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年以后，沈从文说：“实际上并没有京派。”(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与金介甫的谈话)此语出诸通常被看作该派中坚，亦为这一名目的“间接创造者”之口，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另外一位向被列入此派的作家师陀，也说：“我不记得朱光潜、刘西渭曾讲过我属于‘京派’，当时在北平的作家，如冯至、吴组缃等，全不属于‘京派’。”(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致杨义)——长期以来，“京派”既不是个好名目，也不是个准确的名目。
现在用法自然不同。在各种文学史、论著、文章，乃至选本之中，均以“京派”指当年一批作家：沈从文、朱光潜、周作人、林徽因、俞平伯、冯文炳(废名)、刘西渭(李健吾)、杨振声、凌叔华、朱自清、李长之、冯至、芦焚(师陀)、萧乾、曹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林庚、常风等。虽然当事人所说，容有出入。前张师陀的话是一例；朱光潜则云：“‘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如此，“新月派”亦当归为“京派”。另一方面，他又说：“《文学杂志》尽管是‘京派’刊物，发表的稿件并不限于‘京派’，有不同程度“左派”倾向的作家如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人也经常出现在《文学杂志》上。”(《自传》)如此，前列名单又要缩减了。
《辞海》释“文学流派”云：“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对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看法或主张大致相近，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也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组成。”论家竭力找出上述作家“对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看法或主张大致相近”、“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也相近”之处；尽管承认“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成员的群体意识不强，他们既没有统一的、十分明确的文学口号，也没有有意识结社成派的行为与打算”。对照《辞海》的说法，这大概算是一种“不自觉的组成”罢。只是“一定历史时期”之具体起止，迄未敲定，而这就牵扯到人员构成，是以名单时见增删，较早的徐祖正、梁遇春，较晚的穆旦、汪曾祺，均在其列。
然而被列为“京派”者，既有小说家、剧作家，又有诗人、散文家，还有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要指出他们“对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看法或主张大致相近”已属不易，认定他们“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也相近”更其困难。是以论家往往限于某一文学样式，挑出一二代表人物，总结出所谓“京派特色”。譬如前期举了废名，后期举了沈从文，以为以作者论，大约可以沈氏自称的“乡下人”概括；以作品论，大约可以“乡土文学”概括，而这正与“海派”作家之为“现代人”，多写“都市文学”形成对比。但却难以推而广之，涵盖所有“京派”作家。何况沈从文本身就对废名最具风格的《桥》和《莫须有先生传》深致不满，认为前者“实在已就显出了不健康的病的纤细的美”，后者“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不过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的精力的工作罢了”。(《论冯文炳》)甚至将其与“海派”穆时英相提并论：“废名后期作品，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虽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邻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两相比较，大有差别，若言邪僻，则二而一。”(《论穆时英》)
讲到这里，差不多要退回“实际上并没有京派”了。反正有“京派”这个名目，有一批成就或大或小的作家，其间关系却难以厘清。在我看来，最好是不管什么“京派”不“京派”，径直去读他们的作品。好在近年文献整理工作成绩卓著，其中大部分人的全集或文集均已面世。通读之后，再去考虑他们各自“对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看法”如何，“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如何，进而超越具体文学样式，看看彼此是否可能存在相通之处。不过这里不是详细报告读后感的地方。且将后来论家所言“京派”搁置一旁，回头看看当初怎会生出此一名目，其间纠葛又是怎么回事。
二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于文学创作态度欠缺“认真严肃”：“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j-却与平庸为缘。”所论本来不分“京”、“海”；“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云云，更对应得上“京派”的特色之一：他们多半是北平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
上海的苏汶(杜衡)起而反击，所作《文人在上海》一文(载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二期)指责沈从文“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沈从文遂作《论“海派”》(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大公报·文艺》)和《关于海派》(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公报·文艺》)，进一步阐发己见。多少承袭周作人从前在《上海气》中所说：“上海滩本来就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然而沈氏并未自许“京派”，只讲：“海派如果与我所诠释的意义相近，北方文学者用轻视忽视的态度，听任海派习气存在发展，就实在是北方文学者一宗罪过。”(《论“海派”》)
这里插说一句：正因为如此，师陀后来像沈从文一样不承认曾有“京派”存在，进而连“海派”也一并否认。有云：“沈从文当初提出反对‘海派’，也许是讲‘海派’写作不严肃，不包括思想问题。既然如此，也就不应把‘京’‘海’两派写进文学史，更不应编什么‘京派’小说选，‘海派’丛书。因为对任何作家，他本人总认为写作是严肃的。京海两派均非流派，西方文学史我知之甚少，中国文学以地方分的，似乎也仅有所谓‘江西诗派’，那是它的作家所追求风格不同。”(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致沙汀)
回到前面的话头，当年参与“京”、“海”之争者尚有他人，特别是鲁迅。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一文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京派”之说，未必由鲁迅首创；“京派”以“一群人所聚的地域”划分，具有“官的帮闲”性质，却因此一语定谳。
以后鲁迅又作《“京派”和“海派”》一文(一九
三五年五月五日《太白》第二卷第四期)，以“京派大师”代沈从文，以“真正老京派”代周作人，此外还有谁属于“京派”，则未列举。不过鲁迅对自己先前的说法略作修正：“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大概在他眼中．沈、周二位与“海派小丑”苏汶、“真正小海派”施蛰存及“半京半海派”林语堂，已经无甚区别。
很长一段时间，谈及“京”、“海”两派，均以鲁迅上述论断为据。前引沈从文、师陀的话，却不无抗议之意。沈从文更说：“鲁迅批判的人正是我指摘的那些人，但鲁迅批评他们，那完全合理，我指摘他们那便完全不合理。”(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与金介甫的谈话)主要指对“海派”的看法而言；至于“京派”，则要复杂多了。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讲“‘京派’是官的帮闲”，与现在所说“京派”作家全不搭界，就连与《“京派”和“海派”》中指定的“京派大师”和“真正老京派”也对不上号。倒是先前一篇用他的笔名发表，实际上为瞿秋白所作的《王道诗话》(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申报·自由谈》)，似乎可以用作这一考语的说明：“‘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见胡适《人权论集》序所引)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只是鲁迅把“帮忙”改派给“海派”，“京派”则换成“帮闲”了。——显而易见，鲁迅所谓“京派”包括胡适和其他《独立评论》作者在内，否则有关论断就要落空。至于论断确当与否，则是另一问题，姑置勿论。无论如何，这与沈从文讲的“文学者”，与“海派”文人所反击的“京派”，没有多大关系。
鲁迅还有一篇《言论自由的界限》(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一语即出此中，所说：“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似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入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似乎也与“官的帮闲”相符。而这又恰与后来朱光潜的说法对上号了。
三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另有一番话说：“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这使人联想到此前他在《(自选集)自序》中所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以及此后在《忆刘半农君》中所说：“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显然“京派”也指过去“北京学界”他的一帮“伙伴”，如刘半农、钱玄同等，还有胡适，——“官的帮闲”与“京派”，就此搭上边儿了。
前引《“京派”与“海派”》的话中，隐约可见另一个人的影子，即周作人，虽然他只能算是界乎“身稳”与“身退”之间。鲁迅对于“京派”的批判，其实是对于周作人及“小品文”的系列批判的一个环节。只是始终未提周作人的名字；讲得最明白的，只有《“京派”和“海派”》中“真正老京派”那一回。
周氏兄弟一九二三年失和；其后一段时间，却仍然并肩作战，在女师大事件以及与陈源的论战中均如此，直到一九二八年一并受到创造社、太阳社“革命文学家”的批判。此后鲁迅通过翻译出版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以及《文艺政策》等，转向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并成为其领袖；周作人则坚持一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京”、“海”之争，不无二人暗自较量之意。
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之后，周作人概括自己的看法：“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燕知草〉跋》)此种“反抗”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是独立的，而不是附庸的。周作人认定现代散文——也就是他过去倡导的“美文”——可以承担这一使命，而且自有渊源，即“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杂拌儿〉跋》)。下一阶段他的思想，至此已见端倪。继而他借用“诗言志”与“文以载道”概括文学上的两种潮流(《金鱼》)，以“言志”承袭“反抗”，并上溯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载道”则指与之对立的一切，包括“革命”与“反革命”在内。“言志”所涵盖的并不止是周作人自己的写作。此时在他周围，已经聚集了志趣相当的一群人，包括同辈的钱玄同、刘半农、张凤举、徐祖正，日后被称为“苦雨斋四大弟子”的俞平伯、江绍原、废名和沈启无，以及梁遇春等。一九三○年五月十二日，废名和冯至合编的《骆驼草》周刊问世。发刊词所言“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以及“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深受周作人的影响。周作人、徐祖正、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梁遇春、冯至等。是该刊的主要作者。论家后来将其中不少位划归“京派”。
自一九二八年末以来，周作人的创作陷入低潮，唯《骆驼草》出刊的半年期间写作较多。他提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冰雪小品选〉序》)过去所说“美文”，至此已为“小品文”所替代；后者涵盖了前者的文体特色，而更强调其渊源性和反抗性。周作人为自己以及志同道合者找到一块立足之地，武器是“小品文”，旗帜是“言志”，以与一切“载道派”相抗衡。一九三二年春，周作人应邀在辅仁大学做系列讲演，上述思想得到更系统的阐释。后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此书影响很大，乃至引发“晚明小品热”，一时选编、翻印成风，尽管只是揭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余绪，
却有反客为主之势。
周作人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日记云：“四时往达子营三九，应沈君茶话之约，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作文事，七时回家。”“沈君”即沈从文，已经接替吴宓成为主编。新的副刊第一期于九月二十三日面世。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改由萧乾主编。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月刊创刊；八月一日，第四期出版后休刊。以后朱光潜说：“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
周作人是《大公报·文艺》的主要作者之一，他也借为这副刊撰稿，重新进入创作高潮，《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秉烛后谈》等集子，均写于此后四年间。沈从文与其他作者，如朱光潜、林徽因、杨振声、李健吾、朱自清等，都和周作人一样自外于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周作人的上述思想，或许在他们那儿得到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批人的所作所为，合乎“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或“言志而不载道”。周作人因此也就被看作“京派”的精神领袖，有“北方文坛盟主”之称。——话说至此，可以总结一句：鲁迅所谓“‘京派’是官的帮闲”，乃是针对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所有自由主义者而言。确当与否，同样姑置勿论。虽然除了周作人，别的作家并不标榜“言志”，所写也不以“小品文”为主。而沈从文在批评废名《莫须有先生传》“趣味的恶化”时，直接溯源于周作人——“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其大为反对的文人态度欠缺“认真严肃”，同样针对“文学的趣味自由主义”，所举代表，“在散文中有周作人俞平伯等的写作。”(《论冯文炳》)沈从文讲“鲁迅批评的人正是我指摘的那些人”，应该也包含这层意思。
四
一九三三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鲁迅：《一思而行》)这与周作人的言论有些关系，但并不完全相关。如前所述，周氏标举“小品文”，与其说提倡一种文学样式，不如说强调个人的反抗精神，尽管他自己被誉为“小品散文之王”；至于林语堂等津津乐道的“幽默”，周作人不以为然。在所编《苦茶庵笑话选》的序中说：“中国现时似乎盛行‘幽默’，这不是什么吉兆。帝俄时代一个文人说，讽刺是奴隶的言语，这话很有意思。乡民相遇，说某人‘伽蓝菩’了，虽与当铺的伙计酒醉饭饱将头比屁股仿佛相似，实际上却有一个暗黑的背景。让人民去谈论，发泄他们的鸟气，无论是真的苦痛或是假的牢骚，这倒是一种太平气象罢。”但是文坛似乎无意对此细加甄别。
一九三三年十月，鲁迅在《现代》第三卷第六期发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有云：“‘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似乎与《“京派”与“海派”》讲的是一回事，不过一以文论，一以人论而已。虽未提及周作人的名字，却可理解是对其十余年来思想与作品发展变化的总结。
鲁迅后来所作《隐士》一文(载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白》第一卷第十一期)，是对“‘京派’是官的帮闲”一说的进一步发挥：“登仕，是啖饭之道，归隐，也是啖饭之道。假使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啖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啖饭之道。帮闲们或开锣，或喝道，那是因为自己还不配‘隐’，所以只好揩一点‘隐’油，其实也还不外乎啖饭之道。”特别针对“隐士”，似乎已与前此多所攻讦的胡适等无关，而把矛头对准“京兆布衣”周作人了。下面这番话，论家多引用来评价周作人：“虽‘隐’，也仍然要啖饭，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而鲁迅称周氏为“真正老京派”，便在此后不久。
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问世。创刊号卷首登出“知堂先生近影”和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被鲁迅说成“京派开路的期刊”。此期及随后两期，还有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蔡元培、沈兼士和钱玄同的唱和之作。左翼文人奋起批判。先是鳌容(廖沫沙)作《人间何世?》(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指责周氏“自甘凉血”、“误尽苍生”；继而胡风又作《过去的幽灵》(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十七日《申报·自由谈》)，有云：“周先生现在自己所谈的鬼，听人家谈的鬼，是不是当年他翻译的时候叫我们防备的幽灵呢?昔日热烈地叫人防备，现在却促膝而谈之，不晓得是鬼们昔日虽然可恶而现在可爱起来了呢，还是因为昔日虽然像现在的批评家似的‘浮躁’，而现在的八道湾居士却功成圆满，就是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其后许杰写《周作人论》(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一期)，看法如出一辙。这与“京”、“海”之争属于同一范畴。各位所论，其实都本诸鲁迅《小品文的危机》与《“京派”与“海派”》。虽然鲁迅私下对此稍有异议：“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僚，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致曹聚仁)此言公布于世，已在其逝世以后。周作人在《重刊袁中郎集序》中讲的，却与鲁迅之意暗合：“国家之治乱兴亡自当责有攸归，兹不具论，如音之为乱世或亡国，则固有乱世或亡国的背景造成之，其或怨怒或哀思的被动的发音者应无庸议。”(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大公报·文艺》)
巴金以短篇小说《沉落》(载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五期)参与了“京”、“海”之争。所塑造的那个“他”，“整天躲在房间里，谈着几百年前的事情怎样怎样，相信着一切存在的东西，愿意听凭命运摆布，不肯去改变生活”，即以周作人为“原型”。小说这样描写“他”的形象：“一个圆圆的光头，一副宽边的大眼镜，一嘴的小
胡子，除了得意和满足外就没有表情的鸭蛋形的脸。”并说：“他读过那么多的书，而我所读过的连他的藏书的十分之一也不到，其实恐怕还只有百分之一!……我很奇怪他这个瘦小的身体怎么装得下那么多的书。”据作者讲：“《沉落》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努力之一。”这涉及对周作人三十年代创作与思想的总体评价；如前所述，对此持否定意见者，不仅有鲁迅等左翼文人，还有沈从文。将近十年后，胡兰成也提出“希望周作人的时代过去”：“我是更喜欢他在五四运动到北伐前夕那种谈龙谈虎，令人色变的文字的，后期的文字呢。仿佛秋天，虽有妍思，不掩萧瑟。”(《周作人与路易士》)
巴金与周作人确曾有所接触，见周氏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日记：“章靳以、巴金二君来访。”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往丰泽园，应《大公·文副》招，来者金甫、从文、平伯、佩弦、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往丰泽园《文艺副刊》之会，来者适之、一多、思成、今甫、平伯、佩弦、公超、上沅、芾甘、饶子篱君、从文夫人等多人。”然而巴金对周作人的了解相当有限。譬如让“他”说：“勿抗恶，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满洲国’也是这样。所谓恶有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过了那个时候它就会自己消灭了。你要抗恶，只是浪费你的时间。你应该做点实在的事情，老是空口嚷着反抗，全没有用，而且这不是你的本分。你们年轻人太轻浮了。真是没有办法。”其实周作人从前在北京大学讲《近代欧洲文学史》时，已经说过：“盖Tolstoy诏人以不抵抗，亦并谕人以不服从。人唯当服从其良知，外此更无权威，得相命令。世间最恶，实唯强暴。人以强暴相加，于己虽不利，而若以强暴相抗，则以暴敌暴，恶将更滋，故当无抵抗。逮人或迫我以强暴加诸人，则宁忍受其咎，而勿更助长其恶，故复取不服从也。”而当沈从文责以“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时，巴金回答：“老实说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不妨将其看作是关于周作人乃至整个“京派”的一幅漫画像罢。
五
假如真有“京派”的话，沈从文和朱光潜堪称核心人物，所编《大公报·文艺》和《文学杂志》即为主要阵地，他们还是一系列聚会的召集者。“京派”“没有有意识结社成派的行为与打算”，论家往往视聚会为其联系或存在的方式之一。沈从文差不多每月邀请作者聚餐一次；至于朱光潜，则如卞之琳所说：“他家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逐渐成了北平文艺小圈子中的一个无形的‘沙龙’。”(《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艺小论争》)
这里还要提到林徽因。她的“本功”是建筑学家，卓有成就；从事文学活动属于“玩票”，所写诗、小说、散文、剧本，数量不多，却尽是精品。林徽因也是“京派”的核心人物。一九三六年底，《大公报》举办“文艺奖金”评选，她与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李健吾、凌叔华、沈从文等担任评委，选中的是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曹禺的剧本《日出》和芦焚的小说集《谷》。《画梦录》获奖，据说正是林徽因推荐与游说的结果。与此同时，她还受邀编选了一本《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入选者之一是崭露头角的季康(杨绛)。林徽因所撰题记有云：“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即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沈从文从前强调“认真严肃”，她似乎意在将其落到实处。《文学杂志》创刊，林徽因又与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朱光潜等一起列名编委。
林徽因更著名的是她的“沙龙”。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冰心在《大公报·文艺》连载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据说所写即是就中情景。有云：“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来客有一位科学家陶先生，一位画家兼诗人袁小姐，一位诗人，一位文学教授，一位哲学家，一位政治学者，一位美国的艺术家兼风流寡妇柯露西，一位周大夫，主人则还有“我们的先生”。或许各有影射对象，其中爱慕“我们的太太”的诗人，“白袷临风，天然瘦削”。“他的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很像是徐志摩。至于后文，李健吾在《林徽因》一文中说：“我记起她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十多年后，钱钟书又写了短篇小说《猫》(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一期)，几乎是把冰心曾经挖苦过的事情照样挖苦一遍。《我们太太的客厅》和《猫》，算得上是另两幅关于“京派”的漫画像；与其说从中看林徽因等，不如说得以获知两位作者的某种态度。钱氏笔下，“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她长相最好看，她为人最风流豪爽，她客厅的陈设最讲究，她请客的次数最多，请客的菜和茶点最精致丰富，她的交游最广。并且。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假使我们在这些才具之外，更申明她住在战前的北平，你马上获得结论：她是全世界文明顶古的国家里第一位高雅华贵的太太。”这位“我们的太太”的丈夫叫李建侯。至于“沙龙”，则云：“她并不是卖弄才情的女人。只爱操纵这许多朋友，好像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在空中的碟子。颐谷私下奇怪，何以来的人都是近四十岁、久已成名的人。他不了解这些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到李太太家来，是他们现在唯一经济保险的浪漫关系，不会出乱子，不会闹笑话，不要花钱，而获得精神上的休假，有了逃避家庭的俱乐部。建侯并不对他们猜忌，可是他们彼此吃醋得利害，只肯在一点上通力合作：李太太对某一个新相识感兴趣，他们异口同声讲些巧妙中听的坏话。他们对外卖弄和李家的交情，同时不许任何外人轻易进李家的交情圈子。这样，李太太愈可望而不可即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李太太的朋友，只能算李太太的习惯，相与了五六年，知己知彼，呼唤得动，掌握得住，她也懒得费心机更培养新习惯。”小说写了十来位客人，影射更其露骨，譬如“曹世昌”是沈从文，“傅聚卿”是朱光潜，“陆伯麟”是周作人，诸如此类。——这回未见林徽因有所反应，或许觉得此等显露聪明之作，不必理会。
六
这里讲的，都是有关“京派”的话；这些话，连同“京派”这个名目，归根到底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家的作品。假如以沈从文接办《大公报·文艺》为上限，以抗战爆发，《文学杂志》休刊为下限，短短四年间，周作人的《夜读抄》(一九三四)、沈从文的《边城》(一九三四)、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一九三六)、李健吾的《
咀华集》(一九三六)、曹禺的《日出》(一九三六)和何其芳的《画梦录》(一九三六)等，洵为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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