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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陆兰秀素不相识。我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被调到中共苏州市委工作时，才有机会从法院借来的七大卷所谓“罪证材料”中，看到她临刑前的照片上，那激愤的眼神，读到她多篇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现代迷信的娟秀文字的。在“文化大革命”被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在现代迷信笼罩全国的恶劣环境下，被囚被斗，面临生死抉择的陆兰秀，竟能如此鲜明、如此深刻地批评党的最高领导人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斥责“文化大革命”“使历史大幅度地开倒车，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大智大勇，使我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不知为她流下了多少激动的泪水。尽管当时党中央还没有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我还是冒着风险为她奔走呼吁，最后终于感动了中共江苏省委，使陆兰秀的沉冤得到平反昭雪。省委、省政府并作出决定，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下面介绍的，就是这位当代女杰的简要经历。
       
       从娇小姐到革命家
       
        陆兰秀1918年生于苏州一个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陆殿扬，是正中书局的高级编审，著作等身的编译家。陆家在南京莫干路10号建造的花园洋房，有车库、锅炉房，中式和西式会客厅，是一幢设施齐全、富丽堂皇的住宅。作为陆殿扬的掌上明珠，陆兰秀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过着优裕的生活。由于天资聪慧，她从上海启明女校，读到杭州高级中学，武汉大学，一直是出类拔萃的高才生。她原来的人生理想，是当一个居里夫人式的科学家。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三年——1939年，她的人生道路才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这一年，陆兰秀在内迁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化学系读书，获得了理学院最高的奖学金。但由于肺结核急性发作，只好暂时休学，返回已迁到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的家中休养。
       陆家的隔壁新开了一爿中国书店，出售《新华日报》和各种进步书籍。闲暇无事的陆兰秀常去捧书阅读，并且认识了同是苏州人的书店负责人陈建新，参加了书店组织的歌咏队、时事座谈会等抗日活动。不过当时陆兰秀还是天真地认为蒋介石是真正同共产党合作、坚持抗日的领袖。
       8月的一天深夜，陆兰秀在睡梦中被一阵阵猛烈的敲门声、吆喝声惊醒了。推开楼窗一看，楼下的街道被火把照得通明。陈建新和书店的几个店员，被一群如虎似狼的国民党宪兵反剪着双手，从中国书店里推了出来。一个军官趾高气扬地向四周偷看的居民高声说：
       “中国书店出售违禁书刊，我们是来捉汉奸的，请大家不要惊慌。”
       被捆绑着的一个店员喊道：
       “乡亲们!我们是好人，不是汉奸!我们还要回来的，回来同你们一起打日本鬼子……”
       这位店员的话音未了，两个宪兵便抡起枪托，猛砸他的腰身。陆兰秀一阵心痛，赶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陆兰秀这时已经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也读过《鲁迅杂文集》，并且知道这爿书店是共产党办的。她简直不敢相信，在如此国难当头的形势之下，国民党还像当年对待柔石、胡也频那些青年作家一样对待这些一心抗日的热血青年。她越想越气，决心要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来援救这些受难的人。
       要援救中国书店的青年，看来只能靠驻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了。第二天清晨，陆兰秀没有禀告父母，便独自乘小火轮赶到重庆，先摸到了民生路的新华日报馆，经社长潘梓年介绍，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董必武，详细报告了中国书店事件的经过。在返回白沙的途中，她又想起了陈建新曾经说过，他们的工作是受江津被服厂工人岳健中领导的。她担心岳健中也会被牵连，中途又在江津舍舟登岸，去给岳健中通风报信。结果被守候在江津被服厂的特务诱捕了，被关进设在江津文庙里的国民党宪兵营。
       不久，陆兰秀的母亲唐瀛寻踪找到江津宪兵营，以不放人便去找陆殿扬的顶头上司陈立夫交涉，才带回了陆兰秀。铁板着面孔的陆殿扬，命令女儿立即去乐山复学。
       经过这一番波折，陆兰秀对国民党的统治，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她一回到学校，便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了研究中国社会，她决定不再读化学系三年级，而改读经济系一年级，并在学习法语和英语的基础上，开始自学德语，准备阅读原版《资本论》。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只有数理化成绩不好的学生，才去读社会科学；陆兰秀作为全校知名的理科高才生，作出如此反常的行动，当然会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恰巧，陆兰秀返校以后，与同样患有肺结核的武大中共地下党员王梦兰同居一室。王梦兰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了解，肯定了陆兰秀的转系，并非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确有觉悟的表现。在乌云翻滚、险象丛生的1940年春，陆兰秀经王梦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便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女生支部书记。从此，她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荆棘丛生的革命道路。
       陆兰秀入党以后不久，不慎被冒充我地下党员的国民党特务套骗，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后又两次被国民党特务追捕，每次都坚贞不屈，拒绝填写敌人的自首书。她在失去组织关系后，埋名隐姓到申纺、裕华等工厂做工人工作。以后又辞去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国立礼乐馆副编审的职务，去协助著名的妇女活动家罗叔章办药品生产合作社，颠沛流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南京。
       血染下关气如虹
       
       陆兰秀回到作为国民党政府首都的南京，便积极参加了南京地下妇联的工作。
       在地下妇联举行的一次时事报告会上，陆兰秀和刚从重庆飞抵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颖超见了面。
       会议结束时，邓颖超特地请陆兰秀留下来，详细地询问了她的简历和近况，并且立即应陆的请求，将其弟弟陆仁寿介绍去解放区。
       第二天，陆兰秀正在莫干路10号父亲家里为弟弟秘密准备行装，挚友罗叔章告诉她，上海各界代表为反对内战，要到南京来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陆兰秀协助到下关车站去迎接上海代表。
       1946年6月23日下午，陆兰秀陪着罗叔章和一些朋友提前赶到下关。只见车站附近岗哨林立；大厅内外，旅客稀少。空气显得异常的沉重、紧张。
       陆兰秀按常规到行李房，想约请几个戴红帽子的搬运工人，帮助上海代表搬运行李。一个不三不四的人答复说：“工人都下班了!”
       陆兰秀跑到车站附近的热河路，向车行雇汽车接送上海代表。车行的老板事先都受到了军警的警告，一个个摊开双手苦笑笑说：“家里没有车子。”
       陆兰秀在夏日的骄阳下奔波，浅蓝条子旗袍的前胸和后背都给汗水泅透了。她想不到国民党政府为了对付几个手无寸铁的上海代表，竟这样大动干戈，做尽手脚。她跑回车站，气愤地对前来迎候代表的朋友们说：“我们自己动手，帮代表搬行李上小火车，看他们还有什么花招!”
       下午6时半，上海各界请愿团乘坐的列车驶进下关车站。陆兰秀和同伴们逐一把代表接出月台，便赶到行李房夫领放行李。那个不三不四的人厉声呵斥着：“到候车室拿去!”
       陆兰秀飞步赶上上海各界请愿团的队伍，正准备把代表领出站房，然后再去寻找行李，斜刺里蹿出十几个身着绸衫、脚穿皮鞋的人，吵吵嚷嚷地围住了代表团。陆兰秀发现这些人的腰间，都凸出一块东西，猜出他们就是化装成苏北难民的特务。果然，这些特务扬声骂开了：
       “我们是苏北的难民，共产党在苏北杀人放火，我们要还乡啊!”
       “他妈的，什么民众代表，是共产党！”
       随着这十几个特务谩骂的升级，原先就埋伏在四下里的两百多个所谓的“苏北难民”，便一齐围拢上来，连推带搡地把请愿团的成员一步一步地逼向候车室。陆兰秀为维护上海代表，身上早挨了几拳。
       进了候车室，陆兰秀发现附近的国民党宪兵在纷纷撤离现场。她意识到这是国民党企图逃避舆论的谴责，准备放手让特务大打出手了。
       果然，上海来的十位代表，很快被分割包围，处在雨点似的拳打脚踢之中。瘦弱的马叙伦教授端坐在一张木椅上，闭着双眼任特务们凌辱；雷洁琼女士面部鲜血淋漓，晕倒在水泥地上；同陆兰秀一起来迎接上海代表的叶笃义老先生，被打得吐血不止。陆兰秀怒不可遏，大声叫喊起来：
       “不许特务打人！”
       “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尸
       特务们的目标很快转移到陆兰秀身上。他们狂叫着拥了过来：
       “打死这个臭女人!”
       “她就是罗叔章，把她的皮剥下来!”
       陆兰秀的眼镜被打碎了，脸上流血了，上腭的一排牙齿也被打掉了。特务们开始撕她的衣衫：旗袍被当胸撕开、撕碎了，内衣、内裤也被撕光了。一丝不挂、满身血迹的陆兰秀，昂首挺胸而立，眼睛里喷射出一股可以销毁一切邪恶的怒火，大骂“可耻的特务”，“不要脸的流氓……”
       当夜2时，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代表的时候，尽管陆兰秀裹着一身铁路工人服装，脸孔也因牙齿脱落而变了形，邓颖超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邓大姐紧紧握住陆兰秀冰凉的双手，颤着声音慰问说：“你受苦了!”挨在邓颖超身边的罗叔章随即汇报说：“兰秀这次表现得最英勇，受伤也最重。特务是把她当成我罗叔章，对她往死里打的。她这次是替我受苦了。”
       邓颖超发现中央医院里有宪兵在监视，认为陆兰秀留在这里不安全。她征得周恩来的同意，立即用中共代表团的吉普车，将陆兰秀连夜转移到民主同盟负责人周新民家里养伤。以后又派李晨送去4万元法币，给陆兰秀治伤、装牙。陆兰秀装好假牙，又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只手表。这两件东西，陆兰秀一直视若珍宝。
       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以后，陆兰秀和她结婚不久的丈夫朱传钧，利用打人国民党国防部、工兵署的关系，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情报处的工作，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为解放南京做出了贡献。南京解放后，由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署名介绍到北京工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功之臣”，她应邀出席了开国大典以后，便要求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多做一些具体工作，先后被分配在中央煤炭工业部任财务科长、理论教员。1958年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任科普图书馆副馆长。由于工作的需要，她在这期间又自学了俄语，通读了马恩全集和中国的二十四史，成为懂得4国语言、有较深马克思主义和文史知识修养的专家。但是，由于她有一段被特务诱捕的经历，虽经组织调查并作出了没有向敌人自首的结论，但-很长时间内没有解决恢复党籍或重新人党的问题。
       面对谬误不低头
        1966年，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场昏天黑地的风暴。转瞬之间，许多熠熠发光的革命徽号，都化为灰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标记；大批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革命干部，都成了张着血盆大口的吃人魔鬼；而一切敢闹、敢打、敢砸、敢抢的分子，不管其过去有无肮脏的历史，都一律戴上“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造反派”的桂冠，成为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
       年方半百、已满鬓霜花的陆兰秀，刚从首都调回“园林甲江南”的苏州，就碰上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作为一个新来乍到的苏州图书馆副馆长，这场大革命开始并没有触及她的皮肉。但是，陆兰秀并不是一个囿于个人利害得失的人。祖国在狂风恶浪中动荡，她的心怎能得到安宁?
       起初，她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反对“文革”，但很不赞成“造反有理”的口号和“打倒一切”的做法，认为这些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她认为对这些错误的东西
       不应该拥护，而应该抵制。因此，每逢参加会议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其他老革命家的口号时，她都拒不响应。她很快就被打成“铁杆保皇派”，并于1968年5月3日起被关押审查。
       由于陆兰秀拒不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不承认“打倒一切”、“全面夺权”是革命行动，许多意想不到的苦难，便逐一降落到她的头上。
       经过多次的批斗，也没有能使陆兰秀跟着喊“打倒刘少奇”和其他老革命家的口号。造反派头头根据多时的观察，想出了一个绝点子：陆兰秀不是每逢喊“打倒刘少奇”不举手，喊“毛主席万岁”时还举手吗，这次把两句口号连起来喊，看她怎么办。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开幕。当晚，各机关、团体都集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闻公报。接着便是燃放鞭炮，高喊口号，扛起彩旗上街游行。陆兰秀和所有衔冤被囚的“牛鬼蛇神”当然是被剥夺了上街游行的权利；听完广播，就奉命立即讨论“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交代自己的罪行。
       那时的任何会议，都是照例先来一通敬祝、喊一阵口号的。造反派头头发现，在呼喊“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时，陆兰秀还是低着脑袋不举手。于是，当场爆发了一场激烈异常的短兵相接的批斗。
       造反派问：“九大在中国党的历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你知道不知道?”
       陆答：“广播是这样讲的，我还要看一看。”
       造反派问：“大家喊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时，你为什么不举手，”
       陆答：“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说刘少奇是什么人，”
       陆答：“你们说他是敌人，我认为刘少奇是革命领导干部。”
       造反派继续问：“彭罗陆杨是什么人?”
       陆答：“也是好人。”
       “是好人为什么要打倒?”
       “这是‘文革’的需要，‘反面教育’的需要”。
       有人掏出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责问陆兰秀：“党中央早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了，你看到没有?”
       陆兰秀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相信!”
       “你有什么根据?”
       “选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提议的。我不相信他一当上国家主席就变成坏人。苏州的实际情况，也证明被打倒的并不是坏人。”
       会上又有人带头狂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陆兰秀!”“陆兰秀罪该万死!”
       造反派气急败坏地问：“你是不是现行反革命’”
       陆兰秀昂起头颅高声回答说：“我不是现行反革命，刘少奇也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在‘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都是好人。我也是好人。”
       造反派们一拥而上，揪头发的揪头发，动拳头的动拳头。从这天开始，一顶最吓人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便戴到陆兰秀的头上。
        提着脑袋批神化
        陆兰秀本来是寄希望于党的“九大”，能纠正是非善恶普遍被颠倒的反常现象的。但是“九大”的基调却是“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而在“文革”中以副统帅身份兴风作浪的林彪，竟然被钦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公然写进了党章。面对严酷的现实，陆兰秀利用小女儿前来探监的机会，把家里珍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带进囚室。她联系当前的形势，埋头苦读了一个多月，终于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革命需要经济原因来说明的一系列的论述当中，从庐山会议以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故当中，认定“文化大革命”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而是从根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的“反面教育”，是历史的倒退。承认这一点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严酷的事实就是如此。作为受过党多年教育的人，自己该怎么办?陆兰秀想到历史上的许多忠贞之士，决定冒死进谏了。
       1969年11月14日，陆兰秀开始了她在囚室中的第一次绝食，并且交出了总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的8篇文章：《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干部问题》、《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关于消灭工农业差别的问题》、《关于外交政策和外贸关系问题》、《关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关于对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认识》。
       这一组长达2．9万字的文章，以及她在以后写的《再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批孔融范仲淹——仿大批判专栏》、《毛主席{和柳亚子先生)诗读后》、《吊岳飞之死》、《战争论》、《含沙射影》、《如鱼得水》等多篇论文和杂文中，纵论了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各个方面，义正词严地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非常精辟，也非常刺目。
       在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时，陆兰秀着重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所发生的变化。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历了二十年的今天，地主阶级早已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资产阶级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失去了统治和不合理的分配所得，所以也失去了成为剥削阶级的条件。更由于为防止他们的反抗，已对他们进行了二十年的专政和教育。在目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采取一些新的办法，来消除过去暴力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对立情绪，适当处理和他们的关系，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应该的。”文章接着就批判“文化大革命”在阶级关系上造成的严重混乱：把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打成走资派，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和全世界无产者完全相反的是非标准，失去了共同语言。现在世界人民，完全不能理解我们的事业，就像我现在不理解毛主席、党中央的意图一样。”
       在论述“文化大革命”时，陆兰秀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历史大幅度地开倒车，人们如果不觉悟，不抵制，不采取积极的行动，这种历史倒退，还将继续不断地倒退下去，像整个国家遭到了不可抗拒的毁灭性的灾难一样。”
       陆兰秀还多次致信毛泽东主席：“请即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全国人民，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人民进行正面的共产主义教育，全国人民都会感激您。”
       陆兰秀从现实斗争中体察到：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必须从理论上正本清源，破除林彪一伙制造的现代迷信。为此，她又在造反派的反复折磨当中，忍着伤痛，强撑着因为连续绝食十多天而日益虚弱的身体，写下了《多思》、《居中》、《人之初》等长篇理论文章，批判林彪一伙神化领袖的反马克思主义勾当。
       《多思》这篇文章，首先批判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只有一个，但在不同的历史阶级，处理各种问题的办法并不相同。把无产阶级使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手段，来处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完全不恰当的。”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是要背诵他们的词句，而是要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批判了林彪所鼓吹的“毛主席的指示句句是真理”，应该“句句照办”的谬论：“毛主席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政策，对同一问题在不同阶段所说的也不同。那么到底听毛主席的哪一句话好呢?”她进一步联系“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说：“目前的情况是，无论开会或发表意见，或写文章，都要先读几段毛主席语录，叫做最高指示，然后才在所引用语录的范围内发表一点个人看法，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毛主席已讲过的词句的范围内。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政治挂帅，或毛泽东思想挂帅。实际上，毛主席所讲的话，都是过去经验的总结，而人们每天所接触的，都是不同于过去任何时代的新问题。如果把毛主席的话，变成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把人们的头脑一道一道捆绑起来，就会使人们变得寸步难行。这种学习方法，其结果必然成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掩盖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实质，贻害无穷。” ，
       陆兰秀意识到，要反对神化，就必须反对理论上的僵化。她在《居中》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天生神圣的东西，而是马克思经过科学分析总结出来的一种科学理论。这种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日益补充、完善的。所以对某种理论和政策，包括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某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看法，只要是科学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于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在科学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
       文章接着就直言不讳地批判林彪、江青一伙在中国复辟封建主义的罪行：“从这里可以联系到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说全国人民都应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并把毛主席的语录叫做最高指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把毛主席说成古代封建帝王了。马克思说，把禁欲主义涂上一层共产主义色彩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同样的，把封建时代的忠孝节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色彩，也是最容易不过的事。”
       《人之初》这篇长文，阐述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只搞斗争，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不去研究如何从根本上铲除旧的思想意识的根源，是舍本逐末的做法。”“从理论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颠倒是非、打击正确意见的现象，应该是非法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保留阶梯的社会，必然保留着各种旧统治者的思想，不同的是这些思想需要以各种隐蔽的手法，掩盖着进行罢了。而文化大革命，又使这些非法现象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解放以来从理论上已颠倒过来的历史，重新又颠倒过去。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陆兰秀完全了解她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1969年11月7日，她在狱中写了给丈夫的诀别信：传钧：
       能够为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生命，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条件，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些老大难矛盾的最后解决，这应该是我们一家的光荣。所以你不要难过。人的一生，生离死别总要经历一次的，或迟或早而已。至于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也难向你说明，甚至你可能还会听到一些反宣传。但你应当相信，我讲的是真话。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的家里，请不要告知，以免老人震动。他们又很难理解是怎么回事。
       我是感到很幸福的。所以你也完全不必悲伤。两个孩子，把我的信给他们看看就行了。
       1970年3月5日，陆兰秀又开始了第二次绝食。在此以前两天，她起草了一份给毛主席、党中央的电报稿，激愤地指出：“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的无比苦难之中。”
       第二次绝食后的第十天，也就是被苏州市公检法军管会正式逮捕的前十天，陆兰秀又带着满口的血腥，写下了她最后的两篇遗作——《陆兰秀代遗书》和致毛主席的忠告信，申明自己“为共户主义真理受尽苦难，或将死于狱中”，要求凡我中华儿女子孙，都应该牢记“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的教训，并且为她本人作出正确的结论。
       坚持真理 视死如归
        陆兰秀从1970年3月2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关押到苏州司前街监狱以后，先后经过4次审讯。每次都是昂着头颅，重申自己刘阶级斗争，对“文化大革命”，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批驳极左的观点，并且反复表示：“是真理，那怕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坚持下去!”“我从来没有考虑与我有利无利的事情。在这里这样硬邦邦，把我绑到刑场上，也是这样硬邦邦!”
       关于陆兰秀临刑前街在司前街监狱中的具体表现，最清楚的要数与陆兰秀同囚一室的杨玉珍和张惠英了。
       陆兰秀是不承认有什么“最高指示”的。她第一天进入牢房，就与被囚在工纠队时一样，拒不朗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最高指示，声称自己没有毛主席语录。管教员将杨玉珍的语录本递给她，她又推托说；“我不认识这些字”。在监狱中持这种抗拒的态度，当然就
       免不了受皮肉之苦了。
       陆兰秀踉踉跄跄被推进牢房。杨玉珍很快就认出了这位原苏州图书馆的女馆长，便跑到她身边悄悄地问：“你怎么也进来了?”
       陆兰秀气冲冲地说：“他们抓的!我并没有犯什么罪!”
       杨玉珍劝她乖巧一点，省得多受皮肉之苦。陆兰秀轻蔑地一笑说：“打人有什么道理?毛主席的政策是不许打人的。毛主席也讲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杨玉珍问陆兰秀到底犯了什么罪，陆兰秀气鼓鼓地说：“我什么罪也没有犯，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说我是反革命，6个彪形大汉揪住我在逮捕证上按手印，我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
       杨玉珍安慰她说：“你是个大学者，他们对你总会宽大处理的。”
       陆兰秀叹息说：“我原来被关在工纠队，还有可能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到了这里，就属于敌我矛盾了。他们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实际上是他们在做反革命的事。我早就准备被判刑，被枪毙了，只是没有来得及办个离婚手续，害得丈夫孩子都变成反革命家属了。”
       开始不敢同陆兰秀接近的张惠英，听了陆兰秀的几次谈话，感到距离逐渐拉近了。一天，陆兰秀被提出去一整天，回来时脸上出现了新的伤痕，张惠英便主动上前去搀扶她坐下，一边帮她梳理蓬乱的灰发，一边轻声问道：
       “为什么又挨打了呢?”
       “还不是我坚持说文化大革命是错的，打倒刘少奇和许多老革命家是错的！”
       张惠英连忙捂住陆兰秀的嘴巴。
       陆兰秀撇开张惠英的手掌，惋惜地说：“你不了解情况。以前选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毛主席也投票赞成的。怎么会不当国家主席便没有问题，当了国家主席就变成叛徒、内奸、工贼?”
       张惠英又急忙捂住陆兰秀的嘴，在她耳边悄悄说：“你有话放在肚子里不好吗?何必吃这种眼前亏?”
       陆兰秀沉思了片刻，感慨地说：“我是为中国的前途着想，也是为毛主席着想的。我写了几十篇文章，分析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希望他老人家立即结束文化大革命。”
       张惠英取来毛巾给陆兰秀揩揩面孔说：“国家大事由大人物去管，你何必操这份穷心呢!”
       陆兰秀亲切地看了这位年轻女士一眼，耐心解释说：“你知道苏联有个斯大林吗?他功劳也很大，但是在肃反中犯了大错误。他死了以后赫鲁晓夫就全盘否定他。后来还是毛主席给他做了结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斯大林的肃反，还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么严重。”
       陆兰秀理理自己的衣襟，喘喘气又说：
       “现在怕的是他们，不是我。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不着急。这一代人不替我平反，下一代人看了我的材料，一定会替我平反的。”
       一个多月以后的1970年7月4日，苏州市召开了有4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宣布对陆兰秀处以死刑，立即执行。随着几下沉闷的枪声，陆兰秀倒在横山山麓的血泊之中。
       陆兰秀被杀害以后，遗体被交给苏州医学院去解剖。这位懂得4门外语，一生追求真理的女英雄，身后遗留下来的只有7大卷所谓的“罪证材料”，14万多字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的论文、杂文和意见书，以及当年她在南京下关惨案中，被国发党特务撕光了衣服，打掉牙齿以后，用周恩来和邓颖超送给她的慰问金安装的两颗假牙，购买的一块手表。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5月，陆兰秀的冤案得以初步平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彻底的否定；1982年4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追认陆兰秀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并由中共苏州市委举行追悼大会，在苏州市横山烈士陵园建立陆兰秀烈士墓碑。1993年7月，记述陆兰秀一生的长篇人物传汜《殷殷关山血》，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以血泪凝成的体现了陆兰秀大智大勇的《陆兰秀狱中遗文集》亦已编就，正在接洽出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