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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多变军阀盛世才
作者:宋凤英

《文史精华》 2005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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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后,盛世才担任了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新疆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团长,成为新疆的军政首脑,人称“新疆王”。盛世才游移于苏联、中共和国民党政府三大政治势力之间,和这三大势力都曾关系密切。但是其人势利多变,当形势对自己不利时,即与这三大势力翻脸,最终为各方所不容,灰溜溜地离开新疆。
       从书生到“新疆王”
       盛世才1896年出生于辽宁开原,青年时在沈阳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1917年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后决定弃学从戎,考入广东韶关讲武堂,结识该校教官郭松龄。郭松龄把义女邱毓芳许配给盛世才,不久又举荐他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奉命回国,在郭部任营长。不久,郭松龄兵败身亡,盛世才逃亡日本,得孙传芳、冯玉祥资助,才完成日本陆军大学学业。
       1927年,盛世才回国,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等职。1930年夏,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派其秘书长鲁效祖到沪、宁延揽军事人才,盛世才认为是个好机会。前去应聘。年底,盛世才携家眷到达新疆。
       盛世才委曲求全,对金树仁惟命是从,渐渐博得金的好感。经过一段时间,盛世才被任为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他利用这一接触军队军官的机会,蓄意经营,拉拢学生,培植自己的势力。
       1931年2月,哈密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总管尧乐博斯利用维族民众暴动,乘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民族仇杀和卫护王权的武装暴动——“哈密事变”,并引马步芳的堂弟马仲英从甘肃领兵人疆。金树仁先后派鲁效祖、张培元为总司令,以盛世才为参谋长率部进剿,于9月将马仲英及和加尼牙孜击败。1932年,马仲英派部将马世明联合和加尼牙孜进攻哈密。盛世才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两度将马世明及和加尼牙孜打败。1933年1月,马世明又率部进犯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同),盛世才奉命北上解围,又将马军打败。盛世才屡战屡胜,被誉为“常胜将军”,在军队中的威望日增。
       由于金树仁自1928年执掌新疆后,对各民族的压迫剥削和奴役十分残酷,激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仇恨和反抗,一些地方统治者也趁机纷纷割据独立。于是省城的一批怀有野心的军政官员密谋政变,夺取政权。1933年4月12日,省府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取得因抗日失败而取道苏联入疆的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和“归化军”首领巴晶古特的支持,率众包围省政府,发动了新疆“四一二”政变。
       金树仁仓皇逃离省城,命令盛世才等率部火速回城平乱。第二天,盛世才率部进至迪化城东,即按兵观望,政变军队很快把省军打败。4月14日,政变各方一致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推举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临时省主席。
       当上新疆临时督办后,盛世才伺机除掉了政变的主要发动者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国民政府对盛世才鞭长莫及,为笼络盛世才,8月1日发表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省主席。由于刘文龙与盛世才政见不合,同年12月,盛世才以刘文龙涉嫌谋叛,将刘及其全家软禁,迫令刘辞职,而指定年迈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为省主席。朱于次年3月即病死,盛世才遂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了他对新疆的独裁统治。
       但此时盛世才实际只控制省城一带。当时新疆还有占据北疆的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张培元拥兵8000,与马仲英联合行动,企图取盛世才而代之。
       为巩固自己政权,盛世才大力争取北邻苏联的谅解与支持。他装出信仰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的姿态,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取得到了苏联人的好感。苏联给盛世才以军事和经济援助,使盛世才很快站稳了脚跟,并帮助盛平定了张、马等反对势力。
       1933年4月至6月,马仲英率部进攻迪化,盛世才率省军、东北军及归化军迎击,挫败马仲英,马部退往吐鲁番。 12月,张培元自伊犁进兵迪化,盛世才请苏联红军助战,将张培元击败,张培元自杀,残部转入南疆与马仲英会合。
       1934年1月,马仲英又统率主力7000余人围攻迪化,形势一度极其危急。盛世才率军抵抗,并再次请苏联红军相助。苏军分两路人疆,马仲英于2月中旬撤围南逃,退往吐鲁番,又退往喀什,最后转和平,以皮山为前线与盛军对峙。至此,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对手了。 对于人疆的东北军,盛世才曾利用来打马仲英,但盛世才认为这支队伍自己终难控制,更害怕其日后肇事生乱,危及自己的统治,便于1933年10月间,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军将领郑润成等人全部收监后绞死,东北军被遣散或改编。
       盛世才是个阴鸷且多疑的人,他靠1933年“四一二政变”之机被推举上台,之后,又逐一消灭异己,巩固了地位。由于他对别人常持怀疑态度,总觉得别人背地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因此,他时时在提防和惩处他认为的危险分子,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所谓“阴谋暴动案”,杀戮了数万人的性命。
       与中共的“蜜月”及申请“入党”
       盛世才利用新疆“天高皇帝远”的有利形势,执政之初对于国民党并不买账,而是采取了亲苏亲共的政策。 1936年7月14日,盛世才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同时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必须全国各族各界同胞一心一德精诚团结以救中国”、“必须停止内战,以最坚决的斗争反对侵略与瓜分中国”等7项救国纲领。“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派人到新疆与盛世才秘密接触。“西安事变”发生后,盛世才表示赞成和拥护,他曾对部下说:“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是以下犯上,这个旧观念是不对的。”又说,“我以后假如反革命,你可以将我这样办。”后来知道苏联对张学良持反对态度后,盛世才立即转而与张学良划清了界线。
       中共中央为了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苏联的援助,也与盛世才加强联络。盛世才表示欢迎由李先念等率领的红军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并给前来接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陈云、滕代远等人提供一定的便利。陈云还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新疆的第一任代表,负责对盛世才的统战工作。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建立。
       盛世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善于见风使舵,一切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抗日战争爆发后,盛世才曾批评过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说什么“先清内患后御外侮的对外不抵抗主义,就是亡国主义”。曾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陈潭秋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盛世才在政治问题上是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
       1937年8月22日,八路军将领发表就职通电。9月5日,盛世才发出了贺电,高度评价了工农红军:“十余年来,红军以最大之牺牲与毅力,为民族抗日和解放中国作斗争,以期完成救亡图存之伟大神圣事业,中间虽屡经波折,但奋斗精神与历年之伟绩,为全国民众所钦佩。”
       10月,中共中央派周小舟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来到新疆,与盛世才商谈在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问题。盛世才同意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1938年初,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因病经新疆赴苏联治疗,行到新疆时,恰遇边界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便停留在迪化。不久,中共中央决定让毛泽民留新疆工作。毛泽民根据党的指示,化名为周彬,先后任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代理厅长等职。新疆省得到一批政治思想觉悟高,并且有多种专业知识的中共干部担任领导,使新疆的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这一时期,也是盛世才政权登峰造极的时期。
       
       11月,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临行前,斯大林要王明、康生路过迪化时与盛世才会谈。盛世才热情接待了王明,并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鉴于1937年盛世才制造的阴谋暴动案逮捕了一批联共党员,新疆干部极为匮乏,盛世才又特意向王明提出要求中国共产党派干部来新疆帮助工作。11月27日,陈云随王明、康生一起回延安。193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
       关于盛世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同意接受盛世才入党,但考虑到苏联的问题,还是决定暂缓接纳。1938年任弼时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路过迪化时,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告诉了盛世才。任弼时表示:“中共中央同意接受盛世才入党,但由于多年来新疆与苏联关系极为密切,苏联又对新疆格外垂青与关注,盛世才地位举足轻重,此事中共中央无法单独决定,必须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得到他们的批准。”
       由于盛世才的要求,尽管中共本身干部非常缺乏,仍然从由西路军余部编成的“新兵营”、从去苏联治病或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的干部中,以及从延安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先后达100余人来新疆工作,从延安抽调人新工作的干部在、1938年分三批先后进入新疆。中国共产党大批干部来到新疆工作,对新疆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争取到盛世才对中共的支持后,中共中央得以通过新疆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系,有一个较为安全的与莫斯科联系的渠道。中共的许多高级干部通过新疆,奔赴于莫斯科和延安之间。
       据滕代远回忆: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央派了周小舟来新疆,公开以八路军代表驻在新疆。盛世才给了3万件大衣,一批机枪。王明路过迪化回延安时,盛世才给了王明1万美金,说是帮助八路军抗战的。据记载:1937年12月,5辆苏联军车载纸张、白糖、步枪15箱,子弹31箱,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1938年2月,16辆苏联军车,装运步枪、轻机关枪、炮弹、手榴弹等,另有通讯器材1车,押车武装士兵 21人至迪化折回;同年5月,25辆苏联军车满载武器弹药、货物、食品等交八路军办事处。
       1939年7月,周恩来因为骑马摔伤右臂,于8月下旬离开延安经新疆赴莫斯科治疗。周恩来在迪化滞留大约一周左右,后乘苏联专机赴苏。这是他第一次来新疆。
       盛世才此时对中共的态度已有所变化,与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之间的关系恶化,这种情况引起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注意。
       周恩来在新疆逗留期间,亲自同盛世才进行了4次会谈,其中两次是两人单独进行的。通过这些会谈,周恩来对盛世才提高了警惕,并开始对在新疆的中共人员进行了必要的安排和调整。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以后,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迪化”。关于盛世才入党的问题,出于种种考虑,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并没有批准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弼时后在莫斯科致电盛世才说:第三国际与斯大林都知道你已取得入党资格,可是,他们认为你暂时不能加入中共,因为在国际舞台上,新疆关系很微妙,而在中国之内,你的政治地位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两种因素,目前你的入党似非所宜。
       翻脸屠杀共产党人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榴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盛世才对此事很关心,托陈潭秋向中共中央询问“我方对策”。11月15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驳斥了国民党的荒谬命令,指陈6项办法,并通屯全国。盛世才接电后,特复电毛泽东转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称“兄等各项主张,均极正确,八路军、新四军自七七抗战后,屡立战功,成绩卓著。特别是自展开百团大战以来,给华北日寇以严重打击,给全国士气以莫大兴奋,为全国人民所钦佩”。
       “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底,盛世才给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发了一份电报,阐述了他对“皖南事变”的看法,并提出了对策,称“如果已判断明确蒋确有继续进攻新四军、八路军的计划时,是否应该设法减少重要军需品的运输”;“如果你们尚未判明确蒋对中国红军的计划与企图时,可以迟缓这种军需品的运输,即变大量为少量的运输”,等等。1月23日,新四军将领陈毅、刘少奇等发表就职通电,呼吁全国人民“拒绝内战,一致对敌”。盛世才立即复电支持,称“此次皖南事变,诚属抗战中之晴天霹雳,凡属爱国同胞,莫不惊诧痛愤。查贵军转战大江南北,深入敌后,劳苦功高,坚持抗战,屡建奇勋。”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盛世才的复电时,称盛世才“主持正义,仗义执言”。
       这些情况说明,在抗战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盛世才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并确实提供了一些帮助。为了表达对盛世才的感谢,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还专为盛世才刻一木刻像,由陈云送给盛世才,盛世才将其印在《反帝战线》月刊内作为插页。
       但是亲苏的盛世才在对中共的态度上采取与苏联同步的政策。从1937年9月至到1938年1月,盛世才利用苏联的大“肃反”,在新疆大抓“托派”分子,共逮捕了 2000余人,不少人被处死。这些人的家产被全部没收,不许亲友探望,其家眷被迁至伊犁等偏僻之处。
       曾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的俞秀松,虽然是盛世才的妹夫,但也遭到盛世才的陷害。俞秀松来新疆后,先后担任了新疆反帝协会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等职。1937年12月,王明、康生返国前,曾与新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等一起见了斯大林,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在座。据王稼祥回忆,王明利用这次会见斯大林的机会进谗言,说俞秀松等是坏人。斯大林嘱咐王明到新疆跟盛世才谈谈。王明、康生到达迪化受到盛世才的热情款待。王明以“可以保证得到苏方更多的支持”、“可以从延安派人来新疆帮助盛世才工作”为条件,要盛世才“必须肃清此间的反革命托派分子”。盛世才满足了王明的要求,逮捕了俞秀松等人,将他们押送苏联。俞等人于1939年2月在苏联大“肃反”中被处死。
       1941年下半年盛世才打算投靠蒋介石,政治上日趋反动。7月29日,盛世才以照顾毛泽民的身体为由,免去了其财政厅厅长的职务,改任新疆省民政厅代厅长。当时,民政厅从上到下都被盛世才的特务机关所控制。
       到了1942年,盛世才公开和中共决裂。为了表示对国民党的忠诚,盛世才撕下了最后的伪装,开始公开屠杀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和异己势力。3月,盛世才诱使新疆教育厅厅长李一欧,让他诬告新疆的共产党人参与了暗杀盛世才四弟盛世骐的“阴谋暴动”,炮制了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参加会议的“暴动计划”。同时,盛世才将在新疆各地工作的中共党员陆续调回迪化,原在迪化工作的共产党人及家属也被集中到一起。
       盛世才的反共反苏,使新疆形势十分严峻。1942年8月8日,党中央来电指示,除留高登榜等4人外,其余136人包括陈潭秋均撤回延安。因时局所迫,直接回延安无法成行,陈潭秋等决定,分3批先撤到苏联:第一批是航空队飞行员;第二批是残疾人及家属孩子;第三批才是驻新工作人员。1943年2月7日,盛世才悍然将毛泽民、陈潭秋、潘同等5人投人新疆第二监狱。为了向蒋介石表示他与中共彻底决裂的忠心,盛世才于9月27日下达了杀害毛泽民、陈潭秋等人的手令,在迪化小南门用绳索秘密绞杀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3人。还有129名共产党员被关押,直到1946年6月,在重庆的周恩来及邓颖超得知张治中要出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便亲赴其家中,要求释放在新疆被关押的人。几经周折,这批共产党员才获释,踏上了返回延安的漫漫征程。秘访莫斯科加入联共
       
       盛世才与苏联关系密切。为了支持盛世才,苏联政府出兵帮助盛世才剪除了新疆地区的异己势力。1936年1月,盛世才和苏联政府签订的“盛苏密约”。根据密约,当新疆遭受外来进攻时,苏联政府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给予援助;倘如果新疆决定宣布独立,苏联必须给予援助。
       在军事支援盛世才的同时,苏联又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予以支援,派遣一批专家、技术人员、干部、共产党员来新疆,具体帮助盛世才制定了“六大政策”(反帝、亲苏、和平、建设、清廉、民丰),以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在苏联的帮助下,新疆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1937年8月21日,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政府大力援助中国,苏联大批军火物资必须通过新疆运往抗日前线,同时新疆又是苏联中亚地区安全的一个天然屏障,因此新疆地位至关重要。1938年1月,苏联红军机械化加强团第8团进驻哈密,守护新疆东部大门,这使得国民党军队不敢轻易西进。留在南疆的苏联柯尔克孜骑兵第35团等苏军部队驻防喀什。苏联红军进驻哈密,在协助盛世才防御蒋介石势力进入新疆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红8团名为团级编制,但飞机、大炮、坦克一应俱全,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师的力量。
       是年八九月间,盛世才决定秘密前往莫斯科。据盛世才说,他这次秘密去莫斯科是要“直接地和斯大林谈谈有关新疆的全部问题”,包括他想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事。
       盛世才在妻子邱毓芳的陪同下前往莫斯科。当时:苏联正值大“肃反”期间,这使盛世才有些担心自己的安全。但盛世才一到莫斯科,便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盛世才在回忆录中说:到了莫斯科中央车站,前来欢迎的一队苏联官员迅速地让自己坐进正在等候的大轿车,车子沿着阴暗的街道急驰,驶往城郊的一所旅馆。访问逃过了公众的注意,甚至连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也不知道盛世才的莫斯科之行。
       很快,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盛世才。参加会见的有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他们谈及1937年的新疆叛乱时,斯大林认为叛乱是由托派策划的,纳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其给予了援助和支持,以建立进攻苏联的前沿阵地。伏罗希洛夫则侧重于谈可能把新疆作为侵略苏联薄弱地区的跳板这个与苏联有关的问题。
       在第二次会谈中,盛世才简单地介绍了新疆发展经济、文化的计划。他特别向斯大林强调了赶快交付以前订购但尚未交货的工业设备问题,因为这是新疆完成其 3年建设计划所必需的。斯大林表示要赶快把基本设备提交给新疆,还建议伏罗希洛夫和盛世才单独举行会谈,就以前同意向新疆提供的武器和物资进行磋商。
       在莫斯科,斯大林曾3次会见盛世才。盛世才所受到的欢迎,是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政要所没有的。这也反映了斯大林对盛世才和新疆的重视。斯大林满足了盛世才的全部援助要求,伏罗希洛夫同意两个月内提交前新疆督办金树仁所订购的物资。盛世才说:“我浏览了一下项目表,看到了我们热切期待了5年的全部短缺设备。显然,斯大林心中消除了在援助我的政府问题上的疑虑。”
       盛世才的“入党”问题也在此次莫斯科之行中得以解决。盛世才回忆说: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斯大林的心情也显得很好,所以,我决定谈谈涉及到我与延安今后关系的微妙的个人问题。盛世才对斯大林说:“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1937年,我通过陈绍禹(王明)、康生和邓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康生、邓发、陈云和任弼时等人对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说要与第三国际商量之后再作最后决定”;“我希望能迅速受到党的考验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们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斯大林当即明确表示:“你现在就可以入党。你回新疆之前,我会再次和你谈这个问题。”据盛世才回忆,当他正准备返回新疆的时候,一位苏共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拜访他,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共给予盛世才特殊的照顾,立即吸收他加入苏联共产党。这位官员又要盛世才签署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而在这之后他将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有一位苏共官员给盛世才带来了党证和党章。盛世才这才算是“入党”,但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一直没有下文。
       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的 1938年9月2日盛世才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的会谈记录,斯大林确实同意盛世才秘密加入联共,但是担心此事泄露后,会引起蒋介石的不满,给盛世才以后的工作带来不便。
       关于盛世才加入联共的事,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 (后改名安志洁)也证实了此事。她说:“他是个联共党员,并有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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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估形势对苏联变脸
       盛世才为了讨好苏联,曾经两次提出新疆作为新的加盟共和国与苏联合并。但是苏联处于国际舆论的考虑,没有答应。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曾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表示: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主权”。
       盛世才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把新疆的主权出卖给苏联。1940年11月26日,盛世才和苏联政府代表巴库林、卡尔波夫签订了为期50年的《新苏租界条约》,使苏联在新疆享有各种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独立特权,攫取了新疆的全部矿产以及交通、工业与各种资源,并且苏联享有在新疆驻军,苏联各类人员可以自由在全新疆活动。
       1950年3月4日,盛世才在一次谈话中承认,“1940年之密约签订,事实上苏联有其政治上之阴谋,苏方欲余在新独立”的事实。美国历史学家艾伦·惠廷评论说:“条约给莫斯科在新疆享有非常广泛的特权,以至于新疆成为一个既不受迪化控制,也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
       盛世才和苏联的蜜月关系,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宣告结束。由于德军一度处于优势,逼近莫斯科城下,善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认为,苏德战争究竟什么时候结束,难以预测;即使苏联获胜,恐怕也不能有过去那样的力量援助新疆,不如投靠蒋介石。盛世才的反目,正是苏联抗击法西斯德国最艰苦的时刻。
       1942年6月27日,斯大林派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德卡诺佐夫携莫洛托夫给盛世才的信来到迪化,试图阻止盛世才投靠蒋介石。虽然苏联表示愿意作出让步,但是盛世才不为所动。德卡诺佐夫对盛世才说:“你是联共党员,要永远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动摇。”盛世才毫不掩饰地说:“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必须非常坦率地告诉您,这是绝对不再可能的事情了。谈到我的政府的政策问题,我只能告诉您,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统治。”
       盛世才的反复无常,印证了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对盛世才的评价:“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10月5日,盛世才通过苏联驻新疆总领事普式庚,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苏联政府从新疆撤走除外交人员以外的全部人员,其中包括军事人员,且须在3个月内撤离。斯大林起初没有考虑撤军,但是 1943年4月,鉴于国民政府任命的各部官员已到新疆任职,为了避免和蒋介石发生直接冲突,斯大林同意撤退驻新疆的苏军及顾问。6月,国民党中央军进驻哈密。斯大林知道新疆的局势已不可挽回,于是下令撤军。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就此彻底终结。
       盛世才的背叛,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激进派的意见,改变了过去的新疆政策。斯大林从盛世才身上得出一个深刻的教训:“再也不能依靠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也不能指望那些民族领袖们,他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的金钱要比真主实际得多。”于是苏联转而依靠新疆,特别是与苏联交界的三区革命者,大量向新疆少数民族反抗组织提供武器,在苏联境内为武装暴动培训军事干部,并派军事顾问参与这些组织。苏联在阿拉木图和安集延建立了两个军事训练基地,专门训练逃亡到苏联的新疆少数民族反抗人士。在伊犁战斗中,苏联直接派兵参战,于1945年3月控制了伊犁全境。
       
       苏联支持三区革命(又称伊宁事变)的同时,采取了支持起义领导人中的民族分裂主义倾向的错误政策。苏联驻伊宁领事在起义翌日,就派人与“伊宁解放组织”领导人热合木江联系,商议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 1945年9月,张治中代表南京政府赴新疆解决伊宁事变问题,与伊方代表进了行相当长时期的谈判,经过不少波折,作出很大的让步才达成最后协议。1946年6月6日,双方正式签字,和平解决伊宁事变的工作全部告成。
       投蒋、反蒋“新疆王”的统治终结
       盛世才在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后,错误估计形势,开始转为反苏、反共。而蒋介石也开始拉拢盛世才,以控制新疆。
       1941年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视察甘、宁、青3省。翌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西宁视察。蒋介石还任命盛世才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2年7月到 1943年1月,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先后5次人疆安抚劝说。宋美龄也代表蒋介石到新疆,拉拢盛世才。
       之后,朱绍良与盛世才达成了包括“新疆党化”、“对外政策方面,新疆与国民党中央步调一致”等6条协议。 1943年7月,国民党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督办公署特别党部特派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九分校主任以及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这些举措,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国民政府对甘、宁、青3省的控制,另一方面为全面控制新疆铺平了道路。1943年,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加入国民党,并表示“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随后,盛世才取消了6大政策,六星旗也改为了青天白日旗。
       盛世才一向以“新疆王”自居,惟我独尊,他把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合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还把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他同意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是想借国民党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国民党在新疆兵力不大时,对盛世才是委屈求全,可是当国民党陶峙岳兵团的3个师全部进入迪化后,蒋介石对盛世才的态度便有了很大的改变。盛世才很难像以前那样为所欲为、一手遮天了。
       盛世才“引狼入室”,他没想到国民党势力迅速占据新疆,严重危及到自己的统治,于是他开始采取对策,准备把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
       1944年4月,他以“阴谋暴动案”为名,开始逮捕国民党人员;6月间,又进行第二次逮捕;到了8月,盛世才开始大规模逮捕。8月11日夜,盛世才将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人逮捕,制造了“八一一黄林案”,一时整个迪化处于恐怖之中。
       蒋介石获得消息后,即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飞往新疆查明情况。盛世才诡称是共产党混到国民党内搞阴谋暴动。
       为寻找退路,盛世才企图再次投靠苏联,他致电斯大林,要求将新疆划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斯大林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把其电报转给了蒋介石。苏联早在1944年4月就通过外交途径对国民党政府施压,要求撤换盛世才。
       盛世才这时已是众叛亲离,怨声载道。蒋介石知道,是该到了换马的时候了。1944年8月29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盛世才新疆省主席兼新疆边防督办的职务,改任农林部长;任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未到任前,由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暂时兼代。盛世才别无出路,只得低头认输,他拿出5万两黄金贿赂蒋介石,以求得以后的安全。9月11日,盛世才用3架飞机及汽车把他在新疆搜刮到的金银财物运往重庆,灰溜溜地离开了新疆。到此盛世才在新疆苦心经营了11年5个月的军阀统治结束了。临走之际,他仍不忘把在押的数万人员全部烧死,命令部下马英奇等执行,但后来马英奇慑于民愤,未敢执行他的命令。
       8月30日,新疆报纸公布了盛世才调任的消息,迪化全市立即沸腾,人民欢呼雀跃。在这年的7月,深受盛世才迫害的新疆人民就发起了讨盛运动,向国民政府控告盛世才的罪行。
       9月18日,盛世才正式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5年迫于舆论压力,国民政府将他撤职查办,但后来也不了了之。解放战争时期,盛世才一度任胡宗南和武汉行辕上将高参,1949年逃往台湾。
       1949年解放前夕,兰州郊外一栋豪宅发生一桩惊天大案:盛世才岳父邱宗浚、内弟邱定坤一家11口被杀(包括一名5岁的孩子)。血案震惊全国。已逃台、湾的盛世才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震惊。反复考虑之后,他派亲信找到曾任西北长官公署长官的马步芳,希望他念在旧情的分上,干预此事(兰州当时还未解放)。调查最后真相大白,马步芳的亲信、西北长官公署高级官员,也是盛世才当年的磕头兄弟、原东北军将领蒋德裕,竟是幕后元凶。蒋德裕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盛世才背叛了联共联苏的主张,对中共人士进行了大肆逮捕和屠杀。有130多名无辜者遭到盛世才、邱宗浚、邱定坤的杀害。我要为那惨死的130多名无辜人士雪恨……恰好这时,传来邱氏父子想逃到台湾的消息,于是,我决定把当年盛世才和邱家父子在新疆欠下的宿仇大恨,来个总清算……”盛世才终于为他在新疆的累累血债付出了代价。
       盛世才到台湾后,曾出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后一度经商,在台北投资开办士林西菜馆。晚年的盛世才主要从事著述,写了《如何顺利达成光复大陆的使命》、《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过去、民生世纪的来临》、《牧边琐忆》及《新疆十年回忆录》等著作。在这些书中,盛世才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进行恶毒攻击与诬蔑,向蒋介石歌功颂德以讨好,同时也为自己的罪行竭力辩解。然而,这些都无济于事,直到1970年7月13日盛世才死去后,台湾的公众舆论还是视其为民族罪人和杀人魔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