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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8月，如火如荼的国庆十周年大庆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与举国沸腾的心情相反，天安门前突然响起晴天霹雳，相距咫尺的故宫博物院和作为十年大庆重头戏的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下同)先后发生了两件足以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盗窃国宝大案。故宫珍宝馆，乾隆皇帝金册被盗；国家博物馆陈列室，西周青铜器“史孔和”一夜蒸发。两案接踵而至，是蓄谋已久的政治阴谋，还是纯属偶然?按照当时的思维习惯，必须站在政治高度上分析案情。两案背后是否隐藏着政治阴谋?
       两桩大要案报告迅速摆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很快作出重要批示。
       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北京市公安局和国家博物馆如临大敌，迅速成立联合专案组，限期侦破。
       经过缜密侦查分析，故宫金册盗窃案留下多处犯罪痕迹，被迅速侦破。“史孔和”案则毫无蛛丝马迹。进一步侦查分析，“史案”则很有可能隐藏着政治企图，不能排除敌特背景。最令人担心的是，十年大庆已迫在眉睫，此案恰恰发生在天安门前。案情哪怕走露一丝风声，极有可能给台湾和西方反华舆论提供一颗重磅炮弹，为十年大庆抹黑，其潜在的破坏作用确实难以估量。
       就连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个刚刚走进博物馆工作的小青年一夜之间竟然变成了“史孔和”盗窃案的第三号犯罪嫌疑人。而且，我涉嫌盗窃案的“行情”还在一路看涨，“规格”步步提升，正一步一步向本案一号犯罪嫌疑人的位置“拱卒”呢。只不过，下棋人不是我自己，而是包括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市公安局在内的一批领导。
       真是死的心都有了——当时不止我一个——举凡重点涉案嫌疑人几乎全都往这儿想。
       一、世界文博史上一颗新的“明星”
       1959年8月，国家博物馆竣工。它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建筑规模虽比大会堂略逊一筹，但因与大会堂迎面而立，位置显赫，自然坐上了十大建筑的第二把金交椅。不惟位置尊贵突出，更因为它在短暂的时间内，突然“发迹”。除原有馆藏文物外，又聚集了中国历史文物的一大批国之瑰宝，使这家虽已成立40余年都一直默默无闻的中等博物馆，一跃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为之瞩目的博物馆“新贵”，一颗新的“明星”。许多人已经得知，筹建中，国家火速从全国无偿调集了一大批极有历史价值的国宝重器，以再现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的历史。
       调集的文物几乎无一不是“国宝”级的重器。仅以奴隶社会陈列大厅展出的堪称世界青铜史中的多件领军文物，就足以令环球称奇：曾经光耀上海市博物馆的大盂鼎，曾威镇南京、原国民党政府“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收藏的青铜器之王——重达 875公斤的司母戊鼎，深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虢季子白盘、四羊尊……无一不是令世界瞠目的天之骄子。哪怕只收藏一件，就足够使一家博物馆名扬天下了，更何况还有那些济济一堂的数不清的奇珍异宝。
       在和平时期，能一声令下立即集合数以万计国宝重器，汇集国家博物馆，这在世界文博历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
       世界各国博物馆人士，无不视馆藏文物为生命。除了战火硝烟中的野蛮掠夺，可以说，博物馆界一条最简单的天之戒律就是：馆藏文物甚于身家性命，除了附加诸多苛刻的经济、名誉、派员条件以及高额保险要求的出国展览或其他短期重大政治性“借展”之外，所有凭借权力下达的文物“调拨”令，几乎全都是一厢情愿，一纸空文。对不起，免开尊口，要调走“镇馆之宝”坚决不给!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就在这次绝无仅有的特殊历史时期的全国文物大调拨后不久，连最具权威的党中央、国务院也自觉地不再下达任何调拨文物的行政命令了。
       “史孔和”案叫人揪心的是：那些眼含着热泪交出文物的人们不禁要问：你们国家博物馆是干什么吃的?我们把“心尖子”、“命根子”交到你手里，一转眼的工夫，你们怎么会给弄丢了呢?
       二、国宝“史孔和”为何突然蒸发
       1959年8月初，国家博物馆几乎所有将要展出的文物都搬进了刚刚建成的新馆，被摆放在陈列柜中。陈列方案涉及中国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有的问题在中外历史学界争论已达数十年之久。但作为国家博物馆，总要有自己的完整陈列体系，不宜搞“百家争鸣”式的陈列方案。因此，当时展出方案中的重大问题，必须报请中央甚至征得毛泽东主席同意。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由国家博物馆给重大历史问题一个确切而权威的“说法”。几乎每晚都可能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审查展出内容。博物馆领导如履薄冰，要随时听候中央的指示和意见，反复修改陈列内容，展出文物要来回码放，不断更换，忙得团团转。
       博物馆的保卫工作可谓铜墙铁壁：本馆陈列人员日夜贴身守护文物；保管人员在陈列室日夜巡逻；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层层密布，出入都要多次检查证件。进入8月中旬，馆领导在不得已中作出了一个临时决定：一个星期内陈列柜暂不上锁。上锁期限定8月18日。案情就发生在8月17日下午至18日清晨。
       那是个阴雨天。我负责看守的第19号展柜——内部陈列着包括“史孔和”在内的大大小小共17件青铜器。按规定，临下班之前我把文物再数一遍，没错，就是17件。然后，我提着提包，顶着细雨，到午门内食堂吃晚饭，回到单身宿舍，躺在床上，看了会儿书就酣然入梦了。
       第二天早上一到馆，正在现场的保管员杨文和吃惊地问我：“你见到‘史孔和’了吗?”“见到了呀，昨天下班时我还亲自数的呀!”我一边回答，一边走进展柜，定睛一看，顿时目瞪口呆：19号陈列柜内，国宝“史孔和”突然蒸发了!昨天下班前亲自看过它、数过它的最后一个人就是我。保管员赵桐臻接着上夜班负责从晚6点看守到当晚12点以前。本来后半夜值班的是保管部组长(相当于科长)张荣。可巧那天张荣家里有事，让杨文和帮助倒个班。杨文和便负责自12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值班。“史孔和”突然蒸发，一根绳拴仨蚂蚱，我们3人谁也跑不了。
       当天下午3点，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北京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都亲临现场。李宝亭处长向公安部及各方领导汇报：已经按接触“史孔和”的不同程度，把所有人员分成3个圈。第一圈包括我和赵桐臻、杨文和；第二圈是“奴隶社会组”和临近的“原始社会组”与“战国、秦汉组”全体人员。第三圈可以说全都“包圆儿”了，举凡在此期间与博物馆沾过一点儿边的人都囊括在内。连两位在19号柜旁刷油漆的女工也牵连进来。此时丢失国宝——博物馆不仅是犯了最大的忌讳，而且可以说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公安部刘副部长极冷静又极和气地分别与我们3位直接当事人一一谈了话，那口气真像位慈祥的长辈，他叫我们详细复述了一遍从昨晚到今天早上的经历，并诚恳地劝说——他后来在群众大会上也是这么说的——不管是谁，也不管什么原因，就算一时犯糊涂吧，悄悄地拿走了文物，只要能把它交回来，或者暗地里给放在哪个能让人找得到的地方，可千万别弄坏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能找到“史孔和”，这事就过去了，也绝对不再追究。现场的人一声不吭。几乎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第二步就是发动全体人员，再把展厅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所有地方都翻箱倒柜认真查找三遍，连每个大件文物的内部都翻腾遍了。当确认找不到“史孔和”时，刘副部长突然板起面孔下达命令，随行秘书急忙作记录。
       他说：“我庄严宣布：国家博物馆丢失西周时代青铜器一件，名称是‘史孔和’。案发时间初步确定为8月17日下午1时至18日早8时，全国各省、市公安厅局、各派出所、所有沿海港口及陆地口岸、边防检查站、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请立即动员和组织力量，全力协助侦破此案。公安部已设立专案组，全天候值班。‘史孔和’照片将于近日发出。如发现‘史孔和’，请立即予以扣留，拘留有关嫌疑人员，迅速组织侦破。如发现可疑线索，请立即上报。海关要从即日起封闭古董、工艺品进出口通道。案情通报速送外交部等各有关部委办及各新闻单位。此案列为国家级绝密，任何人不得泄露。全国各单位一定要对案情严格保密，尤其要对海外封锁消息，违者将以严重违法乱纪论处……”
       
       不久，专案组宣布：经过初步分析，“史孔和”案最大的可能是监守自盗，内部人员做案。
       震惊全国的“史孔和”盗窃案，被不情愿地列入了十年大庆的日程表上，也载入了国家博物馆的史册。
       三、周总理的深谋远虑
       “史案”牵动国魂，它的政治影响比人们估计得要严重得多。
       若在乎日，丢失文物虽然事关重大，但很难惊动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理。但此时此刻，情况却非同小町。作为一国总理，十大建筑和十年大庆的总指挥，周恩来想得比任何人都要深远：它涉及十年大庆可能要露丑。这里最让人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盗宝案如系海峡对岸直接策划，或与之有着哪怕一丝一缕的联系，那麻烦可就大了。“史孔和”万一在海峡对岸登陆，就肯定会在蒋某人的案头亮相。那时，海峡对岸将怎样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大做文章，实在是个未知数。
       虽然中央及时下达了命令，再三强调要绝对保密，不得外传；如果“史孔和”案泄了密，要追查到底；不管查到谁，都要以党纪国法追究责任，绝对严惩不贷；但这里不能不估计到，“史案”消息传到海外，蒋氏喉舌和西方各大通讯社也会加枝添叶，大肆渲染。总之，“史案”一旦曝光，其直接和间接的损失都是很大的，甚至是我们不好估计的。正是因为事关党和国家声誉，周恩来总理立即批示，公安部党组多次研究，把它列为大案要案，限期侦破。
       四、“史孔和”——一件极为罕见的西周量器
       “史孔和”到底是什么宝贝?这是一件3000多年前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其形态如蛐蛐罐。大小如成人拳头。高、宽各约10厘米，呈深古铜色。从铭文、成色、神韵、锈迹、造型和品相上断定，均为西周时代铸造。别看“史孔和”个头并不显眼，因其内部载有“史孔作宝和，子子孙孙永宝用”的铭文而身价陡增。大名鼎鼎的中国青铜器之王司母戊鼎也才只有三个字的铭文。而“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却是西周青铜器特有的标志性用语。举凡铸有这一铭文的青铜器基本可以断定为西周时代无疑。年代既能确定，其身价也就不可估量。50年代初，故宫以450元(折合现在价格两万元左右)将其从琉璃厂收购。中国出土青铜器数量可观，但到了西周时期，已经较少用于实际生活，而以庙堂祀祠品居多，做成量器的极为罕见。因为铭文中的“和”与我们这个农业古国沿用了两三千年的担斗升合的“合”字在古代是通用字，多数考古学家据此推断，除作为祀祠品外，从容积大小分析，它很可能就是西周一位名为“史孔”的贵族或诸侯国国君铸造的法定量器——合。有了基础标准量器合，就很容易估算升、斗、和、担的容积与重量，从而为计算那个时代粮食产量和商品粮交易状况提供了计量基础。如能进一步证实，“史孔和”就能为研究自西周的计量单位与粮食产量提供弥足珍贵的实物证据，故而从故宫奉调入馆。在预展征求意见时，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历史学家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尚钺等都被“史孔和”的铭文所吸引，驻足良久，异口同声地称赞它是中国计量史、农业史研究上一件不可多得的文物。
       五、大问讯室里的升级战
       案发之后的那些日子，平日欢声笑语的博物馆变得一片沉寂。举凡与博物馆有牵连的一切人都成了被怀疑对象。包括正在做收尾工程的建筑工人在内，几乎所有涉案人员都经过了反复问讯和调查，作出书面交代。我和杨文和、赵桐臻更是本案重中之重的角色，已经被变相隔离审查。公安人员与我们的谈话、问讯已经不计其数。我所写的“交代”材料足足有一尺多厚。
       事实上，直到案破之日我才知道，当时案情侦查殃及面之广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我父亲在解放前是跑单帮的古董商，案发后立即受到严密监视，每天要如实向领导汇报下班后的行踪(星期天节假日的活动要书面汇报)。母亲被迫中止了街道治保主任工作，悄悄地躲在家里流眼泪。这在当时跟打成右派一样难受。两位哥哥也被暗中监视，停止参加党课学习。妹妹被停止团课学习。急得大哥在内蒙古、二哥在北京抓耳挠腮，因为要严格遵守“组织原则和纪律”，又不敢互相打探。家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当我在案发后得知我初恋女友家中一位亲戚在香港，诚惶诚恐，为了不致牵连，立即给女友写了绝交信，弄得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后来还借参观机会来馆中看望我，并告诉我她的电话。出于安全考虑，我没敢与她联系，她也怪我太“无情”。他们万万想不到，就是我这个在家庭和社会表现最为出色的弟弟的单位出了差子，我成了位居“三鼎甲”的嫌犯，家人和恋人只好都跟着吃挂落了。
       经过无数次个别谈话和两次大规模查察问讯，案情侦破仍然毫无进展。周总理批示无疑是一道“死”命令，令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北京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高级探员，焦急万分。沉寂了几天之后，一轮经过精心准备的新的案情调查问讯在一间百余平方米的室内进行。
       大问讯室充满紧张与恐怖。那些终年伏首秦砖汉瓦青灯黄卷的儒夫子们，个个灰头土脸，精神委顿。
       在侦查处长李宝亭的指挥下，进入会场的人都被安排在指定位置就坐。有几处座位显然经过特殊安排。作为第三号嫌疑人，我被安排在长条桌另一端正中位置。对面就是主持人李宝亭。“一号”赵桐臻和“二号”杨文和分别在长条桌两侧相对而坐，相比而言，显居次位。
       虽然在此之前我在幢幢疑影里排行“老三”，但如此安排，情况陡变。我无疑已经升格为本案的“龙头老大”了。这对我来说无异于已经判刑。虽然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悟出这是公安部门煞费苦心布置出的声东击西歪打正着——一种最简单又令人费解的战术，可是当时你就是借我点胆儿我也不敢往这儿想呀!
       会场出奇的寂静。我已经预感到，屋内可能有照相机正暗中对着我拍照(事隔多年，我才从内行那里得知，我的猜测绝对正确)，以从我们面部表情的瞬间变化分析出是否在说谎。
       讯问的招数更是别出心裁：自我怀疑，自我揭发。李宝亭板着铁青面孔说：不用说大家也明白，今天到会的，都在重点怀疑范围之内，每个人都必须对党忠诚老实，首先要把自己当成“史孔和”的盗窃者，主动揭发自己的犯罪动机和根源。当然，你不想说也行，我们并不强迫。我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重证据，不无原则地相信每一个人；也不无原则地怀疑每一个人。这种有罪设定的问讯方式在那个年代几乎司空见惯。虽说眼下还只是问讯，但李宝亭的这一招可跟审讯毫无二致。
       会场呈现出沉默。
       我不断嘱咐自己快点发言。可是，该说的我差不多已经说过多遍了，还能“自我揭发”出什么新鲜玩意儿来呀?我终于第一个站出来“主动揭发”自己：我是盗窃案的最大嫌疑人。首先，我是个刚走出学校门的穷学生，手里缺钱花，很可能想偷出文物换俩钱，有作案动机；其次，我老爸是古董商，在旧社会吃了大半辈子古玩，懂得行情，在古董行交际广泛，会指使我偷窃文物，有作案背景；第三，我是“史孔和”的直接看守者之一，监守自盗可能性最大。那天四周没人，就我一个，顺手牵羊很方便，有做案的时间和条件。我带着书包，悄悄装起来没人能发现。我“坦白”得很“彻底”了。
       “大华同志，我觉得你说得还很不够。你再把 17号那天下班前的经过说一遍，一分钟一分钟地说。你再细想想，你离开时柜子里到底是多少件文物。你的这段记忆直接关系到这个案子的侦破方向，我们希望你再慎重地好好想一想!”李宝亭说。
       17件!也许是18件吧……不，就是18件……我紧张到了极点，谢天谢地，总算说完了。
       
       该杨文和说了。杨从解放初期就进馆工作，接触文物成千上万，是个老博物馆了，平素一贯老实巴交，又是党小组长，谁也不会往深处怀疑他。
       赵桐臻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又有孩子。爱人也在部队当过兵。夫妇俩转业后先后来到博物馆，不过他爱人更聪明能干一些，前几年考上了北大，刚刚从考古系毕业，又回到保管部。夫妻一块儿上下班，本来生活挺美满的，谁让他也摊上这桩事了呢?最末一个是他发言：“那天晚上，前半夜是我看的文物，要说机会，有好几个钟头就是我独自——人守着它，嫌疑挺大。谁都知道青铜器市场价格一路看涨，而且有行无市，市面上流通的越来越少了。现在一件‘史孔和’拿出来就能卖上大几千块。我家里收入虽说还可以，但谁也不会嫌钱多了扎手，清组织审查。虽然我觉得自己挺委屈的，可是，谁让咱摊上这事了呢……”
       专案组成员一脸无奈，但没辙，散会。
       公安人员恐怕比我们更不轻松。他们和我们一样天天加班加点，讯问，谈话，外出调查，大会小会讨论分析，整理汇报材料，抓紧布置下一步侦查任务。问讯室里摆着好几张临时床铺，桌子上随处可见来不及洗的饭盒和啃剩下的干馒头。他们把博物馆的办案室当成了家，熬夜成了家常便饭，吃饭、睡觉根本没准点。
       事后，领导传达说，光发往全国的“史孔和”照片，就洗了140斤!难怪我当兵后一说博物馆的“史孔和”案，保卫干事马上就找了到那份带照片的案情资料给我看，上面清楚地印着特号黑体字：特急绝密要案。
       六、狐狸尾巴是怎样被揪住的
       在经过一系列极其复杂的调查、侦破、推理、分析，特别是透彻的罪犯心理剖析之后，公安人员逐渐廓清了罪犯的圈子，越来越多的迹象把焦点集中指向保管员赵桐臻身上。此人一副斯文模样，头脑聪明，可工作平平淡淡，平日里讲虚荣好面子，好显示自己，特别喜欢在来博物馆出售文物的年轻女士面前说说道道，夸夸其谈。
       矛盾就从这儿引起。解放初期，国家每年都从非常紧张的财政资金中拨出一笔专门经费，用于征集和收购流散于民间的文物。1959年度的专项收购费是10万元(其实际价值比，超出了现在的 200万元)。消息不胫而走，强烈地吸引着文物收藏者和商贩，也常常为博物馆带来好运。著名的秦代文物“商鞅量”、李白成使用过的刻有“保民”字样的大刀等一批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就从民间征集而来，并直登中国通史陈列大雅之堂的。而一些收藏家和商贩，在打算出售文物时，也总结出一套策略。他们习惯于幕后运作，选派亲属中妆扮时髦的年轻女士驾临博物馆，以便讨价还价。这些女郎多数出身名门，风度翩翩，衣着光鲜，见过大世面，一副超脱神态，渐渐觉察出文雅的谈吐和适当的风情在讨价还价中的催化剂作用。有的女士往往在不经意间耍点小姐脾气，甚至故意嗲声嗲气。她们心里明白，在幕后专家划定的价格范围之内，秤杆一高一低，差别还是有的，工作人员心理天平上的情感磕码说不定也能起到不小作用呢。
       张荣和赵桐臻是两种典型。张荣从当八路军时起就提着脑袋干革命，在部队带兵打仗勇猛过人，被提拔为副指导员，对人吃人的旧社会无比痛恨，尤其对地主老财敲骨吸髓大发不义之财置办豪宅聚敛奇珍异宝怀有发自内心的憎恶。50年代初期他转业到博物馆，在保管部担任组长。当时保管部干部轮流到文物征集室值班接待客人。他对那些居以奇货，动辄叫价千元万元，否则就“拿一把”钓你博物馆的胃口，暂时不肯出手的“阔佬儿”和他们派出的女士，从心里反感，尤其对描眉画眼香气袭人穿着时髦的女士感到腻味。但碍于党的政策，他总是客客气气不卑不亢以礼相待，并坚持按专家定价收购和“买卖不成仁义在”的立场谈判。
       作为保管部普通职员，赵桐臻眼力和权力都有限。他1957年脱掉军装，转业到北京市文物普查工作队，后来调进国家博物馆。在文物鉴定上，他本没什么真功夫，在讨价还价时其实也没有更多的回旋余地。但他一副斯文模样，衣着得体，一到接待室值班总是精神抖擞，顾盼生风，对前来出售文物的女士尤显温文尔雅。对此，张荣很是看不惯。而在赵桐臻眼中，张荣只不过是个身子进了城，脑袋依然留在偏远山村的一个不曾开化的老游击队员——把这种人请进国家博物馆本身就是历史的误会。
       俩人之间始而龃龉，继而拐弯抹角明里暗里相互冷嘲热讽。张荣暗地里不断向领导汇报，并且在大会小会上旁敲侧击，要大家注意“不拿枪的敌人”和“裹着糖衣的炮弹的袭击”。那些指桑骂槐的发言，每回都令赵桐臻极度反感，心里的阴影逐渐扭曲发霉，矛盾已经到了非暴发不可的地步。他要狠狠地报复张荣，一定要把这个永远也弄不懂秦砖汉瓦的农村“土包子”掀翻在地，叫这个以“老革命”自居的人物尝尝身背“丢失文物”大包袱的滋味，将其钉在盗窃嫌犯的十字架上，永世都别想翻过身来。
       然而，博物馆对文物保管有一套极其严格的规章制度，不仅出入库手续出奇地严格严密，交接登记签字更是层层把关，大小表格，白纸黑字，绝无空子可钻。即使在布置十年大庆陈列最紧张的日子里，也是专人盯死，很难找到漏洞。赵桐臻几次想放弃这可怕的报复计划，可他怎么也无法忍下这口气。
       另一种更可怕的威胁令赵桐臻不寒而栗。据多数人估计，下一步，张荣很有可能被提升为保管部副主任。果真如此，还不头一个拿他姓赵的开刀?要是让他给“开”到“新西兰”(指调往新疆、西藏和兰州以西的地区)，那可就惨到家了。
       十年大庆迫在眉睫，中央政治局对陈列方案中的原则性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作出重要指示。博物馆领导抓紧落实中央指示，急于修改陈列方案，加之人手严重不足，老是出库入库，入库出库，一天能折腾十八回，登记签字手续繁琐，严重阻碍了陈列工作进程。于是不得不来个“跃进”，临时决定将展出文物统统搬上展柜，随意调换摆放位置，尽可能满足陈列方案变化神速的要求，一个星期之内暂不上锁。这无疑是一次天赐“良机”，罪犯终于在暗夜中伸出了魔爪。
       关于赵桐臻的可疑性，首先，他极端压抑的神态和一系列举止反常、行为失措中暴露出诸多疑点。张荣所反映的俩人之间的分歧矛盾，与领导掌握的情况基本一致，与赵桐臻私下发泄私愤时所骂的赃话也是一致的。再者，馆内有人在四五月份曾经看到赵桐臻在晚间与某位衣着考究的女士在天安门广场聚首，而这女士似乎曾来馆内出售过文物。这条线索关系重大，经过对十多位曾来博物馆出售文物的女士逐一排查，无法落实。还有就是赵桐臻一些性格特点，如自视清高，生性脆弱，报复心强，工作拈轻怕重，怕干复杂繁琐的搬箱倒柜、打扫卫生等工作，尤其害怕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等等。其中一个突出而致命的弱点是喜欢占小便宜，有顺手牵羊的小偷小摸行为。然而，这些都是犯罪，的可能条件，不是直接罪证。
       时间一晃又过去8个月，破案仍无重大进展，专案组成员如坐针毡。
       1960年4月6日，由专案组策划的“引蛇出洞”方案开始实施。国家博物馆按照文化部的计划，安排十几名干部下放顺义县牛栏山农村劳动锻炼。由王树礼任队长、杨文和任副队长，赵桐臻也在其中。专案组在队伍里秘密布置了一个以王树礼为首的监视小组。平素温文尔雅、不善交际的上海籍青年邱关鑫被列为小组成员，负责与赵桐臻多接触一些。下放干部住进老乡家的南房，睡在一排大通铺上。
       一口吴侬软语的小邱，在赵桐臻眼中，是个像女孩子似的文弱书生，与案情没有丝毫联系。除了打扫卫生洗衣服照镜子梳头发吹口琴，对其他事概不过问，对自己没有任何敌意。赵桐臻做梦也想不到，这正是专案组为麻痹他而布置的一招。邱关鑫表面上吃凉不管酸，实则是个一根头发破八瓣——细得厉害的人物。
       
       下放农村劳动非常艰苦，这也是赵桐臻致命的软肋。干部们个个累得腰酸腿疼，暗中叫苦不迭。但更让大家生气的是队伍中竟然闹起了“鬼”——队里老是丢东西，毛巾肥皂之类的玩意儿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开始，大家怀疑北屋房东，但一时抓不到证据，没敢声张。没想到，事情越闹越邪乎，一天，下放干部老赵的半导体收音机忽然不见了。接着，杨文和的瑞士全自动手表又不翼而飞。这在下放干部中引起更大的惊恨和骚动。王树礼的监视小组表面上和大伙儿一样着急生气，实际上却另有打算。
       邱关鑫立即回忆起赵桐臻的许多疑点。最可疑的是此人好在白天单独活动，出没无常，行踪诡秘。王树礼心知肚明，不敢怠慢，假装去公社开会，一个电话打回去，李宝亭带领专案组成员立即悄悄飞身来到牛栏山，在邻村落脚，布置侦查。经过初步分析，案情仍和“史孔和”一样，是“家贼”所为，并且赃物不会转移太远。
       果然，王树礼和邱关鑫一起，在劳动时找个名义回村，没费多大力气，很快就在住处纸顶棚上一条裂口内发现了隐匿的手表、收音机和少量丢失的日用品，但仍有一部分丢失的东西不在其中。李宝亭与王树礼交换了意见，他让随行公安人员隐蔽进村，取出手表等物品，提取指纹，又将赃物放回原处。他们要放下香饵钓金鳌。心怀鬼胎的赵桐臻似乎也察觉到风险，没敢再来拿隐匿的赃物。他见王树礼也没大做文章，暗中庆幸。但后来侦破的结果证明，手表和收音机等确实就是赵桐臻偷的。他真的手痒难耐，老毛病又犯了。致命伤旧病复发，导致了他全线崩溃。
       为便于监视，王树礼把赵桐臻、邱关鑫等铭下敢干部调整到另一位老乡家里去住，包围圈暗中缩小了。
       1961年2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博物馆下放干部要回家过年。出发前大家匆忙吃早饭。赵桐臻磨磨蹭蹭不肯动窝，邱关鑫催促两声，先行一步。但没走多远，他心里一惊：莫不是此人又在捣什么鬼?他猛地杀了个回马枪，又返回老乡家，可是，赵桐臻却不见了。邱关鑫暗自思忖，此人肯定不会走远。他悄悄转到房后身，隔着墙缝，忽然发现赵桐臻正鬼鬼祟祟地把藏在老乡秫秸垛里的肥皂毛巾等赃物悄悄往怀里揣。邱关鑫怒从心头起，猛然转到墙外，大喝一声：“赵桐臻，你在干什么!”赵桐臻吓得脸都绿了，可能觉得这小青年好糊弄，就支支吾吾地对付了几句，嘱咐小邱千万别声张，一切都好商量。哪想到，邱关鑫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一把揪住赵桐臻，严厉催促找队长说明情况。赵桐臻碰了一鼻子灰，也变了脸，见邱关鑫一点面子也不给，干脆动开了硬的，俩人当场扭搡起来。邱关鑫虽体弱乏力，可赵桐臻毕竟理亏，邪不压正，又不敢把事情闹大，只好跟着小邱到了厨房。王树礼听了简单汇报，心里明白了许多。狡猾奸诈的赵桐臻，却借着吃饭时间大家没留神儿，把怀里揣着的赃物统统扔到了煤堆后面。但是，邱关鑫却是铁嘴钢牙的人证，赵桐臻无法抵赖。吃罢饭，王树礼只经过简单的问讯，赵桐臻便低头认罪了。一向道貌岸然的赵桐臻竟然是个窝里反的家贼!这爆炸性的新闻一下子在下放干部中炸了营，群情激昂的人们草草召开了个批斗会。会上宣布，为了不耽误大家回家过年，全体下放干部先抓紧回城。赵桐臻要作出深刻检查，具体问题听候处理。
       回到家中，赵桐臻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
       大年三十，赵桐臻给时任行政处长和“史孔和”专案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韩炳文去了个含糊的电话，说有事想找老领导谈谈心。赵问：“史孔和”找着了么?韩答：还没有，你知道什么线索吗?赵说：我知道它藏在哪儿，要向领导汇报，争取立功。韩答：那好啊，初二我正好值班，你来吧。咱们好好谈谈。韩炳文极力控制情绪，说得挺轻松。
       其实，韩炳文的心像绷紧了的发条，当即与专案组一起深入研究，为大年初二的一场好戏做出缜密布置，大年三十，赵桐臻的宿舍周围已被严密布控，监视得密不透风。
       七、水落石出
       大年初二，韩炳文办公室里茶味飘香。赵桐臻看到老领导和蔼可亲的微笑，心里闪过一丝侥幸的慰藉。
       “我要把‘史孔和’的隐藏地点向领导如实汇报，将功赎罪，希望老领导多多关照……”赵桐臻承认了自己在农村的偷摸行为，不痛不痒简单作了几句检讨之后，便亮出了底牌。
       “行啊……”老练的韩炳文不慌不忙，按照早已布置好的步骤让赵桐臻先喝点茶水，再去找“史孔和”。此刻，屏风背后，全副武装的法警正随时待命。在办公室的不同角落，在茶几下面，自动照相机和录音机也正悄悄地工作着，把赵桐臻的一言一行统统记录在案。
       “我向领导汇报：‘史孔和’就藏在奴隶社会陈列大厅大盂鼎的腿肚子里……”
       “好吧，那咱们就去看一看。”韩炳文依然平静地说。此刻，博物馆有关人员和保管部全体人员全都秘密地提前到达博物馆，掌管钥匙的人也早已隐蔽待命。
       当赵桐臻肯定地站在早已摘下大玻璃罩的大盂鼎面前的时候，博物馆保卫科的李科长戴着白手套，把手伸进了大盂鼎。最先拿出的是一团团白棉花，随后，果然在“大盂鼎”的腿肚子里面掏出了令人牵魂动魄的青铜器“史孔和”。面对失而复得的“史孔和”，在场的人无不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到场文物专家们仔细观看后一致首肯。就在此时，照相机的闪光灯刷刷地闪着刺眼的亮光。突然间，陈列大厅中有人大吼一声：“赵桐臻，你被逮捕了!”随后，一副锃亮的手铐咔喳一声，戴在了赵桐臻的双腕上，两位全副武装的法警将赵桐臻押走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盗窃案宣布告破。
       作为特急要件，破案报告被迅速摆上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使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松了一口气。赵桐臻对自己盗窃“史孔和”的罪行供认不讳。“史孔和”是怎样藏进大盂鼎的呢?案发初期，人们不止一次翻箱倒柜，几乎把博物馆来了个底朝天。其中，各大形器物体内绝对是翻查的重点。我的手就不只一次伸进大盂鼎仔细探查过，什么东西也没发现。而且，大盂鼎腿肚子内里并不很深，绝不可能被忽视。史孔和到底是一直藏在那儿，还是后来被什么人悄悄放进去的?据赵交代，他想报复张荣和杨文和是策划已久的事，但一直很难得手。8月 18日，他值后半夜班时，趁机将“史孔和”盗走，先放在午门后东朝房自己办公室的专用柜内，因风声太紧，又将其转移到家中放了一些日子，随后，才利用职务之便择机放人大盂鼎内。他希望有人能翻到它，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可是，大孟鼎压根就没人再翻动过。
       赵桐臻一再辩解，自己只是想报复张荣和他的同伙，绝无出卖获利的企图。仅以盗窃国宝一级文物罪行，法院判处赵桐臻无期徒刑(后因在监狱表现较好被减刑为20年)!这一判决，着实令人吃惊，是不是判得有点重?
       “不!赵桐臻是罪有应得，对他的判决，是经过慎重研究的，我们认为，法院的判决一点也不重!”在博物馆职工大会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斩钉截铁地说，“博物馆员工监守自盗，这是文博界的奇耻大辱，我们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败类开这种口子，一定要杀一儆百。”“‘史孔和’案的政治影响实在太大了，也太恶劣了。对赵桐臻的判决，我们法院的同志依据法律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讨论。我可以再如实地告诉大家，如果发现赵桐臻盗窃并出售‘史孔和’，有谋利企图的话，那么对他就一定要判处死刑，格杀勿论。我们一定要严惩这样的败类，决不手软!”王冶秋慷慨激昂的发言博得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20年后，正是时任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的张荣在一份报告上签了字，才使结束20年刑期的赵桐臻从黑龙江省北安劳改农场回到了北京，与家人团聚，并重新开始了博物馆的工作。
       作为“史孔和”案的受害者之一，“史案”使我和我的亲友心理上受到了严重打击，使我的初恋蓓蕾被摧残，为我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巨大心灵创伤。不仅失眠症延续了几十年，而且使我对心爱的博物馆事业多年来一直怀有恐惧和戒心，以致尽管当年韩炳文处长曾向我表示，一旦我从部队转业回馆，将要为我安排合适的岗位时，我不得不下定决心，永远地离开国家博物馆这块风水宝地。
       “史孔和”案虽然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危害，但对赵桐臻的严厉惩处，给全国文博界狠狠地敲响了警钟，使全国文博界在近30年的历史中，没有发生文物盗窃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