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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美援朝时，新中国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诞生不久，百废待兴，在各个方面均面临着极大困难。而它的主要对手，则是刚从二战的胜利中走来的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美国，以及由15个国家组成的入侵朝鲜的“联合国军”。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便将多国部队从鸭绿江畔赶回到“三八线”以南，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坐到谈判桌旁。
       然而，谈判桌上的较量也同样尖锐、复杂。在政治和军事两条战线上，李克农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谈一打。谈，针锋相对；打，寸土必争。谈了两年，也打了两年，最终迫使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
       毛泽东，无论是战场上还是谈判中，都无疑扮演了总导演的角色。
       一、侵朝美军耗损巨大难以为继，毛泽东抓住时机打开和谈大门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1951年五六月间，经过连续5次战役的激烈较量，战争逐步陷入到胶着状态。此时，美国已经不可能吞并朝鲜并将战火烧到中国大陆了。这种局面，是完全出乎美国政府的预料的。
       在为时一年的侵朝战争中，美国付出了8．8万余人伤亡的惨重代价，其兵员伤亡和军费消耗都比它在二战第一年中的损耗多出一倍，约相当于其整个二战时期全部损失的三分之一。即使这样，却仍然无法改变他们在军事上不能取胜的局面。同时，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厌战情绪和统治集团及其盟国内部的矛盾分歧，美国人开始谋求停战谈判，以便从朝鲜战场这个“无底洞”中尽快脱身。
       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建议：争取用“谈判方式”解决朝鲜问题。这个建议很快便得到了杜鲁门的批准。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历史契机，6月3日，毛泽东接见专门从朝鲜赶来的金日成，同他具体商谈停战谈判的方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并说，“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汇报”，“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
       斯大林同意后，6月10日，高岗与金日成前往莫斯科。13日，斯大林同他们举行了会谈。当日毛泽东复电高、金，提出了和谈建议的设想：“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指停战谈判问题——编者注)，而宜用下列方式：1．等待敌人提出；2．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即斯大林——编者注)商量决定。”
       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决定由苏联出面，对美方的试探作出反应。
       然而，要使和平的可能变为现实，必须要以雄厚的实力做后盾，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成果、进一步提高志愿军的作战能力，成为毛泽东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6月11日，就在高、金刚刚赴苏，即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即致电彭德怀，指出：1．要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2．迅速补充3兵团、19兵团至每军4．5万人，并加强训练；3．13兵团停止休整；4．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5．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两条；6．在熙川、德川和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倡议交战双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和谈。同时提议，将会谈地点设在停泊于元山港的一艘丹麦舰的军船上。
       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但，建议将谈判地点设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地区。
       至此，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业已水到渠成。
       二、毛泽东亲自点将指导谈判，李克农奉命出征指挥若定
       毛泽东早已料定即将到来的这场谈判不同寻常，其激烈程度绝不会亚于战场上的殊死拼杀，朝中方面的声明一发表，他便和周恩来一道紧张地忙碌了起来。他们商议后决定，由志愿军副司冷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长、“红色特务”李克农，率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还有对国际问题颇有研究且文思敏捷、才华横溢的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主要助手一同前往。
       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了李克农和乔冠华，他头一句话就对李克农说：“是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坐镇开城。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人参加。”接着就有关问题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并要求李、乔二人从即日起迅速组织一个精干的谈判工作班子。
       经过紧张的筹备，7月5日，包括外交、秘书、机要、警卫等各方面人员参加的赴朝谈判工作组，即在李、乔的率领下从北京启程，于6日凌晨到达金日成新近设立的作战指挥部所在地——平壤东北约15公里处的根地里。
       在此前的7月2日午夜时分，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彭对“三八线”的防御及时作出部署：一方面加强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人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因为当时美方曾声称：和谈并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议签署前，将不会停止对抗行动。同时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奇微，在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海作战，以支持谈判。所以，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指示电，成为非采取不可的重大步骤。
       7月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开宗明义地指出：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对外则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同时，指派柴成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并要金日成指派一名人民军军官以“上校名义”任首席联络官，另指派一名军官以“中校，名义”为联络官。当日，金日成即指定人民军司令部动员局局长张春山(原名金昌满)少将，以上校名义为中朝方面首席联络官，另派金一波为中校联络官。
       很快，在与朝方商定后，朝中谈判代表团的名单便确定了下来：中方代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朝方代表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首席代表)、李相朝、张平山。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朝中谈判代表团的统一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组成了一个由李克农、乔冠华和朝中谈判代表参加的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就这样，李克农实际上为朝中代表田的总指挥和最高负责人。
       在此前后，“联合国军”方面的代表名单也确定下来：首席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7月7日凌晨，朝中代表团成员及其联络官等相关人员抵达开城。之后，他们便与朝鲜当地党政组织一道，选择谈判地址、双方代表团驻地和休息位置。最后，确定将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来风庄作为谈判地点。
       7月8日上午9时，谈判双方联络官召开第一次会议，双方就谈判前的各项问题进行磋商，并确定正式谈判的第一次会议于7月10日上午在开城地区的来凤庄举行。从此，小小的来凤庄名声大震，停战谈判的消息从这里传向四面八方，从前鲜有人知的一个小村庄，开始在世界地图上有了它的坐标。
       
       7月10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风庄正式开始。谈判大厅里，双方谈判代表在一张长方形的条桌两侧相对而坐，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谈判，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李克农坐镇幕后，从容指挥。谈判信息通过无线电波并随着谈判的实际进展，在南日——乔冠华——李克农——毛泽东(周恩来)——金日成——彭德怀之间，相互交叉、循环往复地传递着，持续了两年之久。
       三、双方战场内外寸步不让，谈判屡屡陷于僵局
       朝中谈判代表团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
       一线由南日、邓华等直接出面谈判；二线由乔冠华、柴成文等往返联系，并传达、贯彻上级指示，提出谈判的具体：方案和拟写发言提纲；三线则由李克农负责，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并直接与朝鲜最高层协商，掌握谈判的方针大计及全部过程。当一线代表谈判结束后，即刻向二线汇报谈判情况，并一起研究当天发生的问题，随后由乔冠华等写成报告，交给三线的李克农；接着，经李克农对报告进行审核、修改，并提出下一步的方案、建议后，立即发报北京。在国内，周恩来直接掌握并受理谈判情况，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常委报告。经中央研究和毛泽东作出最后决定后，当夜便回电答复李克农。一般情况下，中央的回复于次日天亮时就能收到。李克农收阅之后，立即向各有关方面传达、布置，同时将电报转发朝鲜方面，通报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之后，李克农作出下一步谈判的具体方案和决策；再由乔冠华等执笔，写出下一次谈判时我方代表的发言提纲，交给一线代表在谈判席上一一提出……
       毛泽东时刻关注、掌握着谈判的实际进展情况。谈判期间，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环紧扣一环，既紧迫又井然有序，并且是夜以继日地连轴转。李克农仅有的休息，就是在向北京发报后与中央回电之间的空隙时间。
       就这样，按照既定的程序，7月10日上午，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
       谈判一开始，“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埃率先发言。首先，他提出了关于谈判的9项议程，但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
       接着，由朝中方面的代表南日发言。南日代表朝中方面向对方提出了3点原则建议：(一)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从该线后撤10公里，作为非军事区。该区民政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态。同时，立即就交换战俘进行商谈。(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停战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但是，“联合国军”代表乔埃却拒绝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因此致使谈判刚一开始，就在议程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当晚，李克农便将第一天的谈判情况电报北京。7月11日，毛泽东复电李克农，明确表示：“撤兵一条必须坚持。”这样，撤兵问题便成了谈判双方争论的焦点。
       “联合国军”方面认为，这次停战谈判只讨论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应在停战实现后由有关政府去讨、论。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指示，朝中方面不与他们在“是军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上纠缠，而强调指出：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7月17日周恩来以毛泽东名义给李克农等的电报)。
       同时，毛泽东在由周恩来起草的这份屯报中还加写道，我们提出撤军一条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
       ，
       经过几天的激烈辩论，“联合国军”代表显得有些理屈词穷了，李奇微甚至允许乔埃用粗鲁的语言进行辩论，说“只要乔埃说得出，就尽管粗鲁”。
       7月19日的谈判结束后，李克农电报毛泽东、金日成等，详细生动地描述了当天谈判情况。电文说：谈判中，美方“局促无辞，窘态毕露。……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
       但美国政府并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7月20日，美国对其谈判代表发出指令，准备作出一点让步，即“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内，……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
       23日，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几天来的谈判情况，以及美方态度的最新变化，就撤军问题提出了新的方针，即“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解决”。但在25日的谈判中要另外增加一项“其他有关停战问题”的议程，目的在于停战后“召开双方高一级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
       朝中方面的这一建议，为使谈判尽快进入实质性阶段打开了通道。
       1951年7月26日，谈判双方终于正式通过了谈判议程：(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这是朝鲜停战谈判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正式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可是，谈判刚刚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时，便再次陷入僵局。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同时后撤10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但“联合国军”方却以“海空优势要在陆地分界线上得到补偿”为借口，拒绝朝中方面的合理建议，并蛮横地要朝中方面单方面退出“三八线”以北的1．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企图将军事分界线划到“实际接触线”以北，深入到朝中方面地区20公里乃至60公里不等的地方。
       当“联合国军”方的这一荒谬的提案遭到朝中方面代表的据理驳斥后，他们竟气急败坏地以武力相威胁，并发出了“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的战争叫嚣。随后，他们便在8月18日到10月 22日间，向中朝军队连续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企图以武力夺取他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地盘。同时，在中立区内频频制造事端，并轰炸了朝中代表团的驻地，致使双方谈判被迫中断。
       然而，形势的发展并不依侵略者的意志为转移。在当时(7月20日开始)朝鲜北部暴发特大洪水、农田被毁坏，道路被冲断，许多工事和战备仓库被严重破坏，中朝军队的作战调动和物资补充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中朝军队并肩战斗，克服困难，不怕牺牲，联合抗击侵略者，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夏秋局部攻势；
       10月14日，当敌人的夏季攻势已被粉碎而秋季攻势正来势凶猛之时，毛泽东从国内向英勇的人民志愿军发去慰问电。电文中，毛泽东“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他勉励我军指战员：“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当10月23日美军的秋季攻势被我军粉碎时，毛泽东在正在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和全世界郑重宣告：“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部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仅仅过了两天，当着“联合国军”在夏秋攻势中付出了伤亡15．7万余人的惨痛代价后，他们又不得不重新回到了谈判席上。
       四、毛泽东运筹帷幄气定神闲，克拉克垂头沮丧签字停战
       1951年10月25日，经过双方在战场上“炸弹、大炮和机关枪的激烈辩论”，谈判在中止了63天后，双方移至汶山与开城之间的板门店新址，继续和谈。这一天，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一周年的日子。
       谈判开始后，美国尽管不再提它的所谓“海空优势”了，但却仍然拒绝将“三八线”作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开始时同意以“三八线”为界，后来反悔)。
       这是因为，当时敌我双方各自控制着一部分战前属于对方的地段。中朝方占领了“三八线”西段以南的开城地区和安翁津半岛，美韩方则控制了“三八线”东段以北的金化至杆城一线。比较而言，美韩方所占区域比中朝方稍大一点，如果以“三八线”为界的话，从地形上看美军在东线撤退后难以重新攻取，而中朝在西线后撤后则易于攻取。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那便表明美韩已经承认了自己是侵略者，现在要恢复到战前状态。
       为了使谈判尽快达成协议，中朝代表作出妥协，于11月7日提出了“在实际控制线基础上，略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联合国军”方同意。
       这样，谈判双方就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问题初步达成协议，谈判取得了新的进展。
       但是，在随后的第三、第四项议程的谈判中，进展仍不顺利。谈判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几乎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谈判双方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
       然而，在毛泽东的悉心指导和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我方稳操着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主动权。在“文斗”上，我方有理；在“武斗”上，我方不怕且有办法。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直接指挥下，依托着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有力地支援着由李克农幕后指挥的谈判斗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文、武结合的默契配合，以及战场与谈判场的反复较量，1952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再次取得重要进展——双方在第三、第五项议程上，达成了协议。
       至此，停战谈判共5项协议中，只剩下第四项，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了。
       实际上，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早在1951年12月11日便已开始。但美方却借口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拒绝朝中方面根据日内瓦公约提出的严全部遣返战俘”的提案。后来，朝中方曾两次提出折中方案，但均遭对方拒绝。因此，谈判的第四项议程一直悬而未决。
       1952年7月13日，当第三、第五项议程达成协议后，“联合国军”代表再次提出遣返方案。他们提出，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遣返总数的80％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占应遣返总数的32％。
       7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致电斯大林和李克农，揭露了对方将朝中双方遣返战俘比例规定的如此悬殊，隐藏着企图离间朝中两国、两军关系的政治阴谋，表示绝不接受这个方案，坚持战斗下去，以迫使敌人作出最后让步。7月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就这样，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支持停战谈判，迫使敌人作出最后让步，中国人民志愿军自1952年9月18日起至10月31日止，在历时44天的时间里，以阵地战方式，向对方发起了全线性的战术反击，一举歼敌2．5万余人，而我方伤亡1．05万人，敌我伤亡约2．5：1。
       毛泽东对于这次自7月以来所进行的持久阵地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有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然而，就在志愿军进行战术反击尚未结束时， 1952年10月8日美国代表蛮横地单方面宣布：“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从10月14日起，为了扭转他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和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他们在上甘岭地区对我军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金化地区的上甘岭等要地，对敌人进行了顽强抗击。
       经过43天的激烈战斗和对地表阵地的反复争夺，从10月30日起我军开始发起反击作战，至11月25日止，在不到一个月时间中便收复了全部失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以伤亡1．15万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的重大战果。
       上甘岭之战，成为美军“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美国新闻界评论)。此后，敌人在朝鲜战场上再也没有发动什么像样的攻势。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这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的五星上将，很快便清醒地认识到：朝鲜战争是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这和美国“欧洲第一位”的全球战略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必须设法尽快脱身。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长期陷于僵局的战俘遣返问题上，开始有了松动迹象。
       这年2月22日，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交换病伤战俘，试图恢复由他们单方面宣布、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停战谈判。
       毛泽东在认真分析了各方面情况，并与苏联、朝鲜和志愿军司令部等多方研究、商议后，于3月30日，要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移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4月26日，以朝中方面的建议为基础的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举行。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他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与军事斗龟”这两手，双管齐下，相互配合，指导着这场复杂曲折、变幻莫测的停俄谈判工作。
       早在4月中旬谈判恢复前，毛泽东便指示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军队方面只管打，不管谈。”果然，恢复后的谈判并不顺利，“联合国军”代表并不甘心就这样地全部接受朝中方面的建议，坚持反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移交中立国”。
       谈判再次不欢而散。
       经毛泽东指示并批准，从5月13日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随着彭德怀的一声令下，提前发起了攻势凶猛的夏季反击作战。但战斗仅仅进行了10余天，5月25日美国便被迫宣布：接受朝中方面“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移交中立国”的提案。
       然而，美国的态度却遭到了南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对。李承晚转告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南朝鲜军将退出“联合国军”，并在必要时单方面作战。
       毛泽东决定，再次“以打促谈”。因此，从5月27日起，人民志愿军发起了以“打南朝鲜军为主”的猛烈攻势，并一举取得了歼敌4．1万余人的战绩。
       经过这样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反复多次的较量，美国和南朝鲜方面终于招架不住，逼迫李承晚于6月8日表示，接受“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提案。
       这样，6月15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便全部达成了协议。16日，中朝军队发布命令：即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可就在这一天，李承晚出尔反尔，他复函美国政府，再次提出拒绝接受停战协议。毛泽东当机立断，果断指示志愿军“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根据这一决策，中朝军队于7月13日21时起，发起了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打击南朝鲜军队，并再次歼灭南朝鲜军7．8万余人，收复失地167平方公里。
       7月19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之后，南朝鲜政府不得不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至此，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了。
       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第一次没有打赢的战争。“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195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沮丧地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在1953年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神态庄严、气定神闲，他说：“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109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毛泽东指出：“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我们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33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最后，毛泽东郑重警告：“帝国主义侵略者应该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后来，在共和国历次自卫反击作战中，毛泽东领导着他的国家和人民，击败了所有的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地验证和实践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