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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边，沙滩上，风吹榕树沙沙响。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织渔网织呀么织渔网……”这旋律优美、曲调婉转又充满激情的歌曲就是电影《海霞》里的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35岁以上的人对它都非常熟悉。《海霞》拍摄于“文革”后期，在那个百花凋零、“样板戏”一花独放的年代，《海霞》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在上映后引起了轰动，与同期的《创业》、《闪闪的红星》等影片一起被认为是“文革”后期为数不多的几部优秀影片。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影片，却在其创作及上映的过程中，遭到“四人帮”一伙的百般围剿与阻挠，几经封杀。
       一
       “文革”中，江青自诩为“文艺旗手”，推行文艺极“左”路线，大搞文化独裁，8亿人民只能看那几部“样板戏”。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开展整顿，纠正“左倾”思潮。人们对江青一伙的文化独裁十分不满，纷纷写信给有关部门，要求进一步繁荣文艺创作，多拍些故事片，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1973年1月1日，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在接见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对近几年来电影工作的现状提出了批评。他列举了一些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看到新故事影片的来信，严肃地指出，“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了”，文化组要“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争取三年赶上去”。他还诚恳地说：“这是我们的大缺陷，总结7年来的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周恩来告诉电影工作者们：“你们有什么要求，通过文化组提出，中央批准，党和国家就帮助。”
       江青也参加了这次接见。当她听到周恩来对“7年”来电影“还是薄弱的”批评时，十分不快，认为是针对她这个“旗手”的，是对“样板戏”的否定，马上说：“不是7年，是解放以来120多年来电影的成绩很少，放毒很多；取得的经验很少，很糟糕！”张春桥说：“说(电影)少的……不排除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公开与周恩来唱对台戏。
       周恩来的讲话，给了广大电影工作者以巨大的鼓舞，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创作热情。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摄影师钱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积极筹备拍摄故事影片《海霞》。
       二
       《海霞》一片，是根据著名作家黎汝清的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摄制的，讲述的是渔家孤女李海霞在党的抚育下，在与渔霸陈占鳌、潜伏敌特刘阿太等敌人的斗争中，逐渐成长成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女战士的故事。谢铁骊为影片的编剧，钱江任导演兼摄影，副导演陈怀皑、王好为。主要演员有吴海燕、陈强、赵联、于绍康、洪学敏、王苏娅、张力维、蔡明等。著名作曲家王酩为影片谱写了音乐。创作人员为了更好地表现影片的主题，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在艺术构思、艺术风格和表演方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与当时流行的“样板戏”有很大的不同。
       江青对谢铁骊和钱江拍摄《海霞》很不高兴。谢、钱二人曾被江青点名要来拍过几部“样板戏”影片，如《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江青对他们还算满意。但如今他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去拍故事片，江青觉得被周恩来挖了墙脚，数次质问谢、钱二人：“你们是不是对拍样板戏不感兴趣了?”
       谢铁骊、钱江顶住重重压力于1974年开始了影片的拍摄。《海霞》是钱江第一次执导影片，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心血。1975年初，《海霞》摄制完成。
       1月25日，《海霞》在文化部审查，连审两天，未获通过。不能通过的理由多达几十条，但最根本的罪名是：该片“背离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原则”。
       所谓“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原则”就是“三突出”。1968年5月23日，于会泳在《文汇报》上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第一次提出“三突出”的口号。文章说：“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1969年11月的《红旗》杂志对此作了肯定。按照“三突出”标准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完全是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的“高、大、全”形象，被讥讽为“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昂首挺胸膛，挥手指方向”。
       于会泳因为鼓吹“三突出”，又曾为几部“样板戏”谱曲、配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曲意逢迎，颇为江青赏识。他从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的一名普通教师平步青云，坐上了文化部长的宝座，于江青的鞍前马后效力。
       在审查中，文化部提出了两场必须改动的戏。一场是指导员受伤的戏。在战斗中，小海霞到前线阵地给解放军送水，指导员为了掩护她而受了伤。这违反了“三突出”原则，突出了指导员，使一号人物海霞“受贬”，应该突出海霞，让她负伤。一场是解放军在海霞家吃苦莱的戏。解放军解放丁海岛，来到海霞家里，指导员看见海霞煮了一锅野菜，就让战士们每人吃了一碗，全部吃光。海霞感到不理解，正在怄气时，指导员给她端来一大碗白米饭，充满深情地说：“小妹妹，我们就是为了不让你们过这样的苦日子到这里来的。”海霞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这场戏被指责为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拿穷人开心”。这两场戏“歪曲人民解放军”，“诬蔑了解放军的形象”，“给英雄人物脸上抹黑”。此外，老民兵旺发爷爷给青年民兵讲传统，对海霞进行教育，是“英雄人物陪衬次要人物”。
       于会泳责令北京电影制片厂全体职工“要从方向路线高度加以认识”，“把坏事变好事”，对影片进行修改。
       三
       1975年春节期间，邓颖超调看了《海霞》，对影片的故事情节和艺术手法及演员的表演十分赞赏，她推荐给周恩来。周恩来抱病审看了《海霞》，并肯定是部好影片。
       接着，朱德委员长、李先念副总理及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陆续调看了《海霞》，一致认为值得肯定。邓颖超还把它推荐给中联部，准备招待各共产党国家的来宾观看。
       于会泳赶紧将情况报告给江青，江青大怒：“是谁把片子往邓颖超那儿送?她又不管文艺，伸这个手于什么?”
       于会泳表示，《海霞》在文化部并没有通过，按照“三突出”的标准提了很多意见叫他们回去修改。现在听说总理、朱委员长、邓颖超他们都看了，都说好，我们也就不好再提意见了。
       江青马上授计：“你们应该有个制度，没完成的影片不准出厂嘛!”
       有了江青的撑腰，于会泳立即采取行动。1975年6月，文化部派人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将《海霞》底片和样片全部查封，并派专人看守，不许影片外借；又派“调查组”进驻北影厂，找《海霞》剧组创作人员谈话，收集整理中央领导人调看影片的情况材料。
       经过“调查组”的一番调查之后，《海霞》又多了两项罪名：1．《海霞》是“文艺黑线回潮”的代表作。2．《海霞》摄制组是“行帮性的导演中心制”，是资产阶级所有制。据此，于会泳责令：北京电影制片厂立即开展一个批判《海霞》、坚决“打掉行帮性的导演中心制”运动。
       北影厂和《海霞》剧组据理力争，质问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毛主席1957年提出的6条标准是分辨香花和毒草的惟一政治标准，《海霞》在政治上是符合6条标准的，艺术上也有所创新，为什么不能通过?谢铁骊和钱江还直接向江青陈述意见。但江青不为所动，在她的支持与授意下，于会泳、刘庆棠等以文化部核心组的名义，向北影连续发去了两封公开信，施加压力。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海霞》剧组只得按照文化部所提的修改意见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前后共修改了100多个镜头，但文化部意见中那两场被认为是“必须改动的”的“诬蔑了解放军的形象”的戏，在谢铁骊的坚持下，并未改动。6月15日再次送文化部进行审查，仍来获通过。
       文化部遂将影片剪断100多次，进行粗暴修改。在强行通过这个支离破碎的“修改稿”时，《海霞》剧组断然拒绝。谢铁骊本着艺术家的良心，当场发表严正声明，提出抗议，拒绝承认这个面目全非的“修改稿”是自己的作品，坚定地表示：“这两场戏，坚决不改!一切由我负责!”北影人员当面质问刘庆棠等人：“为什么不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政策?”“为什么害怕不同意见，大搞‘一言堂’?”“为什么扼杀《海霞》?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6月26日，于会泳打电话给扛青：“关于《海霞》影片，情况很复杂，受到某人的支持。在未改之前就肯定了。现在听说要公映，让群众评论，有人想把责任推出去。名义上改了100多个镜头，实际上主要问题没有改。现在有人说话气很粗。我希望当面向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江青回答说：“有关《海霞》的问题，既然情况复杂，我建议你向春桥同志当面报告。”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大批《海霞》及其创作人员的1975年6月，江青、张春桥等人居然根本就没有看过《海霞》影片。
       由于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肯定与支持《海霞》及谢铁骊的坚持，于会泳只好说：“好，不给帮助改了，一个镜头也不改!恢复原方案上映，开展评论，写文章批判!”于会泳在无奈之下说出这样的话来，是想让江青出来表态，为自己撑腰打气。
       江青表示：“北影的事我不清楚。建议上映，但要保留评论权。”张春桥立即跟进：“同意。”并说，“这是一个积极的办法。”
       6月30日，于会泳写信给张春桥，要求《海霞》按照未经修改的第一稿上映，还特别说明“按第一稿，就是按他们送中南海审看的样子上映”。
       张春桥马上在信上批示：“照文化部意见办。”
       江青一伙批判、围攻《海霞》的最终目标当然不是北影厂《海霞》剧组谢铁骊、钱江等人，之所以要按“送中南海审看的样子上映”，是他们企图通过原片放映后，混淆视听，掀起一场全国范围的大批判，进行一场文化大围剿，攻击支持《海霞》的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人。
       四
       毛泽东对江青一伙把持文艺界的所作所为也有所不满，1975年7月初，他在同邓小平的一次谈话中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7月14日，在书面谈话中毛泽东又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毛泽东的讲话是一个转机。
       与《海霞》同遭厄运的影片《创业》的编剧张天民于7月18日上书毛泽东，反映《创业》的遭遇。7月25日，毛泽东在张天民的信上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呔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创业》闯“围剿”成功，给了谢铁骊、钱江很大的鼓舞。为了挽救《海霞》，冲破“围剿”，谢铁骊、钱江决定给周恩来总理写信。信送到了国务院信访室，被刊登在人民来信摘抄上，在中央政治局传阅。邓力群建议谢铁骊向毛泽东写信，认为迫害《海霞》事件比《创业》还要典型。7月25日，谢铁骊、钱江给毛泽东写了申诉信，经邓力群转交胡乔木。
       7月26日，邓小平出席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篇目的会议。会议中收到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当场宣读后指出：文化部处理问题太粗暴，连《创业》这样好的电影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针对江青一伙把“三突出”绝对化的倾向，他指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需要有讽刺文学。人民代表大会每次开会都有侯宝林当代表，而且主席每次开会都要问一问有没有侯宝林。就在这个会议上，胡乔木将谢铁骊、钱江的信交给邓小平。
       邓小平立即与文化部联系，并派人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取走了所有被封存的《海霞》电影胶片，同时将《海霞》的有关材料及谢铁骊、钱江的信转给了毛泽东。
       7月29日，毛泽东在看了《海霞》的有关材料后，在谢、钱二人的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同志。”
       7月30日，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部分在京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看了《海霞》的两个版本——最初送文化部审查的片子和修改后的《海霞》。政治局成员有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张春桥等8人参加审看。在审看了影片之后，邓小平问：“大家看后有什么意见?”吴德说：“这个片子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艺术上还需要一些加工。现在，已经重拍了一些镜头，是不是把原来拍摄的和后来加工重拍的一些镜头连接起来制作，然后对外放映。”邓小平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张春桥说没有意见。邓小平就对张春桥说，你管文化部，由你通知文化部，就这样演出吧。张春桥没有表示反对。这样，中央政治局审查通过《海霞》修改后的版本在全国上映。
       8月8日，邓小平在谈到《海霞》时，指出：“这部影片不算很好，但可以放映。压制是不对的。”
       政治局7月30日审看《海霞》，江青是政治局委员，却借故未去，王洪文、姚文元也没有参加。而于会泳在当天才被通知参加。他心中没底，打电话给江青，江青说：“我知道，但我今天不看。”于会泳在审片会上没人理睬，被晾在一边。审片会结束后，于会泳马上打电话给江青：“政治局的同志看《海霞》，我和张维民同志去了。谢铁骊、钱江同志也去了。看完后，政治局的同志讨论，我们4人就回去了。在看的时候，谢铁骊在邓副总理和李副总理之间边看边谈，我们没有说话的机会。晚上去了8个政治局同志。”
       中央政治局批准《海霞》在全国上映，明确地表示了对北影厂和《海霞》的肯定与支持，给了江青一伙沉重的一击。
       7月31日，就是中央政治局审查通过《海霞》上映的第二天，张春桥召集文化部核心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于会泳说：“你们老是批判‘导演中心论’，将来导演都批没了，找谁工作?”
       于会泳被批懵了，没有反应过来，大哭：“我没地方去说理啊！”
       老谋深算的张春桥又换了一副口气：“片子上映是上映，北影还是北影的问题，以后再说嘛！”
       言外之意于会泳心领神会，摘起阳奉阴违的一套，表面上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上映《海霞》，背地里却下令：《海霞》不许向农村发行，不许向国外发行，不在节日期间上映，不许使用好的胶片。
       《海霞》在全国公映之后，立即引起了巨大轰动，这部影片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以海霞的生活经历作为主线，同时写出几个女民兵的不同性格和成长道路，真实地反映了女民兵的生活。尤其是王苏娅扮演的阿洪嫂和冯恩鹤扮演的阿洪之间的夫妻情意，在“文革”影片中是绝无仅有的；吴海燕、张力维、洪学敏等扮演的一群美丽活泼的少女形象也让人耳目一新。此外，影片中优美抒情的音乐和歌曲、如画的风景以及散文式的结构，在同期上映的影片中显得与众不同，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看腻了“样板戏”的人们对这样一部别具一格的影片的欢迎程度，是江青一伙所始料未及的，也使谢铁骊、钱江等《海霞》主创人员感到莫大的欣慰与振奋。一时间，《渔家姑娘在海边》唱遍了大江南北。海霞的扮演者吴海燕也成了青年们的偶像，女青年们甚至模仿海霞背着步枪在海边礁石上站岗的形象到照相馆拍照留念。
       
       直到这时，江青、姚文元等才调看了《海霞》这部影片。看完影片之后，江青对姚文元说：“谢铁骊搞出个片子，就往邓颖超那个线上送，她又不管文艺。”在另一个公开场合，江青攻击中央政治局通过《海霞》公映，是“不负责任。”“我要是在场，我就大闹政治局，决不会让他们通过。”“一部影片拿到政治局讨论，真是天大笑话。”来了个倒打一耙。
       与此同时，于会泳秉承江青的旨意，暗中收集整理了一份周恩来及其他领导同志调看《海霞》的材料，将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邓颖超等列入了黑名单。
       是年9月，江青在大寨一次关于电影问题的会议上，公然说：“《海霞》不是部好影片，把主要英雄人物塑造成了个城市大小姐。现在不批，将来要批!告诉你们，文化部改的一稿也要批！”她问大寨党支部副书记、女民兵连长郭风莲：“郭凤莲!你说有这样的女民兵吗?”江青接着说：“那些演员我没有一个喜欢的。谢铁骊和钱江连无产阶级的良心都没有啦!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他们有大后台!”
       9月14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的一次谈话中又说：“《海霞》就不同了，基调很坏。改了100多个镜头，再改也不行了。基调改不过来，现在我还可以批这部片子，基本方向不好嘛。谢铁骊、钱江，我过去帮助他们很多，他们还给我写信，要我看‘双片’(按：修改前后的两个拷贝)，帮助他们。我当时身体不好，没有看，他们误‘会了。我对他们帮助最多，他们连资产阶级讲的良心都没有。这事是春桥同志管的。我从来不看‘双片’，我不上当，看‘双片’就得负责。他们给政治局写信，给主席写信，主席没有批，政治局有些人不了解情况，看了‘双片’表了态。他们压文化部，现在文化部压力很大，我替他们顶住，老子不怕，老子顶着。有人说我翻案，这不是翻案，我现在要打反攻……《海霞》要批，但现在不批，因为会干扰评《水浒》，将来还是要批。”
       五
       机会终于来了。1975年11月底，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革”错误的“整顿”，开展了“反击右倾酬案风”运动。江青一伙借此机会疯狂反扑，大搞反攻倒算。
       于会泳于1976年1月18日炮制出《文艺领域中右倾翻案风几个突出的问题》，写道：“在学习贯彻毛主席；对影片《创业》批示时，据知由于党内有人说过‘《创业》问题，实质是路线问题’。因而有的人就说：‘文化部要检查路线错误’，‘要挖文化部的后台。’北京电影制片厂有的干部说：‘政治局看《海霞》时，为什么某某同志不参加?她过去讲了那么多话，还管用不管用?’中央乐团有的人说：‘为什么主席在邓副总理的信上作批示?给主席的信收不到嘛!’……”
       他们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查通过《海霞》公映极其嫉恨，攻击邓小平支持《海霞》就是反“革命样板戏”路线。于会泳等人还得意洋洋地说：“去年把《海霞》放一放，就是为了今天。”
       文化部再次派工作组进驻北京电影制片厂，办“学习班”，大肆追查所谓“反革命”。谢铁骊、钱江等人再次遭了殃，正患眼疾的谢铁骊成了“党内外修正主义势力的代表”；患有严重心脏病的钱江带着氧气瓶从广州回北京，规定他“不准回家、不准转院、不准去外地”，进行围斗追查。连谢、钱二人的爱人也成了追查重点。
       为达到攻击邓小平的目的，工作组还使出各种手段逼迫他们交出给毛泽东、邓小平的信件的原稿，要他们承认有人对他们进行过“策反”，交代与邓小平的所谓的“黑关系”。还诱说钱江，说他与谢铁骊“不一样”，要他主动交代写信的内容。种种手段均未得逞，他们就指责谢、钱等人是“卖身投靠”，“背叛首长”，“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是“宋江”。
       《海霞》厄运难逃终遭禁映。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2月，“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发展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江青一伙更加露骨地借批判《海霞》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3月2日江青在12个省、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指责政治局通过《海霞》：“他们懂什么，不过是看看热闹消遣消遣，根本不负责任，拍拍手就通过了。”
       同时，江青找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谈电影问题，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场。江青说：“《海霞》这部片子拍出双片来，他们没有送给我看，可是先送邓颖超他们那条线上看。总理可支持呢!”
       不久，在钓鱼台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又说：“这是邓小平支持的片子。”“那位邓大姐可喜欢呢!他们可支持嘞!”
       为了利用《海霞》批倒批臭邓小平，于会泳等人又炮制了《右倾翻案风与电影{海霞)》一文，利用这部电影大做文章，矛头直指邓小平：
       《海霞》编导这些所谓“创新”，同革命样板戏的创作道路是如此背道而驰，哪里还谈得上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呢?其实，《海霞》的“创新”并不新。他所追求的“散文式的抒情风格”，在外国资产阶级影片中早就司空见惯了。所谓电影应该是“抒情诗式”的还是“散文式”的，长期以来就有两派争论。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础都是所谓超阶级的人性论。有的作品就把两者调和起来，标榜什么既是“抒情”的又是“散文”的。而《海霞》所追求的“风格”也不过是拾外国资产阶级的牙慧罢了。它和无产阶级提倡的标新立异是格格不入的。
       一部影片拍摄出来，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就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同时也要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海霞》问题本来并不复杂，后来之所以尖锐化，根予在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身上。有他撑腰，编导才那样不听人劝，我行我素；有他打气，围绕《海霞》问题的奇谈怪论，一时甚嚣尘上，谣言不胫而走；有他插手，便破坏了文艺队伍的安定团结。总之，就是这个搞复辟倒退的总后台利用《海霞》问题，加大了文艺界右倾翻案风的风力。这就使得弄清《海霞》的问题，超出了对一部影片如何评价的范围，成为了当前从政治上、思想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个斗争内容。
       这篇文章，除了批判《海霞》的艺术创作是“拾资产阶级的牙慧”、与“革命样板戏”唱对台戏之外，最主要的是攻击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和《海霞》的“黑后台”。
       姚文元写了3条批注：
       一、送江青同志阅。此文写得还不够理想，还需修改。
       二、实际上受苏修电影影响，形式为内容服务未讲清楚。
       三、主要不要指向编导，而要指向右倾翻案风煽动、制造者。
       第三条才是要害!就是说，《海霞》本来并没有被当做毒草，问题“并不复杂”，是属于艺术问题；只是邓小平过问了，问题才“尖锐化”起来，才转为政治问题。
       《海霞》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惊涛骇浪般的政治风暴，影片遭禁后，主创人员的艺术生命也遭到了无情的扼杀。更为阴险的是，江青一伙还阴谋策划，准备在1976年10月12日召开文化部系统大会，对抵制围剿《海霞》的创作人员进行批斗后逮捕。
       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四人帮”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海霞》终于重见天日。
       《海霞》的主创人员重返艺术舞台，谢铁骊、钱江又重执导筒；老演员陈强、于绍康也焕发了艺术青春；青年演员吴海燕、洪学敏、张力维等成为80年代中国影坛的耀眼明星；小海霞的扮演者蔡明90年代后则在小品舞台上大放异彩。
       《渔家姑娘在海边》一直唱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