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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的隆冬，中午的阳光软软地照耀着办公室的前半间，朝南处暖融融的，小白脱下深蓝色的滑雪衣搭到椅背上，年轻男人旺盛的荷尔蒙气味油耗耗地从外套里面蒸上来，钻进他鼻子里。只穿毛衣，胳膊就灵活多了。他将办公桌上的书和写到一半的布展规划草稿都归到铅丝网栏里，把桌面腾出来。然后，从右手的小柜里拿出毛边纸、字帖和毛笔，准备练字。这是他在读历史系时养成的习惯，别人午休，他就练一小时大字。
       他中间的抽屉里有一个三洋牌的小立体声录音机，地道的日本货，他爸爸出差到香港时给他买的，祝贺他大学毕业。调好墨汁，掭顺了笔锋，他戴上耳机，打开录音机。一阵口琴声被整个大乐队衬托着，从耳机里直接灌进耳道，好像一汪蓝水围住一个岛似的，音乐将他和办公室隔了开来。轻音乐是从电台立体声节目里转录过来的。他每次转录立体声节目的时候，都细心地将播音员的声音擦掉，这样听起来，就好像是原版磁带一样。他很喜欢有一只口琴加入的乐队演奏的轻音乐，抒情里面带着沧桑，但却忘记了这个乐队的名字，他想那是个法国乐队。在1983年，法国真真是个遥远的国度。四年来的差不多每个中午他都是这样度过的，沉浸在自造的法国音乐和中国书法的世界里。
       他悬着肘写柳叶撇。这是他的热身活动。顿，然后撇，稳稳地收锋。
       他喜欢写字，最初还是小学的门房老头给他启的蒙。写得最有心得的，就是柳叶撇。
       有一天放学了，却下大雨，一时回不了家，他在门房间外面的屋檐下等雨停。大雨中的门房又小又黑，暗处放着一只红泥小炉，上面坐着一壶水，扑嗒扑嗒，白汽扑打着阳铁皮的壶盖。偏安于一隅，就好像诺亚方舟。看门老头在旧报纸上写大字。他在墨汁里掺了不少水，大概为了节约。小孩子里面传说这老头儿很有来历，1966年被查出来是个历史反革命，才被发配到这里来看门。小白觉得他很神秘，甚至神奇。老头儿看到小白看着他，就将手里的毛笔递过来，让小白也写一个。小白仗着老头儿不如一般大人那么强势，拿过毛笔来就写了一撇。描红本子上，语文老师总是给他的撇上画一个红圈，表示赞赏。他这么做，也带着一点儿炫耀。可老头脸上微微一笑，抽回毛笔去，在他的撇边上加了四个小点，立即将他写的那个顿改造成了一个脚印。小白顿时明白，自己的那个顿，写得太用力了。
       语文老师在小白心目中冰雪聪明的印象即刻融化了。
       小白从此偷偷跟了老头儿学写大字。学的是柳体，讲究的是字里有风骨。
       小白整个人都因为练大字而安静下来，与弄堂里年龄相仿的男孩们也疏远了。他爸爸开始怕小白招惹上什么麻烦，还特地找门房老头儿谈了谈，门房老头儿对他爸爸说，恭喜你啊，你的儿子有雄心。他爸爸才放下心，对自己沉静的儿子刮目相看。所以后来小白考上复旦，家里人很高兴，但并不喜出望外。门房老头已经去世了，小白临上学前，去小学的门房间看了看，算是告慰自己的启蒙老师。
       正写着，小白闻到一股辛辣暖臭的烟草气味，知道老枪来了。老枪中午喜欢到小青年的办公室来休息，其实年轻人各人靠在自己桌上说笑，办公室里常比上班时还热闹。老枪的胃很坏，食堂的米饭稍微硬一点儿，他就不能吃。自己用一只电热杯煮麦片。常常他一手夹着纸烟，一手握着冒白汽的不锈钢电热杯，就进来了。
       “何老师。”他收了笔，转过头去招呼。老枪摆摆夹着香烟的右手，示意他继续写下去。他是小白第一年实习期的带教老师，也是上海近代历史展览馆的临时负责人。而且他也喜欢写大字，不过他练的是颜体。
       早先，中午他看见小白练字，还拿下小白的毛笔，露过两手藏锋的功夫。他写的颜体字不光沉稳，更有按捺不下的秀气和飞扬，小白当即指出来，老枪喉咙里呼噜呼噜地笑着，用力捏了下他的胳膊，得意地说：“知己呀。”但小白心里却掂出了自己带教老师的分量，小白认定他写得不如自己，他的字里有种艳俗自满。老枪端详着自己写的大字，评点说：“所谓点如坠石，画如夏云呀。”小白只是嘻嘻地笑，不置可否。但他心里却别扭起来。刚刚踏上社会的学生，处世不知圆通，总是将办公室里的人和事都看得很庄重，自己又顶真，就像小学时对语文老师一样。那时因为是个孩子，不像现在，更有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心。老枪用“点如坠石，画如夏云”来自夸。让小白暗暗难过了半天。小白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考上复旦的大学生，好话听得多了，好老师也见得多了，老枪的自夸，在他看来实在坍台。他在心里就将老枪从老师的位置上取了下来。
       何况小白大学里的先生曾指名道姓地评论过老枪。先生说老枪这样的历史学家，基本上只是高音喇叭。意思是他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最明显的事例，就是1964年时，上海曾筹办过一个上海近代历史展，他亲手做了一块传说中挂在外滩公园门口的辱华木牌，亲手写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八个颜体字，假称那就是公园当时的牌子。可先生说，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块木牌，公园木牌事件，其实是太平洋战争时期上海的汉奸报纸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造谣。先生冬天围着一条咖啡格子的羊毛围巾，听说是压箱底的英国货。他学问好，又敢说自己的真知灼见。早年在天津做过《益世报》的记者，对解放前的花花世界知之甚多，是小白他们这班学生眼中标准的老狄克。先生曾跟他们这些学生说，学历史的人，最要紧的是治史的真实。维护历史的真相，也就维护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尊严。在压力面前，你可以不说，但不可编造。老枪这种例子，正好是反面的。小白他们那届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特别崇拜能坚持自己观点的知识分子，也特别看不起老枪这样的人。
       毕业来办公室报到，他见到老枪。他正笼罩在一团青白色的烟雾里，像一只刚刚开始做茧的蚕。狭长脸上一双锃亮的眼睛，被烟熏得微微眯起来，似笑非笑地看着人，好像既欢喜又讥讽。他也围着一条羊毛格子围巾，不过是红蓝格子的，他也有一股老狄克气，不过更海派些，更油滑些，不如先生有书卷气。老枪很高兴，沙着烟喉咙笑：“啊哟，正牌历史系来了。”小白在心里“噢”了一声，与先生口里议论的人对上了号。小白的毕业论文是关于上海近代史的。于是分到老枪手下，跟他一起准备上海近代历史陈列的工作。
       小白在香烟的袅袅青烟里继续写他的大字。老枪今天很安静。小白转过头去看了看他，发现他正若有所思地端详他的字。
       “怎么不发议论了?”小白笑嘻嘻地发问。
       “我看你的笔画里头有点儿意思。”老枪说。
       “什么意思?”小白问。
       “有点旧气啊。不像新瓷那样贼光炎炎。”老枪打量着阳光里湿汪汪的字，未干墨汁的重量使毛边纸微微下陷。“写个‘华’字看看。”他伸手合上小白的字帖，说。
       小白一边写给他看，一边问：“干吗神秘兮兮的?”
       办公室里其他人接腔说：“何老师要给你拆字看桃花运呢。”
       老枪再要求：“写‘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给我看看。”
       这下大家全明白了，老枪脑子里还在转上午讨论过的事。上海近代历史陈列里面，外滩
       公园牌子那段公案无论如何要有所交代的。牌子当然是找不到了，就连1964年老枪写的那块牌子也找不到了，上午大家讨论的，就是要不要“再现”这块牌子。当时就有人说，大不了再做一块。其实大家都知道关于这块木牌，史学界从来就有怀疑的声音，从前是因为政治挂帅，不敢说没有。现在思想解放，“再现”这块牌子才需要讨论。
       上午小青年们说，大不了再做一块，其实都是冲着老枪去的，揭他伤疤的意思。那时小白还看着老枪笑，他说：“我小时候还看到过你的手迹呢。”
       老枪喷过一口烟来，问：“你在哪里看到的?”
       小白说不是跟着老师去看展览，就是在书里看到的照片。反正他对这块木牌子有印象。别人也跟着附和，说自己也曾看见过。他们都生在红旗下，所以看见的，一定是老枪做的牌子。老枪点着头笑，然后才慢悠悠地说：“1964年的展览是布置好了，可没通过领导的审查，领导说这个展览太突出租界对上海的作用了。所以，那次展览还没开始就结束掉了，没人拍过一张照片。你们莫不是当时穿着开裆裤，跟领导一起来看的?”
       被老枪这样一说，大家都开始拿不准自己怎么会有木牌的印象的。甚至还记得那是用毛笔字写的。老枪食指和中指夹着纸烟，点着这班多少有点自命不凡的青年笑，灰色的烟灰落下来，散了一地。
       “那你岂不是很委屈。”刻薄的人就这么说。
       “我是奉命。”老枪说，“就像打仗的士兵一样，自己不承担杀人的责任。”
       现在想起来，好像老枪的话更是对小白说的。小白看看自己手里的毛笔，再看看周围的同事们，“嘁”的一声笑了：“让我写啊?”
       “写写看，怕什么嘛。”有人怂恿小白，“你这也是再现历史。”
       “难怪说历史是个小姑娘，随便人打扮呢。”小白摇着头笑。但他心里有种莫名的振奋轻叩，好像感受到了亲手制造历史事件的魅力。对学历史的人来说，能亲历历史事件，特别是在年轻时代，简直太有吸引力了。
       “怎么能这么说，应该说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怎样解释历史。”老枪找来一张八开报纸大小的白纸，传说中的公园木牌就是这样大小。他将它铺在小白笔下。
       小白不由得将身体向后仰去，难怪老枪要先夸他的字有旧气，小白心想，这一旧，就要旧到1870年代去了。
       “柳体当时最通行了，就写柳体好了。”出主意的刘伟也是刚分配来的历史系学生，与小白同校同届。他的毕业论文是英美在华传教士在19世纪的翻译著作和流通。他从自己桌前站起来，拍拍手说：“来来来，机会难得，让我来见证历史。”
       半开玩笑半兴奋的气氛包围了小白。看着年轻同事们跃跃欲试的欢快神色，他想他们心里一定也像自己一样，有些学生气的振奋。他们既如福尔摩斯破案那样求索历史的真相，同样也渴望体会凌驾于真相之上的霸道。刚刚脱离一个专制的时代，这种矛盾的心情完全统一在了他们身上。他甚至在刘伟的眼神里捕捉到一点点怏然，刘伟的字也写得不错，而且是颜体。小白心中的得意油然而生。到底是自己的带教老师，愿意让自己的实习生处于中心。
       “就写柳体。”老枪赞同地说。
       “那么，从左开始，还是从右开始?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就应该从右至左，可牌子应该是工部局做的，英国人就应该从左到右。”小白问。
       大家讨论了一下，认为这牌子是做给中国人看的，又发生在白话文运动之前，还是应该从右到左比较像。
       “不过，工部局做的牌子，哪怕是当时的公园委员会做的牌子，都应该有英文吧。而且应该把英文放在前头吧。你们想想看工部局的图章和文件，一个中文都没有。说不定这块牌子上根本就没中文。”有人提出了语言问题。
       “那华人怎么看得懂。苦力不是全进去了?”
       “还有巡捕看门的啊。你还怕因为不懂中文就能进门去?要说到苦力，苦力就是中文也看不懂，他们根本就是文盲。”
       “用毛笔写英文有些勉强吧。”小白说，“说不定应该用殖民体英文来写才合适。”
       要是用英文，就没必要写出一块牌子来了。小白看了看老枪，老枪正在抽烟，阳光一丝一缕地穿透蚕茧般的烟雾，他看上去像是个幻影。小白叫了他一声，问：“你那时怎么做的呢?”
       “就从右到左，写了一行繁体字。”老枪说。
       但小白和办公室里的年轻同事们商定，如果要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话，就应该像工部局发布的其他告示一样，同时出现中文和英文两种。虽然工部局的其他告示都同时针对华洋，但考虑到在报纸上曾记载过外国人对公园规定发表过不满，而且欧洲的作家也因此发表过议论，所以不能排除木牌上有英文字的可能。至于那行英文，小白曾在关于上海租界英文论文里看到过：No dogs and Chinese admitted。小白建议用这个说法。
       午休结束的铃还没有打，传说中外滩公园的牌子就设计完成了。老枪将那张白纸竖起来，斜靠在壁炉上的大理石架子上，一伙人都站得远远地看，心里计算着，要是做成这么大小的牌子，是不是符合公园大门的尺寸。
       “做成什么颜色的呢?”小白问。
       “总是黑白两色，按工部局一向的做法。公园完整的章程的牌子也是这样的颜色。”老枪说。
       “那不一定就是白底黑字。”刘伟说，“我看到过藏书楼里留着的老照片，工部局的告示牌和英国本土公用设施的告示用的一样，是黑底白字的。”
       小白也觉得刘伟说的更接近真相。
       老枪沙哑地笑了，拍拍刘伟的肩膀说：“那就听你的。”
       老枪将写好的纸收了去，说，交给制作部去完成。听到老枪这么说，小白心里顿了顿，他没料到这事就这么玩笑般地成了。他突然想，要是自己老了，会不会像老枪一样?
       小白心中有点飘荡。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件违反学术良心的事呢?这个问题老是突然浮上心头，像牛奶开锅似的在小白心头泛滥开来。他对自己学术上的成就抱着朦胧但强烈的期待，他一直期望自己能最终成为德高望重的上海史专家，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如果这一切刚开始，就已经留下污点，像老枪那样，那就太可惜了。小白有时能捕捉到老枪身上隐隐的感伤，那么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意思，他害怕自己也会落到老枪这样的地步。他有时甚至想，大概女孩子失身后，就是这样的心情吧。
       对别人而言，公园牌子的插曲早已过去。大家的注意力已转移到甄别租界时代的老照片的年代和人物上了。虽然说学的是上海历史，但年轻人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旧上海的照片。照片里呈现出来的那个繁华纷乱的港口城市，强烈地印证了他们小时候在街头巷尾听到的民间传说，却击溃了靠文字描绘出来，又被他们书本化的想象力歪曲了的城市面貌。好像不小心磕开蛋壳，新鲜的蛋黄和蛋清流得满手那样，照片里触手可及的旧国际都市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这就是从前的上海啊。”他们忍不住抬起头来惊叹。
       这些年轻人都是解放后出生的，他们记事时的上海，已经过了洋行完全倒闭、镇压反革命、打击银元贩子、改造舞女和妓女、公私合营，
       以及西餐社和咖啡馆纷纷转产的城市肃整，妖光婵婢的旧都市已成为小心翼翼的新上海，过了9点，城市就一片漆黑，大多数人都已经上床安歇。此时，各种旧书报在他们的办公桌上堆积如山，他们找到自己生长的街道和建筑前世的面貌，就像在家庭照相册里看到自己父母年幼时的照片一样亲切，血缘相承的亲密感受油然而生。老枪很喜欢旁听小青年们突然从桌上抬起头，情不自禁地表白，他有时索性拿了自己要做的事，到靠窗放着的一张旧沙发上做。听到沧海桑田的感慨，他就吭吭地笑。要是有人发问图片上那个恩派亚大戏院现在在哪里，他就将叼着的纸烟移到嘴角上，说：“就是现在的嵩山电影院呀。”要是有人问四川路上那么漂亮的裸体雕像一定是红卫兵敲掉的，他就说：“是50年代时敲掉的，我路过外滩时候亲眼所见。”
       他是小组里唯一的亲历者，又很乐意发言。渐渐地，大家就拼凑出了他的简历。实习生总是热衷了解带教老师历史的，带教老师是他们与社会之间的第一个摆渡者。
       他出身在洋行高级职员的家庭，属于上海体面的中产阶级出身，也是后来最尴尬无声的阶级。他读的是教会中学和光华大学，听过鲁迅的演讲。他上高中时上海沦陷，亲眼看到日本人在外滩拆纪念碑，汇丰银行门口的那一对铜狮子是开了吊车来，才运走的。他从童年时就听说外滩公园有华人与狗的木牌，直到1964年前，他从未怀疑过它的真实性。他属于城市里基于人道主义立场的正直青年。他后来在《新闻报》当记者，专门采访电影，阅上海电影明星无数。解放后上海游行庆祝，他是红旗方阵里举红旗的。后来，又有人背地里补充了他的履历，他的确是个人党积极分子，每年7月1日，中午在楼下食堂吃过大排面后，他都一定会向党支部递交一份入党申请书。可是历届党支部都认为他这人身上旧文人的习气太重，所以都不接受他的申请。还有人报告听来的消息，其实他只是个光华大学的肄业生，内战时，大学里国共两党活动得剧烈，他哪个党都不想人，所以休学到报社当记者，跑娱乐新闻。和明星打交道，让他乐不思蜀，他再也不想回学校去了。所以他至今没有学位。实际上，他对实习生们的影响比历史系的老师们大多了，他使书本上的上海历史活生生地进入了实习生们的生活，这对他们这些自命青年历史学家的人来说意义深远，但他们却对他忽略的个人历史考证了再考证，老枪的背景让他们感觉自己身世清白的杀伤力，谁都没意识到他对他们成长的作用。
       小白负责选择《良友》杂志里的照片。因此他第一次看到了蒋介石的照片。在此之前，他只在漫画上看到过这个“人民公敌”，漫画里，他太阳穴上永远贴着交叉十字的橡皮膏。所以当他看到照片上仪表堂堂、正在行基督教婚礼的将军，简直就不敢认。他和其他年轻同事一样经历着从书本上平扁遥远的史实，到捕捉住老照片里固定了的时代体温，再到发现身边历史遗传的过程，只是小白有时突然就拐了出去。看到关于外滩和外滩公园的照片或者文章，他都格外仔细地端详，他发现自己希望找到的，是支持有过公园木牌的证据。所以当他看到汇丰银行的中国职员抱怨银行在外国职员使用的厕所门外立牌，写有“华人不得入内”，是民族歧视。他马上捧给老枪看。
       老枪似笑非笑地瞥了他一眼，说：“我在20年前就晓得了。”那时，老枪也找遍可以找到的资料，想要为自己的“再现”找到根据。
       “哪能?”小白问。
       “找不到曾经有的证据，也没找到肯定没有的证据。”老枪说。
       “那么你的判断呢?”小白问。
       “我认为外滩的华人歧视是一定存在的，但公园木牌的真伪还需要考证。”老枪张大鼻孔，喷出两条灰白色的烟雾，那是往烟丝里滴过蜂蜜的凤凰牌香烟，烟雾里有一股甜滋滋的暖香。他笑嘻嘻地套用了毛泽东的著名语录对小白说：“你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你的身上。”但小白认为这是他的调侃，甚至还有些耍赖的意思。
       小白心里又别扭起来。他觉得自己被拖进泥潭，失去了纯洁性。他想到自己的先生，提到老枪和公园木牌的公案时，他瘦长精致的脸上浮起半个浅笑，带着不屑和宽容，就是对失去纯洁性的历史学家的揭露。小白觉得自己无论如何是受不了先生半个微笑的打击的。
       “你以为我做什么事，真那样随心所欲呀?”老枪突然剜了小白一眼，高声责备说。办公室里的人都抬起头来看。小白吓了一跳，赶紧和稀泥：“你是老法师嘛，树大招风呀，所以才有人议论呀。要是没名气，谁要议论你呀，对吧?”
       “不过讲老实话，有这个牌子，没这个牌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是宣传性地揭示出租界对华人的限制。”老枪看了看大家，转而推心置腹。
       这是现在小白最愿意接受的说法。但他知道，这也是老枪多年研究出来的说法。
       小白看到刘伟在满桌民国旧报纸上笑着对他点头，好像祝贺他与老枪的为伍。
       小白的心还是时时飘荡一下，让他想起失身处女的心情，但他想了又想老枪最后说的那句话，觉得他说得还是有道理。他暗地里甚至认为，老枪目前自以为是外滩史专家，要是结合他后来对“再现”的多年考证，这个专家称号也不为过，只不过他的道路崎岖了一些。但他不愿意自己如老枪一样。老枪穿着藏青毛料中山装的单薄身影，他身上干燥的烟草气味，他说话时在胸前忍不住跷大拇指的做派，小白都不愿看到。
       他想，自己该设法离开这个单位，去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学所，或者回学校读研究生，或者去美国读书。他想，这样可以重新开始。
       于是，他开始避着老枪了。因为害怕老枪中午时来找他切磋书法，他开始宣称自己练气功书法，写字的同时运气，不能说话，也不能轻易停下来。这样，一直到了寒潮突然到来，马路上的梧桐树叶子一夜风雨后，满地萧索。到了有一天，小白突然在福州路上的老正兴饭店撞见了老枪。
       那天，小白陪父亲到老正兴吃响油鳝糊，父亲已经病了，就想吃些从前爱吃的东西。老正兴是父亲最爱的馆子，他的少年时代就陪自己父亲来吃响油鳝糊。白家的传统，下馆子是男人们的节目，到逢年过节，才叫上全家老小一起。父亲在家里休息了大半年了，精神却日益委顿下去，整日一声不响地在藤椅上坐着看武侠小说。难得有了胃口，小白就陪父亲出去吃饭。
       那天，小白越过父亲的肩膀看见了老枪。老枪独自坐在方桌的一角，面前的玻璃杯里有大半杯黄酒，他正在慢条斯理地剥一只红彤彤的大闸蟹。翻开的壳里盛了蘸料，门牙和舌尖抵着上唇，黄瘦的面颊上挂着两朵红潮，一面是忘乎所以，一面是酒上了脸。小白想起单位里他的传闻，传说老枪每个月一次，单独下馆子，去的都是上海滩上的好馆子。每次只点一个菜，但必是那家馆子的传统菜。就此看来，传闻果然是真的。小白因此而想到了更多的，包括老枪曾想换到大学去教历史，但因为他专著和论文的数量不够，所以没成功。
       父亲看了看老枪，说：“此人就是个老吃客。你看他头颈邪细，独想触祭，生设好了的。”再转过来看了看局促不安的儿子，“放心好了，他现
       在才不想看到你。”
       小白将自己想换单位的事告诉父亲，父亲却说：“要是你当年听话学了医，没人来给你搞什么脑子。只要技术好，就是有学术良心。不管什么世道，感冒总是感冒，总归要吃安乃近。”
       小白说：“退一万步讲，我还好做书法家。”话一说出来，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竟是这样灰心。
       父亲用筷子头用力点点他们面前在重油中吱吱作响的鳝糊，招呼小白趁热，“吃完再讲，就是杀头也先管一顿断头饭呢。”父亲说。
       小白在老正兴下定决心，要离开单位。一年以后，他果然去了美国。当时为了容易入学，他报的是艺术史的研究生，准备进了学校才转系的。但一旦开始读艺术史了，他才发现自己很喜欢，想在艺术系里读下去。但毕竟要在美国扎根，读了一年，他转去读计算机。一旦离开，他就刻意与单位所有的人都断掉联系。这些年，小白读书，毕业，找工作，在芝加哥附近的中部小城里的一间大学的教务处安顿下来，接着，成家立业，当上了美国中产阶级。那座小城被周围广阔的玉米田包围着，寂静安恬，小白朝九晚五，有了空闲时间，就写大字。圣诞节时，拿自己写的毛笔字做礼物送同事和朋友，美国同事都高高兴兴地收下来，挂在办公室里、门庭里、卧室里。
       小白离开的那些年里，上海近代城市发展陈列馆建成，并在虹桥的万国公墓旁边的展厅开放。
       小白拿到绿卡的第二个月，就回家省亲。上海那时正在修南北高架，整个城市粉尘滚滚，到处都在拆迁，他在石门路外婆家附近竟迷了路。他找了一辆出租车解决问题，司机竟然也不认识路了。
       他特意找了个下雨天去陈列馆看展览，湿漉漉的天气好像是个安慰似的，让小白觉得不会遇到熟人。陈列馆刻意调暗了照明，使被追光灯罩住的展品格外突出，如从记忆的幽暗中浮出的往事一样。小白的心沉静下来。他一直被一团团暗影包裹着，面对被静悄悄的追光灯照亮的展品，华亭时代绿锈重重的铜钱、租界的石头界碑、工部局红色的旗帜，因为年代久远而泛黄发硬，这些古老的实物唤醒了小白心里强烈的乡愁。在美国，他并没对上海产生过如此强烈而明确的感情，如今它确如龙卷风般地扑来。
       陈列馆里果然没有人。陈列在墙上的某些解说词让他回想起老枪说话时哗众取宠的样子，想起他被香烟熏黄的右手手指，想起自己停留过一年的乱糟糟的办公室、高高堆在办公桌上的《良友》画报，一切都渐渐浮现在眼前。
       小白发现一处再现的南京路店铺。桌椅柜台看上去都是征集来的旧物，晚清打扮的蜡人看上去是浙江商人的模样。小白感到那情形十分熟悉，然后，他想起了从徐家汇藏书路找来的一组传教士留下来的上海市井旧照片。当时是刘伟拿了介绍信去找来的。在办公室里大家传看着，那种心情，就好像狄更斯小说里的孤儿发现了自己的身世。小白相信这个情景再现是以那些照片中的一张为蓝本的。小白站在它前面，惊奇地发现原先照片中动人的逼真竟然消失了，再现的过程，竟然就是抹去了照片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他这才明白照片对消失时代的价值，也才明白为什么在那个隆冬，他们这些青年会对旧照片如此喋喋不休。
       如果自己还在，一定会反对这样的再现。小白想。
       小白觉得这是刘伟的主意。他自认为在那些实习生中，只有刘伟和自己势均力敌，可以竞争。自己出国离开，刘伟就会是老枪理所当然的助手，也许，现在他也是老枪理所当然的取代者。小白觉得刘伟和自己最大的不同，就是刘伟对历史介入太深了，当时劝他写木牌时，就是刘伟说的这是再现历史。小白发现那年自己对刘伟不以为然的心情又活生生地回来了。不同的是，当时他觉得自己一定比刘伟做得好。现在，他已远离历史学家的位置，心里多了一些更消极的忌妒。
       小白经过了1840年的上海，经过了陈列在灯下的《洋泾浜租地章程》，经过了富华画的外销画，那上面是1860年左右的外滩，堤岸处外滩公园的位置，是一片模糊的绿色，想必那里还是美国人书里描写过的，长满芦苇的涨滩。然后，他看到了那张公园早年的照片，微微隆起的草坪，草坪上有座白色的西式凉亭，有个穿古板西装上衣的外国人正经过镜头，向堤岸方向走去。这是老枪拿来的照片，1964年的那次展览就准备用的。当时他举起那张照片来给大家看，办公室里的人小时候都去过外滩公园搞忆苦思甜活动，老师们总是占据那座凉亭休息。当时办公室里的人都说，那公园真新呀。后来，他又举起另一张照片，是夜里的公园。路灯照亮了林荫道上成双捉对的中国情人。老枪说那时公园已经向华人开放，在上海养病的茅盾先生特意写了关于公园情人的文章。刘伟那时口无遮拦地说，两张照片比一比，就能看出来果然公园人满为患，当年工部局的担心不是没道理。刘伟一直崇拜世界主义，那时显得非常先锋和冷静。
       小白听说，刘伟在老枪的提携下，现在算是历史博物馆的业务骨干了。
       小白看到照片下面有个玻璃陈列柜，灯光照射着里面陈列的实物。他觉得自己的心突然停止了跳动——这正是他想象过多少遍的噩梦时刻。
       那儿陈列着一本发黄的英文书，而不是一块再现的木牌。
       小白想起老枪那时告诉过他们的那本书，在1924年出版的书里记载了爱尔兰记者的上海之行，在翻开的那一页上能看到关于外滩公园门口木牌的描写，“No dogs and Chineseadmitted”的说法就出自这本著作。
       小白默默从那里走过，努力按照通常参观博物馆的速度继续向前走。找遍整个陈列馆，都没找到自己写的那块木牌。他在结束语四平八稳的词句间再次感受到老枪的气味，站在那里回望静悄悄的展厅，只看到一束束灯光镇定地照耀着上海过去时代的遗物，散发出难以捕捉的神秘。他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遗憾，他此刻才知道，自己的理想，的确是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只是，目前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了。
       门外大雨如注，空气中有一股雨水清新而潮湿的气味。东亚雨的气味与美国中部平原上的不同，那微微带有腐烂的气味让小白想起在小学门口的门房间里等雨停的情形，那次他写下了第一个柳叶撇，启蒙老师在那个顿上面加了四个小点，将它变成了一个脚印。
       责任编辑：陈东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