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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为止，北京协和医院依然是中国医学界的珠穆朗玛。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在这座医院里那些为医学而奉献了一生的人的名字?杨秀玉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复校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在她念书的时候，绒癌还是一种高度恶性基本无法治愈的妇科肿瘤，当时国际上一位知名的肿瘤专家曾这样谈论这种疾病：“凡是绒癌一定治不好，凡是能治好的，一定不是绒癌。”
       绒癌的全称是绒毛膜癌，是一组叫做滋养细胞肿瘤的恶性肿瘤中的一种。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绒癌患者的命运还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死亡于绒癌，绒癌被称为“癌中之王”，但是现在，肿瘤专家们在一起聚会，开玩笑的时候，有时会有人幽默地说：“如果人的一生注定要得一次癌，我愿意是绒癌。”理由很简单，绒癌的治愈率已经达到80％以上。而从完全不可治到可以完全治愈，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字：“宋鸿钊”。他在国内首创了大剂量化学药物治疗方法，使绒癌的治疗取得决定性突破——根治绒癌，即，通过化疗为主的治疗手段，使绒癌患者获得治愈的效果。而这一工作不仅为化学药物治疗恶性肿瘤树立了成功的典范，而且宋鸿钊教授在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临床分期，1986年被世界卫生组织采纳，成为滋养细胞肿瘤的分期标准，是为“宋氏分期”，这对于一个把医学当做毕生事业来追求的人而言，是莫大的成就。正是由于他的杰出成就，宋鸿钊教授成为中国工程院成立后的第一批院士。1996年，宋教授被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师学院授予院士，他是享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人。
       跟随这样的前辈攀登医学高峰，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究竟是幸运还是太过艰辛?北京协和医院滋养细胞疾病诊治中心首席专家、中心主任杨秀玉是宋鸿钊教授的弟子，她从1977年开始跟着宋鸿钊教授研究绒癌，到现在已经历经三十年之久，从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到卫生部甲级医疗成果奖，从医科院医疗成果一等奖到首届陈嘉庚医学奖，乃至全国医药卫生成果金杯奖，奖项接踵而来。人们说她很幸运，因为她在那样年轻的时候就那样幸运地遇到一个泰斗级导师，如果要说这些话的人，照着杨秀玉那样的生活方式重复一遍，不要说三十年，就是三年，他们也未必肯。
       一位协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当住院医的时候，轮转到杨秀玉手下，一个月以后，她下定决心把自己学了八年的专业废掉，从此金盆洗手不做医生。问她，她说：“因为我没有杨大夫那样的境界。我做不到像她那样，把医学把病人当做生命中的头等大事，所以，我注定不会是一个好医生，在医学方面，也注定不会有她那样的成就，所以我不如趁早放弃，去干别的，好有工夫享受青春享受生活享受安逸。”
       这件事情，杨秀玉当时并不知道，很多年以后，旁的人告诉杨教授那位学生放弃医学的真正原因时，杨秀玉吃了一惊，因为她知道，对于一个学了八年医学且在协和医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来说，放弃是多么可惜，但是当她知道那位学生因为转行而生活得安逸轻松时，她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她在协和干了一辈子，她太知道这中间的艰辛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如果他(她)希望安逸和轻松，学医以及做医生，确实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帐篷
       杨秀玉至今依然非常清晰地记得，影响她做出一生最重要的职业选择的那堂课。那是林巧稚教授第一次给他们上课，林大夫的第一句话是：“受精卵比米粒还小得多，在母体内遨游一周，就长成一个孩子出来，这里面有多少奥秘需要探索。”
       那一瞬间，杨秀玉决定了，要去妇产科。
       林大夫的一句话，激起了一个年轻女子对生命的好奇，协和医科大学要读八年，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杨秀玉是医大六年级学生。
       实际上，这并不是杨秀玉人生的第一个决定。对于杨秀玉来说，她最早的理想与一首曾经广泛流传的歌曲有关——《地质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帐篷……
       高中时期的杨秀玉，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既单纯又充满热情，他们可以因为一首歌，而做出影响自己一生的选择。在杨秀玉印象中，她所就读的福建第一女子中学。考大学那年，一个班的同学竟然有十个报考了地质大学，其中有一位同学后来牺牲于为祖国找矿。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人们渴望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艰辛而伟大的事业中去，就此度过坎坷曲折但却骄傲而光荣的一生。那个时候，无数年轻人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既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当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他就可以自豪地说，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
       而就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杨秀玉却因为肺结核，体检不合格，连续两年不得报考大学，那是她最难过最失意的时期，既自卑又伤感，每天做一份简单的工作，她那时想也许一辈子就这么平凡地过去了，那些壮丽而艰苦卓绝的事业再也跟她没有关系了。那个时候，她经团委介绍到福建省政府的支前委员会上班，做统计员。与她后来所从事的职业相比，这是一份安逸的工作。但她却不开心，觉得自己一辈子只能做一个统计员，没有什么大出息，而这显然不是她想要的人生。
       1956年，杨秀玉19岁，那一年，国家号召有志青年报考大学，为祖国努力成才。当时杨秀玉所供职的省政府的年轻人都去报名，她的单位有8个人要去考大学，全都脱产学习。
       杨秀玉也动了心思，这个时候她的肺结核已经康复，但她连想都不敢想考大学这件事情。因为当年她来省政府工作的时候，组织科长曾找她谈过话，谈话内容很简单，即使统计员是一份简单的工作，但国家为了培养一个合格的统计员，也需要短期训练3个月。组织科长希望杨秀玉能够保证在这个岗位上安心地做下去，不要辜负这3个月的短期培训。杨秀玉当即做了保证。
       有一种人对自己的承诺看得非常重，不管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做的承诺，也不管后来形势发生什么变化，承诺就是承诺，杨秀玉就是这样的人，她照样每天去上班，绝口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那个时代优秀的青年都是这样，他们完全不懂得如何开口去要自己想要的东西。
       直到有一天，大家在一起过组织生活、谈心。杨秀玉说了真心话，在她看来既然组织生活要每个人说真心话，她说说也无妨。她说她羡慕那些能够考大学的同志们，但她只能把羡慕压在心底，因为她跟李科长(组织科长)保证过，她要守住自己的工作岗位。
       那个时候离高考只有一个月时间，已经五月底了。组织上一考虑，觉得应该响应国家号召，鼓励有为青年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于是团委书记来找杨秀玉谈话，核心思想是你想考大学，我们支持，我们给你报名，但是全脱产可能有困难，因为你的工作没有人接，所以我们只能给你半脱产，就是每天你要有半天时间上班工作。杨秀玉立刻答应——只要能报名，只要能有机会参加高考，杨秀玉已经很兴奋了。她一路飞奔回家，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家人，谁知道她妈妈听了，第一个反对，母亲想事毕竟周
       到，她对杨秀玉说：“你怎么不想想，万一考不上，工作又丢了，你可怎么办?省政府的统计员，这样稳定踏实的工作上哪儿找?”
       杨秀玉兜头被浇一盆冷水，整个人清醒过来，又飞奔回单位，见了领导，气都没喘匀张嘴就问：“我要是考不上大学，你们还要不要我?”
       领导哈哈大笑，给杨秀玉吃了定心丸：“你要是考上，我们送你上大学，考不上，你就安心在我们这里做统计员。我们还要你。”
       杨秀玉有的时候回忆过去，想到这一段，会哈哈大笑。那个时候，她只有19岁，那样年轻，那样单纯，甚至有一点点天真。有人说，其实这也是那个年代所成长的知识分子的特有品质，这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文品质，因为这种品质，他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也遭遇到种种我们常人所谓的麻烦和不如意，但他们却始终相信人应该有一颗单纯无私的心，始终认为应该把他人的利益放在私人的利益之上。他们看不起世故，看不起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蝇营狗苟，他们愿意襟怀坦荡，愿意把自己的个人命运和一项宏大的事业联系到一起，投身其中，义无反顾一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才不辜负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杨秀玉17岁高中毕业，因为肺结核耽误了两年，现在终于可以填写报考志愿了，她立刻兴奋地给那些已经上了大学的同学写信，询问他们的意见。杨秀玉内心的想法是学医，她希望为更多的像她那样因为身体原因而不能考大学或不能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人服务，但很快她的理想被另一理想替代——她的同学们纷纷告诉她，她应该去学生物遗传。
       杨秀玉的同学们之所以建议她去学生物遗传，是因为当时的一部非常著名且轰动一时的苏联电影，讲述的是生物学家米丘林的故事。在那部电影中，美丽的果园，每天在果园里工作的科学家，科学原来可以如此诗意!在当时的大学生中，“米丘林”和“改良品种”这两个关键词，即代表了最浪漫和最有意义的人生选择。
       杨秀玉立刻做出决定——去做一个米丘林那样的生物学家，将一生奉献给品种改良。实际上，她在做出这个决定以后，选择就很少了，准确地说，只有三个选择，因为当年的生物系只有三所大学招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杨秀玉首先pass掉了厦门大学，她生在福建，从来没有离开过福建，倘若念一个大学还在福建，她觉得不够“壮丽”，不符合她对自己人生的要求。所以她其实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复旦大学。
       家里人对她说，还是复旦吧，北京太远，而且她是南方人，身体又不好，如果去北京读书，生活上气候上都不见得适应。她自己想了想，折中一下，挑选了上海。而人生恰恰是充满了未知和偶然，复旦大学生物系一共要读五年，她读到三年级的时候，赶上协和医科大学复校，国家决定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生物系分别挑选一批学生，一共30人。杨秀玉就这么阴错阳差地到了北京，仿佛冥冥之中命运替她安排好了一样——如果她不是肺结核，她就不会耽误两年考大学；如果不是耽误两年，她就不会去学米丘林的生物而是唱着“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的帐篷”为祖国找矿，如果是那样，她就不会恰巧赶上协和医科大学复校，而如果没有上协和，她的一生会怎样度过呢?
       激情燃烧的岁月
       杨秀玉从来不吃任何动物肝脏。她这个毛病是当年参加江西血防医疗队落下的。当时他们在江西整整待了一年，她什么都做，跟外科一起切脾，那些脾脏一切开，全是血吸虫，从此杨秀玉就再也不沾猪肝、鹅肝、鸭肝，不管是什么肝，不管是多么高级的酒店，只要那个菜沾“肝”，她连碰都不碰。
       那个时候，医生经常要出去巡回医疗，参加医疗队到贫苦山区送医送药，有的时候还要帮助当地老百姓盖房子。杨秀玉参加江西血防医疗队那年，她的儿子才三岁多，她是真的舍不得。但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去了一年。
       许多过来人回忆当年的医疗队生活，都会不同程度地谈到“艰苦”，而江西血防队是公认的艰苦中的艰苦。
       杨秀玉他们去的地方叫永红公社，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没有交通，报纸一个星期才能看到一次，因为血吸虫病流行，当地水被污染，老百姓说的方言他们根本听不懂，也没有什么食物，大家在那里只能吃到酱油米饭南瓜。有一天早上，一位同事激动地宣布“好消息好消息”，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那位同事说：“我们一屋子的南瓜终于吃完了!”
       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面露喜色，以为这下总算熬出头，可以吃点别的了。但不到中午，又来了满满一卡车的南瓜。
       在血防队的一年之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两件事和杨秀玉有关。第一件事是“吃猪蹄”。当年医疗队下去之前，是有规定的，不但要治病救人，还要和农民同吃同住，不能搞特殊化。有一次，一个濒于死亡边缘的病人，经医疗队全力救治——全体医护人员守了三天三夜，最后病人苏醒了，脱离生命危险。整个医疗队高兴啊，大家都是年轻人，激动、兴奋、欢呼，感觉应该庆贺一下，于是就买了猪蹄，二毛四分钱一斤的猪蹄。这事儿放到今天就不算是个事，但是在当年，却遭到了队领导批评，理由是没有和农民同甘共苦。“猪蹄事件”让杨秀玉气得要命，在她看来，吃个猪蹄有什么要紧?何况还是自己花的钱呢。再说，如果不吃猪蹄，医疗队工作又那么辛苦，身体是革命工作的本钱，身体坏了怎么办?
       另一件与杨秀玉有关的事情，是她的肺结核。由于条件太艰苦，她的肺结核复发，队领导这次倒没有要求杨秀玉“轻伤不下火线”，而是很体谅地允许她回北京休养，但被杨秀玉拒绝了。她说什么都一定要留下，怎么都不肯回来。现在问杨秀玉这件事，她说：“那时候特革命，说好是去一年，怎么能提前回来?再说我们去之前，是总理接见过的。”
       杨秀玉到底还是留在了血防医疗队，但作为一个特例，她的生活被允许和农民稍微不一样：她可以买鸡蛋。因为她有了这个特权，所以她可以拿饭盒煎鸡蛋，和队友一起吃，而这不算搞特殊化，也不算不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如今再跟杨秀玉说到当年的那些事，她会说：“当年大家都这样，也没什么可说的。再说，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当病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却躺在家里享清福，这不是我的价值观，也不是协和对我的教育。那个时候，协和医院产科大夫值夜班，晚上就在产科库房里睡觉，根本没有正儿八经的床，人就躺在库房的货架上。值一个夜班，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上班,36小时不休息，只要急诊一个电话，病房一个电话，马上跑过去。那种生活确实艰苦，但如今回忆起来也有许多乐趣。”
       杨秀玉印象最深的是1970年云南地震。地震发生时间是1970年1月5日凌晨。当天夜里，她正好在医院值夜班。那个时候医院和社会上许多单位一样，经常要“练兵”，即半夜前后动不动一声哨响，紧急集合，所有的人必须马上打好背包，背包里有衣服被子，负重走上30里地，回来第二天接着上班。因为这种“紧急集合”如此之经常，所以年轻的医生们都自作聪
       明，没有人真的打背包，背包是早就打好的，里面就是一点报纸什么的，专门用来应付“负重训练”。结果云南地震当天，真的“紧急集合”却被杨秀玉他们当做是“狼来了”，大家轻车熟路拎上做过手脚的背包就跑去集合了，而且妇产科还是第一个集合整齐的，和往常略有不同的是，这次领导挑了几个大夫，其中有杨秀玉，让他们背着背包上车。
       漆黑的夜，一辆车带着杨秀玉他们疾驰，杨秀玉在车上还跟同事开玩笑，说：“这次挺像真的。”
       车一直开啊开啊，停下的时候已经在机场，所有人都傻了。那是杨秀玉第一次乘飞机。她被要求第一，保密。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去哪里了，干什么了。第二，写遗嘱。
       然后，飞机起飞。
       杨秀玉他们一行人去的地方是彝族自治区，飞机一落地，他们就参加到抗震救灾的队伍之中。从扒尸体到提着马灯做手术，什么都干，没有人讲条件，那个时代，大家都这样。
       如今杨秀玉已经70岁了，当被问及那种生活对她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她会说：“我妈妈认为我一辈子过得值了，草棚地铺也睡过，五星酒店也住过，很丰富。”
       杨秀玉和很多吃过苦的人不一样，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经历过的苦难生活耿耿于怀，但杨秀玉却总是回想到那些苦日子中最浪漫最有趣的部分。她说他们这批协和大夫是第一批飞到云南抗震救灾的，由于耍小聪明，所以几乎没有人带衣服和被子。她自己的背包里只有一件外套，其余的都是烂纸团，连钱都没带。当然即使有钱也没有用，因为是灾区，灾区哪里还有东西卖?于是只好将就着，一件衣服穿了一个月。实在穿不下去了，就像少数民族妇女那样，跑到河里，女孩子们围一圈，把衣服洗了，人躲在河里，洗好的衣服平摊开来，铺在岸边的鹅卵石上晒太阳。如果要上厕所，就找四把伞一围……
       杨秀玉还记得一位儿科教授，现在也是著名专家了，把棉毛裤脱下来洗了以后挑在竹竿上，跟着医疗队翻山越岭，竹竿一晃一晃，走到半道，一回头，大叫一声——棉毛裤不知道什么时候丢掉了，只剩一根空竹竿。返回去找是不可能的，地震的时候是一月份，天气还是挺冷的，但那也没有办法，结果就只好一直穿一条单裤，真正是跟灾民“同风雨共命运”了。
       问杨秀玉那样的生活苦不苦?她说当时也不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医生就应该这样，应该去帮助最穷苦的人，最需要帮助的人，这叫白求恩精神。虽然在科学上，单凭热情，单凭觉悟，不见得能有所成就，但是如果没有一点点奉献精神，也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家”，更不要说对医学会有什么突出的贡献。
       对于大多数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也许无法理解杨秀玉这段话的意义，但她是跟随宋鸿钊教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那种医疗条件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他们却取得了绒癌治疗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以至于到现在，在国际医学界只要提到绒癌，就不能不提到“宋氏分期”，至今为止，绒癌的化疗药物中还有一款的名称叫“更生霉素”，据说是由于这款药物诞生于我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年代。
       谈到宋鸿钊先生，杨秀玉永远肃然起敬，语气之间充满钦佩。也许杨秀玉最初决定到妇产科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去绒癌组。1959年，妇产科成立了专门治疗绒癌的专科病房，这个病房由宋教授负责。杨秀玉凭直觉就知道这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因为她还在妇产科轮转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妇产科只要死人往往就是绒癌组。但是当她真正到了绒癌组，真正在宋教授的领导下从事绒癌研究的时候，她才知道那中间的难度有多大——其中一项就是医疗条件的落后以及研究环境的简陋。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所有药店甚至超市都有售卖的早早孕试纸，其怀孕自测的工作原理是检测尿中的hCG。hCG即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这种激素为胎盘的滋养细胞分泌的一种糖蛋白激素，其临床意义在于：妊娠(无论宫内孕、宫外孕抑或葡萄胎)以及滋养细胞肿瘤时。hCG会增高。换句话说，绒癌的研究离不开hCG值的测定。但在杨秀玉跟随宋鸿钊大夫攻克绒癌难题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仅靠一张试纸就能够方便地测试到hCG，因为当时国内医学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那么怎么办呢?只能进行蟾蜍试验，把患者的尿打到青蛙体内，然后通过观察青蛙的反应间接测定hCG。现在可以对hCG值定量测定，但那个时候只可以进行半定量测定，而且春季青蛙还有假阳性，需要隔离一个星期才能做实验。他们就是在那样的实验室条件下，攻克了世界性难题。有的时候，连杨秀玉自己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如果不是亲身参与其中，也许她自己也无法相信，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他们竟然走到了世界医学的最前沿。
       杨秀玉的电脑里珍藏着一张珍贵的照片。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中的妇女是一名普通的机床工人，绒癌患者，发现的时候已经脑转移，她躺在病床上，而化疗药物却挂在2米5的高度。这是宋教授的一名病人，在接受颈内动脉插管治疗。
       今天医学院的学生都知道什么叫做动脉泵，那是一种为了克服动脉压而将药物输到动脉中去的医疗设备，可是在宋鸿钊他们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动脉泵，怎么办呢?杨秀玉是亲历了那个阶段的，当时他们的做法就是将滴器挂高，用三卷绷带连上，一直连到房顶上，这样才有足够的压力。换药的时候，护士要跟图书馆借梯子，爬到2米5的高度去换药，而由于是开放式滴器，一旦有空气进入，患者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必须24小时盯着。但就是这样，最后这个患者治好了，康复了，照样做车工，照样操作精密仪器。
       也许，只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杨秀玉所谓的“精神”——正是由于有这种精神，很多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可能了，而奇迹也是这样发生的：原来凡是绒癌基本必死无疑，后来早期患者能够有11％在切除子宫后幸存下来了，到再后来，不仅可以保留原发器官(子宫)，而且还能在治愈之后生儿育女。杨秀玉亲身置身于这一医学进步的过程之中，这之间的每一分成就的取得，不仅凝结着宋教授的毕生心血，而且也有着所有白衣战士的无私奉献一那个时候，绒癌组的护士由于长期接触化疗药物，白血球都偏低，但是她们谁都没有说过什么。大概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团队，这样一种精神，才能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攀登上医界高峰吧?
       一个医生的成就感
       有一天，一个穿金戴银的中年女子跑到协和医院找杨秀玉，一见到杨秀玉就热泪盈眶，她说她现在有钱了，要报答杨大夫。杨秀玉记性很好，凡是她治过的病人，她基本都能记住。她很快想起来了，这个病人是一个曾经给她惹过麻烦的病人——很多年前，她得了绒癌，丈夫陪她来北京治病，因为没有钱，丈夫去北京站倒火车票，结果被派出所抓到。派出所民警倒也很人性化，给协和医院打电话，找杨秀玉。
       当时杨秀玉正在病房忙，听说有派出所来电话找她，吃了一惊。派出所在电话里问她有没有一个叫黄××的病人?她说有的。派出
       所说，她丈夫在我们这里，需要家属来领。最后，是护士长到派出所把人给领了回来。按说这样的交情，这丈夫不应该做对不起医院的事情了吧?哪里想到，他对杨秀玉说他回家取钱，让医院先给他老婆治着，杨秀玉答应了。后来，他们给病人治好了，结果不但没有拿来费用，而且病人还来了一出“金蝉脱壳”。当时正值过年，整个绒癌组的奖金都因为这件事情而受到牵连，院领导见了杨秀玉，对杨秀玉说：“你们的医疗水平是这个，”边说边竖起大拇指，接着这个大拇指一个掉转冲下，说，“可你们的经济头脑是这个。”
       事过境迁，多年以后，这位当年“金蝉脱壳”的患者重返故地，一见杨秀玉就对杨秀玉说，要把当年欠的住院费治疗费药费都还上，杨秀玉差点被她气乐了，说：“你还，你怎么还?你以为医院是我们家开的哪?”
       当然，杨秀玉没有告诉这位如今富贵的患者，她当年的不辞而别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而这位如今富贵了的患者，也根本不知道，救她一命的大夫，到目前为止，每天还是要乘公共汽车上下班。
       杨秀玉每周二早上八点钟查房，她必须六点一刻出家门，这是经过她“反复试验”最终找到的最佳出发时间。稍微晚一点，比如六点二十分，就有可能迟到，如果六点半，则绝对迟到。一些人对杨秀玉说，以您现在的名望，不必这样辛苦，到外面那些私立医院去，出一次门诊1500元，轻轻松松，一个月不要多，去四次，你还用得着挤公共汽车?还不是想打什么车就打什么车?您一个享受政府津贴的医学专家，上班要换两趟公共汽车，单程时间要花一个半小时，一去一回至少三个小时。图什么呢?
       这些人根本不了解杨秀玉的脾气。她似乎就爱干那些多费力少挣钱的活，比如，去支援西部，她去了，70岁的老太太，一马当先。到了当地，人家把他们这批国宝级的专家当做上宾，请他们吃饭，招待他们游览地方名胜，但他们这批“老古董”却对人家说：“我们是来看病的，不是来吃饭的。我们来一趟也不容易，你们就让我们多看好几个病人，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自来，我们要是图别的，也就没必要到这里来，来就是为了被你们利用，你们把我们利用好了，我们的成就感也就被满足了。”
       他们说得确实是大实话，任何一个医生都明白，到西部医院去“送医送药”，是一件性价比极不合适的事情，尤其对于杨秀玉这样的大夫，她在协和出专家门诊，一个号就300块钱，但是跑到西部去，那就纯粹是奉献。这个账谁都算得过来，但对于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来说，他们的思维习惯不是那样的。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奉献给最需要的人——他们认为那才是应该做的才是最有意义的，或者换句话说，假如他们不去、拒绝，他们内心深处会感到不安，似乎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一名医生的职责。
       去年上半年，一位曾经就读于协和医科大学的医学博士写了一本畅销书《医事》，这本书不止在医学界，乃至在整个社会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那本书中，年轻的医学博士写了这样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在实习的时候，去妇产科门诊跟着一位女教授见习。这位教授快人快语，大嗓门，急脾气，说话常得罪人。我们进诊室的时候，一个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正拿着化验单，他爱人患了绒癌，刚拿到治疗后的复查结果。教授看了看化验单，立即说必须继续化疗。中年男人面色惨淡，摸遍浑身上下的口袋，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说：“家里瓦房都卖了，我们已经没钱治病了，就剩这一张回程火车票。”女教授听了，快步走到诊室的衣架旁，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说：“救人要紧，这是我刚发的工资，你先去取药。”末了，用她那火急火燎的大嗓门对中年男子说：“记住一定要治，千万不能耽搁!”不明就里的人听着会以为她在训斥病人。
       第二个故事是她一位朋友的经历。那位朋友因为无法忍受化疗的痛苦而擅自决定出院，但却被她的主治大夫断然喝住。人在痛苦的时候往往失去理智，她的这位朋友对那位主治大夫说：“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我不想治了，怎么就不行?”那位主治大夫站在她这位朋友的病床前，整整讲了一上午，最后那位主治大夫对她说：“我干这行已经三十年了，这中间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我希望在你的身上看到成功而不是失败。你不要说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你根本不知道生命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但我是一个医生，我知道，失败就是死亡，就是失去所有治疗机会，你现在还有活的希望，为什么要放弃呢?”
       这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第一个故事中的女教授和后一个故事中的主治大夫都是杨秀玉——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也许很难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大夫。但熟悉杨秀玉的人，都知道杨秀玉就是这么一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她永远是这样，她似乎很少为自己的事着急，凡是让她着急的事，都是跟她八竿子打不着的，却和病人治疗有关的事。
       杨秀玉是那种必须接触以后，你才会感受到她的正直以及崇高的人。很多病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认为她厉害，态度不好，其实她那不是态度不好，而是替病人着急，比如病人不肯做化疗，她就会火冒三丈，对病人说：“态度好，假如态度好能治好病，我态度能比谁都好。”
       性格即命运，也许她自己也知道，像她这样做医生不但很辛苦，而且有的时候还吃力不讨好。杨秀玉感触最深的是，有一次她看特需门诊，一个外地患者由于婚后多年不孕，四处求医，被以赢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赚了二十多万。那些医院对她态度倒是很好，给她左查右查，一会儿说她这，一会儿说她那，后来这名患者慕协和盛名，找到杨秀玉。杨秀玉一看，对她说，你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内分泌失调。建议她先看看内分泌。哪里想到患者不干了，破口大骂，好像挂了一个三百元的专家号，就非得现场解决问题，非得看出点毛病来。当时杨秀玉很委屈，但后来一想，既然当年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她也只有像她的前辈一样，唯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心。
       杨秀玉这一生最佩服的人，是她的导师宋鸿钊教授。“文革”期间，宋教授被当做反动权威拉去批斗，站在高凳子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批斗会一结束，马上戴着口罩到病房。有一次，杨秀玉忍不住问宋教授，他们都批斗你什么?宋教授笑笑，说：“我也没听清楚，我光顾着保持平衡来着。”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宋教授还是保持了一个学者的风范和尊严。
       “我光顾着保持平衡来着”给杨秀玉很深印象，她觉得作为一位学者，就应该像宋教授这样，无论别的^说你什么，无论周围的环境什么样，你都要对自己有一个标准有一个交代要做到问心无愧。
       也许杨秀玉自己也深知做一名好医生是多么困难，所以她从来不鼓励自己的亲人去学医，她女儿考大学的那年，杨秀玉正好在英国进修，等她回来的时候，女儿委屈地告诉她，她原本是想学服装设计的，可父亲一定要她学医，说是女
       儿要向母亲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夫。
       杨秀玉说，如果她当时在国内，是断然不会让女儿去学医的，不是说学服装设计有多好，而是学服装设计，最多就是一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但绝对不会有性命攸关的大事。而做一名医生，却是与人的生命在打交道。与生命打交道的人，就必须要懂得奉献，不仅要懂得奉献，而且还需要掌握高超的本领，否则你光奉献，可是医术不行，不是照样害人性命?没有医术却心眼好的医生，最多只能说是个“好人”，而好医生则是“人好”＋“医术高明”，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1965年，绒癌组有一位曹姓病人，呼吸没了，只有心跳，那个时候没有呼吸机，医生就用麻醉机代替呼吸机，而这个代替的关键要诀就是医生的手要“长”在麻醉机的皮球上，一分钟捏16下，所有的人轮流捏，一直捏了72个小时，终于病人有了自主呼吸。后来这个病人康复以后，到甘肃当了赤脚医生，成了当地的劳模，她觉得这条命是医生给捏回来的——而事实上也是如此。什么叫好医生?好医生在1965年的标准，就是为了挽救一个普通患者的生命，连续72小时捏皮球。
       1985年，协和医院的第一例绒癌脑转移开颅手术。杨秀玉记得那天她已经上了班车，班车马上就要开了，这个时候急诊护士跑来，告诉她来了一个重病人，在当地已经确诊是绒癌。杨秀玉立刻下了班车，直接跑到急诊室，这是当年协和的规矩，凡是急诊病人，是哪个专业组的就通知哪个专业组。当时，病人已经因脑转移、脑水肿而处于昏迷状态。杨秀玉当即告诉病人家属，必须要开颅减压才有望争取时间获得治疗时机。病人的母亲问杨秀玉：如果是你的女儿呢?杨秀玉说，是我的女儿我也会这么做，否则发生脑疝就无法挽回了。
       “那么开颅一定有救吗?”
       一般医生不愿意回答家属的这些问题，因为回答就意味着承担责任。毕竟在此之前，没有先例。杨秀玉对家属说，绒癌的晚期治愈率有50％，如果不死于脑疝，应该有希望。当天晚上，外科就做了手术，那一夜杨秀玉和做手术的外科教授一起留在医院。人家做手术，她等着手术结果。杨秀玉的这个毛病，家里人早都习惯。
       这位患者后来不仅痊愈，而且还生了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儿。作为第一例脑转移开颅手术且彻底康复的患者，她为自己感到幸运，因为她遇到了好医生。只要有人问到她，什么叫好医生，她就会说，一位好医生，仅有水平是不够的，还得肯承担一定风险。她的想法如果换成杨秀玉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就是作为一个医生，一点风险都不肯担待，那只能是一个平常的医生。优秀的医生除了水平高除了好心眼还得要有承担风险的能力，如果是有八分把握两分风险的事，你都不肯做，那你肯定成不了一位好医生，不过，同样道理，病人和病人家属也必须承担需要他们承担的风险，否则的话，大家都做百分之百有把握的事情，医学就没有进步了。
       杨秀玉直言不讳地表示，做医生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于患者对自己的认同。看到自己亲手治好的病人能够重新生活，是她最大的快乐。有一次，她收到一张婴儿的照片，上面写着婴儿的名字：“念杨。”那是一个患者为了表示对杨大夫的感谢，特意给孩子起了这么一个名字。还有一次，一个农村妇女跑到医院来找杨秀玉，对她说：“杨大夫，现在我发达了。我要感谢您当年的救命之恩。”那是80年代，她所说的“发达”是她种的土豆丰收了，她送给了杨秀玉一大袋土豆粉。那一段时间，妇产科绒癌组的护士鞋是最白的，因为杨秀玉根本不知道土豆粉是做什么的，护士长说用来擦鞋吧，擦鞋最好使了。
       在同事的眼里，杨秀玉是一个大大咧咧心无城府的人，活了一辈子，单纯得像透明的玻璃鱼缸。她家就是请一个保姆，也会请出一个故事来。那个保姆实际上并不是要来做保姆的，她一直想找杨秀玉看病，但一直挂不上号，后来偶然得知杨秀玉需要一个保姆，就这么来了。干到第三天，保姆对杨秀玉说了实话，说自己结婚数年一直没有孩子，看了好多医院花了好多钱，后来听人家说，杨秀玉是妇科专家，所以特意慕名而来。
       这件事，但凡旁的人听了，都会觉得杨秀玉被算计了，哪里有这样的保姆?但是杨秀玉却为了那个小姑娘在协和医院跑上跑下，该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而且还得倒贴医药费。她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件原本跟她完全不沾边的事，一旦成为医患关系，她立刻转变角色——小保姆转变成患者，而她成了医生。在她的价值观里，医生是不能和病人计较的。
       一位好医生的遗憾
       也许从某个角度看，杨秀玉投身于医学，对于她个人来说，似乎是得不偿失的。她的整个青春时代，几乎谈不上个人生活，直到今天，她的生活知识与她的医学造诣相比成绝对反比，医学造诣有多高，生活知识就有多低，几乎就是一个不会生活的人，孩子一生下来，就交给老人，长年住协和医院的集体宿舍，到1985年才从集体户口转回去，从来没有周六周日，最多休息半天时间。尤其是临床观察，要用新药制定新的化疗方案时，更是白天黑夜都在病人跟前。
       关于杨秀玉，同事之间有个笑话，大概是80年代中期的时候，有一天她在家待着，听到有人敲门，她开门一看，是一个农村模样的人问她要不要换鸡蛋。那个时候，国家还发行粮票，城里人粮票有富余的，常常拿粮票换鸡蛋，但是杨秀玉根本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回事儿，转过头去问丈夫，偏偏丈夫也是一“技术型人才”，一把将门关上，对杨秀玉说：这是犯法。
       第二天到了医院，杨秀玉跟其他同事说起这件事情，所有同事笑得前仰后合，有年轻人开玩笑说：你们两口子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也许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他们那就不叫过日子，但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样的日子是最正常的。杨秀玉的爱人在空军工作，说起来他们的认识还是充满传奇色彩的。
       当杨秀玉还在福建做统计员的时候，她未来的爱人已经是一位有成就的空军工程师了。1955年，福建成立支前委员会，杨秀玉未来的爱人——空军工程师“空降”到当地协助机场建设，就这样，认识了同在支前委员会的杨秀玉。第一次约会是以“组织谈心”的方式进行的。当时流行“一帮一，一对红”，所以当杨秀玉得知阮工程师要和她谈话，也没有多惊讶。那个时候，她除了上班就是回家，没有任何社会交往，何况那是她最失意的一段，同学们都去上了大学，只有她因为肺结核而只得去做一份不痛不痒的统计员的工作，所以她平常很少说话，尤其不跟从北京来的工程师说话，有什么好说的?对于她来说，他们和她不是一个世界的。
       谈心地点在福州的西湖。阮工程师到底是军人作风，简单明快开门见山问杨秀玉有没有男朋友。杨秀玉看看眼前的阮工程师，又高又大，心想他应该早就结婚了吧?所以当时就说：“没有啊。是你要给我介绍吗?”阮工程师说：“不是我想给你介绍别人，我是毛遂自荐。”杨秀玉听了这话，当即撒腿就跑了回来。以后几天，
       只要在单位碰到，能躲就躲，有一次，杨秀玉正要上楼梯，一抬头看见阮工程师正好要下楼梯，杨秀玉赶紧转身飞奔下楼换到楼里的另一侧楼梯，结果人家也换到了那侧楼梯，正好撞个正着。
       三个月以后，机场建好了，阮工程师也回北京了。但他知道杨秀玉要考大学，特意从北京给她寄来复习提纲。杨秀玉也知道阮工程师的情谊，但她那时候有一个怪想法，认为学生谈恋爱，没出息，她要好好读书，不想谈。阮工程师比杨秀玉大9岁，却非常沉得住气，持之以恒等了她十年。中间，阮工程师的哥哥妹妹都急得不得了，劝他说你就非那么死心眼吗?万一人家读完大学把你蹬了怎么办?阮工程师说蹬了我就认了，总之当时无论谁给他介绍什么女朋友，他一概不见。很多年后，他告诉杨秀玉，自己就喜欢她那样的性格。
       杨秀玉光大学就读了八年，毕业以后又下乡一年，回来以后做小住院医，整天围着病人转，等到终于结婚的时候，阮工程师不无感慨地说：“我见你一面简直比登天还难。等你这么多年。如果用来搞科研，怎么也可以成功地搞出一项了。”
       杨秀玉年轻的时候，天天泡在医院，阮工程师倒是支持她，再说阮工程师自己的工作也很忙，且部队系统，很多出差是保密的，杨秀玉能习惯，她一个人惯了，春节都经常在医院值班，且从来也没有因此对家庭有什么内疚。
       阮工程师赚多少钱，她连问都不问，也不知道，她自己一个月工资是54元5角，后来涨到58元，总之每个月除了给家里寄钱以外，剩下的都自己花。杨秀玉还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知道，她丈夫以前是清华的地下党，解放后有保留工资，一个月170多元，后来阮工程师多次要求组织取消保留工资，经过反复要求，最后组织上终于同意把他的工资减到120多元。这样的事情，是阮工程师的同事“多嘴”告诉杨秀玉的。
       他们结婚这么多年，好像就一直这么忙碌着，体谅着，谁都没有因为对方工作忙而有过怨言。直到1990年的时候，杨秀玉做开胸手术。当时怀疑是肺癌，杨秀玉第一次体会到一个患者的心情，也第一次深深地为自己的生活感到遗憾。她既没有陪伴孩子一起成长，也没有跟丈夫一起出去玩过，她的两个孩子都是产后56天就吃牛奶，家对于她来说，就像是旅馆，孩子都记不得她年轻时的样子，因为她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已经入睡了。
       杨秀玉在得知自己必须开胸以后，跟丈夫去了一趟香山。她记得是早上9点钟去的，丈夫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工作狂老婆会突发奇想去香山?而且也不是逢年过节。丈夫一直在等杨秀玉对自己说什么，可是杨秀玉到底也没有说实话，她只说自己第二天要住院做全面检查。
       但她私下里却已经给小姑子写好遗嘱，主要是把两个孩子托付给小姑子，当时杨秀玉的儿子在念大学，女儿才上高中，另外，她也对小姑子交了一个底，万一自己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阮工程师也需要人照顾，她要小姑子答应她照顾阮工。那一年，杨秀玉的母亲又是第一次从外地来到北京，杨秀玉只好跟弟弟说了实话，她很有可能是肺癌，希望弟弟替自己说说瞎话，告诉母亲她参加医疗队到外地了，大概要很长时间，中间不能回来，也不能写信。
       幸运的是，手术开进去，不是肺癌，只是结核瘤，做了肺叶切除。那次手术之后，杨秀玉轻易不愿意再给绒癌病人做开胸手术了。她曾经做过阑尾炎手术，术后第二天就抢救病人，但是开胸手术则完全不同，手术后痛得上天入地，吃了无数的止痛药，完全无济于事，她那一刻居然想到她的化疗病人——化疗病人在手术后要马上化疗，那种痛苦要比她仅仅手术后的痛苦痛百倍。在那次手术之后，杨秀玉有了一个悄悄的转变，她体会到一位前辈对她说的话：如果觉得病人确实无望，就没有必要再增加病人的痛苦。有些手术，能不做就不要做了。
       说起来有意思，阮工程师后来知道了全部情况，他对杨秀玉说：“我说你怎么会忽然有时间约我去香山!”知妻莫若夫，阮工程师根本就不相信杨秀玉能够改掉她的“习性”——他为了跟她结婚，等了她十年，他太了解她了。果然，那一年杨秀玉正好晋升正教授，她手术还没拆线，穿着病号服去作了述职报告，在她那一批中，她是第一个成功晋升的。阮工程师给她画了一张漫画，漫画中的杨秀玉，每多写一篇学术文章，脑门上就多一个道道。
       事实上，杨秀玉真正感到遗憾的事，是在那次开胸手术之后的很多年。1990年杨秀玉开胸，那次的体会使她感受到人生苦短，但是当排除了肺癌之后，杨秀玉很快又回到以前的轨道上来，病人又成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直到去年，她去西部“送医送药”，结果80高龄的老伴在家摔倒，这一次，她才又一次重温“遗憾”的感觉——她在西部的那些底层医院，挽救了三名患者的生命，但是她自己的老伴却摔出了毛病，现在一刻离不开人，有人跟她说，这是宿命。年轻的时候，你老伴追你追得那么辛苦，现在轮到你还债啦，也该你伺候伺候他啦。她想也许这是命运的安排吧，陪着老伴的时候，她想这不正是她自己年轻的时候所要的生活吗——奋斗一生，将青春全部奉献给最壮丽最值得付出的事业，然后到暮年的时候，与心爱的人一起回想过去。这不正是她自己所设定的“无悔人生”吗?
       独木不成林
       作为宋鸿钊教授的弟子，杨秀玉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为绒癌组找到新生力量。但这个任务却不是那么容易完成，因为第一，绒癌组的收入是全科最低的，所以到绒癌组来的人必须要有奉献精神；第二，绒癌的治疗水平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再提高很难，所以到这里来的人，必须要能吃苦，善于钻研。
       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有一天，在楼上产科工作的向阳来找杨秀玉，表示想到绒癌组来，那年向阳32岁，他找到杨秀玉的机会很巧，正赶上杨秀玉在找一个接班人，毕竟宋教授的毕生心血应该有人继承。就这么着，向阳到了绒癌组，紧接着，进入他人生的辉煌阶段——1997年被批准为硕士研究生导师，2000年破格晋升为教授、主任医师。2002年被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关于“阴道超声在妇产科的应用”及“耐药与危重绒癌病例治疗的研究”分别于1998年及2000年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关于“产前诊断新技术的系列研究与临床应用”于2005年获得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1999年被评为卫生部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曾被卫生部共青团中央授予1999年～2000年度“全国卫生系统青年岗位能手”。于2004年获得由人事部等七部委授予的“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称号。目前是妇产科主管科研的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秘书。
       很多人都说向阳运气好，但杨秀玉的评价则很中肯，她认为每个人的成才都需要机会，但有些人是你给了他机会，但他不努力，或者抓不住，而向阳一方面是运气好，但另一方面他确实有很多显而易见的优点，比如说有才、能干，而
       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向阳非常能吃苦。中午从来不休息，做事快，脑子灵活。
       杨秀玉一直有一个看法：“独木不成林。”她认为，医学作为一个学科，集体冠军更重要，只有人才辈出，学科才有发展。回顾绒癌研究的历史，除了作为领军人物的宋鸿钊院士，杨秀玉还提到了积极协助、参与了绒癌研究工作的吴葆桢、夏宗馥、王元萼和唐敏一等教授，更有林巧稚大夫的高瞻远瞩和光辉榜样。绒癌的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跨越了十年浩劫的艰难岁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杰出的领军人物和优秀的团队，才能够在过去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世界先进水平的优异成绩。在绒癌研究的荣誉榜上，有一串长长的名字，那是一个杰出的团队，领军人物从宋鸿钊传到杨秀玉，现在又落到了向阳的肩上。
       现在的绒癌组，有了新的血液。除了向阳，宋鸿钊教授的关门弟子万希润博士也于前几年回到了组里，还有从事绒癌研究的研究生、轮转的主治医和住院医以及来自各地的进修医等等。曾经赴香港及美国做过访问学者的万希润，先后师从吴葆桢、宋鸿钊和杨秀玉教授，研究生期间曾经对于滋养细胞肿瘤的放射免疫显像做过深入的研究，后来又对医学教育和循证医学有广泛的探讨，目前兼任医院的继续教育项目负责人和循证医学小组的成员，先后数次获得协和医院和协和医科大学先进教师的称号，是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耐药与危重绒癌病例治疗的研究”课题的主要成员之一。
       “我们不但为绒癌组培养了接班人，也为医院提供了优质的年轻管理干部”，杨秀玉在提到向阳和万希润分别都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职务时满怀欣慰，“后继有人啊。”
       经过几年的努力，绒癌组充满活力的新团队已经打造成形。国际滋养细胞肿瘤研究学会是国际间研究滋养细胞肿瘤的唯一专业组织，每两年举行一届国际滋养细胞肿瘤大会，代表了国际滋养细胞肿瘤研究的最高水平，能够参加会议者世界范围内每届不过百人左右。宋鸿钊教授曾经是国际滋养细胞肿瘤研究学会的第四任主席，并作为大会主席主持过在中国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滋养细胞肿瘤大会。这些年来，每届国际滋养细胞肿瘤双年会都有向阳和万希润的发言，向阳还成为了国际滋养细胞肿瘤研究学会的执委。在这样一个人数有限的极为专业的会议上始终保持话语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特别是在我们的研究条件和语言表达比外国同行更为艰难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了领先者的水平就需要更为杰出的实力做后盾。最近，下届会议的主办方日本又给向阳和万希润发出了大会发言的邀请函，作为世界著名的滋养细胞肿瘤研究中心，北京协和医院的绒癌组可谓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向阳和万希润都刚刚四十出头，还会有更年轻的新鲜血液补充进来。杨秀玉说：她现在可以体会到宋教授当年的心情，只要有年轻的人跟进来，投身于这一事业，你就会觉得踏实，觉得有希望，觉得自己过去的付出是值得的，因为医学就是这样进步的，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后人站在你的肩膀上。
       一个团队有一个团队的核心精神，绒癌团队始终保持了它的核心精神——敬业。对于医学科学的积极探索和对病人的认真负责。作为这个团队的成员，除了每天面对繁重的临床工作外，还承担了大量的各级科研课题。这不单是一个在科研上领先的团队，对于每位患者，他们也做到了个体化的精心治疗与护理。每年，绒癌组总是妇产科里医疗投诉最少的专业组，常常是零投诉。这也是一个团结的团队，每个人都各有所长，相互配合，相互谦让，这在一个精英汇集的地方是非常难得的景象。
       关于团队，杨秀玉还常常提到，它其实还有个更为广泛的范围。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实践，需要很多科室、很多人员的配合。都说“全国人民看协和”，为什么北京协和医院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关键就在于它的综合实力，每个科室都有较高的水平，而且能够相互合作与促进。“一花开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就拿绒癌的研究来说，如果没有胸外、脑外等科室的手术配合，没有放射科影像、介入的技术支持，没有病理科的积极参与，没有实验室乃至基础学科的促进发展，没有很多其他学科的合作，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的。在协和，无论你需要哪个学科的合作，你马上就会获得最高水平的支持，容易沟通，精诚无私。每当提起兄弟科室给予的支持与配合，杨秀玉总是满怀感激与得意。
       那么看着新一代的人成长起来，作为老辈人在欣慰之余会不会有失落感?
       杨秀玉现在每周还要到科室来，年轻人都很尊重她，她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容，不免就会想到自己的年轻时代，当自己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愿意事事请教宋教授，但是当她懂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她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在杨秀玉的印象中，宋教授对她总是鼓励的支持的，1986年7月～1987年11月，杨秀玉在剑桥大学人类肿瘤学系Chafing Cross医院化疗中心进修，回来以后，要在协和开展动脉插管化疗，宋教授听了，也是说：“好，你去试。”
       那个时候，做动脉栓塞所需要的一个弹簧圈，如果从国外进口，光那个圈子就需要七八百元钱，这么高的医疗成本，很少有患者能承担得起，杨秀玉就和放射科杨宁大夫一起设法用不锈钢避孕环上的弹簧丝来自行制备替代，成本只有一毛钱，照样成功。
       杨秀玉自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她清楚地知道，医学上的做法没有绝对对错，尤其是对于西医来说，医学发展得这么快，一个医生必须一辈子学习，没有老本可以吃。在过去，妇产科只有妇科和产科，但现在却有5个专业组，光是妇科内分泌就一辈子也学不完；还有抗生素，总是在推陈出新，永远有新知。当然，杨秀玉也知道，做医生是一个说好做也好做，说难做也难做的职业。如果仅仅把医生当做一种谋生的手段，那么看看药品说明书，也可以当一名医生，但是那样的医生，病人只要自己认字，也可以当，何必要你医生呢?
       医学是人学，是和人打交道，杨秀玉认为，医生如果没有人文情怀，就不要做医生。在她看来，没有医德的医生，根本就不是医生。她不相信没有医德的医生，能够治好病人，能够对病人有所帮助，也不相信没有医德的医生，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医术，因为，一名医生的医术提高，是建立在“量”的基础上，如果没有“量”的积累就不会有“质”的突破。这就像一个外科医生假如连普通的阑尾都切不好，怎么可能做好难度高的手术呢?
       杨秀玉最受不了的事情就是一个医生当着病人的面判病人的死刑。她认为一名医生永远不能对病人说的话就是：“你就这样了，你的病没有治了!”
       也许在杨秀玉的从医生涯中，她亲身经历了很多奇迹，很多从不可能到可能，所以她认为一名医生必须永远去努力。绒癌病人从无一幸免到能多活三个月，到多活半年，到今天80％的治愈率，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今天没有办法，可能明天就有了，如果医生不努力，那么医学就不会再有发展。她认为一个好医生，必须从每个
       病人身上体会，今天这里体会到一点，明天那里体会到一点，加以集合提炼。她举了一个例子，说：所有人现在都知道，绒癌化疗使用5氟尿嘧啶时，需要大剂量静脉匀速滴注8小时。但是如何才发现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情。最初的时候，他们给病人做化疗，用的都是静脉推注，像打针一样把药水推进去，由于是静脉推注，所以剂量不可能上去，同时病人的药物反应非常强烈。后来，有一次查房的时候，一位患者无心说了一句：今天护士给她推得很慢，所以她感觉比较好，反应也轻多了。宋大夫立刻把所有的医生护士叫到一起开会、研究、论证，最后把静脉推注改成了静脉点滴，又在点滴过程中，找到了8小时是最佳化疗时间，副作用最小而效果最好，也正是因为把推注改成点滴，所以大剂量化疗才最终成为可能。
       杨秀玉始终认为一个好医生必须要有好思想，不仅要爱病人，不能讨厌病人，而且对自己还要有要求，对自己没有要求的医生不是好医生。
       在2005年的《中华妇产科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必须重视妊娠滋养细胞肿瘤的规范化治疗》，这是杨秀玉专门针对化疗方案全国推广以后所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新课题。“自大剂量短疗程化疗为主的疗法应用于恶性滋养细胞肿瘤取得成功以来，绒毛膜癌(绒癌)和侵蚀性葡萄胎(侵葡)的治愈率显著提高。绒癌的死亡率从89％下降为11％，侵葡死亡率从25％下降为1％以下。采用多途径给药，辅以适当或必要的手术治疗的综合疗法，患者不但可达到根治，而且可能保留子宫并生育，开创了妇科恶性实体瘤保留器官功能的先例。迄今，国内外报道，早期恶性滋养细胞肿瘤治愈率达95％以上，而耐药患者仅为30％～40％。因此，提高耐药患者的治愈率，已成为研究热点……”
       实际上，杨秀玉真正要说的是，化疗其实是很难的，但是现在，大家都把化疗看得很简单，而化疗一乱做，结果就容易诱发耐药，病人一旦耐药，治愈的希望就大大降低。她希望她的协和同事们，能够攻克这一难题——当然她知道这一点很难，任何的进步都很难，但她的想法是，假如别人能治的，你也能治，别人治不了的你也治不了，那么你协和凭什么是中心呢?你的领先地位又表现在哪里呢?
       最近这段日子，杨秀玉想了很多事情——她1964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即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至今。历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妇产科副主任及协和医科大学妇产科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以上所有头衔，没有一个不是凝聚了巨大的心血。每当协和医科大学新的一届学生入学，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那份庄严肃穆，常常让杨秀玉心生感慨——这些接班人到底知道“希波克拉底誓言”意味着什么吗?
       “我愿以自身判断力所及，遵守这一誓约。凡教给我医术的人，我应像尊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他；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诊治的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为他们谋幸福是我唯一的目的。我要检点自己的行为举止，不做各种害人的劣行。”
       时代在变，人的想法在变，但是每个时代总有那么一些年轻人，他们渴望使自己的生命不那么平凡，他们渴望激情，充满理想。悲观的人往往会悲观地看待世界，会悲观的说，像杨秀玉这样的大夫再也不会有了，现在谁还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一项伟大的事业中去，病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除非病人是自己的亲人，或者是对自己有价值的人，但是当你跟协和的绒癌团队接触过以后，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把理想把精神看得更重，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所以许多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最终成为可能，就像绒癌，从“凡是绒癌一定治不好，凡是能治好的，一定不是绒癌”到“如果人的一生注定要得一次癌，我愿意是绒癌”——这中间有多少艰辛和快乐啊?没有经历过的人，如何能体会得到攀登者的境界呢?就如同登山，对于常人来说，那有什么乐趣?山顶上有什么?为什么要上去?而且就是上去了又怎么样?难道山顶不是风更大气候更恶劣吗?所以攀登者只能对常人说：你没有攀登过，你就永远不知道其中的快乐。
       辉煌的巅峰从来都属于那些不畏艰险肯于攀登的人，做一名医生，也许意味着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并不是说安逸清闲的一生没有意义，而是对于热爱科学，对于宣读过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人来说，那样的人生太平凡太没有难度，不是他们想要的人生……
       责任编辑　晓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