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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山树
       我先前对南山里的树印象模糊，但南山却一直在记忆之中留存着。西安城若是没有了南山作为依靠，怕是就没有了历史的辉煌和今天的兴盛。我小时候常见到身背山柴的樵夫在街巷里游走，觉得城里人的生活离不开南山的供养：炭市街上的山货，木头市里的板材，还有冬天里火盆中的炭木，也都是取自南山。
       西安人把秦岭经过西安地段的一脉山峦叫做南山。我想不出其中的道理，就像是把羊称做羊，而不叫成别的一样，或许不在意其中有多少理由。
       我见过的第一座山也是南山。我懂得了向远处眺望以后，南山就成了我心的对应物。坐在南城墙头望着山在云层之中蜿蜒的走势，我心里觉察到了舒坦和朗净。
       南山在我幼小心灵里的反射，也许就成为了我在世间受到的最初的启蒙教育。我觉察到了我身体的感触随着对山的仰望而曲张着。我的想往也是由此所产生的。南山好像是我心和视野里的界限，山那面的东西，我无法看见，就像是远方，还带给我了忧郁。我曾经想过在这个世界上领受过的让我受用的东西，我最先想到的是南山，而不是接受的学校教育。南山还让我感到了一年当中有不同的四季。
       入冬上霜之后，板栗、核桃、火晶柿子应市，西安城果摊上的生意，一点儿也不显得淡凉。南院门五味街上的松子店反倒更热闹，清炒的松子，新鲜的气息，淡朴的味道，趁着温热的劲儿食之，简直美不可言。
       要是我母亲还在世，她会用我家的黑釉瓷罐早早围拢一窝面蛋柿子，在柿子中心放一只苹果，用木盖封好，只待苹果的香味儿溢满我家，柿子便熟透了，像晶亮的琥珀。食火晶柿子，则要等游街串巷的果贩上门，再说我母亲也不懂得经管火晶柿子的手艺。
       我在明善哥的桌案上看见过一块写字用的老墨，据说是用南山的松炭制成的，瓷实板结，没有味道。西安城里早先有一家墨汁厂，“文革”时写大字报，全用的是这家厂子产的墨汁，有一种特别的香气，是不是添加了南山的松炭，就不得而知了。
       小时候随父亲去赵望云先生家，见过赵先生画画，画的是宁西林场的松林，用淡墨起稿，层层积染。末了用火柴棍蘸焦墨画人物或动物点景。那时候我还从未进过南山，赵先生画的松林、小鹿，却带给了我对于南山的许多想往。后来与赵振川多次去南山，每每经过宁西林场，他都要说他父亲当年画的那片老松林已经不见了。
       西安街道旁成气候的树是法国梧桐和德国槐。交大门口的路上、小寨西路、友谊路，要是没有那些茂密的梧桐，夏天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法国梧桐在春天里生一种绒毛，被风吹落在后背上非常烦人；德国槐夏天极易惹出叫做“吊死鬼”的长绵虫，园林工得早早开上汽车，在有德国槐的路上一遍一遍给树喷药。尽管我对植物的了解非常浅显，但我敢断定，上述两种树肯定与南山无缘。
       我们家最早住的院子，前院后院栽着不同的树，有椿树、槐树(中国槐)、海棠、蔷薇、梨树、桐树，每一棵大约有百年，同那座院子的时间一样长，树荫将院子覆盖得严严实实，非常幽静宜人。我父亲爱在院子的树荫下乘凉。我最怕的是椿树在冬天交替时被西北风吹响的声音，像虎啸。我小时候常被椿树在风中的吼声弄醒，没法入睡。
       春天里将南山的树苗移栽到自家的房前屋后是生活里的一项重要的事情。有了树就有了生活的气象。我弄不清楚这其中的缘由，心里只是这么认为着，也喜欢见到树，在大树底下玩耍。我大哥有一年拿回来了一棵香椿树，种在我家门前，第二年生出的嫩芽就可炒着鸡蛋吃。味道极好。树一年年变粗长高，生得香椿多了。我母亲便拿去与邻居们分享。我长到一米高的时候，用刀子在树身上画过一道印痕，想同那棵椿树比画着谁长得更快更高，后来我家搬出了那个地方，就再也没有比试的机会了。
       自小生长在西安的人，不会觉得这座城市有什么地方特殊，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我曾经想过，有十三个朝代在西安建都，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南山的树和石材，也是一个朝代的兴起所必需的。唐朝的叛将朱温一把火烧了长安城，历时三个多月，后来唐昭宗移都洛阳，重建一个新都城，所用的材料都是经渭河转运到洛阳的。这其中缺不了南山的树。我原先在脑子里是极易将南山树忽略掉的，现在回溯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我已不再这样了。没有南山树，怕是也就没了古代的长安或今天的西安。
       我多年前开始进南山，走的最远的一次是从丰峪口到陕南的西乡县，沿途要过分水岭、月河梁、平河梁。我还去过牛脊梁和黄花岭，但都没有特别留意过所见的树木，只是在四月天里过平河梁时，遇上大雪，才看到了杉树林在漫天飞雪中的壮观景象，而这些杉树林早已在山中存活了不知多少年。
       白杨在西安城是极易看见的树。今年初冬我从太平峪进南山，见到了青杨：叶瓣小，有着繁茂的树冠，但不像白杨那样挺拔，那样高。
       南山中的榔榆也是我第一次所见，还有陕西槭树、紫荆，遍布太平峪之中。我想应该记住这些树了，它们本来早已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因为自己的粗疏，忘掉了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听说过南山里还有一种树，生得低矮，见人走近，便卷曲上叶子，无人时又将叶片张开。我没有见过这种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对我来讲，这也是一种遗憾。
       水声食味
       南北菜系，排到四大、八大之后，始见秦菜，是件无奈的事情。北方的珍馐玉馔，是以齐鲁为代表的，秦地则退而取其次，处在边缘，属可有可无类。著名的老饕朱家浯、赵珩诸先生，谈及美食，字里行间对京华名楼里的鲁菜，总是情有独钟，津津乐道，说起长安的佳肴，也只是顺道提及能记住的稠酒、泡馍之类的小吃，不可入室登堂。
       多年前去丽江，看宣科组筹的纳西古乐，也有同感，其中一曲《山坡羊》，调子缓慢得不可理喻，却是正宗的唐长安古调，被堂皇地植入了异地，也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三秦之地“邪”，凡事不可声张，只能意会。30年前，“张三梆梆肉”在西安还响名当当，老铺位于南院门以西甜水井巷的十字路北，每日售量有限，用墨釉的大老瓷坛盛着。是一味佐酒的美餐。“梆梆肉”就是猪大肠，我小时候食张三家的这款名菜，除了炭火熏炙的余味儿外，不觉有特异，倒是以中药与猪肠煎煨的“葫芦头”，在长安历久不衰。张家的“梆梆肉”如今已鲜有人知了。
       秦菜实在不敢拿出来与人夸耀。西安饭庄的“葫芦鸡”、“驼蹄羹”，虽馨香脆美，清新细腻，在讲究的满汉全席面前，就显得势单力薄。近年，长安的庖厨业不断推出“汉宫遗味”、“盛唐御膳”，想法倒不错，但多流俗成了“耳餐”、“目宴”，终靠不上食中性味的大谱。推陈出新，有时也不免削足适履，在菜名的学问与刀砧外形的精致上。工夫和心思用足了，丢了“适口者珍”、“食无定味”的真经，也是常有的事儿。
       在长安。我曾尝过按出土的一千多年前青铜器置盛的玄酒秘方酿制的“老酒”，虽价格不菲，又占着渊源上的优势，也无法品出古往的滋味。
       长安的饮食，在大处上虽着不上边际，也确有独异的构成和辉耀。历史上曾有皇帝喜好“胡
       食”，一时间京师贵戚穿胡服，用胡式器具，吃胡人饮食，便蔚然成风。
       按照袁枚的观点，像“羌煮貊炙”这种胡食美味，今人怕是不可以照单拿下。食中别味，随时移事异，不可强求。妙无可言。据说“羊肉泡”，也是胡饭，得益于秦地盛产的牛肉和丝路上传过来的“胡饼”之间的妙应。仅这一点儿细碎的事，足见长安食文化的不凡。
       味蕾中的学问至大精深。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袁枚甚至在《随园食单》的起首，便讲到了“先知后行”的食之精要。于厨技烹艺的细处，见治国安邦，修身为学的大理，是一种大透脱。智慧之人，深谙“会通”之术，事无大小，理非长短，无碍才得入“空”境，且不乏活脱。如此看来，“君子远庖厨”，视脍刀之法为小技者的见识，就有些狭促了。
       食风的奢靡，早已司空见惯，但食中的真味清气。不会因此增减多少。20世纪六七十年代，长安城人家的厨事中馈，已简单得可怜，人们囫囵着吃饭，在有限的供应中，70％的主食均为红薯、玉米等杂粮。
       我的胃肠不好，源于那时候吃了过量的红薯，现在见了胃仍会发酸。粗玉米粥，却不曾厌烦过，每每喝来，浑身经络似乎都觉着通透，辅以自家腌制的“雪里红”，调足辣椒，吃起来，自有食味别声的意韵，倒不觉着日子的苦焦和艰难。
       我们家人丁足，熬粗玉米粥通常用老大的一口铁锅，由我二姐前一夜用清水洗净再浸上，第二天早上去学校前放在炉灶上，以封着的文火煨着。学校离我家极近，课间操时，我二姐跑回来，将炉门打开一道细缝，往锅里放一勺碱，搅匀，等到放学，正好开锅，再敞开炉门，让武火猛滚一阵，出来的粥，见汤见米，甚是好喝，有十足的清气和正味，只是现在没有这样的口福了。
       长安城中人是不懂得食鱼的，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店铺里有了青岛冻带鱼，人们才知道了鱼的味美，而在此之前，沟汊河道中的虾蟹鱼龟，都成了客居的南方人的盘中餐。我的一位同学，上海人，父亲是“东亚饭店”的炉头。他家人食螃蟹的方法，极其细致讲究，有一整套的专用器具，钩、叉、刀、勺，都是极细的铜制品，串在钥匙链上以备用。还有一种特制的小锤、小钳，不轻易示人，只在食蟹钳和蟹腿时，才拿出来，用后又放在一只木盒子里。剩余的蟹壳，也不弃掉，而是用蒲叶包着，另有他用。
       我是个急性子人，参加工作后去江浙出过一趟差，正值菊黄蟹肥时，主人曾招待我食过一次大闸蟹。有小时候见识过的经历。我尽量将吃蟹的过程拖长些。细致认真。然而，我却不及南方人有耐性，无法将蟹吃得干净，还弄得满嘴鲜血直流，只好捂住，早早离开。
       赤油重酱，珍禽玉食，在今人的眼中是好东西，食中之水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又无色无味。偶翻古人所述的食单、食谱、小养，对水在食物中的特殊功用，不仅重视，而且极其讲究。人可以一日无谷，不可以一日无水。在此类论及饮食的文字里，水论独成一章，并置于起首。
       雨水性甘凉。可以滋养人体生理上属阳中之阴的部分，量轻味淡，烹茶可除胸肺之热，熬粥也不会稠。元明时期的贾铭先生，活过了百岁，朱元璋曾向他询问颐养和长寿之道，他讲过：立春这天的雨水性有春异始生之气，妇人饮了，易得孕。入梅的雨水有毒，喝了会生病，用来做酱，易熟，忌讳做酒做醋，用来擦洗衣服，可使酶斑脱掉。立冬后10天被称为入液。到小雪时就是出液。这期间的雨水被称做“液雨水”，百虫喝了会藏匿起来，适宜做杀虫药饵。腊月的雪水不易变质，用它浸泡五谷不生虫蛀，洒在宴席桌上，苍蝇就不会来叮爬。屋漏水有毒，误食会生肿块。冰雹水味咸性冷，若酱味不正，放几滴能恢复原味。水的气味，随着一年的节气变化而改变，这是天地气候互相感应而形成的。寒露、冬至、小寒、大寒四个节气这一天的水，适宜浸造滋补身体的丹药、丸药及药酒。
       清代的王士雄先生，对露水有精深的研究，在《随息居饮食谱》中写道：水稻头上的露水能养胃生津；菖蒲叶上的露水可清心明目；韭叶之露，凉血止噎；荷露，消暑怡神；菊露，养血息风。
       水是饮食的基本构成。水好食才有味儿。没有水在味蕾里的运化作用，再珍贵的食料，再聪明的庖厨，也无法烹制出真味。水还是食中的元素。元素便意味着不可或缺。
       今年初秋，我进秦岭，在南麓的广货街上的一家馆子里吃饭，其中的油煎小河虾，翠亮如玉，味道鲜美，不可言喻，做法又极其简单，只在过油后，调些许椒盐。循着山涧的泉溪，但见这家馆子的屋后，溪水清可见底，鱼虾自在游翔，让我品尝感受了食味中的水声。想必世间真味，便与这山溪的水声有关了嘛。
       过年
       在我童年的期盼中，最持久最迫切的愿望要属等待过年了。过了年就可以长一岁，个头儿也会增高，能为家里分担做点儿事情。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去世早，留下小舅一人在乡下没人照顾，我母亲就把他带到身边，加上我们四个孩子，都得要靠我母亲经管。记忆中我父亲的工作总是很忙，很少有时间同我们在一起，“文革”后又被下放到凤县山区劳动。我的老家离西安不算太远，亲戚乡俚来西安看病，都住在我家。我母亲要操劳的事情自然就非常多了。那会儿母亲还义务做着居委会的工作，我想，要是我能再大一些，能给母亲帮上忙，家里情况就会好起来。这是我盼着过年长大的原因之一。
       我童年的世界，是一个痛疼的世界。因为母亲患有先天的心脏病，家里整日都弥散着中药的气味，但旧历年的前后，母亲是不熬药的，她把药锅和药包不知藏在了什么地方，也许目的是想为我们未来的日子带来些好兆头与吉祥，不想使新年伴着药的味道度过。这使我对年关的临近，又增添了神秘感和敬畏。对于过年，那时候我还觉得母亲知道我所不知道的许多东西。
       过年的感受，我比同龄的孩子感知得要早。每年中秋过后，母亲就开始了拆补和缝洗，随后的每个晚上，便可看见她在灯下为我们缝纳过年要穿的衣服和鞋子。我有过一件短呢大衣，是用父亲的旧中山装改做的，每年母亲都要在上面翻新些式样，让我穿着的感觉就像崭新的一样。
       我在新年里穿的棉鞋定会是新的。母亲将旧衣服找出来，剪裁掉破碎的部分，打好糨糊，一层一层在我家的南墙上粘成做鞋底用的“被子”，然后就叫我站到她面前，脱下鞋子，在报纸上留下鞋样儿，并且总要摸着我的头说：老四的脚长得最争气。
       母亲筹划一年的日子也是以旧历年为圆心的。新年是起点也是终点。一年里的事情由此到头又重新开始。她习惯上依着这样的节律来盘算实际的生活，将每一件要做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比如说暑天里所产的豇豆，她总要留一些，用开水煮过，在绳子上风干，备着大年三十晚用做吃火锅的辅菜；冬柿泛黄后，她会用我家的黑釉瓷缸，围拢一窝，在当中放一只苹果，不等我在新年里醒来，鲜亮晶莹的柿子已放好在了我的床头。
       我母亲是个好强的人，她在生活的细小事情上都用着心劲。年关在她看来更是大事，不得含糊，即便年三十那天再忙，也要抽时间带上我去城
       东的八仙官，给吕祖爷爷磕头，求他保护我们这些孩子不要生病。因为病让我母亲的身体感到了彻骨的疼，也成为她对我们的担忧。直到前些年，母亲病得无法起身了，在年关之前，总也不忘叮嘱我去为吕祖敬香。
       我生在一个普通人家，过的是平凡的日子，回想起来，对于生命中幸福的完整感受，也源于童年里关于过年情境的记忆。尽管这中间有许多年父亲无法同我们在一起，多少在年节里会有一些孤单和对父亲的想念，但母亲把我们围拢在一起，让父亲不在我们身边的时间也成为幸福的时间。
       在童年里，我的家境不能算好，所能拥有的物质条件，在今天都显得微不足道。我的成长和经历，又恰遇上整个国家生活的纷乱与人心的动荡，但在年节里，看到我家新糊上的窗纸白白亮亮，我心底里还感到了希望。其实当时在我们那条街上，境遇不如我家的不在少数，但每家每户的年都得过，年年都要过。过年让维系生活的心劲变得更为持久长远。
       随着年岁的增加，年节的重要性也不比从前了。但我从不忘记在此之前，去到母亲的墓前，接她回家。同我们过年。
       朗月
       我随朋友去终南山上的寺院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先前关于佛经禅语，也零散地读过一点儿，联想到生活里的际遇，实在是不敢声言。但我身体里还有一个安宁的场所，时常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还清楚地在其间望见过一轮朗月。
       朝向山顶的路婉转曲折，约摸需要40多分钟，才能爬上顶端。寺院就建在峰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当是在旧历三月初一或十五的时间里，庙院里已来了很多人，中年老者居多，有中年妇女在像是厨房的地方，里外忙活，烧火、蒸馍洗菜、淘米，非常用心有序。见过寺庙的主持后，我便在周围附近的地方随便游走。又有许多人赶来朝香，还携着蔬果等大包小包的东西。几位小脚老妇，正在大殿檐下的级台上聊天。似乎没有一丝的倦意，等待晌午庙院里的那顿素斋。
       终南山确实是一处胜境。松树的枝头已生出新的针叶，山桃在更深的丛林中映红，空气清新得仿佛能够入脑入髓。我许久没有这么舒心畅神过，未曾想过此处竟会有如此的一番气象。
       我估摸着眼前的一切也许就是听说当中的庙会吧，果真如此的话，却少了许多的热闹。信众里更鲜见年轻人的模样，也不像是要有些具体实在的索求，倒像是熟人间的相聚一样平常。
       斋饭是粗钵里盛着的苞米煮面条，没有调加任何佐料，只是玉米和麦子的香气。每一位僧俗在用完斋饭之后，拿一块馒头将钵碗擦拭得干干净净，将筷子整齐地摆放好，就离席轮到下一拨人。主持吃饭时正好坐我对面，他安静地用完后，就起身到别处去了。
       我在众人中间又像是外来者。庙宇也许是为心灵所盖的另一处家园，有了这样的居所，身体的家与它之间便有了一段的路程。苦难和无名的灾祸，在这条路上驱离着人们不停奔波，庙宇这时候或许是能够歇息的处所。但我的内心更荒僻、更寂寞。
       到终南山的朝访却又是具体的经历。我对佛陀的敬尊，缘于我心里已无祈求。庙宇的构型就是一种心灵安妥的空间布置，每个人从中间穿过，都会有感受和持续的换喻。
       这么多年来，我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心灵终将要朝向哪里。我敏感的神经之所以更愿意潜入进简单安宁中去，是因为安宁之中还有对我的一种激发，就像现在头顶的朗月，与10年前在终南山的所见一样：哪个更远，更近；哪个更明，更亮。
       大地记忆
       我最早看见的大地是在自己的内心里。读小学语文课本，童年时立于故乡城墙上张望远处的田野，大地给予我身体一种察觉。我那会儿还不知道大地的究竟含义，只觉得面对它，心头就会掠过一阵急促的热流。
       童年在故乡南城墙上戏玩，近旁的大地。是南城外的一片菜田，农民们将它收拾得简净整齐，成行成竖的豆角藤蔓架，用竹竿一排排编扎挺立，像是被精心梳理的头发。每到初夏时节，茄子泛紫，黄瓜的丝蔓上也会开出黄花，这时候，青菜长得最为茁壮，在阳光下泛出油油的绿色。
       菜田的尽头，相接着一望无际的麦田。越过我眼睛无法看见的道路、溪流和沟壑，一直向南伸向秦岭北麓的脚下。
       出于好奇，我喜欢坐在城墙上，从眼前的田地开始，向着我目力无法企及的远方张望。乐游塬麦田问的小道上，农民赶着大车来了去了；眼前菜田旁边的农舍上空，炊烟，聚了散了。
       白昼在大地的腹地萌生，夜晚又止于它的尽头。
       我眼睛无法看见的地方，听父亲讲，是少陵塬，自古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北接曲江，南望终南，塬下是樊川。西周时杜伯曾封疆于此，秦在此置县设杜城。杜氏的姓源大约起因于此。
       对姓源宗脉回溯的过程，是很难说清的。听到一个地方与自己的姓源有关，却于不觉中有了触动。若干年后，我的母亲病逝，葬于樊川，究竟是不是冥冥前定的安排，依然无法确定，心里至少有了安慰。
       重要的是在童年的经历里，近旁的大地给予过我依靠，如亲人和朋友让我觉得了安全。我见到过大地在冬天里的安睡。也只有在最寒冷的日子里，雪覆盖于泥土之上，才会变成一种温润的东西。我心最初体味到的温暖，大约也缘于此。到了盛夏，便没有这样的感受了。
       大地像时间的灰烬，沉降在我的心里。随着惊蛰、春分、谷雨，这些农时的到来，农民们加快了劳作的速度，不断地更换手里的农具。
       曾经一度觉得自己看见过终南山的樵夫在山坡上伐木、行走，后来我知道，这只是梦里情形的残存所致。我对大地和其上人群的了解。那时候也仅仅只是缘于自己简单的张望。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多么单纯，经由肢体的劳作，人拥有了基本需要的获得和大地持续永久的供养。在土地上劳动是多么牢靠的事情。大地不负人的心力。因为未知的收获，人们任劳任怨。
       故乡的清晨是和缓的，像一层纱幔的雾气，在慢慢撩开的同时，腾升和展露。在这如梦一般逐渐显露的过程中，大地上时节的变化，显得从容淡定。不是没有苦难和灾祸，不是万事都顺人心意。在武斗、死亡的葬仪和没有尽头的苦作交替出现之后，大地仍然呈现出不可更改的沉静和吉祥。
       我早先对城河上空飞翔的鸥鸟不甚了解，这些洁白的红嘴客人，显然不属北方鸟类族群。它们在城河上更高阔的地方盘旋，有时贴着河面滑行，似乎不把自己当做客人。我在城河近旁的菜地，见到过几只在觅食，弯弯的红嘴，十分宜人。田里的农人，从不打扰这些远方的访客。它们来自何方，为谁而来，我都不知道。
       人们基本的智慧大多与泥土的本质元素有关系。那些在大地上终日沉默不语、辛勤劳作的农人们，也是智者。他们伴随着劳动，追随着自己的幸福，在季节里守候，简单重复的方式和节律，服从于更为具体的规律。从个人角度看，社会等级的划分从来就是为了统治的需要。高贵者未必就高贵。离开了大地的依托，离开了人与泥土之间的直接依存，再高的楼阁，顷刻间都会轰然倒塌。黑夜里的马，即使睡去的时候，也都是在站立着的，更何况它们还要行漆黑的夜路。农人们相信劳动。真正能够催促他们心灵的东西。恐怕只有
       时节了吧。错过了时节，便错过了一切。更高的规律服从于最简单的道理。
       我根本不管那些唯灵论者是怎么说的。我也不相信神的存在。大地上万物竟存，一切应有尽有。它不以任何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此而改变。但人和大地之间有一条简净的路、平和的路，就像是放置在时间里的誓约和早已默契的应许。
       晨星在某个时间悄然呈现，又无声地隐匿于白昼的日光里。人在其中有所改变，沉静于天边云朵的徜徉，和缓地靠近大地的门窗，直到抵达自己心灵的内里。
       我一直以为，除去烦扰的最好方法，便是心系一处，保持住自己个人的心情。大地让与它最接近的人懂得了安乐。安乐不是那种消沉中的迷醉，而是土地直接授予人的厚道和本分，没有这两样硬实的东西，人就不可能自足地依托大地生存。
       我从前在书本上见过关于土地与劳动的种种大道理。那些脚掌实在地扎根土地，顶梁架杠，真正承载社会重力的人，是不讲这类言语的。重力的支撑和沉压，让他们的沉默更加沉默。历史像走马灯似的不停变换，朝代的更迭，人祸和灾难，没有改变那些像汪洋一样底层人群对土地的遵从。他们被历史驱离，像散落在典册与生命的旷野之间的流星，倏而在大地的腹地显现，顷刻间就消散了自己的踪影。重复的日子、重复的劳动，在传递着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这道理无需著书立说，便能传遍四方，依靠经年的实践，逐渐深入人心。
       斯多葛派的修士靠苦行和禁欲来实现清教徒般的修行。戒律严格地约束着身体的举止，尽量不让行为偏离对于它的服从。人借助于身体持续的戒持而达到无我之境，确实是件很难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应苦行僧般的生活。大地在此处于更宽泛的程度上接纳了更多的人。它给出一条退路，让多数人能够生息，并保持尊严。大地只要求多数人在时节的规律上践行必要的约定，它宽厚地承纳了多数人的依从。守护恒长永久的变化，益于精神的清洁和心灵的宁静。真正的幸福感并不是对所费与所得之间的功利比较满足。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物质财富，仍然可以过得美好。自由从容地与大地的安宁交融，实际是在获得一种护佑与关照。除了简单的生活耗费，人可以不受过度消费的烦扰。
       生活在关中土地上的多数农人是不信任立于庙堂、刻在名山之上的金科玉律的。他们按在大地上获知的经验行事。从45岁起，人们已经开始为自己忙活准备身后用的棺材。尚好的松木和柏木，被精心看管打理，制成极讲究的棺材。上年纪的人常在一起攀比：谁的材板、棺盖厚了多少毫厘；每年春天伊始，是否亲眼看着工匠新刷上一层清漆。这样的过程，每年大约都要进行一次，直到生命停息为止。通常人们十分乐于打理此类事务，像是乡间的重要事情。看着自己的归宿，人们还能够欣喜不已。
       我在西安南城外的一个大车店里，见到一位老者，手抚自己的棺盖不住地叹气。他大概是觉着等待得太久，生怕错过与土地的约定。在关中，年届不惑，便意味着日日月月都能看见自己的归宿。
       死亡不再是生命尽头的深度，忽隐忽现的吊诡。不再是一个无法可视的大限。归宿就在眼前，归期就在某年某月某天。入土为安，知命乐天。
       我对生命、大地和藏之于其间平凡如草根一样结实的道理，仍然知道得很少。但我在此生大地所给予的养育里，抱定了要信任简单平常的东西。去年春天，我去陕北靖边毛乌素沙漠边缘的镇子上小住了一段时间，结识了长庆油田的采油工邓振峰。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好从散落在沟梁之中的井口上巡察归来，浑身上下全是黄土，只有双眼忽闪忽闪着，站立在黄土山梁上，一句话也没有。第二天早上醒来，振峰已经干完活，坐在露营房的一角，始终没有言语。窗外刮着沙尘，铁皮房被吹得噼啪响，振峰盯着房子的另一角，不用眼睛看我。整整一早上，我们没有多余的话，听着窗外的风沙一阵比一阵强烈。
       在陕北黄土沟壑的深处，多望一眼远处嶙峋的焦土，心都会有一种灼痛。与振峰坐在一起，我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踏实。从见到他起，我就有了牢靠的感觉。我们在见面的瞬间，早已略却掉了一切多余的东西，彼此相知各自的味道。
       振峰每天7点起床，7点半安排整理、扫院子、给井口投球、加药，夜里3点起床查泵。白天要去好几个井站巡察，保养抽油机。一次巡察下来。大约要走3个小时，两三个月就会穿破一双鞋。
       他是石油工人的后代，接替父亲干了这份工作，两年中间极少和人接触，独自守护散落在山沟里的抽油机。他只去过扬井，是一个几户农家聚集而住的小地方。他希望能轮上自己换班，休息几天。坐一次火车。
       在偏僻的大山里独自工作生活，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影响。他对我说过：现在油液量大，设备跟不上，工作紧张，有压力。
       正午时分，山顶上的老乡将一头驴牵在了振峰房子前的空地上打转。振峰说，他现在的想法已经不多了，看老乡的驴在院子里晒太阳，都是一种乐趣。
       这位20出头的兄弟在同我说的同时，太阳已经照在绵延无际的黄土山梁上。我的眼睛被黄土上的光芒强烈地刺痛着。
       责任编辑：赵兰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