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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是党的生日，也是我父亲的生日。父亲李庄，1918年生于河北徐水。按中国传统的说法，2006年，他老人家已进入88岁——米寿之年了。米寿，是高寿，也是喜寿。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给他过88周岁生日，他于今年3月3日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他无比热爱的事业，离开了他的亲人，也使我这个离家在外的女儿没来得及床前尽孝，只有把深深的遗憾埋在心里。
       四年前的春天，我奉调西北塞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在辞别84岁高龄、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时，凝视着他慈爱的面庞、眷恋的目光，我一遍又一遍地对他说，我会好好出去，好好工作，好好回来，你可要好好等着我啊!个子高高的父亲已经站不起来了，坐着，笑笑，点点头，心里明白言语含糊地答应着。
       此后的这几年，每次回京开会、回家休假，我的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都是去北京医院看望父亲。早些时，他还能从病榻上被扶起来坐坐，还能翻动我带给他的这样那样的书籍，后来，便完全卧床了。我能做的，就是握着他的大手，看着他的眼睛，呼唤着他，听着他吃力地、隐约地说，好好工作，回家……因为在西北工作，我无法像母亲和姐姐哥哥那样天天到医院守望父亲，我想，我应该做的，首先是完成好组织上交付的工作，按中国的老话说，对国家尽忠，这无疑是父亲内心深处对我的期望；同时，我天天在心里默默祈祷他老人家平安长寿，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边工作边守护他颐养天年，弥补我做小女儿却离家最早、在父母晚年时辞亲远行未能尽孝的缺憾。
       近几年，与父亲同时代、年龄相仿的新闻界老前辈吴冷西伯伯、穆青叔叔先后辞世，自然规律迫使我与家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去冬今春，住在北京医院已一年多的父亲，身体状况眼看着不好，我的期盼和担心也在被迫发生着变化，从担心来不及守护他的晚年岁月，到担心发生意外赶不回他的身边。
       不管如何担心，如何期盼，父亲终究驾鹤西去，永远离开了我们。3月15日，隆重肃穆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丙戌清明，我们全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祭奠了父亲。这之后，几位朋友嘱我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可我迟迟未能成稿。
       为什么写不成?我也在心里问自己。忙忙碌碌中，渐渐想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不敢回想又不能回避的3月3日。几个月了，我始终不肯面对父亲离去的现实，每一想起，不待动笔，便潸然泪下，不能自已，于是抱定鸵鸟政策，无视现实，不看照片，不去回想。眼下，正飞行在远赴欧洲考察的航程中，万米高空，十余小时，暂时脱离了实实在在的大地和实实在在的悲喜，就借此时机提笔吧，兴许，在回到纷扰的现实和繁忙的工作之前，我将可以完成对我敬爱的老父亲的书面忆念。
       一
       熟悉我们家的老朋友都知道，我的父亲李庄、母亲赵培蓝有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父亲是他那一家人、他那一辈人的长兄，抗战初期就离开家乡参加了革命，他的弟弟妹妹也相继到北京参加革命、读书、工作。我们一家，还有叔叔姑姑五家三代，戏称“老李家”的几十口人，都在北京工作生活。
       我的姐姐哥哥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因为分别生在祖国解放的黎明和北平更名北京之前，而被父母起名李晨、李平。我出生于建国之后的“毛泽东时代”，故名为东东。我们的名字，已不再像父辈大家族那样按偏旁部首或以某某字排辈分(比如父亲一辈的名字都是单宇、草宇头，李菇、李蓁、李蒴、李茜、李芷……)，而是反映了父母参加革命后所经历的大变迁的时代背景，且不落俗套，但兄弟姐妹的名字之间，就看不出字面联系了。
       我的祖母属于封建大家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典型，不识字，没文化，连长子的生日也没记住。父亲只知道自己生于1918年夏，于是在参加革命后，就把党的生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可以用一部非常优秀的电视剧剧名概括——《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的事业，波澜壮阔。他们做父母的，无怨无悔、有国无家地把自己交给了党和人民；我们做子女的，也就被他们心甘情愿、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全托幼儿园和寄宿制学校。
       我从3岁被送进《人民日报》幼儿园，7岁进入中直育英小学。十年时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父母身边。客观地说，在同龄人中，我们兄弟姊妹的成长环境是比较好的，尤其是能进入著名的育英学校读书。但我的记忆里，尽管育英条件那么好，尽管我们十分珍视那样的学习环境，但童年少年时头脑中还是充满着两个字：想家。
       我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大抵与中国一般家庭相仿，严父慈母。父亲工作责任重，职务高，理所当然地顾家少。我和姐姐哥哥对父亲都有敬畏感，说白了有时还有点儿怕他，不外乎因为他的严肃、严格有时甚至是严厉。父亲的战友和同事，包括他的弟弟妹妹，都觉得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除了对工作本身要求严格外，几乎从未见他生过气、发过火。但在家里就不尽然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多数时间阳光灿烂，有时也会阴云密布，一般说没别的原因，唯一的可能就是父亲生气了。此时母亲带领全家，敛声闭气，蹑手蹑脚，格外小心，等着他消气。生气到消气的时间，因生气内容不同而或长或短，几小时、几天不等。我长大成人后，越来越理解了他的这种对同志和对亲人态度的不同，不外乎内外有别，责人宽责己严，责家人责子女严；另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频繁，政治环境紧张，一个常常处在风口浪尖且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大男人，纵然千锤百炼笑对人生，内心也不免会有紧张和恐惧，他的压抑、他的愤懑、他的疲惫，不朝老婆孩子发朝谁发呢?幸亏我有个通情达理、性格温婉的母亲，几十年来，承托着工作、丈夫、儿女这，一副副重担，以她内心的坚强与从容，成为家庭这艘航船停泊的港湾。
       父亲对我们几个子女，不教便是教。我的印象里，他很少像母亲那样手把手地教过我什么，也没有像母亲那样利用寒暑假领着我们兄弟姐妹背唐诗宋词，读中外古典名著，因为他大忙了，和我们见面的时间太有限了——我们兄弟姐妹早上起床时，凌晨四五点从报社下夜班的父亲刚刚休息；而等我们下午游泳滑冰回来，他已经到报社去看文件，看稿子，开会，又接着上夜班了。
       我儿时的记忆中，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书房伏案写作，时不时站起来，双臂环抱胸前，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这样的时候为数不多，一定是因为某种原因，父亲偶尔倒班或是开会、采访后，在家里赶稿子。一次是在夏天的午后，淅淅沥沥下着雨，还有一次是夜深人静，满天星斗。我睡不着，悄悄爬起来，站在客厅兼书房的门口，看着父亲宽厚的背影遮住台灯橙色的光芒，我说我睡不着，可以在你这儿坐坐吗?父亲慈爱地摸摸我的头，笑着答应了。于是，我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着他时而握笔疾书，时而颔首沉思，时而来回踱步。原来写作这样美好，原来写作这样辛苦——认真和努力：这两个词，新闻与写作这两件事，父亲就是这样教我的吧!
       父亲在教育儿女上没有母亲付出的多，也没有母亲那样的好脾气，却以他的聪明智慧在我心目中
       落了个好形象。我们家的家庭口头新闻传播中就有这样一条，五十多年前的事，父女之间的。说的是父亲只在小女儿很小，还没有记忆的时候打过她一巴掌，而一辈子落了个文明教育的好名声。
       建国之初，党政机关干部的生活费用，经历了从供给制转为包干制，而后再到工资制的过程。供给制、包干制，就是每人每月按行政级别配发多少小米、面粉、食油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再就是少量的货币。那是在包干制阶段吧，父亲还沿袭着根据地时的生活习惯，抽烟挺厉害。一天，他高高兴兴地为自己从不离身的香烟买了个烟盒，就是一种把当时包装十分简易的纸烟盒套进去的塑料盒，其功能相当于今天的名片盒吧。五十年代初期，购买这种不是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的小件日用品，也算一项认真的支出。我当时刚两岁，正在床上玩耍，见到一个新“玩具”，自然欢喜。没玩儿一会儿，喜新厌旧，弃置一边，再一会儿，一屁股跌坐床上，刚好坐扁了烟盒。新买的东西不到半个时辰就成了废品，父亲顺手给了我一巴掌。本来就被烟盒硌疼了屁股，又挨了巴掌，我便哇哇大哭了一气。
       不管这巴掌是真是假，是轻是重，这是父亲一辈子对我这个小女儿唯一的一巴掌，并且我还不记得——因为它发生在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其实，普天下哪有父母不打儿女几下的，可我的父亲，高高的个子，不小的脾气，却不论环境怎样变化，心情如何起伏，终生没给我留下什么压力或阴影。在我的心目中，父母十分慈爱，十分文明，从没动过我一指头；而家庭，则永远是我眷恋和依赖的大本营。我还把这种教育方式加以继承发扬，延续到我儿子身上，在他两岁之后，无论发生什么需要加强教育、响鼓重锤的事情，也从来是文斗不武斗，动口不动手。如是，儿子亦感到当妈的很是慈爱，很是宽容，而有敬无惧，快快乐乐地成长起来。
       现在我才想起，几十年来，怎么从未想到问问父亲，他当年的这一“举措”是聪明还是无意。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样的感觉，使我的童年和少年十分阳光，心态十分清朗，我就这样一路走来，走过青年，走过中年，走过我大半人生的风风雨雨，不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阳光，始终清朗……
       二
       距离和父亲告别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努力要求自己记住四个字，孝子不哭。3月15日，到北京医院为父亲起灵时，护送父亲的灵柩赴八宝山时，接待与感谢各界前来为父亲送行的领导同志朋友时，我都没有哭。当姐姐和我搀扶着母亲进入告别室，亲属们排成两行，肃立在父亲遗体前，我仍在心里默念：孝子不哭。但是当告别大厅里低缓地回响起被改编成哀乐的《在太行山上》，那一刻，我的一切心理准备、一切自我控制顷刻瓦解，热泪夺眶而出。透过泪水，望着我那“一声炮响上太行”，又“一肩行李下太行”的敬爱的老父亲，静静地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父亲的青春年华是在大行山度过的。战争年代的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条件十分艰苦，但在革命大家庭里，父亲意气昂扬，风华正茂。不少回忆父亲的文章中都写到，当年的李庄，身材高大，文质彬彬，从容不迫，平易谦和。在抗战初期就因发表了不少抗日将领访问记而“声名鹊起”。母亲的文章中则朴实率真地写到她初识父亲的印象。那是在1945年整风结束后的一次文艺演出场合。台上一高一矮两个人在表演，高个子说话磕磕绊绊，矮个子站得歪歪扭扭。母亲问她的太行联中的同学，这两人是谁?同学答，高个子是鼎鼎大名的李庄，矮个子是归国华侨杜展潮，都是《新华日报》记者。从那时起，父亲的影子就留在了母亲心中。
       如果将一个人的才华从文学和艺术这样的角度来划分，父亲的才华应该主要在文学而非艺术方面。父亲读书极为刻苦，文学历史修养深厚，才思敏捷，文笔利落。但他不善言辞，连母亲都说他说话有点磕磕绊绊。他很少唱歌，至少我从小到大几乎没听他唱过歌；而他高兴起来不时哼唱的京剧段子，我又全然听不懂，当然这绝不是说他全唱跑了调，而是我一点儿都不懂京剧。如是，在他的艺术活动中，他有限的喜欢唱又能唱的歌曲，我能记得住、说得出的，就是《在太行山上》。
       红日照追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听吧!
       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这样一首雄浑舒缓、豪情万丈的歌曲，通常会在阳光之下，以阳光的心情来唱，可我所经历的最难忘的一次，是和父亲母亲一起，夜半更深之时，在与别人共住的屋顶下，声音压得低低的，轻轻地、悲壮地唱了一遍又一遍。
       那是在1976年初。当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十个年头。父亲正在经历他参加革命以来鲜有的痛苦感受。父亲的一生，为人正直，厚道持重。对组织上，他可真称得上是“驯服工具”，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对同志对战友，他总是诚心实意，和睦相处。战争年代，他一直在根据地，没有经历白区工作的压抑或被捕入狱的磨难；和平时期，建国之初的几次政治运动，他也没有被错批错判。因而，他心情最压抑的时期，应该是在十年浩劫期间。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19岁的父亲离开家乡，舍弃优裕的生活环境，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1938年在太行山参加革命后，先后在《民族革命》半月刊、《胜利报》、《晋冀鲁豫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华北《人民日报》工作。中共中央从陕北转战到西柏坡后，决定恢复党中央机关报(1947年中央撤离延安时，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即予停刊)，将华北《人民日报》升格改组为中央机关报，父亲由华北《人民日报》编委进入组建班子，参与组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创始人之一。建国后，历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父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采写了大量被广为传诵的著名战地通讯。如《为七百万人民请命》、《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复仇的火焰》、《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等等。《为七百万人民请命》刊登于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号一版，受到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同志的表扬。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第一批进入北平参加军事接管工作，接着采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一天一篇通讯，发表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等系列报道，忠实记录了新中国的诞生。他撰写的《任弼时同志二三事》一文，几十年来一直被选入语文教科书。朝鲜战争期间，他受命担任中、英、法三国记者国际采访团的领队，在美军仁川登陆前就进入朝鲜，
       多次出入汉城，深入到朝鲜半岛南部采访，是中国新闻工作者抗美援朝战地采访的第一人。
       父亲从朝鲜回国后，根据组织上的安排，长期值夜班、编报纸。除了五十年代末期被派到苏联工作的几年外，不论当部门主任，当副总编辑，还是当总编辑，都在值夜班。这样黑白颠倒、损身体、不顾家的工作，父亲全心：全意，乐此不疲，一做二十余年。
       “文化大革命”还没正式开始的1966年春天，父亲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任，照旧值着他那常年的夜班。在奉命删节转载为“文革”造势的《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老人家对《人民日报．》由来已久的不满更加溢于言表。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康生因“《人民日报》删改社论事件”大发雷霆，责令报社作出深刻检查和处理。父亲被立刻停止了副总编辑的工作，开始作起永远通不过的检查，成为“文革”头一批牺牲者之一。作为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他虽然始终在努力理解毛主席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指示，但也始终对这一运动有着自己的看法，一直不曾投靠或屈服张春桥、姚文元之流，那么，在以“文化革命”为标志，以夺取新闻舆论权为先声的浪潮中，他的命运和由之而来的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或许是民主氛围加文化氛围的共同作用，人民日报社运动的形式还不像社会上一些单位那样残酷，这样，我们一家便没有悲惨到家破人亡的地步，但却实实在在地“四分五裂”了——那时，我姐姐去了内蒙古插队，我哥哥去了云南插队，我去了陕北插队；当我们的父母都在北京时，这个家是“四分”，若父母中一个人去了干校，这个家便“五裂”了。
       在那动荡的岁月里，我们家已不具备中国老话说的“一家人关起门来过日子”的条件，因为造反派认为我父亲这一层次的“走资派”住房宽敞脱离群众，便在每户人家里插进一家“造反派”。一家的房子两家住，且一“走资”一“造反”，那日子可想而知地不好过。于是我父母不怕担着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名声，与另一家“走资派”共同申请合住，居然获准同意。于是在“文革”十年中，《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李庄与前副总编辑王揖，“两家人关起门来过日子”九年之久。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政治形势又一次紧张微妙起来。当时，我经历了延安种地、内蒙古放羊之后，穿上了绿军装，正在解放军铁道兵学院当兵。大事当头，部队领导希望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于是派我出差北京，让我通过家庭交往的渠道，了解一些“政治动向”。
       于是，我得以在北京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周。那几天，大家都在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我们家的话题与大家一样，在紧紧围绕时局的同时，还多了几分更加深切的忧虑。
       1月15日，十里长街送总理后，我告别父母回部队的前夜，父亲、母亲和我，关起屋门，坐在床上，披着被子，彻夜长谈。从我的跌宕起伏的青年时代——正是党和国家多事之秋的十年，说到他们的波澜壮阔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十年，说到他们留下青春年华的革命根据地太行山。漫漫长夜里，父亲、母亲和我，禁不住一同唱起《在太行山上》，慷慨，悲壮。父母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带着我深夜低唱《在太行山上》，是以这样一种特殊方式，回顾自己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峥嵘岁月，倾诉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表达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感情。3月15日，当告别仪式上一遍又一遍地回响起这支乐曲时，吊唁的人们忍不住泪下沾襟，而母亲与我们兄弟姊妹，更深深知道(在太行山上》对父亲的意义。
       三
       二十多年前，当我从新闻系毕业、参加新闻工作的时候，朋友们常说我是出身新闻世家。但我不这么想，并常常为之感到惶恐。一方面，我知道父亲的口碑与声望，但又不愿受父亲的荫庇；另一方面，我认为三代才能称世家。而今，我儿子也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人们也说他出身新闻世家。我对儿子说，客观上你是符合这个说法了，因为你的姥爷姥姥、爸爸妈妈上两代人都是新闻工作者。我相信他心中是以姥爷为自豪的。可惜，外孙没能直接聆听姥爷的教诲，因为在他2004年留学回国、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两年来，姥爷已经不能说话了。
       作为女儿，我虽然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但我在兄弟姐妹中离家最早，与父亲相处最少；20岁就走上新闻工作道路且终生从事新闻工作的父亲，也从来没有教过我如何办报。但他却用一辈子的时光，用自己无声的语言，教我如何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知识的人。
       我的手头，长期珍藏着父亲在十年浩劫身处逆境的日子里给我写的一些信，其中一封长信，是最能体现他铁骨柔肠的“革命家书”。写这封信的时间在1972年1月，他在北京，我在石家庄。当时父亲还没有“解放”。事实上，他从来也没有想过以出卖人格的违心检讨来换得“解放”，他是在十年浩劫之后才恢复工作的。因而，“文革”十年，我们家落难十一年。所幸，我在部队得到了组织上和大多数同志的关怀与爱护。由于在宣传处工作，接触到大量报刊资料，需要收集整理归类，还需要完成为宣传干事“笔杆子”们写作服务的资料工作，以使他们更好地为领导服务。当年，要完成查找资料特别是翻译古文、古诗词的任务是挺不容易的，因为经过“文革”初期“破四旧”，烧书，毁书，那时非常缺少权威的有分量的工具书。故而，我先后写过不少信向父亲求助，父亲则耐心地回答着我关于哲学的、文学的、党史的、军史的等等问题。更深一个层次说，父亲在自己身处逆境时，对受他牵连、没有上工农兵大学的希望、虽穿上军装却前途未卜的小女儿，舐犊情深，竭尽全力地尽着全面教育的责任与义务。
       我想，把这封信全文照录，比我再说多少都有分量——
       东东，你好!
       你等这封信，可能等急了吧!最近时间较紧，工作、学习，难得找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一气写封较长的信。
       你整理的那篇稿子，妈妈十四日拿回来，我看了两遍，增减了一二十个字，第二天就寄给铁道兵报社了。改动处，大抵是一些不合适的、同“身份”不称的提法。如“认真纠正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我军二字不妥。“我军”不能随意用，那不等于代表整个解放军了吗?这种地方本来容易处理，把“我军”改成“我们”，就成了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自称，符合身份和地位。这是一些具体问题，提一提，以后注意就是了。
       总的印象，此稿写得清通，逻辑也还严密，利用现成材料搞成这个样子，是不容易的。当然，如果严格要求，应该说，它比较不深、不细，而这显然受了素材的限制。一般来说，在多数情况下，利用现成材料写成这样的新闻——消息，是难以写得很深、很细的。这个稿子，如果加上一些内容，可能好些。如，铁道兵有些什么不同于其他兵种的特点?我不了解你们部队的情况，据我极为粗浅的设想，铁道兵到的地方，常常是最偏僻、最艰苦、最落后(从经
       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来说)、甚至人迹罕至的地方。因此，也就是最需要群众支援、看到群众感觉最亲的地方。在和平时期，铁道兵学全国人民，同其他兵种学全国人民，除了共性之外，在这些方面就会产生个性。即使不能写出新的思想，也能写出新的际遇，以丰富、加深人们共知的思想。但这就需要深入、细致的采访，单靠成文材料是不行的。
       赵朴初同志有一首五古，悼念陈毅同志。我觉得不如他那首著名的《某公三哭》那样工整、讲究，但感情深挚，气魄颇大，值得一读。特抄给你，并加上一些解释。
       功勋盖世间，
       直声满天下。
       刚肠忌鬼蜮，
       迅雷发叱咤。
       赖有尧日护，
       差免跖斧伐。
       众望方喁喁，
       何期大木拔。
       岂徒知己感，
       百年一夕话。
       恸哭非为私，
       风雨黯华夏。
       功勋盖世间，
       直声满天下。
       刚肠忌鬼蜮，——上两句易懂，这句要解释两句。蜮，古代相传一种能含沙射人的恶兽。鬼蜮，一般指用心险恶的小人。意思说他的胸怀刚烈坦荡，不怕各种小丑的陷害。
       迅雷发叱咤。——他代表我们党和国家对全世界的发言，如迅雷光电，叱咤风云。
       赖有尧日护，——尧，指伟大领袖。主席《送瘟神》七律，有“六亿神州尽舜尧”句。日，光辉。这句说，由于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维护。
       差免跖斧伐。——跖，即盗跖。相传本黄帝时大盗。春秋时鲁国柳下惠之弟“驱人牛马，取人妇女，侵暴诸侯，横行天下”，坏得很，时人因隐其名，以盗跖呼之。这里指林彪。斧，古刑具。这句说，几乎被林彪害了。接上句，由于有主席的维护，才没有被林彪所害。
       众望方喁喁，——喁喁，众人向慕意。这句说，大家正在希望、推戴你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时候。
       何期大木拔。——大木，栋梁。这句说，哪想到栋梁折(拔)了。
       岂徒知已感，——这句说，我悼念你并非只是由于是“知己”。
       百年一夕话。——这句说，你对我的教诲，百年不会忘记。
       恸哭非为私，——这句说，不只是我恸哭您。
       风雨黯华夏。——这句说，举国同悲呀!
       上述解释，不一定全对，你可想想看!
       陈毅同志逝世太早了。能再为党、为人民工作十年、二十年，会多作出多大贡献!但逝世得也算得其时了，早两年，有些事情就不一定立即那么清楚。由此想到古人的一首七绝：“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首诗的意思说，周公，本是好人，他在辅佐周成王时，有人造谣他要篡位。王莽，是个坏人，他在篡汉前，有吐哺之名，号称谦恭下士。吐哺，你不一定懂得。哺是含在口中的食物。世称周公谦恭待士，有人去找他，他来不及把口中的食物嚼碎咽下，而是匆匆忙忙地吐出来，接待客人。曹操名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即指此。全诗说，如果周公在人们怀疑他篡位时死了，王莽在人们以为他谦恭下士时死了，他们好坏的真相就会被掩盖起来，永远搞不清楚了。但那是在古代，在过去。我们生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时代，陈救同志好，林彪坏，会很快搞清楚的。
       此信拉拉杂杂，两次写完，加上查书，用了三小时左右，还不完全知道把这两首诗说清、说对了没有。我们在一切方面都要好好地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诗词方面也不例外。诗宗李(白)、杜(甫)，词数苏(东坡)、辛(稼轩)。“大江东去”，气魄是够大的，同主席《咏雪》比，不能望其项背了。有时间，你应该好好学习主席的诗词，最高的政治性、最好的艺术性的最好的统一。
       家里一切都好，勿念。妈妈开计划会议还没完，大约要拖到春节前夕。
       匆匆，祝你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学习历史，刻苦学习现状。这三项，是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号召的。
       爸爸
       二十五日
       四
       中国民间有个古老的说法，当一个人行将辞世的时候，他要等着见谁，哪怕远在千里之外，也一定会等的；如果不等了，你就是守候在旁，也可能错过最后告别的机会。宁夏青年作家郭文斌的小说《一片荞地》，通过描述为母亲送终的过程，对时间和生命作了深刻思考。文章开头这样写道：“接到电话时，我没有丝毫紧张，我想我的娘一定等着我。如果她真的要走的话，她会给我打招呼的。娘果然等着我。”
       3月3日，我在父亲过世之前几小时赶回北京，守在他的身边，与他告别，送他长行，那是我不愿回想又永难忘怀的一幕。
       1月中旬2月下旬，父亲的情况一度很不好。上呼吸机后，我回京守望过几天。我的工作岗位在宁夏，不可能长留北京。也是抱着良好愿望和侥幸心理吧：兴许父亲在新的状态下取得新的平衡，又能度过相当一段时日呢1 2月27日我回到银川，照例每天与家里、与医院保持着信息沟通。我不如郭文斌接“我娘”病危电话时的“没有丝毫紧张”，每次打电话接电话，我都提心吊胆，盼好消息，怕坏消息。
       3月3日是星期五。本来我计划下班后回北京，利用周末陪陪病重的老父亲，尽尽我的心。但是星期四傍晚，我的感觉格外不安，冥冥中，一个声音总在我脑中盘旋“回来，回来，回来……”。结束了当天最后一个公务活动已近21时，我下了决心，连夜改订第二天飞北京的机票，将原定下午的航班改为上午的，又改为早上的。
       3月3日清晨6时，天还黑洞洞的，此前几天已彻夜守护在医院的姐姐，给我发了这样一条手机短信，只有10个字：老爸仍在坚持，等你回家。我庆幸自己前晚更改航班是个正确决定，在黎明的微曦中，顶着西北初春的寒风，一路向机场赶去。好在早班飞机准点，按时在首都机场降落，而后，一路向城里、向长安街、向北京医院赶去。10时半，从北京饭店南侧往台基厂拐弯的时候，姐姐又一次打来电话：走到哪儿了?赶快吧，爸爸还在坚持着，等着你……
       我就这样赶回了父亲身边。我知道父亲会等着我的。他果然等着我。我是全家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一个。父亲在弥留之际，艰难地、顽强地等着他的老伴和子孙相继赶到。
       为了送别父亲而相聚在一起，全家人悲痛难抑；能够一个都不少地相聚起来告别父亲，又使全家人稍感心安，不留遗憾。
       3月3日15时54分，在全家人的环绕守护中，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顽强地跳动了八十八年的心脏停歇下来，永远地休息了。我的坚强的老母亲，趴在相濡以沫五十九年的老伴耳边，轻轻地说：你这一辈子大辛苦，太累了，你休息吧!我不和你告别，你托个梦告诉我走到哪儿去了，我这就去找你，永远和你在一起。
       7月1日，父亲的来日，3月3日，父亲的去日，加上年年清明，我们全家将永远怀念敬爱的父亲。而他的战友和同事，也对他的离去表达了深挚的哀悼与怀念。在众多挽诗、挽联和纪念文章中，这样几篇可以代表大家的共同心声——
       1976年打倒“四人帮”时被中央派到《人民日报》工作一年，后来身居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高位的迟浩田同志写来挽幛：“德高望重的新闻工作者李庄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李仁臣同志写道：“老李，真舍不得你走!每年的7月1日，我们会特别记起你，因为这天是你的生日，也是党的生日，你是党的人!每年的3月3日，我们会特别想念你，因为这天你离我们而去。其实，你没有离开我们，你见证了《人民日报》的诞生和发展，你活在《人民日报》的历史中。你带领我们办这张报纸，青灯稿纸相伴一生，兢兢业业，率先垂范，你是师长也是朋友，你的音客笑貌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新闻出版署原署长杜导正同志写道：“平平常常朴朴素素宽厚作风贯一生 痛定思痛改弦更张耀眼光环照晚年”。
       人在世上走一回，不论得失成败、尊卑贵贱，都会对社会对亲人留下他的行迹，留下他的口碑。我想，父亲留下来的，应该可以用3月15日送别他时悬挂在八宝山大礼堂的挽幛来概括吧——
       能写能编能论声满报坛存世万篇辛苦文字
       为人为文为事有口皆碑欣留一缕清白家风
       (完稿于2006年7月)
       责任编辑　海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