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在莺飞草长的阳春季节，我们在北京采访了原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委员长，时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孙越崎。
一进入他家宽敞明亮的客厅，就看到这位年过百岁的世纪老人，正戴着老花眼镜，端坐在办公桌前阅读老部下的来信。办公桌前面的粉墙上，挂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请他到中南海叙谈时的合影，上面有江泽民的题字：“孙越老百岁寿诞留念”；旁边挂着台湾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敬题的祝寿条幅：“志诚自仁，仁者必寿”。
全国政协的同志曾经向我们介绍说：孙老生于1893年，与毛泽东主席同龄，现在脑子已不如过去那样清楚了。但见面晤谈之后，我们发现他除了耳朵有些重听以外，思路和语言都还相当清晰，并在谈话中善于运用手势和眼神，加重语气，抒发感情。我们与他长谈了近3小时，他也没有倦容。临别时，他还坚持将我们送到楼下，并且丢下拐杖，给我们打了几招太极拳，以显示他的健康和活力。
经过这次采访，又细读了他的爱子孙大武给我们提供的《孙越崎传》和《孙越崎纪念文集》，我们才得知孙越崎不仅是我国现代工业，尤其是现代能源工业的重要奠基人，而且在他登上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高位以后，又不顾蒋介石集团的威胁和阻挠，布置资源委员会全系统近千家国营工矿企业的数十万职工和3万多名科技管理人员，护厂护矿，迎接解放，成为国民党政府中惟一集体转向人民的部级单位，对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功勋，他的义举，他的人品，不仅越来越受中国共产党的称颂，也为国民党政要中的有识之士所尊敬。
出身耕读世家，立志实业救国
1893年，孙越崎出生于浙江绍兴会稽山区平水镇的同康村。祖父孙纯和毕生务农，创下了不愁衣食的家业。但由于没有读书，常受到一些乡绅的欺凌，所以就下决心培养两个儿子读书。孙越崎的父亲孙燕堂不负父望，在清朝末年考中秀才。孙越崎4岁丧母，不甘寂寞的父亲从此就离家去闯关东，先当县长，后办金矿。孙越崎知事后受到父亲的影响，向往外面的世界，要求进城读书。祖父认为越崎作为孙家的长孙，应该留守家业。这样，孙越崎就只能按照祖父的安排，一边在私塾读四书五经，一边参加看山、砍柴等体力劳动。常年在山岭间跋涉、劳作，培养了他自幼能够吃苦耐劳的习惯。
1909年祖父病逝以后，孙越崎才得以走出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进入绍兴简易师范读书，接受新式教育，并在班上一直保持优异的成绩。孙越崎在简师毕业以后，义务教书一年，又奔赴上海，考入由著名的爱国人士马相伯创办的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的前身)，结识了进步教师邵力子、同学罗家伦、俞大维等人。
这时，适逢密谋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指使其驻日公使曹汝霖，在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上签了字。消息传来，举国震怒，抗议的浪潮震撼中国大地。参加了抗议游行的孙越崎，痛感改变我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地位，一定要走很艰难崎岖的道路。为表明自己的报国之志，他决定将自己的原名“毓麒”，改为谐音的“越崎”。
1917年，他与复旦公学最要好的同学俞大维(后任台湾“国防部长”)，一起去投考由庚子赔款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一北京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的前身)，这两个复旦的学习尖子，竟由于复旦不是教会学校，未被录取。孙越崎激愤之余，转而报考当时最正规的天津北洋大学，被录取进入文科预备科。在通信中，因热心实业救国已经弃官从工的父亲，跟孙越崎说了只有兴办实业才能振兴中华的道理，希望他能进入北洋大学矿冶系学习。孙越崎认为父亲说得有理，便利用假期补习了数学、物理等理科课程，于当年秋季考进矿冶系学习。从此，他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而且永不回头。
参与领导天津的五四爱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和平会议”。我国北洋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的要求，遭到拒绝；列强并且决定把这种特权转为日本所有。腐败透顶的北洋政府，密令中国代表在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率先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北洋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0多人。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要求声援。
与北京相邻的天津爱国学生，率先响应北京同学的行动，从5月6日起举行罢课和多次示威游行。5月22日，孙越崎作为天津当时惟一的正规大学北洋大学的学生会会长，出席了有各大中学校代表所组成的天津学生联合会，讨论再次举行总罢课的问题。当时，北洋大学高年级的同学，正面临着毕业考试，校方又威胁不准在毕业考试前举行罢课。孙越崎相信北洋大学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爱国的，他在会上毅然表态说：“不管有多少障碍，我们北洋同学从明天起一定罢课!”
孙越崎从市中心赶回地处郊区的北洋大学，顾不上吃晚饭，就找来学生会的一些骨干分子，发动他们到各宿舍去宣传动员，自己则亲自到毕业班同学中去做工作。经过个别串联，特别是得到毕业班同学的支持以后，他就以学生联合会会长的身份，连夜召开全校同学大会，通过了第二天参加全市总罢课的决议，实现了天津大中学生步调一致的总罢课。
6月3日，北京又传来了北洋政府逮捕了北京大批爱国学生的消息，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6月4日，天津大中学校的近万名学生，又一次举行示威游行，并决定向直隶省省长曹锐请愿，要求北洋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拒签巴黎和约。游行尚未开始，全副武装的北洋保安队就包围了学生集合的南开中学操场。愤怒的学生不断向外冲击，双方发生短兵相接的搏斗。曹锐怕事情闹大，要求学生推出4名代表与他谈判。被推选为代表的孙越崎、马骏、谌志笃、沙主培等4人，进人省长衙门的会客厅，曹锐假惺惺地以礼相待，招呼4位代表吃点心、水果。孙越崎马上站起来表态说：“我们的同学在外面正面对着刺刀，饿着肚子，恕我们不能在这里吃东西。”
在反复交涉中，曹锐要求学生先复课，代表们要求省长先发声援北京学生的电报，双方僵持了好久。曹锐听出沙主培是天津本地人，就猛地把桌子一拍，指着沙主培说：“他们都是外地人，闹出事来他们都一走了之，你怎么能跟着他们闹事?”
孙越崎意识到曹锐企图分化学生的团结，立即反驳说：“你一天不同意发电报要求北洋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同学，拒签和约，我们就一天不复课。天津闹出事来，只能由你负责，我们没有任何过错，沙主培也没有任何责任！”
孙越崎等人愤然离开谈判会场，走出省长衙门；发现同学们的游行队伍，已经冲破北洋保安队的重重阻拦，经南马路、东马路等闹市区，来到省长衙门前面。孙越崎与其他代表商量后，决定把队伍带到附近的高等工业学校操场集合，由马骏向大家报告与曹锐交涉的经过。同学们的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通过了继续罢课的决议。
在全国人民越来越广泛、激烈的抗议声中，北洋政府于6月10日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个部级官员撤职，并通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五四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孙越崎在北洋大学的一些同学，如陈立夫、张太雷，后来都成为重要的历史人物。
投身穷山，在能源开发上初显身手
孙越崎因为参与领导了天津的五四爱国运动，且又顶住校方的压力，拒绝写出悔过书，被北洋大学开除学籍。这是他在人生道路上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消沉。经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求援，他和同时被开除的一些同学，得以进入北大继续学习。1921年，他在北京大学矿冶系毕业，取得工科学士的学位。
北大毕业后，孙越崎遇到了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打击：与他已结发10年的妻子葛采湘，与学成归来的丈夫团聚不久，就英午早逝。孙越崎哀痛不已。父亲来信要他去哈尔滨换换环境，并帮他管理金矿。孙越崎不愿在父亲的羽翼下生活，他到哈尔滨后，听说吉林省政府决定与俄商合办穆棱煤矿，并有意聘请孙越崎去担任中方的探矿队长。尽管穆棱地处边陲荒野，孙越崎还是接受了去穆棱探矿、采矿的苦差事。
经过长途跋涉，孙越崎和几个俄国人来到位于穆棱河谷的小碱草沟这个地方。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里人迹罕见，道路不通，野兽出没，土匪横行，条件是如此恶劣。但既然立志办矿，就得坚持下去。
他们利用外迁居民留下的一幢破旧的土房子作为生活基地，骑着马四处勘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探明了矿源，开始建矿。孙越崎被穆棱煤矿公司任命为中方矿务股长兼机械工程股长，与俄方矿务股长卜鲁希年科分别负责开掘第一、第二号竖井。中方员工与俄方员工各负其责，互不相属，一开始就形成了比赛的局面。
孙越崎平生第一次负责矿井的开掘工作，而且要与经验丰富的卜鲁希年科一比高低，所以丝毫不敢懈怠。除了结合实际学习专业书籍以外，还利用工余时间，到俄国人负责开掘的一号井场，偷偷地学习俄国人的技术。他每天除了睡觉，其余时间都盯在二号井场。工人分三班轮换作业，他有时连跟三班，就连装点炸药的危险活也要亲自参与。有一次，他急于排除卷扬机的故障，来不及招呼其他工人，立即用双手去拉卷扬机上的钢丝绳，想不到因为气候严寒，等他松开双手时，才发现皮肤都被撕下来贴在钢丝绳上了。
比赛的结果是：双方用了大体相等的人工和工期，俄国人开掘的一号井，井深38米，日产煤700吨；孙越崎负责的二号井，井深51米，日产煤也是700吨。双方打了一个平手。60年后，孙越崎的女儿去当年的穆棱煤矿，重访她的出生地时，得知当年俄国人开挖的一号井早已报废，而孙越崎领导开挖的二号井，竟然还在继续出煤。
在穆棱煤矿期间，孙越崎有幸结识了我国的大地质学家翁文灏先生。
翁文灏时任我国实业部技正兼地质调查所所长。翁到哈尔滨听说在边远的山区有个穆棱煤矿，主事的是北大矿冶系的毕业生孙越崎，便不顾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赶到穆棱煤矿来考察。当时已升任为穆棱路矿事务所代理所长的孙越崎，白天陪翁文灏四处察看，晚上两人促膝谈心，纵论中国矿业的现状和前景，并且带着翁文灏下了矿井。翁文灏对当时的一些大学生出了校门，就呆在大城市，不肯到穷困地方去工作的现象非常反感。当他看到孙越崎在那荒无人烟的穷山沟中踏踏实实地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就做出了如此显著的成绩，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自己对青年一代的希望，在孙越崎身上得到了体现。翁不久以后就作文介绍孙越崎的事迹说：“遥想荒陬，远不可及。兹乃亲临其地，则已井架双峙，木屋栉比，矿工云集，市尘繁兴。数年之间，矿产额一跃而至每年30万吨，为北满区域唯一之新式大矿矣!方今黉舍青年，往往感于一时环境之艰，而灰终生进取之志，事求其易，禄唯其厚，数年蹉跎，一生断送矣!今观孙君一出学校，即入穷山，数载辛勤，卒创大业，其奋发兴起者当如何?”
这次偶然的结识，对孙越崎以后的人生道路，竟然产生了指路标式的影响。
为求真知出国留学考察
孙越崎在穆棱煤矿奋斗了5年又8个月，终于和同伴们在罕有人迹的荒山野岭中，建成了东北地区一流的大煤矿。同时，随着事业的发展，他也感觉到自己的知识不敷应用，尤其是发现自己缺乏管理大型企业的知识。这时，他看到了孙中山先生写的《实业计划》，受到很大的鼓舞，也激起了更大的雄心。他在新婚的续弦妻子王仪孟的支持下，决心以自己节省下来的薪金，并求得父亲的资助，自费出国深造。
1929年9月，时年已36岁的孙越崎，经考试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导师问他是否读硕士学位，孙越崎心想，自己出国留学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办企业，不是去当教授，学位对自己的用处并不大，所以他只是在研究生的必修课外，选修了有关能源开发和管理的课程，并没有申报读硕士学位。
孙越崎一生重视亲见实闻。早在北洋大学、北京大学读书时，他就曾利用假期，到唐山、抚顺等地的矿山去考察；如今到了美国，他更是想亲眼看看美国的工矿企业是如何生产管理的。他先后考察了旧金山的金矿和洛杉矶、休士顿的油矿。他当时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去开办油矿，只是知道石油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很重要，就利用假期去南加州洛杉矶的油田去考察。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石油从钻采，开采到提炼的全过程。以后听说休士顿的油井更多、技术更先进，又继续东行去休士顿考察。原来洛杉矶最深的油井只有600米，而休士顿最深的油井已经打到3000米了。
孙越崎有5年开采煤矿的经验，对煤矿情有独钟。美国的煤矿当时多在东部。为了实地学习美国、的采煤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于1931年9月，又设法转到东部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读研究生。那里的导师了解了他的经历和心愿，主动介绍他到各个著名的煤矿去考察。美国东部的煤矿，有竖井、斜井、平峒等各种类型，他哪一种类型也不放过，一个矿至少要去考察一个星期。他发现美国的煤矿，从开采到装运，都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并且已经应用洗煤技术，做到煤石分开，煤块按体积大小分类。孙越崎一边考察，一边在思考回国以后如何因地制宜地采用这些新的技术和新的管理方法。
孙越崎在美国留学两年半，写了一篇关于现代煤矿设计的论文，取得研究生毕业的文凭。从对家人的思念来说，他恨不能立即就飞回祖国；但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学习西方的好东西，他还是下决心绕道欧洲，在英、法、德3个煤炭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各考察丁40天。以后，又顺访了正在大力兴办重工业的苏联。可以说，孙越崎学成归国时，对欧美发达国家的采煤、采油技术，已经了如指掌。
奔赴陕西，采出了中国人自采的石油
孙越崎于1932年秋天回到祖国时，东北三省已于1931年被日军侵占，当年又发生了日军侵犯上海的一·二八事变。蒋介石为缓和全国人民对其不抵抗政策的不满，于1932年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竭力网罗一些非国民党的大知识分子参与其事。本来无意仕途的翁文灏，与蒋介石有同乡之谊，他经过蒋介石的多次劝说，终于同意出任蒋介石亲自掌管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翁文灏得知孙越崎已经学成归国，便动员孙到“国防设计委员会”去当专员。孙越崎不想做官，翁文灏说：“新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很有钱，你可以用这个机构的钱到陕北去采石油，做一番大事业。国家没有石油，怎么抗日?”
孙越崎当然知道石油对国家的重要性，他在津浦沿线作了一段时间的煤矿调查，就踏上了去陕北找石油的道路。
陕北延安有石油，《
汉书》上就有记栽。北洋政府曾与美孚公司合资，合办过陕北油矿，先后靠外国专家，打过几口油井，只有4口见到少量的石油。美孚公司由此判定，陕北一带的油层没有开采价值，予以放弃，一直没有人再去开发。
陕北到底有没有值得开发的石油，孙越崎决定先去实地考察一番。当时，与孙越崎有师生之谊的邵力子，正在陕西担任省长。邵听说孙越崎学成归国，就不畏艰难地来陕北找石油，并且到了当时陇海铁路的终点潼关，就马上派汽车将孙接到西安，并且派出陕西建设厅技正赵国宾陪同孙越崎去陕北。
当时，陕北不通公路，孙越崎一行只能靠骑马、骑毛驴在荒山大壑中颠簸。他们风餐露宿地在陕北高原上奔走近千公里，发现几个县都有油苗，有条件进行钻探，只是没有可供运进钻机的道路。孙越崎回到西安向邵力子汇报调查情况时，要求整修好从延水关到延川县的道路。邵力子答应通知有关县政府照办。
翁文灏得知陕北几个县都有油苗，就下决心开发陕北的石油。经与陕西省政府商定，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下面成立陕北油矿勘探处，任命孙越崎为处长。
1934年4月，向上海订制和向国外购置的钻机、钻头等设备均已到齐，开始向陕北运送。孙越崎亲自押运。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这些笨重的设备，只能用火车从上海运到石家庄，再转运到太原。从太原、汾阳到黄河边的宋家川，只能改用汽车，以后再趁黄河涨水，用木船将这些设备送到黄河对岸的延水关。这一路行程，由于天气奇热，路况很差，找船困难，已经累得够呛了。到延水关上岸一看，才知道从这里到延川县的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路，丝毫也没有整修，根本无法通汽车。孙越崎在慨叹之余，只好下决心化整为零，将这些机器拆开来用牲口驮。山高坡陡，道路崎岖，这短短的100多公里，竟然走了漫长的57天，才终于把这些设备送到目的地。孙越崎迅速组织起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支油矿钻井队，开始了我国自办的第一项探油、采油的工程。
在这里，孙越崎在美国休士顿学习的采油技术，总算有了用武之地。他与职工们一起摸爬滚打，既当指挥、当教员，又当工人。好在两个钻探队的队长严爽、侯宝政与他亲密合作，一起埋头苦干。工人们按孙越崎和严爽确定的6个井位，向下钻探；当1号井钻到112米深时，就开始见油。孙越崎当时真是心花怒放，连忙安装油管采油。试采几天，日采量1．5吨。不久，2、3、4号井也涌出多少不等的油流。孙越崎又指挥工人架起卧式锅炉，用蒸馏法炼出了汽油和重质油。这是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第一次打成了油井，炼出了汽油!
整顿并内迁中福煤矿，开创玉门油矿
为支持抗日战争立下卓越功勋
孙越崎兴高采烈地向翁文灏发出了报捷的电报，就意外地收到了翁文灏的急电：“速到新乡会面，商谈中原某大矿事宜。”
原来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一个大煤矿——中英合办的河南焦作中福煤矿，因为管理不善，濒临破产。英国驻华大使到庐山晋见蒋介石，要求将中福煤矿划归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并派干练人员前去整顿。蒋介石正想借助英美牵制日本，就一口答应下来，并要翁文灏去兼任整理专员。
翁文灏是地质学家，并没有办企业的经验，开始没有答应去任职。但考虑到这年年初，自己前往浙江长兴煤矿考察时，遭遇严重车祸，生命垂危。蒋介石得知后下令全力抢救，使昏迷了40多天的翁文灏得以苏醒过来，并基本恢复了健康。为报答蒋介石的救命之恩，翁对蒋的任命不好断然拒绝。在两难之间，便想起了干练的孙越崎。孙越崎向翁表示，要先去作一番调查再定行止。他去中福煤矿考察了一个星期，发现那里虽有一些问题纠缠在一起，但是井上还有不少存煤，只要能解决运输问题，就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中福煤矿掘进过度，造成亏损，但经过整理，也可以省下掘进的费用。他建议翁文灏前去任职。翁文灏当即带着孙越崎去见蒋介石，向蒋介绍了孙越崎的非凡经历，建议由孙越崎担任中福煤矿的总工程师，在自己不在矿上时，由孙代理整理专员。蒋介石欣然同意。这样，整顿中福煤矿的担子，实际就落到孙越崎的肩上。
孙越崎针对中福煤矿存在的弊端，采取了几项切实可行的措施：实行夏运冬销的办法，按时付运费，每天的装卸时间不超过6小时，解决了煤矿与铁路方面的矛盾；裁减冗员，抵制勒索，降低成本，压低煤价，扩大销路；注重安全生产和职工生活，发放拖欠的工资，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这些措施很快收到成效。1935年，这个多年亏损的煤矿，实现了4个100万的目标：生产、运输、销售煤炭各100万吨，盈利100万元。1936年煤产量又增加到125万吨，盈利175万元，股东们第一次拿到了股息和红利。董事会十分满意，到3年整顿期满时，决定聘清孙越崎为中福煤矿公司的总经理。翁文灏在欣喜之余，特地写了一首诗，赠送给孙越崎：
振衰起敝几春秋，大业豫州仗远谋。
整理昔曾勤辅导，主持今夏展才猷
人心翕服因忠信，规矩殷勤少匹俦。
多少民生经济事，与君须待共相筹。
正当孙越崎在中福煤矿大显身手时，日军大举侵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华北铁路沿线的几个大煤矿，都沦入敌手。战火迅速蔓延到河南地区。具有远见卓识的孙越崎，不是与其他煤矿的负责人一样，弃矿而逃，而是考虑到便于固守的西南地区，缺乏大型煤矿，难以支撑抗日战争的需要。他苦口婆心地说服了中方董事和英方代表，组织员工，日夜不停地拆运设备，终于在日军占领焦作之前，将中福煤矿的设备、器材共计7000多吨，以及1000多名员工家属，抢运到湖南的湘潭，准备在那里开办煤矿。不久，战火蔓延到武汉外围地区，湖南行将不保。他得知国民政府准备西迁重庆，马上又组织力量，将这些设备和员工家属，辗转向四川转移。那时日机狂轰滥炸，交通工具紧缺，中福煤矿的设备运到汉口，找不到可以装运设备的船只。孙越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幸亏民生轮船公司的董事长卢作孚鼎力相助，才得以把这些笨重的设备和人员运到四川，相继开办改建了年产50万吨的天府煤矿和其他3个年产40万吨的煤矿，其产量占抗战期间四川煤炭总产量的50％以上，有力地支持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也表现了孙越崎的过人胆识和爱国情怀。
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我国所用的汽油全靠进口。以后由于沿海港口全被日军占领，内地的汽油十分短缺。1941年初，由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而成的资源委员会，决定成立甘肃油矿局，开发位于西北荒凉地区的玉门油矿，任命能征善战的孙越崎为局长。根据最低限度的需要，孙越崎编制了一个需要500万美元的预算，以进口一些关键性的设备，但未获财政部批准。已经到玉门老君庙一带作了实地考察的孙越崎，不得不随翁文灏去见孔祥熙，说明情况，并保证设备齐全后第二年就可以产出汽油，终于获得孔祥熙的同意。孙越崎同甘肃油矿局各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制定出加速开发玉门油矿的计划，确定了钻井、采油、炼油的具体方案，选派了一些人员出国学习，并加紧招募和培训职工。向国外购买的一些设备，由于仰光被日机炸毁，交通中断，孙越崎只好在四川等地的机械工厂加工制造。在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玉门油矿的全体员工在孙越崎的领导下，克服无数困难，终于在荒凉的玉门关地区，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大型油矿，1942年就生产出汽油180万加仑。蒋介石十分重视此事，曾亲自到玉门油矿视察，临别时一再对孙越崎说：“太好了!不虚此行!”并且说，听了孙越崎的介绍，“胜读十年书”。
由于孙越崎对开发玉门油田的贡献，中国工程师学会于1942年授予孙越崎以金质荣誉奖章。由于孙越崎主办的煤矿和油矿，给大后方提供了大量的煤炭和90％以上的汽油，孙越崎被报界誉为以煤、油支持抗战的“煤、油大王”。也是由于玉门油矿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掌握现代采油技术的员工，全国解放后开发的油田，到处都有“玉门人”，像大庆油田著名的铁人王进喜，就来自当年的玉门油矿，所以新中国的学术界，都尊崇孙越崎为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重要奠基人。
不顾蒋介石的恩宠和胁迫
将千家工矿企业完整地交给人民
孙越崎以异于常人的业绩，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不断受到重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越崎先后被任命为经济部东北特派员、行政院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1947年，到南京就任掌管全国国营工矿企业的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1948年5月，接替出任行政院长的翁文灏，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1949年3月蒋介石退居幕后，由李宗仁代总统时，孙更是身任数个要职，任何应钦内阁的政务委员、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时，经过与中国共产党3年大战的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向长江以南进军。蒋介石政府在布置长江防务的同时，正在将一些重要设备和人员，向广州、台湾迁移。同国民党的上层已周旋了多年的孙越崎，深知腐败的国民党已不可救药，开始下决心弃暗投明。
1948年10月的一天，孙越崎利用国民党社会部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的机会，在南京召集资源委员会各地负责人参加的秘密会议。他在会上明确表态说：“我终于明白在国民党下面是没有出路的。去年我把东北一些工矿企业的负责人撤到关内是个错误。工程技术人员离开企业还能发挥什么作用?现在共产党胜利在望，我们难道还要继续跟着这个腐败政府一路撇下去，跟他们一起毁灭吗?”他要求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的全体员工，“坚守岗位，维护财产，迎接解放，准备移交”，统统留在大陆。
出于对孙越崎的信任，也出于对国民党的绝望，资源委员会所属各部门、各地区的负责人，都秘密地贯彻执行了孙越崎的指示。以后孙越崎又通过财务处长季树君，同中共地下党员季祟威取得了联系。
就在孙越崎布置资源委员会所属各企业负责人坚守岗位之际，蒋介石亲自找孙越崎去谈话，责令他把资源委员会在南京的5个厂，即南京无线电厂、有线电厂、电照厂、高压电磁厂、马鞍山机器厂，全部迁到台湾去。孙越崎心中一惊，马上就寻找借口说：“听说要封江，轮船不好雇，运输有困难呀。”这时的蒋介石对孙越崎还是非常信任，便说：“现在京沪铁路畅通无阻，你可以把机器由铁路运到上海，再用轮船运去台湾。”孙越崎又寻找借口说：“五厂现在都很困难，拆、运、建都需要很多费用。”蒋介石说：“你做个预算来，我交财政部照拨。”
孙越崎想不到蒋介石这样重视这几座新办的电子企业。南京五厂处在蒋介石眼皮底下，硬拉肯定不行。他又心生一计，要五厂的厂长编出了一个高达132亿元台币的庞大预算，心想心劳力绌的蒋介石会望而却步了。那知道蒋介石很快就以紧急命令要财政部国库署如数照拨。孙越崎只好一面派干部到台湾选择场址，一面将五厂的一些设奋装箱运到下关码头，并租来一艘8000多吨的轮船泊在江心，推说码头繁忙，轮船一时不能靠岸。久拖必被识破，孙越崎正在胆战心惊之际，传来了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的消息。孙越崎以为穷途末路的蒋介石要去外国避难了，立即命令南京五厂把下关码头上的设备搬回本厂，重新安装起来。哪知道上海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又奉蒋介石的手令，两次发电报催孙越崎速把南京五厂迁往台湾。孙越崎别无他法，只好去见李宗仁，对李说：“现在你正想派和谈代表去北平与中共谈判，我如果现在从南京拆迁工厂去台湾，不就显得政府没有诚意，对和谈不利吗?”李宗仁沉吟一会儿说：“那就不要拆了。”
就这样，经过孙越崎千方百计地软拖硬顶，不仅把南京这几个比较现代化的电子企业留给解放后的人民政府，还没法把存在台湾银行的78亿巨款，转回大陆，成为南京五厂恢复生产的基金。资源委员会所属的上千家国营工矿企业的所有资产，包括数十万职工，3万多名技术、管理人员，都完整无缺地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像南京的五厂(包括著名的南京无线电厂，即现今的熊猫集团)，以后就发展成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重要基地；以后陆续兴办的咸阳彩色显像管厂，以及四川的长虹、广东的康佳等著名的电子企业，其创业时的技术骨干，大多来自南京这5家工厂。
孙越崎率部投共的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极为震怒，立即下令通缉他这个多年的重臣。1949年11月初，孙越崎在香港策动国外贸易机构起义成功后，即携家眷北上。蒋介石曾派4艘小军舰拦截，幸未找准目标，孙越崎得免于难。
笔者问孙越崎老人：“蒋介石对你这么重用，你为什么反对蒋介石?”他回答得很简单：“蒋介石政府实在太腐败，太不像话了!”
只服膺真理，不屈从权势，
最终又获得“中共诤友”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后，孙越崎被任命为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主要分管全国的基本建设。他根据陈云的指示，制定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规定了从勘探、设计、施工、验收全过程的规程，很受陈云的赞赏，并要他为《人民日报》起草了《没有工程设计就不能施工》的社论。不久，便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一些非党的爱国人士受到冲击，尤其是原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卢作孚，在“三反”运动中蒙冤自杀；自己一生清廉，竟也受到诘难。他不愿再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便乘中财委撤销、机构调整之机，主动要求到基层煤矿去做技术工作。1952年底他带着家眷去开滦煤矿总管理处任第三副主任，这时的孙越崎尽管年过花甲，仍然坚持下井观察和指挥生产。至1959年，他共计下井百余次，受到职工的一致好评。
但是，随着左倾思潮的泛滥，已经被下放到基层的孙越崎，就更加不受重视了。有些为生产和安全必须采取的措施，他虽然据理力争，也得不到支持。不少领导只是惟苏联专家的马首是瞻。他实际上成了挂名的乙个副主任。采访这段往事时，孙越崎对笔者苦笑着说：“他们认为让我管事，会夺了他们的领导权。”尽管是这样，当对台广播电台得知孙越崎的老部下孙运璇，已升任为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要求孙越崎写一篇对台广播讲话稿时，他还是从大局出发，让记者去给他录了音，表达了他对滞留在台湾的亲朋故旧的关爱之情。
“文化大革命”的狂飚骤起，孙越崎很快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先是被隔离审查了一年半，以后虽被释放回家，仍然被指派去参加挖防空洞等体力劳动。直到林彪垮台后两年的1973年，他才获得外出的自由。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伤亡几十万人。孙越崎因为在“文革”中被赶到一幢石块砌成的小平房里居住，大震时石墙向外倒坍，屋顶坍下来时又被箱子支住，孙越崎又一次大难不死，只是压裂了两根肋骨。邓颖超得知孙越崎受伤住进北京医院后，多次派工作人员前往探视，并且设法帮助他解决了在北京的住房问题。孙越崎提起这件事时，就感动不已，称赞邓颖超不忘故旧。
左倾路线统治的黑暗年代终于过去，被埋在沙里的黄金重放光彩。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孙越崎越来越受到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方的重视，继在“文革”前历任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又先后当选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煤炭部顾问，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并任重建的中国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
作为一位毕生追索光明的爱国者，孙越崎并没有因为年事已高而追求闲适，更没有因历经劫难而畏首畏尾；1983年，他被推选为、政协常委兼经济建设组组长以后，尽管他已届90高龄，仍然不顾同事和家人的劝阻，率领原资源委员会的几位专家，深人到内蒙古的包头和鄂尔多斯高原去作调查研究，发现了鄂尔多斯地区无限制地发展小煤窑，浪费国家资源；包头煤炭、钢铁、发电体制分割，本地的煤往东运、又从东部运煤回来炼钢、发电这样的怪事。经过分析研究，他向内蒙古自治区和国务院提出了“严格限制小煤窑的盲目发展”，“包钢实行煤电钢联营”的建设。鉴于北京直接燃煤致使空气受到严重污染，他又率领工作人员深入到北京焦化厂、华北油田和蔚县煤田去作了调查研究，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速首都煤气化的建议》。以后，又配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到重庆地区作了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重庆综合改革的建议。据当年跟随孙越崎出外进行调查研究的张永年说：“孙老搞调查研究，真是脚踏实地，而且日程安排得很紧，讲起话来逻辑严实，数据准确，真是了不起。”
他在政协工作期间，写出的多项调查报告和建议，都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
难能可贵的是：198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决定要上马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孙越崎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和一些专家的意见，大胆上书，表示质疑。全国政协决定组织有各方面的专家参加的调研组，赴长江中游地区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孙越崎任调研组组长。从1985年5月30日开始，年届92岁高龄的孙越崎，亲率调研组实地考察了都江堰和岷江地区，再经重庆乘轮船沿计划中的三峡库区，经万县、秭归，研究了水库淹没和移民问题；又乘汽车经荆州、沙市，考察荆江大堤，直至武昌结束行程。在历时38天的调查中，孙越崎除实地考察外，还与各方面的专家和当地党政领导干部，开了40多次座谈会，听取意见，了解气象水文、地质地震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回到北京后，又不顾旅途劳顿，盛夏酷暑，对考察所得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写出报告。他不管中央是否已经作出了决定，也不顾什么权威人土的主张，根据这次调查的结果，坚决主张长江流域的水利开发，应先从上游着手，而不应急于上三峡工程。他在政协会议和国务院召开的论证会议上，多次直陈己见，并且为此亲自撰写了3万字的意见书。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孙越崎和其他一些著名专家的意见，于1986年专门发出文件，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要求对三峡工程的可行性作进一步的论证。
笔者拜访孙越崎时，三峡工程经过几百名专家的反复审查和论证，吸收了孙越崎及一些持反对态度的专家的部分意见，已经正式上马，开始施工。我问孙越崎老人：“你对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主张修建长江三峡工程，持什么看法?”孙老坦率地回答说：“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我是衷心拥护的，我也为实现中山先生的理想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但是，对于修建长江三峡，我有与中山先生不同的意见。”我接着又问：“三峡工程已经动工，而且是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你现在对兴建三峡工程怎么看?”孙老神色凝重地说：“中央作了决定，我服从，但我还是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件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他还是保持着只认真理，不认权势的态度。
孙越崎经历过前清、民国、新中国几代，对新中国、对领导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改革和开放政策，是衷心拥护的。正是因为爱之深，也就求之严、责之切吧!孙老说，他自己是中共的党外人士，但是他的二男二女中，小儿子和二女儿、二女婿和两个外孙，都先后参加了共产党。所以，无论于国于家，他都不希望共产党再做违反客观规律的事情，更不希望共产党重演国民党由生气勃勃走向众叛亲离的悲剧。他对共产党绝不能虚情假意地奉承应付，而只能赤诚相见，直言相告。
正因如此，孙越崎在接受笔者采访一年半之后，以103岁的高龄于1995年12月9日在北京逝世后，在正式出版的他的生平简介中，除了“著名爱国人士、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以外，他还获得了通常少见的“中国共产党的诤友”的赞语。中国共产党的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薄一波，台湾国民党的陈立夫、孙运璇等要人，有的亲自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有的发来唁电和寄来题词，向他表示悼念和尊敬。在兴建长江三峡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曾多次有过争论的原水利电力部部长、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颂“孙越老的坚强品格”、“传奇般的经历和那不屈不挠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