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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作家说，阳台是伸向空中的半岛，另一个作家说阳台如同乳房，我愿意为这些形容而每天到阳台上那一把帆布椅子上坐一坐。阳台上总能看见一群灰白的鸽子在空中无忧无虑地翻飞俯冲，仿佛和我有约。很久以后才明白，它们是被驱赶到天上去的。那幢细木条和油毡布的鸽楼搭盖在一座屋顶上。一个人站在那儿用力向空中的鸽子挥舞一条绑在竹竿末端的红布条，气势绝不亚于草原上挥舞长鞭的牧马人。十楼的阳台上可以看到许多平房的曲折瓦顶，一些瓦片刚刚换过，上面压着新的红砖。
       站在阳台上俯瞰，不由自主地渴望知道底下那些平房里的人们怎么生活。每一扇窗户如同一个小型屏幕，阳台是我的包厢。一天上午，平房里一对夫妇吵出门来。丈夫站在庭院里用很难听的话骂妻子，妻子不时愤怒地反唇相讥。他们的儿子突然冲出来用小拳头捶打父亲。愣了一阵的丈夫开始反击的时候，妻子一面竭力遮挡丈夫落到儿子身上的巴掌，一面厉声地责骂儿子。最后的结局是，三个人一起携手走回他们的平房。我趴在阳台的栏杆上津津有味地看了半个小时。
       我所居住的这个社区包括了五幢二十层的公寓，两幢八楼的公寓。七幢楼房马蹄形地排列，围出不大的庭院。阳台上可以看到一条小河流过社区边缘，犹如城堡前面的护城河，可惜门口的水泥桥不能像吊桥似的掀起来。阳光下碧绿的河水缓缓流动。偶尔会有一叶扁舟漂过，一个戴了大斗笠的人慢悠悠地打捞浮在河面上的塑料袋和烂菜叶。我站在阳台上用力将一只放生的虾扔到河里。抛物线即将抵达河面上空之际突然折断，那只虾笔直地落到了河边的草丛中。水泥桥的对面是一间理发店，门口常常停一辆嫩黄色的小轿车。车主喜欢将四扇车门和行李箱的盖子统统打开透气，高处看起来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翘起尾巴正在发情的小公鸡。
       这一带曾经是绿油油的菜地。当年一条大马路从外围包抄了过来，这种小村落一下子成了城市半径之内的飞地。搁下了肩上挑菜的担子，菜农们渐渐开始做一些小本生意。社区前面一溜密密麻麻的小店，肉包铺，鞋铺，五金店，海鲜摊子，水果店，小吃店，修锁的和修电视机的，铁皮卷帘门上锈迹斑斑。小巷的两边绿树成荫，一些汉子穿着松松垮垮的背心坐在路边粗糙的水泥长椅上，一边搓脚丫一边神聊。附近有一座小庙，据说始建于唐朝。庙墙刷成了呛人的粉红色，小小的正殿内香烟缭绕，有时会出其不意地响起一阵钟声。空地上有一棵大榕树，树阴之下时常有三两桌的麻将。
       这一带居民仍然保持了传统的乡野之气，不时就会有些桀骜不驯的家伙狠狠地打一架。三天两头警车呜呜地冲进来。有些案子其他地方不一定见得到，例如女儿一刀捅在父亲的肚子上，原因是父亲错怪她吸毒。女儿在局子里做笔录时仍然抖着二郎腿，满口粗话骂骂咧咧。受伤的父亲不肯上医院。自己用一块白纱布血迹斑斑地捂在肚子上，然后搬一张躺椅躺在门口，一面晒太阳、向路人控诉女儿的不孝。河流和菜地曾经是繁衍蚊虫的大后方。石板上一扭一扭的蜈蚣如同模特儿走猫步，毛毛虫从树枝上悠闲地挂下来，蟑螂在锅台上爬来爬去，墙角的一队蚂蚁不慌不忙地向某一个不知名的洞穴进军，几只花脚蚊子聚在屋角嗡嗡地议事，说不定偶尔还会有一条菜花蛇从容地蜿蜒而过……突然，七幢高层公寓昂然地拔地而起，如同站在阳光下的七个巨人。钢筋、水泥、闪闪发亮的瓷砖、工程塑料管道和散发出胶水味的人造板拼凑出另一个奇怪的空间。对于仰头打量的左邻右舍和迷失了方向的蟑螂蚂蚁说来，高楼的躯体内部存在许多不可知的秘密。这幢楼里有多少扇门?每一扇门后面关闭了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一套豪华的住宅，一个用于情人幽会的小套间，一间装满仪表的水电房，还是一个仅仅堆放了两个拖把和一个水桶的小杂物间?夏天的夜晚会有几台空调机同时启动?多少台电表开始疯狂地旋转，空调机排出的热气如何在夜空激荡，从而在高楼附近形成回旋的气流?每一幢楼里有多少张床铺?多少对男女的同时交媾将在高楼的空气中形成某种秘密的节奏?皓月当空的时候，几个人正在临窗长叹，思念故人或者怀想远方?他们在下半夜梦见的是故乡的槐树还是北极的冰峰?
       奇怪，为什么从来不愿意像游荡在街头或者广场那样游荡在社区?为什么总是匆匆地钻入电梯，急不可耐地按Close键?电梯缓缓地行驶在大楼的腹腔，十楼以上是食管，十楼以下是肠道。每层的电梯外面都是一个幽暗的公用门厅，但是，没有人会在这里悠闲地聚谈，更没有人会在这里袒胸露臂地摇扇子。无数的楼梯、走廊、过道仿佛形成了一个令人惊惧的生疏空间。走出电梯的人总是叮叮当当地掏出钥匙，几声空洞的脚步之后“砰”的一下关门。那一天有个陌生人站在门厅里询问1025房在哪里。我告诉他十楼没有1025房，对话的时候彼此的眼神都充满了疑问——我不相信他的问题，他不相信我的答复。他一定揿过几家的门铃，没有人开门。但是，我相信有人正躲在门板的猫眼背后不动声色地观望。如果贴到猫眼上往里面瞄，就会看到放大镜后面有一个令人恐怖的大眼珠。
       自己的公寓才是令人放心的私人领地。陌生人被坚固的门板阻隔在外面，只有自来水管、煤气管、下水道允许从地板的角落爬进来，从而保证这个封闭空间与庞大社会之间的循环。这些工程塑料制造的管道是这幢大楼的血管。一拧龙头，水流哗地喷出；抽水马桶轰隆地响过，秽物顺流而去。如果切断血管，这一套公寓就会枯竭，成为大楼内部一个坏死的器官。
       这个社区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地下车库。驾车沿着昏暗的通道滑入，必须迅速摘下墨镜适应光线。有那么一瞬间，车轮与地面摩擦产生的噪音一下子轰隆隆地放大了数十倍。车位上停泊了一些轿车，有的已经落满了灰尘，寂静之中惨白的日光灯有些瘳人。如果不是一个看车的老头雕像般地坐在那里，逗留在地下车库会让人一阵阵心虚。这个部位如同大楼的巨大子宫。我在地下车库的天花板上看到了各种交叉的管道：粗的，细的，方形的，圆柱一般的，一些管道一节一节地用大螺丝衔接起来，另一些管道会发出呜呜的声音。大部分管道都被漆成了赭红色。
       进入公寓的第一个动作通常是打开电视机。人们习惯于龟缩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窥伺那个巨大的花花世界。埋在公寓墙壁里的金属导线可以奇妙地将这个封闭的空间放大几百倍。电脑也是如此。我找到这个社区的网站。不少住户上网聚会，聊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批评物业管理的粗疏，甚至号召住户拒交管理费。不知电脑主机背后的那一根导线通向哪里，也不知道那些愤怒的、哀怨的、激情四射的或者粗鄙的言辞是从哪一部电脑上泄漏出来的。电梯里遇到的邻居衣冠楚楚，不苟言笑，没有一个人像是会在网络上大放厥词的模样。
       有一段时间，我的电脑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即使不用点击那个著名的E图标也能进入互联网。技术工人检查之后解释说，可能与另一台电脑无意地在某一个联结点串通了。一台电脑上网，另一台电脑就能秘密地共享一个互联网的入口。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不太好的词：通奸。我
       盯住自己的电脑就像拷问一个不贞的荡妇：另一台神秘的电脑情侣藏在哪一个房间里?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线索，我只能无奈地在键盘上敲出一句话：我们孤独地生活在导线时代。
       当然，社区里还有另一种生活。
       电梯行驶在一楼到六楼之间，我明显地感到这一截楼房的温度似乎比其他地方高。当地的拆迁户集中居住在这几层，这是另一个闹哄哄的区域。这些住户都是乡亲、邻居甚至亲戚。他们同宗同姓，一同挑担子卖过菜，也曾经吵嘴骂娘，挥舞长长的勺子互相泼大粪。现在，他们共同搬进封闭式的楼房，安上防盗门将自己反锁在一个个方格子里面。这解气得很。妈的，老子也住起了楼房，也乘得了电梯——他们的确频繁地搭乘电梯，如同孩子迷恋公共汽车。
       然而，拼木地板、抽水马桶或者一闪一闪的电视屏幕很快就让他们感到了憋闷。于是，他们重新开始呼朋引类，互相串门，你端过来一盘饺子，我回赠两棵白菜。一户来了客人，整个楼层都热闹起来。有一个下午，五楼的狭窄楼道竟然成了宴会厅。八九张八仙桌挤挤挨挨地摆在一起，煎鱼、炸年糕、炒白棵和烈酒的味道混成一片。东家端出一盘爆鸡丁，西家端出一盘醋熘带鱼，敬酒、划拳和孩子的尖叫一阵阵地拍打在四面墙壁上。桌上的男人吃得满头大汗，女人们一层一层地坐在楼梯上洗菜和刷碗筷。至少这个下午，家家户户的门都无拘无束地敞开了。
       我敢肯定，社区里的麻将馆就是在这些住户的怂恿下开张的。一幢高楼的底层腾出一个大房间，二三十张麻将桌顺序排开。麻将馆的天花板特别低，日光灯下烟雾腾腾，哗哗的洗牌声制造出喜庆的意味。社区里许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可以随时进来摸几圈。外面的精彩世界现在已经由系领带的年轻人打拼了，他们只能懒懒散散地披一件家常的布衫在牌局之中消遣时光。当然也会计较输赢的那一点小钱，但更重要的是有事情占着手，斗斗嘴或者发几句牢骚旁边有人听着。大拇指摩挲“二饼”还是“八万”，窗外到底是落日还是雷雨就不去管他了。
       如果社区里也有年轻人痴迷于此道，那更像是一种对于伟大事业全身心的投入。那一天遇到社区的保安握一把手电筒四处巡查，身后跟了一只威风凛凛的大狗。我询问是不是增添了新的装备，保安无奈解释说，四楼的一对夫妇没日没夜地鏖战在牌桌上，他们喂养的这条大狗只好托付给他了。
       死亡事件的来临没有任何预兆。那个从十七楼跳下来的女人事先并没有什么异常。这幢楼里的一个住户言之凿凿地说，这个女人上楼之前曾经和她打过一个招呼，笑容开朗明亮。当然，日后也有人回忆说，这个女人已经神情恍惚了一段时间，有时会呆头呆脑地坐在小河边晒太阳，一言不发。不管怎么说，这并不是跳楼的充分理由。女人是从外地嫁过来的。可以肯定的是，家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纠纷，她丈夫出门打工去了。
       没有人说得清她从十七楼跳下来的准确时间。大约是午后那一段昏昏沉沉的午睡时间，没有太多的人追究那一声“砰”的巨响。根据事后的猜测，女人从容地由电梯抵达十七楼，攀上门厅里的一扇小窗户，纵身跳了下去。这扇小窗户下面是一个狭窄的通风井，女人先是砸到十二楼的空调机，改变了下坠的路线之后竟然落在一楼阳台的边缘。我下楼来到现场的时候，尸体已经运走一会儿，警察刚刚撤了隔离的黄带子。一个穿制服的社区保安脸色煞白，一大堆打听消息的人群七嘴八舌地将他围在核心。
       我始终没有听到这个事件的正式解释。十二楼那一台空调机歪斜了很长的时间，一楼的阳台上挂上了红布条驱除晦气。如果一个人面带笑容地从十七楼跳下去，她一定听到了某种神秘的召唤。众多的交头接耳和窃窃私语之间，一个秘密的结论风一样地拂过：这个女人鬼魂附体了。她婆婆前来收尸时不断地干号：“作孽呀，怎么盖这么高的楼，作孽呀……”估计她的意思是，因为有了这么高的楼，她的媳妇才从上面跳下来。
       听说，声音发出之后并不是坠落在地面，被松软的泥土所吸收；相反，声音如同断线的风筝向上扬起，渐渐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各种形状不一的声音常常掠过十楼的窗口，疾速飞翔而去。譬如，马路上遥遥传来的出租车喇叭声边缘清晰，如同鹅卵石一样坚硬；而救火车的警笛弧线优美，波涛汹涌。
       这个城市里有一些骑自行车招揽生意的人。他们在自行车龙头上安装了一个半导体小喇叭，喇叭里不间断地播放拉长声的录音：“修理高压锅、煤气灶、热水器，清洗抽油烟机——”；或者“蟑螂药、老鼠药、蚂蚁药——”这些声音扁平干燥，如同一根鞭子不屈不挠地抽打在十楼窗户的玻璃上。有时，这些喇叭里播放的录音是“馒头，馒头，山东馒头”，声音胆怯短促。如同惊慌的逃犯。附近一户人家死了老人。出殡之前，这一户人家请了一个民间乐队整整演奏了一个上午，乐曲丰富生动。哀乐仅仅是一个插曲，《春天的故事》、《世上只有妈妈好》、“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这些歌曲才是主调。一串串高亢的旋律争先恐后地从瓦缝里钻出来，闪闪发光地盘旋在如洗的蓝天。
       相反，这幢楼里的声音往往模糊，暧昧，黏黏糊糊，若有若无，让人摸不清声源。一阵风呼地刮过，什么地方有几声钝重的关门声。我总是弄不明白这些声音来自楼上还是楼下，东面还是西面。一段时间，竟然都可以听到一个老头的呻吟，忽高忽低，时而振振有词，时而唉声叹气。我断定这个老头就在阳台下的某个地方。可是，一层一层地找下来，声音竟然渐渐远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更深人静。但是，另一些声音开始放肆地从地底下爬出来，如同月光下横行在沙滩上的螃蟹。虫鸣蚊吟，鼾声梦呓，挂在外墙壁上的几百台空调机一起发出雄壮的低吼，哪一个地方一部轿车发动之后轻盈地滑走，一只狗呜咽似的吠了几声，一个老头几声饱经沧桑的咳嗽，如此等等。午夜时分，我多次被一些喧闹吵醒。仿佛有一些人刚刚从娱乐场所散出来，意犹未尽地坐在小河边说笑，声音清亮生脆。奇怪的是，附近并没有这种场所。有一个半夜我忍不住扒开卧室的窗帘向外张望，河边空无一人。
       另一个下半夜，我突然听到厕所的墙壁后面传来哗哗的流水声。我相信那墙壁后面可能埋藏了一条下水管道，但水声之大如同流过一条河。我惊慌地盯住那一面墙，一会儿担心澎湃的洪流破壁而出，一会儿又在想，是不是某些幽灵被砌在墙壁里——现在正是它们集体沐浴的时刻?
       入住没有多久，我就注意到这个女人。三十多岁的模样，头发染成暗红色，走起路来肥胖的屁股一扭一扭；因为腋下的肉太多，短短的胳膊如同两截硬邦邦的木棒晃动在身躯的两旁。她几乎任何时候都活动在社区的庭院，什么热闹都要凑上去插一嘴，像是跟谁都认识。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她就会提一个篮子坐在庭院的石凳上择菜。我在心里暗暗地将她称为“社区西施”。“社区西施”的家景不错。丈夫是跑长途汽车的司机，同时还有几套房子出租，她当然可以心安理得地赋闲在家。“社区西施”常常扯着自己的衣襟和别人探讨
       衣服的价格。因为不出门，社区的庭院成了她显摆新装的主要场所。她的声音出奇的大，炫耀之中仿佛要把谁比下去似的。
       打情骂俏是“社区西施”的日常功课。一个秃顶的男人跟在“社区西施”背后，故作惊诧地喊起来：哇，身材真好!“社区西施”笑骂：滚远些，秃头了还这么风流!秃顶男人涎着脸说：秃头才危险，秃头有魅力呵，想不想试一试?你的那位不在家吧?“社区西施”转身举手作势要打，秃顶男人连忙躲开了。
       我漫步穿过庭院，丝毫没有和“社区西施”搭腔的欲望。为什么?我突然想问自己。
       另一些女人在这个社区进进出出，许多男人装聋作哑，仿佛从来没有留意过她们，特别是在他们的太太鄙夷地撇了撇嘴的时候。怎么可能呢?我当然明白男人。
       不知“流莺”这个称号源于何处?总之，这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指代。许多从事皮肉生涯的妙龄女郎在这个社区租了一套小公寓，也许是因为附近有许多家星级宾馆。社区里的“流莺”往往一口外地口音，相貌俊俏。夏天的穿着十分暴露，但服装的品位并不低。她们的年龄似乎都很小，二十上下，皮肤光洁，气质清纯，偶尔还有些“酷”——例如戴一副款式，奇特的墨镜，或者蹬一双柔软的皮靴。“流莺”握着一部手机袅袅婷婷地从庭院穿过，不和任何人招呼，一副目不斜视的架势。她们肯定知道背后的指指点点，矜持是保卫尊严的一副脆弱的甲胄。
       当然，这种矜持可以瞬间急速地卸下。那天上午，一个女郎穿一套白绸睡衣倚在门边的玻璃窗上等人。我请她让一让路。女郎转身顾盼，秋水流波，柳眉粉面之间流露出训练有素的职业妩媚。的确，她们的矜持和风情是张牙舞爪的“社区西施”所无法模仿的。
       “流莺”白天不出门，活动高峰是晚上的八点至于点。这一段时间，社区门口的水泥桥上常常泊了一些出租车等生意。一个出租车司机曾经说过一个情节：某天晚上，他从宾馆载了一个“流莺”回家。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她竟然借着微弱的灯光阅读英语课本。她毫不忌讳地告诉司机，自己是外文系的大学生。明天要考试了，得抓紧复习功课。她们往往孤身一人，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已被谎言剪断。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利用姿色、身体和性器官供养自己，她们似乎活得理直气壮。我打趣地问司机，有没有动了邪念?司机摇了摇头：问过价格，这种“流莺”不是他所能享受的。停了停，司机又百感交集地说：真是乱了。
       社区里穿制服的保安知晓“流莺”的一切秘密。他们清楚每一个“流莺”半夜几时返回，有没有带人回来过夜。这些面孔黧黑、身躯茁壮的小伙子每个月收入不足一千，晚上几个人挤在单身宿舍里，性是一个迫切又遥不可及的主题。“流莺”们在眼前晃来晃去，撩得心痒难熬。姣好的面容并没有让他们产生崇敬或者仰慕，如同电视屏幕上那些花枝招展的歌星；眼前是一些唾手可得的身体，只要口袋里有钱。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没有钱。
       这幢楼房设有两部电梯。独自站在幽暗的门厅等待电梯，监测两个跳动变幻的红色数字如同监测高楼的心率。电梯的抵达就是拉开一个小型舞台的大幕。可以看到什么故事呢?几张木然的脸，还是一个美貌的邻居?一对亲密的夫妇，还是那几个叽叽喳喳的小学生?有时，电梯待在下面的某一个楼层久久不动，犹如一团噎住的食物。满腔怒火地从楼梯冲下去的时候发誓要痛骂一顿，看到两个情侣还在依依不舍地吻别只好蹑手蹑脚地走开。
       电梯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这个狭小的方寸之地常常弥漫了一种无言的紧张。我有时很想写一本电梯社会学的小册子。一个打着鲜艳领带的绅士昂然而入，几个浑身汗酸味的装修民工就该往角落里退一步。如果有一身横肉、架一副墨镜的壮汉往电梯里一墩，其他人将迅速地构思出某些危险的情节。一个英俊的男子与一个穿着吊带裙的女人单独相对的时候，某种微妙的较量开始了：是男人的贪婪目光灼痛了女人的肌肤，还是女人的浓烈香水呛得男人喘不过气来?许多时候，相遇在电梯里的人们完全将提防和介意摆在脸上。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和我同时踏入电梯的人不愿意暴露他住在哪一层。他宁愿等我离开电梯之后再按某个楼层的按钮。多数人不习惯在电梯里从事闪电外交，短短的数十秒无法完成必要的交流程序。因此，默然相对是电梯内部的主要情节。这幢楼房的装修工程还没有完全结束，一部电梯内部的木板包装还未拆除。为了避免沉默的尴尬，我常常转脸阅读写在木板上的种种小广告：送牛奶的，干洗西装的，抹地板的，卖家具的，每一则广告下方都附有电话号码。
       一些感觉良好的人目空一切。他们在手机里兴高采烈地谈论一个私人的话题，进入电梯时嗓门丝毫不减。他们的不屑神情总是让周围的人感到自卑。的确，电梯又不是上司的办公室，我又有什么必要畏畏葸葸?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电梯似乎是一个活动的迷宫。我最为经常遇到的是一个老婆婆。电梯的门一开，她不是从某一个楼道冲进电梯，就是从电梯里冲到某一个楼道上，然后满脸疑惑地问第一个遇到的人：现在电梯是往上还是往下?
       垃圾是巨大城市的排泄物。
       每一天都有无数人清理抛在城市角落里的垃圾桶，一辆辆大卡车将垃圾运到郊外填埋或者焚烧。拾垃圾的人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文学意象，他们悄无声息地走动在城市暗角的阴影里。可以断定，我的如下想象肯定来自某些文学作品：大卡车轰隆隆地支起了车斗，塑料袋、饮料罐子、废旧的报纸杂志、破电视机、烂衣服、打碎的盘子和缺角的瓷砖滚滚泻下。一大批等待已久的拾垃圾大军蜂拥而上，他们手里的铁耙子开始了急促的搜索。
       另一些拾垃圾的人是散兵游勇。他们单枪匹马地游荡在街道、社区，详细地侦察围墙的夹角、楼梯底下和公共楼道的边缘。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电梯里经常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即是一个社区内部的拾垃圾者。
       我不清楚老婆，婆住在哪一层。她佝偻着身子，花白头发，暗灰色的绸布衫里面似乎只有一副支棱的骨架。多数时间老婆婆都在各个楼道闲逛，仔细翻检拐角处的蓝色塑料垃圾桶。大楼里的人们匆匆地出入，眼角的余光里不断有个灰色的影子晃来晃去。那一天我清理出一大捆硬纸皮堆在房门口打算卖给废品收购站，转眼之间全都不见了。半小时后又在楼道上遇到老婆婆，她见了我远远地转身就走。显而易见，硬纸皮是她卷走了。
       老婆婆的房子里一定堆满了垃圾。饭厅，厨房，桌子底下，床前，一摞一摞的废纸和饮料罐子塞满了所有的空间，酸腐的味道四下弥漫。她生活在垃圾之间就像一只蚕生活在层层叠叠的桑叶之间。每一天老婆婆都必须磕磕绊绊好一阵子才能从床前摸到门口。我曾经意外地发现，老婆婆有一个读中学的孙子——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步履轻盈地跨出电梯叫她奶奶。一时之间我有些不适应：小伙子身上的红色T恤、带有耳机的小录音机和名牌球鞋怎么能接受老婆婆的那一双裂得像树皮的巴掌?
       不久前又一次见到老婆婆从庭院里经过，突
       然觉得她的腰似乎又弯了许多。背部隆起来，脑袋向前俯冲，走一步拖一步，干枯的身躯摇摇晃晃，仿佛一阵风就能啪地折断。
       社区的庭院里来了一队迎亲的人群，门口的保安甚至破例地允许两辆锃亮的小轿车尾随而入。一个穿西装、打领带、胸口别一枝花的年轻人显然是新郎，几个跟在后面的人手里捧着首饰盒之类的嫁妆。人群之中一个女人高声喊：新娘漂亮呀!众人齐声应和：好呀!女人又高声喊：姑爷英俊呀!众人又齐声应和：好呀!楼道里响起一阵鞭炮，人群在蓝色的硝烟之中鱼贯而入。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奇特的仪式。成功的爱情事件意味了百年好合，人丁兴旺，值得人们直起嗓门大声叫好。这时肯定没有人想到，失败的爱情又有什么后果?
       那一天午睡的梦境是被持续不断的警笛强行搅散的。我在床上睡眼惺忪地叹了口气：警车又来啦?当时我丝毫没有想到，另一桩死亡事件又一次突如其来地袭击了这个社区。
       我是在下午出门的时候才知道出事了。又有一个人从临近大门的那一幢楼上跳下来。大楼周围再度用黄带子圈出隔离带，几个黑制服的警察还在那里忙碌。一堵人墙静默地立在黄带子外面，只有一个人悄声地指着二楼过道的一扇窗口说，那里还挂着死者的一只凉鞋。
       据说这是一个殉情者。一个小伙子苦苦追求这幢楼里的一个姑娘，不知是第几次到这一幢楼里敲门?这个表情忧郁的小伙子肯定向姑娘表述过这种观点：如果无法和她的笑靥朝夕相伴，生活就没有任何意义。现在已经无从猜测，这个观点来自即兴的冲动，还是斩钉截铁的誓言?另一个无从猜测的事实是，小伙子得到的是婉言谢绝、恶语讥刺，还是一扇坚固而冰冷的门板?总之，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他像一只绝望的大鸟从楼上一头栽下来，磕坏了矗立的广告牌之后摔入了路边的草坪。
       奇怪的是，现场根本没有发现小伙子所追求的姑娘。抬头望去，楼上的每一扇窗口都一模一样，人们甚至不清楚小伙子是从哪一层楼跳下来的。每一个楼层都住了许多花容月貌的单身姑娘，谁又有权力逼迫她们出面认领一具血淋淋的尸体?
       赶来收尸的是小伙子的父母。据说他们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带哭腔的女声断断续续地说，他们的儿子跳楼了。电话很快挂断，小伙子父母家的电话没有显示号码的功能。估计这是一部手机，查到了号码也没有意义。只要换一张卡，一切恩怨情仇都将彻底地删除。
       最终警察有没有找到答案?不得而知。
       人心浮动。
       两个蹊跷的死亡事件令人不安。空气之中不时飘过诡异的气息。一些住户挑头组织一场祈祷。祈祷是启动一个神秘的语言系统。这种语言可以上天入地，和鬼神对话。只有寺庙里的僧人通晓这种语言。他们将祈祷鬼魂安息，不要再惊扰防盗门背后一张张无辜的脸。募捐的广告公然贴在广告栏上，社区物业管理装作没有看见。灵魂的事情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权限。
       星期日上午的祈祷持续了两三个小时。僧人们头顶金冠，身披红色袈裟，在木鱼声里集体诵经。多数人丝毫听不懂僧人吟诵什么，但是，舒缓的长调隐藏了安抚人心的力量。
       社区里居住了几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他们可能是某个大学的外籍教师。这些高鼻子们常常撩开长腿走得大步流星，或者摇摇晃晃地骑一辆自行车，另一只手提了一兜的青菜。他们也在僧人周围看了一会儿热闹，然后耸耸肩走开。高鼻子拥有自己的上帝，教堂里的神父说的是另一种语言。
       祈祷活动的结束是在晚上。我在阳台上看到，一个巨大的纸糊灯笼置于社区门口的水泥桥上，一阵焰火突如其来地升起，刺眼的亮光短暂地投射在幽暗的河水上。盛妆的仪式完成之后，人们就匆匆散去。没有人知道孤苦的游魂是不是在寂静的半夜光临过现场，享用祭品。
       日出日落，水流花谢，日子一天又一天。
       责任编辑　宁　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