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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　下
       雪落下。雪白北向南落下。雪自西向东落下。2004年的第一场雪落下。亲爱的，雪在落下。雪落在公园。路上的化了，草尖和矮树上积了薄薄一层。路是黑的。草树是白的。修剪成各种弧度的草坪。各种弧度的白。亲爱的，雪在落下。落下。落下。雪落在街上。雪落进河里。雪落在竹福园。雪落在天一家园。雪落在万安社区。雪落在文化家园。雪落在柳西新村。雪落在柳东新村。雪落在外潜龙。雪落在黄鹂新村。白鹤新村。朱雀新村。雪落在盐仓小区。雪落在中山西路。落在长春路。苍松路。翠柏路。公园路。槐树路。环城西路。环城北路。镇明路。落在白杨街。马衙街。天一街。药行街。三支街。大梁街。大闸街。白沙街。樱花街。雪落在会展中心。文昌大酒店。新时代。老外滩。雪落在闪亮的铁轨上。雪落在长城皮卡辗动的车轮下。雪落在桑塔纳2000瞻辗动的车轮下。雪落在奥拓辗动的车轮下。雪落在十吨加长的一汽大卡辗动的车轮下。雪落在它们喷出的尾烟里了。雪落在效实中学门口的大理石雕像上。雪落在烟囱里。雪落在垃圾桶盖上。雪落在菜市场的玻璃钢瓦屋顶上。雪落在正午十二点的钟声里了。雪落进南塘河，中塘河，西塘河，北斗河。雪落在水上腐朽的船体上。雪落进窗口。雪落进大海。雪落着。落着。落。雪落在一年级的小朋友黄晓易的脸上。雪落进了她的眼里。黄晓易哭了。一大群孩子从教室出来，在走廊上哄抢雪花。黄晓易的哭声淹灭了。也可能她早就停止了哭泣。张本群一大早坐中巴车冒雪去了余姚，去打点她在华联商场里的服装专柜。童含烟早上起来看到雪压着草尖和树枝。张海云一整个上午透过元祖蛋糕店的玻璃拉门看着雪落下。娄素珍在公交二公司财会室的窗口看着雪落下。更多的人在雪中走。吕元海在雪中走。凌可在雪中走。李亮在雪中走。郑勇在雪中走。小东在雪中走。楼松华在雪中走。严芳在雪中走。晓路在雪中走。雪落在他们脸上了。雪落进他们眼里了。
       一整天我都坐在窗口看着雪落下。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我看着雪落下。看着雪后面铅色的天空和黑黑的屋脊。雪开始落下是斜着的。风把它们的身子吹斜了。雪下大了，是缓缓的，直直的，落下。细小的雪比大片的雪落势要快。细雪，雨夹雪，看着它们时间是这样走动的：滴答，滴答，滴答。大片的雪落下来把时钟的脚步滞住了，它走动的声音变得缓慢：滴——答，滴——答，滴——答。越来越慢。慢。慢下来。慢。更慢。睡眠一样的慢。我坐着。多久了?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雪还在落。雪明天还会不会落?雪落下。一整个世界都在落下。亲爱的。雪落下。落下。落。
       旧房间
       床很旧了。坐上去，席梦思床垫的弹簧吱嘎吱嘎地叫。外面的布罩也磨损得起了毛。一点五米宽的双人床，它再小，也是这个房间的主体。吊灯。灯架和灯泡都积了很厚的尘。光几乎穿不过它。墙布，床头的几张起了翘，大多还都是平整的。看得出这套房子装修时，贴墙布的手艺不错，还干得很细心。只是墙布的花纹过大，使得整面墙看上去有些偏暗。地板的颜色，暗红，一种凝滞、沉闷的红。材质是樱桃木，比杉木硬，但还是留下了一处处凹痕和划痕。房门口一大块地板的漆色，呈扇形磨蚀了，由于不住地开门，关门，磨蚀了。这是我住过一年的房间，一套带家具出售的屋子。孝闻街。白衣巷。75号。我常常这样对人介绍它的方位：中央花园对面。中山公园后面。广仁街前面。斜对着第八中学大门。我现在还能记起的房间里的家具有这些：两只床头柜，电视机柜，一排书架，两只矮柜，都是水曲柳板材的。两盏台灯。底座是青瓷的。门后的嵌入式鞋柜。一台21寸松下彩电。增频器(它放在电视机上)。遥控器(碎裂的后盖板扎满黑胶带布)。一对音箱。万利达VCD碟机(三碟，已坏)。功率放大器。这幢楼高六层，第一层从一个大平台算起，所以它的实际高度应该是七层。我的房间在四楼，实际的高度应该算是五楼。楼道里有十二户人家。水表一月一抄，我住一年，十二个月，正好轮上一次。这样，至少有一个晚上，至少一次，我敲响过这些人家的防盗门。我的房门，也被十一双甚至更多双手敲开过。一般是在晚上七点过后，楼道空空的腔体内回响着字正腔圆的《新闻联播》，一个人的脚步声开始在楼梯里无休止地响。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再上去。再下来。开门。关门。然后安静降临了，疲惫灌满四肢，爬上眼睑，《焦点访谈》还没开始，楼道就提前进入了黑暗和睡眠(而这时，对面的汉通大酒店和24层高的中央花园的灯火像圣诞夜的城堡一样闪亮)。有一家，一个男人，他睡着时的鼾声极具穿透力；午夜时分穿过几重墙就像只隔了一层纸。呼。呼呼。呼噜，呼噜呼噜——吭!呼。呼呼。呼噜，呼噜呼噜——吭!呼。呼呼。呼噜，呼噜呼噜——吭!呼。呼呼。呼噜，呼噜呼噜——吭!他的床，是在这一边的隔壁，还是在那一边的隔壁?还是隔壁的隔壁的隔壁?他的呼噜声让我的睡眠像一个球总也按不到水底下。按下去，浮上来。按下去，浮上来，溅出更大的水花。午夜听着这声音真让人绝望。白天。我和他们中的一些在楼道上遇见。点头。微笑。好。好。吃了?吃了。我还能记起我的这些邻居们：一楼，一个长年坐在残疾车上的瘦小的中年男人，脸白得没有血色。照顾他起居的是和他同样瘦小的父亲。两个男人。两个瘦小的男人。一个没有女人的家。二楼。公务员丈夫和他的护士妻子，他们的儿子就在小区后面的第八中学念初中。那个瘦得很骨感的女人一在楼道上出现，总会扇起一阵药水的气味。对门：男，下岗。女，不详。三楼的老太太，每天三次，按时把她180斤重的笨重的身体在楼梯上搬上搬下。早锻炼。上菜场。午后散步。她总是一手拉扶梯一手拄着杖。走三级，喘会儿气。再走三级，喘会儿气。四楼。我的对门，男的是一家商业银行的电工。女的是酒店服务员，因为她穿的基本上都是酒店的蓝色工作服。有一次她被关在门外，我听见她这样叫她丈夫：老刘!老刘!于是我知道那个男的姓刘。他们的儿子小刘，十三岁，或者十五岁。上下楼梯总抱着一只足球，头都在腾腾地冒着热气。还有一天，一个漂亮的女人提着一只购物袋唱着歌从楼上走下来。“纤绳荡悠悠小妹妹我坐船头”。五楼的?六楼的?她站在四楼的楼梯口停住，一笑，递给我一张名片，自我介绍说在房产中介公司工作。“纤绳荡悠悠小妹妹我坐船头”。我发现她下楼梯的脚步声把这支歌的速度加快了两倍。整整一年，我和他们，生活着，在一起。呼吸混合着呼吸。梦重叠着梦。这套房子的房龄11年，以前的主人是一个警察，他和他的妻子和儿子在这里住了六年。警察以前的主人呢?我住了一年还差五天，接着搬来住的是一对退休的老夫妻。以后的主人会是谁?以前的主人和以后的主人我都不会知道。我只知道，有一年差五天的时间，我和我这里的邻居们生活着，在一起，呼吸混合着呼吸。梦重叠着梦。我搬走的时候，把那些旧家具和家电都处理了。我迫不得已使用了别人使用过的东西，现在我不想再让我的气味进入别人的生活。拉走它们的是一个东
       阳口音的中年男人。他把这些东西堆在三轮车上，上面还坐着他的女人。车子颤颤巍巍地开出小区大门；我陪着他们下楼是因为我必须在小区保安那里签字证明是我让他们拉走这些东西的。这一屋子的旧家具经讨价还价后我记得是这样成交的：双人床，120元。床头柜，20元。电视机柜，30元。书架，10元。矮柜10元。松下彩电，50元。一对音箱加万利达VCD碟机加功率放大器，50元。两盏台灯，附带赠送。但在搬动的时候，一盏台灯的青瓷底座从那个男人的手上滑落，碎裂
       室内乐：微暗的火
       早晨一坐上火车我就在看这本叫《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的小说。K推着一辆自制的小车，送他生病的母亲回出生地去，途中K的母亲死了，K背着一只骨灰盒来到一处废弃的农场里，为了果腹，K在一个月夜杀死了一只羊。一个个白天和黑夜，K听着死寂和宁静，他希望母亲的灵魂因为靠近了故乡而得到解脱。想到昨晚上看柴可夫斯基，说到电影给人心痛的感觉，那么小说给人的这种心痛呢，这种心痛的感觉应该就是生活的感受。看到书的第70页，火车到站了，我折了一只“猫耳朵”下车。午后的缱绻时光，我躺在床上打开的是一本叫《菲亚尔塔的春天》的小说。只是阅读的场景从火车移到了房间。时间那么长，我又无所事事，除了看几本带来的小说我都不知道做什么了。我躺了会儿，突然觉得口渴得厉害，起来烧了壶开水，喝了杯热茶，从十二楼的高处看出去，刚下过雨，地还是湿的。从早上到现在，天色都是这样灰蒙蒙的。灰蒙蒙的天空下的邮政大楼、化棉厂的烟囱、泛着白亮的天光的候青门河，这一切又陌生又熟悉。“波斯猫踮着它的脚尖”。S．H．E在电视里不住地唱着这首歌。是什么踮着它的脚尖在大街上走过?雾，雨，街角那群小鹿一样蹦跳的女人?我还带来了《黑暗中的笑声》。这本邪恶的小说我是第二次看了。我忘不了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大房子里，一个妖艳的女人，和光着身子的情人一起，捉弄她失明的丈夫。
       下午的茶馆很安静，穿着蓝印花布的女侍应不时进来加水，透过没合实的布帘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包厢里坐着一对男女，不知在私语着什么。小茶壶里的水在一豆大的火苗下冒着热气，发出轻微的沸声。茶一倒在陶瓷小杯里，顷刻就凉了。她穿着丝光棉短袖，一条灰色衬里的黑裙子。眉细细地描过，显得眼睛格外的大。她来之前肯定刚做过头发，定型的发胶硬硬的。她告诉过我，她家都是基督徒，我问她是不是，她说，“总有一天我会是主的女儿。”但她一直没有受洗，她母亲说她太贪，贪世间的繁华。她从事过很多种职业，开过摩托车配件店，做过房产公司的经理，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在社会上混的。现在房市萧条她失了业，她说自己是在休整。她用了“休整”这个很书面的词。她的声音和电话里一样，听起来有些沙，很性感的那种沙，那语气却是活泼的。站在浴缸哗哗的水龙头下让人感到快要窒息了。我把水温调高了些，让背部有烫灼的感觉，好不让自己太兴奋。可是抵达的战栗还是让我紧紧抓住了浴帘的不锈钢杆。我觉得自己正变得像一只气球，轻飘飘地向天花板升去。就像夏加尔《生日》里画的。她成了一团火，一团微暗的火。她的腰拧转过去，像在同虚空中一个无形的身体迎合着。如同一条鱼跃动着要努力跳离水面。我能感觉到她在抑制着自己，又在抑制中享受着。她迷乱的眼神里好像有一种她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力量。当浪尖把她抛到高处，她的叫喊满屋子飞了起来。躺下时漾满了整个胸的乳房，轻轻一碰就像盛满了水的容器动荡不止，她承载着，像一具容器那样承载着。生活中的欲望有着多个出口，其中之一就是转化为艺术中的情色。当欲望消退，她长着的一对乳房，却是扁平的，没有型的那种。我觉得这对乳房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好，甚至不如从衣服外面看着好。一个叫罗兰·巴特的法国人说：间断最具情色，女人的性感不是在她裸体时，而是在衣服的连接处。我坐着，点起一支烟，翻开刚刚买的一本诗集。我发现自己买了本一个同性恋诗人的诗集。我喜欢这诗集月光一样的语调：那间房廉价又污秽／隐藏在那家可疑的旅馆上／你可以从窗口看到那条／又脏又窄的小巷，从下面／不时传来工人们／打牌做乐的声音／窗边的那张床／阳光照到一半。
       大　风
       我听着风的奔跑。在十一楼上听着风的奔跑。这么大的风声。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吹过来。又吹过去。像少年人的口哨。像是古人所说的啸，长啸。像一只巨兽的喘息。我现在发现风声也是有着它的心情的。他很暴躁。他很不安。他很焦急。它好像要挤进我的窗子来。冬天了还有这么大的风吗?印象中；应该是在早春才有这么大的风。可偏偏是冬天刮了这么大的风。我一侧过脸就可以看到姚江。日光下，它不再是舒展着的女体，倒像是一面镜子。我看着一片云在镜子上飞快跑过。又一片云在镜子上飞快跑过。现在我的桌上摊着一本《佩德罗·帕拉莫》。半天了，我的眼睛还在它的开头一页。“我来到科马拉是因为母亲死之前对我说，我的父亲在科马拉，我的名字叫佩德罗·帕拉莫。”第一次看这小说是七年前吧，一辆长途车上。从余姚去长兴的长途车。现在我看着每个句子，都是那么熟悉的朋友。在长兴我认识了黄立宇。他背着一只巨大的包去宜兴买陶壶。他和我在湖州的大街上游荡。1999年国庆我去舟山看他。2001年听说他肝脏有病。进了医院。后来是他结婚的消息。再后来没有了消息。现在我看着这个句子想起了黄立宇。我来到科马拉是因为母亲死之前对我说，我的父亲在科马拉，我的名字叫佩德罗·帕拉莫。现在我听着风的奔跑想起了黄立宇。
       帽　子
       他是一个听到门前落叶的声音都会大吃一惊的人。当他一个人待在一间屋子里，看到桌上有一顶帽子，不把它藏起来或是上面压件东西，他会一整天不得安宁。他总觉得，这顶帽子被孤单地丢在那里，一定包含着什么寓意。他甚至想到，在某个时刻——或许他那时已经入睡，会有什么东西跑来把它充满的。现在他大睁着眼，躺在黑暗中，看着写字台上镇纸只压着的一顶灰色呢帽(那是一个夜访的朋友忘了带走的)。我看见十年前已经死去的父亲悄悄推门进来，拈起那顶帽子，吹了吹上面的灰尘，转身就要离去。哦，爸爸，不要!他喊了一声，醒来，双眼不知什么时候已满是泪水。
       记忆重筑
       如今我说到某个事物的时候总是想到它背后的另一个事物，比如一件早晨刚换上的外套，它久违的气息让我好像闻到了那一年早春青草的气息，我穿着这件外套去参加了外祖父的葬礼，回来的时候又淋了一场大雨。比如这本叫《佩德罗·帕拉莫》的书，它的背后是一次不长不短的旅行、．五月的长兴县和一个小个子的小说家朋友。或许有人会怀疑我是不是老了——因为看起来我好像是生活在回忆中了——还有一种猜想是，我把记忆的重筑作为了每日的功课。只有我自己知道这
       样说时我内心的宁静与忧伤，就像那个从一块小茶点里回想起整个贡布雷庄园的伟大的哮喘病人，有谁能领会他凭此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喜悦?说出一个事物，然后发现这事物背后的另一个事物，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广大的世界不也是这样联系着——这就是他创造的一种新美学。我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这新美学的信徒?因此我可以说了，这个春天的后面站着另一个春天——是1988年的春天还是1999年的春天?——这本书的后面站着是另一本书。
       暖　冬
       雾涌着。从东街到西街。从世纪城、荷兰村的中产阶级居住区到尹江岸的老住宅小区。不不，雾并没有一个方向，它无边无际地铺展着，就像你不知道这个早晨风向哪个方向吹。它更像是从地面生长出来的，大地的一层膜。楼群沉灭了，城市沉没了，周遭的世界像一个衰弱的老人，缓慢地醒来，缓慢地下地、行走。雾，这史前的巨兽，它让时间行进的速度变得迟缓、笨重，没有方向。它还有着强大的腐蚀性，它经过的地方，树木像汗毛惊恐地竖立。你看着一张脸像鱼一样从雾中浮上来，看着又一张脸从雾中浮上来，像鱼一样张大嘴呼吸。“可是，可是，你想象过人像鱼一样做爱吗?”这是风情的米兰达在湖边对参议员情夫说的话，那些肌肤相贴的男人一点痕迹也不留，像水波一样一纹纹地远去；消失……总是这样，十二月之初，多雾的季节就来了，雾在大街上，涌过来，又涌过去。
       暖冬生活一日的开始：这现代工业烟雾和尘土颗粒的混合物，扁着身子从没有合实的窗户硬挤进来。墙壁，衣橱，餐桌，毛巾，地板，抽水马桶，书籍，碟片，室内什么都是潮湿-的。镜子是污秽的，早晨的镜子尤其污秽。边沿部分尚显清楚，镜子中央就像一张出了麻疹的脸。凌乱的家具，床单上的毛发，换洗的内衣裤，植物溽烂般的体味，翻开一半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镜中的脸，疲惫，灰暗，慵懒，那么重的梦的痕迹。
       把词语擦亮!譬如说到雾，十年前我会这样说：“拍打我的白色手掌，是安慰世界的谎言。”雾是一只白色的手掌吗?雾是一场谎言吗?说到雨：“一场雨蛰伏农谚背后已经好久了。”雨为什么要躲到习俗的背后去呢?说出它为什么就不能从天空到大地的直线般直接?星星是这样：“我的花园布满了星星的碎片。”索德格朗，她在这里作了一个人描写练习的引语。我20世纪90年代的写作被这些臆想式的句子充满着，被文化、习俗、引语、成见各种各样的紧身衣束缚着，回头看去就像是另一个人写下的。在我陶醉于它们小小的机巧时，物被蒙蔽了，就像我说出雾、雨、星星，这些词与它们的本相也越来越远了。如此，这个早晨我没有走出屋子的必要了，我要做的，就是看着雾在街上奔跑，看着它在阳光下变得稀薄，最终消散。气象专家在电台里说：雾是接近地面的水蒸气，遇冷凝结后漂浮在空气中的小水点，霾，是空气中微小的可吸入颗粒物累积过多而形成的一种薄薄的“灰幕”。雾中的脸，雾中的车，雾中的楼群，雾中的树。世事一无可知，我们总是有那么多的知。转塘一夜
       雨下大了。雨在车子驶入杭州城的时候就下大了。光线昏暝的杭州，才下午四点就提前进入了傍晚。车子穿过杨公堤，视野被道旁的林木阻挡，看不见湖面。那些数十年树龄的梧桐，枝干在雨中泛着青亮的光。风吹落叶，把路铺成了金黄。现在天是真正黑透了，对面的人影都像皮影戏里一样影影绰绰了，可是这吵吵嚷嚷的转塘小镇为什么还不转入夜晚该有的宁静?雨中的呼喊声、汽车喇叭、摩托车引擎发动声，市集的叫卖、杂沓的脚步声，把转塘像一只软木塞一样浮在满天地的雨水中。问了三次路，打了两个电话，转了两次车，我们来到了L任职的学校，美院的一个分院。他在这里开办了一个小型的画展，我们就是为了看这些画而来。车门打开，哐哐的都是脚踩进水洼的响声。我一眼就看到了被雨水浇得透湿的L。长发，方脸，燃烧着什么似的眼睛，这就是我初识L的印象，像一个恋爱中人一样的热切，满身的雨水，又让他像一个失恋之人一样落魄。他带着伞为什么还会淋得如此狼狈，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剧烈的雨中奔跑?这个问题在穿过传达室狭窄的门廊去展厅的路上就开始困扰着我。
       展厅看上去是学校的一个会场，又像是食堂的大厅，简易而寒伧。墙上的画，据L说是他十年习作的极小的一部分，大多是素描的人像和速写的山水。路，石，桥，亭子，教堂，田野，草垛，富春江，花和芦苇，市镇，雪天的屋顶，道士，农妇，画家的妻子，唱歌的女学生，一只抚琴的手，发廊女，和孩子在一起的少妇，围着围巾的少妇，车厢里的旅人，有一些装了框，还有小部分就裸在这水汽浓重的空气里。枯瘦、狂乱的线条，暗淡不明的光线，四处透风的大厅，我就像来到一个穷人的屋子里对着他寒伧的一屋子旧家具。在展厅的门口我们和L都合了影，是郑勇用随身带来的数码相机拍的。他们还在看画，我一个人走到门口，在廊柱上看一张雨水打湿了的吹卷上去的海报，是关于L的这次画展的，印着的是他的两幅素描，一幅是个佛像，宝相庄严，一幅是一只豹，飞扬的线条让它像在云中腾挪。它们看起来似乎比里面的原作要漂亮得多。站在廊前抽了一根烟，同行的几人还没有出来，远远地看着他们站在画前虔敬的样子，我不由得怀疑起了自己的浅薄和无知。晚饭后，画家带我们去了他小镇上的家。从小酒店到他家，大约一里路。无数个转弯和满地的积水像是把路程拉长了好几倍。雨还在下，路灯下尤加细密，金色的蜂群一般乱舞。出了小酒店我是与林可同一把伞，一半路程后我又与画家同一把伞。画家擎着的伞整个儿地倾斜到了我这边，这样他没干透的半个肩膀又全湿了。这是一幢六层居民楼的顶层，楼道没灯，我们摸黑而上，雨水从敞口的天窗直射而下，整个楼梯全是蜿蜒的水流。进了门，画家找出仅有的三双鞋子给我们，而他自己穿的再也找不出一双。“我的皮鞋里全是水，索性就赤脚了吧。”画家说。他真的脱了鞋袜在塑料地毯上走来走去了。L这一不爱惜自己的行为遭到了林可的反对，一阵争执后他才不得不穿上了她换给他的鞋子。
       这是学校安排给他的一处宿舍。50平米，也可能60平米。布满水渍的墙面像是梦遗者画的一张床单地图。桌上是一大堆蒙了尘的碑帖书法，黄宾虹的画论，千家诗，家谱，一本台湾故宫藏画的画册。床边散乱地摊着一套六卷本的勃兰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潮》和一本翻开一半的钱穆的《晚学十论》。L说，他的妻子带着儿子住在杭州，平时这里就他一个人住。一屋子的古旧家具，桌，椅，书柜，茶几，式样大多是明式的。看得出来L是多么地喜爱它们，手指落上去都像是在轻柔地抚摸。这是紫檀。这是红木。这是酸枝木。这是香樟。这是小姐闺房的坐凳。这是床前明月光里的床，胡床，是的，李白说的床就是这样的一把椅子。这是臂搁，古人写字绘画时搁手肘用的。这是器物表面的包浆，它吸收了人的精气，就在表面形成了这样光滑的一层。从L嘴里出来的话像一匹奔跑的马总也到不了终点。这时的L神情飞
       扬，眼睛明亮，一扫傍晚时分的疲惫。桌上隔夜的残茶还没有倒掉，水渍也没有用抹布擦拭，他甚至顾不上向客人们问一句要不要喝茶。L接下来向我们展示的物品还有：瓦盆，陶罐，坛子，盛满了泥土的钵，笔筒，古墨，缺了口子的石砚，青田石，鸡血石，佛像，各式的玉器，碎瓷。他沉浸在这些器物自身流露的纹理、成色、光泽里，像一个孩子在客人面前细数他所有的珍藏。他用宁静两个字描述这些器物带给他的感受，“很多时候我连走出这间屋子的必要都没有，宁静就这样降临了。”林可好几次这样问他，“可是你发现了吗，这一屋子中，安顿你自己的床是最简陋的?”“是的，是的，我知道。”画家的口气有些不耐烦起来。
       雨越下越大了。窗外的市镇，没有灯光的地方像大海上的岛屿一样沉灭了。好像是要同窗外雨声的聒噪抗辩，L的声音响了起来，语速也越流越快。他说他从学医到学画的经历，从对古典主义、表现主义的迷恋到转向中国画的经历。说他的妻子，他的病，他的朋友，他的流浪。从画家的嘴里依次飞出的词语有：设计，学院，1995年，中药，温州，肝脏，拒绝，画展，德国，里尔克，宁波大学，物缘，儿子，床，艺术家，宋朝，女学生，疲惫，瓷器，诗歌，从宁波到杭州，纪念，知识，器材，线条，恐惧，道路，宁静。内心的焦灼和紧张，使他长久以来一直玩着一种类似于双手互搏的游戏，看得出因为有了我们这些听众／论辩手他的神经高度兴奋着。他说着说着会笑将起来，露出没有被烟垢所污染的洁白的牙齿，白得就像一副假牙。这富有感染力的笑却是转瞬即逝的，像风过池面不起一个皱褶，当它们被他吝啬地收敛起来，他的脸相又严肃持重得像一块沉思的花岗岩石。
       我看着他的眼睛。很多时候我都不这样看人了。那是冒犯和不敬。我看着他的眼睛，是因为从它瞬息的燃烧中辨认出了自己的影子，或者说，一个从前的我。这和你看一本小说，从中辨认出自己模糊的脸孔不一样。现在，他离我是那么近，我的从前，或者说，另一个我与我是那么近，这触手可及的近，因其动魂惊心让我的感觉迟钝了。起码看上去是这样，我坐着，木木的，没有表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好像除了抽烟我不知道做什么了。他内心的佛像和豹子我不知如何去描述。他话语的洪流我不知道怎么去泅渡。我羞愧的是，我真的不是一个好辩手。我已经好久不与人争辩什么了，连内心里争论的功课也久已不做。但这样的眼睛你看过就不会再忘记，热切的、迷惘的、纯净的、像羔羊的眼睛，人群中，你一眼就会把他认出来，认作你的同类，你的兄弟，你的前生。
       责任编辑　赵兰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