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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蠡县人，小时候就常听大人们念叨反“割头税”和“高蠡暴动”的故事，及长，又甚喜阅读《红旗谱》、《播火记》。1965年大学毕业时的论文，写的就是《评{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我对《红旗谱》虽说不上有什么“研究”，但可自诩“比较熟悉”。所以，中央电视台2004年9月间播出28集电视连续剧《红旗谱》时，一集不落地认真看过。感到这部电视连续剧虽然在原著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内容，构织了许多情节线，但总地看，没有太多地游离于原著之外。这部名为《红旗谱》的电视连续剧，将梁斌“红旗谱系”作品的第二部《播火记》中“高蠡暴动”和第三部《烽烟图》中抗日战争的一些内容吸收其中，为电视剧的编导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使之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拓展了艺术视野。
       33万字的小说《红旗谱》作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自 195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来，迄今不仅先后印刷 20多次，累计发行500多万册，而且改编成同名话剧 (1959年，河北省话剧院)、京剧(1960年，承德市京剧团)、评剧(中国评剧院)、河北梆子、电影(1960年，北京电影电制厂、天津电影制片厂)和2004年的电视连续剧，并有俄文、越文、英文、日文、朝鲜文等版在国外出版，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是很少见的。
       任何一部成功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其事件和人物一般都有一定的史实根据，但展现在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又绝不是实际生活的照搬，而是“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红旗谱》作为一部史诗性的巨著，自然离不开这个创作原则。小说《红旗谱》主要写了两个事件，一是1931年1月蠡县人民反“割头税”斗争，二是1932年7月的保定“二师学潮”。小说中，一共写了18个人物(梁斌语)。下面就结合书中内容，谈谈其历史故实和人物原型。
       反“割头税”
       反“割头税”是1931年1月春节前夕发生在蠡县的一场民众抗税斗争。时年16岁的梁斌参加了这次斗争，受到了涉世后的第一次锻炼。
       1928年暑假，梁斌从蠡县高小毕业，回到家乡梁庄。 7月间，北伐军打到蠡县，因战事他未能去保定考学。后保定中学来蠡县招生，梁斌同时被育德中学和同仁中学 (保定一中前身)录取。然正值其母病重，需人照顾，故未能入学。1930年暑期，梁斌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二师，年末寒假回家，有机会参加了反“割头税”的斗争。
       蠡县农民素有过年杀猪的习惯，猪肉一部分自食，一部分卖掉。可是，从1928年开始，国民党县政府巧立名目，杀猪要收税，每头猪要缴1．70元的税款，外加猪鬃猪毛大肠头。这些税收加起来，价值二三小斗粮食，负担很重，农民当然要反抗。全县的“割头税”，县衙、豪绅勾结密谋，悉由地主恶霸包揽起来，横征暴敛，农民群众对此忍无可忍1 1931年1月15日，正值春节前夕，中共博蠡中心县委书记王志远(博野县人，1928年8月至1931年2月任中共博蠡中心县委书记)带领2(BO余名农民上街游行示威，在全县开展了反“割头税”斗争。愤怒的群众砸了征税所，并到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迫于群众的压力，县长怕事情闹大不好收拾，无奈之下被迫宣布免去当年的“割头税”，斗争取得胜利。梁斌后在《我的自述》中说：“这次宏大的群众运动，是我第一次见到世面。”为此他将此事作为一个重大事件写入了《红旗谱》。
       在小说和电影《红旗谱》中，艺术地再现了反“割头税”斗争的始末，基本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如反“割头税”斗争前夕，春兰的父亲老驴头就说：“街上又出了一宗割头税，杀一头猪要一块七毛钱，还要猪鬃、猪毛、猪尾巴大肠头……一头猪的税，值二三小斗粮食。我要是有这二三小斗粮食，再掺上点糠糠菜菜，一家子能过一冬天，眼看着平白无故被他们拿去。不，这等于是他们砸明火，路劫!他们要抢我二三小斗粮食!”作者就是这样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多角度、多层面进行艺术再创作：以宏大激烈的斗争场面，详细写了冯贵堂与国民党县长王楷第(生活中1931年1月县长名叫陈锡畴，1932年县长名叫王汝楷)密谋“割头税”的情况，以贾湘农、朱老忠为首的农民反“割头税”斗争的风貌，展现了群众砸蠡县税务局的场景，最后众人冲到县衙，县长王楷第看到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当，只好说：“可以暂时不缴割头税。”小说中的这些情节，与历史故实完全一致。
       二师学潮
       “二师学潮”即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学生的护校斗争，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北方的一个真实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东北各省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剿共”的反动政策。保定二师学生在中共保属特委领导下，热烈响应党中央发出的“抗日救国”的号召，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抵制日货和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活动。1932年春，全校有党、团员和反帝大同盟、左联等组织成员200人左右，占全校学生的一半以上，成为保定地区革命运动领导的中心。
       保定反动当局为了瓦解二师的革命力量，企图把二师党员一网打尽，几次派特务到校搜查，摘黑名单，并跟踪、盯梢，密捕进步学生。潜伏在学校里的国民党员、反动分子组织所谓“读书会”，到天津河北省教育厅密告进步学生，诬陷“二师共产党要暴动”。于是，省厅查封了二师，令其在4月里放假，6月登报开除了50多名学生，勒令 30多名学生休学，并撤换该校比较开明的校长张云鹤，让反动分子肖汉三任校长。
       中共保属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开展护校斗争，几天之内，放假回家的学生中有50余名应召返回了学校。6月22日，反动军警包围了二师。在围困、饥饿政策失败后，敌人露出了豺狼面目。7月6日全副武装的军警用机枪、步枪和刺刀向爱国学生开始了血腥大屠杀。护校学生当场牺牲8名(贾良图、王慕恒、邵春江、马修善；张树森、张鲁泉、赵克咏、吕清晰)，重伤4名(陈锡周、边隆基、焦振声、刘东影)，被捕50多名(臧伯平、王家宾、朱瑞祥、王育洁等)，关押在保定第四监狱，造成了“二师惨案”。反动当局于9月7日晨，在保定西关将被捕学生曹金月、刘光宗、杨鹤生、刘玉林4人惨杀，17人判处徒刑。二师武装护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参加这次斗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梁斌1930年9月考入保定二师的当年，即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2年3月，他因病回家治疗。4月，国民党教育厅宣布解散二师，并登报公布丁“共产主义思想犯”和“嫌疑犯”名单，名单中就有梁斌。梁斌按党的指示返校后，听到返校的同学被国民党军警包围的消息，积极串联四乡同学，向群众宣传二师学生的正义斗争，募捐援助被包围的同学。事后他说：“我参加了二师的护校运动，斗争对我影响极深，战友们在‘七·六惨案’中被捕的有五十几人，被惨杀的有十多个人，这是我一生难忘的。”
       在“二师学潮”中被捕的臧伯平，1913年生，河北省唐县臧城涧村人。进人保定二师后担任团支部书记，兼任保定市西关区团委书记，“二师学潮”时还担任护校委员会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及纠察队队长。被捕后，他和其他学生党员建立丁狱中党支部，领导狱中斗争。1935年5月12日他和其他6位二师学生刑满释放。抗战时期，曾先后担任唐县县委书记、灵寿县县长、晋察冀第五专员公署专员。1947年石家庄解放后，任市长。他曾出版以“二师学潮”为题材的回忆录《七月风暴》和《足迹》、长篇小说《破晓风云》、诗集《步尘小集》等。1964年他担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时，有一次给中文系的师生作报告，有同学递条子让他讲讲《破晓风云》创作经验，他慨叹一声：“不说那些了，还是讲当前的政治学习吧!……”笔者时为南开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听了臧书记的报告，感到他对“二师学潮”不是无话可说，而是对那场血与火的斗争刻骨铭心，不堪回首。这从他的表情上看得清清楚楚。
       
       在小说《红旗谱》中，梁斌以大量篇幅，逼真而细腻地写了学潮全过程，真实地再现了二师学生出生入死、伺仇敌忾向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的风貌。很多情节几乎是“实录”，一些学生的名字甚至用了真名，如惨遭杀害的护校委员会宣传部长刘光宗、组织部长曹金月、检查部长杨鹤生等烈士，小说中悉用真名；烈士贾良图在小说中仅改一字，写成“贾应图”；烈士王慕恒和焦振生，小说中分别取姓氏小王、小焦……
       高蠡暴动
       “红旗谱系”第二部《播火记》主要写的是1932年八九月间的“高蠡暴动”(即高阳、蠡县农民暴动)，迎接红军北上抗日。书中详细地写了暴动的准备、经过和失败。这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其斗争之惨烈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具体情况是：
       根据193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方会议”精神，河北省委于7月召开北平西河沿会议，并吸收中共保属特委书记李亚克等人参加，专门研究了组织和推动高蠡游击战争的问题。8月8日，李亚克到蠡县巡视工作，认为暴动条件业已成熟，并指示县委做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8月25日，省军委书记湘农和保属特委贾臣来到蠡县宋家庄，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8月28日开始武装暴动。27日早晨，高蠡暴动首先在湘农和中共博蠡中心县委书记宋洛曙(蠡县宋家庄人)领导下的蠡县西区宋家庄提前一天做舆论准备，广发布告，大造声势。28日宋家庄即有了100多人的暴动队伍，并缴获长短枪28支，即将队伍编为河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29日下午1时许，宋家庄的队伍和南玉田村王义顺、田得胜、王凤斋领导的80多人的队伍会合在一起，编为第二大队，由田得胜任大队长。8月30日，暴动队伍冒雨向高阳进发，一枪未发便占领了北辛庄公安分局，随即又将村东的保卫团全部击败，活捉了分局局长穆荣华，缴获长短枪40余支。在胜利中，高阳东南区党委书记蔡汝松将西演、南辛庄、北辛庄等村党、团员和革命群众120多人编为第一大队，由蔡汝松、蔡书林任正副队长。当天晚上，湘农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建立地方苏维埃政府，湘农和宋洛曙任正副主席。同时整编了队伍，正式成立河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湘农任支队长，下设3个大队，共300余人，支队部设在北辛庄高小院内。8月31日，游击队除留下第三大队在北辛庄看守在押的公安分局局长穆荣华、区长王峙北外，第一、二大队开到西演村及其附近村庄，进行“分粮吃大户”的斗争。声势浩大的高蠡游击战争，使国民党反动县政府和地方豪绅十分震惊。
       但是，由于农民缺乏训练，组织工作做得不好，军事骨干又未能及时赶到，而敌人力量却非常强大，所以当游击战争进行五六天时，即8月31日游击队刚从高阳县西演等村返回蠡县北辛庄，正在备饭和开会时，国民党骑兵十七旅及高阳、肃宁一带的地方武装包围了北辛庄。经过两小时激战，第一大队副队长蔡书林壮烈牺牲，突围时游击队员牺牲47余人，先后被捕20余人，其余大郎失散。至此，轰轰烈烈的高蠡暴动历时5天失败了。这次暴动，显示了农民的革命精神，但也暴露了高阳、蠡县、博野等县党的组织。中共保属特委书记黎亚克、高阳县委书记翟树功等被捕牺牲，保属地区大部分党的组织遭受很大损失。
       暴动失败后，除死于战场者外，不少农民被关进监狱，但他们在法庭上一直同敌人作-斗争。—卜多年前，文史专家石玉新等三同志曾写有大作《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始末》，并拍成电影《新中国第一大案》。文中披露，他们写此文时曾采访过一位离休的副省级干部，这位老同志说，暴动失败后的第三天，敌人把被俘的19名红军战士押到蠡县南关操场上，又把四乡的群众轰来，开始血腥大屠杀。几把大铡刀一字排开，将红军战士的头一个一个地铡下。更令人惨不忍睹的是，敌人对有的红军战士竟铡成三截，刽子手的身上、脸上都溅满了鲜血。当时，红军战士被砍下头颅挂在树上、城门上示众，鲜血淋漓，数日不止。
       这位老同志还谈到，有“红小鬼”之誉的刘青山不仅参加了“商蠡暴动”，而且在斗争中出生人死，非常勇敢。暴动失败后，刘青山是被押解到蠡县南关准备被屠杀的 19名红军战士之一，可他非常侥幸地死里逃生了。原来，当刽子手铡到他这最后一入时，敌团副看他像个小学生，刚十几岁(当时刘青山15岁)，不像“土匪”，以为抓错了，便糊里糊涂地把他放了。当时人们不知他是谁，直到 1941年这位老同志在冀中区党委组织部审干时才弄清楚，他就是刘青山。刘青山在暴动时参加了第一大队，突围时被俘，遂和18名战士一起被绑赴刑场。这位老同志当年问及刘青山暴动情况，刘青山感慨地说：“那次杀了很多人，留下了我。”
       大屠杀之后，反动派建立了“和平会”，要暴动者家属赔偿所谓“损失”，还逮捕家属及其子女。当时，烈士们被埋进一个坟丘。50年代初，笔者在建于潴龙河北岸缪家营村的蠡县中学读书，距北辛庄20多里地，清明节时常去扫墓。直到今天，每到清明节，高阳、蠡县人民都要套上大车，拉着供品和鞭炮，到北辛庄为烈士们祭扫。
       这些历史事实，在电视连续剧《红旗谱》和小说《播火记》中，都以艺术真实全方位地作了充分表现。小说中伍老拔死于反动派的刺刀下，电视剧中伍老星死于冯贵堂的铡刀下，就是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
       《红旗谱》和《播火记》这两部名著，“文革”中惨遭批判，罪名是“歌颂王明路线”，某报在1970年还发表了近 40个版面的“大批判”文章。梁斌虽因此受到多次批斗，但他铁骨铮铮，绝对不违心地承认“错误”。1969年下半，年和1970年上半年，梁斌、田间、刘流、张朴、刘真等一批所谓的“黑作家”在河北隆尧县唐庄干校(即唐庄监狱)劳改，笔者和他们也同编在“文艺四连”，亲眼看到他们在冰天雪地除了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就是接受无休止的批判。问及梁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只是操着浓重的蠡县口音道：“毛泽东思想大普及，群众都发动起来咧。”再无二话。此话放之四海而皆准，非常保险。批判他的《红旗谱》、《播火记》，他据理辩争，从不低头，时不时甩出一句：“你们没看懂我的书!”
       从时间看，1931年9月至1932年9月确实是“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那么凡是写这个时期的群众斗争，就是“歌颂王明路线”吗?斗争中的英雄人物就是王明的“走卒”吗?笔者不谙历史，不敢妄自置喙，但觉得梁斌所言却是言之有理、真实可信的。他说：“……我并未写‘王明路线’。我歌颂的是广大工农群众、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歌颂他们针锋相对地反对蒋介石反动派投降卖国政策的英勇斗争。”他反问道：在“日寇占领东北，进窥上海和华北”的情势下，“保定二师、高蠡地区的党团员及革命群众若是无所作为，或束手无策，才是正确路线吗?……”
       锁井镇
       在《红旗谱》小说和电视剧中，贯穿全书的地名“锁井镇”，其实就是衡水饶阳县的张岗村，它位于滹沱河北岸，与保定蠡县毗邻。梁斌于1960年曾著文写道：朱老明和冯老兰打官司的故事，历史上就发生在滹沱河旁的张岗村(这个村现分为东张岗和西张岗两村，镇政府设在东张岗——笔者注)。这个村与锁井镇一样，东头住的多是富户，西头住的多是穷户，在军阀混战的年月，地主们拉着壮丁打逃兵，打下骡子车和洋面来发洋财。逃兵们就从保定勾来了一个团，要血洗张岗镇，经人说合，拿出 5000块大洋，这才罢兵。地主们把这5000块大洋摊派在穷人头上，穷人们就联合起来跟东头的地主打官司，后来穷人们把官司打输了，有一个人还气瞎了眼。这个故事，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搞统累税的时候翻腾出来的。当时张岗镇的政权为地主阶级所掌握，他们把统累税加在穷人身上，逼得穷人寻死上吊，区党委派张兢带工作组去作调查研究，才整理出这个村历史上的阶级斗争。
       
       同时，在小说和电视剧中，还使用了冀中许多真实地名，如保定，高阳，饶阳，清苑，定县，蠡县的北辛庄、万安村、玉田村，清苑县的张登村，白洋淀，千里堤，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唐河，保定市南大街、南关大桥、马家老鸡铺、槐茂胡同……使用真实地名，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地域特色，读之感到非常亲切。
       朱老忠
       朱老忠是“红旗谱系”三部巨著中的主要人物，塑造得相当成功，成为当代文学中由自发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升华到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自觉武装斗争的农民典型而载人文学史册。著名电影演员崔嵬塑造的电影版朱老忠更是大获成功，他因此荣获1962年“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老舍先生闻讯，特撰一联相赠：“贞如翠竹明于雪，静似苍松矫若龙。”这个评价可谓入木三分。
       关于这个人物的原型，梁斌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在冀中新世纪剧社工作，在一起工作的还有傅铎(电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编剧——笔者注)。1941年冬天，傅铎那里来了客人，是一位60岁左右的老人，个儿不高，额部很宽，三绺稀黄胡子，说话膛音很大，腿脚矫健，给人的印象是精干又智慧。他有3个儿子，二儿子宋鹤梅和三儿子宋汝梅都是梁斌高小时的同学。当时宋汝梅在冀中区自卫队当大队长；不久前被内奸暗害。关于暗杀的情节，老人和县里有不同的意见，就跑来向冀中区党委告状，要给他的小儿子报仇。后来才知道他的大儿子也死了，但梁斌忘记了死因和年代。他的二儿子宋鹤梅参加过“高蠡暴动”，失败后跑到深县县委隐蔽。有一位同志为了安全起见，把他藏在一个土匪家里。不巧得很，他被封建势力当做砸明火的土匪抓捕了，解到保定法院。后来，又被“高蠡暴动”时受过打击的封建势力发觉，控告他是共产党员。他在法庭上英勇不屈，与敌人辩论，行刑时站在汽车上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主义万岁!”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一来，这一家人只留下两个守寡的儿媳和无父亲的几个孩子，老人的遭遇太惨了!可是这位老人表现得非常刚强，不给人一种悲观的印象，他的形象使梁斌久久不忘。梁斌说这就是《红旗谱》里朱老忠这个性格的原型。
       当然，梁斌成功地塑造出朱老忠这个典型人物，并不囿于这位"60岁左右的老人”，而还有其他“原型”，如在“高蠡暴动”中担任地方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时为中共博蠡中心县委书记的宋洛曙，在朱老忠身上就有他的许多影子，梁斌为他还写过一首长诗《宋洛曙之歌》，讴歌他在对敌斗争中的英勇果敢和献身精神。宋洛曙在斗争中就曾说过：“只要为穷人翻身，阎王爷面前也不悔账!”这与朱老忠的性格相当吻合。
       至于小说中写朱老忠下过关东、淘过金，参加反“割头税”和“高蠡暴动”，带春兰到济南探监，“二师学潮”时给学生送粮……都是虚构的，目的是为了让他见多识广，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锻炼成长。
       到1942年，梁斌根据这位老人的遭遇，先写了短篇《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通过老人的叙述，描写了宋鹤梅和宋汝梅英勇斗争的事迹。宋鹤梅改名大贵，宋汝梅改名二贵。写大贵参加“高蘸暴动”，当红军大队长，失败后被捕；写二贵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自卫队大队长。
       春 兰
       春兰这个人物，在小说、电影和电视剧中也着墨很多。梁斌说：春兰这个人物是有生活根据的。在大革命时期，有一天中午，梁斌正在老家(蠡县梁家庄)的门口吃饭(蠡县人有端碗到大门口吃饭的习惯)，有两个青年农民从离村5里地的另一个村看戏回来，笑着大声说：“吃了饭，看‘革命’去!”原来，戏台下有个姑娘，胸襟上绣着“革命”二字，人们一下子哄起来，纷纷看她。后来，梁斌又遇上一件事：有个姑娘去帮人家做零工，与一个织布的小伙子相恋。有一天二人正在大树下谈情说爱，邻居大婶看见了，便大声喊：“快来哟!你家的姑娘招汉子了!”姑娘的父亲一听，拿起铁锨赶出来，拼命追，全村人都跑来看。这两件事构成了春兰的形象基础，小说中便有了春兰把“革命”二字绣在胸襟上，众人见状喊“快来看‘革命’呀”；便有了春兰与运涛在瓜棚谈情、春兰的父亲老驴头持锨追打的情节(电视剧改为在玉米地里)。
       朱老明
       在小说《红旗谱》中，朱老明是很主要的人物，他疾恶如仇，打官司气瞎了眼，与朱老忠同生死、共患难(电视连续剧中去掉了这个人物)。这个人物是根据怎样的生活原型塑造的呢?原来，大革命时期梁斌参加游击队，搞调查工作时调查到位于滹沱河北岸的饶阳县张岗村，这个村地主掌村权，许多农民缴不起税款，被迫上吊自杀。有个农民敢于斗争，他串联了28户农民打官司。告了三状却输了三状，气得这个农民瞎了眼。梁斌说这就是他写的朱老明。抗战时，梁斌又听说这样一件事：有一老汉，日军打进了村他也不跑，站在大街上破口大骂日本鬼子。日本兵来打他，他就往井里爬，并说：“我可不能和日本鬼子活在一块天底下!”伪军们阻拦了他。这样就有了小说中的朱老明：朱老忠从关东回到锁井镇，他激动得把拐杖一扔，呐喊一声“朱虎子回来了!”如滚滚春雷，声震四野；冯兰池乘车逃跑时，他拄着拐杖，领着一群孩子解气地大骂冯兰池：“给我骂!给我骂!……”
       张嘉庆
       张嘉庆在小说中有“张飞”雅号。他智勇双全，精明果敢。关于他生活中的“原型”，梁斌谈到，1942年反“扫荡”，他到了白洋淀，遇到十分区地委书记，地委书记告诉了他一个英雄故事。这人叫张丰来，在涿县家乡领导农民摘“秋收暴动”，抢地主的粮食、棉花，表现得非常英勇。再加—匕蠡县老共产党员张化鲁(蠡县最早的三名共产党员之一， 1925年11岁的梁斌在蠡县县立高小读书时，张是国文老师)的革命事迹和几个共产党人的性格，加以综合概括，以张嘉庆为主要人物写成一个五六千字的短篇。当时这个短篇曾给张化鲁的儿子看过，他看后说：“这不是写的俺爹的事儿吗?”这时梁斌暗暗点头，觉得这个人物算是写成了。梁斌说，后来成为长篇酌《红旗谱》里的张嘉庆，就是在这个短篇的基础上丰富加工写成的。
       有趣的是，张嘉庆这个人物也有梁斌的影子。梁斌于1930年夏考入保定二师。第一场笔试很顺利。第二场口·试前，他高小时的同学、已在二师读书的刘金田告诉他：“负责口试的训育主任是个改组派，口试时你千万要机灵些，他要问你中国人民的领袖你赞成哪一个，你就说赞成汪精卫。”口试时，梁斌就照此回答，果然被录取。《红旗谱》中张嘉庆报考二师的经过就是按梁斌这段亲身经历改写的。小说中写道：“……江涛又给张嘉庆分析了学校的政治情况。还说，训育主任是个反动派，口试的时候，要他机灵点。就这样，张嘉庆考上了保定二师。”
       李霜泗
       绿林好汉李双泗是电视连续剧《红旗谱》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在小说中他也是个主要人物，名“李霜泗”，他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李霜泗史有其人，本名叫“刘双四”，蠡县北辛庄人，参加过“高蠡暴动”。他确实是土匪出身，后加入了共产党。在“高蠡暴动”中，他作战英勇。曾带队攻下戎家营村，双手使两把盒子炮，踩着云梯攻下寨墙。他被捕之后，被反动派处以绞刑。行刑前他坐在大车上高呼：“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行刑那天，蠡县县城周围20多里地的农民都跑来看，听了他呼喊的口号，都慨叹“好样的”!
       一个土匪，当年按阶级成分划分，应属于流氓无产者，这样的人有可能成为共产党员吗?梁斌说，在实际生活中，李霜泗成为共产党员是不成问题的，因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献中有明确的决定：由于中国农民深受三大敌人的残酷压迫与剥削，灾难深重，因而被迫铤而走险，或当土匪或加入民团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我们党决定在民团、土匪中建立党支部。当年白洋淀雁翎队中的董氏三兄弟，据说就是土匪出身。当然，小说和电视连续剧中的情节大都是虚构的，打死张福奎的不是刘双四，刘双四没有住过白洋淀，也没有女儿芝儿和那样一位睿智、贤惠的老婆。
       严运涛
       参加过北伐战争的严运涛，生活“原型”是这样发现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反动派在南方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大众，在北方开始实行白色恐怖。时年仅13岁的梁斌，亲眼看见一位母亲，儿子出走投奔了“革命军”，她日夜思念。“革命军”北伐了，她盼望革命胜利之后，能够见到儿子。但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打破了她的梦想，／L子在“广州暴动”中被反动派杀害了。这位母亲由于爱儿心切，几乎疯了，不想吃，不想睡，头发也都脱光了。当时梁斌见状，充满了同情与愤懑之情。由于这个事件的启发，梁斌要写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广大人民造成的灾难。从那时起，以参加“革命军”而被杀害的这位战士为“原型”的严运涛这个人物，开始在梁斌的脑子里形成了。
       贾湘农
       作为党的领导形象出现的贾湘农，在小说中着墨不多，所以自小说问世后许多评论家在评《红旗谱》时，都言“党的领导形象塑造得比较薄弱”。电视连续剧中加大了贾湘农的戏份，成为主要人物之一。在小说和电视剧中，这是个“二合一”的人物。历史情况是：1932年7月6日“二师学潮”惨案后两个月，发生了“高蠡暴动”，并组织了“河北红军”，迎接红军北上抗日。这个情节在电视连续剧中有充分的展现。“河北红军”的政委叫贾振丰，支队长是湘农(电视连续剧中改为司令员)。这两位农民领袖的事迹，直到今天，还在高阳、蠡县一带民间传颂。《红旗谱》中即将“贾振丰”和“湘农”合成一个人物“贾湘农”，而电视连续剧中让严运涛当了政委。当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红旗谱》中的贾湘农，也绝不仅是贾振丰和湘农事迹的机械照搬，而是根据塑造典型人物的需要，创作了许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