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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开明戏院屋顶想起的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
       记得珠市口西大街有一个开明戏院，我跟着娘，由板章胡同散步来到那屋顶，要去听单弦八角鼓儿、相声和各样大鼓。那时我还小，正在虎坊桥小学上完四年级，才放了暑假嘛。也不知什么叫“华灯初上”，只看正亮着灯、通着明呢。娘却并不往开明戏院里边走，我也仰头一看，约有四层楼高，却偏要紧贴着墙根儿上去吗?我大着胆子从东墙上的长梯子，铁的，爬了上去，不免有些怕，又有些兴奋似的。等一到屋顶——怎么，满天的星竟放大了又放亮了一样?
       那时候是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酷夏，直到夜里才凉快些，娘也才把小折扇收起来，买了我们的门票。我也不觉越来越兴奋了。
       没容我看星星，见屋顶真有露天的感觉。等我一瞧，那台前有一女子，正唱着什么大鼓呢。娘说那叫“奉天大鼓”，是由东三省那边移来的，又说她叫“魏喜奎”，可人家(却)是京城里的味儿。我在台下细一打量她，真挺喜欢的。娘还说，魏喜奎总大大方方的，有“水音儿”，也有人缘儿。可当时我又怎么知道她只有十八九呀。娘还说，人家一下子就把粗大的辫子给剪了，还烫了发哪。
       又见台前来了两人，这该是演“双簧”的了。我一看，有一人往前站着，又坐了下去，把自己的长袍领子也窝了进去，拿出一个“小辫子”来，头皮勒了个紧紧的；另一人就在后面蹲着，却出着大声儿，说着大话，还拿一把折扇，正遮掩着什么。反正我也没问娘是不是知道他们叫什么名，也并不感兴趣，就偷着跑到露天的台边去看星星，觉得真是亮极了。那时候，我好像还不懂什么叫最大的星星——北斗七星呢。
       话还要说回来。我又来到娘的座旁一看，见有高德明他二人合说的相声——甭问，准是他俩，我常在家里的话匣子听过；现今一看，一高一矮不觉扑哧一乐。还有孙书筠唱的京韵大鼓，娘说她唱的是《华容道》，是关公的书嘛。哦，还有王佩臣，去年娘就说过她是天津人，常来往京津之间，唱的虽是河北的乐亭大鼓，离唐山也近可唱得极好，且左手用铜-片。也就是“梨花片儿”，右手打着鼓箭子，却一口是京白唱腔儿呢。我曾在前门外的廊房头条“新罗云”里跟着娘听过她的大鼓。那晚上她唱了《王二姐思夫》，今晚唱的则是《鞭打芦花》，闵子骞的故事，反正是京味儿十足。等到大轴儿，见荣剑尘慢慢到台前来，留着分头，白脸，浅白长衫儿，拿着八角鼓儿，相了长红穗子，深鞠一躬。娘就低声说：“瞅他都有白头发了——要近看。”又见旁边坐着一人，他叫什么娘也说了，我却忘了，反正是弹着单弦儿呢。看荣剑尘唱了插曲儿《风雨归舟》的“谢职入深山，隐云峰受享轻闲……”可我竟困了，下面他唱了什么?像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吧，我却迷糊了，要不是娘仿佛轻拍了我一把，还真要睡着了呢。娘没等荣剑尘的“快书”唱完，就忙带我下了露天阳台——可眼见天空竟是瓦蓝瓦蓝的呢……
       约2003年吧，听说开明戏院(后为电影院)被平了。我和妻曾在虎坊桥看了纪晓岚故居，又由开明戏院遗址驱车来到广渠门。马路已经给弄直了……哦，听说孙书筠早在天津立了脚儿、扎了根儿，且还健在。可惜，我却记不清楚了。还听说她七十岁曾去过美国，给那边华侨唱了不少段子，现在该有九十三四了吧?
       郭杰先生二三事
       郭杰先生，是父亲的好友。先生那时正做着律师，是宣南颇有名的一位“刀笺”，又平和至极。等我在北平二中看了榜，心才放下。父亲就继续请先生作我的私塾业师。
       记得我们搬到广安门内西砖胡同安了家。这四合院有五间房带廊子，坐东朝西，垂花门外各有一株海棠树，到次年阴历三月初，就该开花儿了——竟是白色的，稀不稀罕!娘笑说买这所院子，可多亏了郭先生帮忙呢。
       先生每礼拜日早八点必到。还没进这垂花门，先要看看两株海棠树，愣了愣神，才进了中门。我也到北屋掀开竹帘子，请先生在八仙桌前坐了，且沏上茶来。
       先生给我上完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又喝茶去了。见娘一手掀起竹帘子，一手拿着托盘进来，说郭先生，还是家常炸酱面——哦，见有两个碟子，一是黄配白的焯好的嫩豆芽，一是青配白的小葱拌豆腐，放到桌边，把两双乌木筷子和羹匙、小碟放下，也必有二两“二锅头”，早放进耳瓶里，又有菜码儿另放桌旁，说您先下酒吧，就出去了。先生且慢幔喝着。等到全喝干，娘又来了。见娘把两海碗里都盛了自家擀的宽条面，端了上来。我知道，那酱必有三分之一是甜面酱，也知道先生必吃两海碗，汗珠儿也要流下来。娘笑着走了。女佣进来把碟碗小心收去。停了停，先生告诉我，说看见没有，吃什么并不那么重要，可你娘拿出来的器皿可是清末景德镇的上品——所谓“美食莫如美器”，一乐也。
       秋深了。我可没觉得怎么冷。先生带我听完戏，又去大栅栏儿对面，说这就是“都一处”了。进去坐下，先生要了四两佛手露，给我叫上一盘糟肉，就说乾隆年间有一姓王的落户北京，在前门外五牌楼脚下的鲜鱼口开了张。乾隆微服私访时候，见已是除夕了，还有个铺子亮着灯，就进来了。哦，烧卖铺子。等乾隆吃了，连说“好吃”。正说着，烧卖端了上来。先生又说，看见没有，蒸上屉一个个烧卖正挂着白霜儿呢——吃吧。先生还告诉我，乾隆说你这铺子叫什么名目?姓王的说小铺没名字。乾隆听这时候正放着爆竹，说就叫“都一处”吧。回宫后乾隆写下虎头匾——你看，墙上真挂着“都一处”的御笔呢。
       转年来，正是乍暖还寒时候。先生又来给我上完课、吃过面之后，带我到垂花门外瞅瞅——左右几十个初开的白骨朵花苞，都像才含着羞，想要不抬头也不大行了似的。等拐进寺前的南山门，即古刹法源寺了。见大山门闭着，只走东侧门。有钟鼓二楼，中为天王殿。再看有大雄宝殿。除丁香未放外，殿有七级台阶，有平台抱厦，上有乾隆御笔“法海真源”正高悬着。接下来是悯忠台前一大石钵，见先生停住，说下有双石座，上有体身：是海水波纹。先生还说当年北海团城上有渎山大玉海瓮，供奉于承光殿外，是乾隆从西华门一庵里移至团城来，唯有这底座就放到悯忠台下。还是乾隆命人仿石海瓮也搬到法源寺来。等到净业堂内，先生肃然起敬，见上有毗卢遮那佛，中有四方佛，下有千佛，共三层佛。再后即大悲坛了。先生肃穆着，像“山穷水尽疑无路”，仿佛窄憋了；却有一侧圆洞门，穿过来一看，不觉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竟豁然开朗——见上下都有五大间格局，先生说这就是藏经阁了；又说，看见没有，这两株稀有的西府海棠，还没盛开呢。先生还说，宫里的中南海跟什刹海的恭王府都有西府海棠；可我，还是喜欢纯白。回到西砖胡同的垂花门前。眼见我家的白海棠真要盛开了似的，像马上就该灿烂了呢——先生竟微仰着头，且眯缝着眼，不说一句话……
       2005年7月11日，女儿开车陪我们来到教子胡同，拐弯去法源寺。进东庙侧门又见钟鼓二楼和天王殿——60年了，印象也还明白。一工作人员出来说：“僧人们要吃午斋了。”只可到西砖胡同
       来。门牌许是13号，门楼却早砌了墙，开了小北门，改成莲花胡同16号了。女儿迎着刚出来的一女士说着什么。“我姓马，请进来吧。”妻搀我进院来一瞅，垂花门没有了，海棠树也不见了。树荫下，马女士给我拿椅子来，让妻和女儿去她东房看看。见几个屋子都上了锁，该早是个杂院儿了，我脑子里却空白一片……
       郭杰先生是老来得子。娘曾笑着说，先生孩子的小名叫“雁”。记得我跟雁各捧了一个罐子要斗蛐蛐儿。他说“你先探探”，我就说“你先探探”；可俩蛐蛐儿谁也不动，彼此就那么待着，奇不奇怪!
       如今，雁要是健在，也该70岁了吧?
       回想潘逊皋先生
       潘逊皋先生走了。
       妻接的电话。听声音是我的学生张慕理。放下听筒，妻强笑着，说慕理要来，我也没怎么注意。可谁能想到……
       1956年仲夏。我在北京二中刚刚毕业，因肺病才好，还不能考试，就鼓着勇气去请教潘先生，想作语文教师。
       那时候，我正在屋檐下预备室的外面等候着。我只可避一避——蒙蒙小雨下个不停。哦，远远地就见潘先生来了，还打着雨伞呢。
       我知道潘先生先在燕京大学、后到北京大学，都是念中文系，毕业后又辗转来到二中，也教过不少年的课；先生还代过我们的课呢。潘先生是副校长，又兼着一个班——这不，我正在预备室前等着，果然碰到了。我鼓着勇气把想法说了一遍，潘先生就说：“研究一下吧。”
       潘先生是河北保定人，给我的印象是：个子不算高，穿着中山服，仿佛永远戴着厚眼镜，头发也早稀了不少似的；不说老气吧，也快有50了。记得代我们的课还总要拿着一本书，凑到自己的眼前去，大声地念着什么，我偷着看了他几眼。细一瞧，又觉得他不过才30多岁。
       很好，我可以当一名语文教师了，就在初二年级上了一个班的课，也绝不敢怠慢。忽有一天，见潘先生拿了一个小马扎儿坐在后面，要听我的课。我有些紧张，就先朗读了一遍课文；接着，又让一个学生起立试读一节，可我究竟说了些什么。连自己也忘了。只记得那学生的姓名叫“张普”。事后，我请潘先生提意见，先生就说：“学生的试读还可以。”而课文的内容我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从1956年到1966年，除了教初、高中的课，我跟着潘先生学习段注《说文解字》，先生还让我读了吴晗兼任校长的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所有的课程，共念了五年。我是感恩不尽的。
       潘先生曾到过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大学去讲学，以古汉语专家身份出任三年。听说这古老学府送给先生一笔酬金，可他竟慌得手足失措，就原封不动捧到我国的大使馆去，说了一句：“交给组织吧!”潘先生已觉风声不对了。等他回国，果然落一个“特嫌”的罪名——正是“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时候。
       记得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1966年“红八月”的日子。潘逊皋先生和我，还有北京二中的书记方道霖等人，被勒令来到东单牌楼三条三十二号路北。原是罗马天主圣心教堂办的圣母院里。修女们已被“驱逐出境”，这圣堂也由东城红卫兵联合指挥部进驻。镂刻着精致的花纹的银烛台，乱纷纷地滚进了镶着木杉护板的墙角落里去，圣母玛利亚雕像倒在了圣坛下，前额触地，如同顶礼膜拜的样子。一个铁桶又一个铁桶的鲜红油漆，似乎是“曙光牌”的，正倒在圣坛的一侧……我们几名“黑帮分子”嘛，被押解到了这里——“敬祝”、“请罪”，我们捧着“红宝书”，低眉顺眼地肃立着，也就很难成个样子。
       最让我吃惊的是，潘先生一个人被勒令双手提着细铅丝捆着的两摞砖头。天空又偏偏晴朗得很，却要到那大太阳底下去罚站，一站竟是大半个晌午。眼瞅着那细铅丝就一直往手指头里去勒……记得潘先生有一位族兄，是晚清的翰林院学士，叫做潘羚皋，是名盛一时的书法家。他老父亲也就让他事事都该做得好。可潘先生后来笑说，自己连广播体操也不大会——不知怎么，我斗胆一瞥，就见一颗颗的鲜红的血珠子，掉在了他那两只并拢着的脚边!
       “文革”中期，就在1972年，我到了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教书；潘逊皋先生呢，也到了东城的商务印书馆作了一级编辑，以“小学”为主。记得我曾到鼓楼西大街60号去看望潘先生，他的老伴儿已经故去。他就以淡茶来待我，彼此说了一些宽慰的话。谁承想我却病倒，一瘸一拐的了，许久没能同潘先生见过面。一直到1998年4月1日，北京二中校庆，才又见到了潘先生。年前我向潘先生寄去了拜年信，到春节前接了潘先生的贺卡，说“忆起‘十年浩劫’之事，写成一首近体诗：平生师友两相亲，患难相扶感不禁；君以孱躯来助我，我怀热泪……
       唉。我已不忍再读下去了。
       2001年3月，我的学生陈援邀请潘逊皋先生，由尹世霖和我陪同，去到西城的福州会馆赴宴。席间，潘先生很高兴，不觉赋诗一首，可惜我却有些记不清了。唯有先生那“平生师友两相亲”的句子，我竟怎么也忘不了。我知道，先生已经87岁了。
       2005年12月末，曾打电话给潘先生拜年，也知道，老人家动过手术：白内障。我问先生吃些什么，先生还呵呵笑着呢。谁想今年4月份竟因肺炎去世，享年92岁。
       就让妻来帮我上这三炷香吧——朝着西北方向的鼓楼西大街60号，默念着，默念着……
       责任编辑　宁　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