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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杯”征文作品专栏]生产队的激情岁月
作者:孟宪杰

《十月》 2008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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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村上的人把玉米叫成“棒子”。那棒子已有一人多高,冒尖的穗子呈金黄色,齐刷刷地成方连片,像一道碧绿的屏障。钻在里面,透不过气来,只听见光着的臂膀和叶子摩擦的声音、偶尔锄头和地里的砖石相撞发出的“当啷”的脆响,其他什么也不知道。汗水像河沟里的水往下淌。裤头儿早湿了,脚在鞋里也和了泥。忽然前面透出了亮光,快到地头了,又狠狠地撸了几把,终于冲出了棒子地。把锄一夹,站在那条并不宽的庄稼道旁。
       风来了,像小时候奶奶的手抚摸着我的脸,亲昵而动情,像对我劳动的肯定和赞许。前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棒子像长疯了一样。站在这里,心里似乎听到它拔节的“咯吱”声。中部腰间鼓起来,红缨已经吐出,只有被锄头砍掉的杂草,蔫蔫地睡在一旁,似有些可怜。棒子的底部,已爬出了青绿色的水根,拼命伸向大地,起劲吸收地里的水分。风再大它也不再倒下,不辜负农人对它的期望。我仿佛从这里看到堆在园里金色的玉米和奶奶贴在锅沿上黄灿灿的饼子。脚下的这块土地,就是它繁衍了一代代农人的希望,萌生着农人一个又一个的幻想。我挚爱这块土地,它宽厚为怀,无论在谁的手里,是地主还是贫农,无论社会怎样变化,是封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你不亏它,它不亏你。这种包容、厚重和公正是那些人可以比拟的吗?
       昨天晚上,麦场里的批斗会的余愤难以从心头上抹去。被批斗的是教我中学的周老师。济南战役时,他刚刚从黄埔军校出来,作为中,尉炮兵连长的他,当然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紧紧地压住了从城东南攻城的炮火,一批批的人倒在血泊中。后来失守了,缴械了,再后来进了山东农大园艺系,接下来就成了中学的植物教师。我们是请周老师来作生产队的苹果作技术指导的。看到了压弯枝头的果树,这里面有他的心血,社员们不会忘记他。农人讲的是良心,面对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跪倒在地的周老师恨不起来,他们悄悄地退出了会场。只有过去那几个经常跟在我屁股后面的孩子,发疯似的喊着口号,在大伙儿的沉默之中声音格外孤单、苍白。死人的战争还能去追究这个俘虏兵的罪责吗?在过去,我会走上前把他们几脚踢倒,现在不合时宜了。运动轰轰烈烈,我只有愤愤不平地回家,这是我的自由。
       “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一下子把全国搅混了。城里的人不知所云,远离省城的小村,农人们照常日出日做,干活儿吃饭,和老婆睡觉。后来“十六条”下来,在焦家祠堂里听传达,斗争的头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在党支部领导下的团支部书记的我,有点儿彷徨,应该站在哪一边,始终也没有谁向我讲清楚。跟着老支书参加了一次被批斗会,干脆回到了生产队里。
       如鱼得水。谢天谢地。和这些戴草帽子的人在一起,他们的粗野和坦率使我有了底气。怕什么,凭本事吃饭,我们浑身都是力气,又怕谁呢?
       大伙陆续从地里钻出来,浑身上下像从水里捞过一遍。农人们没有擦脸的习惯,地头上把头一甩,汗水不知洒到哪里去了,吹过来的风很快把脸擦干了。他们或站着或蹲着,不经意地用路边的石子把锄上的泥土剥去。锄头银光闪闪,映出了他们的笑脸。一股发自心底的兴奋涌上来,笑骂声此起彼伏……
       夏天棒子地头吹凉风,冬日麦秸垛里晒太阳,晚上老婆孩子热被窝,这就是庄稼人的好日子。
       二
       虽然“三自一包”屡遭批判,农村集市贸易却像扑不灭的火焰越燃越大。需要就是生命力,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农人们总要把仅余的那点儿农副产品卖出去,买些油盐酱醋回来。工商所的小伙计把小商小贩逼得四下逃窜,可村上的集市不依谁的意志为转移,由镇武庙的四周,拓展到南北大街的两旁。
       集上的人很多。有些地方显得拥挤。“大饥饿”的恐惧还未从那些中老年人的脸上抹去,但吃粗吃细的日子已经使许多年轻人的脸上有了红润。前面走来的那个姑娘,扎两个小辫儿,着绿色的军衣,蓝裤子,明眸皓齿红唇,微微隆起的前胸,一股青春的魅力。“跟上。”不知谁喊了一句。我们几个立刻转回头,紧紧跟在她的后面,直到人家那圆润的屁股消失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才无可奈何地走回来。
       路遇初中同学方忠。他当了生产队的会计,长高了,也胖了,比在校时瘦小身材和那张小猫似的小脸,已判若两人。同窗三年情笃义深,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买了二角钱的花生,两人边吃边说。在校时,十三四岁的年纪,坐在教室旁边的那堆横七竖八的木头上,望着西下的夕阳,饥肠辘辘,肚子里不停地叫,盼着晚饭的铃声……
       那样的日子不能重来,也不会重来的。社会总要向前走,我们从回忆中找到了快乐,从对比中找到了自信。
       从猪肉架子上买了一斤半肉,白里透红,半肥半瘦。明天是娘的生日,全家可以吃一顿饺子。
       太阳已经爬过了东边的山头,万道霞光染红了屋顶,照在那么多人的脸上。猪肉和几把韭菜把提筐子的手臂拉直了,还有点儿酸疼,心里却无比的痛快。农村的集市,不仅是商品的交换,也有心灵的沟通。还有美丽的姑娘,看一眼也是享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谁也没有想到,在我赶集的早晨,队里开社员大会,选举我当队长。
       据说选举的程序很严格,年满十八岁的都参加。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挤满了那个刚刚打完麦子的场院,连小瘸巴新民子也蹦蹦嗒嗒过来了。“妈的,投一票是我的权利,这会儿不用啥时用!”“这小死孩子也知道投票是权利。”不知谁说了一句。
       主持人是大队的一位干部。他说,老队长年纪大了,精力、体力不济,已提出辞职的申请,大队里做了研究,同意再选一个新的。选举的方式是无记名投票,上面不定候选人,尊重大家意见,选上谁谁干,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选好自己的队长。话说得不多,简单,明确。
       这一权利来之不易,其中包括多少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们当把自己的命运和决策者的选择连在一起的时候,深知那一票的分量。这是天赋人权吗?
       女会计用灵巧的手把三十二开的旧往年账,整齐地撕成四片,活儿干得干净麻利。那么厚的一个本子做成了一百二十张选票,每人一张,会写字的自己写,不会写字的他人代笔,一张票只能选一人,多者为废票。
       大场棚的墙上有那块水泥制成的黑板,这下子派上了用场。一人唱票,一人往黑板上画“正”字,一人监督,以免念错画错。会场里很静。除了唱票的高音外,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晨曦泻下,东方飞红。那一刻,社员们通红的脸已融进霞光里,那么多眼睛,都瞪着黑板。结果,听说我得九十八票,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其他人。
       娘令我外出,我全然不知。选举的时间、方式是党支部研究确定的,来下通知的是女会计。我心里埋怨娘,很惋惜没有亲自看到这个令人激动的场面。
       不管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代表说得再好,娘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她说:“不能干,他还是个孩子。”
       家门口的人越聚越多,一片焦急期待的目光。他们把生活的富裕已经寄托在他们所选择的领导人身上,在那种体制下不就是选好一个人吗?
       “他厚道、有力气,还读过书。”
       “他是小一点儿,刚刚十八岁。”
       “小什么,林彪(当时已政治叛逃)二十八岁当军长呢,他还不能当队长。”
       “这孩子,天生就是个帅才。”
       从人群里道出来的这些话,在我心里激荡,充满了激情和自信,我不能让那么多人失望。我十分着急,却不敢和娘顶嘴。
       亏了爷爷开腔,在那么多人面前说:“大伙儿回去,他娘的思想工作由我负责做通。”
       一阵掌声,一阵欢笑。人们如愿以偿,高兴地离去。“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本来就是帅才嘛。队长,就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像老天故意和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孩子较量,那年,刚入冬,就来了一场大雪,把六十亩大葱一下子埋在地里。我蹲在地头上,任凭纷飞雪花向我肆虐,琢磨着怎么在封冻之前把葱刨出来,让生产队免遭几万元的损失。
       第二天早晨,大雪仍在飘舞。我毫不犹豫地敲响了上工的钟声——一根钢轨代替的钟,后来索性用刨葱的锨铲,狠狠地撞击那根钢轨。嗡嗡的响声连成一片,响声就是命令,响声就是强有力的召唤,传遍街头,回荡在胡同之间,震撼人们的心灵。他们知道,队长急了。
       我扛起锄头,走在前面,来到葱地。
       几乎队里所有的整半劳力都跟上来。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能挂在嘴上,行动就是无声的命令。我抡起镢头,狠狠地向葱刨去,还用多说什么吗?
       三天,六十亩葱刨出来。葱上的泥巴沾满了人们的棉衣,手上、脸上被葱叶抽得红肿,脚冻破了,手冻裂了。社员们你看我,我看你,想一想,心里直想笑。面对着西天上红彤彤的落日,有一种赢得时间的成就感。
       生活就是这么充实。青春的年华竟如此之美好。“推小车的住了店,一个知县也不换。”我为拥有自己的岗位而自豪。
       三
       “农业学大寨”风起云涌。几次全国性会议之后,把学大寨运动越来越推向了极端。“大学大批促大干”的标语牌子插得满地都是。漫山遍野飘动着红旗,到处在冰天雪地里战天斗地的群众。“学大寨”运动是农民的智慧、干劲、生命和汗水的结晶,也伴随着决策者的鲁莽愚昧和无知造成的浪费。长期的劳动积累使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巨大的改变,很可惜,长期经营在土地上的农人并没有改变贫穷。
       但是,却有一种情绪在人们的胸中涌动。
       参观下丁家,我和几个年轻的队长在碧波荡漾的三八水库大坝上,蓝蓝的天、白白的云,葱郁的树,红彤彤的苹果……金灿灿的谷穗都把秆子压弯了。一切都倒映在水中。姑娘的笑声那么爽朗,一阵风吹来,催人心动。他们把穷山恶水变成了花果山,令我们自愧不如。
       “我们也不缺胳膊少腿。”
       “我们,我们……”我们脸红、心跳、羞愧难当,恨不得跳进水库。
       我们从中找到了责任。回来的第二天,四队队长带着一伙民兵,把程老四院子里种的芹菜全铲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资本主义思想把社员的心搞散了。”
       我也知道资本主义的厉害,恨透了资本主义。就是它在每日每时地产生小生产。但是我不想像他们那样做。我觉得我们应该想怎么战胜它。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要使农民获得更多的利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斗人也不是社会主义。认识的提高使我高兴,我庆幸自己肚子里还有那点儿墨水。
       想着想着睡过去了。那天夜里做了一个梦。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从村头流过,我乘一只小船顺流而下,岸上棒子长得比牛角还大。一个漂亮的姑娘在向我招手,前面就是浩瀚无边的大海了,一个巨浪打来,把小船推向浪尖……
       我在社员大会上讲了自己的想法:两年的时间,挖十条台田沟,改造小寨口一百二十亩涝洼地,打五眼机井,改造八十亩旱田,买四匹马,置两部车,养十头猪,过年每人二斤半肉。我的意见理所当然地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也有人摇头。我不能再去管他,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上帝的人什么时候也有,这是毛主席说的。民主就要征得大多数人的同意,剩下几个“顽固分子”只有让他们走着瞧了。那时候还没有鼓掌的习惯,农人们甚至不知道拍巴掌是什么意思。但是,看到他们使劲地在地上磕去烟锅的烟灰,黄铜的烟锅和石头碰在一起,竟冒出火花。好了,这就是他们的态度,他们会跟着我干的。
       我的激情和他们的热情在猛烈的撞击之后完全融合在一起。
       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多半是秋后开始。一天两顿饭送到坡上,我把任务分到组包到人。每人每天四方土,十分工。推车拉车男女自由搭配。瘸巴新民子也有活儿干,在地头上盘了灶,为大伙烧开水,一天到晚,一瘸一拐地忙个不停。
       我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完成土方任务。然后再带上皮尺标杆,一个个为他们收方验方。有一个姓李的小子,把一堆烂草埋在底下顶了两方半土,被人揭发出来。不是别人拉着。我差点儿扇他一耳光,当即决定扣他十个工日。金口玉言,说了就算,现在想起来真好笑,当时真是个土皇帝。那家伙哭丧着脸向大伙求情的样子至今还记忆犹新。
       大家付出巨大的代价:
       许多人的眼深深地窝进去,皮紧紧包着骨头。
       给我拉车的胖英子瘦了十几斤,听说没有例假了。
       新民子的那条腿也断了,下肢瘫痪了。
       就是这样,早晨当当的钟声后,大家揉着睡眼走出家门。车子上锨和镢叮叮当当的撞击声,一直响在通向田间的大道上。晚上不同了,收工哨子一响,人和车子拥挤在大道上,伴着落日的晚霞,一路歌声嘹亮。不知哪里来的那股劲儿,真有点儿傻。
       大概就从挖第三条沟起,大家都叫我“傻子”。姑娘们叫我“傻哥”。后来才知道,这源于团支部的黑板报上的那篇文章,叫“小精人和大傻子”。小精人我排不上,只有大傻子了。我自然地接受了大家的尊称。尤其是那些比我小的漂亮女孩子,叫我傻哥的时候,我感到有种爱在里面,心里美滋滋的。
       那时候,我傻乎乎地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装在心里的是地里庄稼和大伙的日子。对房子、车子、位子一无所知。白天知道干活儿。让身子出汗。吃得越来越多,力气越来越大。娘今天中午送了四个鸡蛋、八个白面单饼,被新民子偷去一个,其余的都被我吃下去。劲儿长在腿和胳膊上。那天下午,四方土搬运的指标像玩儿一样干完了。晚饭后站在街头,大伙儿听我讲评,会后躺在床上,肯定做个好梦。人生就是这么美好。
       公社里时常开生产队长参加的“三干会”。我有个习惯就是坐下便睡。那时没有大会堂,夏天开会在树林里,冬天在阳光充裕的大场里。我早早找好位置,倚在坐南朝北的墙上,在暖烘烘的阳光里,不一会儿就进入梦乡。公社书记报告做完了,我也醒了。跟着老支书下馆子,又是一碗把子肉两个大馒头。开会对于我是大脑的放松,绝对是一种休息。气得支书半开玩笑地说:“这孩子。胡吃闷睡,不讲政治。”
       我不做声,心里不服:“什么政治,政治应该叫老百姓吃饱。”
       那两年,真下了力气,大家跟着我吃苦了。可是目标实现了。秋后算盘一响,工日值超过一元。每人粮食五百斤,年终分红,把一万元的现金分给
       一百八十口人,最高的超过四百五十元。当着我和女会计的面,他们一遍遍地数着,喜得合不拢嘴。
       腊月二十三,队里杀了五头猪,每人二斤半肉,不管布衣王侯,一律挨号抓阄,把猪头和下水送给了新民子还有饲养员瞎四子,大家都赞成。
       公平、公正赢得了人心。
       女会计说:“大家要喊你万岁了。”
       四
       杏花沟从南到北,蜿蜒而下十几公里。两岸的杏花盛开,雪白一片。河边杨柳抽枝,松柏吐翠,生机盎然。遇着春天的姗姗脚步,谁都会充满自信,以全新的冲动,去捕捉和实现那无限的创意,点燃青春的火焰,编织生命的辉煌。
       脚下的土地生我养我,给我信心和力量。就是那些累累伤痕的旧房子,屋顶上那被雨水吞噬的茅草,记录着乡亲的辛酸和悲苦,蕴藏着多少农人对幸福生活的盼望。作为他们的后代,我逃不出他们走过的路,但也不甘心去重复他们的过去。
       眼前的这个大个子虎背熊腰,胳膊上的肉疙瘩一个接着一个,像冲下山来的猛虎。在许多人的簇拥下,今天我成了他摔跤的对手。
       听说,他自己能竖起三个碌碡,用肩膀扛起深陷在泥中的大车轴头。在庄上,力气就是权威,连支书也让他三分。在他的眼里,我乳臭未干,值得一摔吗?
       杏花沟清淤工程,公社在这里集中了上万名民工会战,围在坝上看摔跤的也有几千人。清明之后的太阳变得很有力量,炽热的光线洒在人们的脸上,风不吹了,空气像在凝结,使这种竞争的气氛更加紧张。
       对弱者的同情是人的本性。有那一片热情期待的目光,还有娘做的刚刚吃在肚子里的八张面饼,我还怕什么?
       两个回合之后,他也许知道我非等闲之辈。还没容他再想起什么招数,我弯腰扎下去,以最快的速度用双手扳住他的右腿,用尽力气一掀,把他摔在坝下。
       我的胜利使大伙的掌声经久不息,之热烈、之真挚,远远超过了公社李书记大会报告结束时零零星星的巴掌声。
       我被他们围住了,其中还有个扎红围巾的姑娘。不知是谁把坝上红旗舞动起来,在风中猎猎作响。红围巾,红旗,还有我那涨红的脸,像一片红色的潮水……我沉浸在欢乐之中。
       从饥饿中挣扎出来,刚刚填饱肚子的农人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欢乐和自信。
       也许是祸福相依,摔跤赢了,生产队的那匹得而复失的黑马,真把我愁死了。这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愁。也从来没有愁过。囤里的粮食没了,锅揭不开了,愁的是娘;红卫兵把上下都搞得乱哄哄的,愁的是支书。我从来没有愁过。就是在学校那几年,夜里肚子饿得咕咕叫,那是心里难受,愁也无用,只是盼着天明开早饭。
       在这匹黑马买回之前,生产队里没有马。多数社员没有见过马,人们对马的认识还停留在街上说书的老先生讲的三国演义关公的千里赤兔和电影里草原上的战马。人们想马盼马,用八百元从县畜运公司牵回场院里,许多人在围观。那家伙高昂着头,腿很有劲儿,身上像披了一匹闪亮的黑缎子。一看就是个烈性子。它好像不知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围着,一脚将靠它很近的四子踢倒。人们立刻向后退去。
       人们由盼马、买马、看马直到怕马,谁都远远地离开它。出于无奈,饲养员三狗子背着我到邻村换回来一匹老马。
       内行的人看后说,老马已没有牙口了,牵到集市上卖,不会超过二百元。
       队委会反复研究,还是应该换回来,因为我们丢掉不仅是六百元的损失,还有人应有的那种自信。一个生产队连一匹好马也使不了,搞什么社会主义。
       “你们队里还有站着尿尿的人吗?”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邻村年轻的队长在“将”我的“军”。
       我先派三狗子把老马给送回去,几天后又派人送去一百元的黑马喂养费。我们要做到仁至义尽,有理有节。
       派村上的亲戚去做工作,都没有结果。
       他们说:“嫁出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再想要回,没门儿。”
       焦急的等待,等待得焦急。自责和苦恼使我那天夜里掉了一撮头发。
       无限的等待,只能说明我们无能。无限的等待,对不住父老乡亲,红卫兵能把省委书记抓起来,夺了他们的权,我们不能把马夺回来吗?
       决心下定,其实事情就那么简单。
       那天早晨,我们一共三十多个青壮年,埋伏在通向县城的公路旁,待邻村的那辆马车走来,大家一下子出动,把他们的车围住,卸下了驾辕的黑马。牵着回来了。
       风在吹,像为我们喝彩;云在飘,在向我们。追逐。我们不仅有胜利者的欢笑。还有足够的空气、阳光,我知道,世界是我们的。
       第二天,公社又开三级干部会。我和以往一样被热烈掌声拥上讲台,对着书记讲话的麦克风,唱现代京戏《智取威虎山》李勇奇的那段:“早也盼。晚也盼。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埋在心底的那郁愤,脱口而出。一个多月的苦楚一下子泻出来,从来未有过的痛快。
       老支书笑了:“这个孩子,还有这两下子。”我想:你知道啥,上学时我就想当一名歌唱家。几次到县里演出,饥饿使我直不起腰来,人家不让唱了。我自信,唱歌,绝对是我的天赋,特别是男高音。
       “你把我公派到县歌舞团吧。”
       他摇头。我知道,即便歌舞团要人,他也不会让我去的。我走了,谁当队长呢?这一点我很清楚。摘草帽子的事儿,没有我的份儿,我只能在这个全国最基层的岗位上领着大家干活。我心甘情愿,不愿离开乡亲们。偶尔和老支书开个玩笑、唱着歌图个痛快,也会稍稍激励自己的情绪。
       五
       那天晚上,女会计和我摊牌了。她不能嫁给我,她要去省城接父亲的班。我不怪她。她屈服的不只是家庭的压力,更多的是社会的压力。一个吃国库粮的国家职工,怎么能和农民结合在一起,别看我是生产队长,那时就是这么一个世道。我当然恨这个世道,特别是干部职工可以接班的制度,这比封建主义世袭制还落后,还社会主义呢,我想不通。她当然要嫁给城里人了。我恨城里的人,尤其是城里男人。
       我们背靠背地坐在棒子田头。只有风送来叶子的沙沙声,我们陷入了沉默。
       我后悔,那天晚上为什么没有把她抱过来。当时我被她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傻了。
       那天,开完队委会,已经很晚了。她说,有件事情要单独向我汇报一下。我想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明天再说。我已经困倦,连打了两个哈欠。
       “不行,必须今天说。”她对我说话从来就是命令。
       我站住了。我觉得,像有人说的:“一物降一物。”我有时真听她的。
       场上只留下我们两人。月色、星空、天籁、微风,摇曳的树林,碧绿的荷塘,一对痴情的男女,仿佛找到了那种感觉。
       “我想当你的媳妇。”她那么坦率、直接。
       “为什么?”
       “你像大男人,在你面前没有怕的事儿。”
       “怕什么呢?有老支书、娘,还有老少爷们儿,和一身的力气。”
       “还有我。”她以强调的口气认真地做了补充。
       别人可能瞧不起我这兵头将尾的小官,但我从来把生产队的事儿作为人生的事业。是的,事业不是一个人的,没有她,也许没有现在的成功。
       “我们不能光站着。”她说。在那大柳树下坐
       下,面对着池塘。
       真的从未有这种感觉,荷塘月色太美了。我为什么没有欣赏过呢?初中时我读过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并为文中的情景所动。我发现他是郁闷中的美,而我是欢快的美。在我身边的她,不正像水中亭亭玉立、含苞待放的粉红的荷花吗?
       她脸长得有点黑,但弯弯的眉毛,高高的鼻梁,两只小辫子,长长的脖子却透出了无限的秀美和灵动,是我理想中的情人的形象。但她的个性很强,从来没有怕过谁,就像个野小子,似乎少了一点柔情,能当好女人吗?她的父亲在省城,家境悬殊,说实在的我不是没有在她身上想过,但又不能想得太多,我的自律成了我们之间的鸿沟。
       她主动地向我身边靠,已经贴紧了。我听到她心脏的跳动和大声喘气的声音,还有女人身上那种特有的味道。我下意识地向她那边挪动,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
       “你什么都不怕,还怕我吗?”
       我支吾了。我怕过谁呢?心想,我要被她征服。不,我要征服她,我是男人。我在努力找到自己的那种自信。在夜幕下,她没有发现我那张已经涨红的脸。
       她又向我靠了一下,终于成了零距离。而且用一只手从背后把我搂住,看你能移到哪里?
       风停了。她解开了上衣的扣子,露出了绯红色的胸衣。
       我不敢正视她那红色胸衣下面丰满的乳峰。我怕被她勾倒,而一发不可收拾。
       我应该有男人的自尊。尽管后来认为这自尊是那么愚蠢。她的大胆战胜了我的怯懦,我第一次被别人征服。
       这天晚上。似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又觉得我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一切。我是幸福的,尽管变成美好回忆。那星空、月夜、飘香的荷花。
       第二天,她仍然是当她的会计,我当我的队长,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年轻的爱情就是这样神秘。但是她脸蛋更加红润,笑得更加灿烂,干活更加利落。这一切只有我知道,也许只有我能体会。
       我想,我不仅是男人,还是一个漂亮的男人,内在气质是我的魅力所在。如果是在现在,一定是个标准的“帅哥”。
       时值中秋,夕阳西下,晚霞把西天染得飞红,凉风送来了夜莺动听的叫声。等我把所有干的活儿都检查完毕,东边天上已经闪烁着无数星星。
       娘做的饭,凉了又热。我从灶屋里出来,小院里已经洒满银色的月光。
       走进我住的房门,拉亮了电灯。
       我坐在爷爷留下的那张三个抽屉的桌子前,与古人神交。那是充满求知和理想的读书过程。
       夜深人静,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她。对于这间房子。她并不陌生,进出过多少次了,她可能也难以记清楚。过去,她是来汇报生产队里的具体事务。自从那天晚上,她大胆地向我倾吐了爱情之后,谈话的内容升华了,小屋子弥漫着爱的温馨和芳香。
       她把门关上,手在不停地颤抖,两颊上两朵红云飞动,背影里窈窕的身姿展示肉体的柔美,使屋里的一切变得更加和谐和完美。她转过身来对着我,开始解开衣服的扣子,从上到下一件件地褪去。裸露出晶莹的胴体,女人的那种美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并不惊讶。也不觉得奇怪。我的身子一动未动,目光一直停留在她的身上。懵懂变成了沉静,一切都是那么圣洁。
       “我把它交给你了。”她指了指自己的身子。
       我没做声,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她的泪水慢慢地从腮上流下。
       “我要走了。”
       “为什么?”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她仍然站在那里。
       我仍然坐在那把破椅子上,没有靠前半步,但心里多了几分激动和不安。
       她爱得太深了,要用自己的身子来证明她对爱情的坚贞和忠诚。
       那么做。我对不住她,我们的共同责任就是守护爱情的最高境界,呼唤来自心底的爱。
       我帮她穿好衣服。
       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我把她送回家时,月亮已经沉下去,东方出现了鱼肚的白色。
       难忘今宵。坦然,真挚,圣洁。然而心底涌起无名的痛苦,那是失去的爱情刺痛了我的心,只能用“不是缘分”来规劝自己。一夜之间,我忽然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知道了安排自己命运的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一个千丝万缕的社会。理智使我常常想到她,又常常忘掉她。
       六
       北方的“立秋”拖一个长长的尾巴。只到农历十月之后,才关上场院的大门。当然,这期间谁也不会闲着。经社员会讨论通过,队里开起了油坊,榨油机吱吱嘎嘎地响着,清亮的油从上面流下,一个一下子可以让社员增加收入的项目的成功,使我渐渐忘记了对她的思念。
       那天,我把她送到公社汽车站。我不是她的家人,似乎没有为她送行的这种资格。但是,我们是风风雨雨的日子,是情有独钟的挚爱,两小无猜的兄妹。为了解决一百八十口人的吃饭,我们交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作为队长送一程还不应该吗?而且,哥哥的呼唤不绝于耳。
       这次,她没有再掉泪,甚至脸上还有淡淡的笑。她不是强装的。我想她决心留给我的不是满面的愁容,而是挚爱和坚强。她就是她,刚柔相济的她!
       那天到公社开会,我又睡着了。旁边的人听从老支书的手势把我叫醒。在台上讲话的李书记已看了我两眼,他似乎认为我对他的指示置若罔闻,故意抬高了嗓门儿:“种‘反修麦’是省委的决定,是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的具体行动,必须坚决完成任务,谁也不能拖公社的后腿。”
       已经进了腊月,下过两次小雪,地都上冻了,种上麦子还能出来苗吗?在老支书下达我队八十亩的任务时,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我不能浪费队里的劳动力和种子。
       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使老支书陷入了尴尬。一边是命令,一边是不从,这使他很难摆平了。他可以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但讲到后来,又难以自圆其说。本来搞政治和种庄稼不是一回事,各有各的规律,但有人就要硬搅在一起,那不难了。
       岁数大的人并没有忘记“刮五风”的惨痛教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报喜不报忧,统购不统销,夺去了许多老实巴交的农民的生命。“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使许多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能说会道的干部青云直上,人民群众看在眼里,气在心里。昧着良心当官又有什么意思呢?我向老支书发着牢骚。
       老支书曾说,他走的桥比我走的路还多,但是这位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老革命”在受着良心的谴责,难以启齿回答我的问题。
       上边派来工作组,督促种“反修麦”任务的完成。我想,我是群众选举的队长,什么时候也要对群众负责,工作组的意见我理所当然地抵制。
       那么,我无视上级的指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他们的处分:和两个队长一起,我被停职检查。
       老支书爱莫能助。队上的群众堵了工作组的大门,抢走了他们吃饭用的碗筷。
       僵持,对立,僵持,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我不得不离开了队长的岗位。队长我已干了六年了,对这个岗位我充满了感情。从部队里走出,差点儿没有落下泪来。
       痛苦地思索,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是我远远未能预料的。那种单纯、朴实使我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简单,包括生活、爱情、制度和社会。但现实并非如此,许多事情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从来没有怕过什么,想到这里不寒而栗!
       他们为什么要剥夺了我为人民服务的权利?
       我想到了她,那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她心灵的纯洁、空明可以使她变得伟大,但是无力阻止命运对她的安排。我永远爱着她又深深地同情她。
       我觉得,她会一直地爱着我,这也许是终生不悔的。尽管她会嫁给别人,但在她的心里一直会有对我的那份爱。
       我多么愿意她再走进我这简陋的小屋,坐在我的身旁。那破旧的桌椅依然如故。还有照亮她身子的那盏昏黄的灯。娘盛粮食的瓷缸和掏面用的瓢子,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唉,面对这些毫无生命力的家伙。我对谁倾诉衷肠呢?我觉得和她相比,我更值得同情。
       孤独,是当时唯一的感觉。
       彷徨中,我仿佛看到了冲进工作组大门的乡亲们。他们的努力不会徒劳的,我马上冷静下来。
       队长不是县长,谁当谁干还是群众说了算数。
       一下子找到了那种感觉,恢复了应有的自信。
       责任编辑:赵兰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