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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七月来临前，觉得我考重点无望的父母决定让我考艺术专业——通常，这是灰了心的父母对子女一种无奈的权宜之计。我妈说，你唱首歌我听。我唱了首《少年壮志不言酬》。当时正演《便衣警察》，满世界闪烁着金色盾牌的光辉。我不敢唱《春光美》之类的流行歌曲，怕惹起我妈的新仇旧恨：原来我成日恍恍惚惚，成绩不景气就是这些歌闹得!带着多少有些取悦我妈的意思，我唱了这首显然和自己声线过不去的歌，自己都觉不忍卒听，我妈更没从里面听出一丁点壮志。我念了美术。
       毕业那年秋天，上班几个月的新鲜劲过去后，坐在省群众艺术馆“少儿美术部”里，茫然笼罩着我。艺术馆位于城市广场一侧，一个院中深处，老楼，陈旧的木楼梯适合拍“一双绣花鞋”，踩上去发出呻吟声。办公室在二楼，窗口望去，一片灰屋顶，树枝在风里飘拂，这个位置好像存心要酝酿人的写作情绪似的，我开始在纸上胡乱涂抹些回头看能把自己酸死两回的文字。那时家里为我找了位颇有造诣和名气的国画家为师，他每天抽出宝贵的几个钟头指导我画速写，有时甚至亲自上我家去，我家住五楼，国画家的体形也绝不轻盈，这使事情更为沉重。
       我爱好美术，但没爱好到饭碗的程度。这就像对一个男人有些好感，但未到要以身相许的境地，然而，家里和国画家看好这门亲事，巴望着我和男人尽快成亲，这使本不讨厌的那个男人顿时面目可憎起来。
       觉得我资质还行的国画家为进一步训练我出手的快和准，要求我每天清早上菜场画速写。我的性情正是落落大方的反义词，何况要独自拿着画夹站在川流不息买菜的人群中捕捉速写对象(且不能总是同性或老幼)，当众展示因紧张而发抖的速写手艺!腥臭的鱼虾气味，污烂的菜叶泥泞，小贩和穿工商制服的男人……国画家认为这种训练对我画技是个很好的促进，他或者觉得我站在菜场人群中会找到站在追光灯下的良好感觉，如同现在各种海选及PK赛中的女孩一样，因人多而亢奋。然而，我只觉得崩溃。
       找件可以替代画画的正经事成了当务之急，纸笔是当时最易抓到的一根绳索。那些文字在发出来前，是你能守住的秘密。就算刊出来署的是你的名，但好像又和你没什么关系了，你可以用第三人称来掩护自己，这对于怕被忽视又易羞窘的我，是非常有诱惑的一种形式。
       2000年，开始写小说。
       “小说”，这两个字对我来说是挺隆重的一个词。那时我觉得写小说的人似乎都是武功至少练到六成以上的人，因此才有力量与那些庞杂的人物及命运过招。
       写了篇《死于华年》(刊于2000.7《青年文学》)，写一个职业稳定的女孩成天满脑子耽于幻想死亡，经常以类似问题逼问男友：如果我的腿被铁轨卡住无法拔出，而火车正奔驰而来，你会如何?她要他置身情境，认真作答，当然，她希望的答案是他选择抱住她一起从容赴死，车轮碾过一瞬，脸上带着幸福微笑。她的男友，一个精神不够坚韧的男子最终受不了这种频繁的忠贞度测试而与她分手。
       此外，她沉迷于猜想死后亲朋可能有的反应——她期盼他们能达到令她慰藉的悲伤程度。以此来验证他们对她爱的深浅。因为对死于华年这件事的着迷，她连身后事的细节都想到了，并由此产生了许多与殡葬事业有关的商业灵感……结果，她没死，另一个人死了。
       那女孩，她身上有些是我的影子，因为感同身受，写得挺轻松，由此部分地解除了对小说的敬畏，写小说原来没那么可怕。当然小说拙稚，但模糊地表达了那年二十多岁的我的一种写作取向：表达人生中无法克服的孤独、游离与不安感。即使主人公看来光滑平整，但内心都藏有一种缺陷。这缺陷和境遇无关，藏于内心，如雾飘浮。
       2001年，在《上海文学》发了4个小说，《卢苡的早春》《最后一夜》等，人物及内心都有些边缘化，小说的风格用朋友的话说是“如早春般稀薄的阳光，像蒙蒙细雨中半明半晦的回廊”——的确，差不多延续了以往写散文的路数，比起故事本身，我似乎更倾向人物心理的描述。当然，这也可能是虚构能力差的一种借口，因为讲不好故事，于是把力气更多用在了细枝末节，还安慰自己说是出于“对剖面的热爱”。
       写着写着，题材与风格更日常起来。因着年龄渐长，对生活的观察与感受有所转移，而写作方式上一如既往，我几乎很少深思熟虑一个完整故事，更多是即兴的，因着对某个细节的冲动而跌跌撞撞地写，写了一些后，冲动往往无以为继，接下去便面临烦恼，我该让主人公怎么办呢?该让他们发生些什么才好?我究竟想表达什么?表达的东西有意义吗?在自我怀疑与三心二意中，小说写完了。我想，下一个该想明白了写才好，可下一次，仍这样。
       在写小说这件事上，我并未存什么野心。同时，惰性和有限的生活经验也常常成为我不专心的借口，我写得吭哧，低产(我听南京女友说，她认识的一位作家已写了四百万字小说，每日写十几个钟头，我听得心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话原来不是诳人的，小说基本替代了他本人亲自生活吧?其刻苦也一定从写作中得到了某种补偿，但我不能想象这样子的生活，这般对小说的无限狂热我是做不到的)，我只希望一直能写下去，没有计划与目的，能够比以前写得更好。
       比起当一个煞费苦心的作者，我更乐意当名读者。但我得承认自己阅读趣味的不够深沉，那些结构或内容像迷宫的复杂玩意儿对我只能起到辅助(或折磨睡眠)的作用，尽管它们可能被冠以各种先验性的称谓，可能更象征水准，更具有被评论的价值。
       生活本身已累人，再用那些晦涩去折磨读者心智是不道德的。当我试图读那些“深沉”的东西，结果常是头痛，厌世，像从被梦魇住的午睡中醒来。因为这样，我只写自己看得明白的东西。当然，明白到像程德培先生所说，“通篇只看得到强烈的创作意图，而没有其他”也不可取。而现在，这样流于符号化的小说越来越多，主人公从言行到境遇全都典型得过了头，由此变得俗套狭隘。前几天看位名家小说，作家为表达现代女性的心理困顿，让主人公做了件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的滑稽的事，且做得神圣，一本正经——作家充满了感情让她去做，但这桩行为符号化得过了头，只显得失真可笑。
       有时，当一个小说写得过分像小说，它反而失却了最可贵的品质。这样的小说看似与生活有染，实则同床异梦。这也许是当写作变成职业后易带来的弊病，一个职业小说家的东西弄不好就会变“油”，变成纸上谈兵，通篇匠气，失掉那些最初而用力的真。
       好小说应当是怎样的?真诚，准确，深入。当然，小说不是社论，它还应当湿润留白，富于景深，散放莫名张力，像迷人的阴天。它和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当读到这样的小说的时候，人生有些意思，而写小说也真是件幸福的事儿。
       2005年夏天，和父母姐姐从沪去雁荡山。车厢里，父母睡了，我亮着床头灯看王小波的《绿毛水怪》，行前朋友推荐的，我匆忙下载打印出来。看完一页递给姐姐一页。看完有些忧伤——尽管这词有些文艺，但当时的确是那种感觉。午夜的火车奔驰在黑暗里，一个不真实的，近似科幻的爱情故事会让人如此忧伤，这本身令人感动。姐姐也觉很好，我们躺着，只有车轮碾过铁轨的轰隆声，空气里荡漾着细小的、耐人寻味的东西。那本是平常的一个旅途夜晚，但因为一篇好小说而值得记忆。
       清点自己的小说，内容不够剑走偏锋，风格不够解构或先验，我不知道这样一种温和的写作方式是否有前途(而什么又是小说写作的前途?)，就这么写吧，有一搭没一搭地，用我的语言和方式，希望随着阅历增加，多些思索，尽量把故事讲得更有意味点，讲出那些我所心仪的碎裂与温暖。
       但愿在小说中，我变得更有力，不是锣鼓喧天的力，是藏在不动声色中的力，如苏轼所言“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的力，而这不仅是技术能解决的事。品性、视野、心气、精神背景……它们是决定一个小说品质的背后的真正要素，比“写”更难的永远是生活本身。
       写出一个自己期望中的小说是件愉快的事——尽管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没干这个，能活得更健康些，把精力用在其他更“务实”的事上。写小说是会损耗人的当下的快乐的，即便是一个不好的小说，这个过程里，也会令人心力交瘁，因为你努力想让它显得好一些，但这不容易，于是被牵绊，便磕磕碰碰而不得。那么不写吧?那么多什么也不写的人不是活得挺好吗?并不因此少了什么，但，有些事物和细节会在内心怂恿，固执地，当你不甘心咽下时，那么，只有找机会吐出来。
       无论如何，我要感谢文字的搭救，令那年夏天菜场的窘迫没再延续，给了我一个名正言顺读小说的机会(曾经，我是多么胆战心惊地把小说藏在课本下看，结果总是被父亲发现，那一刻的感受，只能用四个字形容：灭顶之灾)。如果我懂得惜福，写作，应当是我一生中最大幸运之一。前几天，我在朋友的一份拍卖目录上看到当年那位国画老师和其他一些美术行业熟人作品，标着还不错的价格，每尺方比每千字丰厚多了，朋友说，你当时要是坚持下来多好!哪怕画画插图，弄弄装帧也比一个个码字强吧?我没回答。或许一切都是命定，像世上其他事一样，对我这样一个内心既懵懂又充溢着胡思乱想的人来说，文字及小说可能是最适合的表达了。
       责任编辑　晓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