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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654年，自作聪明的爱尔兰大主教厄谢尔根据《旧约·圣经》里记述的系谱年代，进行了从纸面到纸面的简单推论，结果得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年代数字，认为地球的诞辰是在公元前4004年。更滑稽的是，一位同时代学者还煞有介事地推算出地球降生的准确时辰——2004年10月23日上午9点!
       幸好人类的智慧未终止求索。天文学家哈雷假设测量海水盐分；生物学家达尔文试尝计算地球熔融核心的冷却时间；被尊为地质学之父的莱伊尔则另辟蹊径，设法估计地球生命的出现与成长历程……20世纪初，美国化学家伯尔特伍德划时代地发现了藏在地球放射岩石中的“地质钟”，通过铀一铅比例测定与地球同龄的陨石年龄，估算地球的年龄大约为46亿年!要是厄谢尔大主教在天有灵，肯定会羞愧得无地自容。
       人类居住的地球，至少已经寂寞成长了46亿年，而地球上的人类，从出现到今天却只有区区600万年。尽管人类科学在最近的200年内爆炸性发展，但要认知地球，就跟让一个人搜寻自己的胚胎记忆一样艰难。但是艰难并不等于不可能，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每天都有许多风餐露宿、与岩石为伴的地质科学家用自己的脚丈量它，用自己的手感知它，用知识的慧眼洞察它沧桑的表情，用心灵的耳朵聆听它寂寞的诉说。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胡健民研究员，便是这个特殊人群中的一个。20年来，他用脚板丈量着山川江海，从秦岭山脉到青藏高原，从燕京腹地到南极冰盖，个体的寂寞中有着人类的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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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9月，胡健民出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的一个矿区人家，兄弟姐妹6人中，胡健民排行老五。父亲在解放前读过高中，虽然考上了大学，但因为家境原因没能就读。解放后先在宁夏煤炭工业厅工作，1952年被派到灵武县的磁窑堡煤矿当基层干部。
       磁窑堡煤矿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国营矿山，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宁夏煤矿厅的直属矿。“文革”前后，它的年产量只有10万吨，还不及现在的百分之一。当时的采矿工艺落后，主要靠炸药和矿工们人工手凿采煤。因此，凿下的煤块往往又大又沉，然后工人们要用脊梁一块块背出矿井。当然，与井下的危险相比，皮肉上的劳苦可以忽略不计。
       父亲去了煤矿后，女人仍然留在农村继续种地。仅凭父亲一个人的工资，不可能养得活一家人。过了几年，母亲决心跟丈夫团圆，于是带着当时已经出世了的两个儿子骑着毛驴去了煤矿。两百多里路，娘儿仨走了整整一个星期。
       到了矿上，母亲找不到工作，但又不能闲在家里，便跟矿上的其他女人一样到煤场当“家属工”。所谓“家属工”，多半是在煤场给拉煤车装煤。小块儿的用锨铲，大块儿的只能用肩扛背驮。直到现在，胡健民都能记起母亲手中的大铁锹，记得母亲身背一米见方、一尺多厚的煤块步履艰难地踩着只有一尺宽的木板爬上解放牌卡车的情景。矿上的女人与美丽无缘，每天下班洗澡之前，除了口罩遮挡的位置外，她们沾满煤灰的黑脸，很难辨出谁是谁。母亲每天不是从凌晨干到烈日午后，就是从午后干到月黑风高。
       婚后女人生了六个孩子，吃饭的嘴变多了，养家的担子自然加重，夫妻俩的工资加在一起还不到百元，根本不够八口人吃穿。胡健民回忆说：“母亲无疑为我们的成长献出了一切，每天不仅是那繁重的八小时劳动。下班后，她还要带大哥二哥去脱土坯、去打猪草、去喂猪喂兔喂鸡，为了改善家里生活，母亲不得不想出别的一切可能的办法去挣哪怕几块钱的收入。母亲的家务也很繁重，我们小时候一直穿她纳的千层底和她手缝的布衣裤……”
       说起母亲受过的苦，当儿子的心痛如绞，那样沉重的岁月，真不知她是怎么熬过来的。胡健民小时侯家境很穷，兄弟姐妹6个人，常年挤在一个大炕上。虽然给孩子买不起新衣，但每逢新年，母亲会把全家人的棉衣拆洗一遍，都会让孩子得到一份让同伴羡慕的过年礼物。每年春节，还不到腊月二十八，她就做好几大缸年货，面饼、熟食和饺子馅。北方的冬天很冷，不烧煤的屋子本身就是天然冰箱。
       “母亲做的假猪肉以假乱真，母亲做的面条细如线薄如纸，这些绝招是外婆传的，后来她又教会了我大嫂。母亲就这样任劳任怨地操持着家务，从未因为劳累而疏忽了给我们制造快乐……”前不久，胡健民回家为母亲祝贺80大寿，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甚感自己的母亲伟大。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一个连小学都没上完、只读过一个扫盲班的劳动妇女，居然在6个子女中培养出四位大学生。“我们家没有人能比母亲更优秀，父亲在世时也这么说。”说这话时，胡健民的视野又开始潮润。 关于父亲，在胡健民记忆里是个永远疲惫不堪的“大忙人”，在矿上既管生产，又抓基建，虽然没有学过专业，但是在实干中成长起来的专家。他不仅工作出色，而且很有人缘，涵养深厚，脾气温和，虽然对人不嚷不骂，但骨子里有股让人敬畏的威严。作为干部，他不能做脱土坯那样的私家活，否则得遭组织批评。他只能在家里分担家务，不仅会做鞋，还会纺毛线、打毛衣。他很体谅妻子持家的辛苦，即便母亲唠叨抱怨，他也总是闷头听着。这种时候，母亲纵使有再大的怨艾，都像拍打礁岩的海潮，碎成浪花，重又平静。胡健民经常听母亲说：“你爸是家里的顶梁柱，不管是工作还是身体，都不能有一点闪失……”
       在山岭乌黑、漫天煤烟的矿区上，胡健民多少算“干部子弟”，但在父亲的告诫和敲打下，他从小就习惯了“夹着尾巴做人”，总习惯隐在人群里，似乎那样才有安全感。
       父亲的谨慎，不仅由于自己是干部，还有一个感觉像定时炸弹似的“政治原因”，解放时父母两家双双被划为地主成分。虽然父亲人缘很好，在“文革”中没被批斗，但还是时刻谨慎，不敢张扬。在讲“血统论”的年代，这“地主”二字就像头顶悬着的刀，运动一场接着一场，随时都可能掉下来。要知道，在胡健民的档案上，从小就白纸黑字地写着——“可教育好的子女”。
       读小学、中学时，每个新学期开学时，都要填写一份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表，然后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声朗读。他的社会关系一栏中差不多每一位亲戚都是“地主”，或者“国民党连长”之类的字眼。无形的羞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投下浓重的心理阴影。胡健民12岁那年，爷爷去世，事事小心的父亲瞒了好久没有告诉孩子。直到有一天，胡健民发现父母在一间小屋里低声哭泣，才知道爷爷病逝的消息。父亲处事谨慎的性格，无形中影响了自己的孩子，胡健民从小就羞涩自闭，多愁善感，同时具有自强自律的内在张力。
       几十年过去，自己也早成家立业、将知天命了的胡健民每谈起父母，都会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对他来说，父亲教会了他实在地做人，母亲使他懂得了如何感恩，低调是他从父母身上继承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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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健民的家乡地处宁夏与甘肃的交界地带，煤矿则位于荒凉的毛乌素沙漠边缘。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几乎就没见过几种草木，除了钻
       天的白杨树，就是野蒿子、牛筋条和骆驼草，花卉只是画上的风景。长到十几岁时，他才第一次看到大丽花，对当时的兴奋，至今都记忆犹新。
       沙漠里有一条“无中生有”的西天河，上游为多条泉水汇聚，下游居然有十几米宽。河水清澈，水草漂浮，鱼影穿梭，夏天可以游泳，冬天能够滑冰，是当地孩子的“天然游乐场”。矿区孩子的生活虽然很贫苦很单调，但也培养了他们对大地山川的朴实亲情。学生时代的胡健民，虽然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但仍是一个阳光少年。他很感激父母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为他的成长苦心经营了一个健康环境，不仅明朗，而且有梦。
       在学校，胡健民聪明乖觉，机敏感性，是颇受老师宠爱的好学生。有位名叫肖光宇的中学老师对胡健民的少年时代影响很大。肖老师是“文革”前上海师范大学最后一批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磁窑堡煤矿子弟学校教数学、物理。在胡健民眼里，肖老师是世界上最智慧的人，他不仅课讲得很好，还会装收音机，他读过的书很多，知道许多矿上人一辈子也不可能知道的事。肖老师排球打得好，加上1米93的个头，使他轻松入选宁夏排球队，代表宁夏参加过全国运动会。胡健民从小听惯了宁夏方言，第一次听到老师讲的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不仅觉得好听，而且很有韵律。肖老师的出现，仿佛神的显灵，突然强化了胡健民的学习兴趣，几何、代数考试从不失手。初中毕业，胡健民考到原叫“东方红中学”的灵武县一中上高中，他又幸运地遇到了另一位启蒙恩师一肖老师的大学同学周娅娟老师，扎实的学习为他后来参加高考打下了根基。
       1976年夏天，“上山下乡”的插队风潮已接近尾声，17岁的胡健民被派到灵武县郝家桥公社落户，干了两年重体力活：割水稻，挖大渠，开荒种地，盖房筑堤。“挖大渠干的是跑马工，是水利工地上最苦的活，体质越差的人，干的活反而越多，”胡健民一边解释一边比画，“挖渠虽说是各包一段，但是体力好的早收工，挖的是个‘倒梯形’；体力差的收不了工，还要挖人家剩下的‘正梯形’。”一段还没有挖完，新的地段已经划好，17岁的他身体并没有完全发育好，以前也没干过农活，因此他每一段都要挖别人留下的倒梯形的量。每天回家筋疲力尽，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
       当时他所在的生产队里，只有他一名插队青年，住在生产队在粮仓里腾出的一间矮屋里。说是宿舍，实际是一个老鼠窝。与拖家带口的老鼠“同居”，起先他还胆战心惊，时问久了，也习以为常，观察探头探脑的小东西出没，消磨了没有电视、录像机岁月的闲暇时光。每天，胡健民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出工收工，回到家还要拉风箱做饭，笨拙地照料自己的生活。农忙时中午休息不到半小时，别人进门就能吃到家人烧好的热饭热菜，他却要从淘米点灶开始。常常是未等米饭煮熟，大喇叭里就传来生产队队长的声嘶力竭的叫声，又得扛着工具出门了。因为总是饭还没做好就又要出工，后来只好到老乡家入伙。
       插队时的胡健民，是个喜欢阅读、写作的文学青年，他习惯借助自己幼稚的诗文，表白日常的内心感受，打发体力劳动的寂寞日子。偶然的机会，他的文才被公社领导发现，于是被安排到公社干些写写画画的事情，配合政治运动组织宣传活动，还编写些文艺节目的本子。后来毛主席去世、“四人帮”倒台，中央号召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胡健民总要拎着一只白灰桶走街串巷地刷标语，公社到处都留下了他的手迹。
       1977年是全国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教育部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消息传出，一代人兴奋地奔走相告。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辉煌时刻!中国儿童剧院编剧陈传敏回忆说：“当时我的+同学格外兴奋地骑着自行车来告诉我。我虽然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但还是一下子惊呆了，眼泪刷地流下来。我神经质地反复自语：这下有希望了!当时我们像在黑夜里行路，四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迷路了，你根本不知道往哪里走。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前方突然亮起的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赶快蹦到那儿去。”
       当时胡健民还在农村插队。由于消息闭塞，他不仅没有思想准备，甚至连恢复高考的消息都不知道!父亲一听到这个福音般的喜讯，立即赶到儿子劳动的工地将他拖回家去，报名高考。当时离考期不到一个月时间!
       胡健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正跟往日一样汗流浃背地在引黄灌溉水利工程的工地上劳动，平时一向稳重谨慎的父亲突然风风火火地出现在面前。当时，胡健民心里咯噔一沉，暗吃一惊，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听了父亲的解释之后，他仍感到云里雾里，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作为在特殊时代背着特殊成分的插队知青，他当时的脑子里除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大的希望就是以后能够找一份工作，哪里有过上大学的奢望?
       再者说，虽然上了两年高中，但几乎没有学过什么课程。胡健民所在的学校里有两个高中班，一个以学农机为主，另一个重点学音乐、体育、美术，胡健民上的是后一个班。所谓的农机班。不过是到县农机厂学习如何钉钉子拧螺丝，毕业考的是开手扶拖拉机。胡健民所学的“小三门”，也只是打球唱歌写美术字画黑板报，并没有学多少数理化。当时高中的办学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毕业插队为农村服务”。到城市里读大学，尽管这对胡健民来说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但凭自己的那点高中底子，怎么能够考上呢?他心里纳闷：以前上大学都靠单位推荐。“考大学”又是个什么概念?
       胡健民懵懵懂懂地跟父亲回家，才知父亲让已经工作了的三哥和姐姐也报了名。有远见的男人时刻操心着孩子们的前程，认定“上大学”是保证他们未来的理想之路。
       1977年的高考，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桩大事，经过邓小平亲手修改的招生条例抛开了“出身”，给了所有人均等的机会。终止了十年的高考制度终于恢复，童话般地唤醒了十届毕业生心里隐秘的梦想。从青年到中年，570万人涌上同一座独木桥，师生同考、叔侄同考、兄弟姐妹同考的空前盛况，成为中国跨入知识复兴时代的历史见证。当时纸张紧缺，为了解决考卷用纸，中央政治局特做了一个紧急决定，决定要拿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印高考试卷。
       那年还未实行全国统考，各省各自制定考卷。经过十几天的突击准备，胡健民兄妹三个同上考场。胡健民回忆说：“考试成绩下来，我家三个人都通过了录取线!那些天是我记忆中父母最高兴的日子!”后来，三哥和姐姐都被名校录取，他自己却不知什么原因，未被录取，那次高考的考分对考生是保密的，他至今也不知道当时考了多少分。
       仅隔半年，全国又进行第二次招生。胡健民在父亲的支持下，去县城复习，准备参加1978年的夏季高考。当时，胡健民的二哥也在县城找了份工作，虽然月薪只有18块钱，但还是尽力接济他。幸运的是，胡健民上初中时最喜欢的肖光宇老师也已经被调入到县一中任教，成为他人生转折时的重要恩师。
       
       有资料统计，1977年冬季和1978年夏季的两次高考，考生人数多达1160万人，创了世界考试史上的最高纪录!两个月后，县上第一批收到了四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其中一份就是胡健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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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上大学了!”
       胡健民收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些日子，一家人都高兴得合不拢嘴，父母甚至比儿子还要兴奋，从早到晚都围着他转。胡健民即将过他的19岁生日，长到这么大，他从来没有这么得意过，从来没有这么自信过!事实上，他当时并不清楚，也并不在乎被录取的矿床学专业将学些什么，真正让他感到兴奋的是：贫瘠的矿区童年和艰苦的插队日子，都将成为过去，都将沦为经历。他一遍遍翻看录取通知书，纸上的标点都暗示着幸福，他猜想南京的样子，构想大学的生活，压抑了19年的所有的梦，似乎都将在明天实现。
       “现在回想，当时自己还是不懂事，”胡健民事后回忆说，“我只看见父母为我高兴，但是一点都没意识到，我去南京上学将给家里增加多么大的经济负担。三个孩子同上大学，两年后妹妹也考上了大学，一家人只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真不知道父母是怎么挺过来的?他们只为我们高兴，却从来不说家里的难处。兄长们对我们也特别好，若没有他们帮助，我们很难完成学业。”
       去南京前的那些天，胡健民的父母一边忙着帮儿子准备上学的各种用品，一边跟熟人打听南京大学和那座城市的有关情况。父亲心细，就连“在南京大街上怎么上厕所”之类的细节问题也不漏过，生怕儿子出门紧张尴尬。“随地尿”!一位不知道猴年马月曾去过一趟南京的朋友回答，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70年代末，灵武县还是一个火车无法到达的交通死角，对于火车的概念，胡健民还是从电影《铁道卫士》里得到的。不难理解，帮儿子了解“坐火车注意什么?”的知识，是父亲必操的一份心。这个对当代人来说近乎荒诞的细节，听起来滑稽，品起来温馨。
       终于离家了，父亲一百个不放心地将儿子送到银川，送上火车，不厌其烦地嘱咐。平时一向干练的父亲，突然变得婆婆妈妈起来。火车开了。父亲在站台上一直招手到列车远去，随着最后一声汽笛和最后一缕尘烟，父亲内心的自豪，忽然变成沉甸甸的忧虑。儿子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远离过家。
       车厢里，胡健民正跟同行的旅伴兴奋地聊天。那天与胡健民搭伴的，是姐姐高中时的同学姚小帆。去年他也参加过高考，但据说因没有通过政审而落选。今年顺利考上一所上海的大学。列车在一望无际的荒野上行驶，在天光下划出两道亮灰色的划痕，两个年轻人肆无忌惮地热烈闲聊，不时扭头望望窗外的风景：寂静的戈壁，忽然变得蓬勃起来；无云的天空，忽然变得流动起来；在年轻的心中，激荡起一股潮水样的豪情，充满对生活的满足、憧憬和深深的感恩。
       从银川到南京没有直达线，必须要在北京转车。第一次走出客流如潮的老北京站，第一次踩上自行滚动的传送电梯，第一次诚惶诚恐地走在宽阔的长安街，第一次听到电报大楼报时的《东方红》，第一次被淹没在王府井嘈杂的人流，第一次嗅到外国人身上散发的香水味，第一次亲眼看见图画里金光四射的天安门，金水桥头的华表，汉白玉栏杆上的云柱，仪态祥和的狮子，红墙上的楼宇，晴空里的鸽哨，呼啦啦的国旗……年轻人心中的兴奋，根本就无法用“兴奋”二字形容，他们的喜悦如同展翼的飞马，在偌大的广场上撒了欢地奔跑。那天的感受，胡健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至今珍藏着那张29年前拍摄的黑白照片：在天安门前，在领袖像下，一个一脸虔诚、浑身喜悦的宁夏小伙儿在天安门前——在领袖像下幸福地留影。
       在北京站中转签票处，扛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排成一条长龙，两个年轻人赶车心切，想也不想地挤到了队伍前头。人群里有人冲他俩叫喊，挖苦他们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喜欢嘻嘻哈哈的同伴顽劣地回应：“土包子怎么了?我们西北人就是这样!”听到朋友跟人拌嘴，一向不爱惹事的胡健民自觉尴尬。要在以前，他肯定会羞愧地退出人群，但是那天他却没有，他的情绪被同伴的豪放感染了，并在心里暗暗地吼叫：土包子怎么了?正因为我们是土包子，才要出来看看世界!
       列车轰隆，朝南方疾驰，距目的地越近，胡健民的心情越发紧张。他想象不出大学校园是什么模样，更不知道大学生活该是怎样，他只知道：一切日子都将是新的，明天的太阳，肯定跟今天的不一样。离家前，父亲的同事还告诉他，南京市有两个火车站，第一个是西货站，第二个才是南京站，一定要等到第二个站再下车。谁知道，快车在南京城里只停了一站，若不是列车员及时提醒，他险些继续坐到苏州。
       由于比规定报道日期早到了两天，胡健民在南京站附近的一家旅社里住了一天。放下行李，他实在忍不住兴奋和好奇，穿着一身崭新的蓝色涤卡布中山装，头戴当时西北地区还算流行的涤卡帽，在南京火车站广场转来转去。一名警察拦住他询问是干什么的，显然没把他当好人。胡健民掏出了录取通知书，但对方还是半信半疑地用浓重的南京普通话奚落他：“小瘪三也上南大?”
       许多年来，胡健民虽然没跟任何人讲过此事，但却没忘记那句话对他的深深刺痛。不过羞辱也有双重效应，一是让人自卑，二是促人奋进，自尊要强的胡健民选择了后者。从那一天起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给自己争气!
       第二天，1978年9月15日，校方派人到车站迎接新生，胡健民正式被接进校园。虽然录取通知书上清楚地写着“矿床学专业”，但他直到报道也没弄清矿床学到底研究什么。在家时，他也曾问过周围的人，一位初中时的老师分析说：“矿床学，估计是搞矿山机床吧。”等到胡健民拿到了教科书，才一知半解地了解到：矿床学并不是研究矿山机床，而是一门研究矿床形成、富集规律的学科，是以地质学为基础的综合学科，为找矿和勘探提供理论基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是中国的地质学热，一是开采石油为国争光，二是可以享有野外补贴。地质学家李四光，曾是影响了一代人的科学泰斗。但是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地质学热已经过去，由于野外勘探工作的艰辛，自愿学习地质的人越来越少。不过南京大学的地质系。在全国地质学系中绝对是顶尖的，也是南大综合实力最强的系之一，因此，胡健民即使对自己的专业发生过“曲解”，但还是为能考上这个著名的地质学系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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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时，宿舍里住了10个同学，分别来自10个省市。那时的社会还很封闭，初次将自己植入这样一个大家庭，那种新奇和兴奋绝不亚于出国。南京是著名的火炉城。到了夏天，10个人和10个人的行李挤在一间陋室，闷热的滋味可想而知。晚上躺在床上，一身一身的汗，跟蒸桑拿没什么两样。从西北来的我，以前从没睡过凉席，然而在大学的几年里，我不仅对凉席产生了身心依赖，而且离不开手里的芭蕉扇。宿舍楼每层都有一个盥洗间，没有淋浴，大家就
       一脸盆一脸盆的水往头上浇，虽然凉快，但也很闹，到了考试那几天，烦得人天亮都睡不着觉。”
       不久前，在标签为“恢复高考30年”的新浪论坛上，胡健民忙里抽闲地贴了张题为《30年前大学里的吃住行》的博客帖子，生动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象牙塔”生活：“为了缓解教学楼紧张，学校盖了些简易的平房。与其说盖的，不如说堆的，我记得砖与砖之间都没有抹泥，也许为了拆起来方便。房子低矮，光线昏暗，闷热无风，有的男生光着膀子在里面学习，蚊虫再多，也要比衣服粘在肉上舒服。这种时候，当男人确实比当女人好。平房里的桌椅十分简陋，地上砌几个水泥墩，上面铺上一块木板，木板粗糙，渍了一层汗涔涔的污垢。于是，坐下之前我们习惯先在桌子和条凳上分别铺两张旧报纸，走时揭下，薄薄的报纸硬被从中间一分为二，在木板上留下薄薄一层……”
       当时大学生每月平均消费十几元就够，食堂的菜便宜的只有几分钱一份，最贵的也只不过两三毛钱。但是那时，这十几元钱对胡健民家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除了父母省吃俭用，在大学读书的姐姐也常从自己的生活费里省出几元，补贴给他。
       金陵南京，既是六朝古都，也是十朝都会，是风景迤逦的“江南佳丽地”。满城的法国梧桐，流彩的秦淮倒影，紫金山的险峻，中山陵的威仪，玄武湖的荷花，栖霞山的红叶，但是这一切美景对胡健民来说似乎都缺少魅力。“20世纪70年代末，追求科学几乎成了全社会的时尚，大学里的生活非常简单，我们在学校里每天的日程一模一样：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同学们都是这样，除了学习还是学习。”
       胡健民坦诚地说：“进校时，自己的基础并不很好，心理压力很大，在我个人印象中，感觉整个大学时代都在不停地追赶别人，不停地开发自己的智力和对世界的认知……”“我感激南京大学，感激南大所拥有的一批一流的老师们，他们教给我们知识，教会我们做人。比如说，教普通地质学的夏邦栋，教矿床学的胡受溪，教结晶学与矿物学的罗谷风……他们不仅帮助我们将中学、大学的知识顺利衔接，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们对地质科学的兴趣，教给我们立体的、历史的思维能力。”胡健民尤其佩服罗谷风教授，“他不仅能在黑板上徒手画一个标准的圆，还能精确画出各种复杂的矿物晶体结构的立体图。”
       由于地质学专业的特殊性，大学期间，每年都要在老师的带领下到野外实习。南大地质系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每次实习的日程都安排得非常紧张。老师们一丝不苟地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感染同学们，也正是这几次实习开始了胡健民对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尘埋的顽石藏着神迹的玄秘，激发起年轻人对造化的兴趣，那时候，同学们对专业的了解还裹着诗样的梦。今天，干这行已经干了20多年的胡健民说：“地质学是一门实践性探索性很强的科学，人门容易成材难，要想侃侃关于地质的故事，得等到很多年以后。”
       长期的野外勘探工作，使地质科学家对时空的记忆有着超人的敏慧。许多年过去，胡健民仍能对曾经做过的野外路线记忆清晰，说起地层、构造都如数家珍，讲起沿途历险更是历历在目。山石无语，但他能在无语中听到地心深处的滔滔诉说。
       1982年大学毕业，胡健民被分派到西安地质学院(现长安大学)地质勘探系教书，在那里一干就是近20年。在这期间，他不仅带出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自己也先后师从张伯声院士、王鸿祯院士读下地质构造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张伯声院士的祖父辈半农半商，父辈虽以教书为业。但兼事农耕。张老教学之余，经常跟弟子提起自己的村野童年；回忆青年时代科学救国的志向；讲述20年代留美期间先学化学、后研地质的原委，以及1930年回国后的探索经历；阐述他创建的、被列为中国五大地质构造学派之一的“波浪镶嵌构造学说”，并将“天行健，自强不息”的求知精神，一点一滴地灌注到弟子们身上。
       与张老一样，王鸿祯院士也是加世纪初生人的地质学元老，父亲是前清秀才，王老从小受到古典文化熏陶，擅书画，工诗文，并在鲁迅进步思想影响下关注西方，投身科学。1935年报考北大、清华、北洋三所大学，均被录取，最后他选择了北京大学地质系。王老经常跟后辈们强调野外工作的重要性，早在1938年，他就参与了1：5万地质填图和1：1万的地形地质测量。1945年他留学英伦，两年后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立即返乡报效祖国。“投笔久负经国志，开卷长怀续学忧”，胡健民每每吟起王老的诗句，都不禁涌起感恩之心。中国正因为有了他们那样身处逆境，仍执迷科学的一代科学大家，才可能有世纪末的腾飞。胡健民尊张老和王老为“完美的良师”，从他们身上，不仅学到了知识，还继承了科学家的美德。
       1991年底，胡健民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也正是这一年，经过几年的试点研究之后，地质矿产部组织的全国性1：5万地质填图全面展开。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范围的1：20万地质图已经基本结束，为了进一步查明国家地质及地质矿产资源状况，地质矿产部组织全国地质力量开展更大比例尺的1：5万地质调查。已经进行了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现代地质学的理论与方法已经引起我国地质科学的迅猛发展。为了将新的地质科学理论和方法引入1：5万地质填图工作，以便取得高水平的地质调查成果，地质矿产部打破常规，让高等院校的教师和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也参与这一次全国规模的地质填图工作。这是一项伟大的地质调查工程，全国几乎所有的拥有地质学系的高校都参加了这次1：5万地质调查，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国内顶尖的地质院校。胡健民和他在西安地质学院的同事们争取到5幅图幅的任务。横贯秦岭南北，采取穿越秦岭造山带的地质走廊式布图思路得到了地质矿产部有关部门的高度赞扬。这也是第一条穿越秦岭的地质走廊，胡健民负责走廊最南边的“南化塘幅”填图项目，这样的机会对一个年仅32岁的青年教师来说已相当不易。
       地质填图是地质学领域最重要、最基础，也最艰苦的工作。查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地质填图”的词条，会得到这样的注释：“在野外实地观察研究的基础上，按一定比例尺将各种地质体和地质现象填绘在地理底图上而构成地质图的工作过程。”1：5万地质图，意思是按照1cm表达实际500m的比例，将自然界岩石、地层按其出露的原始方位表达在一张相应比例尺的地形图上。地质图具有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是地质科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另一方面，它是填图区范围内矿产资源勘察的基础图件。可见它对国家资源调查和进一步地质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地质填图工作对地质调查路线的密度有严格的要求，除非路途上遇见过不去的悬崖陡坎或者其他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一般都得遇山过山遇河过河，可以说，这是地质工作中最艰苦的一行。在15年前，在尚未具备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等
       数字化填图技术的中国，地质填图就是地质工作者们用罗盘、放大镜、地质锤“三个宝”，用双脚丈量偌大的地球，用双手触摸岩层的边界，用肉眼辨识岩体的类别。
       5
       秦岭长约1500公里，西起甘肃，穿越陕西，邻接四川，东至河南，是横亘华夏大地中部的磅礴山脉，既是中国的南方与北方、亚热带与温热带的分界线，也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分水岭。 秦岭雄姿巍峨，沟壑众多，挽昆仑峰脉，举华山天险，怀武当道观，隐麦积佛窟，素称“天下之大阻”。“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闲蓬。”韩愈的《南山》诗句，便是对中国内陆东半壁的群巅之冠一海拔3763米的秦岭最高峰太白山的赞咏；而李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嗟叹，则是秦岭古道的真实写照。
       对于习惯了用时空两个坐标系同时思考的胡健民来说，秦岭不仅是中国内陆最重要的地理标志，还是中华大地形成的历史见证人。
       在两亿年前的三叠纪以前，现在的中原大地曾被一片被后人称为“秦岭洋”的瀚海隔成华南、华北互不相连的两大板块。远古的地球和今天一样，地壳包着4000度以上的地核熔融体缓慢地自转。地球自转产生的内部浪潮极其强烈，既可能在地质史上的某个特定阶段，薄薄的地壳弯曲断裂，造成岩地塌陷或熔岩喷发，也可以导致大陆漂移，板块碰撞，挤压隆起，由此导致我们星球的造山运动，高山、深海、盆地、平原、峭壁、峡谷等不同地形的辉煌诞生。无论是喜马拉雅山脉，还是阿尔卑斯山脉；无论是安第斯山脉，还是秦岭山脉，都是由于两个大陆板块的撞击造成的“地球褶皱”。
       三叠纪末，华北、华南两大板块在世界上最著名的碰撞带之一的秦岭地区发生碰撞，海洋退去，山脉突兀，形成了巍峨的秦岭一大别山脉。弄清秦岭的地质构造和形成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更有着特别的历史意义。要知道。中国发现的最早古猿化石——禄丰古猿，至今只不过800万年，即便算上云南开远发现的1400万年前的人科化石，与秦岭两亿年前的造山相比，仍相距遥远。从这个角度说，秦岭的诞生，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地理摇篮。
       在横断南北的秦岭大山里，胡健民教授带着学生一扎进去就是个把月、几个月。每天都要翻过几道山岭几条沟壑，沿着既定的地质路线勘察采样。一般都是两人一组，有时也需要单独行动。作为带队教师，他总是要在出发前、到达后将所有琐事安排停当，总是把最远最险的路线留给自己。晚上。大家都累得呼呼睡去，胡健民则要把大家一天收集的数据整理好，把所有人走过的路线的内容转绘在他的总图上。经常午夜后躺下，天不亮就起来，抬腿又是漫长的一天。
       在深山里考察，没有相应的后勤保证，身上背的考察工具和随身干粮，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再有，就是沿途采集的岩石标本。累了就地一坐，困了随地一滚，用不了几天下来，野外穿的衣服就烂得不成样子，尤其是肩膀和口袋，很快就会磨出洞。1994年11月底，有一次胡健民和-队员们要从陕西的白河到湖北竹山县，他们沿着省界的山峦走了三天的路，一边爬山一边采样，每个人身上背着几十公斤的石头样品。胡健民走得腿如铅铸，挪不动步，每走出几米，就要停下来喘息一会儿。饿了，咬一口干硬的馒头；渴了，接一口岩缝间的滴水。有一次附近实在找不到水喝，他就找一个牛蹄踩出的水洼，跪在地上用手捧一口泥水喝……这种场景，不要说别人看了心里难受，就连自己想来也觉得委屈。到了大柳树乡的三岔沟，他们又遇到大雪封山，气温突然下降到零下10摄氏度，而师生穿的还是秋衣，冻得浑身瑟瑟发抖。晚上住在当地老乡家里，屋子不严，冷风飕飕，两个人挤在一床被子里，靠着体温相互取暖。
       在野外地质考察，到处潜伏着危险。深山里经常没有路，只有野猪在荆棘丛生的灌木丛中跑出的路。走险路时，他们一般两三人一组，有人手握镰刀开路，有人机警观察四周。偶尔会被突然蹿出的獠牙野猪吓出一身冷汗。山里除了野猪外，还有令人恐惧的蜂窝和各种毒蛇，金环蛇、银环蛇和竹叶青。在死寂的山林里，嘶嘶的蛇信子和那滑腻无足的软体，足以让几乎累到极限了的男人们心惊胆寒。有一回，胡健民带队走在山梁上考察，山石突兀，悬崖陡峭，一个名叫王永科的学生脚下一滑，滚下山顶，幸好他顺手抓住一把长在岩缝间的杂草才死里逃生。那次遇险，让胡健民至今想起，都心有余悸。
       胡健民记得，当他们刚到秦岭地区时，一位曾在当地区调队干过的老先生王全庆，就给他们讲过一个20多年前发生的不幸悲剧——“擂鼓山事件”。擂鼓山是海拔3700米以上的一座秦岭主峰，由于这条地质路线环境险恶，气候多变，填图队几次尝试，都没能通过。1968年，陕西区调队调集地质学、地球物理、地质勘探、地化勘探等多学科专家组成一支填图分队，带着放射勘测仪对擂鼓山展开突击调查。没料想，一行人在山顶附近遭遇风雪，突然降温，队员们没有当即停止工作，掉头下山，而是突击到山顶后实在不能继续工作时才决定下山。但是不幸的是，只有一个人走回到大本营，其他三四名队员均因公殉职。王全庆教授说，其中有个队员冻死在离大本营不远的雪地里，手里紧紧抓着仪器。场面震撼，催人泪下。
       “1993年11月13日，星期六，阴。
       下石门——左家庄路线。
       这几天连跑了很长的路线，营养跟不上，人十分疲劳。昨天下了一晚上雪，气温骤然下降，早晨起来雪已达20厘米厚。我心里乱极了，如果时间耽搁，现有的经费将会无法支撑。下午4：45，我们终于爬上山顶，然后顺着山梁，想把一些地质界线点补做一下，但没过一会儿，天就黑了，只好顺山梁返回。一路没有任何光线，我们只能凭借地质队员的经验找到一条难走的小路，艰难地摸黑回到左溪。快进村时，突然遭到三条狗围攻，幸好有老乡帮我们解围。晚上睡不着，想到干地质，尤其是地质填图，太苦太累付出太多。真想父母和卫、越。”
       “1993年11月22日，星期一，晴。
       山里的太阳升起来得很晚，直到九点才见光线从门外射入。我们四人被封在左溪几天了，出不了山，也无法出门工作。早晨起来，我却看见另一番风景。雪后的高山，干枯的树干，零星的农舍，整个世界一片银白，纯洁无瑕。人间原来还有如此美丽的瞬间，没有任何污点……昨天，尽管管理区的薛主任给我们生了一点火，但还是冷得让人无法招架。天这么冷。父母在家能受得了吗?爸爸患有肺气肿，每到天寒，他都要经历一次磨难。我何时能回去看望父母呢?越的小学里应该有暖气，孩子只要不病就好。有卫在家，越会幸福的……”
       这是胡健民当年在秦岭深处写下的两篇日记，忍不住跟自己诉了些委屈，倾吐了对亲人深深的挂念。他在日记里提到的“卫”和“越”，是指妻子高卫和儿子胡越。日记只是日记，胡健民不会让家人看到，而在平日的家信里，他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胡健民说：“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
       的习惯，恐怕所有地质工作者都会这样……”
       在秦岭填图的那六七年，胡健民最久一次连续半年没有回家。当时，他的宝贝儿子胡越正在读小学，自己顾不过来，只好送到孩子的姥爷家。至今他都觉得心里歉疚。至于妻子高卫，自从跟胡健民结了婚，就很快习惯了这“没有男人”的日子。当然了，说是习惯，其实只是不抱怨而已。将心比心，当丈夫的清楚自己对女人的亏欠。
       6
       说起自己的感情生活，胡健民更显得嘴笨口拙。不是他想隐瞒什么，而是因为简单得没什么好说。大学期间，大家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毕业后，热心的朋友为他介绍对象，只见过一个，就娶了一个。
       现在，胡健民连第一次见到高卫时的情景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在秋天，女孩比自己自然得多。高卫性格温顺，很有教养，父母都在西北大学当老师，自己在大学图书馆工作。如果将婚前的相处都叫做恋爱，那么这就是胡健民唯—的一次恋爱经历：没有鸿雁传书，没有撕心裂肺，所谓的浪漫就是一起看书聊天看电影。这段时间里胡健民经常跑野外，有件小事让他记忆犹新。
       1984年；也就是他俩认识后的第二年，胡健民带学生在秦岭实习。有一次，他跟高卫通电话时无意提到：自己在采岩石标本时不小心把手砸了……没想到高卫撂下电话直奔长途汽车站，一路打听地走了几百里山路到达丹凤县城，随后搭卡车赶到胡健民当时过夜的峦庄，整整花了一天多时间。晚上，胡健民带着学生从山里回来，被她的出现感动了。高卫在村里住了几天，帮他们买菜烧饭，洗衣服，晚上跟一位女同学在老乡家借宿。这是胡健民记忆中最幸福的一次野外地质生活。
       胡健民与高卫1983年相识，1985年成家，当时结婚的理由是认为对方“人还不错”。在当代年轻人眼里，胡健民的婚姻平淡如水，但正是这桩平淡如水的婚姻，成了他至今依赖的感情寄托。
       儿子出生后，三口人住在西北大学岳父家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挤了13年!1997年，38岁的胡健民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才在学校教授楼分到一套像样的住房。在秦岭填图的那几年，胡健民经常出差，很少顾家，时间久了，他和家人早已经习惯：经常离家出差没有告别，几个月后回家，也引发不出惊喜，儿子甚至连父亲去哪儿也不过问。儿子的成长和里里外外的家务事，几乎全压在了妻子肩上。胡越聪明灵气，懂事很早，但是因为小时弱视，每天都要跟着母亲求医，多少影响了孩子的学习。作为丈夫和父亲，胡健民心中的失落自不必说，他对妻儿的歉疚更是日常性折磨。
       如果说抱怨，高卫只抱怨丈夫一样：说他从未带自己出去过，结婚这么多年他们还没有一起旅游过。如果非要说“一起旅游过”，该是1990年他俩一起去趟深圳……提到深圳之行，胡健民憨憨地挠了挠头皮：“那次去深圳，是因为高卫的妹妹在那儿工作，所以该算她带我去的……过年过节，有时我实在脱不开身，她还要代我去看望父母。”
       2001年5月离开西安来到北京，被聘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第二年，高卫带着儿子随夫进京。当时所里把一间3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改造后让他们一家暂住，里屋门上还一直贴着“财务室”的字样。两间简陋卧室，实际是用不通棚顶的铝合金板相隔，既没光线，又不通风。电视是他做博士后时才买的，洗衣机没有地方摆，只有临时拉来拉去……堂堂的大学教授，生活条件窘迫得跟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差不多。
       为了能改善家里的生活现状，高卫决定去找工作，但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谈何容易。胡健民说：“那阵子，她一有空就到街上找工作，就连超市和饭馆厨房的工作都去问过。后来，她到西安高新区驻京办事处、研究所资料室和北大图书馆打过帮工，月薪高时一千，低时六百，但她只要有活儿干就很开心，从不计较。为了儿子上学她四处磨人，有一次在一所中学教务处一等等了三个小时，硬是感动了教务主任……”为了这个家，高卫付出许多代价，从小了说是为了丈夫和儿子，从大了说则是为了男人的事业。中国有多少胡健民这样的地质工作者，就有多少像高卫这样的自愿牺牲者。
       2003年，他俩在北京贷款买了套房，人过中年，终于安下了温暖的小巢。当时胡健民还在外地踏勘，从看房买房设计装修，都累了高卫一个人。房子刚装修好，胡健民又搭上“雪龙号”去了南极，直到2006年春天，一家人才算真正地团圆在一起。
       “她从小在很有涵养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大事小事上都通情达理，从来不在金钱上跟别人比较，从不在经济上给我压力，只是抱怨我很少陪她。”买过房子后不久，胡健民在家跟妻子闲聊，无意中问起：“家里的存折还有多少钱?”女人口气自然地回答：“几千吧。”男人当时听后吓了一跳。“平时幸好我不管钱，要是真让我管，肯定会把我急死了。”胡健民说这些话时，既是无奈的自嘲，也是对妻子的感激。
       一提到“家”，胡健民就感到歉疚，不仅欠妻儿的，还欠父母的。2001年冬天，正在秦岭跑外的胡健民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立即赶匾老家探望。守护了八天之后，一是父亲的病情稍有稳定，二是野外考察工作不能耽搁，胡健民不得不赶回秦岭。离家前，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意识到：这很可能是跟父亲的诀别。胡健民将自己的脸贴在生命垂危的父亲唇上，父亲竟响响地亲了他一下。这个吻胡健民至今都能感觉到，这辈子，这是自己记事以后父亲给他唯一的吻。
       胡健民回到秦岭不久，第二次病危通知就追了来。等他再赶回家，父亲已经撒手去了。清晨出山时，秦岭漫天飞雪，银装素裹。赶到家里已经夜深，父亲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自纸覆盖着他消瘦的身躯。上香，烧纸，泪水夺眶涌出，再听不到父亲的呼吸，甚至再看不到那两个陪了他生命最后一程的氧气瓶。妹妹告诉他：父亲是在睡梦里走的。悔恨，自责，眼泪，都无济于事，—缕香火缭绕，他陪着父亲过了最后的—夜。
       “早上入殓，爸爸被抬到屋外的瞬间，天上忽然飘起雪花。妹妹在爸爸身边日子最长，哭得也最撕心裂肺。院里的灵堂，子女守灵。追悼会上，大哥将念悼词的机会——最后一次跟爸爸说话的机会竟给了我……”
       “为爸爸送葬，民俗。20多米长的黑布做成的挽幛由40名后代牵着灵车缓缓向南，到达墓地。墓穴已快挖好，我们跪在坟前最后诀别。墓中撒满鲜花，妹妹再次哭晕过去。之后在饭馆里设宴，答谢亲朋好友，一辈子第一次喝了那么多酒。第二天醒来，觉得家里空荡荡的，六神无主。父亲的遗像总在微笑。遗像前香火缭绕，入神，仿佛听见父亲的对话—一我已经知道你三哥的事了，不问，是怕你妈妈难过……”胡健民日记里提到的三哥，在几个月前车祸去世，兄妹几个怕年迈的父母经不住打击。于是谎称三哥因为逃债去了美国，老母亲至今蒙在鼓里。
       又要离家了，胡健民在父亲睡觉的位置陪母亲睡了一晚。母子俩聊着心里话，胡健民心里有股从未感到过的温暖。黑暗中端详母亲的
       面孔，想她一生从未道出的艰难。老人说她很想丈夫，尽管以前的口角总是因为他的倔犟引起，但她还是后悔，后悔自己总责备他。听到母亲的自责，胡健民心里感动得挛疼，突然感到相依为命的内涵。
       回到北京，他立即跟母亲通电话，老人一听到儿子的声音就失声痛哭。
       7
       感情这东西，也同样遵守“能量守恒定律”，在秦岭山区填图的那几年里，胡健民虽然离家远了，但对大山里的人的感情却日益深厚。搞地质的人多是这样，自己的家名不副实，在荒山野岭里却四海为家。
       胡健民他们在野外工作期间，很难事先安排住处，只能根据当天工作的进展情况，就近在山顶找—个人家。通常来讲，山顶上的人家生活最苦，条件最差，有的老乡家里穷得连吃的都没有。土房里虽然低矮，但空空荡荡，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进门地上挖一个大坑，坑里堆着木柴，支一个铁架，铁架上悬一只大铁壶，这只铁壶，就是一家人最值钱的家当了。这样的家庭一般没有多余的床，胡健民和他的学生们经常只能睡在一米多长的竹条编的笸箩里。有一天晚上刚刚睡着，笸箩里又爬进来一个夜归的老乡。于是，三个人睡在一只笸箩里，还要抢一条被子……这种情景，对没有野外工作经历的人来说，简直是荒诞派电影里的场景，但对胡健民来说，都是当时哭笑不得、事后感慨不已的亲身经历。
       山里人的生活很苦很原始，但老乡们的淳朴善良让人感动。他们虽然听说过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从来不抱有嫉妒之心；他们再苦再难也不抱怨，简单满足于从昨天活到今天；他们对陌生人毫不提防的信任，特别是对这些敲门借宿、浑身肮脏的地质队员们，更有着令人感动的真诚热心。有一次，胡健民带着一个学生在武当山地区踏勘，下山时遇到了暴风雨。山林里漆黑一片，狂风呼啸，头顶上暴雨瓢泼，雷电交加。他们别无选择，在山坳里敲开一户农家，这家的男主人出外打工，家里只有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按理说，丈夫不在家时留陌生人借宿，很容易招致邻里的闲话，但是女主人毫不犹豫地留他俩住下，并张罗他们吃饭，帮助晾烤衣服。
       在陕西白河县的一个山沟里，胡健民考察期间遇到过一个三十多岁年轻寡妇，男人在河南挖煤时瓦斯爆炸不幸去世，留给她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在深山里，像她这样的女人生活得最艰难也最尴尬。既不能下地劳动，也无法改嫁他人，想在公路边做点小生意，但是没人能帮助上货。当她看到别人成双成对，女人说只有每天以泪洗面。“农村像她这样的寡妇命很苦，本来带着孩子就很难出嫁，加上早早做了绝育手术。所以就连村里的老光棍都不会娶……”
       这个贫困山区女人的遭遇对胡健民的触动非常大，在他的野外日记里，这类的故事比比皆是：
       “2001年9月……经过一天疲劳旅行后，来到小寺沟一带调查。小寺沟铜矿一片萧条，曾经辉煌过的企业已经破产，凄凉得让人不寒而栗，我不知道那些职工如何生存，这是一个大山里的工厂，工厂破产后，工人们彻底成为无产者，没有土地不能像农民那样种地糊口，矿山远离城镇，又使他们无处打工，生活艰难无比。”
       “2001年10月……在柳条子沟922高地调查。有个红色的影子在山坡上蹦跳，一个身穿红衣服的放羊女一边嗓音清脆地唱歌，一边吆喝着头羊。走近了才发现是个只有13岁的女孩。女孩告诉我们，每天都要赶着50多只羊上山，担负养家糊口的重担。上学对她来说已是往事。我问她以后最想干什么，女孩回答：‘上学。’”
       在大山里，胡健民还住过这样一户人家：这家的三个小伙子每天饥一顿饱一顿，身上的裤子从裤腿到屁股全都磨烂，穷得穿不起一条好裤子。已经年近三十的老三从十五六岁起就到外地混事，为了生存，偷摸抢劫什么都干过，也挨过人家太多的打。像他这种人曾经肯定是被定义为“社会闲杂人员”、“无业游民”等等，肯定是各个大城市收容的对象。小伙子在外漂泊多年，父亲去世前家里人甚至不知道他在哪里，没办法通知他。就是这样的家庭，对借宿的地质队员，他们不仅热心招待，而且处得跟兄弟一样。胡健民从他们身上，不仅看到了生活的不公，也看到山里人坚忍顽强的生命力。
       在秦岭填图的岁月里，胡健民接触的当地人成百上千，但让他记忆最深、感情最深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乡村女教师杨国莲。1991年秋天，胡健民带着两个学生到了一个名叫松树湾的偏僻山村，热心的杨老师接待了他们。杨国莲是土生土长的山村妇女，自己在当地小学当校长，丈夫则是大柳树乡的兽医站站长。从村到乡有几十里路，步行要走三个小时，父亲虽然不经常在家，但对住在家里的“外人”从不疑心。夫妻俩无论从相貌上，还是性格上都反差很大，男人身材稍胖，性情憨厚，说话做事都不急不慌，慢条斯理；女人却不然，黑瘦精悍，泼辣豪爽，爱开玩笑，每天不会有一分钟闲着，似乎总有耗不完的能量。杨老师从来没出过远门，可能连自己居住的这座大山都没有走出去过。
       胡健民说：“我们前后在她家住了2个多月，杨老师每天从学校回来，就马上忙着择菜做饭。她有副山里人特有的大嗓门，每回喊我们回家吃饭，一公里外都能听到。如果我们工作的地方离家太远，她就背上饭菜给我们送来，有时屁股后还跟着两个学校的学生。”时间长了，胡健民跟松树湾小学的老师同学也熟悉起来。校舍很差，设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古庙里，光线昏暗，桌椅吱呀。孩子们上学，不仅要自己带咸菜、干粮，还要给学校背柴火。看到这些，胡健民心生怜爱，不禁想起自己矿区的贫苦童年，似乎看到自己小时投在煤堆上的影子。
       野外工作结束时，他们采集了很多岩石标本，杨老师找来老乡帮他们用扁担挑到几十里外的南化塘。胡健民一路小心陪护，仿佛是押送金银珠宝。的确，对地质科学家来说，这些石头好比地球的赏赐，是地球对他们的呢喃情语。 作为地质工作者，胡健民的工作虽是跟没有生命的石头打交道，同时也接触到世间最原始最淳朴最真诚的、与人共生的美好情感。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情感在日益发达的城市里日渐消失，但在秦岭的深山老林里，在物质生活极其贫瘠的偏僻山乡，却像草木一样自然滋长。胡健民不仅与当地人建立了相互尊重、信任的友好关系，也加深了他对社会使命感和对他人的关爱知心。山林里，胡健民信口吟的一首无旋律的歌词，是他心里真诚的祈祷：
       北山，老虎坎坟，新营子。
       刚从牧羊人低矮的小屋出来，
       歇息在挂满果实的梨树下。
       幽谷清风，让人陶醉。
       我喜欢生命里单纯盼望，
       一种安定和缓慢的成长。
       我喜欢岁月漂洗过的颜色，
       喜欢那没有唱出的歌。
       希望所惦念的人一生平安。
       千禧年后，有一次胡健民到东北考察，在一个名叫百牛群的偏僻小镇上，不仅住上了干净的旅社，居然还不可思议地看到了一家网吧。“中国真是进步了!”他在日记里由衷地感叹，同时希望住在秦岭大山里的质朴乡亲，也能过上
       温饱不愁的日子。
       8
       胡健民先后在秦岭和武当山完成了3幅1：5万地质填图项目，并因此获得地质矿产部颁发的勘察二等奖，这是目前为止政府对1：5万地质图颁发过的最高奖。千禧年后，他还是马不停蹄地翻山越岭，足迹踏遍了青藏高原、巍峨天山、莽莽昆仑及燕山山脉，完成了多项条件艰苦的地质研究工作。
       胡健民介绍说：研究燕山地质情况对了解华北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蒙古板块及太平洋板块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而在世界屋脊上的研究工作，则是对“青藏高原的隆起时间、机制”这一全球性课题具有重大的推进意义，它在几千万年前的崛起，对地球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大气对流，甚至对南极冰盖的形成都可能产生过巨大影响。
       2005年11月18日至2006年3月28日，是胡健民野外工作生涯中最浪漫别致的艰苦日子，作为地质专家，他受中国地质调查局派遣前往南极执行1：50万的普里兹带地质填图任务。随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乘雪龙船离开上海，经澳大利亚抵达南极中山站，然后开雪地车进入了离中山站400多公里的格罗夫山冰盖。洁净的世界，连绵的岛峰，滑稽的企鹅，刺骨的酷寒，危险的冰缝，疯狂的风雪，还有他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亲手拣拾到的348块深藏宇宙秘密的天外陨石……南极的环境虽然艰苦，但对已与大自然结缘了的胡健民来说，则只有地质科学家才能体会到的那种聆听地球、冥思造化的通慧美妙。
       南极的经历，让胡健民回味不已，既激发了他的科学灵感，也煽起了他的文学热情，从南极回来，他就在新浪网上开了一个博客，名字就叫《南极故事》。南极童话般的冰盖神境，是大自然对他20年辛苦奔波的精神奖赏。一幅幅照片，一篇篇回忆，是一位地质科学家对宇宙的抒情对话，他不仅觉得离地球很近，而且离太阳很近。胡健民在博客里写道：“在格罗夫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往往只有自己独自远行工作。苍茫的冰盖上太阳关爱地陪伴着我，只要迎着太阳走下去，就不会孤独。”
       孤独也是一种幸运。胡健民习惯了与无声的石头打交道，与原生态的山野打交道，与没有人迹的冰盖打交道，与图纸仪器打交道……相对而言，他与世俗的社会接触较少，没有应付人际的技巧，也没有过多的心计磨损，所以该知天命了的胡健民仍然很纯，纯得像个象牙塔里的大孩子。他的生活内容一大一小，十分简单：大的是地球，小的是家。
       在南极的日子里，他曾把雪龙船当家，曾把格罗夫营地当家，但也时刻惦着自己的家。一次酒后，他问自己：
       “……我怎么让自己醉了?
       细细想，箅是想清楚了：原来我是想家了，想自己的家了。
       想家的感觉真好，尤其在酒后。想家的滋味难受，也是在酒后。
       妻在做什么?
       电脑她以前很少用，现在看上去好像很熟练。
       问她在干什么?她回得很轻松：找你呢!
       找你的消息，找你的图片，前两天在电视上看见你黑了你瘦了你精神不好，是不是生活太苦?工作太累?环境太恶劣?
       一连串的问话让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我什么时候关心过她呢?
       结婚这么多年，妻的品质我是慢慢才品味出的。
       这么多年，我没有带她出门旅游。没有陪她上街购物，尽管理由绝对冠冕堂皇，现在想来，我欠她太多。
       她即使抱怨，也小心谨慎，说是害怕伤了我。
       她说我是我们家的顶梁柱，说我最累……
       天哪，我什么时候想过：实际上她比我更累，她对这个家更重要呢?”
       从南极回来，胡健民赶回老家为父亲扫墓。到家时已经午夜，听到车子的响声，大哥迎出来说：“妈也没睡。”坐在沙发里等他的母亲侧过脸来，直到看见儿子进门的那一刻，老人才终于放下了心，眼神里透出安慰和喜悦。胡健民习惯性地朝母亲身上靠了靠，轻轻拉了下她的手臂。他发现母亲又苍老了许多，去年还花白的头发已经不见一丝黑发。
       自从父亲去世后，胡健民每次回家，都陪母亲睡一张床。母子俩总有说不完的话，那天他们一直说到母亲累了睡了。他才轻轻起身，注视着床头摆放的父亲照片，悄悄地哭了。他好想念父亲，如果父亲在，也许母亲不会苍老得这么快。
       人到中年，忽然进入了回忆的年龄。每次回家，小时候的记忆都跟魔术般变得愈加清晰。30年过去，沙漠随着风声悄悄移动，古代的烽火台多被风沙掩埋。童年的西天河水面也只剩下了几米宽，而且被矿井下抽出的污水染成了墨色。昔日的西天河，今日的黑河，仍在顽强地流淌着，仍在述说黏稠的往事。想起父亲送自己上大学的情景，很远，也很近。
       从2004年开始，胡健民开始涉足另一个研究领域—一含油气盆地与周围造山带的构造关系。胡健民说：“温家宝总理就是学地质的，他既知道中国未来发展对能源的依赖，也知道地质研究对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要角色。2006年召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特别作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在学术界又掀起了一次‘地质热’。”目前，他参加了中石化海相前瞻性研究计划，等待他徒步丈量的将是四川盆地边缘的大巴山、雪峰山、龙门山和新疆准噶尔北部的阿拉泰山。
       胡健民说，自己从事地质工作20多年，才刚刚敢讲地质的故事。多年来的跋山涉水，使他萌生出对山石的崇拜，经常，他站在峰顶眺望远山，感到天地的磅礴和人类的渺小，山下的水库，忽然在脚下惊骇得瑟瑟颤抖。傍晚，火车穿山而过，橘黄色的车窗好像一串灯笼一闪即灭，轰隆的咆哮转瞬被山林的沉寂埋没……对于一位研究自然的科学家来说，从征服到敬畏，才是进入一种更高的境界。
       蔚蓝色的天空，蔚蓝色的冰原，交界的远方，是一道细如毫发、闪着力刃光芒的横亘天光……在胡健民的博客里贴过这样一张题为《天地界》的南极照片。那奇妙玄秘的疆界，莫非就是呼唤他的目标?
       恐怕，那个目标他今生来世都不可能抵达，因为地球是圆的。
       即便如此，他也会朝蓍那条疆界满怀希望地寂寞行走，正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他才永远不会失望。
       责任编辑　晓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