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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Patirick Jay Hurley，1883——1963)，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人，律师出身，共和党人，曾任陆军部长，驻新西兰公使。1944年9月，他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中国，后又任驻华大使。他在执行美国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出尔反尔，轻诺寡信，和蒋介石一唱一和，公开地扶蒋反共，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赫尔利已使美国政府，“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他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
       助蒋驱走史迪威
       1942年1月3日，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盟军司令部，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委派一位美军将领，前来担当中国战区盟军司令部参谋长。美军参谋长马歇尔推荐其部属、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担任此职。3月，史迪威来到陪都重庆，在向蒋介石报到时，他强调说明，他是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监理官、滇缅路监理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他的职责和任务是，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指挥归他节制的中国军队，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发挥租借物资(即援华军用物资)的作用。史迪威素以“尖酸刻薄”著称，陈述时的那种“傲慢的神气”，令蒋介石极为不快，据侍从室的官员说：“史迪威走后，蒋一人独坐会客室内，面部阴沉，久久沉默不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更是采取消极抗日的方针，认为“美日开战，日本必败，中国得救。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战略地位的提高，美国决不会抛弃中国，而会不断援助”。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借此贮存大量的物资，利用美式装备武装国民党军队，然后，再等待时机，去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史迪威最早看出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他在日记中写道：“蒋介石总想让自己的部下耳目闭塞，因为他不依赖他们，如果他们全都什么也不知道，就绝对不会凑到一起谋反。委员长从来不肯把好大炮分配给非嫡系部队使用。同样，由于他存在着这种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心理，他不愿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总是盘算如何把军备省下来，留待将来他的地位一旦受到威胁时使用。”
       蒋介石异想天开，也要求史迪威对其惟命是从，凡事不得有丝毫的违拗。可是，中国战场节节败退的现状使史迪威十分沮丧恼火，他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军事要改革，军队要改组，那种以效忠个人的封建关系指挥军队，势必会使中国战场一败涂地。他将自己的想法报告给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并且强调：“华盛顿必须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免上当。”
       蒋介石当然不会采纳史迪威的建议，而更令蒋难以容忍的是，史迪威竟然要求撤出包围共产党的几十万大军去打日本，还要拨出一些美援物资，给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蒋介石岂容史迪威的藐视，只是投鼠忌器，因为史迪威的背后是马歇尔、罗斯福。蒋在日记中写道：“若始终强硬，则对罗斯福总统辅助中国为四强之一政策有所背弃，是于吾为最不利。”蒋介石忧虑“史迪威有权指挥中共部队，也有权接济中共部队械弹药品”，担心中共的武装力量因此而更加壮大(唐纵再向罗斯福提出要求，希望将史迪威召回美国。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国民党汤恩伯、胡宗南等部望风而逃，郑州、洛阳等38座城市相继沦陷。接着，长沙、衡阳失守。中国战场的大溃败，使罗斯福不仅不召回史迪威，反而晋升史迪威为上将军衔，并去信蒋介石，请蒋给史迪威以实际的军事指挥权，“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9月18日，罗斯福又给蒋介石发来电报，敦促蒋尽快给史迪威以军事指挥权，并且强调：“如果再行拖延，我们和我们力求挽救中国的一切努力定将付诸东流。”
       这时，赫尔利已在重庆。赫氏来中国主要负有5项使命：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民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蒋介石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蒋介石清楚赫尔利的地位和作用，更了解此公乃是一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于是，蒋便“恶人先告状”，历数史迪威的不是，对赫尔利说：“我已下决心，请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另派一能合作的高级军官来接替参谋长职务。希望罗斯福总统不要因为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间产生隔阂。”蒋介石甚至以事关主权和人格相要挟，表示绝不接受任何强制命令，“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惜”!
       赫尔利被感动了，欣然为之做说客，并且夸大其词地说，蒋介石是防止中国崩溃的惟一领袖。10月10日，赫尔利再给罗斯福去信说：“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连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将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我谨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国的一切陆空部队。”
       罗斯福看到蒋介石和史迪威已是水火不容，为维护美中战略伙伴关系，不得不作出让步，下令史迪威立即回国。10月18日，史迪威离开中国，接替他的是艾伯特，魏德迈将军。
       史迪威被召回的消息传出后，美国的舆论界立即掀起轩然大波，《纽约时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说：“史迪威被召回，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这实际上是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权……”
       与毛泽东会谈签协议
       1944年10月间，赫尔利在重庆与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多次交谈，明确表示，他受罗斯福委派，是前来中国帮助实现团结的，而决无党派偏见，所以，分配援华物资决不会偏重某一方。他还说，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应当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共产党员参加。他赞扬中共的宽容忍让，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品质。他还表示这样的意愿：在必要时访问延安。
       毛泽东得知这一信息时，正在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毛泽东说：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毛泽东还分析说：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会议经过讨论后决定，对与赫尔利会谈应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11月7日上午，赫尔利乘坐的专机在延安机场降落，当身穿军装、胸前佩戴着各色勋章的赫尔利出现在舷梯上时，周恩来立刻把毛泽东请了过来。他们在机场为赫尔利举行热情而简朴的欢迎仪式。
       次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赫尔利首先表明，他是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派，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这次来延安，还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他拿出《为着协定的基础》，说明这份文件是他与蒋介石共同草拟的，共有5条条款，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命令，要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政府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下午，赫尔利与毛泽东等举行了二次会谈，毛泽东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改变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关于改组军队，我以为应当改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毛泽东还就《为着协定的基础》，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赫尔利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合情合理的，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
       9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中共提出的协定修改草案，为赫尔利所接受。毛泽东希望赫尔利回重庆后，说服蒋介石同意中共所修改的要点。赫尔利说：我将尽力使蒋介石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赫尔利还说：如果蒋先生表示要见毛主席，我愿意陪毛主席去见蒋，讨论增进中国人民福利、改组政府和军队的大计，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的安全。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过去情况不便，未能如愿。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我还不了解蒋先生是否会同意我们的五要求。他如同意，我即可与他见面。我总觉得在我和蒋先生见面时，要没有多大争论才好。毛泽东提出，这个文件经双方同意后，双方应共同签字，公开发表。
       第二天上午10时，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第四次会谈。毛泽东就签定修改后的文件作了说明：(一)关于我们所同意的文件，请赫尔利将军转达罗斯福总统。(二)关于我们与赫尔利将军商谈的这个协定，昨天晚上我们中央委员会开了会，一致通过这一文件，并授权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三)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总之，我们以全力支持赫尔利将军所赞助的这个协定，希望蒋先生也在这个协定上签字。随后，毛泽东在这个一式两份的文件上签了字，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和见证人也签了字。文件还留有空白处，专给蒋介石签字。
       这份文件命名为《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即《五条协定草案》，主要内容为：一、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三、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会谈就要结束，赫尔利将要飞回重庆。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赫尔利也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赫尔利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写一封信。
       当天，毛泽东便将写给罗斯福的信交由赫尔利转交。信中说：“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
       背弃协定扶助蒋介石
       
       蒋介石果然不接受《五条协定草案》，赫尔利只能干着急。这时，赫尔利已是驻华大使。据当年美军观察组成员包瑞德回忆：“在我看来，从这天开始，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赫尔利确实不了解中国，不清楚国共之间的恩怨是非，但是，他却始终把握一个原则，那就是扶持、保证蒋介石政府在中国的统治。
       蒋介石告诉赫尔利，将拟定一个新的草案，请赫说服共产党接受。第二天，宋子文便送来新的草案，即3条反建议，其要点是：(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组，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赫尔利看着这3条反建议，感到很为难，因为这与他和毛泽东签署的《五条协定草案》差距太大，毫无疑义是共产党难以接受的。
       11月21日，赫尔利把“三条反建议”交与周恩来，立即遭到周恩来的质疑：“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赫尔利回答：“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他还说，蒋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只是不愿写在建议上。周恩来指出，这里所说的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只是挂名，毫无实权，说明国民党无改变一党专政的诚意。周恩来问道：“中国的团结是否以联合政府为前提?联合政府是否合理、民主的?中共参加政府是否只能当观察者，而没有实权?”赫尔利心虚理亏，只得以他只是见证人、而不是当事人来回避，躲躲闪闪地回答：“联合政府当然是民主的，但是，《五条协定草案》也不是没有可改动之处。中共进入政府是等于无实权，但是，也事在人为，譬如我们议会的议员，有的还能够控制议会。”
       显而易见，赫尔利已经背弃《五条协定草案》，中共参加谈判已经失却基础，所以周恩来通知赫尔利，将立刻返回延安。赫尔利慌了，极力挽留周恩来，说：“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则已答应。我希望你们参加进来，然后一步一步改组。”“只要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可获得美国军官帮助训练和作战，就可获得物资的供应。你们拿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改组政府呢?”周恩来当即回答：“联合政府本为毛主席在延安向赫尔利将军提出者，赫尔利将军亦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举，即会做到，也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
       赫尔利没想到却在周恩来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拜拜”作别。
       1945年1月，毛泽东曾给“美国最高官员”写了一封信，寻求与美国政府直接对话的方法，可是，赫尔利却扣压了这封信。美国作家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记述：“他(毛)的信件于1945年1月交给迪克西使团驻延安的办事处，希望他们转交给‘美国最高官员’。信中说，毛泽东或周恩来，或他们二人，已做好赴美的准备，如果罗斯福总统把他们当做中国主要政党发言人接待的话。……赫尔利扣压了这一信件。……毛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赫尔利知道，中共的军队不可能隶属于国民政府，并接受蒋介石的统率。于是，他想出一个“曲线统一”法，向周恩来提出了两条补充意见：(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个为副总司令。赫尔利想以“仲裁国”的身份，帮助蒋介石实现其不费一枪一弹便全部收编共产党武装的愿望，当即受到周恩来的严词拒绝。
       赫尔利“曲线统一”不成，干脆公然阻止给八路军的正常的美援。1月23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魏德迈申请2000万美元贷款，以用作对日作战经费。赫尔利知道后，立即给美国国务卿发去电报说：“我坚定地认为，……批准朱德将军获得租借物资和财政援助的要求，都将破坏美国的既定政策。这个政策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为政府委员长和军队统帅。”
       赫尔利在回国述职时，向罗斯福转达蒋介石的两条信息：(一)国民党不论共产党同意与否，将召开国民大会；(二)苏联现不会承认中共或接济中共，请罗斯福放心支持国民政府。
       4月25日，联合国将召开成立大会，消息传来，周恩来立即给赫尔利致电说，国民党政府是独裁统治，不能代表解放区9000万人民，因此中共代表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应占三分之二，此意见请转达美国总统。可是赫尔利却一再拒绝，后只允许中共派董必武一人为代表。
       抗战胜利后，赫尔利向蒋介石建言，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这样便可陷毛泽东于两难境地。如果拒绝来重庆，那么，将向国人昭示其无和平的诚意；倘若其真的来重庆谈判，那么，我们则以时间争取空间，拖上它一段时间，乘此将国军往华北、华中等地部署，到那时，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毛泽东和共产党便成为笼中之虎，惟有束手就擒。
       “弥天大勇诚能格”，毛泽东慨然应邀前来和谈，在重庆与蒋介石多次会谈，并且广泛接触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尽显中国共产党真心热爱和平的坦荡胸怀，更纠正了国民党妖魔化毛泽东、共产党的政治偏见，毛泽东诗人政治家、政治家诗人的形象，深受国统区人民的认知和喜爱；相反，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暴露无遗。赫尔利于无意中竟给毛泽东、共产党作了一次大张旗鼓的宣传，而给蒋介石帮了倒忙。
       声名狼藉的“讨厌鬼”
       1944年七、八月间，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指示，中缅印战区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组长为戴维·包瑞德上校，成员9人。他们依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不可低估的战斗力量，应该向他们提供武器，应该与他们联合对日作战。他们称赞中共领导人，“有着伟大的作为领导者的能力和品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多次向美国政府建议，“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应推动国共两党向着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
       赫尔利到任后，却对这些正确的论断置若罔闻。这个胸襟狭小的人，将包瑞德等视为史迪威的人，必欲扫地出门而后快。在使馆的训话会上，他严厉警告，凡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明确同意，都不得帮助重庆政府以外的个人或团体。为了加重威胁，他还歇斯底里地说：“有人犯的错误比这轻，都被我枪毙了。”
       赫尔利认为美国国内的批评舆论，都是由包瑞德透露的消息，所以他想方设法地寻机报复，先给包瑞德的晋升设置障碍，使包瑞德失却惟一的一次晋升将军的机会，然后再无端地撤包瑞德的职，随之将其调离中国。赫尔利的障碍被清除了，美军观察组也清一色地“扶蒋反共”，自然也就“很快被中共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对于赫尔利的高压手段，美国财政部派往中国的代表所罗门·爱德东不吃这一套，从1月16日至2月4日，爱德东连续给白宫写了4封信，信中说：赫尔利完全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是个自命不凡、冒充大人物的讨厌鬼。赫尔利已使中共疏远美国，并可能导致中国发生内战，使中国成为美苏冲突的焦点。华盛顿应当给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施加压力。2月25日，爱德东又给白宫写了第五封信，提醒说：“美国在中国的前途，不应该让赫尔利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去决定。”
       虽然这些信件如泥牛人海般地杳无音信，但是，美驻华使馆中批评赫尔利的声音却大了起来。赫尔利回国述职期间，使馆内文武官员聚集一处，检讨赫尔利对华政策，认为事情的发展极为严峻，应该给国务院写一封急信。这封信由美驻华武官、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起草。信中批评说，赫尔利使华以来造成的局势，“使得蒋介石方面不愿作任何妥协”，而“在共产党方面，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确定仅去支持蒋介石”。这样，中国便隐伏着深刻的内战危机。建议“总统以明确的语言告诉委员长，军事上的需要，要求我们向共产党人及其他援助对日作战的适当集团，提供补给并与之合作，我们将为此采取直接的步骤……我们相信，这将在中国产生深远的有利的政治影响”。
       罗斯福总统逝世后，赫尔利更是为虎作伥，公开声言将全力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武装的政党和军阀”，中国共产党已入他的黑名单。他还无所顾忌地追究使馆内的“不同意见者”，谢伟思被强加“偷窃文件”、其目的是亲毛反蒋的间谍罪，与其他5人被逮捕。
       谢伟思等人被捕，使蒋介石兴高采烈，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六人逮捕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乃可渐次明朗，其阻碍亦可逐渐扫除乎?而其对俄政策之坚强，亦可于此窥见矣。”
       1945年4月5日，《新华日报》针对赫尔利在美国的胡言乱语，发表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文章指出，赫尔利的谈话“有助于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毛泽东读过时评后，写下批语：“重庆此件很好。延安暂取不理态度。”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再次批评说：“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7月10日和12日，毛泽东连续为新华社撰写两篇评论，严厉批评赫尔利扶蒋反共的行径。毛泽东说：“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民主同盟两位代表时，对赫尔利的批评已带有明显的义愤色彩，他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同时，中国共产党公开表示，坚决反对赫尔利再任驻华大使。美国国内对赫尔利的非议也越来越多，指责其“颠倒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不得不纠正赫尔利所造成的偏差，改公开扶蒋反共为扶蒋容共，企图通过所谓“调处”国共关系不战而控制中国。
       1945年11月26日，声名狼藉的赫尔利不情愿地向杜鲁门递交了辞职信，自此，便再也无颜踏上中国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