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插队的时候，陕北农村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吃穿用品，大部分靠自己生产。但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向公家购买的，一是火柴，二是煤油。我印象中，几乎所有的乡村供销社里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味儿，似乎成了它的无形标志。我琢磨，这是煤油、火柴和醋混成的味道。凭着它，人们毫不费力便可寻到供销社的所在。
城里人生活中不大用得着煤油，照明有电灯。而农村则要靠点煤油灯。油灯的种类很多，老乡们用的，多半是用墨水瓶自制的简易型，瓶盖上钻个洞，插上个棉线捻子，就算齐活。下边托个木架子，移动方便。这灯省油但不亮。我们用的油灯是买来的，玻璃制作，油仓和底座铸成一体，沉甸甸的。灯头是金属的，安上灯捻儿，有一个旋钮，可调亮度。上插一个鼓肚的灯罩，点起来，虽远不及电灯，但在小窑洞里，也足以看清人的面目。这灯光黄黄的，悠悠地闪着，尤其在冬夜，看到它，就感觉到一丝温暖。
知青们煤油的消耗量是很大的，远远超过老乡。一是点灯的时间长，二是亮度高。知青们不习惯夜晚的黑暗，总是把灯拨得亮亮的。知青们也睡得晚，不像老乡那样，放下饭碗就钻被窝。我们吃罢了晚饭，盘腿坐在炕上，围着油灯，侃大山，看书，非要折腾到夜深人静，才肯休息。所以，每隔三五天，我们就要下山去买一回灯油。白天洒尽汗水，夜晚怎可无光。
插队之初，我们的身体还不能适应繁重的体力劳动，农忙时，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活儿干下来，骨头架子都快散了。回到窑里，往炕上一躺，便昏昏睡去，有时连饭都懒得吃。待春去秋来，手上磨出了老茧，肩上扛了两疙瘩硬肉，每日收工，觉得还有劲儿没使完，总想寻些事来干。秋冬两季，天短夜长，在窑里待的时间多了，肚子里的书虫就蠢蠢欲动，旧情复发，忍不住要找些书来看。自小养成的习惯，再怎么“教育”，也难移本性。
想读书，可书从何而来，经文革之劫，已焚得差不多了。“破四旧”时，废品站里书籍堆成了山，家家户户送瘟神似的往里边扔。到我们下乡时，身边除了“红宝书”和几本马列著作，所剩无几。说到此，我还真得感谢可称作我的老师的两位师哥，一位叫左林合，一位叫王秉坤。他们高我两级，在校时便以才子著称。我的读书，与二位有很大关系。
左林合精文学，当年我的母校北京十三中，有个十分著名的壁报，叫《语文园地》，每次出刊，都会引得众多同学驻足观看。左林合便是其中主笔之一。他的肚子里，有数不清的文学故事。每次聊天，从他嘴里说出的，不是柳永因词获罪，便是周邦彦哀情被赦。说时神采飞扬，唾沫星乱溅，许多故事，我至今还记得。若在课堂茶舍讲这些，倒不稀奇，在陕北土炕上，刚放下小米粥碗，就开讲文学，可见此人瘾有多大。
王秉坤体格强壮，作风儒雅，有思想，文笔好。数理化皆强。看书喜诵，每到忘情之处，炕沿儿拍遍，声震窑顶，摇头晃脑，旁若无人。我时常找寻他读过的片段，看精彩之处何在，为何获得激赏，无形中，也长了不少见识。
两位不仅肚里有货，也藏了不少书，都是当时被称作封资修的东西，真不知他们是怎么逃过的书劫。尤其是王秉坤，行李中有一只四四方方的铁皮箱，里面别无他物，满满的全是书，其中还有许多难得一见的旧版。虽然时隔三十多年，我还能记得读过两人的书有《
史记选》、《国语》、《国策》、《左传》、《
春秋》、《
论语》；诸子百家中的一些，如《
管子》《
墨子》等、《历代散文选》、《
古文观止》、全套的《中华活页文选》、北大师生著的《
中国文学史》、余英时选注的《
诗经》；唐诗选本若干种，胡云翼编的《宋词选》、《
聊斋志异》等，还有一些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
书量不算大，可全都是精品。能在陕北的土窑洞里读到，实属难得，足够饕餮一阵的了。可我初中不到两年的水平，要想读懂那些艰深的古文，还很困难，只能先从好读的入手，如《
聊斋志异》。我每日读一篇，看明白了，转成白话给大家讲故事，称作“每日一聊”，成为闲侃的重要内容。初时经常胡猜乱解，闹出笑话。好在有两位师哥时时指点，慢慢入了点境界。那时年轻，未谙男女之事，对文中经常出现的“缱绻”一词，解释不清。众人七嘴八舌，竭尽想象之能力，只有左林合，在一旁掩口偷笑。
诗词是我们当时最喜读的，也许和离乡背井的心情有关，那些带有悲凉意味的离别诗、怀古诗、边塞诗，最能引起我们感情的共鸣。尤其是许多名篇的产生地就在西北，塞上塞外是常见的词儿。范仲淹的《渔家傲》自不必说了，有一次读到唐代张敬忠的诗，诗曰：“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五原在陕北之北，古属朔方，地理环境有相似之处。读此诗，惹起思乡之情。觉北京之远，犹如长安。读贾岛诗：“客居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成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同伴相语，有朝一日离开此地，恐怕要“却望陕北是故乡”了。此话果然不假，多年后，知青们返陕北，寻故地，络绎不绝。
对杜牧感兴趣，最初倒不是因为他的诗，而是左林合讲起他“浪荡江湖载酒行”，看上一个小姑娘，待迎娶时，已“绿树成荫子满枝”的故事。自己虽落魄，亦非才子，也期望有点浪漫佳遇。这诗八成读得有点偏，却是实话。
喜欢李商隐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虽说对他的诗似懂非懂，但诗中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哀怨，还是令我着迷。将《无题》诗一首一首地背过，至今不忘。
宋词中读得多的，有柳永的《雨霖铃》、辛弃疾的《水龙吟》、李清照的《声声慢》等，一次翻到刘克庄的《一剪梅》，词曰：“束蕴宵行十里强，挑得诗囊，抛了衣囊。天寒路滑马蹄僵，元是王郎，来送刘郎。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胡床，推倒邻墙。旁人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几人读此，甚觉痛快，亦拍手大叫“疏也何妨，狂也何妨”，狂归何处，也就是乱吼一气，明天一早还得老老实实上地里干活去。
读《
史记》，最喜《淮阴侯列传》，也许是和韩信乞食漂母、受辱胯下的经历有同感，找一笔记本，全文抄下，反复吟诵。韩信“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死地而后存”的话，多少给了我一点精神鼓励。当时抄诵的还不止这一篇，像曹操的《让县自名本志令》、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柳宗元的《敌戒》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这段话，对我的启示作用，超过了许多现代的名人。
读过几篇赋，如枚乘的《七发》、宋玉的《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等。搞不懂为什么登徒子爱丑妻却被称作好色，但文中对美人的描述，“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倒是给了我许多对异性的遐想。
阅读的许多古文，都出自《中华活页文选》，这套书帮了我很大的忙，它在艺海集萃，尽选名篇，给
初习者一个很高的起点。加之名家们的详解、注释，使我获益匪浅。《敕勒歌的歌者》让我认识了斛律金，《又呈吴郎》让我探到杜甫的人性。直到今日，我仍对这套书的出版者，怀有崇高的敬意。
也有读不懂的，如诸子百家的《
管子》《
墨子》《惠子》等，那些是解放前出的旧版书，既无标点。也无注释，读起来实在费劲，便撂在一边，很少翻它。现在想起，这些书，不提内容，仅就版本而言，恐怕也是弥足珍贵的了。
当然还有小说，是各队之间传看的，一本《
封神演义》，传到我们队，首尾皆无，卷边烂页，几乎散了架。不知是谁带了一本厚厚的《收获》，里边载着一部叫《大学春秋》的小说，被我读了许多遍，倒不是说小说有多么精彩，因为它讲的还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故事。但里面描绘的大学生活，让每天扛锄头挣工分的我，艳羡不已。课堂、校园对我们而言，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还传来了一两本《静静的顿河》，由于不全，我们对故事没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只是对格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滚在草棵子里的情节，最感兴趣。说起来也好笑，由于书中没有细节的描写，众人还对男女主人公“干那事”没有，争论不休。有自称懂的，说得真事似的，只是我当时对“那事”，无知而好奇。听得面红耳热。
说也奇怪，大家不约而同，带的几乎都是文史哲方面的书，数理化的则一本没有。或许有，但大家没读，反正我是没一点印象。当时下乡，强调要“扎根”，当一辈子农民，数理化何用?离现实生活太远了。后来才有了进工厂上大学的机会，可当时谁能想得到。记得有一次外队同学拿来一册初中数学课本，学过的。我惊愕地发现，它对于我简直就像天书，那些方程式，竟然一点也看不懂了。当时我很是悲哀，因为我上学时并不是一个差生．怎会忘得如此干净。回头一想，也难怪，“文革”六六年开始，我们卷入其中，成天革命造反，学着大批判的话语，迷恋着辩论的技巧，背着“老三篇”。头脑中何曾给数理化留下一丝地方。由此，彻底绝了搞理工的念想。以后，果然搞了文，以编辑为职业混饭吃，追根溯源，此事起了一定作用。
时隔三十多年，我依然怀念那盏小小的油灯。山村的夜晚，寂静而漆黑，不时传来的几声狗叫，更显得四野空旷悠远。唯有窑洞窗户透出的光影，在天地之间，添上了一点暖色。几个年轻人．围着油灯，头对头，读书侃书。身子扑在炕上，影子投在墙上，窑洞里其他地方都是黑黑的，那光只照亮了脸和书。现在想起来，这场景很是温馨。老镢头、黄土地、读《
史记》、背唐诗，这些看似不搭界的东西，被一盏小油灯，柔和地融为一体。
没有人告诉你要读书，也没想过读书会有什么用，它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成为生存的一种本能。我不能说插队的几年我们学了多少东西，尤其是我，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全凭兴趣，翻到哪篇就读哪篇，没有系统，没有计划，说不上知识的积累，顶多是增添了一点谈资。比起后来在知青中涌现出的许多学者和作家，我们星星点点的阅读可能不值一提。但是，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的间隙，我们多少保留了一点学习的习惯，也算是难能可贵的吧。
想起那片林
三十多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在土窑洞昏黄的油灯下，几个知青正在进行热烈的讨论。议题很大，也极具时代特色，即是如何改变陕北的落后面貌。当时我们插队已近一年，从春种到秋收．山上山下跑了个遍，见识了风霜雨雪，尝到些酸甜苦辣，自然会生出些感悟。大家七嘴八舌，口无遮拦，嚷嚷了半宿，得出的一致结论竟然是——退耕还林。
当然我们还没有那么强的概括能力，总结出个名词来，但意思是差不多的。我们的话是，陕北这地方，根本就不适合种地，要想改变面貌，只有把山地都废了，种上树。至于山地废了之后，当地农民口粮如何解决，我们就想不出来了。那是大人物们该考虑的事，几个小知青深夜论农，有点“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味道，过去读的书还没全忘掉，已经不易了。
但这些话在当时是不敢说的。那时的农村，强调以粮为纲，正在大搞农田水力基本建设，移山造田，搞什么人造小平原，粮食亩产要过黄河，跨长江。你却嚷嚷退耕，逆潮流而动，想找倒霉不是。说完也就完了，自己也没把它当回事，依旧掏土垦荒，铲草除根，干着破坏植被的事。
直到几十年后，退耕还林成了一项国策，我才想起这档子事来。小民当年书生意气，免不了有指点江山的毛病，这里也没有表功有先见之明的意思。我只想说，此项决策虽说英明，毕竟晚了一点。小子插队一年，就有此议论，想必专家们早有方略。只是难度很大，需要方方面面统一思想，制定政策，还得人大讨论通过，不是一句话的事。不管怎么说，迟到总比没有强。
记得去插队的时候，坐的是敞篷卡车，刚一进陕北地面，有的女生就哭了起来。一眼望不到边的秃山荒岭，沟壑纵横，灰褐色的土地裸露在苍天下．看不见树木，看不见瓦舍。虽说我们思想上对农村的艰苦生活有所准备，但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是让我们触目惊心。
“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风刮起黄沙飞满天”，黄土高原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植被的覆盖率不足百分之六。我曾站在高高的罗子山上。俯瞰这片高原。所谓皇天后土，被水流分割得支离破碎，道道深沟，层层山梁，无遮体之草木，显突兀之苍凉。“荒河裸露无寸土，可怜江山贫到骨。”不知是何人的诗句，却唱出了无奈与心酸。我们当时知道的陕北，只是从书上读到的革命历史，宝塔山延河水，曾带给我们美丽的遐想。然而它真实的状况，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难道陕北就该如此吗?我们当年的疑问，不是出自书本，而是缘于生活的困惑。后来我倒查找过一些资料，那里的记载让我吃惊，专家们说，陕北历史上曾经是森林茂密，水草丰美，河流湖泊星罗棋布，宜农宜牧。还说“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现已被荒漠吞噬的靖边县统万城，曾是大夏国都，史书记载，这里“临广泽而带清流”，“仓稼殷富，水草丰美，牛羊街道”。这和如今景象相比，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
由于历朝历代过度的垦伐，陕北的自然植被几乎破坏殆尽，但犹如蹩脚的剃头匠，总会在边边角角留下些残茬，所以陕北的个别地方，还残存有森林。我去过黄龙、富县的牛武，延安的南泥湾、乔山，延长的石码科，都见到成片的树林。石码科的林子，枝藤繁茂，密得人都钻不进去。山间有流水，壁上有青苔，湿气逼人，哪有干旱的样子。可见先人所记不谬。当地许多村庄的名字，美得叫人心动，如榆树山、杏树梁、松树峰、柏树峁、枣林坪、青杨台等。陕北的百姓实诚，不会瞎说，他们把树作为村庄的标志，我们可以想见曾经绿荫遮蔽，山清水秀的样子。据专家统计，黄土高原地名中所涉及的植物，就有六百多种。当年八路军进驻南泥湾，见到的情形是“方圆百里山连山，只见梢林不见天，豺狼黄羊满山窜”。虽然荒凉，但也是林木遍野，郁郁葱葱。
插队的时候，村里的老人们说，他爷爷那辈儿。山上满是大树，他父亲那辈儿，山上还有灌木，到他们这辈儿，山上连草都快没有了。要不是他们信誓旦旦，我绝不会相信，因为我实在想不出，这片秃山长满林子是什么样子。我住的村子里，倒还有几棵树，但举目四野，几乎看不到一片绿荫。只有刘家水道偌大的山梁上，孤零零的剩了一棵杜梨，显得那么不对称。要不是拦羊人想尝点零嘴儿，恐怕它也留不到现在。我也曾在洛河河谷住过一阵子，两岸秃山，大杀风景，据当地人说．原来两边山上都是一搂粗的大树，五八年大炼钢铁时，全都砍光了。现在虽然年年植树，但想还原旧貌，似乎是不可能了。
专家们分析过，陕北近三千年来，天然植被型的分布状况未曾发生较大的改变，气候变化也没有对植被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堪称黄河头号生态问题的水土流失，归根到底还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历史上黄土高原曾经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人口大量迁移，战乱不断，开荒屯田加之滥垦滥伐，造成农业生态系统长期超负荷运转，森林生态系统遭到了彻底破坏。
历史上的事咱不说，仅就我插队时的所见所感，虽不全面，也还是能说明些问题。大自然其实是有一定的恢复能力的，每场雨后，崖边上会迅速地长出蒿草，没人到的地方，不知不觉会生出小树。只不过，它们存活不了多久，形不成具有生态意义的植被，原因有三：一曰开荒，二日放牧，三日砍柴。
陕北干旱半干旱的气候条件，高低不平的地势，荒凉贫瘠的土地，本不适于农业耕作，无奈人口众多，张嘴要吃，只得向山上要。无水无肥．广种薄收，一亩地打个几十斤，就算不错，有的地方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只有靠多开荒，增大面积。来保证粮食的总量。所以把能开的地全开了，哪会给树木草场留下个生存空间。越垦越穷，越穷越垦，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那时我们扛着老镢，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架山一架山地掏过去，管你地上长着什么，一概放倒。我们队的一千多亩地。分布在周围十里的大大小小的山梁上，从春耕开始，几乎要用三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开垦一遍。土地很少有轮休，有的还要种上两茬。就这样，每年的口粮还是紧紧巴巴的。说起人口，有历史地理学家考证，在明末清初时，黄土高原人口是一千五百万，到了一九九○年，已经增到九千零二十九万。如此重负，叫这片贫瘠的土地很难得到休养生患的机会。
粮食如此紧张，钱就更少了，队里每年的现金收入，就得靠放牧的那群羊。拦羊的活儿既辛苦又自在，信天游里许多浪漫的事都发生在羊倌身上。陕北的羊儿却可怜，不像草原上的羊，能在草棵里打滚儿。陕北裸露的山脊上，就没有多少草。它们爬坡下沟，攀崖过岭，每天不停地吃，也只能混个半饱。逼得山羊学会了啃树皮、刨草根的本事，只不过土地的一点点生机，在它们小铲子一样的嘴下，被扫荡殆尽。陕北村村都有羊，十里八乡的，每天有数群羊在游荡，可想而知，每架山不止被扫荡过一次，纵使天降甘露，植物又如何能长得起来。
就算羊不能啃干净，还有人呢。俗话说，羊能去的地方人都能去，羊上不去的地方还得靠人拉一把。人是要吃饭的，婆姨们每天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烧火做饭。每到饭时，只听得各家风箱拉得山响。巧妇难为无柴之炊，而柴是要靠男人从山上背回来，所以在干活歇息时，男人们都抓紧时间搂柴。这柴其实就是革，我印象中主要有黄蒿、白蒿、羊叶子等。若能刨到树根或一两棵灌木，如马茹子，就算有了大收获。山里男人好身手，那些羊都上不去的悬崖绝壁上，如果有梢柴，他们也能想办法把它够下来。刚刚长出的小树苗，才手指粗细，就被砍柴大军缴获，填进了灶坑。白蒿就是艾草，光冒烟，不出火。黄蒿好烧但不禁烧，轰的一下就完了。最好的就是羊叶子，火力旺，山上也多。一天三顿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这么多的村庄，这么多的人，要烧掉多少植物，才够糊口。有人会问，庄稼的秸秆不是可以烧吗?在陕北，庄稼矮小，粮食产量低，秸秆也少，况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作牲口饲料，剩下的，远远不够。
没有了植被，松散的黄土就失掉了保护。我们的镢头，把每一架山的土都挖得松松的，等着风来刮，由着水来冲。陕北没雨可怕，有了雨，特别是那种“老白雨”更可怕。它可以把成千上万方的土一下子冲走，在山谷中形成汹涌的泥流，带着轰鸣，咆哮而下。推倒房屋，卷走牛羊，平时懒洋洋的河道，瞬间变成狰狞的巨龙。我们插队的第一年，就有知青由于缺乏经验，听到山水下来的声音，却不知及时躲避，结果葬身洪涛之中。水土流失对于我们，已不再是书本上的名词，它带给人们的是恶劣的环境，辛苦的劳作，微薄的收成，贫困的生活。
陕北终于开始退耕还林了，这是人们在饱受大自然的惩罚之后，作出的正确选择。历史上，我们从这块土地上索取了太多的东西，使它贫瘠若此，如今，该是偿还的时候了。我总想，那片林子。它原本就在那里，在我们人类进驻之前，它是这里的主人。守护着黄土地，保持着有限的水分。它也曾宽容地接纳了我们的前辈，奉献出木材、果实和土地。而人类无节制的垦伐，却让它彻底消失了。人们得到了属于森林的土地，同时也得到了荒漠和贫穷。我们似乎不应该苛求祖先和当地的百姓，个体的生存需要，常常使人无法顾及整体的环境和长远的考虑，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全社会的努力。
我去年回了一趟延安，沿途山上，已初见绿色，让人高兴。可我年轻的同伴却没有这种感受。他们还在问我，当年怎么会到这么苦的地方来。我无法向他们解释，东西部的巨大差距，使人在认识标准上产生的不同。来自青山绿水地方的人可能不知道，黄土高原上的一点点绿色，包含了多少汗水与辛酸。西部就是西部，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必将使人们付出加倍的努力，但我也知道，只要有了绿色，就有了希望。
责任编辑 赵兰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