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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43年春，我和伪满国立农业大学的同学夏景蘅从赤峰到长春(当时称新京，系伪满“首都”)向抗日大同盟汇报工作。派去的联系人已经走了三天，仍无消息。我们住在桃源路朝日旅社二楼，街上一过警车便心慌意乱，担心发生意外。晚上我们正商量如何是好，突然有人敲门，听听暗号不对，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来人已经进来。一看，原来是在吉林林业部门工作的农大同学陶元乾。他告诉我们：抗日大同盟总部已被日军破获，人员被逮捕，形势危急，快随我走。于是我们顾不上收拾，马上跟着陶元乾转到何伯超住处。
       何伯超是国民党长春地下党部负责人之一，公开身份是吉林师大教员。何告诉我们：你们已经暴露，朝不保夕，不如早去中国大后方受训，将来随部队打回来，日本人不是美军对手，早晚失败。接着又告诉我们到北平中山公园找一位叫张震的人，由此人指点去陕西西安的路线，并给了我们3张出国证明。
       从沈阳一上火车，我们三人约定要冷若冰霜，什么也不答理，铁警、宪兵查票，全以日语回话。车上乘客很多很挤，看我们三人穿着伪满的协和服，足蹬高腰皮鞋，都侧目而视。一排座位上仅坐着我们三人，对面空着亦无人来坐。火车到山海关，伪满海关官员上车验护照、查行李。突然车厢中部吵了起来，一个操着一口京腔的人叫道：“我是康德皇帝的护膳，你们敢搜我?”“我还是天皇的护法呢，搜!”原来这位“护膳”携带两公斤热河鸦片。1942年热河鸦片生产量达1000万两，是日本向东南亚侵略的资本。日伪统治者掩耳盗铃，一方面强制百姓种植罂粟，又制定“满洲国鸦片法”，禁止私人买卖、携带，由鸦片专卖署独家袭断。还宣传“十年断禁鸦片”，欺骗国际社会。争执中上来两个日本宪兵，将那个什么“护膳”带下车。我们三人互看一眼，陶元乾点点头。查到我们这，陶站起来递上护照，无名指与小指间挟一金戒指，往伪海关官员手心一压。伪官员马上心领神会，“叭”地一个敬礼：“您三位请！”
       第二天傍晚火车到北平。北平外表与我小时离开时没什么区别，高高的六国饭店，“锵锵”响的有轨电车……不同的是，本应花团锦簇的季节，却都像生了锈似的，斑驳脱落的天安门，凹凸不平的人行道、，豆汁也没煮熟，连打着太阳旗列队正步的日本兵也显得有气无力。每天清晨，我们三人从住地西单花园饭店沿着长安街去一次中山公园，第四天在公园右侧菊亭见到张震。
       张震瘦长脸，30多岁，胸前别了一枚“新民会”会章。他自我介绍，他是北平地下国民党市党部三青团特派员，主要任务联络东北、华北抗日热血青年去西安受训，培养校级军官到部队任职，为收复失地做准备。我们听了挺激动，恨不得立即动身。我问张震：“在北平安全吗?”“在这大可放心，汪伪政权的官员大部分与重庆有联系，新民会其实是维持会，表示与日本人合作。你看那一群人。”张震指从中山堂出来的男男女女，一个个道貌岸然，胸前都别着“新民会”会章，接着说：“这些都是原来国民党宣传部长、现任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的信徒。他们认为自己不是卖国贼，只是为敌占区的百姓做点事，有他们在，百姓少受外人欺负。日本人将抗战以来被日本政府冻结的中国关税拨出一部分作所谓‘和平运动’的开支，所以这些人跟着日本人走有钱花，整天造势。”这番话让人听了匪夷所思。
       张震又告诉我们：“首先乘火车去河南新乡，再转乘火车西行到焦作，在途中一个小站陈沟下车，去汪伪皇伪军师部，找赵参谋，暗号是‘你侄子被早稻田大学录取了’。”我们三人邀他在大栅栏“都一处”吃一顿烧麦，商量动身。
       三
       从北平乘火车去河南新乡，要两天一夜，我们本想在火车上的餐车吃饭或在沿途车站买些食品，结果全都落空。第二天陶元乾饿得实在受不了，在车厢里转悠，见一中年人领着两个孩子在剥鸡蛋吃，他凑过去，套了半天近乎，用一盒“老刀牌”香烟换了3个鸡蛋。
       陈沟是平原靠近山区的五等小站，伪协和军刘岚峰师部所在地。一下车便看见悬挂带有两条黄色飘带的青天白日汪伪“国旗”，街上行人稀少，偶尔碰到汪伪官兵，服装整齐相互敬礼。找到师部赵参谋，对上暗号后一打听，赵是东北安东(今丹东)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为协调关系被刘岚峰招聘来的。赵讲“刘岚峰是当地首富，又是民团司令，一贯声称谁给我军饷，我就听谁的。此人在当地很有威信。你们这种情况已是第四批了，今晚可以动身”。
       接着赵让传令兵领我们去一座大庙，神像早已拆除，在墙边斜靠一把青龙堰月刀，估计是关帝庙。地上铺着稻草和席子，有不少人正躺着休息。一打听有山东的、天津的、内蒙古的，殊途同归。士兵送来面汤让大家吃好。我们都没客气，一人抢了三碗，倒地就睡着了。大约夜里两点钟，我们被叫醒上路。传令兵领着，一会儿发现在我们一行人两侧，出现了穿黑色便服、全身武装的游击队。四周静悄悄，能听见前后的喘气声，似乎还有心脏跳动声。走着走着听远处晃着灯喊“是娃他娘吗”?这边一个人赶紧喊：“娃他娘赶集去了，他娘舅。”等我们走过才知道是一个哨所，哨兵看我们走过来，便中规中矩地打敬礼。一直走到曙光初现，才走进一座孤立的小院，领队的叫我们各自休息。院中一位纯朴的中年农民给大家端来米汤、馒头、咸菜，并告诫白天别出院。吃完饭我找一个麦秸垛弄个窝躺下，一时睡不着。我们三人设计未来，老夏讲要想办法学习空军，没有飞机打不赢日本人。老陶讲从山海关一切两半，让日本人首尾不顾。我还是想家，从老毛子那边绕过去，先解放东北。说着说着三人都打起呼噜。
       天黑后我们又上路，游击队仍在两侧默默护送。拂晓前看见前边出现大片营房，两边竖立着日军和汪伪旗帜，一名游击队员过来找到我，说河南孟县县长要见我。将我领到用棉花包做成的掩体内，一位身穿便衣的中年人让我坐下，问我东北抗日联军的情况。我告诉他东北抗日联军打得很惨，已经化整为零，主力部队过了黑龙江。他听了挺难过，又问我有没有去延安的打算，我说：“我和我俩同学一起。”他说：“到西安你就知道了。”这时听外边喊“有鬼子”，县长喊一声“保护同志们上船”，拔出手枪就冲了出去。游击队已经与日军交上火，我们一行人急忙上了船，只听枪声响成一片。整天想着打鬼子，鬼子不就在眼前吗?还上什么西安!我和老夏又跳下船，往枪声响处跑去。两名游击队员拦住我们，厉声喝道：“快上船!保护你们去西安是命令。”我们只好返回，望着勇敢的战士，真想早一点上战场。
       上岸后有位青年军人带我们到集合地点，院里已经有一二十人，西安战干团驻洛阳代表王建少将对我们表示欢迎，并和我们‘起乘火车去洛阳。上了火车如释重负，望着两边黄土地备感亲切，我们这几个投笔从戎的东北青年，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到洛阳先洗澡吃饭，接着每人发一套军衣两块钱。我们三人走在洛阳大街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忍不住笑了。突然老夏大喊一声：“打倒日本法西斯!”我们愣了一下也跟着喊了起来，街上人纷纷驻足回首，看着这三名傻军人。
       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团长蒋介石，副团长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葛系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后由蒋派往日本留学，着中将军衔，管理学校二切事务。战干团校址在西安小南门外，前身是东北大学旧址。东大学生大都是张学良的追随者，西安事变后内迁四川广元。
       按团中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人儿童队。
       
       考核在空荡荡的教室中进行，学生们一律坐着马扎，用发下来的木板垫在腿上，写一篇自传，一篇论文，题目是《论三民主义是挽救中国之道；》。开始写的什么，我已记不太清了，记得最后落笔是：“国难当头，万众一心，日寇亡吾中华，痴心妄想!我们要遵循先总理教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方能驱除东夷，挽救中国。”考核结束后，我们三人都编入学员队，为八期一队，120多人，配黄色绸质学员胸章。当时七期三队还未毕业，与日后成立的八期二队，编成一个大队，3个大队编成一个总队。总队长包介山，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因身体瘦弱善于谋略，被胡宗南从华南战场上调回，任命为少将总：队长，该人博学多才，对学员也很关怀、爱护。在团内具有一定声望。
       学员队住一溜平房，没有床铺，砖地上铺上稻草，上面放一领芦苇席，用两块砖头做枕头，发下的被褥也很单薄。最愁人的是跳蚤，开始撒点石灰，跳蚤见少了，但人受不了，一觉醒来唇干口燥，非常难受。不知谁想了个办法，晚上睡觉时下面套一个面袋子，上面再套一个面袋子，口鼻处挖个孔出气。我们如法炮制，刚睡两晚好觉，被督察发现。第二天早点名时命我们套上袋子在操场上齐步走，丑态百出，满场大笑。教官讲：“革命军十不怕：一不怕死，二不怕穷，三不怕冻，四不怕痛，五不怕热，六不怕饥，七不怕疲，八不怕远，九不怕重，十不怕险。还怕几个跳蚤吗?遇到紧急集合，鬼子偷袭营房，你们还不让鬼子给端了?”说我们怕跳蚤我们不服，纷纷小声嘀咕：咬咬你试试；说到紧急集合我们真没想到，这毕竟是军校。我们不由地都低下头。
       每天的课程是：起床早操，上午上课学习三民主义、领袖言行、国文、历史、战地指挥、情报学、国际形势等；三民主义讲民族主义要团结少数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民权主义为讲自由、平等、博爱；民生主义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等。领袖言行其实是蒋介石言行，印象最深的是教官反复讲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我们对张学良的认识正如张给东北将领信上说的那样：“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少帅为抗日，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怎么在这本“半月记”上成了犯上篡权，怎么在“领袖喻以大义，终于悔过输诚”呢?通篇没提中共一句，而在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却有“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谁都知道，没有周恩来，蒋介石早被东北军少壮派给杀了‘作为领袖这么刚愎自用，翻云覆雨，胸襟狭窄，真令人毛骨悚然。
       团内伙食很差，天天菜汤，咸菜，长形白面馍。为提些口味，学员们到团内小卖部买些辣酱佐餐，初吃滋味还好，可时间一长，只吃得人人嘴唇红肿，眼睛上火发红；有的学员染上黑盲症，烂嘴角。我找伙食总管王成德提意见，要想法增强同学们的体质。他建议由我为首组成新伙管会。我接手后会与陶元乾、邢致岚、王大个子等人研究分工，把全队领来的面粉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给伙房，另一部分约500公斤用于交易，从学员中选十人每人扛两袋，先用独轮车运至火车站，乘车到宝鸡附近的郿县(今作眉县)，赶上大集，我们在集口宣传这是洋面粉，如何白如何有劲，引起了老乡的兴趣，被抢购一空。我们用卖面粉的钱，买些大米、蔬菜、猪肉，还买了一头牛。回到团内，全队第一次吃上粉条炖猪肉，香飘全校，儿童队一些孩子跑过来嚷嚷“大哥哥让我们尝尝吧”!我吩咐“来的都给一勺”。大米卖给南方教官，请阿訇把牛宰了，好肉卖给团内家属，既赚了钱又改善了伙食。其他队也效仿我们，慢慢将伙食搞活。
       其实我们做的都应是后勤处的工作，总队长以我们为例训斥了后勤处，引起后勤处对我们的嫉妒和不满，每次去后勤处领面粉和津贴都受到刁难。有一次队里派四川来的3个小学员去领面粉，给的全是库底子，有的袋子都绿了，还有的有鼠洞。3位小学员回来就哭了，说：“他们不仅不给我们换，还说你们不是能倒腾吗，去骗老百姓吧。我们再三坚持，他们还要打我们，骂我们是‘锤子’。”这么一来，四川学员不干了，可不知道自己不能打，干跳脚生气。王大个子在旁边急了：“你们跟着，告诉我们谁欺负人了，就指给我。”我们一伙20多人，直奔后勤处，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大打起来。一个中尉要掏枪，被一个学员一脚踢飞，桌子给推翻，油洒了一地。后勤处6个人被我们按爬在地上，仍不解气，又给他们每人身上压上4袋白面。这时特务连正在此巡逻，虽然发现竟未干涉，想必对后勤处平时作威作福、克扣军饷也不满。这下捅了大娄子，第二天早操，总队长亲自训话：“作为军人，毋庸赘述，昨日到后勤处闹事的，向前五步走!”打架时在一边助威、出了气的几名四川学员挺胸叠肚地走出来，甘心顶罪，于是被关紧闭。伙管委几人商量，后勤处挨打，我们理亏，得想办法把这几名四川学员救出来要紧。晚上我们给后勤处送去一袋大米，10公斤牛肉，由后勤处出面说是误会，才把我们的人给放了。
       四
       1943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5岁诞辰，陕西省府在西安举行足球比赛以示庆贺。参加比赛一方为战干团代表队，另一方为西安联队，由当时的陕西名人沈兼士先生开球。到场观众近万人。西安联队穿球衣，正规短裤，高腰袜子足球鞋，一个个趾高气扬。而我方穿灰布背心，灰裤衩，没有袜子；腿上缠着块灰布条，一副寒酸样，惹得观众大笑。可是开球之后，我方队员平均22岁，个个迅速灵活，只要一对脚准把对方踢个跟头。我打左边锋，后边传过球没等落地，一脚传中，中锋邵文力是伪满洲国“国脚”，一个倒勾，守门员没反应过来，球进了。下半场西安联队都跑不动了，中场休息时我们才知道，对方都是学校的体育教员临时凑的，也不好意思猛灌了，终场以2：0获胜。比赛结束胡宗南在球场接见大家。胡虽说是战干团副团长，我们在学校很难见到他，大家都很激动。刚好球员有两名浙江人，其中一人还是孝丰的，胡宗南拍着他们肩膀说：“到二十七师，我安排你们。”等走到我们这，那位“国脚”说一句“胡长官好”，胡宗南一听是东北口音，脸一下拉长，本来矮小的身材更短了，草草地拉一下手，弄得我们一头雾水，好没意思。我心想这样的党国怎么领导全国?
       周日我们几个同学去乾陵旅游，站在小梁山上望着西安这片神奇的土地。在“无字碑”前我们议起武则天，她“劝农桑，薄赋徭，给复三辅地，息兵以德化天下”，做了一些好事；又有薛怀义、张易之等近臣做一些丑事，留下“无字碑”让后人评说。可1230年之后，老蒋亦签一个“无字协议”，使少帅至今被“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委员长是你们议论的?”不知什么人凑过来答话。我们回头一看，是王曲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一伙学员，这些人毕业从不分配到抗日第一线，专门狗苟蝇营制造摩擦从事反共活动。陶元乾一看对方也是军人，挺幼稚地说：“你们说少帅一不要官，二不要权，三不畏死，为委员长的尊严，送委员长回南京，打开全民抗战的新局面，委员长不该给他抗日的自由吗?”一个挑头的答：“给他自由?他受共产党蛊惑，狼子野心，犯上篡权，没毙他就便宜了。”这一句话令我们怒不可遏，“老蒋就是对少帅不公，你们怎么办吧!”老陶一边说，我们6个人一边散开队形。军校十几个人仗着人多暴虎冯河，一位绍兴师爷模样的军校生说：“别打群架，咱们一对一，你们出一个，我们出一个，谁输了谁道歉还得请客。”我在东北的几个同学知道我曾获日本武道会柔道一段，都看着我，我义不容辞说一声“你们请”，走了出来。对方上来一大个子。一上来把我逗乐了，丁字步左手前伸，右手护面围着我跳，是个打西洋拳的。我眼睛瞄着他，身体不动，等他一出拳，我一偏头，趁势蹲下进身抱住，将他个变脸，把他扔出去，围观者都叫好。第二个上场的军校生向我猛扑，我眼疾手快，按住他的衣袖往前拉踢他的左脚踝，干净利索地摔他个仰面朝天。这下中央军校的那帮人火了，呼啦全上来了。我们毫无惧色，王大个子、老夏给先扑上来的一人一个冲天炮，打个满脸花。一流血对方怕了，为首的也晕头了，惹事酌师爷叫声“你们有种等着!等着!”一边说一边带着人撤。王大个子喊一声：“我们等着，他妈拉巴子的!”他们以为我们要追，撒腿就跑。我们甭提多高兴，好像替少帅出了口气。不知谁起头唱起我们启己编好的《黄埔军校校歌》：“吊儿郎当，马马虎虎，这是吃馍的黄埔……”
       年末训练期满，我们这些一心抗日的东北热血青年，竟被派往西北到杀人不眨眼的马步芳部队任少校政工干部，让人大失所望。更令人心灰意冷是战局，节节失利，日军已经攻下洛阳炮击潼关，西安的高官纷纷向大后方转移。我想起孟县县长的话——去延安，去抗日。我们几个人秘密找同学王毅夫，我们知道他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人。王请示办事处，约我们几个人到小雁塔，告诉我们：“从西安去延安的路已被堵死，有一些特务冒充办事处的人骗青年上当，然后给送到劳动营改造。你们去延安可以去北平，中共北平城工部刘仁同志在西山温泉村有接待站，专送抗日爱国青年去延安。”接着问清我们每个人的情况，给我们开了通行路条。团里分配时，我们借散回到北平，按照规定去找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踏上赴延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