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三只兔子”——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上一个著名的话题。
“三只兔子”是指三个属相为兔的人，三位名人。
此称谓之溯源，大抵是在1917年，距今已88年矣。那一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在历史上留下划痕的事件；而北京大学，和在那里的一帮人，应该说是留下了刻印。套用如今时尚说法，如果评选那一年“感动中国”或“年度十大人物”之类的情事，北京大学一定榜上有名。正是，在那一年，北大经历了一场变革，获得了一次新生，这场变革和由此获得的新生，赋予这所中国最高学府以全新的理念、精神、存在价值和历史地位，展现了现代大学的蓬勃生机，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而本文要讲的“三只兔子”，正是在那一年不约而同来到了这里。
关于“三只兔手”一般有两种说法。或因北大确实“水丰草盛”，乃“兔于们”生长之福地，20年代北大文科教员，的办公室被戏称为“卯字号”，其中有5位教员都属兔。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是“三只小兔子”(辛卯年)，陈独秀、朱希祖是“两只大兔子”(已卯年)，而校长蔡元培则是只“老兔子”(丁卯年)蔡、陈、胡，即老中青“三代兔子”的组合，是当时北大的灵魂人物，北大的教育改革和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三人领导和推动的。“三代兔子”是北大的基本框架、治学概念的具体表现；而“三只”从理念上应理解为平等、“一窝儿”；从体现蔡元培的长校方针、学术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应是平辈。本文要介绍的正是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这“三只”同年的“小兔子”。
“兼容并包”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是中国第兰所高等学府，然而它徒具高等学府之名而不副其实，教师多为翰林院腐儒，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僚或豪门之家，上学堂的目的就是升官发财。有的学生上课还带着听差。上体育课时，教员要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有的学生则是“八大胡同”的主顾。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经初步改革，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于受到“老爷”式学堂传统的影响，，沉疴来去，为世人所诟病。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将北大改造成为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开创出前所未有的辉煌。从此他的名字与北京大学紧密相连，成为一种象征，直到今天，未名湖畔还立有他的塑像——这个人就是蔡元培。
在蔡元培之前，北大这个“烫手山芋”已经在好几位校长手里流转。第一任校长是颇具声名的学者、思想家严复，但其难以应付棘手的日常事务，不到8个月就急流勇退。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曾留学德法，组织过光复会，做过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新旧资望为世所重。许多人劝他不要接长北大，以免因改造不好而“坏了名声”。但是蔡元培把教育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知难而进，毅然接任。报界当时作了这样的报道：“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
1917年1月9日，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的就职演说令所有人耳目一新。他毫不回避“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的不良口碑，开宗明义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人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他针对北大的现状，强调三点：“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友”。大学应独立自治而不应随波逐流，应忠于理想而不应傍权依富。和这样的大学精神相比，88年后的今天，诸多大学里相当严重的急功近利的教育风气，已和其应脊的理想相去太远。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法宝，即为众所周知的“八字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校应保持独立的资格，不受各派政党或教会的影响，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蔡元培对各路人才的涵容吸纳，不论长幼、政治观点、学历背景，一律惟才是举。以文科为例，从倡导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鲁迅，到政治保守而旧学深沉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都在北大找到了发抒其学术思想的舞台。—时间，北大成为大师云集的场所，“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流派纷呈，百家争鸣，北大从此不再平静。教师们的观点常常尖锐对立，但恰恰是这些差异形成了一种创造力，在自由的空气中每个人自由地发挥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北大显示出她的大气与活力。
从1916年底蔡元培接受任命到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由一所痼弊缠身的旧式学堂，一举变为生机勃勃的新式大学。在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的多事之秋，北京大学以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一流的教师和一流的学生开风气之先，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推动者，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反观今天的大学，办学条件之优厚、财政经费之充裕，都远超当年的北大，但却是大楼多于大师，设备优于人才，是否应感到惭愧?
当时的北大教员中有许多知名人士，个个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留下了许多故事。“中年兔子”之一、文科学长陈独秀，为人桀骜，圭角毕霹，他有过这样的立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生活。”当时不仅外界把他当作洪水猛兽，校内也有不少人对他很反感，因为他说话往往得罪人，而且私生活上不怎么检点，公然在在北嫖妓宿娼，甚至亲往妓院“打场”(宠妓暗结新欢，原狎客愤而动武之谓)。陈独秀本人婚姻生活不和谐，以此寻求解脱，而且他因此瞧不起他的安徽同乡胡适，后者对包办婚姻也不满意，但一贯隐忍，陈独秀曾当面痛骂胡适“没有出息”。
另一只“中兔”朱希祖是章门(章太炎)弟子，在北大教授文字学。他的地方口音很重，如将孔子的现世思想说成“厌世思想”，学生一堂课竟然不知他在讲什么。因一向留着一脸大胡子，便得一绰号“朱胡子”，但他不高兴别人这样叫；学生从古文字的角度称他为“而翁”，“而”字在《说文解字》上训作“颊毛”，他就乐得答应。他还有一个绰号“吾要”，因其一大爱好是收藏旧书，对这一行很是精通，听见人说哪里有珍本旧抄，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吾要”，旧书业的专家们也斗不过他。
一代国学大师辜鸿铭，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老先生成为北大一景，他以清朝遗老自居，固执地反对文化改良运动。辜鸿铭在北大主讲英国文学，他将英文诗按照中国古代诗歌的分法分为国风、大雅、小雅三类，国风中又分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他早年留洋，精通六国语言，却欣赏女子小脚和男子蓄妾，并用“一个茶壶应配几个茶杯”做比喻为纳妾做辩护。
还有黄侃。这位老先生平日专门攻击新文学，服膺八部古书(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
史记》、《
汉书》、《文选》)，认为“八部书外皆狗屁”。他嘲讽胡适，说“胡适”这个名字就是古文，如果翻译成白话文，就只能叫“往哪里去?”胡适有一首白话诗《蝴蝶》，内有“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这样的句子。黄侃就称胡适是“黄蝴蝶”，以此表示蔑视。
对于蔡元培的改革，学校中的旧势力表示不满，认为新派教员附和蔡元培，说他们“曲学阿世”。后来有好事者便给蔡元培起了个绰号叫“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这便成为一个典故，钱玄同、刘半农，包括鲁迅都常常这样说。
在这些热热闹闹的各派人物中，最引入注目的应是二十几岁即被聘为北大教授、在学术上各有所长、领一时之风骚的“三只兔子”——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三人都有着过人的才识，都曾经留学海外，都堪称一代大师。虽然人生经历和最后结局不同，但在北大的那段时光是他们年轻的见证，北大给予了他们精神的养分，北大也因他们而更加光彩。
“德学俱隆”胡适之
1917年7月，胡适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归国。经陈独秀举荐，27岁的胡适成为一名年轻的北大教授。五四时期常令后人憧憬，理由之一或许在于当时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开放，也，在于年轻人有机会占据舞台中央，胡适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以从太平洋彼岸邮来的几篇商榷文学改革的文字，骤然成为愈演愈烈的新幸化风暴之嚆矢，年纪轻轻便奠定了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开山地位。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少时尝在中国公学学习，20岁时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入康乃尔大学农科，后弃农学文，获文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的7年奠定了胡适一生的思想和学术基础，其间他遇到了一生最服膺的业师、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胡适一直对社威怀念有加，他给自己的小儿子取名“胡思杜”，即”思念杜威”之意。
胡适与北大的关系颇不一般。他自认是?北大人”。“北大人”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最初旧派用这个词来讥嘲以北大为依托的新派，后采新文化阵营的人物也援引以自我标榜了。胡适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又是北大的知名教授，三四十年代义先后出任北大的文学院院长和校长。有意思的是，胡适和北大还是同一天生日(12月”日)。
胡适在美、国时就已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因此虽是小字辈，但到北大时已经声名鹊起。胡适在北大的第一年，便在哲学门担任中国哲学史大纲、西洋哲学史大纲两门课；在英国文学门担任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英诗、欧洲文学名著等课。此外还为哲学门研究所担任“中国名学”、“最近欧美哲学”；为国文研究所担任“小说”等讲座。
西洋哲学史、英文这类与欧美有关的课程，对胡适这样的“海归”来说并不为难，惟独“中国哲学史”这门课实属不易。该课原由素以国学见长的陈汉章老先生担任。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胡适接任后，讲授内容和方法都与以往的教师不同，他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胡适的这种讲法颇使哲学系的学生震动。有些学生认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台讲课，想把他赶走。他们找来在学生中颇有威望的傅斯年(此人了得，乃五四运动学生游行总指挥也)来听胡适的课，结果傅的评价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经傅这么一说，这场将起未起的风波才平息下去，年轻的胡适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傅斯年由听课而对胡适非常信服，于是叛离太炎学说而成为胡适的追随者，由学生而朋友，一生和胡适交往密切。内战时期，傅斯年曾代理北大校长一年，之后由胡适接任。
胡适上课也有特色。邓广铭对胡适讲课的印象是条理井然，准备充分。提倡写传记的胡适曾开“传记文学习作”课，选课的都是毕业班的学生或研究生，有十二三人。他平常不上课；想上课时就出个布告，课上讲的多是比较大的问题，如怎样收集材料等。
在北大的前几年中，胡适著作颇丰，举国瞩目。在文学领域，他推出了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第一部白话戏剧《终身大事》，第一部白话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集《短篇小说》，刊发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等沦文；率先将考证运用于古典小说研究，以《红楼梦考证》一文影响最大。在哲学领域，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卷)。在《新青年》上先后开设“易卜生专号”、“实验主义专号”，将当时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两大思潮介绍给中国学界。
胡适以青年暴得大名，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但他天性纯良，温和理性；不像陈独秀等人那般激进粗放。他有句名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在当时的北大，交游之广，朋友之多，胡适是第一位。明澈清朗，和易近人，是许多人对他的印象。按唐德刚的说法，胡适“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在地安门内米粮库4号的家，每星期日上午对外开发，来者不拒，经常是高朋满座。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脸堆笑；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对不会下逐客令。对校外不相识的人，也是一样，凡登门必接待，凡写信必答复。因为有名，好客，所以同他交往就成为文土必备的资历，因此就有30年代文人的流行语“我的朋友胡适之”。如同当代海归受钱钟书《围城》影响的流行语，“兄弟我在德国的时候”。
鲁迅后来写过一篇纪念刘半农的文章，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 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忽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这段话实际指出了胡适“狡诈”而善于作伪，对胡适作这种评价，鲁迅或是惟一一人。也许鲁迅过于多疑——这一点他也常常自省——胡适后来看到这篇文字，觉得莫名其妙，也很感不满。周作人在回忆录里说，鲁迅这里用了小说化的笔法，也就是不真实。而鲁迅的待人之道往往是胡适做学问的法子——“在不疑处有疑”。
在胡适心里，无论是来自复古派的影射攻击，还是来自穷酸文人的浮议讥贬，甚至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因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都始终保持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反对偏执、盲从、浮躁。在深刻的危机感面前，许多知识分子变成了激情主义的奴隶，思维方式是非理性的非黑即白，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斗争，此种情况下，胡适的理性、容忍、尊重事实和怀疑精神是两边不讨好的，但无疑又是弥足珍贵的。
30年代，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他与傅斯年一起协助蒋梦麟，为北大筹措经费，网罗人才。胡适用他的声望请来了孟森、钱穆、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等知名人士来北大任教。内战时期，胡适接替傅斯年为北大校长，他的许多精力不得不放在无法摆脱的各种政界和社会活动上。胡适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是却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性善”的胡适，处事温和，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只能勉强维系住风雨飘摇的北大。
1948年底，南京政府派飞机到北平接走了胡适、陈寅恪、梅贻琦等人。胡适到南京后，费尽力气，说动南京政府又派出一架飞机，去北平接那些他的学术界朋友。当飞机返回，他满怀希望地去机场接应，但机舱门打开仅几个人下来，胡适当下便痛哭失声。在后来那场“十年浩劫”中，那些老教授、老学者，可曾想到了他们的朋友胡适之，和那架空空的飞机?胡适的得意门生吴晗，在死去前脑海中是否出现过老师的身影?冥明两路，已无人能解。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主持会议，下午在欢迎新院士酒会上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72岁。
“风流才子”刘半农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目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目光。
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漫漫流，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西天还有些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这是一首30年代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词作者就是刘半农。1920年，正在英国留学的刘半农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情诗，后经赵元任谱成歌曲，传唱一时。关于这首歌，还有一段趣闻。一天，刘半农到赵元任家小坐饮茶，适逢不少青年学生也在赵家小聚。在场的学生见到刘半农，简直难以相信眼前这个小矮个儿、方脑袋、憨态可掬的土老头儿，竟然会是创作出如此美妙歌词的作者!待刘牛农离去后，学生们写下了这样一首打油诗：
教我如何不想她，
请来共饮一杯茶。
原泉如此一老叟，
教我如何再想他?
此乃文坛趣事，聊备一笑。
刘毕农，原名寿彭，改名复，字半侬，后改字半农，晚号曲庵，江苏省江阴县人。1891年5月29日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幼聪慧过人，4岁起接受启蒙教育，6岁入私塾，便能作对咏诗，11岁时进入其父创办的翰墨林小学读书，国文、英语尤为出色。1907年，刘半农考入常州府学堂，成绩优秀。
1912年刘半农来到上海，开始丁他的文学生涯。鲁迅曾称他为“上海来的才子”，点子多，头脑快，什么都来得一手。在五六年的时间里，他参加戏剧社，又编又演；发表了短篇小说40余篇；成为“新鸳鸯蝴蝶派”作家；又搞翻译，无所不译，尤多侦探小说。他的作品，优劣杂陈，某些早期译作，后来连他自己都否认出自他手。
1915年刘半农接触到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思想发生转变，“跳出鸳鸯蝴蝶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名闯将。敢于否定昨天的自己，开始新的历程，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而刘半农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刘半农，就像在新鸳鸯蝴蝶派里一样潇洒自如，得心应手，逐渐成为文学革命中一名冲锋陷阵的闯将。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等一系列文章，极力拥护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出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
在宣传新文化、回击旧文人的斗争中，最令世人称道的是他与钱玄同合演的“双簧”：由钱玄同扮作旧派文人，化名“王敬轩”，写信抗议文学革命，为旧文学辩护；而刘半农以记者的名义复信，逐条批驳，痛加反击，嬉笑怒骂，把卫道士的面目驳得体无完肤。这段蜚声文坛的故事也或多或少印证了鲁迅的话，“上海来的才子”，果然点子多多。
这里顺便捎上一笔钱玄同，因其也是与“三只兔子”同期的北大教授。钱玄伺与刘半农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原是复古派的一员，后来与陈独秀、胡适等人交往，思想激变，强烈反对复古，自号“疑古玄同”。钱言词激烈，说话过头，认为中年以上的人便多固执和专制，曾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他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在北大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的话。30年代，鲁迅曾作诗讽刺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指的就是这两件事。
钱玄同有三子，其次子便是我国大科学家俄三强——这又是题外话了。
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崭露头角，引起北大校长蔡元培注意，加上陈独秀和原常州府中学堂校长屠元博的力举，1917年夏，设有读过大学、只有高中肄业学历的刘半家被蔡元培破格聘请为北大预科教授，讲授小说课和文法课。
在讲台上，这位年轻的教授常常表现出机敏和幽默。即使上文法课，他也滔滔不绝，妙语连珠。在讲课内容上大胆革新，他的讲义选材新颖，又依照西文规则，细加标点，再三校改，不厌求精，体现出他的个人特色。
开朗外向的刘半农也比大部分教师更为活跃。他与胡适、周作人等发起成立北大“小说研究所”；被推举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发起向全国“收集歌谣”；与胡适、周作人等提议《新式标点符号》；等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游行当日，刘半农“坐守北大指挥部”；6月3日，千余学生被捕，作为北大教授会干事负责人的刘半农，积极活动，组织社会支持；陈独秀被捕入狱后，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近一百行的长诗《D——!》，鼓励战友，揭露敌人，高唱牺牲的赞歌。
在北大教书，为《新青年》撰稿，又担当着许多社会工作，本已够忙了，但刘半农却在1920年去了英国攻读博士，历经6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这其实是胡适等“洋博士”一手促成的。胡适与刘半农，同年生人，同时进校，都是年轻气盛，免不了“文人相轻”。少年得意的胡适对于这位中学肄业的同人，总有些瞧不起，对他明嘲暗讽。终于刘半农受不了刺激，负气出国——又一次否定昨天的自己，开始新的历程。这一次，他又成功了，除了一股聪明劲儿，更多的是不懈的努力和过人的意志。
1920年刘半农到英国伦敦大学院学习，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1925年初完成《汉语宇声实验录》和《国语运动史》两篇论文，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天回国，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
留学6年，终获博士学位，学成专门学问归来，总算是扬眉吐气了，而刘半农却还时时惦记着这件事：因为他的学位是法国国家授予的，与胡适所得的由私立大学所授予的不同，他便屡屡自称“国家博士”。这个“国家博士”显然是说给某些人听的。这个小把戏，显出了刘半农的“浅”，却又说明了此人的“真”。周家兄弟对此有过评价，他的“浅”，如鲁迅所说，“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他的“真”，如周作人所说，“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
刘半农最初写小说时，一直以“半侬”为笔名。初来北京，在与钱玄同、周作人等北大同事聊天，时时流露出一股“才子气”，“红袖添香”的艳福思想总会受到他们的，讥笑和批评。于是他很认真地将笔名改作“半农”，决心不再写那些“吴侬软语”般的缠绵悱侧之作，一字之改，表示了他的文学追求，要贴近下层人民，做个平民诗人。他的许多诗作，如《饿》、《一个小农家的暮》等等，都是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
回国以后，刘半农在北大潜心治学。他多方奔走，筹建我国第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成为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除了实验语言学外，他在语法研究、汉语工具书的编纂、敦煌学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以及考古等方面也有建树，在民俗学研究、书法、摄影等方面也有造诣。
一面严谨治学，另一面照样舞文弄墨，不时在文坛弄出些有趣的风波。汉字中的“她”字，就是刘半农首创的。原来汉字中之“他”本无男女之分，因此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或自行创作文学作品，均感不便。初时，人们以“伊”字作为女性之“他”，如鲁迅早期小说《阿Q正传》、《祝福》等，均用“伊”字来代替女性之“他”。然而广他”与“伊”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字，用起来仍有不少麻烦，1920年6月6日，刘半农在《她字问题》一文中，首创了“她”和“抛”作为第三人称阴性和无生物代词，并首先将“她”字入诗，就是前面的那首《教我如何不想她》。“她”字受到守旧派的猛烈攻击，但是很快流传开来，并载入字典。
又如他为名妓赛金花作传一事：刘半农曾有过一段很著名的评价，他说本世纪初，中国出了两个活宝：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前者是西太后慈禧，后者就是名妓赛金花。为了给赛金花作传，刘半农自己掏饭菜钱请来赛金花，由他提问题，赛金花回答，他的学生商鸿逵记录。这本人物传记在刘半农去世卮以《赛金花本事》为名出版，并以《赛金花传》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当时，许多文人纷纷议说刘半农此举，连得风气之先的胡适也惊．异：“大学教授为妓女写传，还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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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个活得真实、活得丰富多彩的人，却英年早逝，而且是死于一场意外。1934年6月，刘半农率北大学生赴绥远、内蒙古考察方音民俗，想绘制雄心勃勃，的“中国方言地图”，不幸身染“回归热”，又被中医所误， 7月14日逝于北京，年仅44岁。
钱玄同悼刘半农，有148字长联挽之云：
当编辑《新青年》时，全仗带感情的笔锋，推翻那陈腐文章，昏思乱想；曾仿“江阴四句头山歌”，创作活泼清新的《扬鞭》、《瓦釜》。回溯在文学革命旗下，勋绩弘多；更于世道有功，是痛诋战坛，严斥脸谱。
自首建“数人会”后，亲制测语音的仪器，专心于四声实验，方言调查；又纂《宋元以来俗字谱》，打倒繁琐谬误的《字学举隅》。方期对国语运动前途，贡献力量；何图哲人不寿，竟祸起虮虱；命丧庸医。
挽联概括了刘半农的成就，肯定了语言学家的贡献，情文并茂；像一首类叙类议的叙事诗。
赵元任挽刘半农，含义双关且自然贴切，当为绝妙好联：
十载奏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
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她
最后还有一事不能不提：刘半农有一个了不起的弟弟，他就是著名作曲家、民族音乐奠基人刘天华。刘天华所作的二胡曲《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等，都是大众耳熟能详的著名曲目。与哥哥刘半农一样，他也是英年早逝。1932年刘天华染“猩红热”，去世时年仅37岁。
“狂狷文人”刘文典
如果出一道历史题：“狸豆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哪位名人?或许大多数读者都答不上来。其实这个人就是本文要讲的“第三只兔子”——刘文典。
刘文典，字叔雅，原名文骢，笔名刘天民。关于此人出生年份，一说为1889年，己丑年；本文亦经多方考证比较，采取有周作人等同时当事之人亲说为证的、同时也是最为通行的说法，将刘吱典归为一“兔”而非一“牛”。
还说“狸豆乌”。此乃刘文典刘叔雅之自称，用文字学上的变例，“狸刘”可通读，“叔”与“菽”通，“菽”字又为“豆”字的象形古文，“雅”则是“乌鸦”的本字；故而，“刘叔雅”即“狸豆乌”也。没办法，学问太大，自称都这么高深。
刘文典幼年入教会学校，受到良好的外文训练，为以后通晓英、德、日等外语打下了扎实基础。青年时期曾从陈独秀、刘师培学习，接受了用西方哲学对照中国古籍的研究方法。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赴日本，从章太炎学习《说文》及文字音韵之学，辛亥革命后回国。由于反对袁世凯，再次流亡日本，加人中华革命党，任党部秘书处秘书。1916年袁世凯倒台后，刘文典回国，由陈独秀介绍，应聘于北大，任教授。五，四运动前后，担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编辑。在北大10年，刘文典勤奋治学，竟开课10门。后来又在清华大学任教，抗战时期随清华大学转移到昆明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他认为高校教师必须对某一方面有专门研究，在课堂上他只讲自己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心得体会，于是便显得极有个性。
刘文典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他性情滑稽，善谈笑，好吸纸烟，就是说话的时候，也总有一支烟粘在唇边。刘文典爱吃猪肉，有一次他看到钱玄同在餐馆吃饭时要的都是素菜，便上前说其不是，庄谐俱出，窘得钱玄同夺路而逃。
讲话口不择言，也是刘文典的一大特点。因为他是安徽合肥人，所以经常提起同乡段棋瑞，称之为“我们的老中堂”，接着就是骂人的话，直牵连到段的父母身上。这还算不了什么，只是背后骂骂人罢了，后来他回到安徽，与蒋介石发生的冲突，可就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了。
1928年刘文典掌管安徽大学时，有一次该校学生闹学潮，时值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抗日专剿共，并将爱国学生运动诬蔑为赤化分子，要严惩不贷。刘文典对蒋介石经教育部下达的文件用“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语，尤其对“传令刘文典”、“蒋委员长召见”等措词极为愤懑。在蒋介石办公室里，蒋面带怒容，张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大怒，一拍桌子：“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撞去，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学校长坐牢案。此事激起安徽大学师生公愤，举行游行示威以示抗议。后经蔡元培出面说情解释，说刘文典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将刘免职了事。此公狂狷不驯，大性大情，可见一斑。
其实，早在此事发生之前，刘文典就已深深得罪过蒋介石了。蒋掌握大权不久时，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文典“不识抬举”，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所希望的“欢迎如仪”那种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刘文典的观点是：“大学不是衙门。”虽然同样的事情因时代、社会、人物等具体环境的不同而不能强求类比，但“狸豆乌”此举，恐怕今天没有哪个大学校长能做到吧?
狂狷之人刘文典，也有佩服人、维护人的时候，譬如对国学泰斗陈寅恪。刘文典曾说自己“十二万分”地佩服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教课时，时有日本飞机轰炸，空袭警报一响，马上停课，教师学生都到防空洞里躲避。有一次刘文典听到空袭警报，急急忙忙往外跑，跑到半路；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想起陈身体羸弱，行动不便。于是便折回来，招呼几个学生，一起急急跑到陈寅恪家，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刘文典不让学生扶自己，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I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
跑到城外，正看见沈从文从他们身边经过，刘文典不高兴了，大声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町是该死的，你干么跑啊尸沈从文乍闻此声，不由得又惊讶又气愤，但一看是刘文典，也就懒得反驳了。
原来刘文典一心扑在国学上，再加上为人狂狷，因此很瞧不起沈从文等一般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而且从来不掩饰对他们的鄙视。“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这是刘文典的信条之一。有——次别人跟他提起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想了一会儿，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当沈从文被联大提升为教授时，刘文典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刘文典的课和他的人一样，也是个性十足的。籍属安徽的刘文典普通话不佳，他讲文章，闭着眼睛，像是在沉思，又像是自言自语。由于牵扯的内容太多，讲得又太投入，有一个学期他居然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
他讲的课，不仅学生喜欢，老师也喜欢，其中不乏大学者。比如吴宓，常是他的座下嘉宾，每次去听课都坐到最后·一排。刘文典每有独到之处，总是抬头往后排看，似是谦恭实则得意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刘文典的课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听的，他自称世上懂庄子的人只有他自己与庄子本人，其他所有研究者只能算半个。性格怪僻的刘文典讲课时，教室里不允许超过 30人；超过30人，他就罢讲了。他在一次讲课中，得知所到学生超过30人时，拔腿就走，拂袖而去。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授课之道，恐怕已再难寻觅了。于今听来，如闻《
山海经》矣!不禁令人心向往之。
刘文典不喜欢中医，他关于中医的见解，也是语出惊人，极尽诙谐刻薄之能事。他说：“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
除了固执己见，刘文典还坚持用文言古句，反对用标点符号。这位大名鼎鼎的教授还有一个令今人匪夷所思的大缺点，就是吸鸦片烟。 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各校回原在城市复校，他却不肯随清华大学回北京，而是留在云南大学任教，理由是舍不得“二云”：云土(即鸦片)和云腿(云南宜威火腿)，因此便有了“二云居士”的称号。
刘文典主要的学术造诣在校勘学上，其《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札记》、《读{文选)杂记》都是不朽著作。他的《庄子补正》功底扎实，一丝不苟，陈寅恪读后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
昆明解放后，刘文典继续留在云南大学任教，在他身上发生的町算是奇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比较顺利地过了关，彻底戒掉了鸦片烟，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后是刘文典一生中最积极乐观的一段时间。1958年刘文典逝世。
结 语
为人但有真性情。三位昔日的北大教授已经作古，而他们的治学思想、处世态度、为人之道和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仍然让后来人向往，追忆，深思。
“三只兔子”现象以及北大整个教师团队空前繁荣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蔡元培长北大，在于蔡确立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教育独立的精神和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基本准则。从那时起，学术自由的思想日渐彰显，成为中国大学占主流地位的理念。而蔡元培这个人物的产生及他的教育理念推广开来，还是因为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政治宽容性和社会自由度，各种新旧思想得以自由生长、撞击、交融，没有任何一种声音能够覆盖其他声音，没有任何一种主义可以压抑别的理想。清朝灭亡后，资产阶级共和思想和社会制度逐渐深入人心，社会上充斥着学习、模仿西方文明的气氛。正是这种较为宽容、自由的社会大环境，即使是兵荒马乱、政治动荡的年代，也能产生“三只兔子”这样的学术大家，也能产生北大、清华这样的现代大学。历史是摆出来让人回头审视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社会大气候的宽容与自由，使得中国现代大学的童年显现出蓬勃的生机，大师云集，学术灿烂，人才辈出，在现代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自治团体昂然于世，大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超脱于任何潮流、不受任何派别控制的独立性和表示异议的倾向，使大学成为一种令社会上各种势力都感到不安的力量。自袁世凯洪宪称帝，惹得天怒人怨，落得羞恨暴死；辫帅张勋复辟，天下兴讨，龙旗七日倒地；封建皇权在中国便不是任何政治力量敢于争取、起码是不敢公开争取的目标了，整个社会躁动着民主的气息，即使是北洋军阀，也在极不情愿地、笨拙地、然而有时也不失认真地学习这种外来文明，粗鄙武夫者流亦对此有所畏忌。比如贿选总统曹锟，也知道需要有一个共和制的选举形式(即使是贿赂来的)。
中国古代文人一贯推崇、仰羡所谓的“魏晋人物”，杜牧有诗：“自古南朝多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向往他们那种无拘无束、不受政权变迭影响、畅游天地之间的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向往那种尊严，那种任由性情的“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名士风度。在“三只兔子”时期的北京大学，这种人物，这类情事，这些氛围，可谓彗星贯空般地返照了一下，便又遁人沉沉无际的苍冥了。而今天，已经习惯了皮毛依附、习惯了功利取舍的我们，对这种精神已感到陌生。
“三只兔子”“空前”不用说，到现在88年了，还可以说是“绝后”。但愿莫成广陵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