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郭运的父亲郭瑞仁用一个编织袋拎着他的骨灰就要回贵州纳雍县黄包包村的家了。他满脑子的疑惑，在高楼的晕眩里搅和着——这楼房怎么就砌得这么高呢?四天中，他戴着一顶全新的黄军帽，穿着半新的解放鞋，在广州的大街上走，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天。
       一个月前，郭运就是从这里回去的，他想在自己家里建一栋房。他想建的房子只有一层，但是建一层的房，他打了六年工积攒的钱也还是不够。要建房，他还得继续出来打工。
       父子俩相继来到广州，前后只差七天。七天前，郭瑞仁把儿子送上去贵阳的长途客车，约好春节回家。七天前，郭瑞仁只知道广州、深圳这样的地名，它们是什么样子的，他有过零零星星的想象，但对二三十年没出过远门的郭瑞仁来说，他怎么也没想过自己会到这样的地方来。是儿子的死讯让他到了广州。
       郭瑞仁在广州的马路上走，无法找到儿子的踪影。儿子怎么就会在这个陌生地方永远消失呢?他真的不回去了?更令他无法接受的是。儿子还是一个杀人犯！
       9月2日早晨6点多钟，郭运从1320次火车走出广州火车站。10点30分，惨剧发生。9月3日新闻报道后，广州城震惊了，有几百万广州人产生了极度的疑惑——好好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杀人、自杀?!
       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郭运在他死前肯定不会在意它。一切显得没有征候，哪怕灾难和死亡离他只有三个小时的时候也是如此。
       一
       郭运回到家，耳根突然安静下来了。静得耳朵里面发出轻轻的喳喳声。习惯城市的耳朵一时习惯不了乡村。视线里，也看不到什么动的东西。只有山，一座座孤峰耸立，这些石灰岩的山，像他小时候那样一直就耸立在那里，任这个世界千变万化它好像从来不曾变化。只是郭运觉得它比从前矮了许多。小时候记住的东西，等到人长大了，特别是人离开它了，出远门了，再回来的时候，原来高大的东西都会显得矮小许多。他坐在自家门口望着这些山峰的时候，父亲郭瑞仁已经背了一大篓洋芋进门了。他在自家门口坐了一个上午。燥热的蝉声在樟树上此起彼伏。
       比起深圳那些高楼，这些山真是些废物。郭运想起自己第一次到深圳，一下汽车，一栋黑色的大楼阴影把自己全罩住了，那栋楼离自己还远着呢，隔着一个大广场。阴影从地上爬过来，让水泥地发出一种幽暗的蓝光。他抬头看了一会儿，脑子里模糊地想到过老家的山，那一座座石灰岩的山，它们谁更高呢?他那时站在高楼的阴影里等他的中学同学王福田。
       王福田与他一样都是乡下人，但他进城没几天，就看不起乡下人了。郭运本来也梦想着做一个城里人，但在城里打了两三年工后，他明白凭自己这身本事他是一辈子做不成城里人的。他认定了自己只是个乡下人，城市只是临时的栖息地，他像一只鸟，巢筑在乡间的树林里，到城里只不过是来觅食的。在觅食的时候，他时时想着的是自己的巢，在外受了欺负，人家给他最差的食吃，他也都能忍。因为他一想到自己温馨的巢，眼前的一切就都变成临时的了，临时的忍一忍就过去了。他在想象中把童年的日子越想越好，把黄包包村的巢也越想越美。时时拿村里的长处与城里的短处来比，心里不知有多熨帖。
       这一个上午，离开了深圳的混凝土丛林，回自己的巢了，自己为什么还老想着它呢?
       一想到深圳，郭运就变得有些焦虑了。他从深圳回家是8月10日，今天是第几天了?他喊：“爸，今天几号?”没人应，他再叫。屋里传来一声：“哪个晓得，好像古历二十六。”问了也白问。郭运哪里晓得古历是多少。他想起问问女朋友，就打开了手机，打通了女朋友的“动感地带”。那边嘟嘟响过三声，就跳出了女朋友杨萍甜甜的声音。她问他在家干吗。这一问让他更烦了，直愣愣就问她今天几号了。杨萍反问他，问几号干吗?你回去九天了。房基地选好了吗?正在郭运犹疑的时候，母亲龙上英叫他吃饭了，他就匆忙说了一句，家里宅基地被做了规划，还在托人找路子，有消息我会告诉你的，说完就“啪”一声挂了电话。
       郭运清楚，这房是砌不成了。不但宅基地还没着落，就是砌屋的钱也还差好几千元。原以为六年在外辛苦赚的钱，可以砌一栋平房，没想到在黄包包村砌屋比他出门打工时贵了快一倍。他听到砌匠跟他算完账，人一下就像从大热天掉到冰窖里了。他望着那个留着稀薄胡子的砌匠，觉得进门时，他是俯视砌匠的，现在怎么就觉得自己萎缩了，他得仰视他才成。他听到了自己说出的话：“还能少一点吗?”声音又尖又细，气息也没有那么顺畅。砌匠是郭运家的远房亲戚，他把嘴上的稀薄胡子弄得一抖一颤的，好久了就是不见嘴张开。郭运盯着这些稀稀拉拉的胡子，等着他张口。“这是最少的了，要降价，只有不粉墙，不做水泥地。”砌匠又算了一把，抬起头，报了一个数字。轮到郭运算了，他算数时喜欢闭上眼睛，等他睁开眼睛了，数也就算好了，算来算去，还是差了四五千块。
       家里这栋低矮的红砖房，早已经破烂不堪了。比城市里那些流浪者搭的临时窝棚好不到哪里去。外面刮大风时里面刮小风，外面下大雨房里下小雨。一口口砖好像极不情愿地凑合在一起，把缝裂得拇指一样宽。看着这些已被无数手指摸得发黑的红砖，他心里就堵得慌。女朋友跟他约法三章，没砌房子她不回来，没砌房子不能公开他们的关系，没砌房子她不嫁。他辞了工，就是回来砌房子的，他要把杨萍娶回家来，他不再想出远门了，再也不想过那种外面漂泊的日子，他需要安安稳稳过正常人的家庭生活。但一切梦想被这几千元钱拦住了。
       刚到家时，他和杨萍还热线联络着，短信一刻也停不下来。他想着她，有时，他还走到村口玉米地里给她打电话，说些疯话，掉眼泪的话。尽管话费难以承受，但他整天跟丢了魂一样，像瘾君子来了毒瘾，爱情有时候就是一种病，他听到杨萍的声音，病就好了，就觉得心里安定了。
       虽然只有几天，郭运觉得回来很久了。在黄包包村转悠，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出外打工去了，狗冲着他吠，他吹口哨、给狗招手，几条恶狗不买他的账，认定他是个外来人。想想以前，他也是喂过狗的，全村哪条狗见了他不是老远就摇尾巴的。现在他回来好几天了。仍然把他当做危险人物，对他丝毫不肯放松警惕。郭运一气，捡了石子就扔了过去，狗群怪叫着跑远。但跑远也不过是几十米，没多久就又转了回来，继续朝他吠着，音量更加宏大了。
       村里出来一个老人或者小孩，一看是郭运，对着狗吼几声，它们就乖乖走远了，各自寻欢去了。郭运觉得心里别扭。
       经过人家地坪，鸡在地里刨食，他走路的速度惊得刨食的鸡咯咯直叫，扇动着两个翅膀飞跑到一边去了。郭运意识到自己走路急匆匆的样子，与村里人不紧不慢地走路大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变了，变得与族里的婶婶伯伯多说几句话的兴趣也没有了，哪怕人家主动打听他在外面的情况，他也是用不能再简短的话搪塞过去。聊天是一种心境，彼此要有共同的意愿才行。郭运不是不想说话，他遇到合适的
       对象又说又笑的，为什么回村里了他连个说话的人也找不到呢?以前在村里，他可是快快乐乐的，没有这样格格不入啊!怎么回来了也这样孤单!自己好像也把自己当外人了，总是以一个局外者的眼光观察一切。他很讨厌这样，城里人看乡下人总是很优越很居高临下的，自己怎么也这样看自己的乡亲呢!在外他很喜欢那些唱乡愁的流行歌曲，他唱一唱，唱过后好像乡愁就没那么浓烈了，但回来了仍然感觉有“乡愁”，这种“乡愁”又不是那种乡愁，是一种他无法说出来的乡愁。
       杨萍在电话里跟郭运说，她也做好了辞工的准备，房子一上梁她就赶回来。但自从砌匠来过之后，他们的热线就慢慢冷了下来。有时他去地里帮父亲收洋芋，就把手机扔在家里，不想带着它在身边。这样好像烦恼也离自己远一些了。
       中午，母亲做了洋芋炖猪肉，香气从房里飘得老远，连狗都知道今天中午有肉吃了。他闻着这气味，感到温暖。小时候，每当闻到这气味就知道又是一个什么节来了。不过节哪来的肉吃。这样说来，他回来已过了好几个节了。差不多隔天吃一次肉。父母靠家里几亩薄田过日子，刚够填饱肚子。每月的油盐钱都要发愁。肉一个月才吃上一次。这是父母破例为他做的。他为自己没能让父母过上好一些的生活而内疚，他怨自己无能。回来的时候，他一进家门就塞给了母亲三千元钱，在外六年也没怎么孝敬过父母，每次回家，父母只收他一两百元钱，总是嘱咐他攒点钱，将来娶媳妇用。他这个岁数在农村早已到了娶亲的年龄了。这次不出去打工了，就一次性给父母一笔钱，让他们慢慢花，再不用为油盐柴米操心。他要让他们为自己赚的钱而惊喜一次。他想尽一份孝心。
       他还给母亲买了一件红色罩衣，两双塑料凉鞋，到了贵阳又加了一大包洗衣粉，给两个侄儿买了糖果饼干和学习用品。到了纳雍县城，想着没给父亲买什么，又折回日杂市场，挑了一顶黄军帽，一双黄色解放胶鞋。
       郭运回来得少，两三年才回来一次，他舍不得路费钱，一般住上几天就走，也是为了早点上班多挣几个钱。父母心疼他，这次回家，母亲头天就把自家的鸡杀了。这会儿龙上英叫得欢：“娃啊，娃啊，吃饭啦。”“去把你哥也叫过来。”他哥郭仪就住在隔壁，郭运懒得动，扯着嗓子喊：“大哥，妈叫你来吃饭咧!”那边却没有人应。他还在地里没回呢。
       郭运以为自己奋斗了六年，积蓄了一点钱，回到黄包包村也许不会过从前的穷日子了，他曾因交不起学费，初中辍学了两年，后来父亲给他凑齐了学费，他才跟着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妹妹初中毕了业。没有钱，高中不能上了，他回家帮父亲干点农活。现在，他打了六年工还是不能翻身。心爱的女人可能会因此而离开自己吗?她是那样希望有一栋自己的房，但现在他做不到了，能告诉她真相吗?不能!他还要作最后的努力。他不能失去她。
       二
       郭瑞仁见到郭运，郭运躺在一个玻璃盒里，脸上早已失去了血色，又冷又硬。第一次陈列床上没有人，工作人员摁下起降机开关，身上盖着白布的郭运才缓缓升了上来。
       一号大厅好像永远都是安静的，好像这安静有一种期待，就是期待哭声。巨大的寂静是一头嗜血的巨兽，这血无疑就是这空荡空间里突然喷发的哭泣。大厅里虽然灯光通亮，郭瑞仁仍然感到有些幽暗。
       龙上英看到儿子，腿一软身子就瘫跪到了冰冷坚硬的瓷砖地上，号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在大厅里回旋，空荡、孤单、突兀，没有接纳它的地方，它就在里面横冲直撞，像一头进入城市的水牛。这安静之地从没遇到过这么放肆的哭。龙上英又是号又是喊，声音像一股突发的山洪，完全不管不顾。她伸出手想摸一摸自己儿子的身体，手掌碰到的却是坚硬冰冷的玻璃。“运娃，娘来看你了，你醒醒啊!你看看娘啊!”冰冷坚硬的玻璃把她的哭声挡在了外面。
       郭瑞仁眉头拧成了一座山，目光在瞬息间变得异常苍老，他先盯着郭运的脸看，随后缓缓扫过郭运的身体，口里喃喃自语：“这是运娃，运娃的牙齿就是这样的，嘴唇盖不到左上边的牙。”随即身子—瘫，再也无力支撑……
       这并不是梦，在郭运离开黄包包村一周后，郭瑞仁、龙上英也上了广州，在广州殡仪馆见到了死去的儿子。
       这一天，雾蒙蒙，雨淅沥，天地灰暗一片。他们一早起床，龙上英多穿了一件灰色外套。郭运的大姐夫张同、龙上英、郭瑞仁都知道，这一天是去殡仪馆认尸。 他们起床后就没有说话，早餐也没人吃。一家人先到了天河刑警大队。张同很快拿到了认尸证明，只有凭借这张薄纸，他们才能见到郭运。张同把它放在贴身的衬衣口袋里。
       一路都是沉默。车窗外风声呼呼，闹市的车马喧哗橡皮糖一样黏着就再也扯不掉了。龙上英把车窗摇了起来，头无力地靠在窗上。郭瑞仁坐在她身边，双眼紧闭。声音仍然在所有的空间里嗡嗡嗡响着。
       殡仪馆建在一处开阔的地方，前面有草坪，走过大片绿地，灰色的圆形建筑摊开很大一片。到了殡仪馆办事大厅，旁边的葬礼用品店，摆满了花圈、寿衣、骨灰盒。张同办过手续，他们到达一号大厅，龙上英、郭瑞仁被人扶上十级台阶。
       工作人员都吃午饭去了。他们在门口长椅上坐了二十分钟，大厅门“吱吱”打开了，里面传来一声：“郭运的家人——”郭瑞仁、龙上英慌忙起身，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儿子会到这里来与他们见面。这个从没看见过的巨大的灰房子，只有他们孤单单三个人影，大厅的空荡和安静一下就把他们吞噬了。他们像走进人生最深邃的梦境。
       三
       郭运第一次见到杨萍是在她的宿舍。同学王福田在汽车站接上他后，就把他带到南山的一家电子厂。杨萍在这里做工。他们都是贵州纳雍人。两年前郭运回家过春节，碰到了也是回家过春节的王福田。郭运在广东开平打了四年工，每月工钱几百块，而深圳打工的王福田一个月有一千多元的收入。他就决定春节后不去开平，转去深圳了。
       那天，他下了汽车，站在大楼的阴影里，一个人从身后推了他一把，他认出了同学王福田。他一高兴正欲抓一把他的肩，王福田轻轻往一侧闪了一下，他举着的手空空荡荡，在半空中待了一下，拐了一道弯抓着了自己的头发。他对着王福田笑：“辛苦啦。”王福田伸出右手抓着编织袋一侧的提绳，他赶紧抓紧另一侧的绳索，就随着王福田向着大楼阴影的深处走。
       他有很多事情想问王福田，但一看他不太情愿说话的样子，就跟着他一路闷走着。王福田带着他走到人行道上他就走到人行道上，带着他横穿过画着白色线条的马路他就横穿过马路，带着他上人行天桥他就上人行天桥。
       那栋黑色的大楼就在身边转啊转，模样一会儿变一个样，一面是凸出来的，另一面凹了进去。从他们身边不断有人走过，他们脸上的表情也灰着，看不出喜怒哀乐，很少有人说话。只有嗡嗡的汽车声，还有红绿灯交替时汽车发出“吱——吱——”的轻微刹车声。汽车的喇叭也是哑着的，大家一起走一起停，没有谁出声。
       
       郭运觉得到底是深圳，与他见过的世界就是不一样，连街道也是干干净净的，楼房一栋高过一栋。黑色大楼突然之间就找不到了，另一栋更高的白色楼房出现了，他有点惊喜，但看到王福田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也就把脸木了下去。
       在衣着光鲜的人群里，郭运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衣服实在太脏了，挤车时又给弄得皱皱巴巴的，编织袋用了两三年，被人踩踏过，比他看到的一个垃圾桶里的东西还显脏。
       高楼大厦已经把天空遮得几乎看不见了，里面的灯光辉煌一片。迎面走来的人闪到一边，郭运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嫌他脏，怕弄脏了自己的衣服。一刹那，郭运觉悟到了自己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他不熟悉的但却富有的世界，他是那样渺小，他感觉到身子里面隐隐的恐惧像呼吸一样在散发。
       他们终于到了公共汽车站，坐上了往南山的公交车。天就在那一瞬间黑了下来。郭运看到路灯在他一转身时齐刷刷地亮了。
       吃晚饭的时候他就认识杨萍了。她帮王福田和他各打了一份快餐。郭运到工厂的时候，工厂已经关了门，食堂也关了门。杨萍在宿舍门口等着他们。
       四
       郭瑞仁听记者说郭运有女朋友，他说他从来没听郭运说过。他木在那里，想了半天，儿子天天在身边转悠，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呢?有一次，他看到儿子在菜园子里打电话，他只看到他的背影。但儿子走到地坪时，他发现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他心里掠过一丝不安。再后来是玉米地里，他去看牛，看到儿子在玉米地埂上打电话，他叫了一声“运娃”，他没听见，他再叫他时，他已挂了电话，问他要到哪里去看牛。郭瑞仁说，就在前面岩背。郭运就说他要上一趟县城，去找一个同学。郭瑞仁认为刚才的电话就是同学打来的。他呵斥了一声水牛，说晚上早点回来，就往前走了。
       为什么有了女朋友不告诉家里呢?郭瑞仁是认真问过几次的。他的侄女郭晶来家里玩，说起郭运谈女朋友了。龙上英忙问她消息哪里来的，侄女说，外面打工的人说的。‘晚饭后，她把郭运叫到一边，问：“运娃，郭晶说你有女朋友了，干吗不告诉娘?”郭运说：“娘，别听郭晶瞎说，娶亲的钱还没有，哪敢谈朋友。”龙上英叹一口气：“娘是知道你的难处的，谈了朋友也不要瞒着娘，记得告诉家里。”这些话郭瑞仁在一边都是听见了的。
       住在广州的宾馆，郭瑞仁闭着眼睛想，想想起一些什么来。又有一个细节出现在他脑子里，那天晚上，他出门小解回房，听到郭运在说梦话，起先他没在意，躺到了床上，郭运越说越冲动，“萍，萍，萍萍……别走。”“萍，我不能没有你呀，不能没有……真的……一辈子。”“萍，萍，别走。”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郭瑞仁叫了两声运娃。郭运没声息了，大概被叫醒了。郭瑞仁认为他在做噩梦。他白天干活太劳累了，上床不久就睡着了。想着第二天问问他晚上做的什么梦。但第二天一觉醒来，他就忘了这件事。
       郭瑞仁心里哀叹着自己怎么这样大意!于是又想起了另一个晚上的情景，他被一阵响动惊醒，睁眼看到一个人影拉开房门出去。黄包包村还没出现过小偷。他认定是运娃出去方便。那晚月色如水，远处的山影清晰可见。郭瑞仁朦朦胧胧不知睡了多久，也不知道郭运回来睡了没有。等到门再响的时候，他弄不清儿子出去了多久。
       第二天依然如此。郭运出门时郭瑞仁看到了从门缝泻进来的一地月光。但这一次他很清醒，好久见儿子还没回来，他就起了床。地坪并不见人影。四周静得可怖。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声。他叫了一声运娃，没人应。他沿着房屋一侧的水沟往前走了一段路，像听到人的哭声，但很快又没有了。他是一个道士，是信鬼神的。他随即念了几句咒语。他再抬头，发现前面小桥上坐着一个人，他叫一声“运娃——”．那人影应了一声。正是运娃。他吃了一惊，问他为何不睡觉，一个人跑到外面来了。郭运答，屋里太热，外面凉爽，他来乘乘凉的。这天也的确是有些炎热，郭瑞仁也就信了。与郭运说过几句话后，他催促运娃回屋睡觉。郭运不肯，还想一个人凉快凉快，郭瑞仁就说不要一个人待太久，就先回了。 难道说那若有若无极其伤痛的声音是运娃在哭?
       五
       郭运与杨萍的爱情说来十分平常。初来乍到，郭运是只落单的鸟儿，孤独、落寞，还有些恐慌。老乡里面，杨萍对他最热情，晚上愿意陪他多聊一会儿天，有时也去逛逛街。郭运懂电脑，他带着杨萍去网吧玩。教杨萍怎样上网、怎样用五笔打字。后来，工厂为丰富员工业余生活，也开了一间电脑房，可以上网玩了，他们就从网吧转到了工厂的俱乐部。
       在南山的一个大广场，每晚都挤满了人，有跳露天舞的，有参加卡拉OK擂台赛的，有摆放各样书报刊的摊子，只要交三块钱就可以进去看和玩。广场边有人摆一台电视、一套音响，交三元钱可以点唱一首歌。郭运带着杨萍去唱了几次，还去西餐厅喝过一次咖啡。两个人又一起去学溜冰。
       等到郭运跳槽到另一家工厂时，杨萍才发现自己离不开他了。郭运每天也来找她一次。他们的关系就是那时确定下来的。郭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嫁给我好不好?”杨萍想都没有想低头就“嗯”了一声。那天晚上，他们散步来到了莲花山公园，在草地上，郭运抱起了她。手抚着她的背，呼吸一下就变得粗重了，他闻到了一股奇香。身子像触电一样，全身血管都鼓胀起来了。他的手滑进了她的衣领，抖动得厉害。杨萍闭上了眼睛，胸前那一对脱兔像交给了一个猎人，那猎人的手是一个火把，把她点燃了，一场大火烧遍了她的全身，她感到灼热、窒息，想呻吟。她在烈火中把自己献了出去。
       两个寂寞无助的人，最能互相取暖。郭运抱着她，感觉到他坐着的这个地方变成了他自己的，是他在这个城市的“一隅”。那种漂泊的感觉似乎不再那么浓烈了。他深深吸了一口草木散发的清香，第一次感觉到了亲切的滋味。这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来深圳半年，他没有觉得有哪一样东西是属于他的。哪怕路边的一颗钉子，都与他无关。都印刻着深圳这个陌生的名字。他似乎总在抗拒着，抗拒周围的一切，直到把自己孤立起来。他看到别人在亮光闪闪的餐厅吃饭，他看到别人打的，看到衣着时髦的人匆匆走过，香水味随风飘来，他觉得自己与他们是生活在两个遥远世界的人。他去商场逛，随便一瓶香水就抵得他一个月的收入；一顿饭，如果点上四五个菜，他得二十天不吃不喝才能把钱赚回来。他在大街上饿肚子，也决不去快餐店买一份快餐，口渴得冒烟，也决不买一瓶矿泉水，他舍不得。尽管他口袋里装着钱，但他时时刻刻感觉到自己穷。穷得让他害怕。他死死抓着口袋里的钱，像抓着救命稻草。他只是晃荡在这座城市的影子。不会有人拿正眼看他，他是多余的，他早已被这个世界抛弃。抓着钱他才觉得自己走起路来有力量。他才知道自己人在哪里。每省一笔钱，他就多一份安全感一份宽慰。他只与杨萍在一起时花钱，他不能让她小看自己。但每花一次
       钱，他都要紧张得抽冷气，就像抽了他的血。
       杨萍关心他，爱他，愿听他讲老家的故事，讲他自己小时候的事，她几乎是他的恩人，她让他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可以体会到做一个男人的感受。恐惧感沉降下去了，某种啤酒泡沫一样的东西浮在他的世界。
       这个晚上，他紧紧搂着她，身子发抖。远处深南大道一个个从黑暗中划过的车灯，一个过去，又一个过去，没有停息，发着白玉冷光的灯画出了一道道光线。远处工地上，打桩机隆隆响个不停，大地在颤抖，白炽灯把工地照得雪亮雪亮。没有谁知道，在黑暗的深处有两个来自异乡的青年，相依为命，依偎在一起。这个举着大步正匆匆迈进的世界，既抛弃他们，又让他们紧靠着自己，让他们看着世界飞速变化，又让他们离这个世界愈来愈遥远，他们时时刻刻感受的是跑进别人城市的滋味，想起自己乡村的贫困潦倒、失去的宁静。乡村不再是城市的母胎，什么时候开始，它变成了城市的奴仆。乡村伊甸园式的时代破产了、终结了，新的世界历史正在诞生。
       这个晚上，他们感受到彼此的需要，彼此对温暖的渴望。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一切变得像梦境了。他们抱得更紧，彼此深深地进入对方的身体，两颗心挤压得快透不过气来。
       从这一夜开始，他们感情急骤升温，彼此托付终身。他们说起回家的话题，说到将来，说到砌一栋屋，说到自己清贫但安宁的生活，城市就再也不存在了，庞然大物悄悄退却，世界只有他们两个，夜的花园，彼此成为对方的巢，爱的温情的巢。
       六
       郭瑞仁、龙上英今天要去见两个人，那就是小湘女的父母任川和彭小慧。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推着郭瑞仁做这做那，自从接到儿子的噩耗，郭瑞仁就不能再按着自己的意志行事了。他不肯相信刚走两天的儿子会自杀。更不相信儿子会把别人的小孩抛下桥。他了解儿子，清楚儿子这次出门是为了什么。郭运在家时总是乖乖的，从没和人吵过嘴，性情就像个女孩子。但广州来了很多记者，他们把报纸带到了黄包包村。郭瑞仁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
       报纸的标题是用黑色大字标出来的，像从前的大字报：恶汉偷抱三岁女童抛下天桥。副题是：事发中山大道西，小女孩生命垂危，恶汉跳桥身亡。再看内文：“本报讯三岁九个月大的小湘女，两个月前，跟着妈妈从湖南老家来到广州，和在这里打工的爸爸一家团聚。前天，她第一次去了广州的新苗幼儿园；而昨天，她却被一个和她迎面走来的陌生男人从人行天桥上抛了下来，至今躺在医院里生命垂危……
       “据一位在华景新城公交车站等车的周女士说，昨天上午10点半，她听到桥上传来嘈杂的喧闹声，紧接着她看到有什么东西被从桥上扔了下来：‘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扔下来的是一个小孩。’她被扔在两辆公交车间，头先着地。跟着，周女士看到一个男人也从天桥上跳了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小孩的妈妈很快哭喊着跑了下来，喊着救救她的孩子。
       “看到这一幕的路人赶紧帮这位失魂的母亲打报警电话，拦出租车。看到没有的士经过，路人就拦住了一辆私家吉普车。车主在了解情况后，载着奄奄一息的孩子和悲痛欲绝的母亲，前往最近的广州市中山三院。
       “‘到医院时，孩子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左侧颅骨有凹陷；那名跳桥的男子被送到时，瞳孔散大，呼吸和心跳已经停止。’医院急诊室的医生告诉记者。
       “记者赶到现场，路面有两摊血迹，路上散落着一双童鞋。目击者马先生称，事发时，他正在桥上摆摊，由于天气较热，天桥上行人不多，除几个摆摊的外，特别醒目的就是那对母女。‘当时母亲走在前面，一手拉着一辆童车，一手提着菜。那个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有时还停下来看看桥下面的车流。’马先生说。
       “几分钟后，马先生突然听到有人大喊：‘你干什么?快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他抬头看到，一个身穿格子短袖上衣和牛仔裤的男子正双手横抱着小女孩站在护栏边。‘那人离我几米远，他抱着小女孩侧靠着护栏，听到小女孩母亲的叫声后，他说了一声：大姐，对不起了!突然把小女孩往桥下一抛!’马先生说，他当即跑过去想抢下小女孩，已经来不及了!‘我还没跑几步，那个男的突然越过护栏也跳了下去。’
       “小女孩的母亲扔掉了手中的车子和菜，发疯似的往桥下冲去……”
       郭瑞仁看着这些文字，恍惚是在梦中。他觉得这一定是一个误会，这个男人也许是捡了或者偷了郭运的身份证，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是报道搞错了，也许是郭运在火车上或旅社里被人下了药，他是被人害了，要不，他不会这样的。说不定明天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噩梦。
       龙上英听说儿子的事情后，哭得死去活来，整天以泪洗面，滴水不进。清醒时，她询问记者什么是天桥，知道是人行过街桥后，又问：“看见郭运带的辣子肉没有，留在天桥上了吗?”这是郭运最喜欢吃的菜，动身前龙上英亲手给他做的。
       郭运是全家的希望所在。龙上英有五个子女，一个儿子年幼时夭折，两个女儿都嫁人了，大儿子郭仪在家，一身是病。他听到噩耗当场就晕倒在地里。
       有一家广州报社的记者，见郭家实在穷，连去一趟广州的车费也拿不出，他请示报社领导后，报社决定出资让郭瑞仁、龙上英来广州见儿子最后一面。见过郭运的尸体后，千真万确，他是自己的儿子。郭瑞仁认下儿子，就不能不认下这桩惨案。郭瑞仁想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去给小湘女的父母赔罪。人家无缘无故痛失女儿，儿子对他们一家是有罪的。他们不能不去替儿子给人家道歉。但怎样道歉，对方又会对他们怎么样，郭瑞仁心里面一点儿底也没有。
       七
       郭运今天跟着父亲去地里挖洋芋。他在前面用锄头从垄边把土挖开，土块一翻，洋芋根到了上面，洋芋苗埋到了土下，土里的洋芋露了出来。他再下锄时，就避开了洋芋，一锄下去，用劲一提，泥土与洋芋就分开了。他在前面挖，郭瑞仁在后面捡，半天工夫，竹篓里就装满了。母亲又拿来了一个竹篓，也蹲在地里捡。有的洋芋埋得深，郭瑞仁就用小锄再往深处挖一挖。洋芋与泥巴的颜色太接近了，大的土块里藏着洋芋，还得敲碎才发现得了。
       郭瑞仁问儿子，真的不出去了，以后靠什么过生活?
       郭运说，我想过了，家里离县城也不远，我到县城租个铺面搞修理。我在开平电子厂学修组合音响、DVD、电视机，手艺还行。
       郭瑞仁说，我相信你能行。
       郭运一五一十跟郭瑞仁算账，算着算着，停了锄，闭了眼睛，站直了腰。
       他其实是早就算过的，回来第三天就去县城打听过了，回到家也算过了，既然打算回家过日子，在外学的这门手艺还不是为了现在能派上用场。这会儿要跟父亲商量商量，亲自跟他算一笔，也是让老人清楚自己的想法，让他理解自己的选择。他把自己了解到的铺面租金、各种税费报了一遍，父子俩都在心里默算着。算完开支，又算收入，生意好一天能修多少台音
       响、电视、DVD，一个月下来能赚多少钱，除去开支，还剩余多少。这个剩余就是他们赚的钱了。
       但两人算得的剩余不同，郭瑞仁算下来只有两百，郭运算下来有四五百，差就差在对每天能修多少台电器上，郭运比较乐观，而郭瑞仁认为只有逢年过节业务才好，平时这些东西，人家摆在家里是个看相，坏了也就坏了，一是没钱去修，有的人家油盐都买不起，困难啊，二是懒得去自找麻烦。逢年过节了，一家人团聚，要热闹一下，平时坏了的电器，这时候就拿出来修修，再缺钱，也不能省这点了。
       郭运说，黄包包村这样，城里可不这样，城里有钱人怎么跟农村比，十个村百个村还比不过人家一条街呢。郭瑞仁也承认这个理，可终究没到手的钱不能算个数，打工就不同了，你每月到了，人家就得准时发给你一千块，扣掉花费，还救得下五百，这可是稳拿的，没有什么风险。
       郭运在心里说，你又不知道人家平时是怎么省的，只要手松一点，在深圳那样的地方，不要说是一千，就是两千三千也是一眨眼的工夫就没影了。他只差说，谈了恋爱，那一千块钱就更加救不了多少。但他不能把这个告诉父亲，他有承诺的。
       父亲见他不吭声了，叹了一口气。
       郭运没吱声，但他知道自己心里有一样东西碎裂了。到底是什么碎裂了，他一时弄不明白。他只是觉得自己的眼光突然之间变了。变得哪里都是临时的，黄包包村这个巢比起自己在外待的时间更少。他回巢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了。哪一个地方是属于自己的?一辈子都要在外漂泊吗?他眼里涌出一滴泪，他悄悄擦了去，又是一滴，真不争气。
       要砌屋还得再出去。至少去打半年工，把砌屋的钱赚够了再回来。
       想起自己回家时还那么踌躇满志，几天下来就垂头丧气了。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做一个农民都不再切合实际了呢?似乎出路只有一条一那就是打工。每个村庄的青年人几乎都走光了，都一个个去了广东。珠三角地区，人潮涌涌，人头如蚁。有时郭运感觉自己就是一只蚂蚁。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间，人是多么渺小，个人的前程又是多么渺茫。有人疯狂地买彩票。那种虚无缥缈的事情干过一两次郭运就不想再干了。他并没想发大财，他只想有自己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过正常人的生活。
       正在他们沉默的时候，龙上英急急忙忙向这边一路小跑过来了。她的喘息声很远就传了过来。郭运停下锄，望着她快速摆动的手臂，因为身体发胖，她的手前后摆动变成了左右摆动，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十分夸张。郭瑞仁见她上了一个坡，就喊开了：么子事吗?跑么子嘛!龙上英患有高血压，六十一岁了还这么跑，是出了什么急事?这父子俩看着她更加着急了。
       原来是郭运的三爷爷、郭瑞仁的三伯过世了。上午才断的气，报丧的到家里来了。龙上英一边喘气，一边断断续续说出三伯死了，郭瑞仁身子抖了一下，他想也没想就去收拾地里的东西。他们仨扛锄的扛锄，背背篓的背背篓，急急忙忙就往家里走。
       一只黑色鸟飞过，刚才阴着的天，漏下一团稀薄的阳光，照着人的脸有麻辣辣的感觉。那些终年不长草的山坡，石灰岩上浮出一层白光。远远地，黄包包村杂乱的房屋，黑色的瓦片，灰色的水泥墙，红色的泥砖，褐色的木墙，与绿树灰土纠缠成一片，像人混乱的思绪，完全没有了章法。一条窄窄的泥土路，向着坡下蜿蜒前行，三个人走得气喘吁吁。龙上英上衣湿透了，郭运脱掉了花格子衬衫，光着膀子。衣服往腰上一系，由着它跟着自己的步子一摆一摆。
       郭运的三爷爷是中风死的，一口气留着，硬是在床上扛了十一天才落气。等郭运一家来看老的时，老人已经穿戴好了，地上一堆沙土，沙上铺着竹篾席、棉布床单，人就横躺在上面。脸已被一条手帕盖住，头枕在一只布做的公鸡上，黑色的布靴十分夸张，尖尖地竖了起来，中间用一根红丝线绑着。身上盖的黑色寿被，绣着五彩丝线的怪兽、人面和奇大的花朵。
       尽管家里人知道老人要去了，已有了准备，但人一倒地，还是一片混乱。房子里人来人往，但都只是老人。来看老的也是老人，个个都在叹息。年过半百的大儿子还没来得及穿麻布孝服，跪在老人的脚前，给来看老的人磕头。郭运进屋在老人的脚前磕了三个头。郭瑞仁磕完头又去揭老人脸上的手帕，最后看一眼他的三伯。叹息一声后，他就帮着张罗点灯、烧香、摆碗筷。碗里倒上肉菜、茶水，都放在一张小方桌上，小方桌摆在老人的脚前。又用一张白纸写灵牌，用两根香支着插在一块萝卜上，放到小方桌香前。他是一个居家道士，三十岁时曾拜师学过做法事，懂得为亡灵超度作法。
       由于老人年过古稀，在乡里这是喜丧。老人没女儿，几个媳妇哭过一阵就不哭了。这几天做道场还有她们哭的时候。有没有人哭这还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出殡那天找不到人抬棺。一口棺材，里面放满了石灰，那得十六个青壮年才抬得动。但青年人都出外打工去了，村里只有老人小孩。丧家回来了几个孙子辈的后生，但按规矩他们只能做孝子，是抬不得棺的。实在找不到人的时候，就得花钱到外面雇人了。
       一个在村里生活了一世的人，到最后人走了连抬棺送葬的人也没有，得花钱雇外人来送葬，这是多么不光彩不吉利的事啊。
       郭运是侄孙，按理应做孝子，现在没人抬棺，他也就只能做抬棺的人了。郭运个头小，力气也小，要把这么沉的棺椁抬到墓地，这对他是个很大的考验。
       寂寞的黄包包村因丧事又变得热闹起来了。吹唢呐的，敲铜锣的，放鞭炮的，扎孝堂的。特别是道士，穿着黑色道袍，绕着棺材做道场，挥动着手里的长苕，唱着抚慰灵魂的歌。一会儿是人世，一会儿是冥间。唱着唱着，一个年轻的道士手机响了，他走到一边去接电话。又有地方死人了，业务来了，请他们去做道场。
       来凑热闹的都是老年人，老年人来送故去的老人，场景不免使人悲伤。道士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诗在这里变成了生命的哀歌。
       郭运见到了很多亲戚。堂妹郭晶是小时候一起玩大的，郭运比她大，因为辍学了两年，就与她做了中学同学。他们两个都想考中专，都名落孙山了。郭晶一见面就诈他：“听说你在外面有女朋友了?”郭运回她：“没有，没有。”郭晶不放过他：“我都听说你有的，怎么不带回来看看?”郭运看了堂妹一眼，知道她是在诈他，口里不敢放半点风出来，就坚持说：“真的没有。”堂妹见他说话的兴趣不高，转身忙别的去了。她在外赚了一点钱，女人能赚钱，没有几个是干净的。但村里人已见惯不怪了。就像城里说的发展是硬道理，村里信的是有钱拿回来比什么都强。
       郭运的一个堂哥，见亲戚回来了很多，就想着趁这个机会砌房，要不人一散，找个帮工都很困难。他把放地基的日子定在三爷爷出殡后的第二天。郭运也被叫上了。他跟郭运说，你不要急着走哟，帮我几天工，到时你砌房我也来帮你的忙。郭运自然是答应的。天气虽然热，早
       稻已经收上来了，晚稻也插下田了，这是个农闲的时节。砌房正是时候。在农村，砌房是大事，不但亲戚要来帮忙、祝贺，家族里的人也是要来帮手做些事的，办大事一点人气也没有兆头不好。
       吃饭时很是壮观，临时搭的竹棚，泥砌的灶，铁锅大得可以煮下一头猪。树根劈成的柴烧得通红，一股轻烟萦绕在村子上空。锅里的蒸气像一团云雾一样升起来，在竹棚里又迅速散去。一大家族人大鱼大肉十几桌摊在地坪里吃。不断放着鞭炮，不断有远方的亲戚加入，来棺前磕头作揖。这丧事办得真有点喜事的味道了。
       八
       郭瑞仁、龙上英和张同去广州，他们的行动全由给他们出资的报社安排了。
       出远门，郭瑞仁、龙上英要穿戴得正式一些，郭瑞仁把一直戴在头上的旧军帽脱了，换上了郭运买的新军帽，粗布裤子上系了一根红绳当做腰带。龙上英脱下黄色塑料拖鞋，换上了一双新解放鞋。找了一条白毛巾系在腰上。实在找不出什么新的衣服，郭运买的红外套龙上英又舍不得穿，他们就仍然穿得一身粗布衣裳。
       郭瑞仁找出户口簿，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旧钢笔，哆嗦着把笔尖在嘴唇上蘸了蘸口水，手颤抖着在户口簿背面写下“惨儿运娃，爸妈来了，请你安息”。字迹歪歪扭扭几乎不能辨认。写完字郭瑞仁泪眼双流。他把户口簿藏好，把几件旧衣服装进蛇皮袋里，就招呼老伴出门。
       几个村民来送行，说些宽慰的话，一直把他们三人送到村口。经过一户户人家，老人们都走到屋前跟他们告别，说些吉祥祝福的话。村口的小路泥泞坑洼，郭瑞仁腿脚不是太灵便，两里村路，深一脚，浅一脚，走得裤腿上都是泥。
       七天前，曾是阳光普照，郭瑞仁、龙上英沿着这条路送儿子出外打工，他们眼望着儿子坐上去贵阳的班车，绝尘而去。七天后，阴云密布，同样的路，同样的车，他们去为儿子奔丧。二十多年前，郭瑞仁曾外去杭州打工，走过这条路，两年后为照顾年幼的郭运回了家。从此再没有外出过。这条路与一个遥远又陌生的世界联系着。然而，对黄包包村这里走出去的农民，这是一条怎样的路啊?!
       龙上英从没出过远门，她想着最后亲手摸一摸娃的脸、娃的手脚。她要向那一家人去赔罪。作为道士的郭瑞仁，他想把娃的魂招回黄包包村。他不想儿子在外做一个孤魂野鬼。
       到广州的晚上，记者带着他们三人打的到了华景新城人行天桥下，车刚停下，郭瑞仁、龙上英就打开了车门。龙上英早已是满脸泪痕，她擦了擦漫无边际的泪水，抬头望着人行天桥，这个她第一次听说的“天桥”，她想象过多少回、梦过多少回的天桥，高大、坚锐、傲慢，深深刺痛她的想象和泪眼，她的眼里深深充满着迷惑和慌恐。“哇——”一声就哭起来了：“娃啊，娘来看你了!你怎么从桥上跳下来呀?!”她哭着，头一直抬着，望着桥栏，好像她的运娃还在桥上没有往下跳，一切还没有发生，她在就能阻止这一切不要出现。
       郭瑞仁一下车，腿就发软，他在张同搀扶下，颤颤巍巍，一步步走近桥底。那好像是个一步就能到却让他无法迈开这一步的地方。他心咚咚跳着，呼吸困难，几次差点跌倒。记者告诉他郭运跳下的准确位置，老人站住了，要张同拿香烛纸钱，他手在身上摸索着，摸了半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突然往地上一跪，老泪纵横，手哆嗦着把纸钱一沓一沓点燃。两眼默默地看着纸片在火中舞蹈着，蹿动着，像是人间之外的灵物，突然现形。火焰的下面，纸片迅速从黄色变为黑色，化为灰烬，奇迹一样变得轻如风过。那是抵近灵魂的过程。郭瑞仁开始了另一个仪轨，他从身上取出白色的招魂幡，在燃烧的冥币前站了起来，身子起来一半，又一跪，差点倒下。一旁的记者赶紧扶了他一下，他站稳后，拿着招魂幡绕着火堆转圈，口里唱着歌，长歌当哭，曲调哀婉、悲恸。龙上英跪在火边哭喊：“娃啊——娘来看你了，娘带你回家。”她掏出白毛巾一边抹泪一边号啕，哭得瘫坐在地上。
       郭瑞仁转完圈，在刚才跪着的地方，又扑通双腿跪了下去，双手抱拳向儿子作揖。女婿张同也跪下了。郭瑞仁大声说：“娃啊，父亲和你娘要带你回家!”
       路上密集的行人纷纷向这边侧目。三个乡下人，一个腰系红绳，一个系着白毛巾，穿得鼓鼓囊囊，用一种少见的语调又是哭又是喊，有的疑惑地停下脚步，更多人见怪不怪，乜一眼脚步没有顿一下就走过去了。
       再次坐上出租车，郭瑞仁、龙上英把车窗玻璃摇下，回头盯着那座天桥，直到它越来越远，满街闪烁的霓虹灯把房屋、汽车、行人照得五彩缤纷，那座幽暗的天桥像一道光的暗影被光的洪流淹没了。两个老人的泪花也像珍珠一样在暗夜里发光，被五彩灯光映照得斑斑驳驳。
       九
       郭运越来越感觉自己在黄包包村是待不下去了。他是个闲人，也是个不正常的人。是人都忙去了，年轻人走得越来越远，好像越远就越能挣大钱。经常有传闻说某某在什么地方发了财，某某当了什么经理、老总，发达了。这都是乡里人白日发梦，想出来的。真的发达的人太少太少了。打工的人出于虚荣心，回来只讲外面自己如何的好，从不讲自己的不好。田地里的活，都是老人在干，一个后生仔闲坐在家，招来的只会是怪怪的眼神。
       已经有人在问他了，什么时候走呀?几时去打工呀?以前回来的确是假期少，想着挣钱，都只是住几天就走，这一次不同，他是下决心辞了工回家来的，想砌了房，不再出门了。但郭运第一次感觉到黄包包村不能接纳他，他违背了什么东西，像逆水行舟一样艰难。他感觉到自己不完全属于黄包包村了，他被老人们当成了远方的人，一个只是回来探亲的人。
       郭运越来越有压力了。杨萍的追问再也不能敷衍，在家里也待不下去了。再去找工?到春节还有半年，赚三千元就可回来砌屋。回深圳，跟杨萍在一起，钱是难攒的。不到深圳么，想她又想得厉害。怎么办?他连大哥那边也没有心思去坐了，他回来后，兄弟俩都没好好聊一聊。
       命运似乎充满着玄机，郭运本以为自己已经作出了选择，他已经回到了家乡。但一股神秘的力量正在把他推开，他最终只有决定走了。他这时想到了广州。
       广州，郭运并不陌生。去开平打工，就是在广州下的火车，他那时路过广州。
       第一次春节回家，他随着春节回家的人流来到了广州火车站。车站广场人头攒动，那真是一锅煮沸的饺子，个个都在移动着，有的人头形成一股股涌动的黑色暗流；有的停滞不前，在原地待着；有的漫无目标，像无头苍蝇东撞西碰；有的突然跑了起来，在人群中飞跃一般，瞬息间又在人群中隐于无形……
       郭运只在片刻间就投入到了人潮之中，他得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他就是无头苍蝇中的一只。
       售票厅的车票几天前就已售完，他失望又伤心地走出大厅。票贩子跟着他，问他去哪里，他说贵阳，票贩子于是掏出了到贵阳的车票。郭运一阵惊喜。他的手触到车票，对方向他伸出了一个大拇指和一个小拇指，另外三个手指
       食指、中指、无名指死死地扣向手心。郭运先不明白什么意思，对方说：“六百块，不讲价。”这是票价的三倍。郭运辛苦做一个月也赚不到这么多钱。他痛苦地摇着头。
       他在人潮里就是一只无助的苍蝇，东撞西碰，不知道肚子饿，不知道天色在暗下来，风越来越寒冷。他已经疲惫不堪，回家的愿望是这样强烈地驱动着他，他像大海捞针一样想找到一张回家的票。等到他头晕目眩的时候，他才发现天已经完全进入了黑夜。他得找地方歇息，找地方吃饭。他这才想到拉他住宿的人，他们一个个举着牌子，上面写着住宿十元，离车站5分钟，有的声明可订车票。
       他试探地找到一个写着部队招待所的牌子。举牌的是一个脸蛋圆圆的姑娘，他觉得她比较可靠，就主动凑上前去，问她住宿多少钱，姑娘立马回答部队优待打工者，一律十元，可以订火车票。郭运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他这才感觉到自己的脸皮紧绷了一天，这时换了一个表情，得到了松弛。
       他知道行骗的人太多，不放心地又问了一句，旅店离车站远吗?姑娘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们离得最近，10分钟内可到。有专车接送。”郭运彻底地放松了，他背着编织袋，站在姑娘身边，两三分钟后姑娘身边已聚集了四五个打工仔。姑娘把牌一举，领着他们就朝广场外走。
       广场外有一辆旧中巴。他们上车，车里已经坐满了人。郭运走到后排最后的位子，刚坐下不久，车就启动了，载着一车人在广场立交桥下调转头，到了一座十字立交桥，向左90度转弯，向北开去。
       车走了很久，早就不止10分钟了。路上车辆越来越少，灯光越来越暗。郭运的心越来越慌。40分钟后，路灯稀疏得照不清路面了，黑暗中汽车一拐，果然有一个大门，一堵墙上用鎏金大字写着某某部队。郭运的心又觉得安定了。
       中巴进了门又是一个急拐，进入一条小巷。拐弯的时候，郭运看到前面还有一个大门，那才是真正部队的门。
       他正在犹疑的时候，车一拐，一个急刹车，停下来了。
       车门还没打开，一群穿迷彩服的人把车围了起来。待他们走下车时，这些人排成了两队。把下车的人夹在了他们中间，嘴里说着欢迎、欢迎，手已经像抢一样夺过了旅客的行李，往一楼的一间房里拿。郭运见这阵势，只好乖乖把行李交给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车上的人随行李跟进了屋，也有两三个感觉情况不对的，自己拿着行李站在房外，迷彩服把他们围了起来，要他们进屋里去登记住宿。有人不依，穿迷彩服的人就强行拿行李，争来争去，有人挨了一拳，被推进了房。
       一个长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开口说话了：“你们是我们请来的客人，赶快登记，每人一晚四十元。”有人抗议说：“不是说十元吗?”那个汉子把眼一瞪，“谁说十元?坐车不要钱吗?我们的服务不要钱吗?少哕唆，赶快交钱。要车票的赶快交订金，晚了就没有啦!”他又指着那个抗议的人说：“你住宿五十，不准不住。”那人拿了行李就要往外走，一群穿迷彩服的蜂拥而上，对着他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再没人吱声了，郭运跟其他人一样老老实实交钱。有要求订车票的，要交三四晚住宿费，除车票费外，又加收了手续费。郭运不敢订票。他想着的是如何快些逃走。
       晚上，一车又一车的打工仔被中巴拉了过来。郭运听到房内传来的打斗声、叫骂声、惨叫声。有一个人冲出房间跑到了巷口，四五个人跟在后面追赶，眼看就快到大门了，一道黑影飞起来，一根棍子一样的东西打到了那人的后脑壳，逃跑的人应声倒地，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吉……
       这一次春节的经历，深深烙进了他的记忆。对广州，他有一种本能的恐慌。
       第二次闯广州，他想离开开平，想到大城市寻找发展的机会。他在开平看到了一张报纸上的招聘启事，他打过电话，询问了情况，对方说欢迎他来广州工作，月收入有一千多元。他带着这张报纸就来了广州，按报纸上登出的地址找到那家职介所，服务小姐问明他的来意，又要他的身份证看了，说她这里正好有一家工厂招工，月薪一千二百元，不过要试用。这对郭运来说，如同喜从天降，服务小姐打通了电话，报了他的名字，那边说同意试用，要他马上来上班。服务小姐按规定收了他六百元的介绍费，她说如果试用不聘还可退他三百元。
       郭运按地址找到了那家工厂。一栋小的房屋里，两个男人热情接待了他。按规定，他要先交六百元，三百元为押金，三百元为培训费，身份证也得押上。对方见郭运怀疑，解释说这里是工厂的培训基地，他们是一间大工厂。郭运在一间房子里与一帮男人拆线，而另一间房另一帮女人把他们拆下的线又重新织成袋，三天后郭运就被炒了鱿鱼，理由是他手脚太慢，不适合干这个工作。他领回了一百元的押金和身份证，灰溜溜走人。
       到了职介所，郭运要求退钱，服务小姐告诉他，钱是不可以退的，她可以负责再给他找一份工作，如果他再被炒了鱿鱼，职介所就概不负责了。郭运像被人揪了一下心，眼泪刷地就流了下来，他身上的钱被骗光了。那一刻，他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的绝路上了，他无助、孤独。两个大汉站在门外，望着他一步一回头走远，凶恶的目光如两道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的双腿走在坚硬的水泥街道，觉得是软绵绵的。自己就像一只纸折的船，被抛到了汪洋大海之中。这个世界，只有黄包包村是安全的，才是自己的巢。但它现在在哪儿呢?在现实的世界里，它是那么小那么遥远。
       再去广州打工，郭运真的不想，那些痛苦的记忆开始折磨着他。他每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不通，那些欺负他的人其实与自己一样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都是打工仔，他们怎么就下得了手?!他不愿把这些痛苦的经历告诉家人，让他们替自己担惊受怕。
       十
       郭瑞仁、龙上英突然就成了别人的仇家。这仇家他们都不认识。郭瑞仁更无法想象他们的仇恨是怎样的，他该怎样面对。他的脑子是木的，好像不会思考了，只有一片空白。他只是凭着做人的良知一定要去那家人家替儿子赔罪。儿子为什么要干下这样的事情?郭瑞仁更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想了很多个理由，但没有一条是能说服自己的。这样的难题，他家几辈人都没遇见过。
       离开华景新城，晚上10点，的士在华港花园停了下来。龙上英抹了一把泪，跟着下了车。
       小湘女的家就在这里，她的父母任川、彭小慧在华港花园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记者和张同分别搀扶着郭瑞仁和龙上英上了楼，记者按响了任家的门铃。里面传来任川的声音。犹豫了几秒钟，门“呼”一声打开了。小湘女的父亲任川探出头来，脸上仍然是悲戚的神情，他疑惑地望着他们。郭瑞仁、龙上英马上上前：“我们给你道歉来了!”任川迟疑了一会儿，当他明白面前站着的人就是害死自己女儿的凶手郭运的父母，他突然大声叫着：“道歉?!我不会接受你们的道歉的!”
       郭瑞仁、龙上英、张同“扑通、扑通”一齐向他跪了下来。老人不知说什么好，一个劲说着：
       “对不起，对不起!”任川赶紧从房里出来，与记者一起扶起了郭瑞仁。扶龙上英时，她怎么也不肯起来，哭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嗓子呜咽、嘶哑、苍凉。
       任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好好的女儿啊，他为什么要害我女儿?我们都不认识啊!她才来广州，才三岁啊!我还没来得及陪她玩一下，还没有好好疼她，她是想我才来广州的啊!她就这样死了!”任川哭着，泪水已经失控，“她喜欢布公仔，每次只是摸一摸，我们都没舍得给她买!她多懂事啊，知道家里穷，摸摸就走。那天还闹着要穿新衣服跟我去上班，没想到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她死得太惨了!我给她买双新鞋，她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了。对不起，对不起就行啦?!”任川挥动着双手，情绪越来越激动，“我也是打工的，我一个人两千多块要养一家人，你们要是诚心道歉，你们先把医药费付了。医药费我花了几万元啊!”
       郭家人说着对不起，不知如何是好。郭瑞仁说：“我们养的娃，没想到他来广州打工会做违法的事……我没有钱啊……”
       任川由伤心转为痛恨：“你们就这样养儿子啊?!你们父母就没有责任?你们可恶的儿子为什么要害一个三岁的小孩?”
       龙上英已泣不成声：“我自己的娃也丢了啊!对不起，对不起……”
       小湘女的外婆、奶奶和姑姑都站到了门口。小湘女的奶奶激动地说：“我们都是做老人的。该明白是什么滋味。”
       小湘女的妈妈伤心过度，在ICu重症病室外守候了五十多个小时，几次昏倒在医院走廊。她从床上爬了起来，泪水早已流干的她，身子虚弱地靠在门框上，想对郭家说点什么，但嗓子已经说不出话了。
       任川见龙上英还跪在地上，伸手去扶，他说：“我不怨恨你们，真的不怨恨。这件事情不怪你们。快起来!”
       记者想说点什么，把买的百合和水果递到任川的手里，任川坚持不接受，他说：“这个我们不要，给他们吧。”他又说，“你们养了几个孩子，我就一个女儿，我也是打工的，省吃俭用把孩子养这么大，如果你们有诚意，先把三万元医药费给付了。否则，我们法庭上见。”说完，他将房门重重地关上了。
       十一
       八月的最后一天，郭瑞仁和龙上英一早就起床了。龙上英像平常一样把鸡笼打开，赶鸡出去觅食，把房子打扫了一遍，然后到菜园里采了冬苋菜、红萝卜、辣椒。辣子炒肉是郭运最喜欢吃的菜。昨天郭运到镇上一口气买回了二十斤猪肉，他知道父母在他走后肯定是舍不得吃肉的，不如一口气买回来，他们就不得不吃。龙上英一早偷偷把猪肉切下十斤，和着辣椒一起炒了，准备让郭运带到路上吃。郭运又从纳雍镇买回了一车藕煤，数一数一共有二百四十七块，省着点用，够烧几个月的。还给父亲打了十斤白酒。炒完辣子肉，龙上英又炒了十斤板栗和十斤辣椒，煮了十五个鸡蛋，都塞进了郭运的编织袋里。
       儿子又要远行了，龙上英为儿子做最后一顿早餐，她把瘦肉全切出来，挑最好的炒了大大一碗。又特意煎了两个荷包蛋，煎得两面黄黄的，她想尽量做得丰盛一点。她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忙着，眼角不知什么时候溢出了一点点的泪花。她手背一抹，又去打水。
       郭瑞仁习惯早晨到地里转转，有事就先忙乎一阵，看着自家的炊烟从升起来到熄下去，太阳这时升起在东方，照亮了远处三岔河的水面，他就扛着锄头回家吃早饭了。一早干活可松动松动筋骨，早晨又凉爽，精神也好，是一天最愉快的时光。没事的时候，也要看看自己种的庄稼，望望那些永远守护在村子边的山峰，他就有一种满足和舒坦的感觉。黄包包村人都习惯早起早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然是农村悠久的生活传统。从外面回来的人就不一样，他们不睡到太阳晒屁股是不肯起床的。晚上也不愿意那么早就上床，看看电视，或者找人打打麻将，赌赌钱。赌得越大越有面子。在赌场上他们个个都像是大老板，一个比一个狠。
       郭瑞仁今天特意不去地里了。他像个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东张张，西望望，等着郭运起床。他实在不想叫醒他。他知道这天郭运要坐上几百公里的长途客车，半夜再从贵阳转火车，火车上要熬夜，有时人多连座位也没有，要站上一天一夜。不是身体好的小伙子是吃不消的。出去赚几个钱不容易啊!
       儿子在家，这个家是充满生气的，儿子走了，家也像被抽空了。他们两口子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期盼。郭运有时一去就是两三年才回一次家，舍不得路上花钱啊!心里的思念和担忧只能硬扛着，一日日挨着。人老了，总是希望儿女在身边。好在这一次出去郭运答应春节就回来。但郭瑞仁反倒心里不踏实了，那晚郭运的哭声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脑海里萦绕，挥之不去。
       一个早晨，他就在地坪里走来走去，然后蹑手蹑脚进门，看一眼还在熟睡的儿子，那安详的睡姿还像小时候的模样，憨爱得让人心痛。自己的心是什么时候变慈祥的呢?老是想着儿女小时候的事情。人老了，开始忆旧了。
       郭运醒了。他漱口、洗脸，又把行李收拾一遍。发现自己的裤袋里塞了三千元钱。这正是自己给父母的钱。他拿着三千元钱就去找母亲。母亲饭已做好，正往桌上端呢。一看儿子手里的钱就明白他的意思。她把碗一放，说：“这钱你非得带着，我们留着用了就用了，没钱也一样凑合着过，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不差这一会儿。你砌屋还要用钱的，这钱你得带着。留在家里有个什么事情就花了。”
       郭运说：“留在家里有急事也能派个用场呀!没用掉我回来还不是在那里。我路上带着也不安全。”
       龙上英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留在家里就救不了，亲戚朋友有个难处，钱就没了。”
       郭运见说不过母亲，就从里面抽出两百元塞到母亲手里，说：“这个留作家用，家里没有一分钱了，电表也没有安。”
       龙上英犹豫了一下接过钱，转身往卧室走，把钱塞到了木箱底下的衣服里。
       早晨一层淡淡的薄雾已散，人秋的云贵高原有了几分凉意。刚升起的太阳被一大片山谷涌出的云团给遮住了。郭家一家三口离开了黄包包村，往纳雍镇而去。村里的狗已经认得了郭运，不再朝着他吠了，而是向他摇着尾巴，跟着他走了一段路。
       村里人大都姓郭，刚吃过早饭，站在门口的就跟他打个招呼：“出去打工呀。”郭运总是回一声：“嗯。”这是黄包包村最常见的一景了。十几年前，村里很少有人出远门，如果谁家有人出远门，或是去参军，或是去上学，或是走远亲，村里人都会在走之前的一晚来看望，说上一夜祝福的话，憧憬一下遥远地方的风土人情。那时，这都是村里的大事。现在出远门成了家常便饭，打声招呼就完事了。只有龙上英眼里湿湿的，不时用毛巾擦擦眼。郭瑞仁嫌她不该来。
       两里地，三人慢慢走来，郭运背着一个大的编织袋走在前面，龙上英提着一个小的红色塑料桶，里面装满了她早晨炒好的辣子肉。她一路上千叮咛万嘱咐，郭运只是“嗯、嗯”。郭瑞仁提着一个行李包默默走在后面。一直送到了客车站，郭瑞仁、龙上英把行李送上车，再一次嘱
       咐他路上小心，过春节要回家来。
       汽车开动了，郭运朝两位老人挥了挥手：“回去吧，我没事的。”
       汽车一个转弯走上了街道，阳光已经十分刺眼了，在街道上投下了房屋的重重阴影。客车在郭瑞仁、龙上英的眼里越来越远，直到小得看不清，被其他车辆挡住了。龙上英这才擦擦脸上的泪水，跟着郭瑞仁往黄包包村走。
       十二
       郭瑞仁、龙上英是报社记者安排住进宾馆的。这是一个带电梯的高楼，郭瑞仁上电梯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要走进这个铁箱子里，门一关，他有些紧张。记者告诉他这是电梯，可以上到他们住的七楼。电梯一启动往上走，吓得他赶紧双手撑着电梯，生怕自己掉下去。龙上英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这么晕，七楼到了，她以为还是原来进电梯的地方，门一开，发现大厅没有了，面对的是一条走廊，吓了一跳。
       住进房间，卫生间不知道怎么用，上厕所蹲惯了坐着找不到感觉，只好蹲在便器上面，老人又害怕摔倒。宾馆对面是一座二十五层的住宅楼，这么高的楼，龙上英躺在床上也晕得厉害，几次差一点从床上滚下来。
       记者把这几天的报纸都拿给了他们，有《羊城晚报》、《新快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所有的报纸天天都在报道这个惨剧。张同找了几篇报道，读给两位老人听。有的读过后，郭瑞仁自己又拿起来，戴上老花眼镜，再仔细地看一遍二遍，他想搞清楚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做。报道里市民也在问这是为什么。公安已经在立案侦查，也想查个水落石出。几家报社都登出了举报电话，号召知情者提供线索。
       最早打电话给报社的是一位姓万的女士，她说事发当天上午8时30分，她在上社牌坊见过郭运，他当时正躺在地上，上身的衣服有几个扣子是解开的，他背贴着地，用手和脚移动，见到人就叫帮他报警。但半天也没人理他。他突然站起来怒吼了一声：“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们!”
       当时围观的很多人看到他这样都拿出电话来，我以为他们都在替他报警，由于急着去上班，所以我就没打电话。如果当时有人帮帮他，也许就不会有随后的惨剧发生了。
       读到这里，郭瑞仁站了起来，“唉!唉!城里人为什么这样无情!我们黄包包村，莫说这么多人，就是只有一个人在也会帮的，看着别人有难不伸手，良心都被狗吃了!”
       张同再往下念：另一位读者打电话告诉报社，他曾经在9月2日早晨搭乘郭运前往棠下。时间是早晨6点10分，讲价五十元。可是，一到那里，郭运就冲进治保会，连钱也没有给。这个不肯留名的读者还说，郭运在摩托车上问他，哪里可以买到炸药。如果愿意带他去买，他愿出一千元。他要买炸药报复社会，同归于尽。
       郭瑞仁这时没有吭声了。他知道儿子这样想是不对的。
       下面是记者到现场的报道。“记者根据电话提供的地址，到棠下寻找目击者。记者找到路边一位擦鞋的妇女，她姓康，9月2日那天不到7点，她就出摊了。她告诉记者，她才坐下来两三分钟，就有一辆摩托车载着一位男子从牌坊进来，开到大光药业公司门口时，不等摩托车停稳，他就跳下了车，连车后面的编织袋都不拿，跑向治安队值班室，向里面的治安员求救：‘有人追杀我。’有治安员出来看了看，这人身边没有其他人，不像被人追杀。治安员就没理会。他很是生气，两次用头撞墙，撞得头破血流。然后跑到马路上，仰躺着喊：‘有人杀我，报警!’声音很凄惨。
       “摩托仔可能觉得他很古怪，拿下那个编织袋放在垃圾回收站旁，也没找他要车费就走了。一名环卫工说，她曾看到那个编织袋里装着一些旧衣服。有一个捡垃圾的想拿走编织袋，被她制止。后来围观的人太多，她也没留意编织袋到底被谁拿走了。他躺在路上打滚，求路人帮他报警。他后来还去一家士多店买了瓶矿泉水，对围观的人，他拿出自己的身份证说，我没有疯，我真的看到别人杀人!
       “旁边一家档口的老板说，他看见男子还从钱包里拿钱出来要给一个妇女，请她帮忙报警。但他没有看清男子钱包里有多少钱。
       “记者又找到多位目击者，他们都说，从郭运在南国医疗门诊部附近打滚起，有个男子一直跟在旁边，还与郭运有过多次对话。这个男人大约三十岁，赤膊，高一米七左右，偏瘦，拿一把黑色长伞，说不标准的普通话。他从农贸市场出来，到旁边一面包店买过面包，后来还到上社牌坊旁的报摊买过报纸。”
       龙上英说：“这个人是不是追杀运娃的凶手?怎么没人帮运娃，把坏人抓住?”
       一家人沉默了。郭瑞仁说：“念完了吗?”张同点点头。郭瑞仁拿过报纸要张同指给他看。郭瑞仁看到记者采访文章旁边，有一个粗黑的字体打出的标题：“摩的司机和‘雨伞男’请联系本报”。内文是：“郭运到底从哪里搭的摩托车?是广州火车站吗?他到棠下上社干什么?这些疑问恐怕只有那名当天搭郭运到上社的摩的司机才能解答。希望这位司机能跟本报联系；还希望曾与郭运有过交谈的带着一把黑伞的男子跟本报联系。”最后一行是报社新闻热线的电话。
       郭瑞仁跟龙上英说：“这里还有电话，摩的司机看到就会给报社打电话的，运娃怎么疯的，很快就清楚了。运娃能为自己洗清白了。”龙上英眼里有了一份期待。她找出另一份报纸，问张同这上面有没有，再给念念。
       另一家报纸也登出了读者来电：“有一位大学老师打来电话，她说，那天很多人围观倒躺在地上、行为古怪的郭运，他一个大小伙子，哭哭啼啼，一定有什么异常。我看到后先问了他一句：你有什么事情吗?他马上翻身起来给我磕了个头，接着说：我今天上午刚下火车，有人追杀我，他们有三个人，一直在跟踪追杀我，我火车票还在身上。随后，郭运拿出自己的钱包掏出一张火车票。我当时没细看，就问跟踪你的人在哪里?当时，倒躺着的郭运指了指脑后方的一个人说：就是他!
       “我望了一下他手指的方向站着一个男人，但好像没有什么表情。那男人三十多岁，平头，不到一米七，穿着灰色上装和长裤，手上也没有拿任何东西。
       “我想再问郭运时，旁边突然有个手拿对讲机的男子用对讲机天线敲了敲我，这个人只对我说了三个字：你走吧!这个男人光着膀子，穿黑色长裤。我当时很害怕，就赶紧离开了，然后打电话报了警。我肯定他不是精神病，各方面都很正常，就是牙齿上都是血迹……”
       龙上英听到这里大声哭了起来：“可怜的娃啊!叫你莫离开家，你一个人好可怜啊!是哪个没天良的要害你哟!你又没做对不起人家的事!他们为什么要害你啊!”
       郭瑞仁自言自语着：“要是有个人在身边就好了!娃的命真苦!一个人在大街上当着这么多人哭闹，没有一个肯帮他，这世道是怎么啦?!”说着，泪水夺眶而出，心里的疼都扭结到了眉尖上。
       出资的这家报社，记者也到棠下了解情况：农贸市场附近一档口老板称，事发当天郭运乘坐一辆摩的，在档口附近的治安岗亭对面下车，当时手里还提着一个条纹的编织袋，他下车后，
       把编织袋往地下一放，就直奔治安岗亭。他脸色苍白，神色慌张。
       他到岗亭门口后，和治安员说有人要杀他，要他们赶忙报警。郭运刚说完，几个治安员就纷纷起身往外走，没有人问郭运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在治安岗亭待了一分钟左右也出来了。
       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搞的，在治安岗亭门前站了一会儿后，突然用头去连撞了两次治安岗亭的墙。旁边那个治安员想拦都没拦住。撞得自己飞起。然后，他跑到马路中间，先是把手放在嘴里吹口哨，接着躺在地上大喊：我是贵州人，有人陷害我!要杀我!各位大哥大姐快帮我报警救救我!他在马路上大喊了一个小时后，仰卧在地，以四肢支撑蠕动。
       张同不想再念给他们听了，两位老人早已痛哭失声。
       他自己往下接着看。报纸还登出了中山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教授的分析文章，教授说：从郭运一系列行为来看，他有可能是因为受到过度的刺激而产生幻觉，心理学上称为“被害妄想”。那么郭运行凶时为什么会选择小湘女为对象?教授说，患有“被害妄想”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发泄、逃避和躲避的行为，而且这个时候他想侵害的对象，会是一个相对于他来说较弱小的人。教授据自己的经验分析，郭运当时的举动也许是因为他长期受到的压抑要发泄，而这种发泄他已经难以控制；同时，他能说出“大姐，对不起了!”这句话，说明他当时的意识里还有一点正常人的意识。
       报社记者去了火车站，找到9月2日到达广州的1320次列车，车上工作人员说，由于是大学新生报到时间，这趟列车上人并不少。有站着的。列车没有空调，是低档的“绿皮车”。由于列车上出现精神病症状的现象并不罕见，特别是在农民工回家、返穗高峰期，发病主要原因是身上携带现金精神过于紧张，或是人太多太挤导致精神崩溃，又或是在车上被骗子骗去钱财过分伤心等，都可能引发精神病。但1320次乘警长说，那天列车的秩序正常，没有发现有乘客出现精神异常现象。
       十三
       郭家人去了天河刑警大队，他们不相信儿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们渴望知道真相。自己好好的孩子为什么忽然就变成了杀人犯?刑警正在对郭运死前的遭遇进行调查，警方还派了人到纳雍郭运的老家调查情况。郭运、小湘女都做了尸检。对于案情，警察没有半点透露。龙上英晚上不时在梦中惊醒，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郭瑞仁犯了胸口痛的病，一晚只睡一小会儿。他想到郭运走过的地方去看看。张同怕他伤心过度，身子受不了，一个劲劝说着。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报社接到又一个来电，报纸隐去他的姓氏，登出了他的电话录音——
       我可以百分之百保证，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方便，我愿意带你们重新走一趟。
       9月2日早晨5点多，郭运——我后来看了报纸才知道他叫郭运——走出火车站站口，提着一个编织袋、一个行李包、一个红桶，提着很重的样子。他在地铁D3出口停留了一两分钟。有两个拉客仔跟他搭话，郭运没理。往旁边省汽车站的天桥走。他在上桥时遇到一个男的，男的胸前戴着“省汽车站乘导员”(省汽车站证实该站无此称号岗位和工作人员，编者注)的牌子，还盖有公章，郭运可能认为他是客运站工作人员。我知道他们是一伙的，都是河南人。在火车站一带拉客起码有五六年。他把郭运拉上了269路公交车。前面的那两个拉客仔也跟着上了车。三个人跟住了郭运。
       早上6点10分左右，我拉了一个刚下火车的旅客到车陂路口乘去深圳的大巴，我恰好与郭运坐同一路车，座位与郭运一前一后紧挨着。我闻到郭运行李里有股香味，就问他是什么。郭运说是从老家带的土特产。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自己是贵州人。他说他从没遇到过什么坏人，他也不怕坏人。我感到他是个很正常也很老练的人，多少见过世面。那三个人一路上都没有说话。
       大约6点半，郭运到车陂路口下了车，其他人也都下来了。车陂路口那里停了很多野鸡车，特别是清晨时分，跑珠三角各个城市的车很多。但那天路边行人很少，还有一辆摩托车。郭运被那三个人拉上了一辆黄色野鸡车，是开往东莞虎门方向的，车上已有两名旅客。
       按照行规，我把拉到的客人交给司机，司机给我三十元提成。郭运上车后，我听到争吵声。后来知道是那三个拉客仔换了郭运的钱，将郭运身上的钱换成了假币。郭运是很警惕的人，马上发现了，要对方换回来。郭运大声喊着要报警。拉客仔凶恶起来：“敢报警就砍死你!”三人一齐动手，拳打脚踢。郭运反抗，有人抽出了刀，郭运拼命往外跑，三个男的在后面追打。郭运只带了那个编织袋。其他行李都放在野鸡车的行李厢里，没法拿。他背着编织袋跑，一个拉客仔追上他，一脚就把他踹倒在地，一阵猛踢后，拿刀子的拉客仔上来了，郭运爬起来拼命往前跑……拦了一辆摩托车往棠下方向去了。后来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张同看了这篇报道，犹豫着要不要念给他们两位老人听。他很痛苦，知道他们盼着知道这一切，但这些凶恶刺激的东西，充满血腥，两位老人又如何受得住!他看了心都颤动得厉害，痛得难以说话。他就把报纸藏了起来，等有机会再说。
       这一天郭瑞仁就问他报纸有运娃的情况没有?那个摩托司机打电话了吗?龙上英又问那个带伞的男人查清楚是什么人了吗?张同摇摇头，说报纸上还没有消息。郭瑞仁就说他要杨福利带他去棠下看看。杨福利是他的二女婿，在广东开平打工。一大早从开平动身赶来广州。郭运死后，是他第一个来认的尸，到派出所做的笔录。
       杨福利是11点钟到的。他们四个人到一家茶餐店吃午饭。龙上英不想吃，就打了包。回房间，她就躺下了。这些天的奔波、伤痛，令她几近虚脱。郭瑞仁没上楼，要杨福利带自己去棠下。
       224路公交车干净，又有空调，中午人不多，坐起来很舒适。东风路两旁都是高楼。郭瑞仁坐在靠窗的位置。大玻璃的车窗，可以把路边的楼望到顶。那些钢筋混凝土的大楼一座座拔地而起，三十层、四十层，一栋挨一栋，有的是玻璃的，有的贴了深红的大理石，有的像钢板一样平滑、闪光，却雪白雪白的，郭瑞仁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做的。看久了他有些头晕。
       还有正在建的楼，被一张巨大的绿色网给罩住了，里面施工的人一个也看不见，他也听不到声音。郭瑞仁知道许多农村来的人就躲在里面干活。黄包包村就有人在广东的基建工地打工。这些楼房都是农村人给建的呢!
       郭瑞仁于是又想到了郭运建房的事。全家人一年到头忙个不停，连一层楼的平房都做不起，为什么一到城市，这楼房就像自己要长出来一样，见缝插针，密密麻麻，一栋比一栋高，一栋比一栋高级，好像不用花钱就起来了。它也嫌贫爱富呢!
       公交车走上中山一立交，这城里的路走到了楼顶上，这得花多少钱啦!黄包包村的路，就是大伙拿锄拿锹把黄土往上拢一拢就成了，不花一分钱。这些年，黄包包村的青壮年劳力全出来了，路烂了，连找几个劳力来修修也找不见
       一个了。老人孩子只能走这条坑坑洼洼出村的路去赶集、上学，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而这些年，年也舍不得回来过的黄包包村人，也不见哪一个有钱了。他不知道，正是靠了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城市生产的低成本产品才占领了国际市场，老板赢利了，农民兄弟可苦了。
       娃儿进城打工，开始时兴奋得很，想到城里来寻求发展，两三个月打个电话，也不忘谈自己未来的打算，娃儿想在城里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娃儿努力学技术，努力到各地去找工作，想着发展了，可以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也来享享这城里的清福。可娃儿这是做梦啊，城里人啊心肠硬，在大马路上爬着哭着都没个人理，要在黄包包村，哪个心肠有这么硬哟!
       公交车从中山一立交又转到环市路立交，从楼上走到了地下，走到了天河路。郭瑞仁转晕了方向，城市这么大，他有些恐慌，人在这城里算个啥!他突然想回家。他理解了娃儿为什么不想出来，黄包包村虽穷，可那是自己的家，乡里乡亲大小有个事都能互相关照，这城里上哪找人去?心慌着呢。两天来，郭瑞仁跟着记者，话都不敢说，脚都不敢乱走。这城市就像个汪洋大海，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给淹没了。
       车在天河城停了下来，下去很多人，又上来很多人。车外广场上到处是人，蚂蚁一样的人在动来动去，忙忙碌碌。他看到水喷向天空，周围的人却没谁理睬。
       郭瑞仁想起第一个晚上就经过这里，要是农村，天黑了这些楼房是看不清的。就像山峰，静静地立在村外，留个影子，有时天黑尽了，连个影子也看不到。这才叫晚上，叫天黑嘛。可这广州城晚上跟白天一样，楼内到处是灯，还有红的绿的灯，像画画一样动，天上也像雾一样都是光的粉尘，墙也给灯照着。还有探照灯，不照别的，专照天上的云。黄包包村也有电，可大家舍不得用，早早就关了灯上床睡觉。难怪这些年到处修水库发电，把庄稼地都淹了，说西电东送，这电都给城里人来照墙了，来照云了。可惜那些淹了的地，那是庄稼人祖传的土地啊!
       二十多年前，他去杭州，那时城里也不是这样的，比农村只多了个路灯，没有这么灯红酒绿，城里人农村人也没分那么清。现在这世道是真正变了。
       十四
       棠下到了。上社有一个牌坊。那条郭运爬过的路，有些不平，一座宾馆就在路口。街道两边进去，是挤得密密麻麻的房屋，阳台与阳台近的距离不到一尺，这是城中村农民砌的廉租房。城市疯狂地扩张，这些几年前还是农村的土地，现在都被城市的高楼包围起来了。农民没田可种，就靠收房租过日子。空闲下来了，他们无所事事，就靠赌钱打牌消磨时光。这些房屋拥挤、阴暗、潮湿、肮脏，都租给那些外来打工的人住，也有暗娼、逃犯，各种靠非法活动谋生的人。赌博、抢劫、杀人、吸毒、嫖娼……都在暗中进行着。街上人来人往，就像从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昨天的事情今天就遗忘了。
       郭瑞仁找到了农贸市场那个岗亭，想亲自问问治安员那天的情况。有个剃平头的年轻人问他找谁，郭瑞仁就说，他是郭运的父亲，想问问9月2日那天的情况。那个年轻人说：“郭运?谁是郭运?不知道。”他又去问另一个穿蓝黑色制服的，那人足足用眼睛盯了他两分钟，一句话也没说。郭瑞仁不肯就此放弃，又出来问一个走来走去的治安员，那人倒是和气，他说：“我没见过郭运的父亲，不认识。”郭瑞仁说，我就是。那人看了看他，“谁能证明你是呀?”郭瑞仁一下被难住了，是呀，谁能证明他是谁。这在黄包包村，谁说我是谁，没有人会怀疑他的。现在他是谁呢?他想到了户口簿，但他不习惯天天带在身上。他不明白城里与乡下不一样，城里人就靠一个又一个证件来确认身份。没有这些证件你就什么都不是。他指指杨福利，说他是我二女婿，他能证明。那人有些不耐烦，“他是你女婿我怎么知道?别问了，走吧。”
       郭瑞仁在农贸市场出出进进的人群里突然觉得自己好可疑了，他还没尝试过这种人群里的孤独。他脚有些发软，又去找报道中提到的档口。他想，这档口该是铺子吧?郭运在那儿买了矿泉水，一定就是铺子了。铺子那么多，他也不知道找哪家才对。就走到一家有矿泉水卖的铺子，在柜台前站了站，咳嗽了一下，郑重地问铺内一个中年妇女：“请问，几天前看到有个人在这里喊救命吗?”那妇女正在招呼一个顾客，没有理他。郭瑞仁又鼓足勇气再问了一遍。妇女给那人找了钱，转过身来问：“你买什么?”郭瑞仁说：“我打听个事，几天前看到有个人在这里喊救命吗?”妇女说：“喊救命?喊救命的多呢，我只卖东西，不买东西就上别处去吧。”
       郭瑞仁站在那儿，本想说就是那个把女娃扔下桥的男人。可他嘴里就是说不出这样的话。他内心深处不希望这是运娃干的。他犹豫的时候，妇女又去招呼另一个顾客了。
       郭瑞仁望着这条粗糙的水泥街道，他眼里似乎看到了运娃，他正一步一步痛苦地往前挪。他哭着，背上满是伤痕，血在坚硬冰冷的水泥地上流着，他害怕极了，伤心极了，孤单极了，满街的人就像现在走着的人一样，若无其事，自顾自赶着路，都忙着呢。
       他陷入疯狂的歇斯底里了。他越这样，别人越把他当成疯子，躲避得更远了。生怕给自己带来麻烦。农贸市场在地上爬着哭着讨钱的人多的是，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了。运儿怒吼了：“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们!”
       郭瑞仁看到了他迷茫、精神错乱、喷着火的眼睛，那里有嫉妒，有愤怒，有仇恨，郭瑞仁痛苦地闭上眼。儿子终于要走那一步了，他知道他在克制，身子发着抖，他的钱没了，成家立业的希望也没了，命也危在旦夕，满街的人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他看到了一个疯狂的世界，你争我夺的世界，孤独的世界，毁灭的世界……郭瑞仁的身子也不由得抖动起来，他沿着儿子一点点爬过去的路慢慢往前走，他生怕走快了，他要陪着儿子走过这一段最艰难漫长的人生之路。两百米，儿子又哭又喊爬了一个多小时!他想起杭州回来的那个时候，两岁的儿子一双沾着泥巴的手扑向自己，不小心在门槛上绊了一跤，他慌忙抱起来，又是抚摸，又是娃啊娃啊地叫，心疼得不行。那时一家人在一起生活，虽然困难，但多么温馨。现在，儿子血淋淋在粗粝的钢筋水泥路上爬，伤心绝望地哭，就像在荒山野岭一样，没人救他，他也救不了他。他在家里，他老了，他不了解城市了。他老泪纵横。
       他理解了儿子选择这个怪异的方式——背紧贴着地面，面向人群，用手肘、手掌着力向前爬。他是绝望了，再也没有什么依靠了，没有谁能保护自己，他背贴着地面才觉得安全，才不会有人从背后袭击，只有土地是可靠的。他看到太多从背后残暴下手的一幕。他躺下是为了引起人群注意，追杀他的人不便众目睽睽下动手，对穷凶极恶的人，他知道自己早已没有了反抗的能力。他呼喊，期望有人救他。他感觉到了追杀者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注视着他，狞笑着、等待着……一个多小时泣血一般的呼喊，最后他彻底绝望了，对自己生存的绝望。从绝望到愤怒、疯狂，一股强大的他所不能控制的情绪，
       把他推向了一个极端……
       他多想劝住儿子，不要对小湘女下手，小女孩连一个自己喜欢的布娃娃也没有，每次到商店只能在柜台上摸一摸，她一样也是可怜的孩子啊!
       郭瑞仁满脸泪花，步子慢得像个重症病人。两眼直直地盯着路面。他的脚步重得像灌了铅。路人对这个老人投来好奇的眼光，有人看他直直的眼光也许把他当成了傻子，有人看他的步子也许把他当成了病人，有人看他伤心的样子也许想到老人遭遇了不幸……但没有谁停下匆匆的脚步。关心一个陌路人，在都市生活中是唐突的。
       老人慢慢地、慢慢地走，腿有点跛，他觉得这一段路是属于他们父子两个的，他想象着娃儿每爬过一寸的艰难痛苦，他要以这样的方式来为他分担，他欠儿子的太多，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哀悼，心里的痛就可以得到释放。
       十五
       又是一天，张同找来报纸，一大版都是小湘女开追悼会的新闻，许多市民自发来到了殡仪馆，来为可怜的小湘女送行，一位市民送来了一只玩具熊，工作人员接过去放在了小湘女身边。又有市民送来了两个福娃。不少人为小湘女的父母捐款，小湘女上过一天的新苗幼儿园，老师送来了家长和同事捐的一千元慰问金，送完钱，她忍不住躲在告别厅外哭泣。几位家长还以孩子的名义送来了花圈。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她父母也是外来工，她闹着跟自己的父母来看小湘女。一位姓章的老伯，八十一岁了，身患癌症，也来殡仪馆给小湘女捐钱。来得最早的是一位住在赤岗的下岗工人。一百多个来送行的市民有不少是外来工。他们的到来使任家感到温暖。
       小湘女躺在玻璃棺内，身穿一套水红的衣服，这是父亲为爱美的女儿买的最后一套衣服，她脸上扑了一层水红的粉，腿上覆着一大束菊花。遗照上的小湘女，穿着碎花小吊带上衣和粉红的裤子，手拿一朵小花，在夏天的阳光里灿烂地笑着。
       小湘女的父母、奶奶、外婆、姑姑，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任川哭着：“湘女，你醒醒啊!你知道爸爸有多爱你吗?那天你不是亲了妈妈一下吗?怎么不亲爸爸一下?你知道爸爸有多爱你吗?你怎么不睁开眼睛看一下爸爸?爸爸真的很爱你啊!那天要是爸爸不上班，答应带你去玩，你就不会有事啊!”
       小湘女是湖南的外婆在乡下带大的，外婆在她的灵前唱起了湘曲，祈求逝者安息。老人一字一顿，声调苍凉，唱得撕人心肺。
       张同看完葬礼报道，也泪流满面了。他们一家在要不要去殡仪馆送送小湘女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想去送送这个可怜的孩子，又害怕引起她父母情绪失控，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任家对郭家葬礼都没来一个人，心里更加想不通，怨恨更加深了。
       张同在另一个版面找到了一篇与郭运有关的报道，一位记者联系上了报料的拉客仔，记者同他按郭运走的路线走了一趟。报道后面还登出了读者质疑报料人真实性的文章，因为报料人能从报社领到奖金，加上揭发同行会惹祸上身，这位读者于是表示怀疑。
       最后一段话是拉客仔的解释，他说自己在火车站一带拉客多年，但他只是从野鸡车主那里拿点提成，从不害人，不干对不起良心的事。郭运年纪轻轻，从贵州老家来广东打工，却丢了性命，实在是可怜。我想着不舒服，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这才站出来揭发同行谋财害命的行为。
       张同觉得这人的话不能全信，如今的人要编个故事诓人太容易了。但是警方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总算一个线索吧。还得想法告诉老人。这有点恐怖，尽管老人的担忧已经没有一点作用了，人已经死了，但他们还会伤心啊!得想想怎么劝说他们才行。
       十六
       郭运的女友终于浮出水面，一个贵州籍的记者靠乡音在一个上午打动了她，她接受了采访。
       “我现在心里很乱，什么都不想跟你们说。”郭运死后，杨萍两天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报纸登出了郭运的照片，他那个大分头，那双敏感、聪明的黑眼睛，这双眼睛几乎天天都会与自己对视，她能看透他心里的想法，也能感受来自那双眼睛深处的挚爱。她当时捧着报纸就哭了起来。我送他回家上的车，我以为不久也会回去，没想到他会死啊!
       她说自己与郭运是同一个县的老乡，他们是在深圳打工时认识的。杨萍所在的工厂与郭运的工厂有六七站路。郭运一有空就坐公交车到她打工的工厂来，站在大门口，一直等着她下班。他带她逛街，给她买好吃的东西，说一些开心的话。
       郭运每个月的工资有一千多元，杨萍只有几百元。他们谈恋爱两年了正准备结婚。她很遗憾，他们都没去过对方家，双方的亲人也不熟悉。记者说道想去她家里拜访，杨萍在电话里大声说：千万别去，会害死我的!因为家里人也不知道她与郭运谈恋爱的事。从她吞吞吐吐和慌乱的口气中，记者认为她有了身孕，怀了郭运的骨血。
       杨萍说，郭运节俭、能干。他挣的钱除了请朋友吃饭外，基本上不乱花一分钱。生活上他把我当小妹妹一样看待。他很依赖我，我是他生活的寄托。他把一切都给了我，我们的未来是在一起的。他一心想着砌屋结婚。我们有点相依为命……
       这些天，我们在一起经过的事情就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过，我想他，就到我们两个人经常去的地方……我天天在那里哭一场。
       ……我要辞职回家了，想在家清静一段时间，手机号码也会换掉。我现在只想做的事，就是回到父母身边。以后出不出来打工，很难说。在家里，一家人都很呵护我，都叫我燕子。我要回到宁静的村庄里走走、看看，再听听父母温暖的话，或者我可以暂时忘记心里的痛苦。对郭运，我今生也不会忘记……我爱他，可是，可是，他不在了，留下我一个人……
       采访进行不下去了，杨萍在电话那端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就把手机关了，再也打不通了。
       张同把情况告诉了两位老人，老人的脸上表情都很凝重。龙上英唉声叹气。郭瑞仁老说自己太粗枝大叶。对娃关心太少。娃砌不了房，心里多难过。他想起了那晚的哭声，那一定是娃在哭。可娃装得跟没事人一样。他是不想让父母难过啊!郭瑞仁一想到这儿就心痛得不行。娃是有想法的啊，结婚生子，与自己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但这样的想法娃不能实现。娃儿要做父亲了，但他没有住房，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女朋友怀孕也会失去工作，他们回到农村靠什么生活?娃今年都二十八了呀……龙上英想到郭运回家老是到屋外去打电话，她现在明白了娃的苦衷。
       郭瑞仁、龙上英的活动也在报纸上报道出来了。读者同情他们。有人来报社给他们两位不幸的老人捐款。不少读者还关心小湘女一家与郭运一家这两个不幸家庭能否和好。他们都是善良的人，是活得最艰难的人，善良人之间出现仇恨、凶杀，更加令人欷歔。他们盼望善良的人能彼此原谅，彼此和好。
       请两位老人来广州的报社，也想促成此事。恰好有一位动漫城的姓吴的总经理给报社打电话，表示愿意出资帮助这两个悲惨的家庭。下午，他赶到殡仪馆，找到了正准备带女儿骨灰回
       湖南湘潭的任川。他表示愿意尽他的能力帮助两个家庭，小湘女的医药费、殡葬费全都由他来承担。双方家庭如果愿意，可以在他公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说，看着这几天的报道，感觉气氛一直很压抑，我希望大家一起化解这一段恩怨。
       任川说着感谢，紧握着总经理的手。吴总从身上拿出两千元现金，说先给他们做路费，今天只带了这么多，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我，夫妻可以一起来我的公司工作。发生了这么大的悲剧，两个人不能分开了……
       当天傍晚，任川、彭小慧，任川的弟弟和好友姜女士一起到了报社会客厅。郭家两位老人在记者搀扶下颤巍巍地走进来时，室内空气仿佛凝固了。任家个个都面无表情，紧紧盯着郭家，任川红肿的眼睛似乎要喷出火来。郭瑞仁看了一眼任家人，马上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解放鞋。龙上英缩着身子，望着记者递过来的水杯怔怔发呆。会客厅里没有一个人说话，一片死寂。
       记者想缓和气氛，开口说：“先请吴先生说两句吧。”
       吴先生说：“希望尽我的力量，帮助两家人走出困难。现在全社会都在关心这件事情。事情发生后，感到气氛一直很压抑。这不应该是社会的主旋律，我们希望死者入土为安，希望生者不再怨恨，大家一起化解怨恨，化解悲痛。”
       吴总经理说完话，室内的气氛有所缓和。郭瑞仁抬起头，看着对面的任家。姜女士说感谢吴先生，她抬眼看着郭家，眼神稍稍变柔和了。
       突然，郭瑞仁拉着身边的老伴站了起来，旁边的两个女婿见岳父的举动，也跟着站了起来。郭瑞仁说：“我给你们道歉了，我真心地来给你们道歉来了。”
       看着老人这么说，任家人也坐不住了，纷纷站了起来。屋里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我的运娃在家里一直很听话，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是个好娃儿。他出来打工，也是为了我们家里。”老人继续说，“没想到他一到广州就成了这样!没想到啊!”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龙上英哭着双手合十，“实在对不起啊!”
       郭瑞仁扶着桌沿，一步一挪，走到了任川的面前：“对不起啊!”他一把抓住任川的左手，龙上英也走了过来，抓着任川的右手，哭着。任川有些手足无措，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扑通”，龙上英跪了下来，说：“我给你赔罪了……”任川慌忙弯腰去拉。姜女士也赶紧俯下身去搀扶：“阿姨，您别这样，阿姨，您别这样。不怪您，真的不怪您。”
       张同这时说：“二老一直觉得对不住你。运娃是他们的命根，他们的支柱，运娃死后，我一直怕他们撑不下去。可是有这么多人来帮助我们，没有因为运娃杀人就看不起我们，这份感情不是用言语就能表达的。”张同的普通话不流利，任家四人认真在听着，“有这么多人帮助我们，二老一定能坚强地活下去。二老刚才说，这也是天意，请你们高抬贵手，解掉冤仇，我们以后会是一家人的。”他顿了顿，抬起头来，望着任家人，“你们以后如能到我们家乡去，我们一家都会把你们当亲人一样看待的。”
       姜女士说话了：“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和任川说，全社会给了我们这么多关怀和爱，为什么我们不能给郭家二老一些关怀和爱呢?任川也很清楚，但宽怀的话，他有时实在说不出来。我们从来没有怪罪过二老，我们也知道郭运是个老实的孩子，请二老不要太内疚，一定保重自己的身体，好吗?”顿一顿，姜女士接着说，“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是一个刑事案件了，我们会按照法律的规定走下去的。”
       记者招呼大家坐下来，又递上水杯。坐了一会儿，郭家两位老人身体不适起身告辞。任家人都站了起来。记者搀扶二老走出会客厅，郭瑞仁口里轻轻地说：“谢谢，谢谢大家啊。”张同过去一个个拉着任家人的手，不停地道歉，劝他们要多保重身体。
       十七
       郭运的告别仪式是殡仪馆最冷清的，除郭家四人外，来了郭运的一个朋友。张同在前台办理了郭运火化的手续，交上不能再少的两千四百六十九元火化费。郭瑞仁给郭运挑了一套二百二十五元的最便宜的西装。要给郭运买一个骨灰盒了，这是郭运在阴间的房屋，是他最后的归宿。他再不用四处漂泊了。郭瑞仁把殡仪馆营业部所有的骨灰盒都看了一遍，贵的要好几千元，最便宜的也要六百多元。他叹息一声：“不要了，用蛇皮袋装着吧!”
       到了告别厅，龙上英绕着玻璃棺走一圈就被张同扶出去了。郭瑞仁戴着老花镜绕了三圈，想把运娃的每一寸皮肤都看仔细了，想看清娃儿身上的每一处伤。
       作为道士的郭瑞仁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白发人送黑发人，要为儿子招魂。他一个人在运娃脚前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招魂幡，向郭运上方挥了挥。挥毕，郭瑞仁手心朝上，手背朝下跟遗体招手，口里不停地念叨“起来，起来，起来”。然后，他绕着灵柩开始招魂。他唱：“五方尊神之前日，地府茫茫，莫辨东西南北，冥途杳杳，马知险阻康庄。今以郭运去世，伏冀尊神照鉴。觉路宏开，息息相关……庶几得所依归。”唱完一段，道士摇着白幡，唱：“魂兮归来兮，东方不可以托栖，太皓乘震兮饧谷宾，日出鸟兽孳尾兮，青帝曷所依，归来归来兮，东方不可以托栖。魂兮归来兮，南方不可以托栖，祝融居离兮明都方永日，鸟兽希革兮赤帝难附依，归来归来兮，南方不可以托栖……”
       唱完他对着灵柩作了三个揖，最后说了声：“安息吧!我带你回去，我答应你，生前不能给你砌房，死后一定给你买棺好好安葬。你不要再在城里游荡了。你的家在纳雍。”
       13日下午4点，郭瑞仁、龙上英在广州待了四天后，上了K192次列车。好心人帮他们买了两张去贵阳的卧铺票。带着在城市死去的儿子的骨灰，他们就要回到那个偏远落后的黄包包村了。在另一条路上，任川一家昨晚赶了一夜的路，天蒙蒙亮时，任川抱着自己心爱女儿的骨灰盒回到了湖南湘潭县射埠镇团山村的老家，按习俗，小湘女不能进家门，要天光时下葬，在一处长满油茶树的山坡，彭小慧家里人一清早就把她埋在了外公的坟旁。
       郭运的骨灰放在蛇皮袋里，郭瑞仁把它放在自己睡的中铺上。他想抱着它在火车上陪儿子睡一个晚上。上车后，郭瑞仁坐在骨灰下面的铺位上。他想着娃的魂是不是跟他一起上了车，他怕娃还记挂着城里，烦恼着作不了决断。他轻轻念了几句经，他听到骨灰咔嚓响一下。又咔嚓响一下。他就知道郭运的魂儿随着自己上车了，他不会再犹豫了。他在火葬场为他招过魂，念过咒，运娃是个乖崽，他一直听父亲的话的。他感觉到了运娃上床的脚步，他是愿意跟着一家人回黄包包村的。那里虽破旧，却是自己温暖的家，有稻谷、玉米、森林和鲜花，还有树林里的鸟巢，自由自在的小动物，那里是他生长的地方。儿子是不能不随自己的父母回去的。运娃不会做孤魂野鬼的。
       郭瑞仁一路上不断地喊着娃的魂，他相信，儿子再也不会迷失方向了。
       责任编辑　伊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