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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的老汉，怎么说走就走了!昨天傍晚，他还帮我拎菜呢!”张大娘吵吵嚷嚷，摇摇晃晃进了院，手里的拐杖敲得砖院子嘣嘣响。满院的人又都抹一把泪，让出一条道。我搀扶她到东边家坐下。
       张大娘掏出粗布方巾，捏一把鼻涕，擦一把泪，啊呼呼一长换一口气，而后问道：“寿衣、寿被都预备好了吗?给老汉置个高枕头，他驼背，枕高点，躺着舒服。”南圪塔上的人没了，主事入殓都听张大娘的。遇到七嘴八舌，张大娘说句话，一锤子定音。
       姨姐抹抹眼泪，哽咽着说：“打发人去买了，只是没想到高枕头。我再打发人去。”
       张大娘说岳父驼背，我怎么没有觉察?岳父长什么模样，当女婿的应当清楚呀!
       1971年古历正月初三，我跟介绍人登门相亲，一人骑一辆自行车，从南关进县城，往西边小巷一拐，再往北边的胡同一拐就到了岳父家。院门坐西朝东，简易的青砖门楼，漆黑的两扇木门，蓝地白字的门牌上写着南圪塔68号。拧开钮子，推门进院，门撞得铁铃当啷啷响。砖院子不大，没有柴草猪圈，焦炭放一个砖池，烟煤放一个砖池，整齐有序，干净利落。迎面靠北有间小饭厦，供热天做饭用的。北面五间瓦房，宽宽敞敞。西边家一门两窗，门开在正中间。东边家一门一窗，门靠西边开着。墙是土坯做的，底半截座了七行砖。窗户又宽又大，全都装的玻璃，明晃晃耀眼。窗台上摆满瓶瓶罐罐，还有几只大大小小的烧杯。那时这样的格局与乡下的房子大不相同。
       岳父听到门响，急忙弓腰迎接。他身着深蓝色中山装，两只袖子挽过手腕，头戴黑色呢子帽，没有一点点农民气，不见半些那样的味儿。他满面笑容，边走边点头，点头的幅度很大，近似鞠躬的样子，特别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他接过自行车，支在院子里，顺手从正房门上取下布条条制成的掸子，给我俩一一打土。进了屋拎起暖水瓶就倒洗脸水，而后再让座让茶。寒暄过后，他去切哨子、擀面条，备酒备菜。岳母陪介绍人说话，谈的大多是他们学校里的事。
       我吃饭爱出汗，第一次在岳父家吃饭越发地出汗。越出汗越着急，越着急越出汗，筷子也不夹菜了，巴不得赶快吃完。岳父眼尖没吱声。起身给我拿过一条热毛巾，点点头，笑着说：“擦把脸，消消汗，踏踏实实地吃。小伙子，得吃饱。”毛巾白白的，带着檀香味。热乎乎的毛巾捂在脸上浑身舒坦，所有的神经都恢复自如。我抬头仔细端详岳父，他端坐在小板凳上，身板倒也挺直，并不因饭桌低矮而弯曲，比我高出一大截。
       出了门，介绍人问我行吗，我说行。介绍人说，我该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你可掂量好了。我点点头，很坚决。我说掂量好了，不知是被妻子那张漂亮的脸蛋迷住了，还是让岳父一条热毛巾俘虏了。
       都说岳母疼女婿，其实，岳父见我比岳母还要亲。我每每回家，铁铃当啷啷一响，他就出屋相迎，点头、致笑，接车子、递掸子、倒洗脸水，让座让茶，这套程序从不减少一个环节。岳父不只对我这般好，见了哪个女婿都一样。我们几个女婿碰到一起说这事，心里都有些不自在。岳父做事颠倒，好像他亏欠我们什么。慢慢的时间长了，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现在岳父突然走了，我不敢想象，以后再回妻家会是怎样的情景?
       “老汉人真好，满世界找不到他这样好的人。”张大娘长叹一口气，把昨日的真实变成今日的回忆。“不管见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用的没用的，老远就笑呵呵给你点头打招呼。满圪塔上上下下，没人能说出老汉半个不字来。过了腊月二十三，老汉就搭上红纸写对子，挨家挨户地送。送到家里，把卷好的对子展开，告你哪幅贴院子门上，哪幅贴屋里门上，哪幅是上联，哪幅是下联。一一交代清了，再把对子卷好，用绳绳绷上。烟不抽你一根，水不喝你一口。你送他，他都不让你迈过门槛。”张大娘满眼泪水顺着纵横交错的皱纹，溢满沟沟岔岔，满脸一片汪洋。
       姨姐匆匆过来问张大娘：“枕头买啥样的好?是买洋枕头，还是圆枕头?”洋枕头也唤“洋枕”，同“洋火”、“洋钉”的来历一样。“洋枕”多用白布做，宽和长差不多，上下两片，四周缝合，外加裙边装饰。枕头正面有绣花图案，背面留口装枕芯。圆枕头也就是中式枕头，两头堵头方方正正，四角裁成圆弧状，上面描着彩绣着花，四面用黑布缝制，里面装满麦草，圆鼓鼓的。
       张大娘用方巾擦擦泪，语气肯定地说：“就买圆枕头。人老归天，枕个圆枕头，一辈子圆圆满满!”
       我给张大娘倒杯水，张大娘摆摆手，没心情喝，继续悉数老汉的好处：“这些年有钱了，家家户户都翻盖门楼，到巷子里走一走，看一看，哪家门楼上的字不是老汉写的?你几时要，老汉几时写，碰上吃饭，立马放下碗，碰上扫院子，随手放下笤帚。一写写好几幅，让你拿回去挑。老汉人好的没法说，有时候反把你弄得着急哩!”
       子善进来拿东西，接上话茬补充道：“大街两边的牌匾，好多是老汉写的。”
       张大娘说得满屋子人点头如捣蒜，她说的这些事大伙儿都知道。其实岳父还有许多好，从来不让外人知道的。有一回我俩说到什么事，他打比方教育我。门边有个姑娘常到他家自留地里偷西红柿，有人看见悄悄告诉他。岳父说，早就知道了，她家里穷，没菜吃，摘就摘去吧。这事千万别声张，姑娘往后还要嫁人呢!
       门外哭声撕心裂肺，一边哭一边诉，我侧耳一听，是大姑来了：“仁娃，你咋就这样命苦呀，死都死到姐前头。”我赶紧跑出去接大姑。大姑手拎深灰色布包，包里鼓鼓的，沉沉的。我伸手去接，大姑没松手。她直直奔向西边家，坐东头炕上，守在岳父身边，晶莹的泪珠滚过风韵犹存的脸庞，手里的布包紧紧揣在怀里。
       岳父小名叫仁娃，曾用大名郝怡仁。他自小没了爹和娘，大姑背着抱着把他拉扯大。1938年初，小鬼子逼近县城，他毅然放下书本，偷偷参加牺盟会。牺盟会好似一块“两面板”，阎锡山应名当会长，是白色的，薄一波暗里掌实权。应属红色的。薄一波想让谁当县长，牺盟会就报告阎锡山让谁当县长。阎锡山才不傻，鬼精灵，脚踩三个鸡蛋跳舞，明里跟着国民党，不说“抗日”说“抗敌”，暗里拉拢共产党，防备国民党和小日本。有这样的县长便有这样的县政府，说它是白色的也是白色的，说它是红色的也是红色的。岳父加入牺盟会，跟着县长当了官。
       1938年3月，小鬼子占领县城，县政府撤离到北山，领导抗日打游击。岳父印发《告全县同胞书》，其中有四句诗，流传很广，我上学前就会背，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岭连岭，山连山，山山岭岭紧相连，男女老少手挽手，众志成城抗敌顽。”岳父胆子小，离枪远远的，正好枪也少，想配也配不上，于是，县长对他说，你那支笔就是一门小钢炮。
       北山冰天雪地，岳父没有棉鞋穿，岳父脚后跟冻出裂口，血痂痂粘住袜子，脱都脱不下来。用水先浸泡，一盆水变成一盆血。口子又深又长，没办法愈合，把松香弄成末，一点一点填进去，再在火上慢慢烤。松香见火就着，噬噬冒黑烟，疼得满脸流虚汗。
       在北山打游击的日子，大概是岳父最舒心的岁月。空闲的时候，他常常站在院子里，两手叉腰，遥望北山，眼里充满欣慰。当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作为一个普通国民该做的事他做了。
       “仁娃，你就不能再等一等，等着看到那一天呀!是姐害了你，让你一辈子受冤屈……”
       姨姐在一旁劝大姑：“大姑，你别再责备自己，多亏你救了他，不是你哪有我们今天呀!”
       大姑摇摇头，狠狠拍打着布包：“是我害了他，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大姑的哭诉全是泪，隔着窗户，把人的心浸寒了，泡酸了。
       北山那段岁月似流星，划过天空一闪即逝。1939年末，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大肆捕杀地下党和牺盟会干部。一天夜里，县长主持召开秘密会议，警察局包围了会场，岳父小腿负伤被俘，县长掩护撤退被擒。二人关进县监狱，等候宣判枪决。大姑得知信息，又卖房子又卖地，重金贿赂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带着护卫，把岳父蒙了眼，捆了手，趁夜黑，骑快马，踏冰过河，扔在黄河西滩。第二天，县长被五花大绑，几把刺刀顶在腰间，从东城游到西城，末了押赴刑场一枪崩了，尸体烂在荒坡上，没人敢去收。大姑说警察局长是她花五百块大洋买通的，外人都说大姑用了美人计。此事关乎掉脑袋，光花钱能买通?大姑人称“月里娥”，谁见谁流涎水。警察局长“老骚狐”，都在背后戳指头。
       岳父养好伤，打算去延安。大姑说你算了，不能去。你和县长一块进去的，县长崩了，你跑了，人家不说你是叛徒才怪哩!你得隐姓埋名，躲在小地方，老老实实过日子。岳父昏睡三天三夜，起来就成了郝建功。他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岳父睁开眼，阎王爷也睁开了眼。阎王爷取过花名册，在郝怡仁旁边打个括号，批上郝建功，他在小镇街头打饼子，卖馒头。过日子过媳妇。他娶过媳妇，生个女儿就死了。
       刚解放那会儿，铺子里来了个陌生人，买完饼子还不走，盯着两眼看岳父，岳父反过来也看他，看着看着，两人就抬起手，相互指对方你是……你是……话没说出口，紧紧抱在了一起。那人曾是地下党，在北山带过游击队。那人说你在这里打饼子卖馒头太屈才，跟我到拥军学院去教书，我是校长，我说了算，眼下正缺少你这号文化人。那人本是回乡探亲的，搂草打兔子——意外得惊喜。
       这样的好事像做梦，岳父就从梦里走进革命队伍里。从此，郝建功像个郝建功模样，白府绸衬衫扎进蓝咔叽西库，站在讲台抑扬顿挫，给那些献出胳膊献出腿的军官们教生字，讲运算，遒劲的粉笔刷刷刷潇洒在黑板上。这就是命，这就是运。命运还安排他到长沙去进修，在那里娶个媳妇也是教书的，身边带着三个孩子。
       梦里的好事不长久，大姑把岳父的未来看透了。大姑懂古训，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岳父是“疑人”，用他就得出问题。1956年肃反查历史，怎么县长崩了，他跑了，家庭又是富农成分，其中肯定有大问题。专案组左查右查没结论，没结论不等于不怀疑，怀疑就得有说法。于是，1938年那样的县政府就姓了阎，岳父那时的官就是阎氏的官，它和他都成了“白色”的。白色的历史糊成黑色的帽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历史反革命”。从此，岳父扑簌扑簌的眼泪洒别红色的讲台，返回本已遥远而陌生的家乡。临别那天，老天下着雨，下着雪，雨和雪搅在一起，沙沙打在脸上，似针刺生疼生疼。火车开了，校长出现在站台上，远远站着，挥了挥手。
       16年过去了。16年前，岳父黑布蒙眼离开这座小县城，16年后，他戴顶黑帽子回来了。他没有走正街，正街应当从南关进城。他走的西街，那是他熟悉的地方。
       西街南面有一排整齐的门面，柜台上摆满百货日杂。这里过去是他家的蒸馍铺、饼子铺，他曾踩着小凳在案板上团面团，捏面人。
       再往前走，过去的私塾变成了当今的药铺。此刻，耳边响起儿时朗朗的读书声，四书五经从这里走进他的记忆。
       十字路口那棵古槐长粗了，他和伙伴们上去掏过鸟窝，暖暖的草窝里有五只小鸟。小鸟离开窝，当天夜里全死了。他到地里挖个坑，把小鸟掩埋了。
       过了十字路口，坐北朝南是县政府，而今还是县政府。他站在大门中央，把怀里的孩子往高里抱了抱，周身奔涌着兴奋与激动——“岭连岭，山连山，山山岭岭紧相连，男女老少手挽手，众志成城抗敌顽。”这是他半夜在煤油灯下哈手写成的。
       县政府斜对面耸立一座高门楼，门前有一对青石狮子。他站在门口不用往里看，便知那是两进院落，东西南北四面房檐等齐，檐下横罩铁丝网，网上悬挂大铜铃。这就是他的家，“土改”时他划定“富农”，院子归了公，门口挂上县教育局的牌子。三个孩子呆呆地望着狮子，手指木然抠动狮子嘴里的石蛋蛋。院子里走来一伙人，把门的赶紧把两扇门开圆，冲他们虎着脸吼道，快走开，这里哪是你们随便玩耍的地方?大姑拽拽岳父的衣角，两脚极不情愿地离开了。
       岳父眼里有泪流不出来，迷蒙蒙俯视脚下的泥水。他不再寻找，不再奢望，没有目光会同他相接，所有的惊奇、疑惑和冷漠统统印在背上。岳母挽着岳父的胳膊，并排走过弯曲坎坷的青石街巷，步履稳重而坚定。拐进小巷不远。墙豁豁闪出一间破厦厦。大姑从墙豁跳过去说，先住这儿吧。这是张大娘家原先住的地方，土改时她分到好房子搬了家。
       纸幡扎好了，低垂在门楼上。我到门前看了看，挺满意的。扎纸幡的说，老汉人缘好，给扎大一点。那纸幡就比平常的大了好几层。我好生感激，好生感慨，为那几层纸。
       岳父放下行李，找治保主任去报到，他苦笑着点点头，双手呈上遣返介绍信。治保主任佝偻在一张单桌子后面，抬抬屁股接过信，眼球触到那五个字，脱口啊了一声，随即瞪大眼睛，像雷达一样在岳父身上搜索来搜索去，仿佛能够搜索出异样的信号来。然而，渐渐地，渐渐地，圆睁的小眼眯眯上，斜斜地瞅着桌子上散乱的烟卷，两片厚唇黏合住，不漏一丝儿缝。岳父憨掂着脸，期盼治保主任再说些什么。毕竟合伙掏过鸟窝，毕竟好多年不见了，毕竟往后要常打交道，毕竟……就在这时，跟他脚后跟进来的那个人，立马上前一步，伸手递上一根纸烟，把剩下的多半盒放在桌子上，然后在悠然的烟雾里，把要办的事三言两语说妥了。岳父在外营生近十年，哪能看不出这点门道。但是，岳父不抽烟，身上也不带烟。只得再次微笑，哈腰，点头，那意思便如同敬烟一般。治保主任还过一些些没有肉笑的皮笑，挺一挺胸脯说，仁娃，回就回来吧，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日后找社里划块院基，盖上几间房子。岳父再次笑得更自然，腰弓得更深了。
       吃公家饭两个肩膀抬张嘴，干庄稼活得自己摊家什。岳父刚回来，要啥没啥，割草得借镰刀，锄田得借锄头，送粪得借小推车，有时借三家五家才能借得到。岳母常跟岳父开玩笑。岳父说我去东家借什么东西去，岳母说你去化缘吧。岳父说我去求西家办什么事去，岳母说你去化缘吧。大姑在一旁叹口气，说你就到处化缘吧，现在运动一场接一场，往后还少不了。岳
       父听了，笑咧咧的嘴骤然无声，肉愣愣僵在脸上。
       岳母和大姑说岳父去化缘，如同流水有源头。岳父天生不会笑，长到三岁还不会笑，任凭怎么逗也不笑，胳肢他胳肢窝都不笑。祖母也沉不住气，抱着他到大佛寺去求佛。住持见母子俩进来，上前搭语，阿弥陀佛，贫僧等候多时了。说完，转身把母子俩带到布袋罗汉塑像前。据传布袋罗汉成天背个大口袋，串东家走西家，走到哪儿笑到哪儿，人还未到笑声先到，从早到晚笑得合不上嘴。他人缘好，好化缘，披着星星回庙时，布袋总是鼓鼓的。面对布袋罗汉，住持垂下眼帘，念念有词，赐名“郝怡仁”。祖母点点头，心领神会，分明要儿子当一个好人。岳父跪下去是个闷葫芦，爬起来成了嘻嘻妈，满寺里疯跑，乐得屁颠屁颠的。此后，有谁举手打他，他就做个鬼脸，嘿嘿一笑，躲了过去。
       岳父去犁地，扶犁扶不稳，粗一犁，细一犁，深一犁，浅一犁。驴拉犁一下子轻，一下子重，轻了往前倾，重了拉不动，不一会儿，驴脾气上来，四蹄定住嗷嗷叫。他可嗓子瞎吆喝，快走、快走，再不走打死你!驴根本不懂他这话，依然站着不挪步。他用鞭子赶，鞭梢缠在鞭杆上。后面人催他快一点，他掂过鞭杆抽打驴屁股。驴猛地尥蹶子，踢在他大腿上。他抡起鞭杆正要猛打，后面的人赶快挡住说，你千万不敢这样打驴，想挨批斗呀?地主李登科打了牛一鞭杆，连着批斗了他三回，回回都得学牛叫。
       岳父整晌撅个嘴，回到家土不打，脸不洗，饭不吃，水不喝，拿根铅笔画布袋罗汉。他画一张、撕一张，画一张、撕一张……临了纸屑扫了一簸箕。打那以后，岳父有事没事画画布袋罗汉。他画的布袋罗汉千姿百态，有微笑，有大笑，有傻笑，有苦笑……画完了，捧在手里，眯起眼左看看，右看看，看够了，笑够了，划根火柴给烧了。好像听岳父讲过，只有一张没有烧，岳母执意留下了。
       院子里摆满花圈，一个摞一个，只能看到落下款的那一条。北屋长长的房檐下，铁线从最东头拉到最西头，叠成一条条的挽幛，竖着密密麻麻挂满整个铁线。
       老治保主任病在炕上起不来，打发儿子送来花圈。那花圈个儿真大，一墙多高，从门里抬不进来，只好对着院门放在街巷里。
       有人挨着细细看了一圈，嘴里吸溜吸溜地对大伙儿说：“挨着我死了，能有老汉这两下，我就蹦着去见阎王爷。”
       另一人撇撇嘴：“想得倒美，谁敢跟老汉比?”
       又有人扫了大伙儿一圈，唾沫星子乱溅：“像老汉这样是全县头一份。县长他爹死了，花圈送得再多，礼送得再多，那都是假的。”
       大伙儿低头，定眼，看天，思想跑得老远老远。
       “老汉一辈子好人没脾气。”我去西厢房拿白纸，张大娘还在不停地夸老汉，“他担茅粪在前面走，一群孩子跟在后面闹，争着往茅罐里投砖头瓦块，屎花子、尿点子，黄黄绿绿，密密麻麻，脏兮兮溅了他一身。他放下担子，转过身，点点头，笑一笑，对娃娃们说，好娃，别溅了，小心把茅粪溅你身上，回家要挨打哩。说完了，又担起担，猫着腰，嘿嘿往前走。”
       张大娘说这些，仿佛是揪我的心。新婚那夜，妻子捂在被窝里哭，她说我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政治要求一定很严。她家是富农，父亲历史有黑点，她“黑五类”会连累我“红五类”。我说我知道，不嫌弃。嘴上这样说，泪在心里淌。一年前，组织决定发展我入党，我填表在备注栏里说实话。组织知道了，派人去调查。调查回来，找我谈话，说我现在没结婚，影响不太大，以后结了婚，会是什么样，谁也说不好。组织要慎重，决定推迟发展，让我经得住长期考验。后来尽管拿到党票，但是，那道伤痕时而隐隐作痛。
       寿衣买回来了，裹了两大包袱。姨姐唤张大娘到北屋去检点。张大娘抱起枕头，眯缝老眼看仔细，一头绣的南山不老松，一头绣的东海长流水。看过了，又半握拳头捶打捶打，挺瓷实的，口中连连赞道：“好人好枕头，好!好!好!”
       姨姐眼里噙满泪珠子，紧紧握住张大娘的手，哽咽着说：“我爸生前常念叨，乡亲们对他太好了。那次，红卫兵要到家里揪斗他，乡亲们知道了，立马拥满整条巷，愣把红卫兵堵在巷口进不来。有乡亲们打掩护，十年大浩劫，我爸没受过一丝冲击和伤害，成天钻到家里研制他那灭草剂。”
       张大娘摇着姨姐的手说：“九九归一，还是老汉人好，命好。”
       大姑止住哭，抱怨道：“还说命好呢，世人都平了反，就他的案子翻不了。我这一包子的东西留着还有啥用?” 旁人附和着，是啊，是啊，老汉冤枉了一辈子。
       张大娘有些愤然，塌陷的瘪嘴一启一合：“唉——人能是棍?用着时抡起来防身打狗，用不着就撅巴撅巴当柴烧，恨不得烧成灰。啥世道?”
       棺材买回来了，八个小伙子龇牙咧嘴抬进屋，将它安放在北屋正中间。棺材是柏木的。两帮、顶盖和底都是独板，中间没有合缝。木头三寸厚，没有一块疤结。大舅哥，二姨姐和小姨妹都在省城工作，正在路上往回赶。他们动身前打电报告诉家里，棺材一定要买最好的。大伙儿议论着棺材真好，不管从哪个方面讲，都该给老汉使副好棺材。
       棺材暂且放得很低，两条板凳扳倒垫在底下，待人装进棺材，再把板凳立起来放好。张大娘指使人扫尘，用扫炕笤帚将棺材里面细细打扫一遍，又拿指尖把木屑屑拈出来。垫纸垫了七层，一律用的细麻纸，张大娘说，垫纸最多垫七层。人死后“论七”哩，头七、二七、三七……褥子铺了三床，底下那床是白的确良，洁洁白白。中间那床是缎子面，刺着大花牡丹。顶上那床用黄棉布做的，上面绣了九条龙。铺好褥子，张大娘吩咐人把枕头摆好，她说让老汉美美地歇着去。
       岳母躺在北屋西头输液，听说人要入殓，挣扎着要起来，大伙儿按不住。她左臂挂着吊针，挪到书柜跟前，从书摞里翻出一张人物画像，叮嘱姨姐装到岳父上衣口袋。
       姨姐展开画像，上面画的布袋罗汉。画像跟大佛寺布袋罗汉的塑像像极了。难怪岳母一直保留到如今。看到布袋罗汉的画像，我就想起大姑给我讲岳父小时候的故事。我说大姑迷信，大姑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是真的。
       岳母走到棺材前，看见里面的枕头，示意姨姐拿出来。
       姨姐疑惑，就看张大娘。张大娘摆摆手，不让往外取。她说：“老汉喂牛，踩耙，担茅子，啥重活脏活都干了，活活受了一辈子苦，该舒舒适适地歇了。让他枕高点，又舒心，又圆满。” 岳母艰难地抬起手，摇了摇，那意思很坚决。
       张大娘急了，拐拐子嘣嘣地捣地：“谁入土不枕枕头?我活七老八十了，还没经见过。这么好的人……”
       岳母没有在意这些，语气沉沉地告诉姨姐：“自打你爸遣返回乡，夜里睡觉从来不枕枕头。他说不枕枕头好，腰杆能挺直。白天老弯腰，晚上再弯腰，会驼背的。”
       张大娘手拎的拐拐愣怔在空里，不着地面。姨姐两行泪珠凝固在脸上，宛如垂吊的珠链。全场瞠目结舌，没有一点点儿响动。
       我缓缓俯下身子，轻轻抱出枕头。
       岳父穿好寿衣，平平展展躺在棺材里，像熟睡一样异常安详。他得的是心肌梗死，闭着眼睡的，闭着眼走的，闭着眼服从老天爷善报的。
       大姑将布包放进岳父头旁，长喘一口气，喃喃地说：“你把这些底稿都带去，到了阴曹地府，交给阎王爷，我就不信阎王爷也不给你摘帽子?”
       岳母用手捂住嘴，哇的一声，眼泪溅湿半截袖子。她终于哭了出来，我轻轻松了一口气。
       要盖棺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张布袋罗汉的画像，是不是也该从岳父口袋掏出来?我吃不准，没敢提。
       责任编辑　赵兰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