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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一波是惟一健在的中共七届中央委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他长期在陈云直接领导下工作。尽管比起其他老战友来，或许薄一波与陈云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并不算很早，但他们之间确实有太多太多的不解之缘。
       “这种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就是善于
       牵住牛鼻子，因而进退自如，疾徐由
       我，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薄一波与陈云相识于延安。
       1943年11月，薄一波从敌后太岳根据地到延安，准备出席党的七大。这是他人党以来第一次来到中央。第二天，毛主席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随后，他分别看望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陈云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薄一波去看望陈云时，陈云很客气地站起来欢迎。薄连忙说：不要这样。陈说：这是应该的。并补充了一句：毛主席对来见他的人，也总是要欠欠身子的。
       在延安，薄一波与陈云有几次长谈，涉及的内容广泛，特别是关于学习问题，薄一波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这样回忆：
       陈云同志和我都是大革命时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都曾经历过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所犯的右的和“左”的错误，致使革命事业屡次遭受严重挫折的磨难。陈云同志告诉我，他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陈独秀、瞿秋白都是有学问的人，李立三、王明念的书也不少，这些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呢?这个问题他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1937年11月，他从新疆到达延安后，曾三次向毛主席请教，毛主席一再对他说，主要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思想方法不对头。为了帮助他深刻认识这个问题，毛主席要他读点哲学著作，学点唯物辩证法。陈云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在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潜心学习哲学，一直坚持了几年；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主要著作，研究他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陈云一再说，这件事比什么都重要。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对此，薄一波深有同感。他觉得，陈云的这些话，听起来很平常，但却说明陈云通过学习和实践，已经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精髓，即实事求是。
       中共七大以后，陈云开赴东北，薄一波留在华北，天各一方，都肩负重要的领导责任。一直到建国前夕，两人才开始一起共事。
       1949年5月，正在沈阳的陈云，收到党中央的一封电报，是毛泽东想“请陈云来中央一叙。”陈云知道，在全国解放形势日新月异的时候，“一叙”就是意味着担负更加重大的使命。不久，陈云离开黑土地，自抗战结束随十万大军到东北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到关内。
       陈云的判断是正确的。
       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调陈云主持中央财政工作。因为陈云主持过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成绩显著，有领导财经工作的经验。党中央的这一决策非常英明，正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所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决定建立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着是从东北调回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让薄一波协助陈云工作。为此，毛泽东曾找薄一波谈话。薄一波说：“中央要我到财委协助陈云同志工作，从内心讲是很愿意的，可以多学习一些东西，但我还有华北局的工作，那一头也很重要，一身二任要误事的。”
       毛泽东说：“那你就把华北局搬到财委去办公嘛!”
       从那以后，薄一波就把主要精力转到了中财委。不久，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习惯上仍称中财委)，陈云为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在中财委中，抓大政方针的自然是陈云，辅助决策和做具体工作的则是薄一波。
       当时，全国的财经形势很严峻，很复杂。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总是盼望共产党失败，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一些朋友也怀疑共产党的治国能力。薄一波曾记得，针对这些说法，毛泽东乐观地回答，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果然，陈云、薄一波不负众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通货膨胀基本上制止住了，经济也初步稳定下来。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初战告捷，毛泽东十分高兴，高度评价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对陈云、薄一波的理财能力赞扬有加。
       在统一财经、稳定物价那一段特别紧张的日子里，陈云日夜操劳，常常利用下班时间进行调查研究。1950年春节的前一天，陈云召集部分部长开会研究工作问题。会议结束时，陈云提议大家春节不要相互拜年了。“放假几天干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呆在家里，泡上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干了几件什么事情，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很好总结一下。也想一想明年抓几件什么事，怎么干法。”短短的几句话，体现陈云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对于陈云的理财能力，薄一波由衷地钦佩。他曾这样赞扬他的上司：
       陈云同志从全面的调查研究着手，掌握大量材料，加以分析，找出矛盾，特别是注意抓住带全局性的问题，又针对性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这种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就是善于牵住牛鼻子，因而进退自如，疾徐由我，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对于这几年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薄一波很少谈及自己的贡献，而是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归功于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有一次，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谈到陈云，说：“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是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
       毛泽东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
       说罢，顺手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一个“能”字。
       薄一波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
       毛泽东点头称是。
       同样，在成就和荣誉面前，陈云也表现出了谦虚质朴的高尚品德。他反复强调：“我在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我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同志起了重要作用。”他强调说，“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我一个人的账上。”
       “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
       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
       1952年下半年，由中财委主持制定的新税制颁布执行，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和波动。1953年夏季，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薄一波受到严厉的批判。他还没来得及从前一阶段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休整过来，喘一口气，就要仓促面对人生中的又一场风雨，而且浪头的来势还异常凶猛。
       一直窥测风向的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大搞“批薄射刘”，使会议偏离方向，与毛泽东的原意大相径庭。会上批判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薄一波也渐渐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高、饶不仅仅攻击他，而是要进而拱掉刘少奇、周恩来。为了不使事态扩大，他决定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当会议要他作第三次检讨时，他一口拒绝。周恩来把薄一波的态度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此时，毛泽东对高、饶篡党夺权的野心也有所察觉。
       会议收不了场，令周恩来很为难。周是会议主持人，话说轻了，会上已经是那种气氛了，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包庇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最后，还是毛泽东出了个主意，说：不好结论，就“搬兵”嘛!把陈云同志、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当时，陈云因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再加上在过去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身心消耗比较大，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虽经治疗情况有所好转，但医疗和保健专家建议，应暂时离开工作岗位，进行较长时间的休养，以便很好地恢复健康。在此情况下，征得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同意，陈云于1953年3月起，先到南方、后到北戴河休养治疗。
       在前一段的财经领导工作中，陈云和薄一波是对黄金搭档，彼此信任，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当陈云了解到中央财经会议的情况后，就对前去看望的有关同志明确讲，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的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
       7月下旬，作为毛泽东亲自点名的“救兵”，陈云中断休养来到北京。8月6日，他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表了关键性的讲话，谈话的重点是关于薄一波，他充分肯定了薄一波的工作，指出：
       薄一波同志作为中财委的副主任，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许多问题，我们都是共同研究的。几年来，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即令是事务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人顶住事务，中财委的工作是不行的。
       陈云还驳斥了所谓“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的说法，他说：
       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4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陈云实实在在、诚恳负责的发言，有分析有数据，既体现出对工作高度的责任心，又饱含对同志的关心爱护之情，与咄咄逼人的高、饶等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的发言一字千钧，使与会者逐渐摆脱了高、饶的干扰，对问题又了自己较为客观的认识和看法。
        8月11日，财经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大会，会议由陈云主持，周恩来作了总结报告，这样，延续了两个多月的财经会议终于落下了帷幕。时隔多年，当风波的亲身经历者薄老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感慨万分，他说：“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
       8月12日，毛泽东在怀仁堂向会议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严厉地批判薄一波的新税制的错误。
       受到点名批评，薄一波感到很委屈，产生了到下面工作的想法，并将这些想法跟中央领导谈了。8月22日，毛泽东找薄一波谈话。毛泽东说，中央还需要你在中央工作，不能下去。毛泽东还说：中财委的工作，陈云同志在，你做百分之九十；陈云同志不在，你做百分之百。有了错误。评你批评谁?
       毛泽东还鼓励说，你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你现在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换空气，看看光明前景。
       不久，高、饶东窗事发，财经会议的风波真相大白。毛泽东也意识到对薄一波的批评过了头。
       1954年6月3日，毛泽东通知薄一波等人参加书记处的一次会议。薄一进门，还没坐下，毛泽东就说：财经会议及其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现在这些误会解除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停了片刻，毛又说：如果高、饶问题没有揭露，这些误会可能难以解除。
       这次谈话以后，薄一波感到无比的轻松。因为他知道，他的问题完全解决了。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内的理财的能手，
       是建国后财政经济工作的总管。”
       正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歌猛进的时候，毛泽东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同陈云一贯的实事求是、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发生矛盾。
       1957年1月，毛主席召开小范围会议，座谈1956年经济工作。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
       郎发了言，一致认为1956年经济建设上“冒”了。薄一波列举了基本建设投资过多、挤了市场等十种表现。毛泽东作了记录。但是，他实际上不司意“反冒进”，认为“反冒进”会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冶点名批判“反冒进”，到1958年初召开的南宁会义上达到了高潮。自那以后，陈云被错误地认为‘思想右倾”。薄一波等几个“管经济的同志”都感到有压力。1月17日晚，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3人谈话，据薄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舌，说：“批评主要是针对陈云同志的。”陈云被事实上放到了一边。
       3年大跃进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的经济困难，闯下了大乱子而难以收拾，于是毛泽东决定重新起用陈云。呼唤陈云出来主持经济工作，这不光是毛泽东的期望，也是其他中央领导的期望。薄一波曾经这样评价陈云：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内的理财的能手，是建国后财政经济工作的总管。他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是务实的，“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作调查研究，用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这就是说，陈云同志考虑经济问题，总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充分的调查研究中得来能反映实际情况的确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出发，从可能出发，并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后，才向中央提出决策性的建议；即使决策要付诸实施了，还要坚持通过试点，注意总经经验，讲究事实决策的方式方法，务求每事必成。
       1962年，陈云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顾虑，立即全力以赴投人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对于农业问题，他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只有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才能较快改变农业连年大幅度减产的局面，并准备向毛泽东提出这个意见。有的同志听说后，劝他要慎重，要三思而后行。他对秘书说，这事关系到党的声誉、人心的向背，我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明明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怎么能延误时间?
       7月初，一向深思熟虑不随便讲话的陈云，先后向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常委提出：可以用让农民重新分田(即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提高农业产量。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建议被否决，而且还受到不点名的批判，又一次被打人冷宫。
       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开始前的十几年中，陈云的经历坎坷，几上几下，但他开朗豁达，宽容大度，想得开，看得穿，拿得起，放得下。
       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于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广阔的胸怀，薄一波有一种仰慕之情。他写道：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当经济建设遇到挫折的时候，毛主席又把陈云同志请出来，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然而，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作风，同当时“左”的急于求成的做法是不可能合拍的，在他主持解决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之后，他的意见又不被重视，靠边站了。这时，他就潜心研读马列著作，以弥补工作繁忙时读书读得少的缺憾。当组织上需要他出来工作时，他又立即全身心投入，尽职尽力。
        “条幅上富有哲理的12个字是
       陈云的经验之谈，我心向往之。
       遗憾的是，我始终做不到。”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之流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借此打倒刘少奇，同时加害一批老干部。他们一面精心策划，把一些自愿反省出狱的人与53名经党营救出狱的同志混在一起，凑成61人之数，以混淆视听；另一面则严密封锁消息，谁也不准让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就这样，这批坚贞不屈的同志沉冤莫白，遭到了长期的监禁，薄一波更因此被关押、管制达12年之久。
       处境同样艰难的陈云，一直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也关注着自己的老战友、老部下的冤案。他等待着，等待着拨乱反正的机会。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45日，中共中央在京召开了历时36天工作会议，为即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沉默已久的陈云，率先站出来，作了两次重要发言，引起极大的震动。
       陈云要求中央认真平反历史上的几个重大的冤假错案，他首先指出：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他说：
       这一问题在1945年党的七大时早就有了明确的结论。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发生时(1936年)，虽然我当时并不在国内，但是，后来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对每个人的情况都作了调查，特别是1945年我们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时，我亲自负责代表的资格审查工作，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详细的了解。结果认定，这个问题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没有什么问题，更不是这六十一位同志有什么变节行为，完全可以当选为七大的代表。
       陈云尖锐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之所以被再次翻出来，是别有用心的，是要借机把这些同志整垮。
       他特别强调：对这些同志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他们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些同志大体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该尽快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能再拖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讲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以及其他几个问题都是涉及“文化大革命”及“文革”之前“左”的错误的重大问题，都是时时萦绕在人们心头，想说而不敢说的冤假错案。陈云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不顾个人风险，首先说出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里话，使人们的心情一下子豁然开朗，会议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原定内容发生重大变化。对陈云的发言，与会同志纷纷表示热烈拥护和响应。
       不久，中央作出决定，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平反。薄一波终于得到平反与解放，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平反复出后的薄一波，与陈云来往很多。有一次，陈云对薄二波说，许多同志对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不大了解，是否可以写篇文章介绍一下。按照陈云的意见，薄一波请山西新军史料征集办公室写了一篇文章：《抗日战争中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于1985年9月刊登在《人民日报》“学点革命史”专栏里。陈云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看后，都说这篇文章把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问题说清楚了。
       陈云步人晚年后，坚持写大字，每天写十几字，或几十字，写多写少，根据身体状况。他认为作书临帖，要端坐凝神，专心致志，精神集中，心无杂念，就像练气功，做到绝对的宁静。而执笔写大宇时候，又须站立作骑马之势，彷佛是作一种运动。书法艺术运动量不强、不急、不大，经常而不断，正适于老年人。陈云常年练习书法，实是一种脑体结合的健身方法，一方面锻炼身体，一方面陶冶性情。世上无难事，日久见功夫。陈云书法日见臻进。一次，他看着写出的字比较满意，高兴地说：“现在的字有飘逸感了。”他最喜欢写的一幅字是：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一天，陈云见薄一波工作甚为忙碌，特意书赠条幅：“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
       对于陈云的手迹，薄一波倍加珍惜，他说：条幅上有陈云的手泽，弥足珍贵，但更值得珍惜的是他对我的殷殷关切之情。那年，我78岁，陈云同志81岁。我一直把条幅挂在我的卧室里，朝夕相对，如见其人。
       薄一波还说：条幅上富有哲理的12个字是陈云的经验之谈，我心向往之。遗憾的是，我始终做不到。“非不愿也，是不能也”。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使我觉得要抓紧干，特别是应该把自己在中央领导下亲身经历、知之甚详的大事、要事、经验、教训赶紧写出来，留给后人，作为殷鉴，以便把我们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好。
       
        “陈云同志能够从实际出发，坚持
       实事求是，主要是因为他总结了
       一条正确的思想方法。”
       
       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薄一波和陈云之间的交往和联系进入了更高的层次。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共同聚集在邓小平举起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吁请他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呼声甚高。
       1979年3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表示他已不能再当财政委员会主任。陈云说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要我当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随着年龄的增高，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已不可能像五六十年代那样从事领导工作了。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
       他还坦诚地为过去领导经济工作中的一些决策承担了责任。他说：“不要把我说得那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156个大型工程项目中，三门峡工程是经过我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我要有自知之明。”
       尽管陈云推辞，但是那时中国经济刚刚从“四人帮”的桎梏之下解救出来，急需调整，在大家一致要求下，陈云最终还是答应了。
       陈云再次出山，当然不会忘记他的老搭档。3月14日，他与李先念一起写信给中共中央，信中写道：我们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
       财政经济委员会由12位同志组成。薄一波名列其中。
       在这段新老交替的日子里，陈云担任了一年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担任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国务院副总理。很快地，他卸任了，把担子交给了年轻的一代。在陈云的运筹帷幄下，经过比较全面、彻底的调整和整顿，国家经济又一次回到了持续、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轨道。
       中共十二大决定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薄一波主持中顾委日常工作10年，其中前5年是作为主任邓小平的助手，后5年是作为主任陈云的助手。他还担负一些陈云与邓小平思想联络的工作。在这段时期，薄一波经常与陈云交换意见。在密切交往中，薄一波深感陈云对党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关切之情。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
       陈云同志针对权力下放以后，某些方面存在过于分散，尤其是中央财政连年出现赤字的现象，指出在搞活经济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尤其是中央的财力。他强调，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对此，小平同志赞赏说：“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至于陈云同志常说的，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等等，都是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
       1995年4月10日，陈云病危，薄一波心绪不宁，匆匆赶到北京医院。其时，陈云头脑还很清楚，但不能讲话了。他打手势要薄一波走到病床边。见到自己的老领导、老战友病成这个样子，薄一波心情很沉重，大声说：“陈云同志，大家都很想念你”。陈云像往常那样，仔细地听薄讲话，面部不时露出微笑。有些话没有听清，便示意身边秘书再重复一遍。
       薄一波不便久留，向陈云告别。陈云抬起头来，依依不舍地目送薄离开。薄一波见陈神志异常清醒，担忧这是回光返照。果然，这次见面，竟成永别，当天下午就传来了陈云逝世的噩耗。
       为了纪念陈云逝世一周年，薄一波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陈云的业绩与风范长存》的文章，缅怀陈云的丰功伟绩与革命风范。在文章的结束部分，他特别强调要学习陈云的思想方法，写道：
       陈云同志在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生中，能够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总结了一条正确的思想方法。我们从他留下的著作中，不仅可以看到他对这些思想方法的专门论述和反复倡导，还可以看到他在研究解决各种复杂、困难问题的时候，是怎样运用这些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可以说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也是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具体化。陈云同志为我们党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向陈云同志学习，这是首先应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