才使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建立反战组织并开展空前的反战活动成为可能。
       二、反战组织沿革
       在华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形成了自己坚不可摧的反战组织，并且有领导、有纲领宗旨地开展工作。反战组织经过了3个阶段的沿革与发展，最终走向了成熟。
       1．1939年10月至1942年8月树起反战旗帜
       1939年1月2日，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3人，在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在由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政治部和警备部队等千余指战员举行的新年联欢晚会上，宣布参加八路军，受到朱德等八路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这是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批“日本八路”。同年11月7日，以他们3人为核心，在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野战总部，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立大会，这是敌后抗日战场上的第一个日人反战组织。觉醒联盟的宗旨是：呼唤广大日军士兵觉醒，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揭露日本法西斯破坏和平与侵略中国的本质与罪恶。号召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创办了机关刊物《觉醒》。
       1939年12月23日，在国统区桂林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以坂本秀夫为支部长。它是由在华日本革命志士、日本共产党员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和绿川英子女士，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时任国民党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是国统区的第一个日人反战组织，西南支部创办了机关刊物《人民之友》。1940年7月20日，经过长期的准备，鹿地亘等人又建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设在重庆，由鹿地亘担任总部书记长，创办了机关刊物《为真理斗争》。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在国统区建立的重庆总部与华北敌后战场上建立的反战组织联系很少，互不领属。国统区的反战组织成立以后，在云南、广西、广东前线开展工作，成绩卓著，社会评价很高。但在1941年8月26日，该反战同盟被迫解散。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政府才重新承认国统区的口人反战组织。
       1940年7月7门，在延安的日本反战士兵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在日本共产党代表野坂参三的领导和八路军的直接帮助下，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宗旨是：高举反战旗帜，与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解放中华民族和日本人民而奋斗到底。创办了机关刊物《士兵之友》。延安支部实际上起到了整个敌后战场日人反战组织总部的作用。
       这时，敌后战场上日人反战组织的名称、形式等还不统一，在晋西南成立的“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在延安成立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分别发展自己的组织。到1942年8月以前，觉醒联盟发展到6个支部，盟员 60人。日人反战同盟方面，至1942年8月以前，也发展了3个支部。
       在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发展的同时，还有两个与他们的发展紧密相关的组织，一个是被称为反战士兵熔炉的“日本工农学校”，另一个是被称为反战组织核心的“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
       “日本工农学校”于1941年5月15日在延安创办，是一所教育改造日本士兵、日本俘虏的完全新型政治学校，以解决“百团大战”以后日军俘虏逐渐增多和敌后战场缺乏安定的改造环境的不足。《日本工农学校总则》明确规定：“本校以对日本士兵施行政治教育为主要目的。”学制为1年，学习科目有政治学、经济学、日本问题、时事问题等。校长由野坂参三担任，教员有野坂参三和熟悉日语的八路军敌工干部。日本工农学校的创办，标志着八路军、新四军的日俘改造工作进入了正规化、系统化的崭新阶段。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开学以后，各根据地开办的日本工农学校分校和日俘培训班也逐渐办了起来。在晋西北、山东、华中等地建立了分校。在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烷江、浙东等地区，1944年前后均举办了日本俘虏学习班。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开办以后，培养了大批合格学员，他们中大多数成为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骨干力量和各分校、各反战团体的领导。
       日本工农学校的教育，使一批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迅速地成长起来。为了适应战后重建日本共产党的需要，野坂参三决定建立一个比反战组织更高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预备组织，这就是“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
       1942年6月23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和向毛泽东的致敬电。由于当时野坂参三还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森健当选为同盟总书记，高山进当选为副书记。
       2．1942年8月至1944年1月日人反战组织的统一与发展
       1942年8月至1944年1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时期，也是东方各国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转折时期。日本在军事上开始不断遭受失败的同时，国内各种矛盾冲突逐渐加剧，日本人民反战斗争日益高涨；在中国战、场日本法西斯已深深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侵华日军士兵陷入极度的苦闷、悲观与绝望之中，厌战反战、逃亡甚至自杀事件，愈演愈烈。
       至1942年8月，日人反战团体的反战活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存在着缺乏统一领导、统一机构等不足，制约着反战运动的发展；因而由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倡仪，于1942年8月20日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代表大会是由华北敌后根据地的8个反战组织(4个反战同盟、4个觉醒联盟)联合召开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华北日人反战力量。
       代表们认真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经验，制定了新的适应反战斗争形势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指出：加强反战同盟内部的统一团结，同时不断地向日军进行宣传工作，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并肩战斗，以达到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的目的。并对反战同盟的中心任务作了新的明确规定：同盟的第一个任务是对华北日本军队内的士兵进行政治宣传，从而加速日本军队的瓦解。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开展对日本侨民和居留民的宣传争取工作。大会选举杉本一夫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会长，森健、松井敏夫为副会长。规定1942年8月以后，觉醒联盟各支部均改称反战同盟。“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的成立，使华北抗日根据地内各个日人反战团体，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得到了空前的统一，标志着反战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与“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同时闭幕的，还有另一个意义重大、盛况空前的大会，即“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该代表大会和它所制定的《日本士兵要求书》被称为使对敌工作走向成功的钥匙。
       华中敌后的日人反战组织，比华北起步略晚，但到 1943年底，在新四军括动比较稳定的根据地，均建立了日人反战组织，如苏中、苏北、淮北等支部。
       1942年8月至1944年1月，统一反战组织以后的两年，反战同盟组织不断扩大，盟员成倍增加，成绩十分显著。代表大会以后，主动投降八路军的人数逐渐增多。1940年主动投降占投降总人数的7％，4年后，增加了 40多个百分点。放回去的俘虏，99％都说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好。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少有的。
       3.1944年春——1945年8月反战组织壮大与成熟
       1944年春季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日本军队败局已定。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加深，人民反战运动空前高涨。日共代表野坂参三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日本人民阵线”方针，提出反战组织要努力促进日本各阶层人民，成立反对战争、反对军部、反对日本反动统治阶级的广泛的人民联合战线组织。为此，“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决定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取代“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这是日人反战组织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
       
       1944年2月16日，在延安举行的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行会闭幕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大会通过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章程草案》，选举野坂参三、森健、杉本一夫为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华北委员。1944年4月9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宣布解散，“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正式成立。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明确要求，立刻结束战争，严惩战犯；实行彻底的日本对外和平政策，与各民族确定独立、平等、共存共荣的友好关系；肃清日本军部在日本政治上的势力，确立民主的政治制度等。这个联盟所肩负的责任，已远远超出了“反战”的范围，负有组织反战、反军部的人民阵线的重大任务，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日本而奋斗。显示斗争已在新的范围、新的高度上展开。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建立，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的日人反战组织实现了统一，使日人反战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1945年8月31日，解放联盟已建立了两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20个支部遍及各抗日根据地，盟员达到1200余人。
       三、反战活动概况
       在华日人的反战活动，在在华反战组织的领导下，健康有序地开展着。主要活动是对日军的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士气，唤醒日兵觉悟，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实际工作中，反战盟员结合日本民族习惯和日兵思乡厌战心理，竭尽自己的才智，创造出几十种行之有效的斗争方式与方法。
       1．几种主要的宣传形式
       书写日文反战标语，是主要宣传形式之一。他们写在日军可能看到的一切地方，如捌‘干、电杆、桥梁、岩石、残垣断壁上。内容广泛深入。比如“亲人们望眼欲穿等着你回去!”“战争延长寿命缩短!”“中日人民没有仇恨!”“杀戮无辜的中国平民，如同屠杀自己的父母兄弟!”“八路军不杀俘虏，会兄弟般地接待你们!”“我们在八路军中过着轻松愉快的生活!”
       节日慰问袋是最温馨的一种形式。慰问袋是日本战时流行的一种风气。当出征的士兵在前线作战时，国内民众在战争热烈气氛影响下，将日用品或食品、慰问信等，装在一个一尺见方的布袋子里，赠送给前方士兵，以示慰劳和鼓励。在日军侵华初期，日本士兵每人平均年收8至12只，里面装的食品物品也比较精致高档。到1940年，慰问袋降至6只， 1941年为3只，所装物品质量也大大降低。针对这种情况，从1941年开始，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的一些支部，在根据地军民的支持下，动手制作慰问袋，里面装上烟、酒、毛巾等日用品或当地特产和慰问信，信的落款署名“XX反战同盟”或“觉醒联盟”。每逢春节、樱花节、盂兰节等日本传统节日，向各日军据点分送。开始，日军长官以有毒为借口，不许士兵拿。后来，不但无法控制，士兵或下级军官还友好地回赠礼物或回信。河北平山县的日军分遣队队长高本，在接到慰问袋与宣传品以后，就友好地回赠了礼品，并写了一封感谢信。 1942年初，河北井陉矿日本工人接到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的慰问袋后，失声痛哭。
       开办日语广播受众面是宽泛的。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以后，即筹办了对华北日军的日语无线广播，从 1940年11月开始、每周播音两次。主要内容有时事解说、日本政治经济状况、日本士兵在八路军中的生活。日语广播打破了月军对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的信息封锁，使他们及时了解战况和处境。
       喊话是反战士兵与日军士兵最直接的沟通方式。事例很多，如1940年8月百团大战中，觉醒联盟太行支部全体出动，协助八路军行动，向日本士兵进行宣传喊话，给日本军队非常大的影响。1942年11月，反战同盟太行支部对山西省潞安县老顶山分遣队进行喊话。喊话在敌人的碉堡下面进行，危险很大，碉堡上面常常飞过冷冷的子弹。这是一次成功的喊话，盟员镰田小西先以凄凉悲切的男高音，唱了一首用日本流行歌谱谱成的反战歌曲，一下子吸引住了碉堡里的日军官兵，他们好奇地问了镰田小西很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日军士兵对八路军和反战盟员的敌对情绪。
       印发宣传品和反战报刊易于让士兵带走和传阅。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编写的《告日军士兵书》和各支部的机关刊物，如《觉醒》、《士兵之友》、《日军之友》、《士兵的呼声》、《同胞新闻》、《黎明》、《反战》等等。把它们散发在阵地或战壕里、日军经过的路途上，张贴在汽车、卡车、火车上和电话线路、阵亡的日军尸体上，或通过敌占区邮局邮寄等等方式。这方面的能手是觉醒联盟太行支部的秋山良照，他不但能写善画，能制作很精美的读物，而且能抓住日军士兵的心理，与他们通信谈心。渐渐地，秋山良照在冀南日军中有了名气。每当在敌人碉堡前喊话，．8本士兵总会问“秋山君来了没有?”到 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兵回信，累积起来有一尺多高。传单、报刊和通信对日军是稳妥而又无声的渗透。
       电话反战，是最安全而又近距离接触的方式。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之中，反战同盟冀中支部的松山一郎舌战大城至任丘公路上的吕公堡据点军曹佐佐木，带有很大的戏剧性。当松山摇响了吕公堡据点的电话并点名找军曹佐佐木的时候，睡意正浓的佐佐木做梦也想不到是反战同盟给他打电话，立即命令开枪，又不知射向哪里。松山抓住佐佐木再拿起电话筒的机会，向他介绍了自己，介绍了反战同盟，介绍了在八路军的生活。佐佐木闻所未闻，也不再打断松山，似乎忘了在和谁谈话。最后，双方都十分客气地互道谢谢和再见。留在线头那面的是佐佐木的惊异和日兵们的热烈讨论。1943年深秋，反战同盟鄂豫支，部盟员森增太郎等3人，一整夜窃听敌人的电话，得知敌军的一个小队将于次日上午10时押运军用物资，新四军5师立即组织力量，在姚家集一带截击敌人，大获全胜。5师师长季先念派人送来了一封简短的信表扬了他们。认，日人反战的宣传几个师团的兵力也抵挡不住。尽管军部竭力掩盖真相，甚至恶毒攻击反战同盟，但反战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日本士兵，当他们得知八路军不杀俘虏和有日人反战组织以后，日军内部的自杀之风，逐渐被逃亡和投诚八路军所代替。1941年3月20日，山西汾阳城日兵8人集体逃亡；7月，晋中地区先后发生数起投诚事件。该月27日，太谷日兵19人携枪逃出据点。山东肥城县日军，先后有3人投奔八路军。
       2．《日本士兵要求书》成为瓦解敌军的锐利武
       1942年8月至1944年1月，抗日战争逐渐转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日军思乡厌战、反正投诚、集体自杀之风在军队内部弥漫开来。日本国内人民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期反战组织改变了斗争策略。以《日本士兵要求书》为武器，从内部瓦解日军。与第一阶段的从正面提出的政治口号不同，《日本士兵要求书》从日军士兵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出228条需要改善和争取的自身利益，并教给他们合理斗争的方法。在士兵为自身利益斗争的同时，也收到了暴露矛盾、揭露战争本质和瓦解军心的政治效果。
       华北各地的日人反战组织统一以后，各地组织制定了本地区的工作计划，加强日军内部情况调查，有针对地行动。1942年12月初，晋察冀边区日军准备庆祝“大东亚战争周年会”，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立即开展闪电式宣传突击周，在日军占据的村镇、城市外围散发了许多宣传太平洋战争真相的宣传品，连天津附近、保定城里都散发了大批反战宣传品。甚至在敌举办的周年大会现场，也出现了许多反战传单和《日本士兵要求书》，使日军如临大敌。1943年5月，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长官合伙贪污，致使士兵吃不饱饭，而士兵不知所措。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了解情况后，向他们散发了《日本士兵要求书》和“让我们吃饱饭”的传单，并向他们讲明如何进行斗争，第4旅团的士兵一试，果然奏效。他们非常感谢反战同盟。井陉县城日军警备队长黑田乎日惯于殴打士兵，反战同盟就向该警备队散发了很多“不准打耳光”的宣传品，并鼓动士兵起来斗争。与此同时，反战同盟还利用电话，直接向黑田提出抗议，平日挨打受气的士兵露出了笑容。晋冀鲁豫各支部斗争开展得也很活跃。1942年9月至12月底的4个月中，反战同盟冀南支部对5286名日本士兵作了多种途径的调查，掌握了日军内部的大量情况，然后对症宣传，促使22名日军士兵逃亡。冀南支部规定每位盟员负责联络10个日军据点。反战同盟太行、太岳支部，仅在1943年初就散发了70余万份日文宣传品，书写标语5万余条。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从1942年9月至1943年夏，共发行各类宣传晶200余种，总数达20多万份。晋西北某偏远日军据点的士兵，常年主要以黑豆为食。反战同盟晋西北支部编出了“不要让我们吃黑豆”等传单发给日军士兵，并将日本歌谱谱上反对吃黑豆的新词，写在长长的木牌上，夜晚插到了该日军据点旁边。第二天，被该据点士兵扛回了据点。在山东地区，反战同S8胶东支部盟员渡边三郎，分别给他熟悉的下级军官直接写信，言词恳切，打动了对方的心。胶东支部盟员小林清等将《日本士兵要求书》等宣传品设法送进文登县城。日军士兵收到后，躲在马厩或厕所里阅读。1943年4月18日是日本樱花节，反战同盟滨海支部在八路军的掩护下，分散到各个据点附近，对日军士兵进行长达数小时的“樱花广播”，据点内的日军寂静无声。在莱芜某据点，清晨出操的日军，见操场中央放着一束鲜艳的樱花，士兵们立即苦闷叹息，有的失声哭泣。下操以后，士兵们争着将樱花拿回去供养起来。在华中敌后，反战同盟的工作也有很大发展。1943年春，苏中支部制作的精美的宣传画，被日军据点哨兵看到，竟忍不住嚎啕大哭。原来上面画着一轮明月，月亮里站着一名妇女，月亮下是一座孤零零的碉堡，形单影只的士兵在站岗。
       
       反战同盟的宣传，导致了日军士气的普遍低落。战场上宁死不降的大大减少了，投诚逃亡的人数增加了。晋鲁豫日军第32师团的一个小队，平时把收到的反战同盟的报刊、传单，都集中起来贴上墙壁。上司来检查就取下来，检查过后还照样贴上。在冀南，在反战同盟和八路军的争取下，建立了一些“和平据点”。少尉分队长津金，每次出去执行任务，他都亲自拿着小白旗，不打八路军，八路军也不打他。日军5次合击八路军，他的小队都故意让开缺口让八路军突围。1943年，据日本防卫厅统计资料表明，从年初到11月止，发生官兵投诚事件18起。华中仅1942年，就有日军14入主动投诚新四军。1943年11月，在江苏启东下沙和合镇，6天之内就有 6名日兵出逃。山西平定的日兵为更多地了解八路军和日人反战同盟方面的情况，拿出5元钱托当地村民代购《解放日报》。《日本士兵要求书》，已成为日本士兵最感亲切、最受欢迎和最容易接爱的宣传品。
       3．唤起全体日人，直指日本军部
       1944年1月至1945年9月，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最后阶段。这个时期，反战组织的斗争特点，是把斗争目标放在为谋求日本人民的解放斗争上，打倒军部，结束战争，建设和平与自由的新日本。在斗争策略上，一是继续宣传日兵反战；二是宣传团结广大的日本侨民和居留民；三是收集日军暴行，为战后审判大大小小的。战犯做准备。同时，解放联盟内部提出整风与三大学习，使工作和思想水平得到提高。
       在宜传反战方面，晋察冀支部的反战宣传品，都贴到了保定日军司令部和伪河北省行署的大门上。山东的滨海支部，在1944年一年中，向日军散发传单2．22万张，小册子2．5万册，与日军通信247封，送慰问袋146个，喊话11次。1943年12月的一天晚上，晋冀鲁豫各支部，协助八路军同时对200多个日伪据点进行喊话，攻势猛烈。苏中支部的政治攻势也十分强大。1944年3月，在车桥战役中，经过解放联盟的喊话，日军中尉以下24人，投降新四军。鄂豫支部远离敌后解放区：处在日伪包围的环境中，斗争形势十分艰苦。虽然如此，到1945年8月，该支部盟员已达100多人。在华南，1945年6月25日华南支部成立以后，展开反战宜传仅月余，到8月，该支部已发展到15人。
       在争取在华居留民和日侨工作方面成效显著。大约47．7万的日侨与日本居留民，都在日本占领区内的大、中城市或铁路沿线的城镇中居住或做各种经营，多数都是出身较低的劳动阶层。随着日本侵略战争节节败退，大部分日侨和居留民感到来华一攫千金的美梦彻底破灭。加上日本军部对他们无休止地勒索，使他们深感不满。日人反战组织通过对日侨和居留民情况的调查了解，采取了从揭露日本军部的欺骗宜传人手，编写散发了让在华日本同胞丢掉幻想的系列宜传，鼓励、号召他们投奔抗日根据地，或是在敌人的占领区内投入积极的反战斗争。通过宣传，一些侨民、居留民主动投奔根据地，加入反战组织；许多日籍职员、商人转变了对中国人民的敌对态度；一批觉悟了的日侨、居留民，把大批的军火及军需品卖给八路军与新四军。争取侨民、居留民‘的工作取得了很显著的效果。
       在调查控诉日军暴行方面，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决定，在反战各级组织中设立“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因为战争即将结束，迅速搜集日本军部的暴行，以便战后“把他们一个不留地加以逮捕，交给民众审判与处决”。1944年2月初，在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召开期间，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举行了连续两天的“日军暴行座谈会”，会上数十名学员踊跃发言，多数发言登载在2月底的《解放日报》上。除此之外，还通过写回忆、调查走访的形式，向根据地群众和日本士兵收集。要求根据地人民报送书面材料。并向敌占区人民散发传单，让他们将看到’的罪行及罪犯姓名记录下来，反映给反战组织。经过一番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收集了大量触目惊心的日军暴行材料，让日本军部的残暴、野蛮、凶恶、非人道的面目昭然于天下。
       1945年8月11日，日本宣布五条件投降。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更加积极地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做好受降工作；当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向日军士兵发出通电，号召他们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8月14日，野坂参三以日本共产党代表、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代表的名义，给。B军官兵发出了内容相同的通告。随即，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又命令全体盟员立即到前线去，协助八路军、新四军接收日本武装。各地支部将上述两个通电印成传单，大量向日军散发，并在接收现场，反复向抵抗日军士兵喊话，叫他们放弃抵抗，保护自己的生命。对于解除武器的日军官兵的安顿工作，也做得十分尽心，给他们消除疑虑、安排生活、联系遣返，帮助八路军、新四军向他们调查询问情况等等，一切工作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抗战胜利以后，除留在中国帮助建设的部分反战友人以外，大部分陆续回国，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宣告结束。
       在华日人的反战斗争，虽然已经过去60年，但反战友人的壮举，仍然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他们为结束侵略战争，争取人类和平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