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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3月4日，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东侧的荒郊野地里，一声枪响，一位解放军高级军官应声倒地，结束了年仅38岁的生命。他就是原《华北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前身)主任沙飞。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以“蓄意谋害”罪被判处极刑的师级干部。这是一起错判错杀案，令人痛惜的悲剧，直到36年后才平反昭雪。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被湮没的卓著功绩，年轻一代已鲜有人知。
       沙飞是中国革命新闻摄影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和近百年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之一。他从思想、理论、艺术、组织、实践等各个层面为我国革命新闻摄影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摄影艺术成就令人钦佩，他充满传奇性的人生悲剧令人痛惜。
       沙飞的摄影成就
       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摄影奠基人
       中国最早的革命现实主义摄影思想，是1933年沙飞提出的“以摄影艺术为武器，反映社会现实，歌颂光明，暴露黑暗，匡正时弊，维护正义”。他为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摄影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并身体力行，勇敢实践。
       沙飞的革命摄影思想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熏陶有密切关系。沙飞原名司徒传，原籍广东开平，1912年生于广州，是司徒家族中被周恩来称赞的“开平四司徒”之一。前3名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著名进步画家司徒乔和沙飞的叔公、曾被周恩来派往美国深造的革命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第4名即沙飞。沙飞的父亲司徒伟如是位开明爱国的药材商人，经常向子女讲述“三元里抗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革命故事，灌输“勤奋学习，学有所成，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思想。在广州这个中国早期民主革命的摇篮里，沙飞度过于学生时代，心里播撒了革命的种子，特别是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对他影响极大，使他成为一名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1931年，19岁的沙飞即将在广州无线电专门学校毕业时，被聘为汕头电台报务员，同时成为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他对当时国内外摄影流派进行了研究，认为那些通过人为安排，专拍少妇配鲜花，男女亲吻，袒胸美女的所谓“古典派”、“浪漫派”、“表现派”等，都是无聊帮闲的惟美主义，是逃避现实、醉生梦死的庸俗取乐；只有“纪实摄影”才是忠于客观现实，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艺术加科学的造型艺术，才是改造旧社会的斗争武器。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沙飞明确表示“要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
       最早的劳苦大众形象摄影人
       最早拍摄我国劳苦大众劳作和生活情形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沙飞拍摄的《大众生活》专辑，人称“大众生活的写真”。
       沙飞在学生时期，就对穷苦人民极富同情心，常常在街上向衣衫褴褛的老弱乞丐施舍零钞铜币，并询问他们生活无着的原因。当沙飞决心“要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并确定了“纪实主义摄影观”之后，便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社会现实题材，第一个选题就是全方位拍摄劳苦大众，先后拍摄了铁路工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农民、渔民、灾民、佣人、乞丐、流浪儿童等社会最低层的穷人被奴役的场面和艰苦的生活，如《生命的叫喊》等照片数十余幅，在1936年影展时，组成《大众生活》专辑展出。
       最早的国防题材组照摄影人
       最早以国防题材为主题的新闻摄影组照报道，是1936年夏沙飞拍摄的《敌人垂涎下的南涣岛》、《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两绢新闻照片。
       1934年，汕头电台派沙飞等3人去南澳岛组建电台。沙飞以爱国情怀和新闻摄影者的敏锐目光，发现这个位于粤省东北端的地势险要的海岛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极为重要，当时因没带相机而未能拍照。1936年夏，他特意带着杯机再次来到岛上，又发现岛上出现一些政治和军事防务的异常现象，有闽西南“自治运动”出现，某国军舰也神出鬼没地在岛域海面游弋窥探，日本浪人一反常态，行踪诡秘。他警觉地预料一旦日军南侵广东，这里必是第一目标。于是他从不同视角拍摄了《南澳岛远眺》、《南澳岛古城》、《岛民的农耕》、《渔民补网》、《渔民生活》、《在洪涛中讨生活》等照片，至12月选定其中18幅，题为《华南国防前线的南澳岛》，作为《沙飞摄影作品展览会》第一辑在广州展出。后又选定其中16幅照片，分成两个组照，第一组《敌人垂涎下的南澳岛》，1937年6月在《中华图画杂志》发表，第二组《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同年11月在《生活星期刊》发表。第二组《前言》写道：“南澳岛在粤省东北端海岸附近，介于厦门和汕头的中途，因为距离台湾很近，又是控制闽西南和粤东北的门户，所以成了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本年闽西南的伪军自治运动和某国军舰的窥探已经使这个平静的小岛受到严重的威协……”以警示国人加强防务。果然不出沙飞所料，1938年7月，日军进攻广东的第一仗就是“南澳岛之战”。
       鲁迅先生最后照片的拍摄人
       鲁迅先生生前最后留影和逝世后遗容及殡仪活动照片均由沙飞拍摄。
       1936年秋，一心想做前进新闻摄影记者的沙飞，毅然辞去汕头电台月薪130元的报务员工作，离开安逸幸福的小家庭，考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去深造摄影所需的美术绘画和造型艺术的修养。在上海美专，他聆听了艺术大师刘海粟亲自授课，结识了深受鲁迅赞赏和支持的木刻家李桦、黄新波等，参加了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并担负新闻摄影任务。10月8日，沙飞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抱病前来观摩的鲁迅先生，在鲁迅和木刻家们交谈朗声开怀笑起来时，沙飞迅即抓拍了这一生动形象。这便是后来沙飞题为《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那幅照片，也是鲁迅生前所拍照片中惟一面带笑容的一幅。随后沙飞又拍摄了《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鲁迅先生与林夫、曹白、白危、陈烟桥等亲切交谈》、《鲁迅先生在木刻展览会会见魏璐诗女士》等。
       11天后，10月19日，鲁迅先生溘然病逝。沙飞闻讯立即赶到鲁迅寓所，参与了守灵、殡仪全部活动，拍摄了鲁迅遗容和殡仪活动全过程。我们现在能看到有关这方面的鲁迅照片，大都出自沙飞之手。其中《鲁迅先生生前最后的留影》放大的巨幅照片至今挂在鲁迅之子周海婴家大厅中。众多画家、木刻家创作鲁迅肖像作品时，也多以此为重要蓝本。
       沙飞对所拍鲁迅照片底片视为至宝，随身珍藏，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一直带到1950年，临刑前他把个人所有东西都交给了组织，惟独这些底片没交，装入内衣兜中和他一起埋葬了。
       最早的现实主义影展举办人
       我国最早的现实主义摄影展览，是1936年在广州举办的“沙飞摄影作品展览会”。
       沙飞因和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胡风、茅盾等一起参与了鲁迅葬礼，并拍摄了鲁迅照片，先后在《时代》、《中流》、《生活星期刊》、《时代画报》、《良友画报》公开发表，被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勒令退学，上海国民党当局下令追捕，被迫于1936年11月17日深夜辗转回到汕头家中。次日凌晨他不顾妻子王辉苦苦挽留，转赴广州。他不是躲避追捕，而是冒着被抓捕的危险去搞影展。经昼夜筹备，“沙飞摄影作品展览会”于12月3日至5日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成功举办。
       这次影展分5辑，共展出沙飞114幅摄影作品，其中第1辑《华南国防前线的南澳岛》18幅、第2辑《纪念鲁迅先生》19幅、第3辑《儿童节献画》8幅、第4辑《大众生活》30余幅、第5辑《人像、静物、风景、图案》30余幅。
       
       影展引起了强烈反响，前来参观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赞声不断。不少学者名流称其为“中国摄影史上的一次革命”。《民国日报》、《南国青年周刊》等纷纷发表文章予以好评。
       鉴于沙飞正被当局通缉追捕，有的好心人赞叹之余也有担心，故在留言簿题下“艺术探险”四字忠言。沙飞的父亲看到后对沙飞说：诚哉斯盲，既有开山之意，也有不慎坠崖，身败名裂之虞，一定要深思慎行。然而，沙飞矢志不移，毫不畏惧。当然沙飞也很清楚自己随时有被抓捕的危险。为不连累家人，影展结束不久，他便携带展品前往桂林，设法拜会了广西大学陈望道、千家驹等著名教授。在他们大力支持下，于1937年6月25日至27日，在桂林初级中学举办了第二次“沙飞摄影作品展览会”，受到众多著名学者、教授高度评价。陈望道教授说，沙飞的摄影“极富画意”、“尤具动感”、“对于用美女照片做封、面的摄影时风来说，简直是一种革命”。祝秀侠教授说，“沙飞先生每一张照片，都足以抵得住一部文学作品”，“有思想，有魅力”，“不但在桂林，就是在全中国，也算是影展史上的崭新纪元”等等。所有评论均载《沙飞摄影作品展览会专刊》。
       第一个采访平型关大捷的新闻记者
       1937年9月，沙飞作为“全民通讯社”新闻摄影记者，第一个采访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
       抗日战争爆发后，沙飞立即离开桂林，北上抗日前线。8月抵达太原，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全民通讯社”任新闻摄影记者。9月经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介绍到平型关前线采访，会晤了八路军115师林彪、聂荣臻，采访了平型关大捷战况，拍摄了《缴获日军的战利晶之一部》、《缴获日军九二步兵炮》、《缴获日军电台》、《缴获的日军汽车之一部》、《击毙的日军战马》、《战士们高兴地背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归来》、《战斗结束后进抵平型关》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有关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战地照片，就是沙飞留给后人的珍贵历史资料。
       八路军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
       平型关大捷后，沙飞正式参加八路军，并经聂荣臻将军批准成为八路军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聂荣臻派沙飞去杨成武支队采访，并将自己的“韦尔脱”相机送给沙飞。随后沙飞即奔赴杨成武支队随军转战采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硝烟弥漫中拍摄了《塞上风云(向长城内外进军的八路军杨成武支队)》、《八路军占领涞源插箭岭长城烽火台》、《攻占涞源战斗中我军的炮兵阵地》、《沙原铁骑》、《不到长城非好汉》、《收复紫荆关》、《收复察南蔚县》、《攻占长城要隘白石口》、《八路军115师向晋东北古长城隘口挺进》等大量战地照片。
       最早的八路军专业摄影机构领导人
       1939年2月，沙飞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新闻摄影科第一任科长，是八路军、也是我党最早的新闻摄影专业机构领导人。
       虽然沙飞在1937年11月已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第一位编辑科长兼第一任《抗敌报》社副主任(主任由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但他的新闻摄影一直没有放弃，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宣传作用，引起了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重视，因此于1939年2月在军区政治部成立了新闻摄影科，任命沙飞为科长专负其责。从此边区摄影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沙飞如鱼得水，大显身手，开创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新闻摄影事业新局面。为使新闻摄影工作制度化，走上有序轨道，他首先制定了《新闻摄影暂行工作条例》，并以军区政治部名义颁发执行。随后督促指导各军区、军分区和野战部队相继建立新闻摄影机构，形成摄影网。同时邀请摄影家吴印咸编写了《摄影常识》并为之作序，作为对摄影人员的培训教材。除日常单独培养外，从1940年7月至1948年1月，先后举办了9期摄影训练班，培养出一批新闻摄影记者。1942年7月至1947年12月，沙飞又先后4次召开军区摄影工作会议、画报社摄影工作经验交流会、野战军摄影工作会议，总结经验，部署任务，确定方针，讲解《新闻摄影采防规律》、《新闻摄影美学思想》、《火线新闻摄影的经验教训和采访要点》等。经他培养的摄影记者不下千余名，分布在八路军、新四军各个部队，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前所未有。
       为白求恩拍照并成为白求恩的知心朋友
       1938年，白求恩从延安到达晋察冀边区后，沙飞第一个受命拍摄白求恩工作、生活全过程照片，并成为白求恩志趣相投的知心朋友和亲密战友。
       9月25日，在河北平山蛟潭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和白求恩大夫接受广州《救亡日报》记者采访时，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指示沙飞：“你除了拍下这一场面外，今后要经常采访拍摄白求恩大夫工作、生活情况，为历史留下宝贵的形象资料。”从此，沙飞便经常与白求恩接触，用相机记录了白求恩在晋察冀工作、生活的全过程，直至白求恩去世。
       沙飞有较好的英语基础，经常用英语与白求恩交谈，增进了相互交往和了解。双方志趣相投，交往默契，无所不谈，并一起到唐河游泳，成为十分要好的知心朋友。白求恩逝世前留下遗嘱，将心爱的“莱丁那相机”赠送给沙飞。沙飞将这件珍贵礼物和鲁迅照片底片，总是一起随身携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发起举办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次摄影展览
       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次摄影展览，是1939年元旦沙飞发起并举办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
       1938年12月，沙飞为更好地发挥新闻摄影的宣传作用，萌发了办影展的想法，得到助手罗光达的赞同。于是二人密切配合，紧张筹备，把沙飞一年多来拍摄的晋察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照片底片印成小样片，贴在马粪纸上，再缝在长条布上，挂在军区驻地平山县蛟潭庄的大庙里。1939年元旦正式展出，引起强烈反响，周围数十里的山村群众和八路军战士争相观看。聂荣臻和群众一起观看后高兴地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够放大，群众会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很多山村群众都是第一次看到摄影照片，第一次从照片上看到边区军民奋勇抗敌、选举建政、生产建设、文艺演出等生动场面，极为振奋。展后，聂荣臻特意派人将照片送到延安和重庆。受到毛泽东主席好评。
       最早在山沟里办画报创奇迹
       1942年7月7日，沙飞领导《晋察冀画报》社，在平山县碾盘沟正式创刊，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惊人的奇迹”。
       早在1939年元旦举办“影展”后，沙飞就一直思索如何落实聂荣臻的指示，使新闻摄影发挥更好的宣传教育作用。他大胆地提出了创办画报的设想。在当时极端残酷困难的环境里，必需的设备、材料、厂房和技术人员一无所有的条件下，要出画报，简直是异想天开，一般人想都不敢想。沙飞此议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鼓励和支持，他立即拟定计划，和罗光达一起开始了艰难的筹备工作。由于日军频繁“扫荡”，筹备工作时断时续，但沙飞毫不动摇，决心坚持到底。1941年4—6月间铜版试制成功。为配合当时形势和试版，1942年3月20日首先出版了《时事专刊》，又喜获成功。当年5月1日在平山县指角沟正式成立《晋察冀画报》社，沙飞任主任(社长)，全社百余人。为安全起见，画报社旋即迁驻更为隐蔽的小山村碾盘沟。画报出版前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在这里进行。沙飞累得吐血，他秘而不宜，咬紧牙关昼夜突击，终于在7月1日装订出五色套版精印的第一本《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为党的生日献了一份厚礼。
       
       这期画报共发表新闻照片150幅，其中沙飞一人作品就有82幅。为避一人发表照片太多、使人误认为记者太少之嫌，沙飞署以眼兵、孑L望、路涛、白桦、静子、秋子、孔叶、黄芬、浪花、刘定、白婴、莫燕、丽陵等笔名，成为笔名最多的作者。7月7日抗战5周年这一天，1000本画报全部装订出来，立即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发送延安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大后方重庆、边区党政军民各单位，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和苏、美、英、菲、新、越等国家，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受到热烈欢迎。许多报纸发表评论文章，赞为“文化的鲜花”、“惊人的奇迹”、“了不起的创举”。画报真实形象地报道了边区军民英勇抗击日寇，建设根据地及日寇暴行等情况，对鼓舞抗日军民斗志，激发人民群众支援抗日的热情，瓦解敌军，均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截至1948年，7年间共出版《晋察冀画报》13期，另外出版《解放画刊》、《时事专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季刊》、《增刊》、《丛刊》、《丛书》等17种画刊、渎物，总计向国内外发行67万余册。
       为进一步扩大画报影响，沙飞先后派人协助创办了《冀热辽画报》(后改名《东北画报》)、《冀中画报》、晋冀鲁豫军区《人民画报》、《山东画报》等。
       1948年5月25日，《晋察冀画报》社与《人民画报》社合并，成立《华北画报》社，沙飞仍任主任。
       拍摄《将军与孤女》特殊组照
       1940年，沙飞拍摄了聂荣臻救护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姐妹的全过程，留下了不朽的名作《将军与孤女》，引发了40年后中日人民友好的一段佳话。
       1940年8月21日，激烈的百团大战中，聂荣臻司令员在指挥所收留了两名日本孤女，这是8月20日八路军战士从井陉矿区东王舍战火中救出来的美穗子姐妹。她们的母亲死于战火，父亲是王舍火车站日本副站长，受了重伤，经八路军急救无效，也已死亡。聂荣臻精心护理两名日本孤女，亲手给五六岁的美穗子喂饭，买水果吃，给未断奶的小妹妹找了奶母。他原想收养她们，经再三考虑认为还是送回为好。8月25日，一位可靠的老乡持聂荣臻给日军官兵的一封亲笔信，用箩筐挑着两个小姑娘，送到石家庄交还日军。沙飞把这件事的全过程拍摄了一二十张照片，这便是《将军与孤女》组照。他对战友冀连波说：“这些照片几十年后发到日本，会发生作用。”
       果然不出当年沙飞所料，40年后的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解放军报》社剐社长姚远方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和沙飞当年拍摄的《将军与孤女》组照，在中日两国引起很大反响，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终于在日本九州找到了美穗子。她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经营一家小杂货店。她的小妹妹当年已因病在石家庄日军医院去世。聂荣臻收到了发自日本各地的电报和书信，那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旧军人非常感慨，对侵华战争罪恶表示道歉，感谢和赞扬八路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称聂荣臻是“活菩萨”。
       随后，美穗子一家专程来华访问，聂荣臻接见她们时，美穗子激动得热泪盈眶，一再表示感谢。北海道的渔民还托她带来干贝，表示对中国人民的祝愿。美穗子一家又特意去井陉矿区东王舍访问，还送给沙飞女儿王雁一张全家福照片，表示对沙飞的感谢和怀念，并向《沙飞·石少华摄影作品展览会》组委会致信祝贺。
       真实记录晋察冀边区全部形象历史
       从1937年开始，沙飞在晋察冀边区和后来的华北解放区，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连续战斗了13年。他出生入死，风餐露宿，跑遍了各军区、军分区、各野战部队，用相机真实地记录了边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他拍摄了八路军(解放军)浴血奋战、军政首长指挥作战、国际友人支援我国抗战、日寇种种暴行、敌伪投诚、日人反战同盟、军调部三人小组在张家口、外国朋友参观访问、民主选举参政议政、第一届参议会、军民大生产、土地改革、青年参军、民兵参战、群众支前、文艺演出、军事训练等方方面面数以千计的珍贵照片。如此涵盖内容之广、时间之长、从始至终出自一人之手的新闻摄影作品，前所未有。专家学者称赞沙飞是书写晋察冀边区具有革命性、纪实性、情节性、艺术性全景式“史诗”的第一人。
       誓死保存珍贵底片
       沙飞在残酷的战争环境，身先士卒，和战友们一起用鲜血和生命把2万多张珍贵底片保存了下来，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
       沙飞对照片底片一向注意保存，担任八路军新闻摄影记者特别是任画报社主任后，对其更是珍惜如命。他经常向同志们讲：“底片是我们画报社的命根子，一旦毁坏，绝无再生之理!这些底片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浴血奋战和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的形象缩影，是揭露日寇侵华暴行的罪证，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远远重于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对历史负贵，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一定要严密坚壁，切防受潮，做到万无一失!”画报社指战员责无旁贷，精心珍藏，一次次闯过日寇“扫荡”搜寻的险关。每当身背底片转移驻地，尤其是突遭敌袭时，为确保底片不落敌手，就要随时准备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1943年12月8日，反“扫荡”战斗中，画报社从阜平北庄向北转移，底片、照片分装6个牛皮箱和挎包，沙飞命令警卫员赵银德背着两箱底片，李明背着两箱照片，自己背着两个挎包。当时沙飞已患肺结核，时常吐血，赵明德便劝说他把两个挎包交给年轻力壮的同志背。沙飞执意不肯，并再次强调：“我多次说过，底片是我们新闻摄影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丢了就无法弥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们都不要管我，要绝对保证底片的安全。我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你们要刻在心上：‘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他们当日傍晚转移到柏崖村，不料次日凌晨被日寇团团包围，画报社的同志被敌人冲散，各自为战，边拼杀边突围。赵银德身背30多斤重的两个大皮箱，单枪匹马冲到一处山崖。他惟恐目标太大被敌人发现，于是在夜幕之中细心选择隐蔽之处，把底片坚壁了起来。两天后，突出重围的同志陆续会合，沙飞见到赵银德，第一句话就问：“底片背出来没有?”当得知坚壁起来才放下心。在这次突围中，画报社指导员赵烈、李明等9人壮烈牺牲，沙飞、赵银德等4人负伤，沙飞因跑掉了鞋子，双脚溃烂感染，差一点双腿截肢。
       为保护相片底片，八路军战士曾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日寇把画报社视为眼中钉，多次重兵“围剿”，在一次反“围剿”战斗中，一个警卫连的战士几乎全部战死，底片则完好地保存下来。
       到1948年底，画报社保存了2万多张底片。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如今完好地珍藏在《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里。毛泽东主席当年接见《晋察冀画报》社工作人员时说：“你们把战争年代的底片、珍贵文物保存下来，是一个大贡献。”
       沙飞的“生死恋”和悲剧人生
       沙飞的婚姻从最初的美满温馨，中间经过误会离散，在周恩来等关怀下破镜重圆，到最后生离死别，双双忠贞不二，从一而终，演绎了感人肺腑的绝唱“生死恋”。
       1933年3月30日，21岁的沙飞与同岁的同事王辉在汕头喜结良缘。王辉时为汕头电台登记员兼英文打字员，才貌双全，吹拉弹唱及篮球、排球、羽毛球等无所不能，是位出类拔萃的知识女性。她和沙飞志趣相同，情投意合，互相爱慕，而且都有丰厚的收人，两年后生下一子一女，是个令人羡慕的美满温馨家庭。
       
       然而，这不是沙飞的追求，他有更远大的抱负。1936年他不顾王辉苦苦挽留，执意去广州举办影展。之前，王辉已经参加华南抗日义勇军，从事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她本想让沙飞尽快回汕头和她一起投身抗日，但她的秘密活动和想法又不便向沙飞说明。经过苦思冥想，她想出了一个“激将法”，给沙飞写了一封并非真心的短信，说：“希望你能尽快回到汕头。否则我提出离婚。当初，你我五条件结婚，现在五条件离婚。”以此敦促沙飞尽快回来。但万万没有想到，沙飞收到这封信如雷轰顶，误认为这是妻子的威胁，不支持他的事业。生性倔强、对新闻摄影矢志不移的沙飞，擦干悲伤的泪水，挥笔写下“誓不屈服，牺牲到底”8个大字，然后又给王辉写了“同意离婚”仅补字的回信。
       这也并非沙飞实意，而是并不情愿又不甘屈服的无奈之举，所以这封信压了两三月后才从桂林寄给王辉。时刻企盼着沙飞归来的王辉，接这样一封回信，后悔莫及，无可奈何地吞下了自己酿成的“苦果”。从此，二人天各一方，离散8年之久。
       此后王辉于1937年8月发起成立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任理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汕头市委、潮汕中心县委、梅县中心县委妇女部长。1940年9月北上桂林，在李克农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同年底调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南方局)，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1944年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她的两个孩子，在1939年方方派她去香港找廖承志、何香凝联系募捐时，送进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几经颠沛流离，于1941年转到了延安。
       早在1938年，王辉在汕头就从《星华日报》一篇通讯中得知，沙飞已经担任晋察冀《抗敌报》副主任，到重庆后又能经常看到华北前线报刊上沙飞拍摄的照片，1942年得知沙飞主编《晋察冀画报》，并听到周恩来谈论“沙飞创办画报，足可名传青史”，应把“开平三司徒”改成“开平四司徒”。在延安期间，她又设法打听到沙飞已经入党，尚未结婚。她对自己“过激行动”的追悔莫及，同时也激起对沙飞魂牵梦萦的思念。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到杨家岭找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倾述了她和沙飞的结婚、离散经过和想重新合好的愿望。
       在周恩来、邓颖超等精心撮合下，很快王辉和沙飞取得联系，沙飞喜出望外。1945年6月王辉来到晋察冀，在河北阜平柏崖村军区政治部，等得心急的沙飞牵着马把王辉接到坊里村画报社驻地。画报社副主任石少华特意和军区政治部领导潘自立、朱良才商定，按久别重逢的夫妻作了精心安排。半年后，长子王达理、长女王笑利也从延安来到晋察冀，他们一家才真正大团圆了。
       此后，组织安排王辉在画报社主管财务工作，后又调边区和石家庄银行工作，先后在张家口生了次女王雁，在阜平生了次子王毅强，在石家庄生了三女王少军。谁能想到她和沙飞破镜重圆还不满5年，又大祸临头——沙飞被处决了!
       无论是离散8年的沙飞和王辉，还是沙飞去世后的王辉，都有优越条件重组新的家庭，但都没有。在晋察冀曾有不少年轻貌美的女性追慕过沙飞，但均不为沙飞所动心。同样，王辉也是如此，8年中对婚事只字不提。他们似乎心照不宣地恪守一个默契：相互都在苦苦地熬着，苦苦地等待着对方。
       沙飞被处决时，王辉年仅38岁，刚从石家庄调北京人民银行总行工作。组织明确告诉王辉，沙飞不是反革命，不牵连家属。之后，王辉历任人民银行驻香港办事处业务副组长、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副经理、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和党委书记等职。她在晚年回忆说：“我一生只爱过沙飞一个男人，从没想过我的生活中会有第二个男人。这么多年来，我的感情，我的痛苦，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
       沙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5个月的时候，第一个被错判错杀、36年后才平反昭雪的解放军正师级军官。这是令人十分痛惜的人生悲剧。
       酿成这场悲剧的根源就在残酷的日军侵华战争。作为摄影艺术家，沙飞有极富情感的心灵和鲜明的善恶人性观。在抗日战争中，他亲身经历并亲手拍摄了日寇大量烧、杀、掠、淫等惨无人道的暴行场面；也经历并拍摄了八路军军民鱼水情、优待战俘、战火中救日本孤女等仁义场面。截然不同的兽性和人性长期在他脑海里反复叠印，使他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逐渐导致神经反常，只要受到外界刺激，就恍惚迷瞪，有时一人在屋里自言自语，每当说到他拍摄日军暴行照片时，都非常愤怒，一人对墙大喊大叫，大骂日本鬼子。
       1948年12月，沙飞因吐血转入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主治医生是日籍内科主任医师津泽胜。沙飞一看到日本人，日军暴行就浮现在他的头脑，精神反常日趋严重。他说日本人开的药有问题，他不敢吃；津泽胜给他透视，是用放射线杀害他；冬天下大雪，他到院里睡觉，说是可以冻死结核菌。他给毛主席和聂荣臻司令员写信说：“和平医院有很多特务，给我看病的津泽胜就是日本特务，他要害我。”还说他“会有惊人之举”等。沙飞的种种离奇怪诞言行显然已发展成精神病态，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只觉得他是“怪人”。当军区首长发觉沙飞精神反常，决定接他到北京治疗时，悲剧发生了。
       1949年12月15日，沙飞的“惊人之举”发生了，他向日籍医生津泽胜开枪，击中其额部。遂从北京延请医生前来抢救，因医生乘坐的汽车在正定抛锚，延误了时机，津泽胜于17日不治死亡。华北军区政治部闻讯后，立即将沙飞逮捕关押。关押期间，沙飞仍表现反常，没有检讨反省，写了《血的控诉书》，指控津泽胜等谋害自己。1950年2月25日(处决前7天)，沙飞还给邓颖超写信，并问周总理好，说他爱人王辉支持津泽胜对他的伤害，完全是津泽胜杀害他的帮凶。
       沙飞这些反常表现，足以证明他向津泽胜开枪是因精神病所致，而且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但当时因医疗水平和条件所限，对他是否有精神病并未作任何检查和医学鉴定；当时的法律也无对精神病患者不负法律责任的明确规定，因此，对沙飞完全是按正常人处理的。
       1950年1月10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决定开除沙飞党籍；2月2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以“蓄意谋害”罪判处沙飞极刑；3月4日，执行枪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冤假错案陆续平反。摄影界特别是沙飞的老战友们不断谈论沙飞的问题应考虑重新处理。这一新的情况促使沙飞夫人和子女作出，了为沙飞申诉的决定。1980年，沙飞的长女、北京98中教员王笑利踏上了漫长曲折的申诉之路。在父亲的众多老首长老战友热心帮助下，获取了沙飞当年精神反常的书面证明，并咨询了精神病专家，一致认为沙飞在案发时是典型的“精神病”。
       1981年3月3日，沙飞长子王达理、长女王笑利联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申诉书》，要求北京军区司法部门对沙飞案件进行复查。北京军区政治部责成法院院长曲华明等7人对此案进行了全面复查，261医院精神病专家组作出了“沙飞枪杀津泽胜时患有‘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医学鉴定。由于沙飞一案属涉外案件，情况特殊，申诉和复查都{眺难曲折，最后在聂荣臻副委员长和胡耀邦总书记亲自关照和批示下，终于得到解决。
       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定：“沙飞枪杀津泽胜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的，其行为不能自控，不应负刑事责任”，“原判以‘蓄意谋害’判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为此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判决，给沙飞恢复军籍。”6月11日，中共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会决定：“撤销一九五○年一月十日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关于开除沙飞党籍的决定’，恢复其党籍。”10月26日，解放军总政部发给沙飞夫人王辉一份《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写明：“沙飞同志(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主任、正师级)于1950年2月24日在河北省石家庄病故”。其实这是沙飞被判死刑的日子。这说明对沙飞是按病故对待，按正师职干部给予抚恤。
       
       从1984年起，尚未给沙飞平反时，他的老战友们便按捺不住久已埋在心中的激情，担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为纪念沙飞而筹划《沙飞摄影艺术展览》。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由中国摄影家协会、《解放军画报》社等4个单位联合主办的《沙飞摄影艺术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参加开幕式和题词的有党政军领导刘澜涛、杨成武、郑天翔、李葆华、舒同、孙毅、李运昌、许涤新、王宗槐、钟夫翔、刘道生、张致祥及沙飞生前老战友、老部下等500余人。后又在广州、开平展出。
       沙飞错案平反后，各种纪念沙飞的活动更是连续不断，高潮迭起。沙飞的摄影作品也结集出版。
       2000年，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正义与勇气——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一书，把沙飞列为近百年来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之一。
       还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友好团体和人士也开展了研究和纪念沙飞的活动。《日中艺术研究》1991年第一期发表了沙飞研究学者三山陵女士的文章《鲁迅生前最后一幅照片的摄影者——沙飞》。三山陵女士还三次专程来华参加有关纪念沙飞的活动，在“沙飞摄影学术研究会”发言；到沙飞当年战斗过的山西五台、河北阜平等地采访，到广州、深圳参观《沙飞，石少华摄影作品展览》。回国后在《朝日新闻》发表了《中国新闻摄影的先驱沙飞》等文章。
       对沙飞的纪念活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同类纪念活动中是非常突出的，充分表达了人们对沙飞的深切怀念。沙飞九泉有灵一定无比欣慰。
       但遗憾的是，沙飞的遗骸尚来妥善安葬。沙飞墓历经两次迁移，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迁至石家庄市郊玉村村东一块墓地，即后来的市殡仪馆后院(即西院)围墙脚下，没任何标志。当地无人知晓这里还埋葬着一位著名的功臣。一位闻名中外的革命功臣，身后还不如普通百姓。所有怀念沙飞的人，包括日本等国际友人都无法去拜谒和祭扫沙飞墓，实在令人感到寒心，感到无以对先烈，无以对后人。
       据了解，当年负责给沙飞迁坟和看坟的人还在石家庄，只要有关部门出面组织，将沙飞遗骸迁葬陵园，并非难事。如知情人不在了，或因建设施工将沙飞遗骸毁失(极有可能)，那就悔之莫及。此事已迫在眉睫，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们，都在殷切期盼着有关方面能及时把这件事办好，使沙飞在九泉之下得到安宁。
       2004年5月20日，由石家庄日报社和河北省双风山陵园，共同发起为沙飞同志雕塑的铜像在双凤山陵园举行落成揭幕议式。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原国防工委副主任、聂荣臻的女儿聂力中将，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毛泽东主席的儿媳邵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以及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画报社、抗日战争纪念馆、鲁迅博物馆和河北省、山西省、北京市、石家庄市有关部门领导及各界群众、中小学生数百人参加揭幕仪式。并参观了沙飞摄影作品展览，缅怀沙飞同志的革命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