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1895年马关割台后，日本统治台湾50年。面对其残暴的殖民统治，台湾人民拿起刀枪，前仆后继展开不懈抗争。在不见硝烟的“文斗”战场上，林献堂给历史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形象。
       组织日据时期台湾的第一个诗社，被尊为“迷惘年代的掌灯人”
       
        林献堂祖上为福建闽南人，迁居台湾后几经胼手胝足，数代之间，家业迭兴，成为望族。1881年(清光绪七年)，林献堂生于台中雾峰，原名大椿，号灌园。因为家庭关系，他从小受过较好的教育。但他14岁那年发生的马关割台事件，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日本殖民当局的暴政，在他年轻的心头烙下了难以泯灭的伤痛；而台湾民众不甘臣服、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使他在耳濡目染中，蓄下抗日大志。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全台开展“大扫除”，台湾武装抗日斗争转入低潮。21岁的林献堂决心以文抗日，开展非武力斗争，组织起了“栎社”，此为日据时期台湾诗人的第一个诗社。
       台中雾峰坐落着古朴幽静却远近闻名的林家花园——莱园，传统风格的建筑昂然挺立，伴着清澈的池塘和翠绿的杨柳，使这里成为纷扰社区里的一个桃源般的世界，是台湾抗日文士极为理想的聚会之地。他们吟咏唱和，暗中讨论抗日事(园中现存“栎社二十年题名录”石碑，就是当年留下的史迹)，要为台湾的前途走出一片天。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吴浊流在《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中曾说：“我人栎社之后才知旧读书人……骨子里，汉节凛然”，从他们那里“学习不少爱国诗词”。当时，台湾各地诗社、文社皆以莱园栎社马首是瞻，尊称林献堂为“迷惘年代的掌灯人”。
       1907年，26岁的林献堂在日本奈良结识因戊戌政变而亡命日本的梁启超。闽南语与广东话不能沟通，两人乃以中国文字笔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启超感慨无限：“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台湾的进步青年和来自祖国大陆的优秀知识分子抒发了共同的感叹，他们的感叹里深深埋藏了割台后两岸情感的痛苦和挣扎。
       1911年2月，梁启超应邀访台，曾住林献堂莱园五桂楼中，写下《莱园杂咏》10首，使莱园更增声价。梁启超在林献堂、连横(连雅堂)等人陪同下到台湾诸地参观，并专门拜谒郑成功的“明延平郡王祠”。梁启超始终被爱国爱台的悲愤所笼罩，在台湾的爱国人士为他设宴洗尘时当场挥毫两诗，其一云：“樽前相见难啼笑，华表归来有是非。万死一询诸父老，岂缘汉节始沾衣。”其二云：“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余生饮泪尝杯酒，对面长歌哭古人。”真是凝成血泪而情见于诗，其中“万死一询诸父老，岂缘汉节始沾衣”，流露出梁氏以民族大义与台湾父老相期勉。至于“对面长歌哭古人”中的古人，指的就是抗夷保台不脱祖国版图的千古英雄郑成功。
       梁启超浓烈的爱国情怀，深深感动着林献堂、连横等爱国绅士。在送别这位当年和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的大英雄时，林献堂说：“任公(梁启超号)，请放心去吧，这黑暗的年代，我们决不会迷惘，决不放弃斗争。待台湾光复那天，再请任公来相会!”
       梁启超庄重地点了点头，道：“‘子规夜半犹泣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只要我们抱定决心不变，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梁启超走后，深受其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林献堂，开始苦苦寻求台湾的出路。
       创建台人自办的第一所中学；以“同化会”图谋改良失败
       1913年5月，林献堂在东京认识了日本伯爵坂垣退助，受邀到其家做客。坂垣退助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后因政坛失意，成为自由主义者。听完林献堂陈述台湾人受欺压的情况，他深表同情，三杯酒落肚，乃议论大发：“他们(指在台湾的日本人)不知尊重台湾人，这是一切症结的所在。”林献堂以为遇到了知己，满怀希冀地说：“台湾绅士都渴望能改良政治，希望得到先生的支持。”坂垣慨然应允。
       1914年2月，坂垣退助果真应邀来到了台湾。林献堂欣喜万状，与王学潜、蔡惠如等一干绅土，在基隆为其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此情此景，让这位失意的日本政客极大地满足了虚荣心，痛痛快快地把预先拟好的“同化会趣旨书”提交林献堂等。“同化会”的主要趣旨为：疏通总督与岛民间的意见；岛民的人权应与日本内地人同等。
       林献堂等在广征“同化会”会员以求推进台湾政治改革运动之时，也针对殖民教育而进行了抵抗。
       自割据台湾后，日本殖民当局竭力推行奴化教育，企图扼杀台民的反帝抗日思想。他们把初等教育分为“小学校”和“公学校”(包括“国语传习所)，前者为日本儿童学校，设备好，师资强，程度高；后者则专为台籍儿童所设，设备差，师资弱，程度低。虽然学制均为6年，但除数学课本相同外，其余各科教科书皆分两套，灌输不同思想，前者目标在培养军国主义者，后者目标在驯化台民为奴隶。为了解决日本人子弟的升学问题，只开办了为数不多的中等学校，规定一律使用日语为教学语言。还限制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直到1928年才开办台北“帝国大学”，目的是培养侵略南洋的人才。殖民当局规定小学每月一、八、十五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学生规范中要求学生上学前需打扫日式神龛，到校途中若遇神社必须敬礼，到校后要向天皇肖像行礼，每天朝会升日本国旗后必须遥拜宫城，遥拜天皇大神宫默祷。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异族文化的恶性冲撞与毁灭性打击之际，台湾有识之土针锋相对，秘密开办“书房”(私塾)进行汉语教学，以“你办一所公学校，我就办一个私塾”的办法，抵抗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林献堂不顾殖民当局的警告，也在台中等地主持过汉文教学班，为民族文化的薪火相传而尽心血。
       坂垣退助的“援手”，使林献堂看到了“改良政治”的曙光，振奋之中，乃发动莱园栎社同人和台湾绅民集资18万元，创办台中州第一高等学校(今台中一中)。此系台人自办的第一所中学，专门招收台民子弟入学。日人矢内原忠雄曾为此惊呼：“这是台湾民族运动的先声。”
       这年11月下旬，坂垣退助再度抵台。12月20日，“台湾同化会”在台北铁道饭店正式成立，坂垣退助任总裁，林献堂因出会费最多也做了领导人。一些富有阶层人士及知识分子秉着希望殖民统治者给他们一些“民权”、改良统治的愿望，也积极支持这一组织。一时间，这个由一群日本失意政客、退休官僚、浪人及落魄文人为班底，集合了一些天真的台湾人的“同化会”，颇有声势。尤其是那些台湾会员，或设立俱乐部，或开办学校，或收买报章杂志，怀揣梦想展开了社会政治改良运动。
       实际上日本人组织“同化会”，原意是借此同化台湾人，瓦解台民的，反日意志，分化台民的斗争力量。但林献堂在“同化会”中却强烈要求民权，向日本当局争台湾的待遇，并通过报章杂志不断提出一些社会政治改良的主张。“同化会”与殖民政策产生了矛盾，1915年2月20日，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下令解散正式组建才不过两个月的“台湾同化会”。
       “台湾同化会”如此短命，给了林献堂当头一棒。他气恼之余，以梁启超当年“切勿轻举妄动，避免无限牺牲”的教导为信条，并不与殖民当局碰硬，而是以一种软性手段，继续投身于台湾民族运动。
       组织新民会反对日人专制；创办报刊推动新文化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猛烈炮火中走出的欧洲乃至世界人民，无不希望通过“国际联盟”的成立，获取永远的世界和平。这股风潮也影响到亚洲，日本即有所谓“大正民主”的风潮，自由民主的呼声在日本乃至殖民地台湾扩散开来。林献堂和一些台湾知识分子敏锐地感觉到了这股潮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旧时代的分水岭，期望一个“新世界”的到来，一向遭受凌虐的弱小民族会获得得和平、自由与平等。而其时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尤其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爆发，给正在寻找前进道路的台湾知识分子以新的启示和鼓舞。在日本东京的台湾籍留日学生聚会上，爱国学生们形成共识：“必须从新文化运动着手，提高民族意识，改革社会风气，作为争取自由、反对日阀专制统治的凭借。”
       1920年，林献堂联合留日台籍学生，在东京创立“新民会”，自任会长，并仿北京《新青年》，创办中文月刊《台湾青年》杂志，其创刊词如是宣告：
       厌恶黑暗而仰慕光明——这样的觉醒了。反抗横暴而(服)从正义——这样的觉醒了。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野兽生活，而谋共存的、牺牲的、互让的文化运动——这样的觉醒了。
       很明显，《台湾青年》提倡的是民主和自由。从此，台湾人有了自己创办的政论杂志。
       新民会的最初宗旨是谋求台湾的自治，但林献堂考虑到完全的自治要求势必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应，招致严苛的镇压，对台湾的民族解放反而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将重点放在争取台湾人的参政权上，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台湾人和日本人一样的平等待遇。林献堂几经酌斟，决定首先要求废除“六三法”，废止对台湾人歧视的法律，允许台湾人参政。《台湾青年》配合发表评论。
       “六三法”是1896年初伊藤博文内阁出台的；‘台湾法案”(因以日本明治29年第63号法案公布，故称“六三法”)。该法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基本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台湾的特殊制度，总督集军政、行政、司法、立法等大权于一身的独裁权力等。该法案原定期限3年，可直到1919年仍没被彻底废除。
       林献堂在日本政界人士中频频开展活动。此时日本政府一改台湾总督由将军担任的做法而改派文官，林献堂乃寄很大希望于第一代文官总督田健治郎。田健治郎起初同意废弃该法，但当提交日本国会讨论时，却又变卦了，谓：“废弃尚非其时。”林献堂对此深表不满，遂集合新民会员和台湾留日学生400多人，在东京举行了撤废“六三法”的示威集会。
       1922年4月，《台湾青年》更名为《台湾》杂志。次年初，《台湾》杂志社在台南成立“白话文研究会”，展开传播白话文的工作。同时，在东京的《台湾》杂志改为半月刊的《台湾民报》(后改作旬刊、周刊，10年后再改为日报《台湾新民报》)。《台湾民报》首先响亮地打出了“启发我岛的文化，振起同胞之气”的宗旨，其次大力普及白话文，所发文章全部都用白话文书写。
       白话文的提倡和实践，拉开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序幕。
       《台湾民报》从创刊号始，就刊登了大陆的新文学作品，接着发表了在上海学习的台湾人许乃昌的长文《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介绍大陆新文学运动的有关情况。1924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接受五四运动洗礼的台湾青年张我军在该刊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呼吁排斥旧体诗和八股文，以“团结、毅力、牺牲”为武器，改造台湾的旧道德、旧文化与旧制度。年底，《台湾民报》又发表张我军的《糟糕的台湾文学界》等文，猛烈抨击“暗无天日，愁云暗淡，百鬼夜哭，没有一丝活气”的台湾文学界，介绍陈独秀与胡适文学革命理论和新文学作品，呼唤文学革命。
       《台湾民报》发表的文章，强烈激荡着台湾文坛，引起了新旧文学的论战。这场论战推动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开展，并在论战声中出现了两份中文白话文学杂志——《人人》和《七音联弹》。这两份杂志的创办，改变了《台湾民报》孤军奋战的局面。
       发起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组建第一个合法的政党
       “六三法”撤废运动未果，却使林献堂的思想发
       生了变化。他觉得，与其要求废除台湾的特别统治，不如要求设置台湾特别的代议机构——台湾议会。于是他便开始致力于设置台湾议会的请愿运动。1921年1月30日，林献堂、蔡惠如、林呈禄等在东京征集了177名台胞签名，向日本第44次帝国议会提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要求设立一个由台湾民众选出的议员组成的台湾议会。请愿书说：
       帝国议会于明治29年以法律第63号付与台湾总督，得以颁布命令取代法律之权限，使行政、立法二权握于同一之统治机关……民众所受之痛苦，实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救亡之道，惟有就台湾住民+公选议员，组织台湾议会以行之。
       面对台湾爱国民众从“不法”的武装抵抗到“合法”的民权运动，日本政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按照日本宪法规定的民权原则，剥夺台湾人的参政权明显是违宪行为，何况日本不少学者和民主派的政界人士也积极支持台湾人的“民权运动”。虽然日本帝国议会“拒不受理”林献堂等人的请愿书，但这场请愿运动却还是在日本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台湾总督田健治郎被迫请议会把“六三法”作些许修正，日本政府颁布了所谓《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官制》，由总督任命和特聘20人为评议员，对总督的政务进行监督评议。
       林献堂等9名新民会骨干接到了“评议员”聘书，他们以此有利条件更加积极领导和参与民权运动，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进行“合法抵抗”。在与殖民当局接触时，林献堂既不唯唯喏喏，也不说日本话，而是带着秘书当翻译，他不高兴时照样骂日本人“马鹿野郎”(日本语，“马鹿”指憨呆之意)。
       这年10月，林献堂又联合台北大安医院开业医师蒋渭水和蔡培火等进步人士，在台北静修女学校发起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林献堂为总理。会员很快发展到1000多名，主要为台湾医专、台北师范、高等农校等校学生，也有林献堂家乡台中一带居民。文协以提高文化；启发民智、唤醒台胞的民族意识，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改革社会为宗旨，提出“反对民族差别”、“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文协成立后，发行会报、文化丛书，遍设读报所，举办讲座讲演会，组织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传播中华文化，传递来自祖国的信息，抗拒日本的殖民统治。
       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台湾青年杂志社并称为台湾非武力抗日运动的三大主力。
       1922年2月，林献堂、蔡惠如等又征得512名台胞签名，再次向日本帝国议会两院提出请愿，强调设置台湾议会的重要性，反对同化政策，但仍被两院“不采纳”。5月，由东京返台后，林献堂等人在各地演讲第二次请愿经过，使殖民当局十分恼怒，林献堂的总督府“评议员”一职被撤，并受到监视。在殖民当局的压力下，林献堂宣布退出了议会设置运动。
       其时台湾文化协会发生了分裂：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上层知识分子为代表，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采取叩头请愿的方式，希望在日本统治下实现其所谓的“地方自治”；左翼以王敏川、连温卿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坚决主张在台湾进行阶级斗争以彻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彷徨于两者之间。面对此状，林献堂萌生了离开这个由自己发起的协会之意。
       1927年10月，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另行组建台湾民众党，提出三大纲领：一、确立民本政治；二、建立合理的经济组织；三、改革社会制度的缺陷。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政党。民众党的成立，表明台湾新兴资产阶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1928年7月15日，民众党在台南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修改纲领，提出了“对内唤起全台湾人民的总动员，对外联络世界弱小民族及国际无产阶级共同奋斗”。1929年9月17日，民众党在新竹市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宣言中提出了“逐渐开展劳动运动，以农工为中心进行全民联合的民族革命斗争”、“对外联系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群众，参加国际解放阵线”等新的战斗纲领。
       台湾民众党的日益“左倾”，却使林献堂、蔡培火、杨肇嘉等改良分子不满，于1930年8月脱离该党，在台中创立“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要求“在不抵触日本宪法之范围内”“实施完全之地方自治”。
       1931年2月，民众党、台湾文化协会先后被殖民当局取缔。颇值人们反思的是，这两大团体都是以林献堂为主发起成立的、又是在他离开后被取缔的。这两大团体对台湾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其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感召了许许多多的台湾民众。
       11月19日，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向新任台湾总督太田政弘及拓务大臣提出《改革台湾地方制度建议书》。随后，自治联盟在台中、台北、台南先后举行大会，呼吁“实行民选的地方自治”。
       “代表四百万台湾人言论立场”；对国民党不满终老他乡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向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在台御用报纸《台湾日日新报》作了大量欺骗台湾民众的宣传，什么“战争，非我日本政府所要，实因中国人的节节进逼(华军袭我、毁铁路等)，事后，日本军已在刻意防止事件扩大，为维持威信，才‘严惩’敌人，而且，日军英勇无比，一猛击就使中国军溃走”。在日本政府刻意传达的讯息中，日本人发动这场战争系“自卫还击”，“师出有名”。此后的宣传更是连篇累牍：什么“防止事件的扩大，是我(日本政府)努力的方针”、；‘为了维持我军的威信，有必要严惩(华军)——杉山陆军次官的声明”等等，不一而足。
       面对日本的宣传，不少台湾人感到迷惘，不知如何看待大陆与日本。毕竟日本统治台湾此时已近40年，大多数台湾人在日本的高压统治下，“对日本人的宣传并无反抗的能力”。但林献堂作为富家人拥有收音机，听收音机的国际报道和看国际报刊成了他的讯息来源。他对日本人蓄意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深为气愤，为了让台湾民众能收到可靠的战争讯息，他以《台湾新民报》社长身份，联合该报各股东，商定要让这份发行五六万份的中文报纸，“代表四百万台湾人言论立场”。
       于是乎，《台湾新民报》就九一八事变发出了与殖民当局的报纸、电台不同的声音。单从其在事变期间新闻版的标题，如“满洲遍地起风云，日本军占领奉天”、“张氏通电倡导和平，国家命脉一线仅存，披发撄冠拒容忽视”等，以及夹杂在新闻后头的冷语，如“霹雳一声，奉天城头飘扬着日本国旗，不见有青天白日了”等，显示了该报“心向祖国”民族主义立场。曾任谚报股东的杨肇嘉在回忆文中指出，力一八时期，他亲眼看到新民报的编辑为日本侵略祖国痛心愤慨，将所有申文凡“支那”皆改为“中国”，还常与检查报纸的日本警察发生争吵。
       《台湾新民报》不仅为台籍知识精英所依赖，还成了台湾民众的“喉咙”。为了让这“喉咙”失声，殖民当局一方面对新民报大行拉拢手段，一方面更加扩大欺骗宣传，还发表了禁止建党结社的严令，林献堂领导的台湾议会设置运动至此画上一个句号。
       从1921年1月开始到1934年9月结束，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前后共组织请愿15次。虽然始终采取了叩头请愿的和平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广大台湾同胞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向往民族解放的情绪和要求。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林献堂领导的最后一个团体“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也被殖民当局取缔，《台湾新民报》等中文报刊或中文栏目均遭停刊。高压政策下，林献堂等一批爱国绅士并没有臣服，而是处于“地下状态”仍在进行斗争。
       1943年12月召开的开罗会议为台湾归属问题定了调，中美英三国首脑签署发表的《开罗宣言》为中国收复台湾奠定子依据。开罗宣言传到台岛，林献堂和台民们有如“上天降福星”，悲喜交加，奔走相告，期待弃儿早日回到祖国母亲怀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五条件投降。10月25日上午，国民党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在台北公学会堂主持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林献堂作为台湾地方代表人物受邀参加。看到昔日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驻台末代总督安藤利吉把耻辱悲哀和无奈全写了脸上，林献堂的心情十分快慰，他为家园从此再不受日本人的蹂躏而兴奋。这从未有过的喜悦，使他禁不住泪流满面。
       台湾光复后，林献堂率团晋见蒋介石，慨然道：“台胞在过去50年中，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壮烈牺牲，前仆后继，所为何来?简言之，为民族主义也!”
       这位“为民族主义”的台湾绅土自1945年后历任台湾省参议会议长、台湾省政府委员、通志馆馆长等职。在“二二八”事件后，他对国民党的统治有所不满，于1949年离开台湾旅居日本，7年后病逝，给历史留下了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生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