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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白水(1874—1926)教过书、办过学、从过政，但就其一生来，主要还是办报，自1901年他27岁出任《杭州白话报》主笔以来，25年间他先后创办或参与编辑的报刊就有10多种，经历了晚清到军阀肆虐的动荡岁月，曾五被查封，三人牢狱，最后以身殉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这是他永不褪色的诺言。
       他的一生极为复杂，既是黄兴的战友、蔡元培的同伴，曾为革命奔走呼号，有过光彩照人的经历，也追随过袁世凯，又与安福系有难以说清的关系，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他不是什么白璧无瑕的人，但就其一生来看，正如其同乡后辈邓拓1962年说的：“无论如何，最后盖棺论定，毕竟还是为反抗封建军阀、官僚而遭杀害的。”
       一、从《杭州白话报》到《中国白话报》
       林白水原名林獬，又名万里，1916年以后才以“白水”为笔名，福建闽县青圃村人。弱冠之年他在福州书院就读，就已是小有名气的闽中名士，深受老师高凤岐(啸桐)的赏识。年轻时曾和同乡林纾同在林伯颖杭州的家塾任教，成为林长民、林尹民等的老师。又应同乡、杭州知府林启之邀，先后执教于杭州蚕桑学堂、求是书院。受林启创办新学的启发，1899年春天，他和方声涛、黄层云等在福州创办第一所新式学堂“蒙学堂”，“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中的陈更新、陈可钧、林觉民等多位福建籍英烈曾在此求学(方声洞、林文等也是他的学生)。
       1901年6月，求是书院学生、杭州名士项藻馨创办《杭州白话报》，邀请林白水主持笔政，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就是林白水起草的，这是他第一次涉足报刊事业。他以“宣樊”、“宣樊子”的笔名不断用白话在报上鼓吹新政，攻击小脚、迷信和鸦片(随后杭州出现了第一个“女子放足会”)，也曾刊出以古文名世的林纾的《白话道情》(那时的林纾已翻译了《黑奴吁天录》，“不以仕途为念”，思想开放，倡导维新)，都很受欢迎。《杭州白话报》由最初的月刊，变为旬刊、周刊、三日刊，最后成了日刊，发行量也从2000份增加到3000份，直至5000份，风行杭城及附近各地。
       1902年4月，林白水应蔡元培之邀来到上海，一起组织“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他的革命生涯由此翻开了第一页。接着，他和蔡元培等创办了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及社刊《学生民界》，“鼓动反清革命，言论尤为激烈”，也曾为《苏报》写过时评。这些活动无论在当时的上海，还是在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史、革命史上都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
       1903年春，他和妹妹林宗素第一次留学日本，双双参加拒俄义勇队，秘密发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执笔起草《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参加者包括黄兴、陈天华、张继、孙翼中、苏曼殊等。
       这年夏天，他和黄兴等一起回到上海，正值“《苏报》案”之后，章士钊等创办《国民日日报》，邀他加入，不幸因内讧而夭折。12月15日，蔡元培创办《俄事警闻》(1904年2月15日起改名为《警钟日报》)。因为林白水以前办过《杭州白话报》，所有白话文都由他执笔，但多不署名，12月19日，林白水独立创办了《中国白话报》，实现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那时候报刊不分家，名为“报”，实际上是期刊，先是半月刊，后是旬刊，发行量从创刊时的数百份到后来增至上千份。几乎所有栏目都是他一个人写的，他以“白话道人”的笔名大力倡导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百姓合群等新观念。在第一期的“论说”栏中他写道：
       ……这些官吏，他本是替我们百姓办事的。……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倘使把我们这血汗换来的钱粮拿去三七二十一大家分去瞎用……又没有开个清账给我们百姓看看，做百姓的还是拼命的供给他们快活，那就万万不行的1
       1904年2月16日，他在第七期“论说”栏发表《国民的意见》指出：“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100年前，他就以大白话提出“纳税人的权利”思想，在当时还是罕见的。
       他在17、18期“论说”栏连载的《论刺客之教育》一文产生了实际影响，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为炸清廷考察宪政五大臣而舍身赴义的吴樾，在《暗杀时代·自序》中叙述了他在《中国白话报》等报刊影响下思想转变的过程。《民报》曾刊登吴樾写给妻子的绝笔：“自阅《中国白话报》，始知革命宗旨之可贵；自读《论刺客》一篇，始知革命当从暗杀人手。”
       1904年10月8日，《中国白话报》出至第24期停刊，离创刊不到10个月，但在中国报刊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林白水打破了文言八股起承转合的锁链和绳索，对新闻文体的发展作了许多新的探索。他的新闻作品已具备现代新闻文体(通讯、特写)的基本特征，如《俄国武官不客气的说话》、《商部尚书吃花酒》、《大家听戏，好玩得很哩》等大量新闻，以浅白的文字报道了那个时代的真相，一方面是国土被占、妇女被奸淫、财富被抢掠、百姓被杀戮；一方面则是统治者继续沉溺于听戏、花酒，照常取乐。在新闻体裁上，他较早采用号外、文摘、时事问答、连续报道、综合报道、集纳新闻、编者按、编后记等多种形式，用以报道新闻、展开评论。他的评论辞锋犀利，鼓动性强，是我国新闻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评论的政论家之一。在语言上也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明白如话，通俗易懂，辛辣尖刻，冷峭凌厉，早在五四运动倡导白话文之前他就已付诸实施，两办白话报，仅这个功绩就无人能比。梁启超半文半白的报章体风靡当时的新闻界，而林白水独树一帜，大胆采用纯白话，纵笔所至，畅所欲言，文章中不时夹杂着新名词、民间口语及方言词汇，读来活泼上口，明快畅达，同时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常用反语，有时尖锐得近乎刻薄。这一特点在他晚期的政论中表现得特别充分，深受读者欢迎，也为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这是后话。
       20多年后(1925年12月4日)他在《社会日报》回忆起这段经历，还不无骄傲：“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我从杭州到上海，又做了《中国白话报》的总编辑，与刘申培两人共同担任，中国数十年来，用语体的报纸来做革命的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
       二、从黄兴的战友到入袁世凯的彀中
       1904年11月，清廷大肆筹办“万寿庆典”，为70岁的慈禧太后祝寿，林白水愤而写下一副对联，在《警钟日报》发表：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一联既出，令人拍案，上海各报乃至外省不少报刊无不争相转载，传诵一时。
       11月19日，上海租界，安徽志土万福华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失败被捕，林白水和黄兴等11人先后被捕，他因查无实据关了一天就被释放，即在《警钟日报》发表文章大谈“侠义之士”、“为侠客辩证”：
       万福华和被捕的青年，都是古时所谓的‘侠义之士，，而满清却污他们为匪徒。侠义和匪徒相距何啻千万里?侠客是除暴安良的义士，即使在外国也算崇尚侠义精神的。
       为万福华案，他到处奔走请律师、写文章等，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身边常有可疑的人跟踪。在参加了“光复会”的宣誓仪式之后，1905年初春，他回福建暂避。他的一篇《革新福州教育刍议》导致了4所府学的诞生，也是造福桑梓之举。
       这年7月底，他再次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主修法政，兼修新闻，有人说他是“中国留学外国学新闻学的第一人”。他先后与宋教仁、孙中山结识，孙中[U手书“博爱”相赠。同盟会成立时，他欣然参加。年底，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酿成中国留学生的抗议浪潮，他愤然退学回国。在福州乌石山隐居期间，他与黄展云合编了《高等小学修身课本》，与黄振云等合编《高等小学经训教科书》，作为福州各个高等小学的教科书。1907年初，他再次来到上海，以卖文为生，当时“海上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 期)。他曾夜以继日赶写《中国民约精谊》一书，刺破手指 给老师高凤岐的弟弟、他的同窗高梦旦写了一封慷慨淋 漓的血书，商务印书馆破例预付1000元银票的稿酬，他 全部赞助赵声、柏文蔚他们在南京举义。
       1907年秋天，他第三次东渡日本，再入早稻田大学， 开始系统研究英美法律和日本的教育。应高梦旦约稿， 他先后翻译了《自助论》、《英美法》、《日本明治教育史》 等著作，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译编的《华盛顿》、《俾 斯麦》、《哥伦布》、《大彼得》、《纳威尔》、《加里波的》等6 本小册子，介绍西方近代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人物，被 商务印书馆列入“少年丛书”，誉为“记事简明、议论正 大，学生校外必读之书”，长销不衰，从1909年到1930年 共发行了13版，其中《大彼得》发行19版之多。
       1910年夏天，林白水学成回国。辛亥革命以后，他回 福建参加都督府参事会，主张三权分立。随后被任命为 法制局长、省临时议会议员。他四易其稿，制定了福建第 一部选举法。他主持下的法制局创办《时事选刊》，成为 我国最早的文摘报刊之一。
       1913年春天的民主浪潮中，他以共和党籍当选为众 议院议员，北上进京，从此入袁世凯彀中长达3年。1914 年1月，袁世凯悍然下令解散国会，搞了一个袁记的“政 治会议”，接着又有“约法会议”，林白水被任命为“政治 会议”、“约法会议”的议员，还做了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督 军府秘书长，得到袁的赏识。这年春天他以福建军务善 后帮办身份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时值“二次革命”后不 久，福建《群报》、《民报》、《共和报》等被封，《民报》、《共 和报》主笔 黄展云、陈 群尚在狱 中，经他的 努力才得 以获释。
       1915年，旧识刘师培拉他参加“筹安全”，薛大可主办的《亚细亚报》上也发表了他不少文章，撰表纪、写劝进书，袁世凯论功行赏，他捞了个参政院的参政。在林白水波澜起伏的生命中，这位书生论政的高手没有写好庙堂问政这一笔，1913到1916年这3年是一个败笔。不过回到当年的历史场境，想到1912年秋天孙中山一度也为袁世凯高唱赞歌，黄兴更是说“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规画，尤为感佩”，甚至请袁世凯和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蔡锷、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也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袁世凯确实迷惑了许多的英雄豪杰。林白水3年的迷途并不显得突兀。
       袁世凯的皇帝梦被蔡锷他们的枪声打碎，一命呜呼。3年在朝，林白水看破了政治舞台上的翻云覆雨、尔虞我诈，下决心告别政坛专心于新闻事业。
       三、从《公言报》到《平和日刊》
       1916年8月1日，林白水辞去议员，9月1日，《公言报》便在北京问世。《公言报》的创刊得到了他的同乡、早年的同事林纾的帮助，办报资金就来自林纾的门生、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所以这还算不上一张独立的报纸。也是这个时候开始，他以“白水”的笔名发表论说、通讯，亦庄亦谐，笔锋犀利，辛辣无比，乃至“白水”之名淹没了他的本名和过去的笔名。他字少泉，“泉”字身首异处即为“白水”，表示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同时他家乡有座白水山，他常对人
       说：“吾乡青圃白水山是吾他日魂魄之所依也。”他由此开始生命中最后10年的艰难跋涉，心无旁骛，几乎把这10年的精力、时间、智慧全部献给了报业。
       《公言报》有替安福系说话的时候，但也发表过“有吏皆安福；无官不福安”这样的对联，“见者莫不哄堂拍案，段派知之，衔白水甚”。有时候他甚至给段祺瑞出难题，1917年春，他首先披露政客陈锦涛贿赂议员拉选票的丑闻，独家披露了原交通总长许世英在津浦租车案中贪赃舞弊的丑闻，京都舆论一片哗然。结果陈锦涛锒铛入狱，许世英畏罪辞职。1921年12月13日，他在《新社会报》发表《靳内阁的纪纲原来这样》一文，旧事重提：
       我还记得合肥(段祺瑞)当国的时代，交通总长许世英，因为他靠着合肥是他拜把的弟兄，一方又是入了国民党的党籍，所以胆子大了。办一个津浦租车的大事件，不幸给区区知道了，想尽法子，把他那租车合同抄得一份，给他一个体无完肤的批驳。在《公言报》上一登，这位矮许先生第二天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己乖乖地告发自己，还请总理／辰人查办。以合肥那样蛮干的家伙，也不能不有三分尊重舆论，因此也就暗暗的劝他辞职。你想吧， 那时候的合肥，简直跟项城差不多远，他以总理之尊，却 不能保护一个把弟兄，可见当时北京城还有些纪纲。
       还有一位财政总长陈锦涛，也是因为五万块钱的贿 赂，给区区知道了，当天在报上一发表，陈锦涛也是乖乖 的自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请查办。不上几天，陈氏辞了 职，就给地方厅传了进去押起来。审判结果，定了徒刑的 罪名。后来还是费了多大的劲，弄个大总统援照约法，给 他特赦出来。不然，至今还关在监狱里边哩。
       1925年12月24日，他在《社会日报》谈到这段历 史时，不无得意地说：“公言报出版一年内颠覆三阁员， 举发二赃案，一时有刽子手之称，可谓甚矣。”
       1917年这一年北京政坛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 我登场，他发表时评《民国六年北京之所有》说，“总理 一年而九易，则政乱可知”。7月22日的《印之蒙尘》时 评，通过屡失官印，对民国上层政治极尽嬉笑怒骂之 言，发出了“印且不免于蒙尘，而吾辈乃欲求其一旦之 安适，宁非妄欤吁”的慨叹。7月23日的时评《便宜不 得》，表示不能便宜上演复辟丑剧的前清小朝廷。张勋 复辟10天前失败了，但5天前北京政府竟发布了为清 廷洗刷罪名的命令，毕竟段祺瑞、徐世昌都是前清旧 臣。《便宜不得》敢于与权贵唱反调，赢得了街头巷尾老 百姓的赞誉。此文既见忌于徐树铮，也为林纾所不满。 之后林白水还写了《无血之杀人》、《渔人得利》等辛辣 的时评。他的一篇《青山漫漫七闽路》时评，揭穿即将出 任福建省长的许世英贪赃舞弊、任用私人的老底，打破 了许的省长梦。他与安福系的裂痕自然越来越大，离开 《公言报》是必然的。
       1918年3月，他组织北京新闻记者团赴日本考察。1919年2月，“南北议和”开幕的当天，他在上海创办《平和日刊》，常常率先透露北方政府的消息。他女儿林慰君回忆“每一论出，南北和议代表拱手以听，军阀欲顾咋舌；望平街市上响晨翘首鹄立者数千，人踵相接也”。3个月后，和平会议宣告破裂，《平和日刊》随之偃旗息鼓。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抨击新文化运动，并辱骂蔡元培。虽然林白水不在北京，此事与他更毫无关系，但他深感内疚，觉得对不起老友。5月中旬，他回北京后，即与《公言报》分道扬镳。
       四、从《新社会报》到《社会日报》
       1921年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一起创办《新社会报》，对开4版，他为社长，胡政之为总编辑，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但当时报纸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赖以生存的不是发行与广告，而往往是某一政治集团的津贴，军阀政府也很注意控制舆论。林白水与安福系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对他们的黑幕了如指掌，“议论个人长短，或揭人隐事，‘涉及权贵私德问题，形容备至，不留余地’。他常常把犀利的笔尖指向政府财政机关，利用内幕新闻敲竹杠，他打算向人要钱，就指名大骂一顿，‘给钱就不巧，决不恭维”’(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甚至连与他向来友好的，也刁；为他“笔下所饶恕”。权贵们又怕他，又恨他。当时曾任财政次长、总长的李思浩回忆，对《新社会报》“要给以相当数目的资助”，胡政之对此不满，感到“北京办报易受压迫”，担心被牵连进去，不久即南下上海办国闻通讯社去了。果然1922年2月《新社会报》就因披露吴佩孚搬用飞机炸弹和盐余公债的黑幕，被警察厅勒令停刊，只生存了一年多。
       两个月后(1922年5月1日)，《社会日报》面世，林白水在复刊词中说：“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
       1923年1月，教育总长彭允彝献媚军阀，破坏司法独立，德高望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奉行“不合作主义”，于18日辞职离京，引发了北京学界的驱彭风潮。21口，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刊出一篇述评新闻，大标题为：
       北京城圈以内之绝大风潮
       议长政客与学生宣战
       副标题也很醒目：
       皮鞭枪把击伤无数青年
       重伤待毙者二十余人
       何所谓人道何所谓法治
       与恶魔宣战者靡惟学界
       教育界之惯激及其表示
       直点议长吴大头(景濂)之名。
       1月27日，他在时评《否认》中盛赞蔡元培的为人，“若彼攻击之者，更无一人足以比拟蔡氏于万一”，坚决表示“吾人对于现政府与议会绝对的否认”。
       1月28日，他在《告知识界》时评中说：
       就眼前之司法被蹂躏，教育被破坏两问题，我们知识界要群起作积极消极的应付，积极方面，就是唤醒全国的舆论，促起全国各界的注意，用大规模的示威，推倒程克(司法总长)彭允彝(教育总长)……消极方面，就是凡属知识界的人物，对于现政府各机关职务，就应立刻引退(全体罢工)……因为知识界要是全体罢工，我敢信政府一定担不起。无论如何，总要屈服。……
       同时对北京8个大学宣布独立、不听命于教育部之举大为称赞。《社会日报》与权势力量短兵相接，站到了时代的最前面。2月22日，新春伊始，在一片“恭喜”声中，他发表时评《恭喜，张内阁，快点倒下去》，接着他连续发表《缓急倒置》、《请看某部之大拍卖》等文，“今之北京政府，可谓完全不懂事家伙凑在一堆，自名曰政府，自号曰中央，犹复不知羞耻地自谥‘合法’。”他说议会、政府成了“拍卖行”，大小官吏“都有定价”，明日张胆，卖官鬻爵。林白水寸管在手，通过《社会日报》这个舆论的平台无所顾忌地批评时政，指斥权贵。
       各路军阀、议员、政客、官僚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他们对林白水的恨是一致的，《社会日报》成为他们的眼中的芒刺。2月28日，《社会日报》“紧急新闻”栏刊出一篇《吴大头之进项》，骂吴景濂“塞外的流氓、关东的蛮种”，披露了曹锟送他3万元、送副议长张伯烈1．1万元等丑闻。6月，又揭穿了曹锟贿选总统，每个议员每月津贴600元、每张选票5000元大洋等内幕，大大地触怒了当权者，结果报馆被封3个多月，林白水也被囚禁了3个多月，罪名是妨碍总统选举行为。但他没有被压倒。
       1924年秋天，冯玉祥反戈发动北京政变，当了1年零20多天总统的曹锟黯然下台，成了阶下之囚。两天后(11月4日)，林白水发表时评《哭与笑》，将那些窃据要位、贪得无厌的军阀、政客戏弄了一番。11月10日，在时评《请大家回忆今年双十节》中，他从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曹锟惨败的事实出发，得出了“武力靠不住，骄横乱暴贪黩之可危”的结论，警告“继曹吴而起的军事当局”，“尽可以就拿曹吴这一幕电影写真，来当教科书念罢了”；“孙中山所以敢于只身北来，……就是他抱个三民的主义，能得一部分的信仰罢了。……要是没有主义，单靠兵多地盘广，那末曹吴的兵，曹吴的地盘，何曾不多不广，为什么不及三礼拜，会弄得这样一塌糊涂?”这是一篇文采斐然而有见识、有胆气的大文章。
       2月31日，孙中山扶病进京，林白水连续发表《吾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时评。孙中山的死使他陷入悲痛之中。
       五、从“卖文字办报”到以身殉报
       从《新社会报》到《社会日报》前后5年，是林白水办的报纸中历时最久的一份。除了无情地鞭笞上层社会的黑暗，他亲身在街头巷尾接触底层社会，力图通过自己的报纸传达民间的呼声，关心底层疾苦，注重社会新闻成为《社会日报》不容忽略的一个特点，“举人生日用社会消息，无不笔而出之”。他亲自采写的一篇关于洋车夫的报道，“都门中下社会胥为震动，报之销路飞涨，日以数百份汁”，真正做到了“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国闻周报》第3卷第30期称其为“苍头异军突起，报界风尚为之一变。”老牌的《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说：“北京之中央公园，夏日晚凉，游人手报纸而诵者，皆社会日报也。”
       1925年7月3日起，他在《社会日报》副刊“生春红”每期登载《林白水卖文字办报》的广告：
       《社会日报》自出世以迄今日，已满三年，耗自己之心血，不知几斗；糜朋友之金钱，不知几万。艰难缔造，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触忌讳、冒艰除，所不敢辞。然为资力所扼，发展无望，愧对读者。……计不得出，唯有出卖其自以为能之文与字，藉资全活。
       接着他又刊出了“润例启事”。但也有史料表明，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4等，《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都属于“超等者”6家中，每月可得津贴至少300元。林的女儿回忆，家中佣人最多时有10人，家庭教师有5位，房子有四五个院子、三四十间，而且他酷爱金石砚台，经常收买各种名砚，要维持这样的生活无疑需要大量的金钱。这是林白水生活的一面；另一面他时时以“公共言论机关”为念，在腐朽黑暗、险象环生的北京独立支撑《社会日报》，以他无比犀利的笔“发抒意见”也是事实。
       这年12月1日，正值北京《晨报》馆被捣毁，《社会日报》差点被砸，林白水也收到威胁信。他在《社会日报》登出《白水启事》：“今则年逾五十，家徒四壁，一子一女，学业未成，外对社会，内顾家庭，犹多未尽之责，迭承亲友劝告，勿以言论召祸。自今日起，不再执笔为文……”当天时评栏的署名即由“白水”改为“记者”。
       当时的北京新闻界，“报馆，不下百十家，通讯社，亦不下百十处。讯以同通，文以同载，篇章抄袭，意兴寡索，其志在骗乞津贴。挂名部曹，藉此以为媒者不必说，即号称大报日出三大张，亦不过多载‘呢”么’等新文，‘呀’‘呵’等新诗，其艰奥难读，其于典漠誓训，非浅学者所能共喻”(1925年12月21日《社会日报》)；“无私无党，直言不讳者，白水一人而已。观其时评，无论任何军阀、任何政客、任何士民，有好坏处，莫不良心驱使，力加戒勉，且聪明绝顶，料事如神”(1925年12月10日《社会日报》)。他“信手拈来，借成妙谛；其见诸报章，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词严义正，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污吏寒心，贪官打齿”，“对一般恶官僚，
       当头棒喝；对一般新青年，痛下针砭”，人称“透骨见血，铁肩辣手”。
       难怪在他声明“不再执笔为文”后5天里就收到200多封读者来信。有人甚至说：“我们每日拿出脑血换的八枚铜元，买一张《社会日报》，只要读一段半段的时评，因为他有益于我们知识的能力。”从12月6日到27日的22天中，他在《社会日报》每日一栏，一共发表了57封读者来信。
       他从热情的读者那儿汲取了力量，感到无比的感奋。12月20日，他再刊出《白水启事》：“这半个月之内，所收到的投书，大多数是青年学生，都是劝我放大胆子，撑开喉咙，照旧的说话。我实在是感激的很，惭愧的很。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文字贾祸，也很值得。”不料一语成谶。
       当天的时评又署上了“白水”之名，他的笔像投枪一般掷了出去。在随后几天的时评中，他对段祺瑞的新内阁发起猛烈攻击。比如《陈澜生别来无恙?》、《不堪回首》挖出了两个曾被他在《公言报》骂倒的政客的老底，还以《不堪回首集》的总标题逐日刊登《公言报》揭露他们丑闻的报道，使这两个新任总长臭不可闻。“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他的新闻评论实践了自己“说人话”、“说真话”的诺言。
       1926年4月16日，直奉军阀进城以后，他还发表时评赞扬冯玉祥秩序井然撤出北京。这一见面礼自然引起军阀的忌恨。4月21日，他发表《合肥政治闭幕》时评。他曾在报上自白“我这些说话，是着眼在国家利益，社会安危，与军阀个人，哪些党派，可是毫无关系”。4月24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捕，26日在天桥惨遭杀害。黑云压城、新闻界人人自危。5月12日，他竟然在《社会日报》头版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断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5月17日，他在时评《代小百姓告哀》中批评直奉联军：
       树讨赤之旗，……但直奉联军开到近畿以来，近畿 之民，庐舍为墟，田园尽芜，室中鸡犬不留，妇女老弱，流 离颠沛。彼身留兵祸之愚民，固不知讨赤有许多好处在 后，而但觉目前之所遭之惨祸，虽不赤亦何可乐也!…… 赤党之洪水猛善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乌 夫，自由自汝之名以行，今之讨赤者，念之哉!
       “军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除是死不要 脸，愿作走狗，乐为虎伥的报馆，背着良心，替他宣传之外，要是稍知廉耻，略具天良的记者，那有刁；替百姓说话，转去献媚军人的道理。”这是他1926年5月26日发表的时评，今天读来依然掷地有声。6月5日，他发表署名时评《欢迎吴张者注意》，批评炙手可热的军阀，以及嗜利、逐臭的趋炎附势之徒。“报馆要替百姓说话，不去献媚军阀”与他办《中闲㈠活报》时以民为本的思想一脉相承，到什么时候都有着抹杀不厂的甘：命力。曾在他家做过家庭教师的考古学家容庚说他“视权贵蔑如也。其所办日报，抨击军阀，笔锋犀利，如挝渔阳之鼓……其身世与祢正平略同”。他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但以“说人话”、“说真话”为天职的报人，他别无选择。一篇篇时评，如同一根根芒刺扎在军阀的背上，杀机早已伏下，林白水命在旦夕。
       1926年8月6日凌晨一点，北京宪兵司令王琦诱捕了林白水。主宰北京的山东督办张宗昌想杀他可谓由来已久，起因是他在报上讥讽这位“狗肉将军”是“长腿将军”(影射他的部队遇到敌人撒腿就跑)等。直接起因则是8月5日的时评《官僚之运气》得罪了张的智囊、曾是财政次长的潘复：
       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囚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可见表面炎炎赫赫之某肾囊，由总长降格求为督办；终不可得，结果不免于刳池子之玩笑，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
       早在1923年1月2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发表《山东全省好矿都要发现了，矿师潘大少爷恭喜山东人发财》，揭露潘复贪污敛财的劣迹，使其未当成山东省长，潘早就怀恨在心。8月5日，潘复看到《官僚之运气》的当晚，先是令人给林白水打电话，要他在报上更正并且请罪，林以“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而断然拒绝。潘复恼羞成怒，在张宗昌面前哭诉，要求将林白水立即处死。林白水被捕的消息传出，京中友好纷起营救，杨度、薛大可等苦求张宗昌，薛大可长跪不起，王琦与潘复耳语而去。等到张宗昌同意将“立即枪决”的命令改为“暂缓执行”，凌晨2点，传来的是已执行半个小时的消息，这是潘复与王琦串通定要置林于死地。
       其实，8月6日清晨4点10分，林白水才被押赴天桥刑场，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枪决(1926年8月7日《晨报》)。子弹从后脑入，左眼出。被难之时，他身穿夏布长衫，须发斑白，双目犹未全闭，陈尸道旁，见者为之酸鼻。这一天离邵飘萍被杀相距不过百日。两个著名报人因为“说人话，不说鬼话”、“说真话，不说假话”而以言获罪，在同一地点遭公开杀戮，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悲怆的一幕，后被称为“萍水相逢百日间”(1928年北京《自立晚报》的新闻标题)。
       林白水留下的遗嘱写于8月6日凌晨4点：
       我绝命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说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J、林、宝玉和气过日，所有难决之事，请莪孙、淮生、律阁、秋岳诸友帮忙。我生平不作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
       丙寅八月七日夜四时万里绝笔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最放心不下他只有12岁的女儿，以致将年、月、日都写错了，他写了“丙寅”，按阴历那天是六月二十八日，阳历也不是8月7日，而是6日。从手迹来看，这份遗嘱也不是一气呵成的，“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8个字就是后加的，对他心爱的女儿的关怀之情尽在其中。林慰君说：“人家都说先父是慷慨就义，丝毫不在乎。但他内心的痛苦不知多么厉害!又有谁知道?”诚哉斯言!痛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