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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瑞卿是共和国十大将之一，担任过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后又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他长期追随毛泽东，二人关系非同寻常，被人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因身材颀伟又被称作“罗长子”，深受毛泽东的器重。然而，这样一位备受毛泽东信任的高级将领，为何在“文革”前夜即首当其冲被打倒呢?这要从林彪对罗瑞卿态度的转变和诬陷迫害说起。
       罗瑞卿无意中得罪了林彪，
       引起林彪的深深怨恨
       在历史上，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曾经是非常密切的。他们相识于红军时期，从1930年2月开始共事。林彪当红4军军长时，罗瑞卿是11师的政委。林彪当红一军团军团长时，罗瑞卿是军团的保卫局长。到陕北后，林彪当红军大学的校长，罗瑞卿是教育长。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罗瑞卿当军委总参谋长也是林彪建议的。但是，仅仅过了一年，他们的关系就出了裂痕。1965年秋天，当林彪已经决心整罗瑞卿时，曾经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在上海会议期间，陶向罗转达了林彪这一段话。
       罗瑞卿不同意林彪的指责，但是他也反思了林彪何以有这样的指责。“九一三”事件后，他在被监护的情况下对林彪和他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并写了材料。他写道：“那么，在什么一些事情上，我触怒了他呢?因为他总是有什么病，经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党的军委的主席。他对我不经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但又说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
       林彪对于罗瑞卿有时越过他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和决定问题不满，同时还对罗瑞卿同贺龙关系密切不满。
       1962年秋，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人闽，累病了，需要休息。“三军不可一日无帅”，林彪撂挑子以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就落在贺龙、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的身上。1963年5月，林彪突然让叶群从外地给军委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林彪同志的身体还是不好，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地考虑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和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军委常委处理，重大问题，再报请主席和中央决定。”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决定，在林生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还多次向罗瑞卿提出，要他多向贺龙请示工作。罗瑞卿因此同贺龙交往多了起来，但这却是林彪不能容忍的。林长期闷在空荡荡的房里，自然有了一种大权旁落的感觉。同时林还认为“罗瑞卿同贺龙搞到一起”，“一个鼻孔出气”。有一次，林彪阴阳怪气地对罗瑞卿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罗瑞卿听后一言未发，党的组织观念告诉他，这绝不是他应该议论的问题，但这却使林彪大为不满。肖华曾对罗说：“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而和别的元帅接近得太少啊?”这一期间，叶群也几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进行旁敲侧击：“总长啊，我们这里是个病人，又不会陪你钓鱼、打牌，你还是多来些吧。”
       一次，林彪休养从外地回到北京，一进家门，立刻让秘书打电话叫罗瑞卿马上来见他。当时罗正在参加一个会议，军委其他首长也在场，于是回话说：“散了会马上就去。”林彪闻听后脸色变得蜡黄，把桌子拍得山响，电话机也被摔在地下，当即在电话备忘录的卡片上愤怒地写道：“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
       在林彪的心目中，自己的干部就必须忠于自己，而罗瑞卿这样“不忠不敬、倔傲无理”的下级当然让他火冒三丈。
       罗瑞卿引起林彪不满的还有一条，即大比武。在打倒贺龙和罗瑞卿以后，林彪在一次谈话中说，贺龙搞大比武，罗瑞卿最积极。全国大比武十多次，贺龙参加8次，罗瑞卿恨不得一次不落。他们就是不相信突出政治，就是要另搞一套。
       1963年12月，叶剑英元帅到南京参加了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认为很好，于是他给中央军委写了个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贺龙积极支持叶剑英的提议，并请罗瑞卿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由此，在全军掀起了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高潮。为进一步推动全军的练兵热情，1964年4月，经军委办公会议讨论，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军事训练的比武。这样，我军历史上有名的“大比武”轰轰烈烈地展开了。6月初，贺龙把大比武及北京军区“尖子”分队表演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毛泽东在一份反映大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说“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一看”。
       很快，批示转到了贺龙手里，贺立即指示罗瑞卿等负责从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抽调“尖子”分队到北京，为中央领导作汇报演出。
       6月15日和16日，在北京西郊，、党政军大员支集，不仅毛主席去了，在京的中央首长去了，还带去了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可谓盛况空前。这次表演，罗瑞卿组织得非常周密，非常成功。观看中，毛泽东对表演作了充分肯定，并作了重要批示。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赞扬了这次比武表演，并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说：“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
       大比武的成功，使组织者罗瑞卿感到无比高兴，但罗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林彪没有参加。林彪长期称病不出，所以此事并未引起罗瑞卿的注意。林彪在比武前也曾接到报告，但他以为那是几位老帅单纯军事观点的表现，不感兴趣，也没有出席观看。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毛泽东会亲自出席，并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各种媒体也因此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拍了大型纪录片，全国放映。镜头里，毛、刘、周、朱陈、邓和各位老帅观看表演谈笑风生，贺龙、罗瑞卿更是不离毛泽东左右，却惟独没有他林彪的身影。这不但使他难堪，因为这好像表明他同毛泽东有不同看法，同时在备受冷落之余，也感到了贺龙对他的巨大威胁。他还感到，“罗瑞卿这个人不好，同贺龙搞到了一起”。于是，他把一股恼怒和怨恨转移到贺龙及罗瑞卿的头上。
       1964年12月，林彪派他的妻子叶群带了一个工作组悄悄到广州军区某部“蹲点”，名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则搜集大比武的“罪证”。叶群在一个团“蹲”了一个月，先后写了4份调查报告，把大比武中出现的形式主义等缺点无限夸大。她在一份《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报告中罗列大比武的罪状说：军事压倒一切，挤调了政治教育；练为看，花架子；并指责说：“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常，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四个第一受到了冲击，败坏了部队的作风。”
       林彪看了叶群的报告，很快就当时部队工作中的问题作出指示，咄咄逼人地说：“有的部队只抓军队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他一边暗示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一边说要把这个风煞下去，要很快来个转弯，不转弯部队就会搞得不像样子，就会吃大亏。林彪还说：“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该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林彪这个所谓突出政治的指示作完以后，特意叫罗瑞卿拿去修改。
       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试探，试探罗瑞卿对他林彪到底听话到什么程度。
       
       罗瑞卿对林彪这些话中的意思，即矛头所指当然不会不明白，他甚至多多少少感到了林彪要他屈从的暗示。但是，他却实在不能同意林彪的意见。如果说罗瑞卿以前对林彪的许多看法和提法是同意甚至信服的，那首先是因为他觉得这些看法和提法是对的。但是现在，林彪却把突出政治和抓军事、练技术对立起来，说什么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把抓军事训练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甚至还要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帽子。罗瑞卿感到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应该为整个军队前途担忧。
       于是，在修改这份林彪的原稿时，罗瑞卿提出了一些增改意见。后来在批判罗瑞卿时，说罗修改了78处。主要修改是3处。一是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了一句：“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二是在提出1965年任务时，罗瑞卿加了“气可鼓，不可泄”。三是在军训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这些修改等到批判罗瑞卿时都成了罪状。在1965年初军委办公会上讨论和传达林彪这个指示时，罗瑞卿又作了一个明确表达观点的发言。他不同意给群众性练兵运动戴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坚持认为1964年军事训练的成绩是主要的，大比武始终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气可鼓，不可泄。他还说，政治也不能冲击一切，不能搞空头政治。
       这些意见都是在会上公开发表的，会议文件经军委办公会议通过，交林彪审查，林彪同意后，以军委文件形式下发给全军团以上干部。
       不仅这些，《解放军报》在起草1965年的元旦社论稿时，根据林彪电话上“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方向出了偏差”等指示，又给1964年的军事训练罗织了一堆罪名。讨论稿传到罗瑞卿手里，他感到很气愤，立即组织召开军委办公扩大会议，讨论怎样评价1964年的军事训练问题。这次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原准备开一天的会议结果开了四天，大家言犹未尽，虽然会上有人按林彪的意图发难，但大多数人不同意林彪的看法。会后，刚直不阿的罗瑞卿将会议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得知与会者大都反对他的说法时，只得暂退一步，面无表情地说：“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是不准确的。”这样轻轻一笔，掩盖了林彪的阴谋。接着林彪又阴阳怪气地说：“解放军报社论是个讨论稿，可以改嘛!”
       这件事使林彪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罗瑞卿绝不是一个随声附和的人，他有一种非常讨厌和顽固的坚持原则的坏毛病。从现在起，林彪不得不重新来估价罗瑞卿，重新严肃考虑他和自己的关系了。
       林彪对罗瑞卿不满甚至怨恨的同时，并未放弃拉拢，甚至软硬兼施。但罗瑞卿不为所动。林彪恼羞成怒，下决心打倒罗瑞卿
       从内心来讲，林彪对罗瑞卿的工作能力和魄力还是欣赏的。何况罗瑞卿又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所以林彪起初使尽各种手段想把罗瑞卿拉拢过来。
       1965年2月底，罗瑞卿来上海，打电话给林彪的秘书，要求见面，汇报工作。林彪让罗先去华东医院找刘亚楼谈谈，尔后再行约定两人会面时间。
       刘亚楼已知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有点僵，在谈话中希望两人消除误会。刘说此前自己已找林彪谈过，“结果出乎意料地好”，“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中，论身体，论资历，论能力，论对主席跟得紧，我不用他用谁呢?我对林总说：总长感到压力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最后，刘亚楼神情凄然地对罗瑞卿说：“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
       结束了和刘亚楼的谈话后，林彪才约见罗瑞卿。林彪面带微笑地问罗瑞卿和刘亚楼“谈得怎么样”。但此时罗瑞卿情绪已有些沉闷，只照实回答了几句一般性的谈话后，便一声不吭。林彪一下变了脸，对罗瑞卿更加失望。
       在回忆这一次谈话时，罗瑞卿认为，这是林彪对他的最后一次争取。其表现就是利用病中的刘亚楼进行说服，同时又亲自出马交心，肯定了自己主持的全军大比武，肯定了要用自己。但罗瑞卿对此并不买账，他回想此事后说，“我当时只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箅是从何说起呢?”
       林彪对罗瑞卿的拉拢一再碰壁，心中既尴尬又恼恨；见软的不行，便决定给罗瑞卿来个下马威。
       1965年4月上旬，罗瑞卿由广州到北京参加作战会议，当时罗从广州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说他拟向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再到上海去向林彪请示。毛泽东回话说：现在不要来(指去武昌)，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个星期的会，以后，再分别到主席和林彪处去请示。4月28日，开完作战会议的罗瑞卿同贺龙一起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了作战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对作战会议的方针和方案都批准了。随后，罗瑞卿到上海去找林彪汇报。未想到，罗见到林彪后，林劈头就说：“要加强通气。”并说，“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又对罗瑞卿和林彪之间的通气蝴定了5条。林彪在向罗瑞卿说明通气的必要性时，竟拿出了党章和毛主席语录，煞有介事地一字一句念起来。这当然使罗瑞卿感到了压力。但罗瑞卿并不明白林彪是因为自己先去了武昌而心怀不满，只说：“我知道毛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按规定做。”林彪慢腾腾回答：“你能做到，就好。”
       但这件事并未结束，5月25日，罗瑞卿在作战会议结束时，作了一个总结。本来，总参谋长在军委主席和国防部长都未到会的情况下，在一个小小的作战会议上作总结是很正常的。但这一点却被林彪抓住，他以为给罗发难的机会到了。他立即口授一个关于作战会议第63期简报的指示：“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作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当天夜里，罗瑞卿从秘书那儿得到这份电话纪录，一时感到大惑不解，尚未理清思绪，这时叶群打来电话，说：“今天我只离开一小会儿，谁知道就出了这个事情，101(指林彪)发了大脾气，现在已经睡了。一定请你到这里谈谈，我会把事情解释清楚。”罗瑞卿到后，叶群将罗瑞卿引进一个卫生间。而且令罗吃惊的是，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也在场。叶群令人作呕地说：“深更半夜的，我们两个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豆豆也叫来。”随后叶又说，“简报是导火线，其实总结发言的事并没有什么，我已经把电话记录追回了，这个事可不能再扩大。总长啊，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是把你作为最亲密的人才跟你发脾气的嘛!”对叶群这一套，罗瑞卿十分反感，他只在一旁听，始终未发一言，谈话在尴尬中结束。回到家里，罗瑞卿气愤地对妻子郝治平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怎么回事?”
       现在看来，关于作战会议这一期简报的事情，林彪本来想突然发难，大闹一场，先给罗一点儿厉害尝尝，但刚刚开头便发现未免小题大做。于是不得不想一个收场的办法。当时罗瑞卿并不明就里，但他的性格和原则性，使他对林彪和叶群这种露骨而失去原则的圆场方式明显反感。这种反感是很难当场掩饰的。
       “文革”前夕，林彪搞个人崇拜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理所当然地受到罗瑞卿的反对。虽然这种斗争并非出于主动的和自觉的，也并非针对林彪人格的。但罗瑞卿出于一种起码的辩证法常识，出于本身不肯无原则屈从的禀性，使他对林彪提出的过于荒谬的理论一直作一种认真的修正。所以，当林彪大吹大擂所谓“最高最活”，“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时候，罗瑞卿就说“什么‘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林彪说：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罗瑞卿便说；我同意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突出政治就是要落实到业务上去，大庆不出油，大寨不出粮食，叫什么突出政治?这样的突出政治就没有说服力。等等。
       
       如果说，起初林彪摔电话也好，意味深长地试探也好，还属发脾气、使性子意味的话；那么后来罗瑞卿的一系列表现，则使林彪逐渐由不满转为切齿的怨恨，必欲除之而后快。只是下手的时机和早晚的事情了。
       1965年11月，罗瑞卿从北京来到上海，见到毛泽东后，说自己准备到苏州去看看林彪。毛泽东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将这话一连重复了好几遍。罗瑞卿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在苏州，林彪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罗瑞卿。临走时，还亲切地问罗瑞卿身体怎么样。罗瑞卿说，还好，只是最近常闹牙疼。林彪说：“牙疼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这个就不牙痛了。”
       整个谈话过程，林彪表现出少有的亲切，但罗瑞卿哪里知道，就在11月30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并派叶群携带林授意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写的“揭发材料”，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然而，此时的罗瑞卿除感觉到他和林彪之间有些嫌隙之外，丝毫未想到这位上级会对他下黑手。他一直蒙在鼓里。
       林彪搜罗捏造的诬陷罗瑞卿的材料，使毛泽东对罗瑞卿产生误解，林彪抓住机会必欲置罗瑞卿于死地而后快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上海会议。会前除毛泽东和林彪外，谁也不知道具体内容，而且与会者竟然扩大到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她在会议前半段，喋喋不休地作了3次共约11个小时的发言，句句针对罗瑞卿。叶群在语无伦次、条理不清的讲话中，历数了罗瑞卿的个人野心，以及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的罪行。其要害之处是，今年刘亚楼病重时，叶群去看过刘，刘对叶群说：1963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四条意见，是罗总长交代让我谈的。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保护林彪的身体；三、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了，由罗瑞卿去管好了；四、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
       对于这四条，与会者大都表示怀疑，但叶群可不管这些，一桩桩耸人听闻的“轶事”接连从她的嘴里捅出来：“这时刘亚楼又对我说：‘……我一夜未睡，罗不好，请林警惕，还要多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我收回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退出军队。’刘哭了，说对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
       会议开到第三天，罗瑞卿才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正在昆明巡视部队的罗瑞卿不敢怠慢，立即乘飞机到达上海。然而，当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到达上海后，即被安排到建国西路618号的一个小院子里，并被看管起来。
       这次会议是林彪策划诬陷罗瑞卿的一次紧急会议。从1965年12月8日开始到15日结束。在这之前，林彪已让秘书打电话授意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写了一个关于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重点是罗瑞卿的表现。同时叶群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和吴法宪，授意组织关于罗“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新班子”等材料。这些材料捏造完成以后，11月30日，由叶群亲自去毛泽东处告状。据张耀祠回忆，叶群同毛泽东这次谈话时间长达5个小时。正是这次长谈，决定了罗瑞卿以后的命运。毛泽东已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不能容忍别人违背他“突出政治”的方针，于是不顾和罗的亲密关系，于12月2日在一份报告上作了批语：“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其实是针对罗瑞卿写的。
       林彪得到这个指示，如获至宝，立即开始组织对罗瑞卿的批判和迫害。上海会议即是在毛泽东作出批示后6天召开的。
       对会上揭发的所谓罗瑞卿的罪行，与会者不但震惊，更多的是怀疑。刘少奇认为叶群的泅报“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所讲要害在于所谓刘亚楼的4条，而刘亚楼已经去世，是“死无对证”。的确，如果叶群所说的四条成立，那显然是罗伸手要权的证据。这里对林彪一伙捏造“四条”的真相不妨多说几句。
       刘亚楼同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都非同寻常，刘亚楼也对林罗之间的矛盾知晓一二，并试图调和。从刘亚楼患病后，林彪、罗瑞卿都非常关心，罗瑞卿还专门从北京给刘写了一封信，叮嘱他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开，多想身体的事，安心养病。刘亚楼去世后，林彪及叶群竟将算盘打到了刘亚楼身上，最终无中生有地捏造了“四条”。
       上海会议后，林彪要把时任要职的罗瑞卿彻底打翻在地，需要为所谓刘亚楼的“四条”作旁证，谁来干这事呢?他和叶群选择了接替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这不仅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多年的政委，而且还管辖着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造假要方便一些。
       上海会议前夕，在林彪的利诱兼施下，吴法宪已向林彪表忠靠拢，”吴法宪从上海回京后就来找翟云英，问她是否听到刘司令员逝世前向叶群谈过“四条”，翟云英如实回答从未听过。吴法宪绝不是什么草包司令，他采取了迂回战术，问刘司令员平时讲话不是常用手势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翟云英作了肯定回答后，吴法宪又伸出右手，屈起大拇指，伸出4个指头，问刘司令员不是常这样讲话吗?翟云英回答说没有注意。吴法宪不得要领而归。过了，一会儿，他又来了，如此一点儿一点儿地磨，一心要从翟云英口里掏出叶群会上陈述的“四条”的实证，并要请翟专此写个材料，翟云英对此事断然拒绝了。吴法宪却一点儿也不灰心，说你身体不好，我请别人写吧，写好你签一个名就行。
       在吴法宪的授意下，秘书人员捉刀写好了如下一份材料：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吴法宪把这份越俎代庖的材料给翟云英，要她在上面签个字即可。翟云英看材料写得无中生有，拒绝签字。吴法宪哀求说是叶主任让我来的，你要是不签字，她会说我没有找你，我就交不了差。如此又磨了好一番，单纯的翟云英尚未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对上海会议的内容也一无所知，也不知材料所说，四点是怎么一回事，被纠缠不过，便在上面签了字。
       这样，吴法宪经过软磨硬泡，终于如愿以偿地捏造好了这份假材料，他如获至宝，立即呈送林彪、叶群邀功请赏。想想这个貌似呆拙、憨厚的“草包司令”为诬陷别人所煞费的一番苦心，是一个多么可鄙可憎可笑的形象!后来为了取媚于上司，可以不要人格的吴法宪干脆自己身体力行作起假证来，亲笔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到处去请示(注：原文如此)。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林彪因为实在拿不出对所谓刘亚楼揭发“四条”更有力的证据，只好拿吴法宪编造的“罗瑞卿这封信”充数，妄图以此作其罪证，用以说明，是罗瑞卿这封信促使了刘亚楼之死。罗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灭口”。
       从毛泽东和罗瑞卿的关系看，打倒罗瑞卿并非毛泽东的本意，这其中有毛泽东对林彪某种迁就的成分
       众所周知，“文革”中要打倒高级将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点头或认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罗瑞卿之被打倒，除了林彪的陷害因素外，毛泽东对此案的态度也不得不加以考虑。
       从处于二线的毛泽东和一线的一些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角度看。当时，由于毛泽东晚年“左”的指导思想引起实际工作中一系列的失误，处于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虽然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不会对他的“左”的理论公开提出异议，但是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转，在实际工作中企图默默地纠正这些失误，从而导致毛泽东和第一线的领导人产生分歧。毛泽东将这些分歧看成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分歧，并进而把企图改正他的“左”的理论的领导人看成是“走资派”。罗瑞卿虽然也处于一线，但却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情况不同。他是分工管军队的，不负责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对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没有直接的感受，既没有搞包产到户，没有搞成本核算、物质刺激，也没有直接管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事。因此，同毛泽东当时指责的“右倾”没有多少关系。相反，毛泽东当时经常表扬军队，这当然首先是表扬林彪，但罗也是有份的。
       从毛泽东和罗瑞卿的关系角度看。罗瑞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1929年相识，1930年初，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毛泽东曾手把手地教罗瑞卿如何搞调查研究。罗瑞卿和毛泽东经常接触的时期有两段，第一段是抗战初期在延安。毛曾经授意他写了一本《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让他住在自己住处旁边的一个窑洞里，每天让炊事员给他送饭，直到写完才让他出来。当时，罗是抗大的教育长，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话，对抗大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是忠实的执行者。第二段是建国以后直到罗挨整。从1949年到1959年，罗是公安部长，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工作基本是满叶群邀功请赏。想想这个貌似呆拙、憨厚的“草包司令”为诬陷别人所煞费的一番苦心，是一个多么可鄙可憎可笑的形象!后来为了取媚于上司，可以不要人格的吴法宪干脆自己身体力行作起假证来，亲笔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到处去请示(注：原文如此)。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林彪因为实在拿不出对所谓刘亚楼揭发“四条”更有力的证据，只好拿吴法宪编造的“罗瑞卿这封信”充数，妄图以此作其罪证，用以说明，是罗瑞卿这封信促使了刘亚楼之死。罗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灭口”。
       从毛泽东和罗瑞卿的关系看，打倒罗瑞卿并非毛泽东的本意，这其中有毛泽东对林彪某种迁就的成分
       众所周知，“文革”中要打倒高级将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点头或认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罗瑞卿之被打倒，除了林彪的陷害因素外，毛泽东对此案的态度也不得不加以考虑。
       从处于二线的毛泽东和一线的一些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角度看。当时，由于毛泽东晚年“左”的指导思想引起实际工作中一系列的失误，处于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虽然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不会对他的“左”的理论公开提出异议，但是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转，在实际工作中企图默默地纠正这些失误，从而导致毛泽东和第一线的领导人产生分歧。毛泽东将这些分歧看成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分歧，并进而把企图改正他的“左”的理论的领导人看成是“走资派”。罗瑞卿虽然也处于一线，但却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情况不同。他是分工管军队的，不负责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对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没有直接的感受，既没有搞包产到户，没有搞成本核算、物质刺激，也没有直接管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事。因此，同毛泽东当时指责的“右倾”没有多少关系。相反，毛泽东当时经常表扬军队，这当然首先是表扬林彪，但罗也是有份的。
       从毛泽东和罗瑞卿的关系角度看。罗瑞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1929年相识，1930年初，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毛泽东曾手把手地教罗瑞卿如何搞调查研究。罗瑞卿和毛泽东经常接触的时期有两段，第一段是抗战初期在延安。毛曾经授意他写了一本《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让他住在自己住处旁边的一个窑洞里，每天让炊事员给他送饭，直到写完才让他出来。当时，罗是抗大的教育长，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话，对抗大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是忠实的执行者。第二段是建国以后直到罗挨整。从1949年到1959年，罗是公安部长，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工作基本是满。意的，曾‘经说过：“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虽然毛泽东对罗瑞卿也有过严格甚至严厉的批评，但口气很像家长对自己的子弟或者老师对自己最亲近的学生。对此毛泽东还曾有一段话；是 1960年12月25日，毛在过生日前夕，对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的：“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听罗瑞卿说，这些批评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这样能使他谨慎小心一些。罗瑞卿说，就是因为受过我的严厉批评，他就谨慎些嘛。他和汪东兴都是部长、副部长一级的干部，批评后没有什么嘛。而有的同志，我还没有那么批评他，只是稍微批评他一下，他就怀恨在心，大概要恨我几十年、一辈子吧!”
       
       从这些材料还可以看出，罗瑞卿把毛泽东看成是老师和长辈，对毛一直是忠心耿耿，心悦诚服，恭恭敬敬。而毛泽东也把罗瑞卿等看成是学生和子弟，对罗十分信任。由此可以说明，整罗瑞卿并非毛泽东的本意。有关党史专家在书中提到，毛泽东信任罗瑞卿甚至超过林彪，而且水量的事实在证明，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和警惕防范，是始自林彪要求“把罗瑞卿拿下来”，而非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但毛泽东最终为何同意打倒罗瑞卿?笔者认为这除了由于林彪一伙的诬陷使毛择东对罗瑞卿产生误解外，还与毛对林彪的某种迁就有关。其中在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同林彪的一次谈话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这次谈话，是林彪和叶群一起到场，林彪对毛泽东说道，罗瑞卿反对我，他时刻想夺我的权，在那里另搞一套，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他。毛泽东听后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这时叶群着急，刚要说话，被毛泽东一个手势止住，继续说，“他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这是一片好意。”很显然，毛泽东在为罗瑞卿说好话。但林彪却气急败坏地说道：“反对我，还反对突出政治，并且向党伸手。”毛泽东吸一口烟，缓缓吐出后，说道，“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先把问题挂起来，中国有许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毛泽东还是希望保罗瑞卿。然而，林彪听后，却正襟危坐，一言不发了。林已决心打倒罗瑞卿，所以此时以沉默相抗。最终，毛泽东轻叹一声，说道，告诉罗瑞卿先回北京，回北京以后再说吧。
       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是愿意把罗瑞卿的问题先挂起来，但林彪不同意。毛泽东因为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和军队的保证上要倚重林彪，而在这一方面，罗瑞卿的地位和作用同林彪是无法相比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有忍痛割爱。熟读史书的人可以发现，能使毛泽东违心做事的情况不多。一个是形势，再一个就是林彪。
       罗瑞卿回到北京后，便落到林彪一伙的手里。在江青的配合和参与下，林彪加快了对罗瑞卿进行迫害的步伐。
       1966年3月，林彪在北京连续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并指定罗瑞卿在会上作检查。如果罗瑞卿不承认材料罗列给他的一系列罪行，检查就不能通过。因此，会议开得很特别，没有确定日期，停停开开，每当罗瑞卿要陈述真相时，他们就宣布休会。这其实是在逼供，他们根本不想给罗申辩的机会。这样的挨整和整人法，对罗瑞卿这种刚直的性格来说，他内心所承受的沉重压力是无法比拟的。罗瑞卿当时的心境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入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罗瑞卿这位铁骨汉子，在绝望之余，他决心以死来抗争。1966年3月18日深夜，处于孤寂、郁闷、悲愤和绝望中的罗瑞卿给妻子郝治平留下了绝命书：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之后，便从他住房的三楼楼顶纵身跳下去。
       然而，历史也许知道有一天他会沉冤昭雪，他没有失去生命，只是左腿骨折。当他躺在医院里，睁开眼看见旁边流泪的妻子时，反而平静了许多，他嘱咐妻子说：“要把孩子养大，总有一天，党会把事情搞清楚的。”他相信党，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
       然而，罗瑞卿的这种激烈举动并未能减轻他的“罪行”，反而被林彪诬蔑为“身败名裂的敌人”。他的问题变成了抗拒党中央，抗拒毛主席，变成了叛党。
       历史是公正的，正应了《左传》上说的那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以残害别人来实现自己权力欲望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九一三”事件以后，林彪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罗瑞卿在监狱里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他马上就明白：林彪完蛋了，这使罗瑞卿激动得几晚都没有睡着觉。
       1973年底，罗瑞卿初步获得人身自由。1976年，历史将“四人帮”推上了审判台，经过一年多的曲折，罗瑞卿终于复出。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秘书长。这位饱经挫折的将军，终于又可以为党为人民效力了。
       今天，当我们回顾罗瑞卿冤案的时候，心情还是感到些许沉重，罗瑞卿是一位耿直正派的高级将领，他的蒙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全党的悲剧。在“文革”以及“文革”前的岁月，党的生活的不正常，民主与法制的不健全，个人的独断专行，使得无数的干部蒙冤受辱。值得一提的是，在错误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罗瑞卿不可谓不积极；而在1958年反军事教条主义公案中，由于彭德怀过度上纲上线，致使刘伯承蒙冤受屈。诸如此类的党内斗争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其最终发展到一个极致，便是“文革”的全面爆发，无数干部被任意揪斗、打倒。诸如罗瑞卿这样的冤案已经过去，但它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思索是无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