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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圈内的人都知道，周扬与冯雪峰的交往很有戏剧性：30年代在上海结怨，持续40年才握手言和。他们的交恶是因为长诗《汉奸的供状》的发表。周扬在1976年回忆说：
       一九三二年，冯雪峰任“文委”书记，我是“文委”成员之一。我们曾因工作上的意见分歧，关系弄得不好。我因在我所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刊登了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而和冯雪峰发生了争吵。“芸生”是当时共青团的一个负责干部名为丘九的化名，……自从这次争吵之后，我和冯雪峰之间就不大好了。
       冯雪峰后来回忆说：
       1932年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上，发表了长诗《汉奸的供状》，作者署名“芸生”。我看到了，认为这是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很不高兴。因我当时是文委书记，即去找编者，提出我的看法，并建议他在下期《文学月报》上有公开纠正的表示，他完全不同意，于是争吵起来。当天我恰好到瞿秋白处去，也就同他谈起，他也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应该公开纠正。晚上我特别跑去同鲁迅谈，鲁迅翻看了一下那长诗后认为是流氓作风，自己先公开纠正一下是好的，争取主动。我于是就同他商量，请他出面代表左联说话。他说：“由我来写一点也可以，不过还是用个人名义好。”结果就写下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一篇文章。
       至于争吵的原因，虽然两人的回忆都语焉不详，但大致还是能看出来的：冯雪峰把这首诗提高到“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高度来认识，显然不为周扬所接受。至于冯雪峰为什么要对一首诗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编者”周扬为什么“完全不同意”冯雪峰的意见?则没有答案。解答这两个问题，或许可以找到周、冯二人因此文交恶的原因。
       左翼作家对“第三种人”的反击
       与《汉奸的供状》的发表
       芸生的长诗发表在1932年11月出版的《文学 月报》1卷4号上。这首诗鞭挞的对象是“汉奸”胡秋 原，因而诗中出现了辱骂、恐吓的语言。诸如“穿着 江北苦力的衣裳——倒也像，只是皮肤白一点 ……你这汉奸——真是混账——当心，你的脑袋 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之类的话。
       芸生为什么要把胡秋原视为“汉奸”?这涉及 到30年代一场著名的关于“第三种人”和“自由人” 的文学争论。
       1931年前后，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指使下，国民党的一些御用文人发起了一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亮出了反共、反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对革命文化进行疯狂的“围剿”。“左联”在鲁迅、瞿秋白和冯雪峰的领导下，对这场反革命“围剿”进行了猛烈的还击。这时，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特性的文人，居然公开申明要做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实则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苏汶(杜衡)。
       1931年12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狗文艺论》一文，挑起了这场争论。胡在文章中摘引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述，自称是遵循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以“自由人”面目出现，在批评“民族主义文学”的同时，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进行攻击。胡秋原说无产阶级把文学艺术当做政治斗争的一翼，是将艺术堕落成一种政治的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说左翼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亵渎。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邮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这种观点，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
       在“左联”的革命作家批评胡秋原的时候，曾经是“左联”成员的苏汶则站出来为“自由人”辩护。苏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表面上不偏不倚，实则站在胡秋原一边，批评“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苏说，“第三种人”作家之所以搁笔不写，是由于左翼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对他们进行政治“干涉”，甚至“霸占”了文坛的缘故。苏汶说左翼文坛不要文学，把文学变成连环图画。当这些攻击遭到批驳时，他又发表《“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两文，与“自由人”一唱一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现今的学者回过头来再看多年以前的胡秋原、苏汶的言论，至少是比较容忍了。有的甚至认为，他们二人的言论没有什么错误。这当然是从现今比较和平的环境出发，平静地探讨学术问题的口吻。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言论对左翼文学却是具有破坏性的。因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陈望道等许多革命作家，都撰文给予严正的批判。
       在这场论争的初期，瞿秋白、冯雪峰和周扬等人的观点都是一致的，都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将胡秋原、苏汶等人的观点视为非无产阶级的观点，视为敌人来进行批判和打击的。冯雪峰先后发表《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和《“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两篇文章，对胡秋原等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
       在《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的文章里(笔名“洛扬”)，冯雪峰认为：
       胡秋原曾以“自由人”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文学的名义，暗暗地实行了反普罗革命文学的任务；现在他是进一步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的赝品”的名义，以“清算再批判”的取消派的立场，公开地向普罗文学运动发动进攻。他的真面目完全暴露了，他嘴里不但喊着“我是自由人”，“我不是统治阶级的走狗”，并且还喊着“马克思主义”，甚至还喊着“列宁主义”，然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真正显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的真面目!
       周扬在《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读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中，认为胡秋原、苏汶是反对普罗文学的“资产阶级文学”观：
       苏汶先生假使想替文学“留着一线残存的生机”，他就应该明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手中，文学才能毫无障碍地、蓬勃地生长，只有投身在无产阶级的斗争里面，一个作家才能毫无遗憾地展开他的天才。但是，苏汶先生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他只“死保住文学”，“叫人不要碰”。叫谁不要碰呢?自然不是叫资产阶级不要碰，因为他所“死保住”的就是资产阶级文学。
       冯雪峰、周扬对待胡秋原、苏汶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都是根据中共中央“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的欺骗宣传是革命中最危险的东西”的告诫，对胡、苏等人视为敌人进行打击的。
       作为“共青团的一个负责干部”的芸生，自然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投入这场争论的，他所写的“辱骂和恐吓”的长诗，只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比较过激的行为而已。
       说芸生只是“比较过激的行为而已”，并不是为其开脱。如果有人有兴趣来总结30年代文风的话，冷嘲热讽及谩骂肯定是比较突出的一种。翻看一下在那个时代左翼作家所写的文章，像这样含有辱骂和恐吓意味的文笔并不少见——即使在鲁迅的行文中也不难发现。丘九的长诗夹杂着的对当年文风的一种承接。因此，即使这首长诗辱骂和恐吓的味道严重了一些，的确有鲁迅“所指出的严重缺点和错误”，但在周扬和大多数“左联”人士看来，既然胡秋原、苏汶之流攻击革命文学，那自然是革命文学的对立派了，“辱骂和恐吓”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长诗就这样发表了。
       可是，周扬不知道的是，开始与他站在一起，同仇敌忾地反击“第三种人”对左翼文学攻击的冯雪峰，此时态度却有了转变：不再把苏汶之类的人视为敌我，而是作为可以联合起来的“友人”了。正是这种转变，使冯把这首长诗提到“违背党的策略的”高度来认识了。
       冯雪峰何以转变
       冯雪峰何以有这样的转变?在周扬和冯雪峰后来的回忆中都没有答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史研究者也不知其详。直到去年我读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程中原对“歌特”几篇文章的研究成果，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1981年10月，程中原在中央档案馆查档案时，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等3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写于1932年10月31 日，最初发表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的机关报《斗 争》第30期上，出版时间为1932年11月3日。该文后 经删节，又以“科德”的署名，在1933年1月15日出 版的文总机关刊物《世界文化》上发表。
       通读全文，程中原惊喜地发现，这篇文章是在左翼作家与胡秋原、苏汶论战时期写下的。文章虽然写到了这次论战的情况，但主要是针对革命作家在与胡秋原、苏汶等论战中的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提出了批评”，并“突出地批评了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论”。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并具体分析了文艺战线关门主义的两种主要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否认“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存在。这种批评恰恰是论战中瞿秋白、冯雪峰、周扬反击的主要观点。“歌特”写道：
       我们的几个领导同志，以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
       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
       在“歌特”看来，中共要在当时文艺界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其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认识这些中间势力并正确对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几个领导同志”否认“第三种人”、甚至把他们当做敌人来打击，“是非常错误的极左观点”。“歌特”认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文学之外，显然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基于这样的分析，他提醒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人说：“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还是属于这类文学的范围)。”并认为这类作品“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都有极大的革命作用”。从这种估计和认识出发，“歌特”警告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说：“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爱护”他们，“鼓励与赞扬”他们的革命方面，指出他们的一切弱点，“使他们在我们的具体指示之下(决不是谩骂!)走向革命斗争”。
       这里，“歌特”明确指出了不能采取“谩骂”的方式对待与左翼作家争论的人的问题。
       “歌特”批评“左”的关门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在理论方面。文章写道：
       这种“左”的关门主义，第二，表现在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照这种“理论”看来，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这种观点，显然把文学的范围大大的缩小了，显然大大的束缚了文学家的“自由”。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歌特”详细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些论述，既肯定了左翼文学批评家对“第三种人”错误理论所作批评的正确方面，又指出了他们的不足和偏颇，从正确认识文艺特性的角度，全面阐述了在“文艺自由”问题上党对小资产阶级文学家应采取的态度。
       这个对当时的文艺情况很熟悉、代表党阐述文艺政策的“歌特”是谁?文章的影响怎样?如何估价?
       程中原和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的工作人员对这些疑问进行了几年的“追索探讨、调查研究，其间得到不少学者、革命前辈以至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指导，最终得出了‘歌特’是张闻天化名的结论”。
       在程中原等人的考察过程中，他访问了30年代的一些老前辈，夏衍是其中之一。夏衍接到文章的复印件后，认为文章“是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见”，“应该说是党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开始摆脱极‘左’路线的重要标志”。但是，他断定自己当年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当然更不能断定“歌特”是谁。夏老对程中原等人说：
       更使人不解的是，经过查询，当时担任“文总”书记的阳翰笙，“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和“文委”成员的我，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些文章。而且，当时领导文化工作的瞿秋白除了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间曾和我谈起过统一战线和反对“左”倾空谈的问题，同时“左联”和其他各联的工作作风在“一二八”以后也开始了一些改变，但据我回忆，秋白从来没有在“文委”提起过这两篇文章。
       因此，夏衍开始认为，“歌特”可能是瞿秋白的笔名，但是，当夏老查阅了有关文献后，否定了自己的结论。针对有人提出“歌特”可能是冯雪峰的笔名的说法，夏衍坚决予以否定。他说：
       这肯定是不对的。事实证明，冯雪峰是读过这两篇文章的。因为如前所说，“歌特”是文章删改后又用“科德”的笔名发表在《世界文化》上，而当时冯雪峰是《世界文化》的编委之一。后来，他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即“两个口号”的论争平息下来的时候)又曾用吕克玉的笔名发表过一篇题名为《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其中说道：“在三年前，有一位‘科德’先生曾说过，我们对于作家应当爱护……我认为，如有些人对于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的态度，都不是我们的好榜样”。在此，使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他当时不把这两篇文章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传达?那恐怕也只能由党史研究专家来考证研究了。(因为一九八一年文献研究室发现了“歌特”的文章之后，为了弄清“歌特”是谁的问题，立即向当时在上海与临时中央和“文委”方面有关系的同志，从杨尚昆同志起到周扬、阳翰笙和我，逐个进行了询问，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夏衍的困惑，却给了程中原一个思路：“歌特”的文章发表后，当时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因此，程在完成了《“歌特”为张闻天化名考》这篇严谨缜密、令人信服的文章后，继续探讨张闻天的文章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这种探讨体现在《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一书中。
       程中原发现，在张闻天的文章发表后，冯雪峰连续写了两篇文章来阐发张闻天的观点，第一篇是与瞿秋白商量由瞿秋白代为起草的《并非浪费的争论》(署名“洛扬”，写于11月10日)；第二篇是《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署名“丹仁”，写于11月26日。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1933年1月《现代》第二卷第三期上)。研究了冯雪峰的文章后，程中原说：
       两篇文章完全改变了一九三二年六月发表的《“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那种措词激烈与视为敌我的调子。《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第一部分就是重新表态，说明“对于一般作家，我们要携手”，并要纠正个别同志“指友为敌”的错误。对于苏汶等人，文章说，“我们不把苏汶先生等认为我们的敌人，而是看作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我们就应当建立起友人的关系来。”对于左翼批评家的错误，也在文中作了坦率、诚恳的检讨：“我们要承认所有非无产阶级的文学，未必都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学的苏汶先生的话是对的；而且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左翼的批评家往往犯着机械论的(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错误。因为在我们的面前，有着小资产阶级文学以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存在。”
       程中原将冯雪峰的文章与张闻天的文章相对照，认为冯雪峰的文章是读了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接受党内领导人批评以后写的。而且，治学严谨的程中原还为此走访了冯雪峰的好朋友陈早春。据陈转述冯雪峰的回忆，冯写这篇文章，“是同张闻天商量过，并经张闻天看过同意后才发表的”。
       虽然程中原并没有解决夏衍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冯雪峰没有将张闻天的指示向周扬、夏衍等人传达，但是，他所梳理的历史脉络却大致让我们明白了冯雪峰态度转变的过程：开始是与周扬等人一样，同仇敌忾地对待胡秋原和苏汶，后来得到张闻天的指示后，迅速转变态度，不再采取敌对的方式，而冯的这一转变周扬却不知道，继续发表“辱骂和恐吓”的长诗。这就难怪冯雪峰要把这首长诗提高到“违反党的政策”的高度来认识了。
       周扬“完全不接受”的理由
       从程中原对张闻天文章考察过程来看，在张闻天那里了解到党的政策的冯雪峰，并没有向周扬等人传达，而只是下命令让周扬执行。因此，周扬有充足的理由“完全不接受”并与冯雪峰“争吵”。
       如果还原历史场景的话，周扬在与冯雪峰的“争吵”中至少有这样几个理由可以使他振振有词：
       第一，当年的“左联”，虽然在名义上是一个文艺团体，但同时又被视为“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革命群众团体”，因此，“左联”在“组织上所犯关门主义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当时，大多数革命作家是从政治斗争的立场来判断一个人或一部作品的、而判断的标准则是“非此即彼”的方式：要么是革命者，要么是反革命者；而革命的原则则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这样的标准和原则，在我们党已经正确地处理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今天来看，其所具有的“左”的关门主义色彩以及忽视艺术规律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当时遭受国民党当局压迫的大形势下，在当时“以俄为师”的背景下，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左”的政策的烙印下——这种烙印则是历史的必然，“左联”这样的决议，也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从当时敌我对垒的形势看，一些“左联”革命作家(当然包括周扬在内)把胡秋原视为革命的反动者甚至是“汉奸”，自有其合乎当时历史形势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芸生发表一首长诗对其进行“辱骂和恐吓”，即使语言粗俗了一些，但与当时敌我对垒的斗争形势并不相悖。你冯雪峰的文章《“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不是也有“辱骂”的内容吗?这如何能谈到是“完全违背党的政策”的?想来周扬怎么也不明白，冯雪峰竟然会认为是“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
       第二，从当时党的政策——具体到“左联”的决议——来说，这首长诗与决议所要求的“理论斗争和批评”的原则也是相一致的。这里只要引用“左联”执行委员会在1931年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对“理论斗争和批评”的精神，即可说明问题。这个决议中的第二项说：
       在现在这个文学文化上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必须是冲头阵的最前线的战士。对于敌人，他是进攻的冲锋者，对于自己的同志和群众，是指挥者，又是组织者。
       在敌人的文艺领域，不仅只注意到民族主义文学和新月派等就够，还必须注意到其他各种各样的反动的现象和集团，也必须注意到那在各种遮掩下——“左”或灰色遮掩下的反动性和阴谋性。但是，不用说，对于进步的作家，有好的倾向的作家以及开始动摇而有倾向到革命方面来的可能的作家，及一般广大的革命化或开始革命化的青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斗争和批评却应尽领导和组织的责任。
       在这里，决议要求，作为“冲头阵的最前线的战士”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在反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必须是“进攻的冲锋者”。如果明白战士在战场上对敌对者只考虑厮杀而不考虑厮杀的方式的道理，对芸生对胡秋原的“辱骂和恐吓”的长诗，自然是可以容忍和理解的。因而，可以想见的是，当冯雪峰告诉周扬这是“完全违背党的政策”时，周扬自然不能接受。
       还需要提到的是，在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发表后，一些“左联”作家写出了公开批评鲁迅的文章。
       一个多月后，1933年2月3日出版的《现代文化》1卷2期上，发表了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等4人联名的文章：《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文章对鲁迅的主要观点逐条进行辩驳。认为：“芸生的诗基本立场是正确的”，“鲁迅为要纠正‘切西瓜’之类的‘恐吓’时，却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鲁迅先生说‘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担笔制生死’的话，显然是把普洛文化运动的任务估计过低，把我们诗人与斗争实践分离，这是极危险的右倾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无形中已对敌人赔笑脸三鞠躬了。”
       ——些研究者在追述鲁迅与周扬矛盾的由来时，把首甲等人文章的发表，归结于周扬的作用。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没有可依凭的事实根据。周扬在1933年5月才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首甲等人的文章发表时，周扬还只是“左联”的一名常委，他显然没有能够策动“左联”的一些人写文章驳斥鲁迅的能量。由此说来，首甲、郭冰若等人恐怕同周扬、夏衍等人一样，既没有得到冯雪峰所传达的党的指示，也没有读到张闻天的文章，对党的指示并不了解。否则，就不会仍以前述的“左”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对待胡秋原和苏汶，专门写文章驳斥鲁迅。
       后来谈到与冯雪峰交恶时，周扬总是在检讨自己，说自己“那时候二十几岁，确实也不懂事”，有的只是“革命工作的热情”。的确，二十几岁的人在热情之外，还有的是血气方刚。可以想见的是，蒙在鼓里的周扬对于来自冯雪峰的指责，也就有了本能的解释。冯雪峰虽然比周扬年长几岁，但鲁迅称之为的“浙东人的老脾气”也是不饶人的。于是，两人之间因为这首长诗的争论也就结下了“梁子”。这“梁子”后来因为“两个口号”论争而雪上加霜，以至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75年11月初周扬去看望冯雪峰，“相逢一笑泯恩仇”，才得以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