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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瑛为湖北“三怪”、“三杰”之一，其他二人为张难先、严重。石为国民党元老，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为其抬灵柩的8名中执委之一。他秉性刚直，两袖清风，被人誉为“民国第一清官”。
       留学欧洲，爱国激情引发一起“窃密案”
       石瑛，字蘅青，湖北阳新燕厦乡(今属通山县)人，1878年出生于一个衣食自给的农民家庭。石出世后，其家务繁重的母亲，不能用全部精力照料他，从两岁多一点，就与祖父石凌云一床睡，起居相依；在通晓文墨的祖父指导下，幼小的石瑛就会背许多诗赋。之后石瑛入私塾念书，十分用功。1902年中秀才，同年参加乡试，中举人，人武昌文普通学堂。按清制规定，中举之士，可向朝廷求官，亦可出洋留学，石瑛舍弃了前者，选择了后者，于1904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公费留学欧洲。这年6月，石瑛乘法国“帕索号”轮船赴比利时留学，人布鲁塞尔皇家自然科学学院学习，选择学铁路专业。当时孙中山正在欧洲从事革命活动，石瑛对孙中山久已仰慕，于是与先生书信来往，积极组织欧洲同盟会。
       1905年春，孙中山在石瑛、朱和中等人陪护下，从英国渡海来到比利时。石瑛按孙中山的指示，成立了欧洲同盟会的前身组织“革命党”。同年6月间，由于不坚定分子向清廷官员告密，革命组织遭到破坏，孙中山即离开欧洲，前往日本。石瑛送走了孙中山后，留在法国学海军。此时他认为，中国急需的不是铁路，而是要从武力着想，为组建革命军队所必需的优良装备而努力。石瑛就读的学校是海军学校，当时清朝腐败，中国留学生在法国遭歧视。适值潜艇刚刚问世，石瑛却被拒于潜艇教学的课堂之外。面对着紧关着的教室大门，石瑛和同学向国华的心被刺痛了。他俩经过密商，决定采取对策。在一天深夜，石瑛暗自潜入挂图室，刺取潜艇图纸和有关教材；利用假日和向国华一道悄悄将图纸和教材送到比利时一个小镇的照相馆翻拍。那家照相馆的老板觉察到图纸和教材的来历，翻拍虽然翻拍了，但秘密报告了法国海军学校。石瑛和向国华当然不知这内情，翻拍完后，石瑛因有事在比利时还得呆几天，由向国华先携带图纸和教材返回法国。向在布鲁塞尔上火车后，便有几个法国人与向攀谈。等到一进法境后，那几个人便拿出了公事，露出了真面目。向无奈只好听他们摆布。到了巴黎，向便被监禁起来。
       石瑛得知此事后，立即奔走于新闻界、外交界、华侨界，同时向清朝驻法国公使馆力陈要害，敦促清政府出面交涉。一时间，“中国留学生窃图案”轰动了比、法两国的舆论界。清皇朝统治的中国，居然有如此热血青年!不管是出于道义，还是出于猎奇，人们竟群起谴责法国当局，纷纷要求释放向国华。中国驻法国公使馆认为这是一件爱国的案子，于是再三与法国当局交涉。法国当局也认为，这两名留学生的举动，既是自发的爱国热情所使然，也实在是海校歧视、排斥的结果。几天之后，法当局慑于舆论影响，释放了向国华，以驱逐石、向二人出境了事。
       扬国威，灭洋人傲气传为佳话
       1924年1月，石瑛从北京南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初，石瑛回湖北出任建设厅厅长。当时汉口长江边江汉关至黄浦路一带为五国租界区，英、法、德、俄、日等国相继在这里建租界、开洋行、办工厂。英国驻汉官员得知建设厅新上任一位厅长后，因为要与建设厅经常打交道，便搞一点感情投资，至函建设厅，邀请石参加他们举办的舞会。他们了解到石瑛曾二度留学英国，第二次留英长达9年，获冶金博土学位，是位英国通。谁知石瑛拒绝了邀请，英国官员只好从汉口过江到武昌造访。英国人自以为是优等民族，可以不拘小节，便径直闯入建设厅长的办公室。伏案工作的石瑛听到响动抬头，见是一个蓝眼黄发的英国人，便厉声说：“你，错了，如此擅闯，不合一般礼节!
       英国驻汉官员自知理屈，连忙圆场：“不要紧，只说两句话我便离开。”
       石瑛说：“在这样尴尬的情形下说半句话也不行，请你还是出去，再敲响我的门，我说请进，你再进来说话，这才合乎惯例。”
       那位英国人没有办法，只好照办，敲门，听到石瑛说“请进”后，再进入办公室，与石厅长握手，石再讲一般礼节的话，如同演了一段话剧。当时石瑛手下的一些办事员目睹了这场“表演”，无不感到扬眉吐气，一时间，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不胫而传，忙得武汉的小报记者们好好地“炒”了一回。
       1930年，石瑛的好友张难先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邀请石瑛到浙江就任建设厅厅长。杭州西湖是我国景色秀丽的著名风景区之一，然而石瑛上任时看到的景象却令人惋惜。当时原浙江省府滥行招聘澳籍的所谓“水利专家”们住在湖滨华丽的别墅洋房里，坐享约占浙江省水利经费开支的二分之一的高薪。他们在那里为所欲为，胡乱丢瓜菜果皮杂物，久而久之，杂物堵塞了那一带的水道，致使流水四溢，泛滥成灾，西湖边的居民深受其害。这些洋人与地方官相勾结，市民敢怒不敢言。石瑛得知后，决心铲除这一祸根。
       经过调查，石瑛下令辞退所有的“水利顾问”，同时，发一份电报给好友胡忠民，请他火速来杭州担任水利局长。留日的法学家胡忠民，接到石瑛的电报时深感专业不对口，似乎啼笑皆非，但理解到石初上任定有难处，遂匆匆应召去见石瑛。胡见到石瑛时劈头就问：“我是一个学法政的，对水利一窍不通，怎么能胜任水利局长一职?”
       石瑛很干脆地回答：“我用你这个中国的门外汉，总比养着一帮专滋祸害的洋人强!”以后，大量的事实证明，胡忠民不负重托，西湖得到了治理，市民赞口不绝。
       1932年4月，石瑛就任南京市市长。南京自1929年正式定为民国都城以来，官商洋行如雨后春笋，买办、巨富与日俱增，但偷税、漏税盛行，有的甚至不缴税，几年来南京市的税收等于零。石瑛竭力整顿税收，雷厉风行。当时英国人在下关办有和记蛋厂，规模颇大，但厂方不肯补缴契税，有关部门屡催不理。英国驻南京总领事白朗德到处活动，要求免缴。堂堂南京市长自然是其活动的重点对象。在托人疏通石瑛未果的情况下，白朗德曾几次要求与石当面说明，石被其纠缠不已，最后才答应与其见面。白朗德如约来到市政府大厅，俩人开始正面交锋，石瑛每说一句，便由身边的翻译翻译一遍。白朗德感到这是多此一举，于是说：“石市长，你不是很会讲英语的么?”
       石瑛郑重地回答：“在这里，我是代表我的国家跟你谈话，故而讲汉语再通过翻译，这才算规矩嘛!”
       白朗德说：“市长先生，这样翻译很费时，还是直接讲吧，我很忙。”
       石瑛听罢，站起来说：“你忙吗?我一市之长，比你更忙。请你到外边去，我派秘书跟你谈，秘书有时间。”说完，起身便走。白朗德显得很不自在，后悔不该那么讲话。事后，英商和记蛋厂照补契税不误。
       不徇私情，无论其地位多赫显
       石瑛秉性刚直，办事从不徇私情，也从不准别人在自己的任上徇私情，不论其官阶有多高。他在担任浙江省建设厅长时，其下属有一所“定海水产学校”，校长是国民党元老、原浙江省主席张静江的女婿。这年，此人以买渔具为名，到日本去玩了一趟，花掉了几百块大洋，回来后找建设厅报销。建设审计主任按照厅里规章，在报销单上批道：“事先未呈准报案，不予报销。”批件呈送到石瑛那里，石表示赞同，提笔即签：“如拟。”张静江得知此事后，写信给石瑛，道：“请厅长看在昔日同居法国、患难与共的，隋谊上，手下留情。”石瑛接到涨的来信，将信搁在一边，根本不予理睬。
       …
       
       不久，审计主任又向石瑛报告一个情况，当时渔业学校有两艘渔轮和一个罐头厂，这都是为学生实习用的，但该校校长、张静江的女婿利欲熏心，只报渔轮出海消耗燃料机油的费用，从不将渔业收入列入预算；同时，又只报买猪杀牛让学生实习的材料费，不将所制罐头的收项列入预算。石瑛一听，对审计主任说：“要依法追究!”石瑛执政严明，对渔业学校的财经问题遵章处理，使张静江咽不下这口恶气，发誓：“非再回浙江干一任省主席不可!”但此时对张静江倚老卖老大有成见的蒋介石，倒觉得石瑛替他出了一口气，使张静江有气也只能往肚里咽，奈何石瑛不得。
       石瑛生活简朴，十分厌恶当官后就奢侈淫乐。一次，在国民党中央的有关会议上，生活奢侈的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中执委邵元冲居然大谈整饬风纪，并且滔滔不绝。石瑛听了甚为反感，当即便打断邵元冲的话说：“对一些败类，确实应该大张鞑伐。但是更重要的是从我们在座的人自身做起。我们中间不是有人为自己营造宫殿式的官邸吗?：其夫人不是也涂脂抹粉、奇装异服、妖怪式地招摇过市吗?”
       邵元冲听了又自找没趣地问：“蘅青，你指哪个发这么大的脾气?”
       见邵元冲明知故问，石瑛更是火烧心头，厉声说：“我指的就是你!”
       邵元冲感到石瑛这是故意给他难堪，变色道：“你不要骂人嘛!”
       没想到石瑛更加气愤，举起藤椅吼道：“我不但骂你，还要揍你呢!”
       俩人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被与会者劝开。
       石瑛任南京市市长得于汪精卫、蒋介石的提携，然而石瑛刚一上任就让蒋介石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石上任之初，作为国都的南京市财政状况极差，市政府收人每月不过数万元，而月需经费20万元，市政债务高达500余万元。为了摆脱人不敷出的困境，石瑛决定厉行财政紧缩政策，其办法之一就是裁减冗员，尤其是严禁达官显贵在市府中安插私人。为此，他上任伊始便在《中央日报》上登载了一篇《石瑛启事》，声明自己的观点。蒋介石似乎没有看到这篇《石瑛启事》，打电话给石瑛：“石先生，推荐一个人给市府，你看如何?”蒋介石的语气是委婉的，可商量的。
       片刻沉寂之后，听筒里传来冷淡而不容商量的回答：“你说的这个人我根本不了解，怎么好安排? ”
       蒋介石深知石瑛的倔强，便呵呵一笑道：“那就算了吧!”
       为国为民，三辞市长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迫不得已而下野，林森当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行政院长。为邀名流人阁，以壮声势，行政院决定教育部长一职由石瑛担任。石瑛此时与好友张难先隐居在苏州乡下，当接到邀请函时予以回绝。次年，蒋介石复出，与汪精卫合作，汪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南京作为当时的京城，市长一职令人垂涎。国民党派系斗争特别厉害，都为抢这块“肥肉”而争夺不休。汪精卫感到实在难办。最后决定将这一要职给一位“超然”人物，可以堵住各方之口。这位“超然”人物就是陈铭枢想请而未能请出的国民党元老石瑛。石瑛经过再三权衡后，决定出任南京市长职务。
       这年的4月9日，石瑛到达南京，他身穿长布衫、脚穿布鞋，避开市里组织的欢迎队伍，径自来到市府大楼。上任伊始，他宣布约法三章，作为市府办事的准则，一是紧缩，二是廉洁，三是公正。他说，凡是不必要的消耗，都要尽量节省，以减轻市民负担。如有违反此原则者，市民可以举报。尤望市民随时对市府加以批评。
       石瑛在任内三辞市长职，前两次因蒋介石、汪精卫的极力挽留而复任，第三次由于不愿媚日而坚决辞职。第一次1933年2月中旬，他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中央党部会议。会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提了一条提案，说1929年建造的孙中山陵园太狭小、简陋，为纪念总理逝世10周年，应该扩大陵园，添建亭榭。国民政府主席说的谁敢不同意?加上又是为孙中山先生的陵园，谁敢背上对先总理不敬的罪名?于是会场上附和的人不少，没有附和的也不吭声。惟有石瑛敢提出不同见解。时局动荡，国运维艰，当时南京市的财政状况亦十分严峻，要扩充陵园，势必会削减国防、市政开支。石瑛站起来发言，说：“诸位，纪念总理固然是党国大事，可这样一来，那些因为扩大陵园而被迁出的百姓到哪里去落脚安身?况且，现在是什么时候?日本人的炮火就在眼前，总理倘是九泉有知，绝不会同意此举。”但林森是主席，扩充总理陵园的议案最后还是通过了。身为一市之长的石瑛眼见百姓受扰而无能为力，便以辞职表示抗议。
       2月28日，《中央日报》披露了市长“因病辞职”的消息。此时，蒋介石在西南，立即回电慰留，表示同意将扩大陵园的提案暂且搁置。石瑛这才同意复职。林森对石瑛顶碰自己的事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在审阅新国民政府委员名单时提笔划掉了石瑛的名字。
       石瑛的第二次辞职是在1934年初，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拨给南京市的市政经费中取消了铁道部协助款12万元。石瑛不知何故，元月中旬中执委开会，会间休息时，石瑛走到孔面前，问道：“为什么取消铁道部给南京的协助款?”
       孔祥熙显得有些不安，支吾道：“经费困难……”
       石瑛一听，大声说：“经费困难?你难道不知道南京从一个中型城市跃为国都，增加了多少中央机关，这些机关除大员们之外，还有小职员要生息，孩子戛受教育……”
       “你的捐税收入不是很可观吗?”孔祥熙的话里带着嘲讽味。石瑛任南京市长后，把税收的矛头直指巨商买办洋行，迫使他们第一次依法纳了税，孔祥熙、林森一次就缴了现洋好几千元。
       “不错。可你莫忘了，全南京市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及你私产的百分之一!”石瑛说着，竟随手抓起桌上的墨盒朝孔祥熙掷去。立刻，孔祥熙的美国毛料西服上溅满了墨污。当在场者还未从惊愕中清醒过来，石瑛已拂袖扬长而去。
       石瑛深知自己这样做的后果，年元月27日，他以“财政困难无力解决”再度提交辞呈，拟动身回武汉、蒋介石、汪精卫闻讯后立即进行劝阻。石瑛的第二次辞职，引起南京工商、教育、新闻界的极大关注。《中央日报》不得不辟“市长问题”专栏，隔三差五向市民报道石瑛动向。蒋汪当局此时很清楚，轻易去掉石瑛这个深得人心的市长会给社会增添不稳定因素，况且从内心来讲，蒋介石向来钦佩石瑛为人刚直，敬重石的资历。尽管石瑛绝不能与蒋的心腹嫡系相提而论，而且有时令蒋恼火、难堪，但此时蒋还需要用石瑛。从元月至3月，蒋汪不断去电并派人再三挽留，市工商界联合去电敦请石瑛复职。蒋介石给石瑛的函电中表示高法恢复铁道部协助款12万元的协定，希望石瑛“于当前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并肩艰巨之时势”。4月12日，石瑛乘船由汉口返南京。那天大雨如注，市府职员和500多市民代表在码头摇旗欢呼，迎接他复任。
       石瑛的第三次辞职是1935年3月，起因是石不愿同汪精卫一样巴结日本人。当时兼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一味采取对日妥协、媚日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石瑛是绝不买汪的账，行政院每周开一次工作会议，每当讨论中国与日本关系问题时，汪精卫必有妥协言词。石瑛每次听到，必予以反驳。当时外国对一国之首都市长是很重视的，新任外交使节拜会已成世界通行惯例。石瑛深悉其理，故对外交官员的来访，按国际礼节接见，但惟独对日本使者例外，绝不接待。当时南京市经常进行防空演习，石瑛是主要的组织者、领导者。一天，南京市正在进行防空演习，石瑛驱车市区各处指导，不料，在最繁华的新街口，碰到了他最不愿见的日本外交官须磨的车。须磨对石瑛说，他们正在找市长。翻译在旁边进行翻译。石瑛回答说：“这么忙，谁还有时间会客?”接着，石瑛转而装着不知道面前的这位就是新任日本驻中国大使的须磨，恼脸训斥道：“难道你们不知道，中国防的什么空?不就是防备你日本人偷偷地来丢炸弹么?我们搞防空，你们还好意思在街上跑，真是无耻至极!”
       
       1935年3月，日本将派《朝日新闻》访问团到南京，汪精卫亲自部署迎接事宜，打电话给石瑛：“明天下午，市府科长以上的职员全体到机场迎接日本贵宾。”
       石瑛坚决地说：“我的科长决不迎接敌人!”“啪”地一声，石瑛挂上了电话，脸色冷漠地向秘书口授指示：“明天下午，全体市府职员放假半天!”说完便写辞呈。
       汪精卫起用石瑛的初衷是为了给自己装点门面，可石瑛却如此不买他的账，总是与他的“亲日和善”唱反调。接到石瑛的辞职报告后，这次他提笔就批准了。3月26日，汪任命马超俊为南京市长的消息见了报。由于石瑛拒绝迎接日本代表团，《中央日报》预告的盛大欢迎场面没有兑现。20日，日本《朝日新闻》访问团的成员在阴沉的天气里、清冷的欢迎队伍前钻进汽车。汪精卫惟恐此事会触发中日关系这根脆弱至极的神经，故而迅速任命了马超俊。南京官场民间清楚地看到，汪此举与一午前的苦苦劝留石市长相去何其远?日本方面则对汪精卫的做法表示满意，在石瑛辞职的消息见报的第三天，日本特使有吉便代表日本外务省接见汪精卫，答谢招待《朝日新闻》访问团的盛意，汪以放逐一个有胆识的抗日市长表示对日亲善，实在使日方大喜过望。
       与共产党合作，举办汤池训练班
       1935年7月，在冯玉祥的力举之下，石瑛出任考试院铨叙部长。1937年秋，在日军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之时，石瑛回到武汉，再任湖北省建设厅长。是年11月12日，上海被日军占领，12月13日，南京又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党政军重要机关迁至武汉办公；其首脑人物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何应钦等都到武汉；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亦云集武汉；中国共产党早在这年的10月于武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一时间，武汉成为抗战的临时首都。
       这年秋天，董必武来到武汉，住汉口安仁里一号，过去的一些朋友石瑛、张难先、严重、李书城等都前来看望叙旧，董必武也一一作了回访。其中石瑛是董必武读湖北文普通中学堂的同窗、辛亥革命时的老友。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董任民运部长。他找到石瑛，介绍了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今后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等重大问题，要求石瑛考虑如何运用所管的建设厅等机构，做一些有益于抗日战争的工作。石瑛正想为抗日做点有益工作，当场表示很愿意为抗战出点力。
       石瑛向董必武表示：“我那个建设厅有个农村合作委员会，由我兼任主委，这个委员会所担负的任务是：训练合作干部，组织农村合作社，发放农村贷款，发展农村经济，需要训练干部到各县农村开展工作。”他深为感慨地说，“现在国民党训练出来的一批农村合作指导员，只想做官，捞薪水，不能干事。我想，希望能用共产党的教育方法办训练班，培养一批农村合作指导员，发动群众抗战，请共产党派人领导，你看如何?”石瑛的想法与董必武不谋而合。学员来源不成问题，武汉三镇的街头巷尾不正有大批华北、东北来的学生吗!至于办学地点也不成问题，当时曾担任过湖北省建设厅长、陕西省教育局长的李范一，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弃官在家乡湖北应城县汤池办农业实验场，开设有米厂、榨油厂、织布厂、供销合作社等，与当地群众有一定的联系，这样工作起来就比较方便。董必武与李范一是好友，此事肯定能成。
       董必武向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作了汇报，周认为利用建设厅的名义，国共合作办干部训练班这件事很好，很重要，要趁热打铁，赶紧办。派去的负责人既要在政治上完全可靠，又要懂军事，还要有一定的宣传和组织能力。周恩来与董必武商量后认为派陶铸去最合适。陶铸当时担任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宣传部长，经历过监狱生活的严峻考验，立场坚定，又是黄埔军校毕业，有实际作战经验。之后，石瑛约董共驾小船在长江江面上进一步磋商办训练班事宜，决定将训练班定名为“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合作指导员训练班”。训练班主任由李范一担任，陶铸任教务主任，实际负责具体工作。
       训练班很快招收了来自华北、东北和湖北本地大学生60多名，由陶铸带领前往应城汤池。1937年12月20日，汤池训练班第一期正式开学了，为期一个月，于次年1月20日按计划毕业。以后又接着办第二期、第三期，每期也是一个月。训练班在陶铸具体负责下，办得像“抗大”一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师生们住庙宇祠堂，睡稻草地铺，吃白菜萝卜。学员们每天黎明就起床，跑步做操。日常教学按计划进行，有条不紊，使课堂教学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办得红红火火，被人们称之为“小延安”。
       汤池训练班开办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各地要求入学者越来越多。同时也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军统特务头子康泽调动别动队进驻距汤池仅4公里的皂市镇进行监视；国民党行政专员石毓灵亲自去汤池“视察”，一心想找到一点把柄；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卫挺生也去了汤池，还到皂市米厂、书店等处转了一圈，东看西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杨子福亦去过汤池；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同他的姘头一起去汤池，四处搜集。这些特务将所搜集到的情报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火了，责问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王明：“你们怎么在这儿办起红军大学和抗大来了?训练班是挂羊头卖狗肉，破坏统一战线!”只看重与国民党上层合作的王明马上指责陶铸：“训练班太左了!妨碍统一战线，就不要再办了。”董必武向王明当面据理力争，并要陶铸将训练班办下去，训练课程一律不变。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对石瑛施加压力，特务头子质问石瑛：“汤池红了半边天，你知道不知道?”石瑛说：“现在是国共合作，红了半边天有什么不好?何必犬惊小怪。”后来国民党方面直接提出来要石瑛停办汤池训练班。在此压力之下，石瑛有些动摇，他向周恩来、董必武请教对策。周恩来说：“日本帝国主义既不能一下子把我们逼上昆仑山，我们也不可能很快把日本鬼子赶下太平洋，一时一地的得失，乃兵家之常事。最后的胜利取决于以我地大人众之优势，压倒对方妄图速胜的弱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因此必须团结一切爱国的仁人志士，包括科学家、民族资本家和各方面的开明人士，共同奋斗。”周着重说明汤池训练班工作很重要，很有意义，应把它办好。董必武强调：“汤池训练班必须办下去。”石瑛坚定了办汤池训练班的态度。为避免国民党顽固派的纠缠，董与石商量后，将第四期训练班的地点改在武昌，并同时在汤池开办“汤池临时学校”，以临时学校名遮人耳目，实为“换汤不换药”。
       1938年4月中旬，汤池训练班第四期在武昌中正路(今解放路)120号开学，招收学员100多人。与此同时，汤池临时学校亦开始招生，不到一个月，招收学员80余人，办了两期，于是年10月结束。汤池训练班4期的学员共300余人，加上汤池临时学校毕业的300余学员，共计600余人。毕业的学员大多以农村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到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各界抗日救亡团体，设立夜校教群众识字、唱革命歌曲，推销《新华日报》及进步的书刊，并秘密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一些地区的基层组织。学员们后来大多成为鄂中鄂豫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因病去世，《新华日报》发短评评价
       1938年底，石瑛因不与世俗苟合又一次辞职。1939年夏，在恩施当选为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1943年因病赴重庆治疗，同年12月4日病逝。石瑛的逝世，在重庆的政界、学界、新闻界等引起了很大震动。他的盟友、时任国民党司法院长的居正当夜伏案挥泪写下了《哭六弟》的悼文，并用缎布写下赞许石瑛的挽。联：“律身以俭，接物以诚，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中央日报》辟专栏登载悼念石瑛的文章，居正、吴稚晖、赖琏等人的悼念文章登了满满一版。武汉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同学会联合举行了石瑛的公祭，悼念他们尊敬的教授。共产党人给予石瑛先生以高度评价，在石瑛逝世的第二天，《新华日报》报道了消息，并发表了短评。短评说：“石瑛先生特别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的奢浮嫉恶如仇。石瑛先生做官并不小，要发财并不难，可是，他安贫如素。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的。我们举目四顾，今天像石瑛先生那样能做官清苦廉洁的人，能有几个?”刚从国民参政会愤然退席的董必武也带着花圈来追悼石瑛先生。
       12月23日，在重庆夫子池新建的服务所大礼堂举行了石瑛的公祭仪式，重庆党政界要员几乎全来了。蒋介石对石瑛的逝世也不得不持以谦诚的态度，于是日下午3点，身穿藏青色丝棉长袍，臂戴黑纱，来到服务所礼堂。他没有去参加同一天举行的陈调元上将的追悼会，而来到这里。蒋的面孔透着少有的悲切，恭恭敬敬地双手擎起3炷香，在石瑛的灵台前站定，默默地鞠躬、插香，插一炷香鞠一次躬，鞠躬3次。插完3炷香后，他低着头在石瑛先生的遗像前默哀了三分钟，然后迈着缓缓的步子走出灵堂。灵堂正中留下蒋介石送给逝者的大花圈，挽幛上写有八个大字：“勋留党国，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