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杀者
四月的一天，访问者乘坐国铁在须磨站下车后，沿着公路朝稍微偏东方向的一个叫兵电的地方走去。正是樱花初开时节，空气中充满了好闻的花香。
穿过一座立交铁桥，一个古老的日本式庭院出现在访问者眼前。
庭院依山而建，有谷，有河，有池，都是巧妙地利用斜坡设计的。最早的时候，这里是一个金融业主的别业，大概六十年前，这里成了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在神户的临时居所。
访问者是来此地找一个叫鹤子的女人的。大约三年前的秋天，访问者曾短暂拜访过这个女人，并与她进行了一个下午的交谈。那次，女人向他说起了少女时代在康家做女佣的一段经历，以及与主人一家发生的情感纠葛。
如果访问者的记忆没有发生差错，那么鹤子这一年应该77岁了。
接待访问者的是鹤子的女儿绫子。绫子告诉他，老人已在两个月前自杀去世了。那天早上，她母亲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一点也看不出一个老妇人的老态龙钟，临出门时她对女儿说——她一直和女儿一家生活在一起——她要到附近的王子公园散散步。但一家人等到天黑她也没有回来，后来他们在铁轨上发现了她的尸体。公园在家的这一边，她怎么走到了相反的须磨方向呢?是因为耳聋。还是腿脚不太灵便的缘故?访问者猜测道。但绫子没有再说下去。她说母亲留下了一封遗书。
“遗书?”访问者的眼睛发出光来。
绫子展开一张折叠得很好的纸，上面草草写着这几个字：
“生活的煎熬已使我身心憔悴。”
这一结局并没有让访问者感到十分的意外。他想起了三年前那次访谈结束时，鹤子说的那番话：
“现在我把背在身上的沉重的命运的包袱全放下来了，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回想起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和以后的苦难生活，已像走马灯一样一幕一幕过去了。”
2．天纵远游
在康有为日后的回想中，1898年的那个初秋肯定充满着萧杀和血腥之气。9月21日(农历八月初六)，忠于慈禧的军队开进了城，才推行不久的新政即告夭折。西太后临朝听政，下谕抓捕维新人士，变法领导人康有为自是首犯。但他提前得到了友人密报，在把文件和书信匆匆托与弟弟康广仁后，于前一日已秘密出逃到天津，登上一艘英国轮船经上海直赴香港。
康有为仓皇出逃的经历，在其女儿康同璧多年以后的讲述中，已成为天地冥冥自有神佑的一个明证：
他原本是打算乘坐招商局的海晏轮离开天津的，临走时又决定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慈禧电令直隶总督荣禄、两江总督刘坤一全力缉拿。荣禄派飞鹰兵舰追赶，飞鹰兵舰的速度比重庆号快一倍，可是兵舰的煤不够了，只好半途折返。荣禄向上海道、烟台道发出“截搜重庆号，密拿康有为”的密电。恰好烟台道有事外出，随手把电报塞进了口袋。等他返回，重庆号已经开走。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密令上海道蔡钧“逐船搜查必获”，蔡是一个贪功争耀的能吏，做事张扬且细致无漏，得到密电在上海铺开了一张大网，亲自坐镇吴淞竟夜等候，凡来自天津方向的轮船都要上去搜查。上海的维新人士看见许多兵弁守在那里，以为康有为这一回是死定了，痛哭而返。但蔡钧过于积极的举动引起了英国驻上海领事的警觉，当重庆号甫抵吴淞口外，一个叫普兰德的英国人找到康，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旨拿给他看了，护送他坐一艘小型蒸汽船登上英国军舰埃斯克号(Esk)。而此时，上海道派来搜拿的兵丁已经登上了重庆轮。
康有为确信，皇帝已经死了，“紫微移坐帝星沉”，他这个孤臣还有什么理由苟活呢?英国人劝他，皇帝的死讯还没有证实，还是忍死须臾。康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但他在上海写的遗书还是流传了开来：
我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而救之，乃蒙此难。惟来人世间，发愿专为救人起见，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将来生生世世。历经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经患难，无有厌改，愿我弟子我后学，体吾此态，亦以救人为事，虽经患难无改也。地球诸天，随处现身，本无死理，至于无量数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到此亦无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报，为可念耳。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九日康长素遗笔
后来康这样对他的家人说，这次脱险他有十一个可死的关隘。只要碰巧撞上一个他就没命了：假如皇上不催他立即离京，假如迟一日出京，假如在天津搭不上轮船，假如追来的兵舰不是因为缺煤折返，假如烟台道不外出，接到电报就派兵截拿。假如不是上海道过于张扬的抓捕行动促使英国人提前下手把他带离重庆号……似乎每一个偶然的闪失，都有可能让死神降临到他的头上，让他的命运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而他之所以不死，乃是因为天降大任等待着他去完成。
在香港，康有为远远地注目京城，无奈而悲凉地看着这幕世称“百日维新”的大戏落下帷幕：皇帝被囚瀛台，太后再次训政，“六君子”人头落地——其中包括他的弟弟康广仁。本该是剧中人的他现在像一个局外人一样看着他人流血，这不能不让他有种负疚感。尤其是他的弟弟，简直死得毫无意义。康有为的父亲去世前，曾把这个聪慧的弟弟托付与他，康有为离京前，本来完全可以带上他，但出于某种自私的念头，譬如为了让弟弟帮他处理因仓促出逃未来得及带走的书籍和财物，他还是让弟弟留在了京城。他的这一决定不仅违背了自己对亡父许下的诺言，更是直接让弟弟成为失败的改革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牺牲品。因为据可靠的记载，广仁并非新政的核心人物，他只是有可能出于对乃兄的无条件的信任介入了某些反政府活动的外围活动。广仁死时才三十岁，留下了一个仅八岁的女儿。在日后的一首悼亡诗中，康有为为自己的疏忽断送了弟弟性命并未能亲自安葬深感愧疚：夺门白日闭幽州，东市朝衣血倒流。百年夜雨神伤处，最是青山骨未收。几天后，康有为的发妻、女儿、若干个妻妾及广仁的遗孀和女儿抵达香港，尽管恓惶之状不可方物，但一家人度此劫波后总算重逢了。为了不让母亲过度悲伤，康有为没有把弟弟的死讯告诉她，只说广仁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了。
康有为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就是从这个秋天开始的。这年10月，惊魂甫定的康带着三名弟子一名随从踏上了东去日本之路。他是在发出“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的密电后得到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之邀前往的。根据康的说辞，大隈确信康果真奉有密诏出外求援。他被允诺将会受到“适当的保护”。显然，由于不明康的政治地位及他宣称的手中密诏的真伪，日本政府过于放大了康的政治影响力。赴日不久。大隈内阁的倒台使他再也待不下去。新内阁认为，中国的维新运动已经失败，维新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已经难有作为，因此对康的态度十分冷淡。来年春，他取道加拿大，踏上了游历欧美的旅程。眼看在国际上寻求最高层支持的努力无望，他便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加拿大。在那里他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保皇会”，并获得了七千多美元的捐
赠和一个作藏身之地的小岛的使用权。
庚子年席卷整个华北的大规模暴力活动，在康有为看来是一个实现保皇理想的大好时机。当时他已定居新加坡，在东南亚、加拿大及美国一些华人朋友的支持下，他决定在内陆的一些省份采取武力行动。但资金、军备的缺乏和康本人军事上的毫无经验，使起义很快夭折了。1901年12月，心力交瘁的康有为前往印度，几个星期的跋涉后，到了印度北部山城大吉岭，此处距喜马拉雅山不过80公里。他最宠爱的二女儿康同璧是年19岁，在国内闻知父亲到了印度，这个弱质女子沿着公元七世纪的高僧唐玄奘的取经路，孑身独行，前去与他父亲会合。——“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这自况诗里隐约可见乃父之神韵。
在大吉岭，康带着女儿骑马攀登喜马拉雅山南麓，观赏雪景，呼吸山间的新鲜空气，在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这块高地体验了一段非凡的探险生活。这一段清闲的隐居生活，他的身体看起来恢复得不错，但心情的沉重似乎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在写于这一时期的乌托邦著作《大同书》的开头部分，他把世界描绘成了一个巨大的监狱：“苍苍者天，搏搏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在他看来，这世上的人困于“六大苦”：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及人所尊羡之苦。人只有解开这六道悲苦的枷锁，才能真正进入大同世界。在晚清政治的险恶江湖中。他就像个兴致盎然喜欢搏浪激水的理论顽童，毫无顾忌随意挥洒着他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但康有为并没有过度沉湎于玄学天地，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促使他给朋友兼学生梁启超写了一封措辞谨慎的长信，呼吁恢复皇权——即使这个皇帝是满族人也无所谓。此时的梁启超年届三十，正流亡日本，他的思想已超越乃师，从一个君主立宪运动的中坚一变而成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拥护共和制的明星。在他眼里，社会的动力已经变为“民族求生存的奋斗”。梁以及支持者们喊出了排满的口号，他们甚至主张在中国南方建立独立的革命政府进而取代满清政权。康毫不客气地在私函中申斥以前的战友“流质易变”。
面临着被时代抛弃的危险的康有为从大吉岭下来就差点遇上一场暗杀。这场未遂的暗杀案的另一个主角是横滨华侨出身的文人苏曼殊，一个日后写出《燕子龛诗稿》的著名诗僧。这一年——1904年——他21岁，忍受不了惠州的贫困生活，就偷了师兄的度牒逃到香港，住在中国日报社(他启用别号曼殊也当是从这个时候起)。他试图用手枪暗杀一度逗留在香港的康有为，幸被陈少白阻止未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普遍流行暗杀，有证据表明，康有为在他的弟弟康广仁被杀害的那段郁闷日子里也曾计划过刺杀慈禧，甚至改革派也认为暗杀行动可以迫使上层进行有利的变革。康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也差点成为这一时尚的牺牲品。
从1904年到1910年，康有为成了一个超级旅行家，他游历过的地方计有：罗马、米兰、巴黎、柏林、哥本哈根、西点、黄石公园、盐湖城、蒙特卡洛、阿尔汉布拉、菲斯、乌普萨拉、特隆赫姆、康提、卢克索、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等，每到一地必住最豪华的酒店。而这不过是他到过的一小部分地方。他这些年游历的金钱是无法计算的，因为那是一个实在过于庞大的数目。他到处跑来跑去，用梁启超的说法是生性好动和无家可归之感。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在有意无意地模仿少年时代上就景仰的先思想学家孔子。孔子周游列国寻访有道之君未果，以其余生就乱世的人生与政治问题著书、讲学，这是他最为现成的人生楷模了。
现在回头来看，1898年6月在京西颐和园的两个半小时给康的一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自那次觐见光绪皇帝后被任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他就丝毫没有动摇过对皇帝的忠诚。游历各国的时候，他以光绪皇帝的私人代表自居，自认为受四万万人托命，是个世不二出的救世主。在《欧洲十一国游记序》中，他以一种不无夸张的口气说到自己担负的责任，就像传说中的神农氏，他要尝遍百草后为中国找到药方：
天其或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耶?其将令其揽万国之华实，考其性质色味，别以良苦，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使中国服食之而不误于医耶?则必择一耐苦不死之神农，使之遍尝百草，而后神方大药可成，而沉疴乃可起耶?则是天纵之远游者，乃天责之大任，则又隍既恐，以忧以惧，虚其弱而不胜也。
俨俨乎，他是那个天纵远游、要为中国找到起死回生神药的神农氏了。
考察康有为的流亡行迹，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1898年9月)至光绪三十年五月(1904年6月)，除了在英国和加拿大短暂的逗留外，他一直在亚洲。此后到宣统元年(1909年)春，多次游历欧美各国，共计：12次过比利时，11次进德国，7次游法国，8次游英国，4次游加拿大、瑞士等国。自宣统元年8月至民国二年(1913年)秋，康已感天地无可游者，“大地辙环吾倦矣”，他不再远游，先居新加坡，再迁至日本须磨，时欲归国。
1911年的日本之行，是这个超级旅行家十六载海外游历之最后一站。自此以后，他将再也不出国门一步。
3．鹤子
生于明治三十年(1897年)的鹤子姑娘这年十六岁，正逢美艳而短暂的豆蔻年华。她的老家在南部的淡路岛，一个被蓝色海水簇拥着的小岛。甲午战争后，她的父亲来到神户，在市政府担任一个低级职员，她也跟着来到了神户。经一个远房婶母的介绍，十六岁的鹤子来到了康家做女佣。
康有为来到神户当在1911年晚春，他从新加坡赴香港探母之后。开始他住在广东同乡麦少彭建在须磨海边的别墅“双涛园”，第二年樱花开时迁居到了须磨寺附近，原上兵库地方小西先生的别墅，并自号为“天风海涛楼”。
康有为带着他年轻的第三任妻子兼秘书何金兰(又名何旃理)开始了这次旧地重游。山川历历，杂树生花，岁在辛亥的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四岁了。十余年来，如同一股没有定向的风东流西窜，曾经心雄万夫的康圣人不会没有英雄迟暮时不我待之叹喟。亡弟广仁的女儿考上日本女子大学了，这消息让他既是欣喜，又不由得想起戊戌年的那些亡魂而心生伤悲。而在“双涛园”中与门人梁启超的再度聚首，更是相对如梦寐。在一首诗的副题中，他这样写道：“与任甫离居者十三年，槟榔屿、香港一再见，亦于今八年矣。儿女生于日本，皆不能识。相见如梦寐。”
但这份伤感又不乏愉快的心情很快就消弭于无形了，武昌十月起义的消息及随后发生的国内暴乱使他心忧如焚。因为这一系列事件把他和平过渡到君主立宪的计划彻底打乱了。他在给一位向他电告武汉起义的友人回信中说：“大变若此，忧心如焚，欲握管相告而不及也。”他还是固执地认为共和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而完全的君主立宪又与形势不相符，作为变通，在随后写下的《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文章中，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虚君共和”的理论框架：在这
种制度下，君主通过世袭的方式使国家得以延续，但不拥有实际权力，这个充当象征性角色的，可以是满族小皇帝，也可以是孔子的后裔。
1912年清廷皇帝的退位，逼迫康有为接受了走向共和这一似乎是必然的现实。他在写给支持者们的信中表示，尽管对不幸的流血事件深感遗憾，但中国毕竟有了自己选择的共和制度。但他没有即刻返回中国，而是留在日本继续他的写作和研究。据说，此时他与梁启超的关系已相当紧张。1912年秋天，当梁启超做出回国为新的国民政府效力的决定时，康有为与这个昔日门生之间的裂隙几乎是完全公开了。但康有为后来得知，梁的归国之旅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顺利，船到大沽口，由于风高浪急不得入港．有三天时间，他那个以善变著称的学生只得在狭小的船上眼巴巴地遥望中国海岸。这个不祥的征兆，似乎预示着在未来的时日里，归与不归，变与不变，他们所抱的希望都将在莫测的前方幻灭。
十六岁的鹤子姑娘并不知道康有为是何方神圣，她甚至不明白，这个上嘴唇留着两绺威武的灰白胡子的老头为什么娶了一个如此年轻漂亮的妻子。她第一次去康家，在装饰一新的寓所房间里看到何金兰，心想这屋子的女主人真是太年轻了，比自己都大不了多少，说她是康有为的女儿还差不多呢。
这幢房子虽是日本式样的，但榻榻米上铺有地毯，地毯上放桌椅，房间还是按西洋风格布置。鹤子在康家的日常工作是打扫房间、把客人引进客厅、传话等。康家有不少客人，中国人居多，也有不少日本名流。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经常来访，但隐隐觉得他们都是一些相当了不起的人物。后来她才知道，康有为在中国是能与皇帝直接对话的数一数二的伟大人物，这使男主人的形象在她眼里陡然高大了起来。
鹤子很快熟悉了康家的其他人：康有为年幼的儿子康同凝，女仆张喜和日文秘书阮鉴光，此外还有两个中国厨子。她以乖巧和勤快很快博得了这一家子的喜欢，连一向严肃的康圣人看着她时，眼角也是弯弯的盛满笑意的。
在须磨，康有为有时参加神户华商在神阪中华会馆的茶会，并发表没有多少观众的讲话，有时和梁启超等门人及当地侨民恳谈会餐。心情好的时候，他也会和他年轻的妻子一起到布引的瀑布那儿去游览，或到诹访山洗温泉浴，并从那里北望神户港的景色。最远的一次，1912年的深秋季节，他们结伴跑到了京都，去参观了著名的寺院佛阁、庭院和壁毯。更多的时候，他住在须磨的“天风海涛楼”里，写字，做诗，沉思，或在鹤子姑娘的搀扶下到须磨寺前的大池边及须磨海边散步。
这样过了两年，鹤子已经喜欢上了在康家的生活，这个聪慧的姑娘甚至都能自然而然地听懂康有为满口的广东话了。但到了1913年11月。康有为作出了举家迁回上海的决定。起因是他83岁的老母去世了，灵柩一直停放在澳门，作为康家的长子，康有为决定奉母灵归葬康家墓地，以尽人子之孝。同时他还想把弟弟广仁的遗骨从北京接到老家安葬。1898年那个伤心的秋天，康广仁在菜市口处斩后，是一位广东同乡的忠仆，把他的头缝接在尸体上草草安葬的，尸体一直没有弄出北京城。康有为希望，母弟灵柩的归葬能够让多年来噬咬他内心的负疚得以稍减。而没有说出的一层意思是他累了，十多年周游列国一事无成，他已深感“大地辙环吾倦矣”。天地虽大，对五十六岁渐入老境的康有为来说，早已没有了早岁壮游的豪情与心志。而此前不久。先期回国的梁启超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的消息，也促使他下定了归国的决心。虽说城郭依旧人已非，但康有为并没有丁令威式的黍离之悲，这个固执的人一直以为自己站在时代的前沿，十六年前如是，十六年后也依然如是。
定的船票是十一月。康有为希望鹤子姑娘能和他们一家同船去中国，甚至何金兰和年幼的儿子同凝也很希望她能去。如果不是公务员父亲的反对，鹤子也真的就跟他们走了。对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来说，中国，是多么遥远而神奇的国度!敏感的少女已经预感到，在康家待的这两年将会影响到她一生的道路。但她终于没有拗过她的父亲和婶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康有为离开神户不久，因国内形势剧变，他政治上的对手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寻求政治避难。
4．“窗前的露水与雾”
三个月后，当鹤子姑娘收到康有为的中国来信，邀她前去做客，她不顾父亲及家人的阻拦，与他们大吵一场，几乎是赌着气上路了。
这时已经到了1914年的初春，康有为葬毕母弟已从广东回到上海。年初，北京政府对十六年前那场未竟的变法的死难者进行了隆重表彰，袁世凯此举或许是为了抚慰康有为，为邀他前往北京任职作一情感上的铺垫。但康拒绝了来自北京的这一邀请。他在上海安顿了下来，在法租界寓园路赁屋而居，继续过他读书写作的日子，并像一只警觉的老狮子一般时刻观望着民国初年风云诡谲的中国政坛。
一场伴随着大雪的寒潮中，18岁的鹤子姑娘来到了上海。尽管她想象过上海，按着康家人的描述一次次修改上海的面容，但当她一下子面对这座有着许多高楼和西洋市政设施的“东方魔都”，还是感到了巨大的震撼。在这之前。她见过的最大的城市是神户，甚至京都——父亲多次答应过她要去——都没有到过。这里和她以前的生活世界相比，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漫天的雪花落着，刚到地面就被喧嚣的热气融化了，街道上空笼罩着一层白茫茫的雾气，就好像这个巨大的都市在喘息。头发上雪融后的小水珠还晶莹地闪亮着，鹤子已经走进了坐落在法租界寓园路192号天游园的康公馆。
康公馆包括一幢砖瓦结构的西式洋房，一幢纯中国式的房子，还有一些附属建筑。庭院还有池塘，墨绿的池水里伶仃地立着几根荷梗，临水照影，一如凌乱的中国草书。鹤子还看到长长的走廊里挂着一长排的日本风格的灯笼。以后她会知道，因为康有为喜欢日本风味，这些灯笼都是花了不菲的费用从日本托运来的。
让鹤子欣喜的是又看到了何金兰。何金兰拉着她的手亲热地嘘寒问暖，还问她路上的见闻，说话间却控制不住地咳嗽。她咳得是如此剧烈，有一阵几乎要憋得背过气去，让手足无措的鹤子一颗心都悬了起来。鹤子注意到，几个月不见，她似乎瘦了一圈，脸色却愈发的灿若桃花。不一会儿，何金兰推说头痛，先上楼休息去了。在康家人的引领下，鹤子又一一见过了康有为的正房、第一夫人张妙华，第二夫人梁随觉，还有其他的家人，七七八八加起来有十来人。她这才知道，何金兰只是康的第三个夫人。
这里似乎有必要交代一下康有为一生中并不太复杂的婚姻生活：起初，他对自己的包办婚姻显然很感满意，但他的正房张妙华为他生下的五个孩子中，竟然两女一男夭折(三女、四女和长男)，只留下长女同薇和次女同璧。1897年，康快满四十岁时又娶了梁随觉为第二夫人，在槟榔屿期间，梁氏为他生下的一子(次男同吉)不幸夭折，后又生下三女一男(六女同复、七女同
环和三男同篯)。第三夫人何金兰出现在他身边是1907年的春天。那年，这个随父移居美国的广东姑娘年方十七。康有为在纽约国民宪政大会上对北美华侨的演说，触动了这个少女的心。当时的康正考虑找一个通晓英语的女子为伴，一来可以让列国之游不至于太过寂寞，二来呢，也可以对访问游说有直接的帮助。于是在朋友们撮合下，快50岁的康有为又一次做了新郎。何金兰几乎是心甘情愿地嫁给了康，做了他的第三夫人兼生活秘书。当张妙华和梁随觉在香港陪着她们的婆婆时，康正带着她年轻的第三夫人飞来飞去在世界各地旅行。每到一地，都由何金兰做翻译并提供生活服务。1908年，何金兰为康生下了四男同凝，但随后她生下的两个女儿也都夭折了。
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康有为的三位夫人共为他生下四男九女。其中长男、次男夭折。三女、四女、八女、九女也夭折，因此眼下的康家，本是三男、四男的同筏和同凝在子女序列中就成了长男、次勇。
鹤子很快就熟悉了康公馆，甚至那些厨师、男仆、女佣，那两个头上包着卷起来的白布、满脸络腮胡子的看门的印度人，她也都熟络了起来。但她从来没有见过大少爷，二太太生的同筏。后来她知道，大少爷在念大学，平常都是住在学校里的，连星期天也很少回家。没事的时候她会怔怔地想，那个据说和自己同岁的大少爷，不知是个何许模样的人?
鹤子在康家几乎像个客人，她基本上没什么事可做，重活粗活都有下人做了，只是拿着鸡毛掸子扫扫家具上的灰尘。教英语和钢琴的家庭教师来了，她就和康家的孩子一起学习。
随着时间流逝，鹤子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生活上也习惯起来，不再太想家，不再感到寂寞。当康的长女同薇去日本新婚旅行时，她还陪同前往。就在那次回国的时候，她还跟随着拜访了有名的前首相大隈侯爵，这在从前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
第一次进入康有为的书房，鹤子几乎吓了一跳。那么多书!简直像个小型的图书馆了。书房的角落和博古架上，还摆放着一些古董。康告诉她，这些书画古董，每一件都称得上价值连城。每次进出书房收拾，鹤子都踮着脚尖不发出一点声响，以免打扰了沉思中的康先生。康有为在书房里总是伏在桌子上用毛笔写着什么，有时写着写着就揉成一团扔到字纸篓里。有时，他又会把纸团捡起来，皱皱眉头，好像很无奈很焦躁的样子。鹤子要去开窗，康总是挥挥手阻止她这么做，因此书房里的光线总是昏暗的，如同一口孤立于外面世界的深井。有一次她正在擦拭书桌上的灰尘，书架嘎嘎地转动起来，她目瞪口呆地看着书架移到九十度角的位置不动了。露出里面一个有着简单陈设的密室。康有为从那一边的密室走出来，对着她笑。康告诉她，是为了随时提防袭来的刺客才建造了这间密室，在康公馆里知道这个机关的人也没有几个。康有为还把着她的手教她如何操作这个机关，只要转动书架的某一部位，书架就开始转动，这样就可以逃入隔壁的密室了。
但平静的生活因两桩接踵而至的丧事被打破了。先是康有为姐姐的死，到了暮春，患上了猩红热的三太太何金兰也去世了。她还只24岁，花儿一样的年龄，但在病床上的最后日子已经瘦得脱了形，就像一具干枯的木乃伊。当亡妻撒手西去时。康有为一定回想起了他们在欧洲各国如同一对神仙伴侣一般游历的日子。何金兰去世后，接连几天他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仆佣送进去的饭菜也几乎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出来。当他重新出现在家人面前，他的脸瘦得厉害，脸上的胡子像杂草一样疯长了。看来这最小也是他最疼爱的妻子的去世对他的伤害不轻，回国后他本已郁闷不堪的心情变得愈发的沉重。
时间是疗治痛苦的良药，到了夏天，康有为终于从何金兰去世带给他的颓败情绪中走了出来。他开始带家属到周边的苏州、杭州等城市游玩。他几乎是在有意识地忘记从前。进入盛夏，上海热得像火炉一般，他便带着鹤子去了青岛。在那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他买下了一幢别墅，也名之为“天游园”。鹤子姑娘愉快地陪他去海滩进行海水浴，湛蓝的海水让她想起了须磨的海岬。有时，鹤子也陪他一起骑着毛驴到他喜欢的古庙古寺去，听他与僧侣们说佛法，并参观历朝历代留存下来的书法碑林。
在康家人眼里，鹤子这个日本女子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了康有为的第四任夫人。鉴于不久前第三夫人何金兰的去世，他们一致认为康这么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要疗治一个女人去世的伤痛，最好的法子还是女人，尤其是年轻貌美的女人。但鹤子知道，自己与康，还算不上真正的夫妻，因为他们从未真正同房过，也就是说没有行过实质性的性事。在这一点上，鹤子很不幸地成了传统中国养生术的一个牺牲品。曾经有着强大的繁殖力的康，奔波大半生且在坠入老境之年在情事上可能已每况愈下。对残生的珍惜和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恐惧，使他长久以来就规避男女性事以防体力上的过度透支。这一物质性的吝啬势必也伴随着情感上的吝啬，说实话，他对从少女时代走向女人的鹤子的关心，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灵上，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
当鹤子即将在康家度过她二十岁的生日时，一个偶然的机缘，一个青年男子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康有为的长子康同筏，康的第二夫人梁随觉的儿子。这年他也刚满二十岁。是上海一所大学的在读学生。鹤子已经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和大学生有的私情。一次家宴后?漫长的假期的一个下午?还是他父亲不在的一个夜晚?她敏感的唇和肌肤所能记得的，只是那一次次甜蜜的战栗、夜色中紫藤架下的拥吻和不为人知的隐秘的快乐。如果说这么些年和康家人的交往中，康有为带给她的是父亲般的沉重和慈爱，那么则是这个大学生唤醒了她的身体，唤醒了她自己也不知道的潜伏的灵性。这乱伦一般的上海之恋啊，这暗夜里销魂的汗水和喘息，鹤子自己也不察觉的，自己已从一个青涩年纪的女孩，几乎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水色荡漾的女人。如同所有不伦的欢乐都要付出代价，当鹤子觉察到身体的某种不适时，她已怀孕数月了。当她把这一消息告诉大学生时，束手无策的大学生吓得脸都白了。
无可奈何又在情势之中的，1915年(大正4年)，鹤子结束在中国的生活回到日本，不久生下了女儿绫子。其间康有为曾数次写信要她回中国，但内心的负疚之感使她再也不想踏上去中国之路。几乎可以想象这个单身母亲回到国内后的苦难生活。她带着孩子投亲靠友，遭尽白眼，有时给人家帮佣以维持生活。迫于生计，后来她嫁了人，并有了一个儿子。她不幸的生活注定要在女儿身上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因家境贫寒，女儿绫子小学毕业就去学裁缝了，后来结了婚，婚后生活也不是十分的如意。
1939年(昭和14年)，鹤子得知康同筏托到日本的朋友四处打探她的消息，但她悄悄地搬了家，把自己的身世继续隐匿了下来。以后的岁月里，她对自己和康家的交往一直都守口如瓶，她要让那件不体面的事永远地烂在肚子里。
沉重的生活已让鹤子成了一个头发灰白、腰
身佝偻的老妇人，似乎岁月的砂砾已经把她身上所有的水分都挤压了出去。有时回想前事，真如恍然一梦。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像一朵花，一瞬间灿然地开放之后就是世界的永夜，永远那么的黑漆漆，看不到来日里的一点光。
她老了。当康同筏去世的消息传来，令她奇怪的是，她好像听到的是一个陌生人的死讯，几乎连一滴泪都没有流。原来，她还以为自己会号啕大哭呢。但那个曾经带给她如许盛大的快乐的男人．在她的生命里真的是可有可无的吗?不，他，包括他的父亲，那是两个塑造了她的一生的男人。他们改变了她，塑造了她，又把她远远地抛开。而她只得一个人在被他们修改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老。她说不出对这两个男人是恨，还是爱。
孤独使她渴望倾诉。她需要讲述这些故事，并在讲述中确证自己的一生。要不是这样，她怕自己的一生真如草尖上的朝露。这样，直到她七十四岁那年，那个有着历史考据癖的访问者的出现。她记得，那是一个樱花迅速颓败的季节，下着雨，空气中都是花瓣沤烂的气息。
此后令她欣慰的是，绫子开始了与她在台北的同父异母兄弟的通信。这血缘上的一点系连让她确信以前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一场梦。而绫子和她的同一个父亲的弟弟的信件以及她跑去台北的相会。似乎就是世纪之初那场上海情恋的明证。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耳边一直响着电影《薇罗尼卡的双重生命》里的一支曲子，《两生花》。那是小令推荐我听的。那个唱歌的女孩，在一场突降的大雨里，唱出最后一个音符，擦掉额前的水珠，那么好看地笑着，然后死了。“她笑的样子真是好看极了。”小令说。
仿如黑的夜色四处走散，渐成晨光。
白鸟未眠。那人窗前的露水与雾，啊，这件薄的衣裳!
轻笼住了她的肩头和心上。
“她却先死于人间。”
正在进行中的这个鹤子的故事，让我一次次地想起小令说的那个先死于人间的“她”。一场情感的暴雨过后，女人一生的道路几乎全被注定，不可逾越。唯留的温存的残梦，也全成了“窗前的露水与雾”，日光之下，消弭无形。
5．天堂漫游
康有为归国后的一年间，康梁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联系。此时的梁，身为袁世凯内阁成员，而康则蛰居沪上，数次拒绝了袁世凯要他入阁的邀请。但随后袁世凯复辟帝制，显然让他们同时感到了愤怒，两人都卷入了世纪初的军阀政治中。
据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史景迁的统计，在1914—1916年的三年间，康有为曾同五十余位军界高级人士发生过联系。这些人手握重兵，占据着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大片的地盘。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有的是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旧部下，有的是受招安的土匪，有的是同盟会、光复会的会员和一些激进组织的成员。他们的出身际遇与效忠对象各自不同，但几乎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本来，康为了养活这个庞大的家庭，每月需有2000元的进账才能勉力维持，庞大的通讯费的支出使他在上海的日子愈显拮据。
1916年，与康有为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是一个叫张勋的军阀。这年早些时候，他在写给张勋的信中暗示说，中国已到生死存亡之紧要关头，而恢复帝制，清室当仁不让。1917年6月，张勋的辫子军进入北京，拥清废帝重坐龙廷。康应邀坐火车重返北京。这是他自1898年仓促逃离后的首次返京。熟悉的宫墙和屋宇让他顿生怀旧的感伤。他出任了弼德院副院长一职而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但联系到他历来鼓吹以孔教为国教室建国人信仰的主张，这一职务也算是实至名归了。在一首今已残佚的诗中，他描绘了自己那一刻的心情，大意是：丧乱已历六年，随着大龙旗再度飘扬，国家终于重返太平。
而梁启超则站到了乃师的对立面，在“丁巳复辟”发生的当天便通电反对，并说动段祺瑞驱逐张勋。闹剧很快收场，在反对派的枪声中，康有为躲进了美国使馆，闲翻儒家的典籍《
春秋》以度时日。
后来的梁启超又如何呢?他出任了段内阁的财政总长，这一新的职务的实际职责，是为新的内战筹措军费。但捉襟见肘之下的向日借款，使他在国人的反对声中成了北洋诸军头联手抛出的一个牺牲品，就任财长四个月就不得不黯然下台。这是他后来忏悔的“迷梦的政治活动”之终结，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能够重返政坛。
1927年3月，梁启超及康门弟子自北京南下，到上海为康有为庆贺七十大寿。连离开紫禁城后在天津日租界避难的前清逊帝溥仪。也托人送来了玉如意一柄，匾额一幅。此时的康有为已好久不露面了，他最近的一次公开表态，是致北方军阀的一封通电，要他们按照当初1912年制定的一份协议，恢复溥仪的俸给及住在紫禁城的权力。
此前的康有为已经沉迷干星际漫游的幻想中了。有一次他坐飞机飞临河北保定上空，如同他后来在一首诗里所写，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位自天而降的圣人。对众生的苦难耿耿不能释怀。自那以后，康的心灵一直在天堂漫游。此前一年，他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天游学院”，并且到处撰文和演说，大谈他的神游经历和神奇的梦幻。他甚至梦见过自己在编一份火星地名索引，就像编一份传统的地方志一样。在他晚年所写的一些诗中，他已经把西方的天文观测与传统宇宙论所说的天堂结合了起来。
过完七十寿辰后，康有为离开上海，去了山东省南部的滨海城市青岛。这次青岛之行，不再有十三年前鹤子姑娘陪侍在侧的快乐。康在青岛开始写他一生中最后的文字，一份感谢溥仪送来生日礼物的长篇谢恩折。他的手虽已发颤，但这篇文字依然布局优美，雅驯工整，书写方式完全按照前清的宫廷礼制。谢恩折追忆了从戊戌年的变法到十年前未遂的复辟期间的纷乱世事，作为一个清室的忠实追随者，康在文中自称老臣、微臣，凡是提到天的，一律比正文高出三字，凡是提到皇帝称谓的，高两字，凡是提到自己时，一律把字都写得很小。寄出这篇文字后，1927年5月的最后一天，康有为在他青岛福山路的寄庐，把他的前清朝服铺在床上，依礼沐浴后，在朝服旁正襟危坐，半小时后死于脑溢血。
得知乃师去世的消息，时已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梁启超痛哭数日，率清华院全体学生在法源寺开吊三日。那时的他，肯定想起了十八岁那年的秋天在广州和康的第一次会面，以及随后的一次次争论。曾经，那次会面给了他以那么大的震撼，并进而影响到了他一生的道路：在写于三十岁那年的一篇自述文章中，他曾如是记述过当时的心情：“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其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
两年后，1929年1月，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肾炎、肺病多症并发去世。
责任编辑 赵兰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