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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黄昏的时候，雨点打在窗玻璃上，发出很响的声音。很响，而且很急。我正在收拾桌上的东西，关掉电脑，打算下班。但突如其来的夏天的阵雨肯定要困住我了。
       隔壁的大开间里，那些年轻人开始大声说话，并且诅咒。
       他们把日光灯全都打开了。他们有他们秘密的心事。他们显露出来青春的焦灼。
       我也焦灼。原因是晚饭我本约好了二十四楼那位邮购公司的小李一起去徐家汇吃意大利比萨。我其实并不喜欢吃洋东西，但为了迎合小李那一望而知的时尚癖，只好这么将就着。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这位漂亮苗条、在上海不断生长欲望的安徽姑娘，我是在电梯口认识的。我看她第一眼就决定打她的主意了。她的眼风带着一丝隐秘的放浪扑面而来，让我的心头在一瞬之间猛地一烫。我们互换了名片，起先说一些与公司业务有关的话题，我暗示她我在我们公司的地位，后来……后来就有了这一次比萨的约会。 整个下午我都是愉快的。那时还没有下雨的迹象，我从窗子里俯瞰了一眼漕宝路，看到吊塔、玻璃幕墙的反光、十字路口被红灯拦截的车流和蚂蚁般的人群。我想生活就是在广大的机会里不断地邂逅和追逐。这样想的时候我很愉快，真的很愉快。
       我的指头在桌沿上敲击。如果指头下是钢琴的琴键，那一定会发出烦闷而躁动的乱音。雨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时，门开了。
       一条瘦长的身影投进来。我心不在焉地抬起头。我根本没有认出他来。
       他肯定也没有马上认出我来。他有些迟疑。
       “请问你是不是……”他局促地望着我。
       这下子我认出他来了。我想他也立刻认出了我。二十来年不见，我想我们的变化都很大。我发福了，而他变得更瘦，简直成了一根竹竿。这一刻，我们都有点说不出来的尴尬，不知道原因的尴尬。我朝门外喊：“小靳，泡杯茶过来!”
       同时，我望着他，用劲地望着他，试图找出从前的他来。
       从前，他是我的诗友。我们写诗的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当然，我不能和他比，他是真正的诗人。我只是爱好诗，却并不能写出好诗，虽然我曾经非常发奋。我缺少当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天分。但我们却是非常好的朋友。他那时在贵州，刚刚大学毕业，分在黔东南的一个山区的中学教书。他每天都写，激情磅礴，用劣质的信封把他的精致的诗作投向大江南北。然后，利用寒暑假，连牙刷都不带，在中国的大地上四处游走。他从洞庭湖溯流而上，到了我们的长沙，瘦瘦地、浑身脏兮兮地敲开了我的门，就像今天这样。
       那年头，诗人们都是这样串门的。通过写诗的人手头上都有的联络图，到处寻找同志。天涯若比邻。
       我那时刚结婚，入赘在岳母家。吃了晚饭之后，他提出要住在我家里。我看了一眼我老婆。她也看了我一眼。我勉强地答道：“好吧，不过……”
       他无所谓地说：“就睡客厅的沙发上吧。”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我记得他在我家里住了十来天。白天出门，晚上回来。我岳母问我：“这人是干什么的?怎么看起来像个要饭的呀?”我笑了起来，没说什么。没有必要说什么，也无法说什么。晚上，我跟他到街角的夜宵摊上喝啤酒。他拼命地喝，并且拼命地咬五香卤猪蹄。他很饿，好像饿了一整天。我问他白天都去哪里了。他在路灯光的暗影里笑起来。“乱走，”他说，“我喜欢一个人乱走。”然后他说他今天上了岳麓山，看了黄兴和蔡锷的墓，看了岳麓书院。“在下山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姑娘的背影真是美丽。我追了过去，我朝她喊：‘喂!喂!’她回过头来望着我。但我马上从她的目光里看到了羞耻和愤怒。”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街边谈起了女人。接着又谈到诗歌。接着又回到女人，又回到诗歌，一直到天亮。在那个年头，男人之间若深入了这两个话题，就成了当然的好朋友。我们喝了十几瓶啤酒，啃了四盘五香卤猪蹄。街角有人号着醉意深深的歌回家。麻石的小街快要天亮了。
       第二天他找我借钱。“多少?”“二十。”二十在那个年头是不小的钱。但他一点也没有向我说明用途的意思。他借得理直气壮。在这方面他也体现了诗人的气质。不过很快我就晓得他拿这钱是干什么了。
       连续几天的傍晚，他回来的时候，手里都提着一根腊肉。我老婆说，这像什么话，你是客人，怎么好意思要你买菜呢。他笑笑，露出发黄的牙齿，说：“你们湖南的腊肉真好吃。”我想这乖张的行为后面一定大有隐情。他在我家里大大咧咧，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的事情上表现出细腻的人情味来。
       果然，那天晚上我们又出门喝啤酒，他向我吐露了实情。在我们小街的尽头有间小小的腊味店，守店的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据他形容，“简直漂亮得像个仙女”。为了接近她，他每天扮作挑选腊味的模样跟她搭讪，每次买一根腊肉。但是看来他在这“漂亮的小仙女”面前无计可施，因为不管他施了多少钓饵，她绝不上他的钩。他看到小姑娘有个骑铃木摩托的后生子男朋友，总是在黄昏的时候来到店子前的路边，靠在摩托上抽烟，并且警惕地打量他，眼角里闪出一股子狠劲。
       “他妈的，”他喝一大口啤酒，用贵州话说，“如果她爱好诗歌，她就会爱上老子。”
       我说：“如果她只是爱骑在摩托上兜风，那就不一定会爱上你。”
       二十块钱全部用来买腊肉了。他走的时候，腊肉挂满了我家的窗台。
       “钱，我回去就寄过来。”
       “算啦，等于是我请你帮我每天采购腊肉了。如果你把腊肉带走，那倒是要你还钱来。”
       从此我们没有再见面。
       二十多年来，仅仅只在他离开那个夏天回到贵州之后给我来过两封信。其中一封信里夹着他写给我的一首诗。我几次搬家，信和诗都遗失了。
       就像这个世纪虽然伟大，却把写诗的年代遗失了一样。
       我大约记得那首二十来行的短诗里隐秘地暗示了我的城市给他带来的遗憾。我想那遗憾一定与腊肉和天仙样的湘女有关。
       一个人消失了二十多年，突然又出现在你的眼前，这样的时刻，时间的闸门被打开了。
       我闻到了那个逝去的时代的气味。那气味就是写着诗行的稿纸和诗人身上的傲慢而邋遢的气味……
       我肯定今天无法和二十四楼的小李践约了。雨而且越下越急。整个写字楼里都笼罩着一股想要左冲右突的郁躁气氛。隔壁办公间里四台电话都有人在举着话筒咆哮。生活被粗暴打断的时候，人们火气冲天。
       我示意他坐下，先喝口茶水，然后我也打了个电话给小李。我向她道歉，请她原谅我突然有事缠身，是重要的业务。“明天好不好?明天晚上。还是在那家比萨店?”
       我听不出小李的情绪。她回答得很平静。她说她正好也要加班。我相信她说的不是实话。但我猜不透她的心思。好像比萨的约会对她可有可无。好像她并没有等待。现在的小姑娘太成熟了。随便一个女孩你都琢磨不透。她们个个都像谜一样。这都是机会和欲望造成的。猎人被自己的圈套套住的情形太多了。雨点打得窗外一片深重的灰白。
       
       “你让我找得好苦。”他看我打完电话，放下纸杯，声音有些疲倦地说，“我知道你在上海。不知道你在这样的写字楼里。我转弯抹角问了好几个人才问到这里，真牛逼。”
       “真牛逼”是什么意思?是说我还是说他自己?
       我朝他笑一声，说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下这么大的雨，我们就在楼下的餐厅里吃。“饿了吧?”
       “饿了，老子饿透了。”语气里还能感到二十多年前的味道。
       餐厅里没想到晚上有这么多人用餐，穿白衣的大厨在里面忙得满头大汗。窗口里的服务员没好脾气地朝窗外排长队的人们喊：“等一下!等一下!”
       终于要了几样荤素，要了六瓶啤酒。我们挑了靠窗的位子坐下来。外面是雨声闹，里面是人声闹。我说将就点吧。他好像没听见，举着筷子就吃起来。吃了几口，才拿起开了盖的啤酒瓶和我碰了碰，说：“不容易啊!”
       这时，我看见了二十四楼的小李。她也下楼到餐厅里来吃晚饭。我瞧了瞧她的苗条的背影，心想这个时候我本来是和她一起吃比萨的，坐在有气氛的意大利餐馆里，很容易意味深长。有时候其实就是需要一种心情。如果收获比心情更大，那当然更好。而这不是不可能的。
       他当然饿透了。看得出来。他的吃相很坏，代表了他的一种沦落的生活状况。
       我们彼此都没有说什么客套话。那是语言的浪费。
       “哑马，”我叫他当年的笔名。我也只晓得他的这个名字。隐约记得他姓彭，但也许是姓宋，“现在又是放暑假了吧?”
       他怔了一下，忽然明白了我的意思。“哪里呀，我早就不在学校教书了。我现在天天都放假。”
       “怎么不在学校教书了?那你现在干什么事?”
       “什么都没干。”他举起瓶子喝了一大口啤酒，“自由自在，东游西荡。”
       “靠什么生活呢你?”我问他。
       “靠永远用不完的激情。”他说完一笑，差点儿喷出酒来。然后又说：“玩笑玩笑。我也不清楚我是靠什么来生活。”
       果然是阵雨。雨点小了下来。我从窗子里看到这栋大楼里有人踮起脚尖跑到了大街上。对面街口的霓虹灯亮了起来。下过了雨，那五颜六色的灯亮得很清新，也亮得很童话。小李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人影。
       “我不清楚。”他重复地说，“一点都不清楚。”
       我望着他，琢磨他的生活。他不像一个幸福的人，也不像一个不幸的人。他也许介乎两者之间。我琢磨不透。我承认我对人的判断力不怎么样。
       我的手机响了一下。是短信。小李的短信：
       我在餐厅里看见你了。你和一个怪模怪样的人在一起。你们好像不是在谈业务。
       我还是望了望餐厅。雨停了之后人散去很多。服务员在忙着收拾桌上的盘子和纸杯。很多盘子上还有一半的食物，纸杯里也有没喝完的橙汁或可乐。小李在哪里呢?
       一个戴着白帽子的女服务员走过来，尽可能装作有礼貌的模样说：“先生，请你们快一点用餐好不好。我们要下班了。”
       后来我们换了一个地方。我们沿着马路这边朝前走，来到一家小酒吧。雨后都会飘着一种接近奶茶的气味。我们走进去，继续喝啤酒。这时候人还不多。背景音乐中的钢琴取代了雨声。小酒吧显出从容的静。人影在半明半昧之中。
       他继续喝着啤酒，朝我笑，却不大朝窗外张望。他疲倦的脸上有种终于找到了旅馆和一张宽大的床的满足神情。
       哑马的出现，召唤了我的记忆。我和他穿越时间的隧道，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岁月。那时候，诗人们就是这样喝啤酒的。就是这样到处流浪，寻找同志和知音，喝酒，聊天，谈论诗歌和女人。满面红光，意气飞扬，然后相忘于江湖。
       但是我想听听他的经历。这二十多年来的经历，一个诗人的人生经历。我试着把话题朝这方面引，不断地询问他。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最大的疑惑就是：他为什么变化那么小?我指的不是他的容颜。他和我一样在时间中老去，而且他比我更被时间摧毁得厉害。我指的是他的生存状态。他还是那么潦倒，但看上去他对生活还是那么容易满足。在生活的摇摇晃晃的钢丝上，他是怎样获得他的平衡的?
       在喝了很多的啤酒之后，他说了很多的话。当然这些话是为了回答我的疑惑。小酒吧里人越来越多，但这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有啤酒和回忆，其他的都不存在，都消弭于无形。
       这么些年来，哑马过着一种与我和大多数人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也相信这种生活只能属于他。别人无法复制，也无必要复制。他的生活透着一股子你没闻到过的气息，就像你走入了一片神秘的林子；而且具有奇特的蛊惑力。这之后的好些天里，我脑子里都浮着他向我描述的那些生活场景和细节，浮着生命的顽强的活力和某种让人心动的快感。人都是这样的怪物，你对于你没有经历过的生活总是充满向往。你甚至想体味一种你从来没有过的日子，哪怕这种日子充满了艰辛、苦难和其他一些让人不大痛快的东西。
       我想我还是应当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也许这样能使我再一次地凭着几近萎缩的想象进入到他的传奇。让我和他经历一个诗人曾经有过的困顿、潦倒、惊惧和快活，经历和我的庸常生活不一样的生活。
       那里面的真实或许是我们没有的。
       他手握一支百威啤酒，眼角有一点浑浊的眼屎，朝我说了以下的话：
       “……你老兄晓得我大学毕业是分在一个县中学教书。其实我们的中学离县城还有十几里地。我们那中学在县里是重点中学。县里的头头们都把成绩不好而又调皮捣蛋的孩子送到我们中学来念书。我们的学生一律寄宿。老师也都住在学校里。
       “我们的高考升学率不低。但是我们的学校是个马蜂窝。尤其那些县城里的干部老爷的子弟非常操蛋。他们都很聪明，却是害群之马。我的日常工作除了教语文，就是管教他们。不好管啊老兄。你压不住他们，你自己就会成为他们层出不穷的恶作剧的受害者。我们教研组的老汤就成了这样的可怜虫。他们在他的饭盆里撒尿，在他的抽屉里放毛毛虫和癞头蛤蟆。他们在他背过身在黑板上板书的时候朝他的后脑壳投黄泥团。
       “只有我能管住他们。不容易啊老兄。
       “老汤那么强壮的一个中年男人，他比教体育的小陈老师都强壮。他都害怕了，退缩了。他甚至打报告要求调动工作，宁愿调到更远的乡村学校。所以莫说是女教师了。她们整日胆战心惊的。她们希望这些顽劣的孩子们早点毕业。其实她们想错了。调皮捣蛋的家伙从来都不缺少，一茬接一茬，像韭菜一样，割了又长，割了又长。他们无穷无尽，形成传统。
       “她们躲避不了。”
       他起身上了一趟洗手间。可能在里面洗了一把脸。眼角的眼屎不见了。接着又开始喝啤酒，接着又开始谈他自己的生活。
       “……我讲一个他们如何顽皮的例子给你老兄听吧。学校的厕所，我们那里叫茅坑。在教学楼后面的坡上。就像你们湘西的吊脚楼。人在上头拉屎，你钻到下面可以望到白生生的屁股。女老师和女同学都不敢在那样的茅坑里
       解手。她们害怕被那些调皮男学生偷窥。但是他们的乐趣不止于偷窥。他们更厉害。他们从后面山上砍来毛竹，削得尖尖的，从下头捅那些蹲着的屁股。捅得学校里一天到晚有人尖叫。校医务室最日常的工作就是拿红药水涂那些鲜血直流的大大小小的白屁股。厉害吧老兄，这些小家伙们。老汤就受过这样的伤。
       “什么叫鸡犬不宁?这就叫鸡犬不宁啊老兄。
       “在我们的教研组一张破门后面，我一直放置了一支竹竿。它就是我的武器，专门用来对付那些捣蛋鬼的。我坐在办公桌上备课或者看作业，听到后面茅坑那边发出惨烈的尖叫，我就立即起身，在门后面迅速拿出竹竿，冲过去追那些捅屁股的家伙。我追得他们在后山上满山跑。我的腿长，跑得快，要是叫我追上了，好家伙，你看我劈头盖脸一顿好打。我下手很重。而且我打人时的模样大概很可怕。这是那些老师们事后向我形容的。他们说我打人时完全没有了平时的斯文，完全像个暴徒。这可能就是那些捣蛋鬼们之所以害怕我的原因。他们从来不敢报复我。他们看见我转头就跑。我是我们那所中学里唯一让他们感到害怕的人。只有我能代表我们学校的秩序和尊严。我是专门打鬼的钟馗。
       “有一回我把一个捣蛋鬼打伤了。当然竹竿打不伤。我是拿皮鞋把他踢伤的。他的爹，县财政局的一个副局长，来找我的麻烦了。他要我赔医药费，而且要学校开除我。如果学校不能把我怎么样，他就告到县教育局去。总之，他欲除我而后快。我们学校的头儿吓坏了，怕上头的官，尤其怕上头的财神爷，就答应给我重大处分，并且让我停课一学期。副局长这才罢休。但是学校的老师却联名写信，说如果让我停课，他们就集体罢课。头儿也吓坏了，怕下头的人造反。左右为难。老师们在联名信中历数了那些调皮学生的罪状，歌颂我是他们的保护神。他们说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受到打击，那学校里的歪风邪气就没人能制止得了。他们也没有办法正常教学和生活。他们甚至连茅坑也不敢上了。这个学校还像个学校吗?
       “妥协。老兄，妥协是当头的看家本领。校长取了中间值。重大处分就免了，改为重大警告。停课由原来的一个学期缩短为两个月。这样的话上下两头都有了交代。
       “这就是我分到那个学校的第二个学期遇到的事。
       “老兄啊，你晓得追上那些捣蛋鬼并且狠狠地揍他们多么有快感吗?我真的下得了手。我把他们不做人打。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有这么狠。你晓得，我是一个诗人。诗人是孱弱的。我这么瘦，风一吹好像都能吹走。但是打起人来我却有股子疯狂劲。我怀疑我人格里隐藏着暴力的倾向。那不是打人，那是一种发泄。我说不出由来的发泄。我身体里潜藏了一股我自己也弄不明白的地火般的情绪。一旦触发，就可怕地迸射出来。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真是个危险的家伙。我是这么想的，老兄。”
       我又叫来了几支小瓶的青岛啤酒。哑马说他今天心情还不错，他愿意多跟我聊聊。我们的晚餐没吃好。我叫来了几碟冷盘。他把五个指头抓了抓，好像刚刚打完了一场恶架。但他的面目却没有凶相。恰恰相反，他是那种时时示弱的家伙。这样的家伙容易引起别人的好感和怜悯。“我怎么老是撒尿?你还没有起过身啦老兄。”他又上了趟洗手间，回来坐下，和我探讨他是不是有点肾亏。我笑着，等待着，等他继续他刚才的话题。
       马上，他又接上了他的话头。
       “我现在，今天，当然明白了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火气。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社会边缘的人。不是自我选择的，而是被社会抛弃的。我想这可能就是诗人的命运。诗人说到底，我是指真正的诗人，立场上都有点作对社会。这是本能。不是的吗?你不这样认为吗老兄?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有的就是对这个社会的情绪。反叛的情绪，对抗的情绪，找准机会就敲一棒子的情绪。这就是我为什么有时候显得那么狠的缘由。我现在你也晓得了我为什么要那样凶地揍那些县里的头头的孩子。但在当时我是不明白的。我只觉得我那时的情绪很危险。我害怕我会过失杀人。我每次狠狠地揍完了那些捣蛋的孩子之后我都感到害怕和后悔。但是他们一捣蛋，我又拿起竹竿冲上去了。我那时只清楚一点，我身上有种无法控制的野性。”
       他斜斜地望了一眼小酒吧。人影憧憧。但他什么都没看见。他看见的是他自己从前的生活，他的情绪和他的诗意。
       “停课两个月，对我来说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我的同事们为我不平，我倒觉得反而很轻松。这段时间我可以休息一下，借此还可以写诗。我要写一组《南方的天空》。我果然写了，后来陆续发表。总共三十首。你可能读到了其中的一些，老兄。那时候，诗歌是我的愤怒的火山口。我相信你会感受到，我的那些诗行都具有岩浆般的热度。我的诗是对我自己的内心的倾听和表达。人在青年时代都有一段时间需要发泄内心里日益膨胀的东西。这东西要到许多年以后才能慢慢看清楚。
       “那时候，我的力比多分泌得太旺盛了。当然现在我也是如此。这就是现在我仍能坚持写诗和生活的一种动力。
       “我住在教学楼尽头的一间小木板屋里。原来是给体育组放杂物的地方。只有一个窗子，抬头望得见起起伏伏的群山。山上的天空很蓝，常常像被水洗过一样干净。绵羊一样白的云朵就停泊在那上头。我坐在一张东倒西歪的桌子旁，透过窗子望出去，心情总是很好，而且总是让我充满想象。那段时间我的诗歌写得真好。尽管我现在写诗的技巧更成熟，却怎么也写不出那段时间那样的好诗来。一切都是率性的、真切的、灼热的。一切都流露和发生，并且自然。
       “想不想听我和一位女老师的故事?”
       他停顿了一下，就着瓶口喝光了手中的啤酒。我想听，同时我脑子里浮出了他那一年暑假来长沙时的情景。他买了那么一堆腊肉。但腊肉归腊肉，湘女归湘女。他没能兼得。是他不行吗?也许在我看来，诗人和女人的故事难免有点空中楼阁。它适合想象，却不适合现实。我想起了腊味店的女孩子和她的男友，还有他的铃木摩托车。
       但我还是想听。庸常的生活并不能完全泯灭我的好奇心。我们各自又开了瓶啤酒。
       哑马朝我微笑。对面街上霓虹灯的彩光闪烁在他的牙齿上。
       “……这位女老师是教数学的。她的名字叫朱小瑛。我们中学唯一未婚的姑娘。她比我早一年分来，住在我的脑壳顶上。在二楼，在二楼的尽头。晚上，她在楼上走动，木板会发出唱歌样的声音。这让我产生想象。我想象一个女人独自一人的生活。这样就让我产生了冲动。尤其是半夜里，她在墙角的一只便盆里小便的声音，那么急促、清晰、响亮。你想想就在我的脑壳顶上。我按捺得了吗?起初我用诗歌含蓄地表达那么样的一种听觉。我写了，只有我一个人能懂。我没让它发表。我相信，没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那是很情色的。但是我写得很美，真的很美。我写出了一种很特别的意象。我总共写了四五首，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内心里的幻觉，来描写惊人的想象。我相信那都是好诗，只是没人能懂。它是写给我自己看的。
       在写诗的过程中，我的小东西一直很亢奋。男人都是因为小东西不听话而惹祸的。
       “我不是一个只耽于想象和意淫的人。我相信我也是行为艺术家。一天白天，我在办公室里借故向朱小瑛推荐了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我说看看吧，你一定会喜欢，里面写到了爱情。我是当着其他老师的面向她推荐的，她不好拒绝。她的脸红了一下，把包着牛皮纸的那位英国作家的长篇小说放进了抽屉。我晓得她并不爱文学。她的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是用来编织毛衣，就好像她的未来里有一百个未婚夫一样。当我谈到书里面写到了爱情，她的目光还是闪出了几颗星星。她上当了。
       “她上当了。她根本没发觉我暗藏的心机。谁都没有发觉。教师之间互相推荐书籍，太正常不过了。”
       哑马朝我诡谲地一笑。但他的笑里有种孩子般的天真，恶作剧的孩子的天真，心地单纯的男人的天真。我看见他黄黄的牙齿上闪过的霓虹灯影。
       “当然，到了晚上，我采取行动了，八点来钟。我们学校的教师宿舍在山脚下。你想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什么娱乐都没有。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学校连一台电视机都没有。教师们早已适应了这种没有任何娱乐的日子，他们的作息和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是没有区别的。我看到八点多钟，山影还没有黑透，但是山脚下的那排平房差不多都熄灯了。你老兄没在山区待过，你不熟悉那样的一种单调生活。我的夜晚是和书和诗歌相伴度过的。除此之外，任何一种人际交往都不可能发生。除了你写信，让你的心跳到达远方。
       “人们开始入睡了，还那么早。这也是我产生愤怒的原因之一。这种生活真他妈让我窒息。我还那么年轻啊!写诗、写诗!我只有通过写诗来发泄我的无名的烦恼和愤怒。但现在我想通过另一种途径来找到新的发泄口。我轻手轻脚地上楼。我敲响她的门了。
       “我在上楼之前特地走到坪里，望到她的窗口还有灯。她没有睡。她毕竟年轻。她在织永远织不完的毛衣。总之，无论如何，这比天一断黑就睡觉要好。那些活人在过着死人的生活。他们沉浸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我敲门的时候里边一点声音都没有。过了十几秒钟，才听到她问：‘是哪个?’仿佛那不是她的声音，充满了疑惑和惊慌，还有几分颤抖。
       “我说是我咧，小彭咧(是的，我想起来了，他是姓彭)!楼下的小彭咧!
       “她还是没开门。她在里头问：‘有什么事?’她的声音平静下来了。
       “我说你是不是在看《月亮与六便士》?我其实心里清楚，她不会看那本书的。她没有读小说的习惯。她的生活不需要毛姆。她一定也有青春的幻想，但那不是靠文学激发起来的。她的幻想的边界在哪里?她反正不需要在阅读中丈量。
       “她隔着门说：‘哦，是你借给我的那本书吧?我还没看咧!’
       “她又上我的当了。她给我提供了开门的借口。我说：‘那本书我还有个结尾没看完。能不能让我今晚上看完再借给你?’
       “果然，她开门了。一只白炽灯的发红的光从她的房间里射出来，从她身后射出来。她成了一只黑黑的剪影，好动人的剪影。她平时扎马尾辫的头发纷披了下来。黑色的瀑布，黑色的音乐。她的剪影是一幅画。
       “她说：‘拿去吧。我不看了。’我不在乎你看不看。我只在乎我找到一个敲开你闺房门的借口。
       “这个借口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她返身进屋去拿书。我跟着也走进去。她回过头望了我一眼。我的表情我想就是取书的表情。这种伪装让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要不要拒绝?要不要把我轰出去?要不要说这是姑娘的闺房，你还是站在外头等吧?她的犹疑对我有利。你进去了，她就什么也来不及阻挡了。事实就是如此。
       “接下来的事发生得很快。比我估计的都要快。你知道什么叫做崩溃吗?” 我不知道，但我能猜到。今夜的啤酒真好，我有些过量，有些微醺。我想哑马也是如此。两个男人在一起，谈到了最好的话题。这几年我也一直在外头漂泊。在这个都会，我暂且栖身下来。我有点喜欢光怪陆离。在人群之中邂逅和追逐。今夜的啤酒真好。我和往日的诗人岁月重逢了。
       “……一切都发生得很快。在她俯向搁在一张凳子上的皮箱时我从后面抱上来了。那本书就摆在皮箱上头。它摆在那里，里面的故事等着翻阅，就像现在的她，等着男人来翻阅。
       “……我听到我的怀里面一声低低的尖叫。一股女人头发的香皂味在我的鼻头前爆炸开来。她在我的怀里颤抖和挣扎。她是软乎乎的。本能的抵抗完全无力。
       “她再次尖叫。但也是低低的，只有我能听到。这是拒绝，还是召唤?还是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意思?我管不了那么多。这么好的机会，我策划的这场阴谋，我借着借口的力量顺势而为，我把她按倒了。
       “几乎可以说，没有反抗，没有意料中的强烈的扭打，没有怒斥和痛骂。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几声可以视之为无的低低的尖叫。
       “在一分钟之内她就顺从了。她浑身抖得很厉害。我听到她牙床碰磕的清脆的声音。事后我在想，她其实一直在等待。她等待发生这种事情，在我和她之间。
       “她等待，一直在等待，这一天，这一刻。她闭上了眼睛，在黑暗中体会她期待的事情发生。激烈的颤抖，粗重的呼吸，深深的不安，她堕入了我给她带来的深渊。
       “……在我从她的处女的身体里抽出来之后，她像一袋棉花一样瘫倒在床上。我摇着她，轻轻地喊着她，解释说我是喜欢她，真的喜欢她，一直都默默地喜欢她，她还是不做声，还是捂紧着自己的双眼。她痉挛般地沉默，像死人一样的沉默。她仿佛进入了永恒。
       “她的沉默有些可怕。我吓坏了。我一抽出来就吓坏了。我像杀了一个人一样的吓坏了。我后来也捂着自己的双眼，仿佛所发生的事情只要没看见它就没有发生。
       “她的那条米黄色的裤子，我记得清清楚楚，是一条米黄色的裤子，褪在她的脚踝处，她根本没有把它提上来。她就那么躺着，捂住自己的脸。我后来慢慢地把她的米黄色的裤子朝上面提，一点一点地提，一寸一寸地提。她不动。好像这与她无关。我这才发现她的大腿的根部真白。我还看到了血迹，鲜红的血迹。我又开始摇她，低低地呼唤她。她仍不回答。我拉开她的手，拍她的脸，我说你说话啊朱小瑛，你骂我啊朱小瑛，打我啊朱小瑛，你拿刀来砍我啊朱小瑛，你把我一刀劈作两半啊朱小瑛……我手一松，她的手立即又捂紧了自己的双眼，好像她唯一害怕侵犯的地方就是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是一双凤眼，我不骗你，老兄，真的是一双凤眼。
       “我还能说什么?我吓坏了。坐在她的身边，呆呆地坐着。我也沉默了。我同样堕入了黑暗的深渊。我看见她的指缝间淌出了泪水。我感到恐惧，世界的末日到来了吗?”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笔名叫做哑马的人。我觉得他也会淌出泪水来。我感觉到了，他的目光里飘过一丝悔意。年轻时节的孟浪，在回忆里应有几分甜蜜。可是我看见甜蜜了吗?没有。我看见的是悔意。我想听下去。今夜无事，我也不
       去想那位邮购公司的小李了。去她的，她爱怎么着便怎么着。世界辽阔，男人有的是机会和遭遇。来来来，把这瓶干掉。我捶了他一下，他瘦瘦的身子晃了一晃。这个男人太轻薄了。
       “我们双方都沉默，陷入了各自的心思中，或者更确切点说，陷入了各自的恐惧中。窗外黔东南无边的群山静静的，但是虫声很大，远远近近连成一片。人人都在梦乡中。这天晚上没有月亮。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头好似有团火在烧灼。我晓得那是后悔和惧怕。我把后果的严重性放大了一百倍。我出冷汗了。
       “我不晓得过了多久，突然，她用脚蹬了我一下。我清清楚楚地听得她说：‘流氓，原来你是个不得好死的流氓!’
       “她骂我，咒我，我反而高兴了。我就害怕她的沉默。她骂我，咒我，我却听出了她内心里刚刚转换过来的喜悦。我晓得自己要做什么了。我又一把将她抱起，猛烈地吻她的脸。她的右手挣扎着抽出来，甩了我一耳光。她打得真狠。她咬牙切齿地说：‘臭流氓，你天大的胆子啊!’
       “……后来我又一次地进入了她的处女之身。她呻吟着。头发纷乱，面孔通红。她任我摆布。后来，她对我说：‘你要对我负责，你要要我。’她狠狠咬了我肩膀一口。她说你也要流血。后来我们开始说话了，像一对恋人那样地说话。我头脑发热，说了许多海誓山盟的话。我没有经验。我这个时候说的话她都是人了心的。她把我的每一句话都当真。我说我早就爱上了她。从看她第一眼就爱上了，偷偷地爱上她很久了。我即兴背了一首情诗，我说这就是我暗恋她时为她写的。她说她也一直喜欢我。但她不敢确定这就是爱。她说我与众不同。我身上有种她无法形容的气质。我说，因为我是一个诗人。一个诗人是不会没有气质的。她笑了，笑起来的时候她显得很好看。她捶我一拳，说臭美啊你。我说让我好好欣赏一下你的身体。刚才太性急了，没来得及认真欣赏咧。她又捶我一拳，然后把床单扯上来盖住她的玉体。‘以后看，’她说，‘留着慢慢看。’她又说：‘你要要我，一定要要。’一直到天亮，我们都说着这样的昏话。她抱住我，说：‘我是你的人了。’她又流出了泪水。
       “我下了楼，回到房间。窗子已经白了。山脚下宿舍楼里的人早已起床，他们在自己开垦的地上种菜饮水。我看见他们的身影了。今天对我很特别，对他们却平常。他们的日子都是重复的，不断复印的。
       “我躺在床上，我反正还在停课期间，我可以再睡上一觉。但是我睡不着。一切像在梦中。我刚才是经历了梦游吗?我心理上对后果其实一直没有充分的准备。它太沉重了。我要要她，要娶她，要跟她在这山窝子里头过一辈子，我考虑过吗?我的心能够永远地停泊在一个地方吗?我还如此年轻，未来那么辽阔，像一把巨大的扇子，还没来得及打开咧。我是不是太冲动了?太狂烈了?太不计后果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清楚。我脑子里一片混沌。那是我的初夜，也是她的初夜，就这么刷的一下子过去了。我还来不及咀嚼，来不及品尝，刷地就过去了。多么可笑。青春啊老兄，这就是青春。
       “我回想起我们在床上说的话。有些还记得，有些就迅速忘记了。我记得死死的是她要我要她。她说她是我的人了。我被她狠狠咬了一口，现在我肩膀正一阵一阵地锐痛。孟浪，这就是孟浪。它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还想不想听下去，老兄?”
       当然。当然。
       他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幻出了当时的场景。我有过这样类似的经验吗?很多男人我相信都有过。但是只有他记住了。往事显得那么尖锐，带来了打击的力量。但我作为听者，冥想中的旁观者，我只是唤起了经验的共鸣。我等待下文，我知道一切事情的精彩，在于后果。
       他喝了很多啤酒。喝酒使他兴奋，也使他饶舌。
       “……从那天晚上起我就晓得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一次青春的发泄，我要承担可怕的后果。我能够承担吗?如果不能承担，我将怎么办?
       “我最后选择的是逃避。这是无可奈何的。这是我的宿命。
       “我至今的流浪生涯都与这件事有关。但我有时也想，没有这件事，难道我就会在那个地方安分守己吗?我想也不会。不管有没有事情发生，我都会出走。因为更为重大的事情是我内心的郁闷。只有外面的世界，只有未来，才能吸引我、诱惑我、使我兴奋。这样看来，这件事也只是我内心的事件的一种外化表现。没有它，也会通过别的事情爆发出来。总之，那样的青春期，真是太压抑了。
       “……我和她的秘密很快就暴露了出来。无论如何也隐藏不住。我们的表情泄露了一切。尤其是眼神。朱小瑛看我的时候，她的眼眸闪闪发亮，就像太阳下的珍珠。我不清楚我自己的眼神，就像我不清楚我自己的感情。
       “老兄，你不要这么样看我。我确实不清楚自己的感情。我想占有朱小瑛，想跟她上床，想夺得她的处女之身，我以为这就是爱情。我就是这么骚动，又这么幼稚。很矛盾是吗老兄?青春就是矛盾，就是你什么都是一桶粥。只有直觉和冲动引导我们向前乱窜。青春就是一条不太清楚方向的狗。
       “我要向你补充介绍一下小朱老师。她是那种不漂亮也不丑的姑娘。和我那年到你们长沙，看到腊味店的湘妹子来比，她当然逊色得多。但是在那样的山区，在那样的环境，在一切都很粗糙的现实中，她仍然是一朵鲜花。而且她非常丰满。她有匀称的身材，胸部突出，屁股浑圆，让人想入非非。她不太爱多讲话，只喜欢低头打毛衣。她专注的时候神情很动人。她还很善良，对学生们非常和善。我承认，在很多个夜晚，我是想着她入睡的。我想着她，偶尔还手淫。有时候我甚至冲动地想，得到她，并且娶她为妻。头脑发热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并不像事后她骂我的那样，我是个流氓。我得到她，只是提前预支我的快乐。因为她在我那一瞬的人生目标里，是要做我的妻子的人。
       “但是我仍然不清楚我自己的感情。我误以为我是爱上了她。我肯定也给了她这样的错觉。何况我还说了那样多海誓山盟的话。在那个晚上，在得到她的身体的那个时刻，那个有米黄色裤子和通红的血迹的深夜里，我确实说过了那些令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汗颜的话。
       “我和她一起快速地堕入了深渊。
       “……同事们都看出名堂来了。太多的细节和眼风暴露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无法做到自然，做到若无其事。在同一间大办公室，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关系的改变，是很快就会让别人察觉的。人们开始说一些充满了潜台词的话。人们开始面露一切都明白的坏坏的笑意。人们开始对我喊：‘小彭，去帮小朱老师提水啊。她一个人提水上楼，多辛苦啊。’人们也对小朱老师喊：‘你看小彭老师的衣服多脏啊，不帮他洗洗吗?’人们用这种说话的方式表明他们什么都明白了，你们两位不要装了。
       “不要装了，装不下去了。我们干脆合在一起吃饭了。晚上，我就在九点钟以后上楼去睡。那年月，我身体真有本钱。我每个晚上都来那么两三下。她高兴，她要，她快乐得浑身发抖。
       我们越是疯狂，越是不清楚自己的感情。我们对对方产生了巨大的幻觉。
       “我们在一起，在床上，不断地做爱，忘乎所以。这件事让我们沉醉不已。我们好像要把这一生都挥霍掉。趁早，趁现在，统统都花光。是不是我已预感到这种日子不会长久呢?
       “未婚同居，你晓得，在那个年头是绝对不允许的，是悖德的，尤其在我们那样的封闭落后的山区。那是要命的。所以每天天不亮我就要悄悄地下楼来。我只是和小朱老师一起吃饭。我们吃学校的食堂，有时候也自己烧一点肉吃。小朱老师很会烧肉。我们买了一个煤油炉，就在她的房间里烧肉吃。很快，她的天花板就被熏黑了，还有墙角和蚊帐。
       “就这样，我的停课期满了。我又开始上课了。在我受处分的期间，那些捣蛋的孩子又放肆起来。没有人能弹压他们。他们又开始拿毛竹棍棍捅茅坑里的屁股。经常捅得茅坑里鬼哭狼嚎。那时候，我在接受处分。我懒得管他们。现在我又复课了，我肩膀上重新有了教师的责任了。于是在我们学校的后山坡上，就又不断上演着精彩的喜剧：我拿着竹竿，满山追打着那些小恶棍们。我追上去，把他们掀翻在地，挥动竹竿抽打他们。竹竿在空气里刷刷地响。我的同事们说，他们在办公室里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们说我完全像一个暴徒。但是他们肯定地说，这个秩序混乱的学校一定需要个把像我这样的暴徒。
       “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起，我是如何样来追赶他们的。我奔跑，树丛和竹丛像绿色的风一样从我耳旁猛烈地吹过。我跑得真快。我的腿很长。我把手中的竹竿舞得呼呼的响。我叫着，他们也叫着。学校的后山坡上都是这叫声子弹样地射来射去。我记得那些小恶棍们的脸，涨得通红，眼睛里闪动着惧怕的光芒。他们绊倒在地上，手护住脑袋，尖叫着‘我再不敢了再不敢了’!我用力地抽打。把他们打得翻来滚去。他们的衣裳上沾满了落叶和泥土。他们尖叫着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但是我晓得，只要我不管事，他们第二天就会照样地敢，照样地胡作非为。他们都是些小衙内。他们什么都不怕，除了我的竹竿和愤怒。”
       他停顿下来，喝了一口啤酒。咂咂嘴，又开始讲起来：
       “一方面，我突然拥有了一个女人，我在她身上获得了绝对的肉体的快乐；另一方面，我仍然过着暴怒的生活。什么事都让我压抑、生气、愤慨。我既快活、又充满忍耐地过着每一天。这段时期，我写了我一生中最多的诗篇。我写得最好的诗歌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这是我的黄金时期。灵感和语言朝我涌来，常常是诗被催成墨未浓。我好像只要完成匆匆忙忙的记录就可以了。我的写作如有神助。我根本无须绞尽脑汁，一切都向我的笔端奔涌而来。那时候，我感觉我是写诗的天才。我傲视群雄，我自认为五百年才能出一个我这样的诗人。我进入到诗歌写作，就忘记了一切。一个人一生中总有个短暂的时期是忘我的。这段时期他只被上帝支配，他的手和他的心。
       “但是我的好日子也和停课一样，很快就要过去。我在冥冥之中也有这个直觉。所以我们加紧时间做爱。我相信她并没有这样的预感。她陶醉不已。她以为她找到了一生的归宿。她的生活朝着一个方向一泻而去。我们做爱。性的快乐大于生活本身，性的快乐屏蔽了其他一切。我们翻江倒海，体味着青春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狂欢。她的眼瞳里闪出了电光。她喜悦得流出了热泪。她跟我说我们要一辈子都是这样。一辈子。我听了心里一惊。这是我没有心理准备的。除了诗歌，没有什么事情我是拿一辈子去丈量、去思考的。
       “我怕她再一次地咬我。她的头朝我肩上靠拢时我就心惊胆战。那一次她咬得太深了，留下了永远的牙痕。我现在都可以拿给你看，老兄，但是你最好莫看。这不是值得我炫耀的徽章。但它留在我肩上，只是证明我的不计后果的孟浪。
       “我上过大学，她念过师专，但我们都是无知的。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每一次完事之后她都问我，不会有事吧?我说：不会的。我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心里发虚。我们都在暗暗地祈求菩萨保佑。但愿我们不会遇到倒霉的事。在那样的年头，那样的地方，如果出了事，我们真是要倒大霉了。我们隐隐约约地知道有个什么安全期。但我们管他娘的。我们沉浸在肉体的交欢中。有时候，我脑子里会有一道黑色的闪电。不祥之感会在一瞬之间将我的快乐淹没。我内心里知道，有那么一天，那件事情会要到来。于是我的快乐里掺杂了深深的不安。你知道，诗人的直感都是准确的。”
       他倒吸了一口气。小酒吧里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我没有留意这些人。他们与我无关，与今夜无关。他让我想起我曾经也有过的类似经历。我们都年轻过。没有什么快乐是单纯的快乐。这就是生活，让我们始终尴尬的生活。当然，人们并不因此而停止寻欢作乐。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是秋天的一个下午。
       “秋天是收获果实的时节，它同样使我们收获了恐慌和忧烦。
       “那天上午，小朱老师请了假到县城的医院去做检查。因为她的月经推迟了大半个月都没有来。她对我说，她担心是有了。她说得极简洁，而且毫不犹疑，让我一瞬之间感到无比沉重。我们又等待了好几天，仍然没来。我们商量，还是到县城里去做检查。我要同她一起去，她拒绝了。她说你上课，我一个人去。她好像突然一下变得很坚定，无所畏惧。那天清晨，她没吃早饭就去了县城。她是下午回来的。我远远地看见她回来了，我走出办公室，她表情很木，也不跟我搭话，径直上了楼。我追上去，把房门带上，紧张地问她结果怎么样。她看着我，神情异样地看着我，目光闪了一下，然后说：真的有了。
       “我记得我当时一下子蒙了。要说没有思想准备是不确切的。没有预感也不确切。但它终于在我的担心中到来，我还是接受不了。我害怕至极。老兄，我真的害怕至极。我记得我当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畏惧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后来，我好不容易恢复过来，颤颤地说了一句话：怎么办呢?
       “那年头，你晓得的，一个未婚姑娘如果去堕胎，那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严重，而且丑恶，而且为社会所不容，尤其在我们那个落后封闭的山区。那些麻木、顽固、坚决而又苍老的脸，决不会容许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年头，你晓得的，我对现实又反抗又惧怕。我听到她说，清清楚楚地听到她说：我们，结婚吧。
       “她不像我感到畏惧和惊悚。我从她的声音里甚至听出了暗怀的喜悦。她将坏事视为了好事。她觉得这样一来我们的关系木已成舟，今后的日子我们就走在一起了。
       “我可不是这么想。我所想的一切后果都是灭顶之灾。我想我已经痛失未来了，今生今世我要困在这个穷山沟里面了，我要过一种和办公室里的同事们一样的天一断黑就睡觉的千篇一律的日子了，我再也不能当一个自由的诗人了。我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吗?我能吗?
       “后来，我说：结婚?太早了。我们都还这么年轻。我说：我还没有结婚的打算。经济条件也不允许。这是以后考虑的事。我们现在要
       考虑的是如何把肚子里的那点不应该的肉做掉。我们想想办法吧。
       “小朱老师，她笑了一声。她笑得很难看，也很难听。她说：这不像你说的话。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勇敢的人。你是一个靠得住的男子汉。你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你让我失望、伤心!你跟我的那个晚上，头一天晚上，你是怎么说的?未必那都是骗人的?你这个流氓!
       “我记得，我们后来吵起来。这是我们在一起之后第一次争吵。到晚上，我们还在吵，越吵越凶。她说很快大家都会晓得这件事。如果我们现在打结婚报告，从学校到县教育局再到县民政局，我们把婚姻登记了。一切就会合理合法。不会受处分，不会被开除，不会被别人指背脊骨，不会受别人的白眼。一切都会顺顺当当地过去。她在县城里已问过了她的同学，了解了婚姻登记的全过程。‘我们不要吵了。’她喊着我的名字，说：‘我们结婚吧。’
       “她还说：反正，我死也是你的人了!她说她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了，你也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了。‘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我冲到门口，又折回来。我反反复复是这样。后来，我蹲在墙角哭了起来。我不晓得我为什么要哭。反正我就是那么样地哭起来，哭得像个大孩子。
       “她走过来，抱住我的头，把我揽在她的怀里。我一把推开她，哭得更凶。我觉得这是一桩冤案。是我们的青春制造的冤案，是激情、力比多还有天真和幻想制造的冤案。我被它毁了，彻底毁了。我被我自己毁了，还有我自己身上的那条东西。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在她那里。我下楼来了，差点儿摔在楼梯上。外边没有星光，昏天黑地，我自己也没有星光，昏天黑地。
       “一连好几天，我铁着脸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我也不去追打那些顽皮的小家伙了。我只要一天不修理他们，他们就会故态复萌。茅坑那边又有人发出惨烈的尖叫了。
       “我的同事们发现了我的不正常。他们猜到我和小朱老师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们不了解它的严重程度。他们可能觉得年轻的恋人之间总是有些沟沟坎坎要过的。他们沉默，并且表示理解。他们只是诧异我的情绪反差太大了。这个人，怎么这么难看呢?
       “在那好几天里，我不晓得是跟自己赌气还是跟小朱老师赌气，或者是跟所有的人赌气。我不说话，铁着脸，发着呆，望着窗子外头秋天的群山。天很蓝，很远，有白云飘来飘去。那些山峦一层一层，像铁桶似的把我的生活围了起来，紧紧地围在一小块洼地上。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可怜。我敏感，而且痛苦。我觉得我快要完蛋了。小朱老师，我真的爱她吗?我真的能够跟她一起在这样的大山里过完每一个早晨和黄昏吗?我从此再也走不出这种压抑的几乎望不到尽头的生活了吗?……
       “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指责我这样想是出于自私。我只考虑我自己，而不去考虑小朱。是的，我承认，我没有去考虑她。我考虑的是如何从这件倒霉透顶的事情中走出来。我考虑我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可能有点卑鄙，我想摆脱她。我不能受她和她肚子里的那团不应该的肉的控制。我要自由无拘地生活。我根本就没有想过结婚的事情。结婚，在这样的地方结婚，和这里的人结婚，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哑马又停顿了一下，冲我一笑。那笑颜里有一点羞赧。他是为他所说的自私和卑鄙羞赧吗?他起身又上了趟洗手间。我望了望窗玻璃，它映出了我的模糊的面影。我的额头有一块亮光。我的黑暗的眼窝里也跳出一点亮光。我的面影浮在都市的一片灯海里，好像是另一个人，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他寄生在这个并不属于他的城市里。他在倾听一个同样不属于这个城市的人的声音，遥远的声音。
       他走出来了，甩着湿淋淋的手，在自己的裤子上擦了几把。“我今天谈兴真好。啤酒没有了，”他提醒我，“再来两瓶吧。”
       “……现在很明白的事，当时就是看不懂。小朱老师为何那么渴望和我结婚?是因为委身于我了吗?是因为怀了我们的种子吗?如果是这两条，能不能构成婚姻的合理而牢固的基础呢?当然哕，那年头不像现在这么开放。一个姑娘跟一个男人睡了，就表示她和他的关系已经锁定，她必将一辈子跟他捆在一起，何况她还怀了他的骨肉。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现实。
       “但我拒绝这样的现实，并且反抗它，最后选择逃离它。
       “小朱老师跟我说：我们只有一条路，结婚吧。她只能这么想了，也只能这么做了。她说不能再拖时间了，她的肚子会一天一天大起来。多么可怕。我们要赶在一切暴露之前把婚姻登记弄好。
       “她就这样天天逼迫我。她哭着，几乎是哀求着。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而我越来越反感，越来越抗拒，越来越恐惧。我也哭着，几乎是哀求着。我说我们去县里面的医院吧，去做掉吧。我们偷偷地去，没有人会知道的。我有个同学的舅舅在县卫生局当科长，他会跟我们想办法的。去吧，我陪你。去吧，明天就去。
       “但是她摇着头，她一点都不动摇。她好像早已下定决心。从她没来月经，预感到自己怀了孕以后，她就打定主意了。她流着眼泪，说：我要结婚，我要把他生下来。求求你，答应我吧。我会好好对你的。我每天都会好好对你。 “她说：‘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我就……’她没说完，就倒抽一口气，痛哭起来。后面的话是威胁吗?是她真实的想法吗?我晓得那是严重的话，代表严重的结果，代表我的未来一团漆黑。
       “我木木地站着。我不晓得要怎样回答。我如果回答，那就只能是答应，或者拒绝。
       “她捶着我的胸膛，吼着：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狗流氓，你还有什么好想的!你说啊，说话啊!
       “我抱住她，说：轻点，轻点，你是想吵得大家都听见是吧?她说是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听见，我什么都不怕了，我要与你同归于尽!
       “我说：好，你让我考虑一晚，我明天给你答复。要不我们明天去做掉，要不我们明天去登记。
       “她说：不行，不能做掉，绝对不能。我们明天只能去登记!只有这一条路!
       “最后她答应，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
       “那个夜晚，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夜晚。秋天的山林，白天四处是蝉声嘶鸣，到晚上却安静极了。偶尔有狗吠，一条狗，两条狗，一群狗，远远地吠成一片。但很快又静下来。我好像包裹在无边的夜色的中央。我郁躁，在床上翻来覆去，越想越怕。我这时清楚地意识到我其实并不爱小朱老师。退一万步说，即使我爱她，要我跟她马上结婚成家、生孩子做父亲，在这样的鬼地方终老一生，我也无法办到。我会窒息而死，不死也会疯掉。
       “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形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不愿意改变，也很难改变。他们自得其乐。我有时候也很羡慕他们。他们就像后山上菜地里长出来的豆角和茄子一样，他们从生到死都是顺乎自然的。他们不像我一样，有那么多想法、野心以及像虹一样美丽的梦。我羡慕他们，却无法融入他们。我和他们很隔膜。彼此一样。他们也无法融入我。我们之间只有客套，真诚的客套。这也是可怕的，让
       我畏惧和想要逃避的。那些农民，那些同事，还有小朱老师和她怀孕并且要跟我结婚这件事，都让我畏惧和逃避。
       “所以我思前想后，我只能作出一个决定：趁着天还没亮，我赶快逃离这个地方。别了，黑板、粉笔、教案、试卷；别了，同事们、孩子们、竹竿和尖叫；别了，小朱老师，你给了我很多快乐的夜晚，但是，我无法爱你，无法跟你结婚生子厮守白头；别了，我在这山沟沟里的青春的日子，我从学校踏向社会的最初的也是最难忘的日子……
       “我翻身爬起。我干什么事都犹犹豫豫，这时却异常果断。除了一口皮箱，我身无长物。我连皮箱都没拿，只取了几件衣服，扎个包袱，挽在肩上，急步流星出了门。星光，我记得那一夜，我的脚下布满了星光。我走得慌张而坚定，竞连一点留恋都没有。
       “当然，我还是回头看了看楼上小朱老师的窗子。那小小的窗子黑洞洞的、静静的。她睡着了?她难道会睡得安稳吗?”
       我面前的这位叙述者好像松了一口气，好像他刚刚走出了那个一脚星光的夜晚。啤酒，啤酒。我们的桌子上，服务员不断过来拿走淡绿色的空瓶。我已经忘记了我短暂寄生的这个都市。我想象得到那双暗夜里不断走动的脚、越来越急促的粗重的喘息、在这群山之中绕来绕去的土路和这路上闪动的星光。哑马问我他是不是太哕唆了。我说继续吧，我在听。
       “……我在县城吃了一碗面之后就直接去了火车站。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把车窗放下来。我想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已记不清当初毕业时我坐火车来到县教育局报到的心情了。我不会再回到这个地方了。我对着窗外的一切说：永别了。
       “我在想，这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发现我已经走了。这个时候，小朱老师也许满怀希望等着我的回答：好吧，跟你去登记吧。这样想的时候我可能笑了一下，也可能没有笑，我记不清了。反正我心里怪怪的，说不出是什么味道。
       “我回到了我自己的小镇上，回到了我父亲的身边。父亲问我怎么回来了，还不到放暑假的时候啊。我说我惹麻烦了，我只能回来。我向父亲坦白了这件事。在我父亲的面前我从来不撒谎。因为他是我尊敬的人。对我父亲来说，这是个难题。因为他的观念非常传统。他觉得一个男人让一个女人怀了孕，他就应当把她娶回家。父亲没有多少文化，他不知道用‘责任’这样的词，但他的话里就包含了这个意思。他连声地说：哦，你就这样一走了事哦。父亲还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实是，我不要工作了。一个人怎么能抛弃自己的工作呢?没有工作，你吃什么?他不能理解被压抑弄得喘不过气来的青春的心灵。他不能理解，即使不发生这样的事，我也会要逃离那个学校，逃离那个山窝。它不是我要待的地方。我的心不属于它。但我无法跟父亲这样说。他不会明白的。
       “但他毕竟是我的父亲，人在亲情面前会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他会无原则地替我着想。是这样的。儿子的利益高于一切。
       “他叫来了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召开这个家庭会议不是要讨论我做得应不应该，而是怎么帮我解决问题。我父亲说：来，你们帮小四想想办法。他现在丢掉工作了。他好可怜。我好可怜吗?我可没这么觉得。但他们全都这么认为我也没有办法。我的哥哥和姐姐们说：我们一人出一点钱，帮小四开个饭店。我父亲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我在我们镇子的东头租了个门面，开了家饭店。我也住在饭店的阁楼上。虽然父亲很喜欢我，我又是我们家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但我还是宁愿一个人住。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况且，我也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才能写诗。
       “我的新的生活开始了。尽管开饭店对我来说很艰难，但是我有了未来，有了许多的不确定性。我喜欢这样，而不喜欢一眼就望得到头的生活。
       “我冥冥中只担心一件事：小朱老师会不会找过来。根据我对她性格的了解，她会是这样的人。于是我隐隐地有些担忧。有一天，我父亲坐在我的饭店里抽烟，也跟我讲，小四，那个女老师会不会找你麻烦哦。
       “隔不了几天，她果然来了。她不是一个人来的，她还带了她的母亲和姐姐一起来。”
       他转过头，望了望酒吧的吧台。灯影下，一个女服务员正跟一个男服务员侧头低语。他们的头上，酒杯架上倒挂着玻璃的高脚杯，满满一架。每一支杯子都映着低调的灯光。他跟我说，做生意，别人赚钱很容易，他赚钱特别难。他骂了一句粗话。
       “我饭店开张的那一天，来的都是捧场的亲戚。我也是请他们的客。俗话说新开茅厕三天香。第二天就只做了五十块钱生意，第三天只做了三十四块六毛钱。小朱老师寻来的前一天，我的饭店剃了个光头。我不是赚钱的料。我哥哥姐姐给我凑齐的六千块钱，我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我亏完。我起初还以为自己有些小聪明，我给饭店取的名字很响亮，叫做‘大学生饭店’。但是我们小镇上的人根本不买这块招牌的账。大学生如何?大学生的饭菜做得不好，照样人家不尿你。
       “小朱老师来，实际上终止了我开饭店的短暂生涯。我总共开了半个月，但是我的房租预交了两千。我连两百块钱都没赚到手。
       “小朱老师来的那天是中午两点半。我的饭店只来了三个客人。他们一共才吃了十一块钱。他们走了之后饭店冷冷清清的。我请的一个大师傅和两个女服务员坐在门口的阴影里说笑。一条邋遢的黄狗在饭桌子下头转来转去。我打了个呵欠，只想上楼睡一觉。这时，我看到了小朱老师的侧影。她正在街对面向一个老头问路，老头把手朝我这边指了一下。我看到了小朱老师的脸。她的脸被秋天的太阳晒得通红。她把手搭了个凉棚，朝我的饭店望了一望，就走了过来。她身后跟了两个女人，她的母亲和她的有两个孩子的姐姐。
       “接下来的事可想而知，老兄，可想而知。她说你跑什么呀，我只是跟你去登记，我又不会吃了你。她说你走到天边我也会寻到你。她说她晓得孟姜女的故事。她说了很多，她的母亲和姐姐也帮她说。她们七嘴八舌，围住我说。说来说去就是那个意思：小朱老师怀上了我的骨肉，我不能跑掉，我要对她负责，不能抛弃她，要跟她结婚，做她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我上过大学，应当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有道德的人是不会把人家的肚子搞大然后可耻地跑掉。她们的意思很简单，但是表达得很复杂。饭店里的大师傅和服务员听得目瞪口呆。饭店门口立即围拢来很多看热闹的人。他们也七嘴八舌，闹哄哄的。
       “我反正不说话，坐在一张板凳上，任小朱老师和她的母亲和姐姐说话。小朱老师又哭起来。她说我好没良心。她不晓得我原来是这么没良心的一个人。她看错人了。她现在该怎么办呢?她姐姐朝我大声说：天杀的，人家是黄花姑娘咧!她还说：你不要工作了，我妹子还要工作咧!你不是害人嘛!
       “有人把我父亲和我哥哥姐姐叫来了。我父亲跟小朱老师的母亲说话，我姐姐和她的姐姐说话，我哥哥则和小朱老师本人说话。我反正不说话，我说不出话，我脑袋很大，很涨。我低头坐在板凳上，看着自己的手掌，仿佛那些模
       糊的纹路向我显示命运的方向。我父亲当然向小朱老师的母亲道歉，并说他的儿子年轻不懂事。后来双方安静了一些，看热闹的人也退去了一些。他们都坐下来商量办法。总得要有个办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办法呢?我父亲最后提出来：拿五百块钱去，打胎、营养，应当够了吧，五百块钱。小朱老师叫起来：不!不!不!她不同意。她说如果我不跟她结婚，那等于是把她的一切都毁了。她会受处分，会丢掉工作，而且将来会嫁不出去。她母亲和姐姐附和着：是啊，是啊，将来谁还会要她呢?你们不能这样害人一辈子咧!
       “从下午一直到吃晚饭，我一言不发，他们在那里争来吵去。我父亲把价格提到了八百，又提到了一千，一千五。这在当时，在我们那样的小地方，是个吓人的数额。但她们仍然不答应。她们说，她们不是为了钱跑来寻我的，她们也不只是要讨个公道来寻我。她们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给小朱老师肚子里的孩子找到名正言顺的父亲。她们要把小朱老师嫁给我，不管我愿不愿意。
       “小朱老师的母亲说：你们不答应，我们就在你家里住下来，小孩子也在你家里生下来。皇帝老子来了我们也不走!
       “我脑子慢慢清醒过来。这事情太可怕了，让我在几个小时之内丧失了思维的能力。现在我慢慢恢复过来了。我想我绝对不能答应这件事。我不能跟小朱老师结婚。对于当丈夫还是当父亲，我现在一丁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我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强扭的瓜不会甜。老兄，换上是你，你也接受不了。
       “但她们逼得那么紧。这件事必得我答应下来，她们才会罢休。她们做好了赖在这里不走的打算。我看见她们手里拎了一个大包袱。她们有备而来。
       “小朱老师始终泪水不干。她哭得昏天黑地，哭得连我父亲的心肠都软了。她博得了所有围观者的同情。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所有的言论、倾向、情感立场，形成了一种铁的现实。我必须娶她为妻，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在这铁的现实面前无能为力。我的家人也无能为力。因为我父亲提出拿钱解决问题，结果遭到了镇上的人的讥笑。我父亲的形象在这件事情上遭到了很大的贬损。他一下子显得丑陋起来。正义可以悲惨地摧毁一个人的容颜。这是我当时所看到的。
       “我决心已下，虽然我知道自己的卑鄙。但在这样的时刻，也只有卑鄙能够挽救我了。”
       在他对自己使用“卑鄙”一词时，他的脸上浮出了古怪的微笑。他露出来的牙齿上沾满了都市五颜六色的灯光，就好像他刚刚朝夜上海咬了一大口。他的古怪的微笑含义颇丰。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只能说谎。谎言能暂时平息从下午直到黄昏的混乱。
       “我站起来，终于开口说话。我说：既然我们想做一家子，那就先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会说出我自己的想法来。混乱的局面为之一改。小朱老师望着我，目光里充满了转忧为喜的希望。我叫大师傅赶快做菜。我们大家都饿了。凑热闹的人们也散去了。落山的夕阳把小镇上错错落落的黑瓦屋顶染成一片金色。我们古老的日子闪闪发光。
       “我放下筷子，迎着小朱老师和她母亲与姐姐期待的目光，说：我晓得你们等待我的回答，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今天你们辛苦了。那么远找过来，吃完饭你们就在饭店里好好休息。明天我们来仔细商量我和朱小瑛结婚的事，好不好?
       “朱小瑛说：‘真的吗?真的吗?我不相信。’”
       “她妈妈也说：‘后生，你不是开玩笑吧?玩笑是开不得的咧!’
       “我说：‘绝不开玩笑。既然你们找来了，这事就得有个了断，对不?你们不看我一下午没做声吗?我是在认真考虑这件事嘛。我说明天商量结婚，肯定就是明天商量。信不信由你们。我不再多说了。’”
       “小朱老师目光里又充满了转忧为喜的希望。她叫了声我的名字，说：‘原来你是个好人!’她妈妈和姐姐也笑起来。从我见到她们起，这是第一次她们露出了笑容。
       “我父亲和我哥哥姐姐也望着我，我装作没有看见。我主意已定。我环顾了一下我的饭店。这生涯才做了半个月，我现在又要对自己说：别了，我的饭店，还有我的家；别了，我刚刚开始的新生活；别了，让我忘记这一切，因为我不想再看到这样的场面。
       “在安顿好小朱老师母女三人睡在饭店之后，我回到了父亲的家。我的哥哥姐姐也来了。我父亲说：儿，你到底是怎样想的啊。我父亲又说：儿，我看这小朱姑娘人也不错，我愿意收她做媳妇。你母亲要是在世，她也会同意我的看法咧。我说：爹，我要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不能够结婚。不是说我不喜欢小朱老师，而是我根本没想过现在要结婚。现在她逼着要嫁给我，我只有逃掉。我不逃掉会被生活整死的。哪怕是人们说的幸福的生活，同样也会整死我。爹，我要走了。我现在就走。我父亲和我哥哥姐姐说：小四啊，你走，你走，你走到哪里去啊?我摇着脑袋，说：我不晓得。我想流浪。我的命运就是流浪。我父亲眼睛红了，他说：儿，你等于是丢了工作，又丢了老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要什么呢?你命苦啊!我说：爹，我命不苦。并不是说流浪就会命苦。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的流浪。可能我比你们都过得快乐。你们信不信?
       “他们当然不会信。流浪怎么会快乐呢?只有叫花子才流浪嘛。我没办法让他们信。但我心里是清楚的。我匆匆收拾了几件衣物，把它们放到一个旅行包里。我说我走啦，我去车站啦。我只要看见火车来了就朝上头跳，不管它是朝南开还是朝北开。我父亲说：儿，你这是去哪里啊?我说我也不晓得。但我会写信给你，爹。你会晓得你的小四在哪里。
       “就这样，我在那个夜晚离开了故乡，也离开了贵州。我一直向北，到了北京。我怀里揣了我父亲和我哥哥姐姐临时给我凑的八百块钱。我上路了。流浪的生活开始了。
       “我坐在火车上，脸贴着玻璃窗，望着远处流星一样划过的灯光，我心里顿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我摆脱了，终于摆脱了。我不只是指小朱老师，我指的是我从前整个的不属于我的生活。”
       他停顿下来，喝啤酒，望着我。古怪的微笑倒是消失了。窗玻璃上一些人影和光斑晃动，也不知道是屋内的还是屋外的，产生了一种若即若离的迷幻。
       “……我到了北京，想起几年前我还在上大四的时候来过一次，来开青春诗会。我认识了一大帮写诗的家伙。我们去了圆明园，爬了八达岭。临别的时候我们在各自的笔记本上留下龙飞凤舞的豪言壮语。那一次来，我是激情满怀。现在呢，是孑然一身。我想起你们湖南的大作家沈从文，我看过他的自传。他第一次到北京，还是个二十岁的后生，我记得他是从前门车站出来，坐在一辆平板车上，平板车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他拖入了他完全陌生的生活。我于是也跳上了一辆平板车。那个穿着平口布鞋的蹬车的老头问我，小伙子，你要去哪里?我说随便，把我拖到一个有地下室的小旅馆就可以了。
       “我坐在平板车上，慢慢地经过长安街。我东张西望。我看到那些蹬自行车的望不到头的
       人流。我看到他们几乎都是专注地蹬着车，目不暇顾的样子。他们不晓得有一个人要来到他们的生活中了。他，还有他的诗歌，要和他们的日子搅在一起了。
       “我起初没有去找别的诗友。我真的就是住在一家小招待所的地下室里。我想，好了，现在我什么都可以不去想，我可以安心地写一段时间的诗歌了。地下室里晚上人很多，都是些来北京旅游而口袋里银子不多的游客。但白天他们出去玩，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安安静静地趴在通铺上，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写诗。那种感觉真是好啊老兄。地下室有股潮湿的霉味，头上吊着一盏二十五瓦的白炽灯。墙上斑斑驳驳的。我啃着老面馒头，喝着白开水。但我很满足。比在学校里当老师满足，比睡在小朱老师身边满足，比当小饭店的老板满足。我写一会儿又睡一会儿。我很快就把一本笔记本写得满满的了。我又上街去买本子。我沿着北京的老胡同走。我听到磨剪子的人的吆喝，还有柳树上的蝉叫。一句一句的，像我的诗行一样在心中飘荡。我站在老四合院的门口朝里头张望。我看到有个老头蹲在青砖的阴影里修单车，穿着老式的褡褂，脑袋精光，老花镜挂在鼻尖尖上。我喜欢这样的场景。很亲切，像看一部黑白的老电影。但是四合院里面走出一个老大妈来，她朝我打量了一会，问我：干吗?找谁?我说不干吗，不找谁。她说不干吗不找谁那你怎么还不走?还待在这里?你是什么人?你哪儿来的?什么单位?——看你也不像什么单位的，你要于吗?修单车的老头也站起来，一手黑糊糊的，说：你不说?不说咱们就上派出所去!了得，在人家院子门口东张西望，还说我不干吗，我不找谁!”
       他笑起来，仿佛是笑胡同大妈，也仿佛是笑他自己。啤酒是不能再多喝了，不过我还是喜欢听他聊天。
       “这就是北京。他们对待一位诗人就像对待一条野狗一样。他们平时看上去慈眉善目，吵起架来却个个都像要杀人。
       “这样的事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但是我在小招待所里的遭遇可就完全不可理喻了。
       “由于我整天待在地下室，很少出门。一个人趴在通铺上写呀写的，每个服务员都拿异样的眼光来看我：这个人若不是神经病那就定是干坏事的。他们把我的情形告诉片警了。
       “那天晚上，出去旅游的人们回来了。地下室里闹哄哄的，夹杂着各地的方言，像联合国开大会一样。这时有个人很响地叫着我的名字，用纯正的京片子。我应了一声。我说是谁啊?那人说：跟我们走一趟。
       “我跟着那人走，到了派出所。他就是片警，是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他对我非常凶。到了他那里，他就开始变得很凶。在路上的时候他还不是这样的。他看上去甚至有点女性化，长得很秀气。但他凶起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他问我每一句话都是怒气冲天的。他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来北京干什么，为什么白天都待在地下室里，你每天在一个小本本上记什么，等等等等，问了我好大一堆问题。我说叫我来派出所干吗，我犯了法吗?你平白无故地对我这么凶，你说，我犯了哪一条?如果你说出来了，你把我关起来，戴上铐子，我保证没有屁放。如果你说不出来，对不起，我没工夫陪你，我得走人了，我还有事要忙。我站起来就要走，那年轻人从桌子后面冲过来，一把将我按在凳子上。他叫了一声，从门外又冲进来一个警察。他对那人说：他想跑，了得，先铐起来再说!他们两人捉住我，把我一只手铐在窗子的护栏上。那年轻片警说：搜搜看，有没有证件。没有的话，就关起来。了得，顶嘴，还想跑。看你跑不跑得了!
       “我没有证件。学生证?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工作证?我已经丢了工作了。我哪里来的证件?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愤怒。你想想我能不愤怒吗?我，一个诗人，在中国，在北京，只是待在一个地下室里写诗，却被他们抓了起来，被当成了对社会有危害的人、有犯罪企图的人、贼头贼脑并且毫无尊严的人。我冲他们叫着、吼着，我都不晓得我叫了些什么，吼了些什么。他们嘻嘻一笑，一个给另一个递支烟，点上火，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走了出去。那年轻人走到门口的时候丢了一句话：你叫吧，尽情地叫。他们门都没关就走出去了。
       “没有人围着我看热闹。我就是想有人看。但是没有，因为是在派出所里头，而且是晚上。我看到有人从门口走过去，当然是穿制服的人。但他们不理睬我。我一会儿就嘶哑了，口渴了。我暴烈地挣扎，却只是弄痛了我的手腕。不锈钢的铐子把我的手腕勒出血了。
       “一个通宵，无人理我。我也没办法吼叫了。漫长的一个通宵。那间房子只有一盏日光灯。我觉得它太亮了。它仿佛袒露了我的一切。我脑子里闪过许许多多的人，闪过我们的中学，闪过那些在我的竹竿追打下逃跑的学生，闪过小朱老师……我想如果我答应了她，也许我现在在一座山村中学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如果我不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并且自己也说不清的欲望的人，我也许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我会和她一起把孩子生下来。我做父亲和丈夫，会很称职。但我随之也就失去了一切。我活着的意义和乐趣在哪里呢?
       “那个夜晚我脑子里很凌乱。我新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充满了痛苦、羞辱、歧视和粗暴的对待。我感到了孤单。无力的孤单。我身后没有任何人，任何肩膀。而我的前面是社会，坚如磐石的社会，摧毁了你都不会发出声音来的社会。我并不想与它斗争。那是痴心妄想。我只想融入它，就像一条鱼儿游入深潭。我只想写诗，用诗歌与它交流，让它倾听一个天才的心跳。我只想赢得感动和尊敬。但是他们是怎样地对待我啊!
       “第二天上午，我又渴又饿的时候，那个片警来了。那个和我一样年龄的年轻人。他为什么会有那样仇视的目光，仇视并且轻蔑?他的心肠为什么那么狠，那么坚硬?
       “‘现在你会回答我的问题了吧，嗯?’他走进来，坐在一张桌子后头，点燃一根烟，问我。‘说，你为什么来北京?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整天待在招待所的地下室里?为什么不出去?你整天在一个小本本上写的是什么?你到底是干什么勾当的?说，把你的一切都说出来，老老实实地跟我交代清楚!’他一口气问了我许多问题。
       “我请求他先把我的手铐松了。我说我想坐下来回答问题。我还说我肚子饿坏了，口也干死了。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位正派无辜的人。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生气了，松开了我的手铐。那上头沾了我手腕上的血迹。他递给我一杯冷开水，然后说，回答完了我的问题，你再吃饭。
       “我告诉他，我是一位来自贵州的诗人。我的诗名叫做哑马。我说不信你翻开今年三月号的《诗月刊》，就可以看到那里头有我的一组诗，整整四个版面。他笑了一声，说他从来不读诗。我突然明白了：一个从来不读诗的人，只能是这样粗暴，并且贱视他人。当然他同时也贱视了他自己。他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位有良知的人。
       “然后我告诉他，我在本子上写的全是诗。不信你到地下室去拿我的本子来看吧。全是诗。什么都没有。他又笑了一声，说：看过了。
       写的什么玩意儿，全都看不懂。我也笑了一下，说那根本不是给你这样的人看的。他受了这句话的刺激，突然又暴怒起来，拍着桌子骂了句粗话，然后说：你小子不识抬举。你是不是又叫我把你铐起来?
       “后来我又跟他说，我刚刚从贵州来，诗人是在大地上四处游走的人。我到了北京，是因为我喜欢北京。我喜欢住在地下室里写诗。这是我的爱好。我没有危害哪一个人。我更没有危害社会。凭什么要把我铐起来?
       “这时有个人在外头喊他接电话。他出去了，就在隔壁。我听见他接电话时很大声音说话，很不耐烦。打完电话他没有马上过来。我听见他在隔壁跟一位女同事聊天。他说到了我，说他妈的还是什么诗人，招待所的人说他整天鬼头鬼脑的。那女同事问：诗人?叫什么名字?我喜欢读诗呀。他说了我的诗名。那女的声音很高地说：呀，你抓了他啊。他真的是诗人呀。然后那女警察跟着他过来看我了。女警察说你真的是哑马?我点点头说：是。女警察说：我读过你的诗。我还把你的诗剪下来贴在我的本子上了。你的诗写的真好。那年轻的片警听了我跟他的同事聊天，笑了一声，说：如果这只是一场误会，那我本人向你道歉。不过你也不能怪我，因为招待所里的服务员认为你很不正常，他们对你很怀疑。北京是中国人民的首都，治安是压顶的大事。所以我们不管怎样都要找你调查情况。你态度不好，所以搞得我们也态度不好。你写个情况，签个名，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他说得这么轻松：你态度不好，所以搞得我们也态度不好。他没有觉得侮辱人格才是犯罪。他侮辱了我，伤害了我，用手铐来对付我，却这么轻松地说：你可以走了。
       “我当然要走。我在这里待了一个晚上，确实是受够了痛苦和某种程度的绝望。那位女警察一直送我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她跟我解释他们的工作也不容易。有时候，好人坏人并不是一眼能够分辨清楚的。在北京，任何一个行为怪异的人都会受到置疑。北京的老百姓警惕性是很高的，但有时候也有些过敏。她一边跟我解释一边送我出门。这本来是没有必要的，但她坚持这么做。她脸上挂着和善的笑意。她也是年轻人，可能比我大一两岁，留着马尾辫，有一张清秀的瓜子脸。她跟我说，她是诗歌爱好者。有时自己也写一点诗，但是写得不像话。她不敢投稿，只是写给自己看。我心里一阵温暖。我想她和她的同事，一个爱诗，一个不读诗，于是人性就成了两种样子。诗歌使人的心灵变得善良，并且有情感的温度。我在这个小小的派出所里见证了诗歌的无用，也见证了诗歌的伟大。”
       哑马的目光一下子仿佛深邃起来。他咽了口口水，接着又喝了小半瓶啤酒。他喝了啤酒，确实谈兴甚好。
       “……流浪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开始的，预示着今后日子的艰难。一个身份不确定的人是很难在这个社会混下去的。虽然我认为我的身份是明确的：我是诗人。但是那些‘正常’的人不这样确认。那些不读诗的人通常会排斥你的身份。他们只对两种身份顶礼膜拜：有权的或有钱的。他们对自己感到自卑，可是对我却十分傲慢。任何人都觉得可以在我之上，可以俯视，也可以蔑视。不是吗，老兄?
       “我从那个招待所里出来了。我不能再在那个地方住下去。我不能忍受那些服务员的钉子样的刺人的目光。另外的原因是：我口袋里已所剩无几。我节衣缩食，一分钱掰做两分钱花，但是我也快把钱花完了。在这期间，我曾给家里写过一封信。我告诉我父亲，我现在在北京。北京很好，我也很好。我没有提钱的事。我提着旅行包，一个人在胡同里乱走。我想我要去哪里呢?我想我应当找一位诗友，先吃一顿好饭，然后再商量下一步的打算。我坐在街沿上，从包里翻出了通讯簿。我记得上次开青春诗会的时候有几个北京的诗人给我留了通讯地址。我翻到了吕盛的名字。这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家伙是诗人兼画家。他开了家小画廊，就在紫竹院附近。我记得他是一个爱喝酒的有水泊梁山味的家伙，身上有股‘大哥’气质。
       “他那天正好在他的小画廊里。很小很小的画廊，专门卖油画。他正穿着一件T恤在那里叮叮哐哐地钉画框，就他一个人。他看见我来了很高兴。那个年头，诗人见了诗人都很高兴。即使现在也是如此。比方我见到了你老兄。我们凭《国际歌》找到同志。
       “他请我在胡同口上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涮羊肉。我们喝了整整一下午的啤酒。我跟他说了我的经历，包括小朱老师的事。我告诉他，我口袋里已没有几个盘缠了。吕盛笑呵呵地说：你到我这里来还用得着什么盘缠?兄弟，我的就是你的。你愿意在我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而且，你在我这里，不会有派出所的人来找你麻烦。我跟我们这儿的片警铁得很。他是我弟弟的同班同学。那些胡同老太太也不敢管我的事，我在紫竹院这一带可是混出了名头的。住嘛，你也可以住在我家里，也可以住在这个小店里。随你的便。但我希望你住在我家里，我们可以聊天，喝啤酒，谈诗歌，谈女人。
       “诗人就是这么豪放，互相温暖。四海之内，诗人皆兄弟。我刚刚被北京搞坏的情绪顿时好了起来。生活就是这样有起有伏，有黑暗又有光明，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也是住在老胡同里。很长的胡同，灰色的平静的胡同。那是生活的颜色和质感。他就住在四合院内，有五六户人家，人人都听得见彼此生活的杂七杂八的声音。门口总有人穿进穿出，也总有老大爷老太太坐着聊天，有一句没一句。四合院光线暗暗的，但是颜色一团混乱。这正是生活本身。混乱，但暗藏着秩序。我倒是很喜欢这种氛围。我感到我是属于它的。很多东西我是从上往下看，但这种生活氛围我反而是平视的。我凝视它就像是凝视镜子里的自己。
       “吕盛的画廊生意并不好。那年头，人们对美术作品跟对诗歌一样，缺乏兴趣，而且也不懂。人们开始羡慕个体户能挣大钱了。在北京，人们羡慕的是有背景和靠山的人，他们能弄到很多指标和红头文件。有些人被称为‘倒爷’。吕盛也是个体户，但他是那种不能挣钱的个体户。吕盛的画其实画得相当好。他没有进过正规美术学院，没有接受过严谨的科班训练。他画不好写实的东西，所以他扬长避短，他画抽象画。他天生对色彩和构成有一种了不起的把握能力。他用直觉指导自己完成创作。他画的东西非常独特。他的作品摆在那里绝不会同别人的东西混淆。他的油画语言永远属于他自己。他在画廊里给我看了他的许多画。我发现他粗糙的外表下躲藏了一颗细腻而感伤的心灵。这是从他的作品里反映出来的。他喜欢大块大块地使用忧郁的蓝色，形成一种伤怀的调子。
       “没有人买他的画。也几乎没有人买他代理的画家的画。只有人在他的画廊里买那些绘画工具和颜料，或者画框。
       “他在不画画的时候写诗。很多诗都是为他的画作而写的。如果不看他的画，你不会明白他写的是什么。那蓝色在眼波里
       湖水在天上
       我穿过胡同的晚风
       在酒杯里夜泊
       “这就是他的诗。老兄，你也是诗人，你不
       觉得吕盛的诗写得很好吗?但是你若看了他的画，你会觉得更好。他是天才。我可以这样肯定。
       “他虽然开画廊，但他是潦倒的人。不过他很快乐。他气质里的忧郁隐藏得很深，平时他倒是个乐观的人。他在一辆破单车的后架上搭一箱啤酒回家，在胡同里发出清脆的声响。我看见屋檐顶上的鸽子了。我们聊天一聊就聊一通宵。什么都谈，尤其是诗歌和女人。他倒是很少谈绘画。我给他看了我在地下室写的诗。他赞扬备至。他说兄弟，你这些诗不要随便带着跑，万一弄丢了不是你一个人的损失，是我们中国诗坛的损失。你把它保存在我这里。你放心。将来你安定下来，什么时候给我一个信，我就把它寄还给你。最好是我在北京找一家出版社，争取给你出版。多么好的诗啊。纯粹、干净、透明!你的诗让丢失的童贞又回到了我的身体之内。我在阅读中高尚、正直，像一个没有瑕疵的人。在人世的瞬间能够这样就心满意足了。我希望更多的人能读到它。
       “接着，他问我长这么大泡过多少妞。我摇摇头，说，我只泡过小朱老师。他笑着说可惜可惜。然后他跟我谈他泡妞的经历。他喜欢泡美术学院的学生。他说学美术的女孩都很前卫，她们对性事很开放。‘要是她们肚子大了，’他说，‘绝不会像小朱老师那样缠着你非得要跟你结婚不可。她们不会的。’他说一到周末，他在美院的那些哥儿们就搞火柴晚会。什么叫火柴晚会?就是在一个大教室里聚会、跳舞，不要灯光，只把火柴划燃，短暂地照明。火柴熄灭了，教室里一片黑暗，男男女女抱成一团，贴着脸跳舞。‘你只要能进去，’他说，‘你就能带一个女孩出来。’他说那种氛围就是刺激人们寻找肉体的解放。太容易了，你把一个女孩睡了，你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没来得及问一声。
       “他还说起他泡画廊对面一家干洗店的老板娘的故事。那是一位漂亮而风骚的少妇。他请她做模特，恭维她的美丽和身材。但这少妇是一位情场老手。她向他展示风情，却不投怀送抱。‘这就是女孩和少妇的区别。’吕盛说，‘这也是我更倾心于少妇的原因。征服她，让她背叛自己的丈夫，比征服不谙世事而又追求开放的女孩要更有趣。’他当然最后还是得手了。那个干洗店的老板娘跟了他两年，直到有一天被她的丈夫发现。‘之后就是一顿斗殴。那男人叫了两个帮手，拿了菜刀，要废了我。我随手拣了把钉画框的锤子。最后的结果是我挨了两刀，但他们三个人中有两个住进了医院。其中包括那个男人。’吕盛说着，给我看了他右手臂上的刀疤。
       “我跟他说我还是喜欢少女。我喜欢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纯真的时光。我讲了我到你们长沙去，喜欢那个腊味店的湘妹子的事情。我说我没有得手，但是我很满足。我只要天天能看到她我就满心欢喜。也许得手了我还没有这样高兴。爱情的属性是浪漫，而不是现实。我的意思是说，泡妞就在一个‘泡’字。我喜欢‘泡’的过程。
       “吕盛摇着头，说我的心智还停留在少男阶段。说我若是再成熟一点，回过头来看我现在的观念，会觉得幼稚无比。
       “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们争论起来。当然我们的争论很友善。因为事实上，我们互相欣赏。即使我幼稚，那也是他曾经有过的，已经丢失了的；即使他成熟，那也是我不曾有过的，我总会有的。我们没有对错，没有是非。我们像两个钟摆，只是各自停留在不同的时间而已。”
       他问我不困倦吧。我说你说，我有兴致听。我又说还要不要几支啤酒。他当然要。他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我想不想晓得小朱老师的下文。
       “就在我坐在火车上往北走的时候，在我到了北京住在小招待所的地下室的时候，在我跟吕盛通宵聊天的时候，小朱老师住进了我父亲的家中。她见了我父亲就一口一个爹，就像一个真正的过了门的媳妇那样。不管我逃走与否，在家与否，她横竖认定了，这辈子生是我家的人，死是我家的鬼。她对她的母亲和姐姐说：你们回去吧，我就在这里住下来了。我反正回到学校，他们也会把我开除。我就算是嫁到彭家了。我等他回来。我要把他的孩子生下来。他就是不要我，也不能不要他的亲骨肉啊。
       “她真的就在我家住下来了。我父亲拿她也没办法。我父亲也是守旧的人，他并不排斥小朱老师。跳开我们父子关系来看，他认为她做得并不算错。所以他还是持接受的态度。
       “回过头来说我们那个中学。你晓得吧老兄，我们山区缺的就是师资。这下好，一下子走了两位年轻骨干教师，那简直像塌了屋角一样。学校里请示了县教育局。教育局说年轻人，犯点作风错误——他们认为这是作风错误，教育教育就可以了。一定要让他们回到岗位上来。县里师资缺口很大，大学生都不愿意到艰苦的山区来教书，我们也没办法补充教师到你们学校去，你们要好好做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回来吧。
       “校长和教导主任亲自出马，找到了我家里。他们这才知道我已远走天涯。但他们拼命做小朱老师的工作，鼓动她回去，答应不给她任何处分，她只要向全校老师作一个口头检讨就没事了。
       “这事让小朱老师有些为难。一方面她出走是因为害怕学校开除她，那年头这类事情处分是很重的；现在校方作出了绝不处分的承诺，她害怕的缘由不存在了，她可以回校去了。失去工作毕竟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吃国家粮多好。另一方面她又产生了新的害怕。如果她回学校去了，那彭家不认她这个媳妇怎么办?要工作和要归宿，她宁可选择后者。她相信，女人一生的目标，就是嫁男人和生孩子。她用自己独特的行为正接近这个目标。她确实有些为难。
       “我父亲看出了她的心思。他劝她回学校去。他说不管怎么说，这孩子他认了，她本人作为媳妇他也认了。她和未来的孩子都是我们彭家的人。这点请她放心。我父亲说如果你有顾虑，你可以对你们学校的老师说，你和我家小四已经成了亲。要是有人问起小四，你就说他到外地工作去了。你放心，去教书吧，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
       “我住在吕盛那里的时候给我父亲去了第二封信。他立即让我哥哥代笔给我回了一封急信。他劝我回来。他说其实小朱老师如果做媳妇定是个好媳妇。他希望我早日成家，希望他早日抱到名正言顺的孙子。他说学校里也欢迎我回去教书，什么处分都不会有。这样大家都高兴，对哪个都好。他特别说了小朱老师很多好话。他说他后悔让我离家出走。他还说他已答应了小朱老师，让她做媳妇，成为我们彭家的人。
       “我收到这封回信，给吕盛看了。吕盛问我怎么想的。我说我坚决不回去。我走出了故乡，就不会回去了。故乡只是我在精神上回望的地方。但我必须走出它。不然我就会毁于它。吕盛说，那个小朱老师你父亲接受她做媳妇了，你怎么办?我说，他要那样做，我也没办法。但我是自由的，我不会受这个事情的束缚。她可以成为我的老婆，事实上的老婆，但是我不会和她在一起生活。我要和未来中发生的一切生活。她却不是未来。她就是我们故乡那种古老的、一直延续的并且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的生活。她是起点，但迅速成为终点。这是我必须
       逃避的。
       “我们讨论了很久。吕盛坚决支持我。他说你要是回去，我们就不是同志了。他说他妈的我们都是一群流浪的人，精神上、情感上、肉体上，全都是流浪的。我们在痛苦中获得快乐。而这一切是我们诗歌的源泉。‘诗人没有故乡，’他说，‘诗人没有私人的生活，只有诗人的生活。’他还说，‘我们在低处行走，在高处眺望。’我觉得他说得对我胃口。所以我们成了极好的兄弟。
       “不回去，决不回去。我给我父亲写了封简短的回信。我告诉他我的决心。我说让您老人家失望了我很难过。小朱老师给您添麻烦，我也很难过。我将来出息了，会报答您的。我在信的末尾说，我可能以后很少写信回家，但是请您老人家放心，我会保重自己的。
       “我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诗人之路。我尽量忘记我的故乡，这口精神的皮箱我不想提着它走。有时候，它是沉重的。
       “还有小朱老师，我也要忘了她。后来，她生下了我的儿子。我一直没见过他，可是我却忘记不了我那未见过面的儿子。他肯定长得像我，他在我的内心里成长。”
       他说起他那未见过面的儿子时有点动容。啤酒瓶在他手中轻轻晃动。落地玻璃窗外的灯火依旧，但人生变幻了其他的意味。他别过脸，望着窗外某处不可知的地方，稍稍沉默了片刻。
       “……在吕盛家住下的将近半年的时光令我难忘。我差不多每天都写诗。我们上午睡懒觉。快到中午时起来。他去画廊，而我待在他的四合院里写诗。我耳边是北京的古老的声音。只有我能听到、能感觉到那些鸡零狗碎的声音里的时间。光线很暗，只有桌子上投下一块不算亮的亮光。这就是我铺开本子的地方。冬天来的时候我没钱买衣。我就把自己裹在吕盛的一件军大衣里。我有时候也坐在被筒里写诗或者看书。时光像虫子一样地慢慢爬着。我又写完了一个笔记本。有些诗我认为是杰作。我兴奋地跑到画廊里去，对着吕盛就朗诵起来。他停下手中的活，侧着脸，不看我，听我读诗。那些路过画廊的人站在门外瞧着，他们觉得他们看到了两个精神病人。我坐下来喝水，听吕盛的评价。我鼻子里满是松节油和颜料的气味。吕盛的批评总是很到位。他的感觉十分犀利。他往往一言中的。但他经常夸赞我。他觉得我这一时期写的诗真像他说的那样：在低处行走，在高处眺望。只是他有时候说，唉，天才，你潦倒得还不够彻底啊!
       “他带我去美院参加火柴晚会。我们各自带一位女孩回来。我容易多情，见一个喜欢一个，把她搂在怀里问这问那，就像要跟她热恋一样。莫说吕盛笑话我，连那些大二大三的女孩都笑我。她们觉得我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她们说，你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吗?她们的肉体真香，那青春盛开的气味，我爱闻。我深深地呼吸，眷恋不已。她们有时候睡一晚，第二天清早悄悄走了。有时候做完爱就走人。她们很高兴，甚至比我们都高兴。她们不觉得这样会失去点什么。当她们走了之后，有一回吕盛深沉地说：我喜欢泡不那么随便的少妇。她们的心理复杂得多，微妙得多，也有味得多。
       “吕盛死于他的少妇理论。我亲眼见到了他的死。”
       他把瓶子里剩下的啤酒一口喝光，又再拿过来一瓶喝。他的眼睛里有两粒亮光闪动着，但不是眼泪，是窗外的灯火。远处的汽车拖着光的流线织来织去，织出来梦幻般的都市的夜。
       他什么都不看，又接着说下去：
       “……我住在吕盛家里的时候充分体会了自由、友谊、青春、灵感进发和纵意人生的快乐。这时间差不多有半年。多么可惜，吕盛在这样的时刻离开了我，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世。他的天才结束得太突然了!
       “有几天的时间我一直关在他的四合院里写长诗。那是我唯一的一首叙事诗。我一般不喜欢用诗歌来叙事。但是灵感来了，突然之间想用诗歌来讲述一个人的流浪的青春。我想象这个过程充满事件，充满心灵的爆炸。我在那间光线幽暗的房子里奋笔疾书。那首长诗好像永无尽头。我只在他的厨房里下面应付肚子，还有就是喝他单车后面驮来的啤酒。
       “我几天没去他的画廊。因为一首诗在没完成之前我不会朗诵给别人听。恰恰就是这几天，吕盛泡上了一个少妇。我没有见过她。但是晚上，吕盛跟我谈起了她。我和吕盛已是没有秘密的兄弟。他谈起她来眉飞色舞。她经过画廊，进来逗留，观看墙上的油画。‘她的额头真漂亮。’吕盛说，‘我从没看过那么漂亮的额头。光洁、骄傲，而且灵气闪烁，充满了少妇独特的韵味。’吕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黏上去了。很快黏紧了。但他们并没有很快发生肉体关系。吕盛是很有经验的，他不着急，并且享受着这个过程的缓慢。那少妇是一位舞蹈演员，结婚三年了，还没有生孩子。她的丈夫是她的中学同学，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进了一家国有企业。他在老山打过仗。据说他回北京以后情绪一直低落压抑。问他为什么却从不回答。吕盛给少妇画肖像，为她写诗。少妇很喜欢倾听吕盛聊绘画和诗歌。吕盛说，你不知道她有多么聪明。她的接受系统真好。她听你谈话的时候目光闪烁着领悟的光芒。跟她在一起真是愉快至极。
       “他们就是交谈，在吕盛的画廊里。吕盛没有把她朝家里带。
       “但是很快，他的那些诗就落到了她丈夫的手中。那是个脾气暴躁的男人，把她打得青红紫绿，逼问她和野男人睡过觉没有。她当然不承认。没有的事怎么承认?她只是和他谈得来，是一个画画和写诗的异性朋友。是的，他是给她写了诗，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故事。他们连握手都没有发生。她丈夫不信，粗暴而固执，逼她带路，带到吕盛的画廊里来。她没有办法，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也证明吕盛的清白，她把她丈夫带到了画廊里。那男人一见吕盛就失去了理智，冲上去就把吕盛踹倒在地。他用皮鞋踩吕盛的脸，踢他的下身。他当过兵，身手敏捷，下手狠毒。吕盛是那种不怕事的人，而且他也是在胡同里打架长大的，在这一带都有名。一开始他没还手，是希望能向这个愤怒的丈夫说清楚，他的老婆是无辜的。但那个丈夫根本停不下手来。据那些围观的人后来说，吕盛在地上大吼一声，跃起来，拾起锤子就砸那个该死的丈夫。那丈夫在特种兵待过，学了一套擒拿术，一闪身就把锤子夺了下来。他说他妈的你竟敢对老子下毒手。他的手狠狠一挥，钉画框的锤子就砸到了吕盛的天灵盖上。吕盛当场倒地，从此没再能够起来。人们把吕盛送到医院，医生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放大的瞳孔，说，人都死了，送来还有什么用?
       “我在医院的停尸房见了吕盛最后一面。他的脸是肿的，敷满干了的变黑了的血迹。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那个男人被抓起来，后来判了死缓。吕盛太可惜了。
       “他死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还一起喝啤酒，聊了大半夜。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他生活中的阳光全都来自梦想。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一个大画家，而不画画的时候就当一个小诗人。自足，也自恋，但发誓做一个不缺乏同情心的人。他希望他身边永远不缺女人，永远都有值得他去爱和怜惜的异性。他希望他的画被美术馆收
       藏，他的诗被印成异形开本的诗集，他自己来插图，印得美轮美奂。他喜欢在人群中如鱼得水。哪怕他成了大名人也一如既往混迹街头，随意喝酒、说胡话、唱歌。哦，我忘了说，吕盛的歌唱得非常好。他喜欢唱约翰·列侬的《昨天》和一些老电影歌曲。他是一直向前走的人，却有着向后回望的怀旧愁肠。
       “那天晚上我们聊得真多。那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晚。但我们谁也不晓得。黑色的命运总是这样，它来到你跟前时是那么突然，一点预示都没有。”
       哑马，这位沉浸在怀念亡友的感伤情绪中的诗人，他的下眼眶里涌出了晶莹的亮点。
       “……失去朋友是伤心的，甚至令人绝望。像吕盛这样的朋友，你一生中能遇见几个?
       “我只得离开。离开那个四合院，也离开北京。有段时间我到了东北，后来又南下到了广东。—个诗人是非常不适合在广东生活的。在那里，根本没有他呼吸的空气。他会备感压抑和痛苦。在广东，他不但不是诗人，他甚至不是人。他就是一条流浪的身上长满疥疮的狗。我挨过揍，被人当成乞丐或小偷。我也试图打打短工。但那对我是何等的残忍。我原来认识的几位写诗的朋友后来都经商了。他们忘了诗歌，也忘了写诗的兄弟。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有位当年的诗坛兄弟我找去时他送了我一千块钱，还给我买了一身衣服。他请我喝酒，说老弟啊，这个社会没有尊严，因为这个社会的诗人没有尊严。我听了有种内心里挨了一刀的感受。我记得我哭了。因为我听到了已经陌生的词：尊严。
       “那些日子我根本没有写诗。我失去了灵感和冲动。我的诗感麻木了。那些日子我几乎都没有摸过笔。我晓得这是要命的堕落。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被抛弃了，我们被抛弃了——被这个时代，被这个社会突然涌动起来的拜金的狂潮。
       “但我内心里明白，实际上，我仍在写诗，不过不是写在笔记本上，是写在一些人喜悦一些人痛苦的大地上，用我的流浪的生涯和足印来写，用生命写。我晓得，那是一首伟大的悲情的长诗。
       “有时候，我会想起吕盛，想起他我心中就没有那么孤独了。他的精神还在那里陪着我，还有他画廊的气味和他四合院里的依稀的光线。
       “我到处走，从不在一个地方长久逗留。值得欣慰的是这大地上总还有像我一样爱诗的人。我总能幸运地遇上他们。在南京、在成都、在合肥、在昆明甚至在遥远的哈尔滨，我都能遇上他们。他们就是这个国家的尊严，但只在暗处闪光。他们在生活的流变中闪闪发光，只是人们看不见。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瞎子。他们不知道有人在高处眺望，看到了俗世生活之外的东西。
       “真正的诗人不会被时间改变。我们相会，像过去一样，像几千年前一样，喝酒、把谈，歌哭或者沉默。我们互相朗诵自己的作品，称赞对方，或者称赞自己。四面是滔滔洪水，而我们坐在诺亚方舟上。
       “会有一些女孩子坐在我们中间，那是些惊世骇俗的女孩。她们欣赏独特，欣赏个性，欣赏一个男人身上所有的蔑视的力量。她们是有某种宗教感的女孩。这是很奇怪的、不可理喻的。她们宁愿坐在我们中间。但你不能爱她们，她们像刀片一样随时让你受伤，心头流血。你跟她们只能嬉戏，这样当然也很好，很轻松。我常常在和诗人的聚会中遇到这类女孩。她是某位诗人的短暂的情人，在身边突然开放又突然消失的玫瑰。
       “我喜欢凝视她们，看到她们不好意思地低头或者嗔怒地一瞥，我很高兴。我会发出让自己都吃惊的笑声。这是我的流浪生涯里快活的一瞬。我有许多这样的一瞬，就像夜空里有许多迷人的星光。
       “我的流浪的道路是一生的长度。再长的地方我就无法抵达了。除开思想。一个诗人的忧伤可以抵达无穷远。早几年我曾沿着黄河走，这几年我又沿着长江走。那些村庄、道路和城市，都被我穿过。那些陌生的人群，我挤进他们又离开他们。晓得吗?我现在又开始写诗了。写诗是一种能力，有时会短暂地或长久地丧失，有时又突然聚合起来，能量爆发。我相信我又迎来了一个写诗的高峰期。
       “我念一首近作给你听好吗?算了，今天晚上我们喝酒，谈别的，但是不朗诵诗。今天晚上适合回忆。”
       我没有勉强他，既然他不想朗诵诗。我知道他朗诵时的张狂的姿态，我也不想被人当作疯子。我现在过的生活庸俗，但是正常。我现在害怕不正常。
       “……有一回，还是住在吕盛那里的时候，有位女孩听我朗诵了我的一首长诗，那是在我们做爱之后，她闭着眼睛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后来我也睡着了，她在我做梦的时候离开了。我醒来之后才觉得绝望。这绝望就像酒一样的，到后来才开始醉人。为什么我的诗写得那么好，她会听不下去?为什么一个漂亮而开放的女孩、学艺术的前卫的女孩会不需要诗?如果她都不需要，那谁会需要?
       “我在一个人流浪的路上会经常挨饿，会经常无助，但是我并没有因此绝望。只是一个美院的小女孩在听诗歌朗诵的时候睡着，这事情让我内心里某种圣洁的东西在崩坍。我醒来之后望着窗子，女孩走了，吕盛和他的女孩也走了。我一个人在旧四合院的幽暗的房子里，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太空旷了，空旷得简直没有边。
       “后来，吕盛死了，我离开北京朝更北的方向走去。在路上，天气越来越冷，我内心里反倒慢慢恢复了一种温暖。我想通了，我只能如此，我的命运只能如此，诗歌的命运只能如此。我们是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的远行的诗人，就像耶和华一样。”
       他又望着窗外沉默了片刻。啤酒喝光了。他没有再要。他转过脸来，直直地盯着我，就好像我脸上落了一只蜘蛛。他说：“算了，不说了。有什么意思?这些狗屁事情。”接着他问我：“今天晚上你安排我睡在哪里?客厅的沙发上也可以。”
       他还是那么随便。他找到你了，就叫你安排他的一切。这说明他仍然把我看做他的诗友。我应当高兴，可是我高兴不起来。我早已不写诗，而且也不读诗了。我的尊严是我的位子给我的。我现在是一家不算太小的做对外贸易生意的公司的副老总。我承认我的生活很庸俗，却也很体面。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体面是被人尊重的。也有人知道我有写诗的历史，这给我增加了某种传奇，他们介绍我时说：他曾经是诗人。我立即就可以看到惊羡的目光。这个缘由我想大家都明白。我也为此感到虚荣。我愿意人们这样称呼我。对于我来说，“诗人”是双重意义的复合词。
       我问他打算在上海待多久。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有一两天，那我可以跟他凑合凑合。如果时间更长，那我要给他找个地方住，比方在我们的员工的租住房里加一张临时床。我们公司有好几位员工是从外地来上海寻找机会的，他们的流动性很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过有人异动而去，就有人异动而来。
       他说他从来没有打算，他完全是随兴而动。高兴就多待待，不高兴就拍屁股走人。他费了一点周章找到我，我估计他会有几天待。我说好吧，你到我那里去睡。我也是租的房，一室一厅，你睡客厅的沙发。
       
       我付账的时候他望着我的钱夹，说：“能不能借点钱?”“借多少?”“三百吧，三百。”我心里想，这不是肉包子打狗吗?但我还是抽出了三张一百的票子。他收钱的动作很快，那一瞬间他脸上的表情不怎么好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我形容不出，但我想其中是包含了一点猥琐的。在那一瞬，我的心情也跟他的表情一样复杂，不怎么好看。
       “今晚喝得够好。”他说着，站起来，又瘦又黑。
       那一夜我们没有再多说话。我们喝得够多，也说得够多。回去之后，我叫他洗了澡，我也洗了。我进去的时候，看到浴室里弄得很乱、很脏。早两年我们公司里有个不爱卫生的员工，关于他有个笑话。说有一回他在酒店的房间洗了个澡，服务员进来打扫卫生，抱怨道：这是洗澡的浴盆，怎么用来洗拖把?后来同事们给这个邋遢的小伙子取了个绰号，叫“拖把”。我进到浴室，立即想起了这个绰号的笑话。
       我拿浴巾擦头发的时候他坐在沙发上冲我笑，“你变得好胖哦。”他说，似乎有点讽刺。
       “一百七十斤。”我不在乎。
       “好胖，诗人不应当这样胖。”
       “我很惭愧，我已经不是诗人了。”我说，
       “我是个没有诗才的人。”
       “你有多少年没写过诗了?”
       “至少二十年。”
       “堕落，”他说，“极其堕落。”
       “是的，”我说，“堕落有时候使人愉快。”
       就这样我们随便说了几句话就睡了。
       我睡床，他睡外面的沙发。
       第二天我起得早。我要上班。他还睡着，在沙发上蜷成一只基围虾。我没唤醒他，在茶几上留了三十块零钱。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听。我估计他又是白天出门，晚上回来，跟上回他在长沙时一样。但我不希望我租住的房子附近有什么腊味店。他不是说他又到了创作的高峰期吗?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写诗呢?下午四点来钟我又打了电话回去，他仍是不在。我不管他了，我再次约二十四楼的小李。她答应了。我会有个愉快的夜晚。
       小李是那种写字楼里的女孩，你容易请她吃饭，却不容易请她上床。她年纪轻轻的，仿佛已是身经百战。你跟她说笑的时候她放得很开，但你的话题一微妙，她就沉默，或者装天真。不过她知道怎样吸引男人，并且不给他尴尬。我觉得这种交锋很有意思。我看着办，慢慢来，我不是很有银子，但是我很有耐心。
       我们边吃边聊，吃完了比萨又喝饮料。她说起了她们的那个邮购公司。她负责设计产品名录的宣传册，把它印得精美，寄给四面八方的客户。她在这个公司干了三年了，她最近想跳槽。我问她想跳到哪里去。她笑一下，说没想好。我说你很能干，如果你不嫌弃，你可以到我们公司来试试。她又笑一下，说她真的没想好。她只是想挪动一下。“我是个不安分的人，”她说，“没看出来吗?”我说年轻人嘛，当然应当多试试机会。
       这些话都不咸不淡。通常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过程的最初阶段。
       随后我送她回她的租住地。在一个弄堂口她下了车，谢绝我送进去。我也没坚持。她肯定有她的道理。
       我回去的时候，哑马已经在家里了。他趴在茶几上写诗。没错，他是在写诗。他抬头跟我打声招呼，又低头疾书。他来了灵感吗?他在写什么?
       他的脚边上有三个空啤酒瓶。
       我问他白天干什么去了，我打电话回来没有人。他说，乱走，在马路上，在弄堂里，在福州路上的书店和人民广场。然后黄昏的时候他站在外滩边，看落日和下班的人们。“上海的女孩子很时髦啊。”他说，“但是看得出来她们很势利，她们的目光从来不在我身上停留。她们不晓得一位天才的诗人就站在马路边上眺望。”
       “我们找个酒吧喝酒去吧。”他对我提要求。
       我说什么时候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呢。我看看表，已是凌晨一点半。
       我说你刚才来了灵感吧，看你在写诗，写的是什么?
       他说最近这段时间每天都有灵感。他只要坐下，拿起笔，诗句就奔涌而来。他要写一系列城市的细部。这是新鲜的题材，他的感受非常尖锐。“我尝试新的表达。个人被淹没，只残存在细部之中，就像战争废墟中的肢体—_f旦是解释了战争。”
       他没有给我朗诵。也许我不是吕盛，而且我已声明我二十年不写诗，也不读诗了。他知道这一点，如果按照他的诗人性格，他应当蔑视我并离开我。但他没有。
       他仍住在我这里，一住住了十来天。我也没把他安排到别的地方去。
       这十来天里，他向我又借过两回钱，每次三百。这些钱是肯定有去无回的。他仍然白天出门，晚上回来。他倒真是每天都写诗，有时是睡到上午起来之后写，有时是晚上我睡了之后写。当然还有其他的时间，要看他的兴之所至。我看到他又买了两个新的笔记本和几支签字笔。对于他的诗我也没有太多的好奇心。这年头诗对于我是多余的东西，是我无法消费的奢侈品。我周末一个人的时候只到我租住的社区的音像店里租碟来看。租的都是警匪片和枪战片，有时也租一点三级片。我甚至很少逛书店，文学书我一年里难得看一两本。生活的惯性推着我来到中年。我发福了。我离我年轻时候的梦想越来越遥远了。
       他买了一些书，就堆在沙发上。他说他离开一个地方，就把书送给朋友，从不带着它们上路。“书和生活带来的痛感都放在心头，最后酿成尖锐的诗行。”他说，“刺痛别人的心。”刺痛谁呢?肯定是读者。但是诗歌有读者吗?
       我估计他又喜欢上哪位女孩了。那天他回来，我发现他穿了我的衣服。那是一件丝光棉的长袖T恤，花纹很华丽。他穿着很肥大，扎在裤子里也仍然肥大。我笑起来，但是也很生气。他太不像话了，怎么不经人允许就乱拿人家的东西穿戴?
       后来我也不生气了。诗人都这个样子，他愿意跟你交往，就是把你当成兄弟。这种关系古已有之。时间不会改变诗人的处世方式。我表示了理解，毕竟我曾经也是诗人。
       我问他又爱上谁了。他说我们一起找个小酒吧喝酒吧，“我请客。”他说。多么可气可笑，他请客。他请客的钱是从我手里借的。
       但我还是跟他喝了一回酒，就在我们附近的一家生意不怎么好的小酒吧。他一握住啤酒瓶就很高兴。他说他认识了一位上海师大的女学生。学美术的，在人民广场画速写，他看她画画看了一个下午。这样就认识了。然后，他请她吃晚饭。这是一位苏州的女孩。“江南女子，”他说，“很清秀，一口吴侬软语听得你浑身舒服。”
       他打的送她回学校。第二天又在人民广场见了面。她还是画速写。之后又吃晚饭。再之后，他见她的面，穿了我的丝光棉T恤。他请她给自己画速写，交换条件就是当场由她命题写一首诗。他写了，他说：“写得还不错，尽可能通俗吧。”我问：她看得懂吗?他说她是异类，居然看得懂，而且还夸奖写得好。她的命题是要他写广场鸽。他的诗里有这样的句子：
       那些灰色的、白色的和宝蓝色的闪电
       就低伏在你的脚边
       隐藏了飞翔和自由的欲望
       但是他的欲望是没有被隐藏的。他开始了
       热烈的追求。为了见到她，他守在学校的门外。他被保安阻拦，不得入内。我想象得到他那尴尬而焦灼的模样、六神无主的模样。他真的喜欢她。他喜欢一个女孩子的时候都是这样倾情。他不会使用电脑，不会发伊妹儿和手机短信，不会聊QQ，他只用最古老的方法向她倾吐自己的一往情深：他每天给她寄信。当然，信里面都夹了情诗。
       也许那说吴侬软语的女孩觉得这样很刺激新鲜，很与众不同，所以愿意与他交往，用这种不合潮流的方式。他们有时就在人民广场见面。那地方对他们来说有一种磁场。他请她吃麦当劳，喝可乐，打出租车送她回学校。车窗两旁流动了灯光的海洋。
       他又向我借钱。就像以往一样，他借钱的口气大得很，坦然得很。我拐弯抹角地问他什么时候离开上海，继续“在路上”。他说他不晓得，以目前的情况看，他可能还得待一阵子。我对他有些不耐烦了。他干扰了我的私生活。我和邮购公司的小李略略有了些进展。有个周末我试探地问她想不想去我那儿看碟。她居然显出了犹豫，而不是一口回绝。但这个家伙住在我那儿我是不可能把小李带回去的。何况，我习惯了一个人住。
       最可恼的是有一回，我发现我床头的一口精致的进口小闹钟不见了。那是我某次参加一家外企的新产品发布会，对方赠送的礼品。另外还有一对小磁盘，也是精美的礼品，也不见了。他承认，这两样东西他拿去送给吴侬软语了。他说女孩子就喜欢这些别致的小玩意儿。
       我生气地骂他。我说哑马你他妈的太不尊重人了。你至少得征求我的同意，跟我打声招呼吧。你不要把主客的身份搞颠倒了!
       我骂他的时候他一点儿都不尴尬，脸上挂着坏坏的笑。他说别生气嘛老兄，我们不是好兄弟吗?好兄弟之间互相拿点东西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以后跟你打招呼就是了，不生气了好不好?
       他接着就跟我打招呼了。他说我有两个手机，能不能借一个给他用用，他走的时候会还我的。“放心，只给她打电话，不会打到贵州老家去的。我跟家里没有联系。”
       他就这样拿走了我的一部闲置手机。我当然还得给他办张卡，预存两百块钱话费。不然的话他只能跟上帝通话。
       我越来越烦他，巴不得将他扫地出门。他有太多的恶习。某些恶习我从前也有，但我现在早已改掉。我是他妈的正常人了。他永远还在不正常的状态之中，并且不自知，还以为别人都不正常。
       我想起我的一位台湾客户跟我说的一个笑话。他说他老爸有一回从台北开车去高雄。他在家里，开着收音机，忽然听到交通险情报道，说在快到高雄的高速公路某段有一台小车正在逆行，请接近这段路的司机朋友千万当心。他一想不好，他老爸此刻应当就在这段路上。就立即打他老爸的行动电话。他老爸在电话那头很气愤地说：儿子啊，哪里只一台小车逆行啊，是所有的车子全都逆行呢!
       哑马就是这样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是不正常的，只有他正常。全世界的人都在逆行。
       但我看见他趴在茶几上写诗的时候我又心软。他写诗的时候的神情极其动人。光线从侧面投向他的脸，勾勒出他清瘦的轮廓，显得庄严又圣洁。在这样的时刻他是神，是诗的圣雄，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从稿纸上出发向天边远行。他写诗的样子让人心生怜惜。他也步入了中年，不管他其他的方面有多少改变，他写诗的那种姿态永远都是恒在的，就像雕塑一样。
       这样的时候，他若向我开口借钱，借东西，借什么我大概都会答应。我说的是这样的时候，而不是其他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我会被触动，一种久远的情感会从干涸的记忆中渐渐浮现出来，暖暖的、软软的、黏黏的、稠稠的。我知道这一刻我又回到了从前，就像我们突然读到李白的诗，会回到开元年间。
       我对此惊喜，但又惶惑。最后，我劝诫自己，少来这一套。过去的，就永远让它过去。
       我还是要给他挪个地方。在我们公司附近有个社区里我们租了几套房子给员工住。我叫公司里的人架了张临时床，挤进一套三居室里。那里头住了六位员工。我找了些理由，把他哄过去了。我告诉他，他可以在我们公司楼下的餐厅里用餐。
       可是住了三天，那些员工就跟我提意见了。他们并不知道他是我的朋友。他们中有人跟他吵了架。因为他乱用他们的洗漱用具，而且把客厅弄得乱七八糟。他还把别人的一双新皮鞋穿了出门。他生活毫无规律，半夜开灯看书，在一个本子上写写画画，搞得大家睡不安稳。
       他也来找我，苦着一张瘦脸。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双手摊开，说，他们排斥他，凶他，他不能跟这些人住在一起。而且他早已不习惯群居生活。他要求还是住回到我那里去。
       “不行啊，哑马。”我说，“诗人应当生活在人民之中。你跟他们把关系搞好吧。”
       “我想还是和你住在一起。只有你能够理解我。”他说。
       我考虑了一下，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我觉得够忍耐他的了，换谁都不会这么宽容。
       “那你还要借点钱给我。”他又提出新的要求，“三百块钱。”
       “这个行，这个我答应你。”我连忙答道。
       两天之后的早上，我穿好衣服提上电脑包把门打开，却意外地发现哑马靠在我的门口睡着了，嘴巴微微张开。我把他摇醒。我说：“嘿，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里?”他说昨晚上他跟房子里的一个人吵架，其他的人把他赶出来了。他在外头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来到了我的屋门口。我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他说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一点人性都没有。他们是这个城市里的猪。
       “好啦好啦，我会处理这件事的。你先回去睡吧。就说是我叫你回去的。这帮家伙，太操蛋了!”我说。
       “我不回去了，我还是住在你这里。你不会那样对我。你曾经是个写诗的。”
       “算啦，不要提我是写过诗的。你还是回到他们中间去。我这里不太方便。”我说着把门带上，朝小区外边走。
       “那个说吴侬软语的女孩子，”他忽然叫道，“和我分手了!”
       我没有回头，说：“分了就分了吧。再找。天涯何处无芳草。”
       他在后面叫起来：“你不要走!我想和你聊聊!所有的人都抛弃我了!我想和你聊聊!”
       “我没时间。我要上班。”我仍然头也没回。
       在小区大门口，我拦住了一辆的士。
       他追过来，拍着车窗：“你下来，我想和你聊聊，就一会儿行不行?”
       我把车窗摇下，说：“我真的没时间。公司里有个早会。回去休息吧。我晚上再找你。”
       司机开动了车。我听到后车盖嘭嘭地响。司机刹住车，从窗子里探出头，朝后头吼道：“捶什么捶啊，捶坏了后盖叫你好看!”
       我回过头去，看到哑马站在车屁股后，透过后窗瞪着我。我生气地对他大声说：“哑马，你太不像话了。你要干吗?”
       “我要你下车。我们聊聊。我难过。所有的人都把我抛弃了。”
       “我跟你说了我有事。我晚上会来找你。”我说完了就叫司机快走。
       车朝前开动起来，后盖又嘭嘭的一阵乱响。
       司机和我都跳下车去。哑马转身跑开，退到十几米远的地方站住。司机追上去，他又跑。司机停下来，他也停下来。总之隔着十几米远，用一种令人气愤的表情望望司机又望望我。
       我摇摇头说哑马你太操蛋了。你怎么变成了这么烂的一个人!
       我和司机回到车里，又开动起来。司机骂骂咧咧，说他妈的这人神经病啊这人!这时，只听得后盖上嘭的一响。不是用手捶的声音，是什么东西砸过来的声音，响得很重。司机当即刹住车，跳了下去。我也下去。我在地上看到了半截砖头。司机拾起砖头就上去。哑马掉头又跑。跑了百八十米远，站住了。司机一顿臭骂，然后转身而回，手里仍抓了那块砖头。他往回走，哑马也往回走，离我们反正十几米远。司机不追了，我一时来了怒气，反而上去追他。见我追过来，他返身又跑，边跑边回过头来笑。那种笑像五岁孩子的顽皮的笑。但是我不觉得可爱，只觉得可气。我奋力追了百来米，就像他当年在他的山区中学里拿竹竿追那些捣蛋的学生。但他比我跑得陕。他跑的时候裤口袋里掉下来一个东西。我追上去一看是一个笔记本。我拾起来。他不知道掉了东西，站住了，又是那样的笑。
       他脑袋后头，上海的层层叠叠的屋顶上，升起了一轮白白的太阳。
       到了公司里，我还在生气。同时我也把那几个员工叫过来训了一顿。我说打狗都得看主人，你们是不是不想给我面子，嗯?!
       这天确实有个董事会。我们决定了几项大事。之后，到外边吃了顿饭。我喝了不少红酒。回到办公室后我把门关上，打算躺在沙发上小睡一会。但红酒的劲来了，怎么也睡不着。我看到桌上有个东西，是我拾起来的哑马的笔记本。我拿过来，顺手翻了翻。那上头写满了诗，修改的墨团到处都是，字迹龙飞凤舞。
       随便翻开一页，有两首短诗跳入了我的眼帘。
       一首叫《遗忘》：
       我将被黑暗带走
       就像深沉的夜带走它的流星
       由此我不会被人提起
       我的脸在时间中模糊，犹如岁月
       那些将我遗忘的人
       会记住我写下的诗行：
       我行走之时，通体发光
       但我只是照亮了自己
       一首叫《行走》：
       在我左手，是高楼
       在我右手，是人流
       在我前方，是欲望
       在我后方，是追赶欲望的狗
       在我头上，是的，只有在那
       无边的上面
       我暂时还没有望见什么东西
       让我涌出一行行忧愁
       我继续翻下去，其中一首，可能是写他和吴侬软语的，有这么一段：
       ……
       你让我产生幻觉
       以为莲花在内心的早晨绽放
       以为我可以暂时歇下来
       喘着粗气，和一个人坐在石凳上交谈
       随便聊些什么，家常、或者
       你画夹里的鸽子和肖像
       你让我悲伤
       是因为你让我大梦醒来
       我被打回到地上
       红尘滚滚泥浆沾满脚丫
       泪水打湿衣裳
       无数的人影包围了孤单
       还有《陌生》：
       我对陌生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我对你来说，对他来说
       也是陌生
       陌生是一种黑的颜色
       就是说，什么都看不见
       在这条又长又短的路上
       我每天都是盲人
       还有一首写到了上海：
       ……
       我走在这个城市
       这条街叫淮海路
       这有老式钟楼的地方叫外滩
       这些浮着焦灼表情的面孔叫人民
       所以这广场叫人民广场
       人民在这里溜达疲倦的双腿
       喝汽水，羡慕鸽子和名贵的狗
       和从路那边一闪而过的奔驰320
       但那不是生活的本质
       除了我，透过他们
       张望内心的镜子
       而他们的眼睛里只有霓虹灯
       怎么也看不见，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比这广场还大得多的孤独
       ……
       我有多少年没读过诗了?我对诗歌已经陌生，并且毫无感觉。但是读了哑马的这些诗，我忽然有了异样的心情。我觉得这一瞬间，我的身体里的某处地方，被一只手软软地摸了一把。空气凝结了。到处都显得模糊。
       责任编辑　晓　枫
       题 字　李　纯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