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层后，心绪烦乱，郁郁寡欢，对于共产国际所批评的机会主义，耿耿于怀。他在读过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后，顿生相知恨晚之感。于是，以托洛茨基的理论为指南，他开始了与中国托派长达十多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关系。
中国托派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1991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重新修订《毛泽东选集》，在第一卷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这样一段注释：
……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的以“回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托派的最具权威性的政治界定。较之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的同一注释，其内容有着较为明显的改动，如不称陈独秀为“叛徒”，删去了当年王明等强加于中国托派的莫须有的罪名，即“中国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的‘不阻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等语。穿越沧海桑田的时光隧道，历史的风风雨雨终于冲涤堆积聚集的污垢灰尘，清晰地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自立门户
所谓托派即是苏共党内反对派，因他们的领袖是托洛茨基，故而统称为托派。中国的托派起源于苏联。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些学生便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1927年11月7日，在苏联十月革命1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在红场游行时，公开高呼“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批留学生的公开亮相，可谓中国托派运动的滥觞。
斯大林很快便以严厉的手段打击反对派，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接着被流放，中国留学生史唐、梁干乔等人也被遣送回国。托洛茨基流放到阿拉木图时，已经完成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写作，这个文件的第三部分便是《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此时，中共六大正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将译文的第一、三部分交与大会，指示只能传阅，不得扩散。可是，中共六大工作人员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却将这份文件秘密留存，后又向国内传送。1928年9月，中国留苏学生正式建立托派组织，他们与苏联托派组织建立联系，为国内的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托派文件等。同年12月，中国第一托派组织在上海成立，其全称为“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中央机构为“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在北京、香港、广州、武汉、苏州、哈尔滨等城市还建有分支机构。次年4月，总干创办《我们的话》刊物，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陈独秀渎过《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等文件后，有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常年萦绕于他脑际的疑问和困惑，似乎都已找到了答案。他开始与中共中央公开论战，由于他的政治影响兼之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一些党员思想迷茫，于是便形成了以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为骨干的所谓党内反对派。此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正式名称，人们习惯称他们为“陈独秀派”。
陈独秀之所以没有给他的“圈子”命名，是因为他想加入“我们的话派”或与其合并。为此，这位当年的“领袖”也不得不放下架子，移尊居卑，与“我们的话派”多次磋商。可是，“我们的话派”却妒贤嫉能、心胸狭隘，担心陈独秀等人派后，会像《
水浒传》中的晁盖抢了王伦的宝座，所以始终百般刁难，竭力阻挠。
此时，刘仁静由莫斯科回国，他在归国途中绕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委托他充当其与中国托派之间的联络员。陈独秀假刘仁静的特殊身份，委托他向“我们的话派”表示，有意在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派理论的前提下，双方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
可是，当刘仁静传达陈独秀的意愿时，却遭到“我们的话派”的嘲讽和抵制。刘仁静费了不少心机，做了大量工作，总算说服“我们的话派”接纳陈独秀。不过，陈独秀等人必须履行一个条件，即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公开与真诚地批制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然而，就是这样岢刻的政治条件，还遭到梁干乔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坚持认为陈独秀是“老机会主义者”，他的要求加入托派“完全是个阴谋”。
陈独秀愤怒了，明确向刘仁静表示，“我们的话派”既是如此态度，再也无需去作努力，我们就是加入进去也无益有损。1929年9月，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决定自立门户，成立独立的小组织，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推出陈独秀、彭述之、尹宽组成“临时领导小组”。他们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工作经历，加紧进行党内反对派的活动。
中共中央对于陈独秀等人的分裂活动，一再批评乃至警告，但是他置之脑后。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断然将他开除出党。12月，陈独秀派召开全体会议，亮出了本派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八十一人声明)，正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等为常委，吴季严为秘书长(后由何资深担任)。次年3月1日，他们又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无产者》。由此，他们在中国的托派组织中，又被称为“无产者社派”。
1930年1月，刘仁静、王文元和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宋逢春等9人，发起成立“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其机关报为《十月》，这一派又被称为“十月社”。同年夏，游离于上述三派之外的赵济、刘胤等7人，又成立了第四个托派小组织，其机关报为《战斗》，所以，这一派又被称为“战斗社”。至此，中国托派的4个小组织就这样先后登场了。他们各立门户，惟我独尊，都以为深得托洛茨基理论之真谛，对稍持不同意见者，便是无休止地争论和攻讦。
争吵不休
中国的托派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采取不依不饶的态度，对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极为不满，认为陈独秀还在文饰自己的错误，还在散布“二次革命”的错误思想，其所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与斯大林的“工农民主专政”如出一辙，而与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背道而驰。他们断言，陈独秀仍然是个迷信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主义者”，必须要与之作“无情的理论之战争”。
中国托派与陈独秀到底有哪些理论分歧呢?1939年，饱受托派“围剿”之苦的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一封长信中，详尽地叙述了他与这帮人的理论分歧。
……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分；有些人认为中国下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为夺取政权的口号，无产阶级只有在苏维埃的口号下夺取政权；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放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国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
在对陈独秀进行批判的吵吵嚷嚷之中，刘仁静的表现尤为突出。他自恃是托洛茨基的联络员，自似为最得托洛茨基理论的精髓，对陈的批判采取了不容置疑的态度。刘说，陈独秀所犯的错误是“透彻的孟什维克主义”，如今又“假借反对派的招牌”，“实际是旧货贴新商标”，他不是左派反对派，而是“右派反对派”。刘仁静还说在与陈独秀短期合作后，便发现其“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堕落成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而陈独秀周围集结的那些人，则又“都是些欺诈失意的政客”，所以，“我们应当丢掉他”。刘仁静甚至自鸣得意地说，当前中国的托派运动有三条不同的路线：陈独秀为代表的“右派反对派的路线”，梁干乔为代表的“投降派的路线”和他们为代表的“左派反对派的路线”。
中国托派的4个小组织之所以不能见容于陈独秀和“无产者社”，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来自于彭述之的个人品格。还在大革命时期，彭述之便挟陈独秀以自重，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除了陈独秀便是他，宣称中央常委中，“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弦外之音只有他才是“高等政治人才”。现在，他又以保护陈独秀为由，控制陈独秀的行踪和住址，以至于和陈独秀联系，都得要先向彭述之请示，而每次谈话时，他又总是赖着不走。陈独秀身边有这么一个类似“李莲英”式的人物，年青、激进、莽撞的托派分子，自然是不能接受的。
托洛茨基从刘仁静那儿知道陈独秀的情况。最初他比较审慎地看待陈独秀的“趋向托派”，因为他还没看到陈独秀的所谓有别于斯大林的“纲领式的声明书”。后来当他得知陈独秀已自行组织“无产者社”和受到围攻的情况时，便开始担心起来，恐怕刚刚蜂起的中国托派运动因内耗而走人死胡同。他立即给刘仁静和中国托派发去指示，批评他们的争论“渗入了太多的玄学和甚至有点学院主义”，要求刘仁静尽快地将陈独秀等81人的声明，“忠实地翻出来，寄给我”。当托洛茨基读过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后，便立即给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复信，称赞这“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他明确表示了接纳陈独秀的态度，号召“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指示中国托派组织必须加快统一的步伐，“共同拟订一个短短的统一纲领，并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
陈独秀认为一些年青的托派与自己的争论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咬文嚼字”，所以始终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他在《无产者》上发表《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说读了托洛茨基的来信后，“很使我们惭愧无地”，“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他警告说，如果现在还有什么人“来阻碍统一，这是罪恶之罪恶”。有托洛茨基的关注，使沉寂一些时日的陈独秀又恢复了往日的斗志，奔走游说于“我们的话”、“十月”和“战斗”社之间，那种争吵纷乱局面，也在短时间内平静了一些。
勉强统一
1930年10月，“我们的话”派出区芳(后改为梁干乔)、陈亦谋，“无产者”派出吴季严、马玉夫，“十月”派出王文元、宋逢春，“战斗”派出赵济、来燕堂组成协议委员会，共同商定协委的工作：(一)起草统一政纲；(二)筹备统一大会。
但是托派的组织统一绝不是一二次的“凑合”会议所能奏效的，它注定要有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王文元在为协委起草的《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仍然纠缠陈独秀和“无产者社”的历史旧账。对此，陈独秀采取了克制和宽容的态度，提议：“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地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他还主动找到王文元说：“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工作，主要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了。”
可是，“无产者社”中的另一位大将彭述之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他首先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再次提起过去“谁是谁非”的争论，要求其他三派作出表态性检讨，承认过去对陈独秀的批评是一种错误的成见，扬言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组织的统一。他还通过马玉夫和吴季严控制协委会的工作，以延宕和阻碍统一。托派的其他3个小组织，原本就没有统一的自觉性，只是因为托洛茨基的一再催促，才勉勉强强地坐到一起协商统一，如今经彭述之等人的发难，本来松散脆弱的统一基础，眼看就有崩塌的可能。
陈独秀立即批评彭述之等人的做法：“我们应取消‘算旧账’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认错误的办法。”所谓以“无产者社”为中心的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分明和别派的正统观念，同样的不正确，同样的要阻碍统一”。他不惜牺牲与彭述之的多年友谊，断然采取相应的组织手段，将马玉夫和吴季严召回，由自己和尹宽担任协议委员会中的代表，撤销吴季严的中央常委秘书，任命何资深担任这一职务，撤销刘伯庄的沪东区委书记，任命郑超麟担任这一职务。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积极推进托派的统一，是有着东山再起的政治设想。当时，立三路线受到批判，王明路线刚刚冒头，党内的多数人迷茫犹豫、不知所措。处此思想混乱之际，陈独秀便萌发出托派早日统一以取而代之的想法。他郑重其事地劝说托派小组织：“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们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派各派还未能迅速地统一起来，集中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争，这已经是罪恶了!”
刘仁静自受到托洛茨基的批评后，再也不敢与陈独秀正面冲突了，还不得不向陈独秀承认错误，恳切要求加入“无产者社”。可是，“无产者社”就是不接纳刘仁静。陈独秀说他与刘仁静有着原则的分歧，不能接受刘仁静的“国民会议”可以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陈独秀虽然也鼓吹“国民会议”，但是，他认为国民会议的实现，也是要经过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而不是像刘仁静所说的那样，在蒋介石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之间，将有一个“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权”的过渡。刘仁静的这些观点在托派内部受到普遍的抨击，陈独秀和“无产者社”不愿冒犯众怒，轻率地接纳刘仁静，“以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
1931年1月8日，托洛茨基再次发来指示说：“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起初就是错误”，“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口号通俗化”。他赞扬陈独秀等81人声明所阐述的政治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多年来，托派4个小组织喋喋不休争论的所有问题，最终经托洛茨基一锤定音，作出了最后的政治结论。托洛茨基还胸有成竹地说：“我确定地相信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间果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他呼吁，“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
3个多月后，托派的4个小组织的代表们终于悄然地聚集到一起，来到上海大连湾路的王茨槐家召开统一大会。刘仁静多次要求参加大会，但是却遭到拒绝。这位自认为中国托派运动的开拓者，自始至终都处于受排斥和冷落的地位。彭述之原本不是大会代表，他愤然给陈独秀写信说，这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耻的，并发誓决不承认。可是，大会召开时又补选他为代表，并被选为候补中委。陈独秀当面调侃道：“你还以为统一是虚伪的、可耻的吗?”彭述之听罢面红耳赤、无地自容。这次统一大会决定了中国托派的统一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或“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陈独秀为托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终身反对派”
中国托派终归统一了，陈独秀在托派统一大会的闭幕词中感慨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他还让托派中央给托洛茨基拍去电报说：“喜气洋洋地告诉你：你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全国。”然而，无情的事实是，这种表面上的统一，怎么也遮掩不住理论纷争直至组织分裂。陈独秀的期望和信心很快便破灭了。
1932年10月15日晚，因叛徒谢少珊的出卖，患病在家休息的陈独秀被中统特务逮捕，开始了长达5年的牢狱生活。在狱中，他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不大过问托派事务，而忙于“官司”和读书、写作的旧业。但是由于一些年青托派的频频挑战，陈独秀又卷入争论之中。最令他痛心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些年轻的托派竟然置身事外，作壁上观。
1937年8月21日，在全民抗战勃然兴起的背景下，陈独秀被提前释放。他出狱后即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在南京、武汉等地发表演讲、撰写文章，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各党各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陈独秀的这些抗日主张，立刻遭到一些年轻的托派分子的攻击。他们不同意陈独秀所作的“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的政治表态，继续荒唐地兜售什么“变帝国主义的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教条，甚至将关乎民族存亡的中日战争曲解为“蒋介石对本天皇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
陈独秀还在狱中时，便已为年青的托派所排斥。1935年1月，史朝生等人在托洛茨基派来的外国人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的支持下，召开“上海代表会议”，将托派名称正式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重新改选中央委员会，并令陈独秀、陈其昌、尹宽放弃所谓“斯大林派机会主义思想”，否则将他们开除出党。陈独秀一向反对外国人插手中国事务，他让人转告格拉斯：“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后来由于托洛茨基的过问，这场开除闹剧才中途收场。
陈独秀对托派中央置民族危亡大计于不顾，仍然鼓吹反对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极为反感。他曾给《中央日报》写了一纸申明：“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明确表示不与这些人为伍。当有人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旗鼓时，他表示厌倦，选择了由南京经武昌的人川路线。他沿途呼吁全民抗战：“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并一再郑重声明：“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陈独秀是个民族情感丰富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对自己的祖国有着殷殷的赤子之情，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亮点，也是他与其他托派分子的根本区别之处。他清醒地意识到托派高唱的极左高调“只能有助于日本”，“只能有助于希特勒”。他在致托洛茨基的信中坦率地说：
……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说参加抗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究竟是谁。
他以果断而又肯定的语气告诉托洛茨基：“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他表示将不受一切“圈子”的拘束，“重新估计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廿年余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他喜滋滋地戴上“终身反对派”的帽子，并向友人解释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溥仪，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做反对派，从反满一直到反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