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名实之辨，是人类思维最为古老常新的课题。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先秦，公孙龙“白马非马”的命题，是对概念系统所指称对象的逻辑分类。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西方逻辑学，也要讨论相似的命题。一直到现代语言学的开山鼻祖索绪尔，关于语言作为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分解，也贯穿着名与实的思辨。给事物命名，大约是语言最初的起源，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主要标志。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大到一个国家，小到普通百姓，都离不开对于名与实的分辨。从意识形态的宣传到社会的实际状况，从思想的自我确立到生存的真实处境，都会有名与实的矛盾，遂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哲学问题。究其本源则是语言最初的命名活动，说白了也就是名与物的基本关系。这就难怪，从结构到解构的法国当代哲学家福科，有一本重要的著作被翻译成《词与物》。词与物的关系，实在是人和世界最基本的关系。
名与物的关系也是知识的谱系。人对于世界的好奇，首先体现在对于各种知识的渴求，分辨名物是最原始的方法，《看图识字》是最简单也是最经典的方式。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是所有语言教学的开端，单词量往往是衡量一个人外语水平的硬件。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大小，几乎就取决于他或她知识的多少，也几乎就是指能够分辨的名物有多少。认字是人的一生中难以穷尽的工作，命名也是一个民族文化永恒的任务。一位清代的学者认为，汉语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通假，也就是以此指代彼指，同一个能指可以根据语义的联想容纳其他的事物。这是有见地的说法，一直到现代都是如此。比如对于化学元素的翻译，就是以形声的基本原则，给以最准确的命名。所有的名词都是单音节，文字则都是以金为偏旁标注出物理属性，拼上最简单的汉字以注声。这就使各行业的人士，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也掌握了一整套相应的语言概念体系。
以语言文学为职业的人，在词的汪洋大海中，去分辨各种相应的物，其工作犹如大海捞针。鲁迅当年翻译《死魂灵》时，对萧军发牢骚，大意是说现在不是在做人而是做机器，大量关于俄罗斯器物的词都要一个一个地查，苦不堪言。他是由日文转译，同时还要参考德语辞典。这样一位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年过五十之后，还要辨别名物，可见这项工作须臾不可回避。张爱玲说，中国是一个文字国，皇帝遇见不顺心的事就要改年号。这就使中国人辨名物的工作特别繁重，别的不说，只以对于人的命名就无穷繁琐，学前有乳名，长大有学名或大号，读书人还要有宇，有斋号，笔名可以随意起。关于名字的讲究也格外多，要避长者讳，避尊者讳，还要避皇上的名讳。当权者的喜好，也会引起名物关系的变化，更不要说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李贺因为要避父讳，而不能参加进士考试，武则天干脆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宇。古书上的文字因此而语义混乱，小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物件，大到一个地方，名字都会不停地改换。黄瓜因为是从域外引进的，故原名叫胡瓜，只因为隋炀帝特别痛恨胡文化，排斥所有带胡的字样，遂改名为黄瓜。估计他很喜欢吃这种蔬菜，经常看见，故强行改名。当时有胡宇的物件是很多的，如果一件一件地改起来，怕也是改不过来。野鸡原名雉，因为要避吕后的名讳而改。而普通的老百姓则通常没有正式的名字，在姓氏的后面加上排行顺序了事，张三、李四和王五，是对普通人的泛指。上海作家陈村著名的小说《一天》，主人公就叫做张三。已故作家王小波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则叫王五。女人出嫁之后，在娘家的小名便被废除，在夫家和娘家的姓氏后面加一个氏字了之。而对于最底层的人来说则连姓氏也没有，于是便有了鲁迅笔下的赵老太爷，对于阿Q的愤怒责问，你也配姓赵?!
二
一生经历的尴尬中，有一多半来自名与物的分离。
少小的时代，许多的话都是听不懂的。首先是政治的话语听不懂，阶级与贫富的观念至今很模糊。小学过队日的时候，听刘文学的故事不知所云。雷锋的故事只理解了做好事，其他的女同学听得痛哭失声，我也不明就里。其次是性的话语听不懂，不要说各种隐语，就是专有的名词也不知道，因为没有生物课。艺术的话语就更不明白，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说西方现代派的美术，是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思想的表现，让一头牛的尾巴蘸上色彩在纸上来回地甩，就称为一种美术流派。听得我如入五里雾中，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西方现代美术的作品。各个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念影响下的人情世故，更是迷津一样找不到门径。由此形成的道德话语，也是常使我困惑的内容。只有老老实实地当听众，一开口即是祸，至今如此。当成年后看到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感觉上的共鸣格外强烈。米兰·昆德拉对它的阐释，更是说出了我无法表达的体验，这个世界本身就像迷宫一样。我们置身于各种意义的空间被塑造，当时空发生变动的时候，就尤其无所适从。
这多少有些不可知论的色彩，但是人的认知冲动对于世界的好奇，又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对于名与物的关系，是每个人自小的知识趣味。幼时生活在乡间，对于世界最早的兴趣是周围的动植物。从生活到游戏，大自然都直接融入我们的生命。昆虫草木，都是我们性之所至的对象。加上父母工作的学校是林业专业，大人们的闲谈中充满了动植物的知识，这使我从小就对自然界的名物发生兴趣。母亲学校里的动植物实验室和花房，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从小到大逛公园的时候，看各种标签是下意识的习惯。看见一种不知名的树木花草与昆虫，就要设法问清楚。专业人士通常告诉我的是学名，譬如各种树木的名称，各种水果的分类。而普通人告诉我的则是俗名。比如蝉，俗名常常写作“知了”，实际的发音是“鸡了儿”，“了儿”发去声。蝗虫就是蚂蚱，蚂蟥叫蚂鳖，蜻蜓叫蚂螂。俗名通常都非常形象，脆柳是因为木质非常脆，树枝一劈就断。死不了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草花，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俗名也包含着丰富的民间文化信息，龙须柳因树枝弯曲着伸向天空而得名。死人花是一种白色碎花的野草，坟地周围大片生长。有一种黄色花蕊的绿色小花，叫做打盆打碗哐，传说碰了它就会打碎盆碗。
除此之外，还有以儿童特殊的想象力对于事物的命名。螳螂叫刀螂，因为它的两只前脚形状像刀，动作也像人举手挥刀。地雷花是因为种子像一个小地雷的形状，俗称是野茉莉。汪曾祺有一篇小说题名《晚饭花》，就是来自他的故乡对这种花的称谓，因为它总是在傍晚的时分开，在北方则是早晨也开花，学名则至今我也搞不清楚。还有一种指甲花，因为花朵可以用来染指甲而得名。“酸不溜”是一种有黑斑细毛的深绿色野菜，吃在嘴里有酸味儿。地梨是一种野草，有指甲大小的块茎像木梨且能吃而得名。大丽菊又叫西番莲，大约是从西域引进的，而孩子们叫它白薯花，原因是它的块茎像白薯。“屎壳郎”是一种大甲虫，因为经常滚粪球而得名。“花大姐”是七星瓢虫，因为甲壳上的色彩鲜艳得名。“臭大姐”是一种扁平的飞虫，灰褐色，落在树上
好像一块树皮，因为有异味儿而得名，学名好像是蝽。至于各种各样的蜻蜓，更是名目繁多，都与它们的形态特征有关。
经常的搬迁，使辨名物的工作特别频繁。在冀西山地，经常可以看见橘红色的五瓣野花，叶与花的形状美丽如百合，根像一个小独头蒜。学名就叫做石蒜，俗名则叫野葱，可以食用。核桃树也是在那里看见的，粗枝大叶的谜底得到实物印证，而果实由青到干的整个过程，也是在那里知道的。东北有一种野生的小浆果，类似草莓一样生长在草丛里，分为两种，一种小而红像樱桃，不能食用只是拿在手里捏揉着玩儿。另一种大小像鹌鹑蛋，薄而光的微黄表皮上透出细小的筋脉和微小的种子。孩子们吃完里面的浆肉，把完整的果皮含在嘴里，用舌头和嘴唇来回吐吹成泡泡。俗名叫菇捻儿，捻写作娘字上面加草字头，连字典中也没有这个字，学名就更不知道了。近年北京也有推着车的人叫卖，估计都是人工种植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各地的物产在全国流通。广州的杨桃、四川的脐橘以及各地的蔬菜，在北京的市场上都可以看到。就连国外的很多水果品种，比如榴莲、木瓜、山竹、火龙果等，也已经很普通。在满足味觉好奇的同时，也很容易地辨别了名物。日本有一种高大的杉树，树干粗大叶子宽阔。深秋的时候呈黄褐色，夹在通红的枫树和金黄的银杏之间，形成一个色彩的自然过渡。问过日本友人，言叫黎明之杉。这是在四川发现的一个树种，引种到美国，最早只培育出了100株，有7株传到日本，经过多年的培植，现在是很普遍的行道树。
在遭遇新事物的同时，更多的时候是变化了形态的旧事物。这近似于古人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寓言。文化寓意其实是浅显的，而自然的造化要丰富得多。母亲的学校原来的果园主要是梨、葡萄和桃，很容易就能够分辨出其中不同的品种。搬到太行山区以后，果园里主要种植的是苹果，很快就熟悉了它的各种品系，从形态到品质都有了感性认识。到了北京之后，又看见了传闻中的蛇果，据说它的含糖量是一般苹果的5倍。直到昨天逛超市，又发现了白色的日本富士水晶苹果，形状近似于土豆。还有梨和苹果杂交的苹果梨，品质粗糙且酸度很高。东北的苹果梨则大不一样，个大、脆甜，以延边出产的最好。东北有一种花皮大豆角，当地人也叫油豆。比关里的豆角宽大肥厚，暗绿色的表皮上布满像毛细血管一样的紫红色花纹，炖熟了之后绵软可口，真美味也。当地人也叫油豆，北京很少有卖的。偶尔在菜市场上遇到，都是半蔫且破相的，价格是一般豆角的三倍以上，估计是长途贩运来的。似乎也有本地种植的，有一种特大的豆角，形状颇似油豆，但里面的籽粒瘪小，品质也不绵软，可能是气候和土壤条件都不行。每当东北亲友来，必请带一兜花皮大豆角。家人为此转市场精选上品，能够分辨出使用化肥还是农家肥种植的些微差异。青少年时代，我看见过的土豆大都很小，只有用做种子的土豆很大。那都是从口外运来的，因为土壤和气候的差别，土豆年年都要退化，不能用本地产的做种。到了东北以后，土豆竟能大如白薯，当地人称为土豆块子。学校的食堂有一道菜土豆泥，经常是一大勺盛进碗里，回来一看是个没有捣烂的大土豆。开放市场之后，北京卖的土豆也都很大，估计不是从张家口就是从东北运来的。这二年又有一种薄皮的小土豆，据说是在暖棚里种植的。东京的垂柳枝叶细小，我以为和中国的不一样，便被朋友嗔笑，言南方的垂柳也是这个样子，东京的纬度相近于上海。日本的乌鸦大而黑，背部有蓝色的光泽，而且不怕人，在城市里到处飞翔，和中国的寒鸦大不一样。柿子则接近中国的高桩柿，里面有种子，甜脆且不涩，和太行山区的大盘柿正好相反。这合乎日本人的口味，菜市场打折的柿子，都是发软的。北京的菜市场中，近年有一种新的菜，因形状像怒放的菊花而称为菊花菜。朋友从上海回来，带回相同品种的菜，只是小得像含苞待放的小菊花，言上海人称为塌棵菜，这个名字也很形象，估计是贴着地皮生长。
与形态一起变化的是事物的用途。榆树在关里是野生的，在关外则用作绿篱。苏铁在中国北方是盆栽的珍贵树种，在日本的长崎则是野生的，高可’达一丈有余。茶花在中国的南方是野生的大乔木，在北方是盆栽的，在日本的东京地区则用作绿篱。碗口大的各色花朵，从树墙上露出来，立即使人联想起和服的美丽图案。无花果在北方也是盆栽的，在我的家乡山里则是野生的小乔木。童年去杨柳青，途中有一段路边种植着大片的向日葵，阳光下开成一片金灿灿的海洋。而在我居住的小镇，只在屋前房后种上几棵。成年后，看到凡·高的名画《向日葵》，立即联想到童年的印象。而近年北京的花市上，也有向日葵出售，但比我见过的要小得多，近似于把分蘖的花擗了下来。种植向日葵是为了得到种子，只能留一朵花。这种用于观赏的向日葵，估计是新品种。
与形态一起变化的必然是观念的转变。见到新的物质，一些天经地义的概念被颠覆。比如，中国的河多数都是从西往东流，故有“何时复西归”的感喟，极言时间的不可逆转，有“门前流水尚能西”的信念。俄罗斯的瓦尔泰有两个距离不太远的湖，是伏尔加等俄罗斯重要河流的发源地。春天的时候，一个湖的水位上升，流入另一个湖中；秋天的时候，另一个湖的水位上升，又倒着流回来。中国人所谓“江河倒流”的比喻，在那里是自然的景观。煤球是黑的，这是中国人的常识，“颠倒黑白”更是用来斥责胡说八道。年轻的时候，曾听说地质队在野外作业的时候，烧一种专制的白煤球，一直想看一看，都没有如愿。大约在十年前，春节到东北探亲，在年夜饭桌上吃火锅，发现锅的下面冒着像酒精炉火一样的蓝火苗，再仔细一看，烧的是白色燃料，形状扁圆，直径约5公分，厚1公分。问过家人，说是酒精块，立即联想到白煤球的传闻。春华秋实也是古老的概念，从南到北，桃树都是一年开一次花，去年夏天到河南安阳万宝沟，由于小气候的原因，那里的桃树一年开两次花。
三
就是名本身，也是经常需要辨别的。东北管下水道叫“马胡路”，管车叫“骨碌马”，都是来自日语的音译。有一种口大底小的铅桶叫“微得罗”，则是来自俄语的音译。就连汉语，不同地区的语用习惯也影响到语义的差别，而且和历史文化的遗存有关。在俄罗斯旅行，到处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只是规模不一样。懂俄文的朋友说，克里姆林宫在俄语里是城堡的意思。而印度的古代建筑，几乎都叫红堡，原因是都采用当地产的红色岩石建筑而成。内蒙古的喇嘛庙叫召庙，召在蒙语中即是庙的意思。西藏不止一处布达拉宫，梵文的原意是佛教圣地。在冀西的山地，“听”和“闻”不分，当地的孩子经常说，快听听嘿，这是什么味儿?这显然是保留下来的古汉语的语义，闻通听在现代汉语中是规范的，而听通闻则只有古汉语和少数方言区使用。在普通话的书面语中，勾当是贬义词，而在冀西的方言中，则是一个中性的词。老乡见面的时候，经常的问
候是，干么儿勾当去?并列词组的位置颠倒也是语言的特点，东北人把“刚才”颠倒着说成“才刚”，原以为是方言，后来在《
红楼梦》里看到这样的用语，恍然大悟是古汉语的口语习惯。语音的变化也是需要分辨的，东北的一些地区，理说成嘞，两个人打架的时候，经常说我不嘞你，书面语则写作理。语流的音变，更是口语和方言中很普遍的现象，北京地区民间把“我们”用鼻音连读成一个音节。“二巴憨子”则是“二百斤的汉子”的口语音变，“丫挺的”是“丫头养的”口语音变。
人之初，学说话的时候，首先接受最多的是名，也就是语言概念。名与物的脱节是基本的文化情境，运用语言更是一个人的成长中，需要不断学习的过程。儿子三岁时候，看着碗里的饭说吃不饱。我说妈喂喂，他说妈喂喂也吃不饱。突然明白，他是想说吃不了。接受文化知识，首先是从名开始。“文革”前出版的《新华字典》图文并茂，植物与器物都有一些小实物图案。而人的阅历有限，一生可能去的地方、可能看见的实物都必然小于名的概念。用索绪尔的话说，就是所指大于能指。而雅克·拉康则颠倒过来，认为能指大于所指。他是就语言的文化规范意义而言，对于名与物的关系来说，无疑索绪尔是对的，所指永远大于能指。特别是以历史文化为业的人，要在名的密林中发现草一样的物，可谓艰苦卓绝。在抽象的名与具体的物之间，寻找是终身的事业。汪增棋老先生曾考证出，古代诗歌中的“葵”，就是当下的木耳菜；而大淖则是蒙语中湖的意思。多年以前，耳闻有人拟写一本书，名为《红楼探绿》，专门研究《
红楼梦》里的植物。也曾有人根据《
红楼梦》中的植物，推断本事发生的地点。
少小时读《木兰辞》，有“木兰当户织”的句子，在冀西的农家看见了木质的织布机。吴伯箫的散文《记一辆纺车》，收在“文革”前的中学语文课本中，电影中也时有以纺车为道具的镜头，到了冀西的农家才真正看见了纺车和纺线的过程。在字典中看见过铪铬，并说明是用恰铬床压制而成的一种食物，多用荞麦面和高梁面为材料，看见饸饣各床的同时也看见了制作的方法，只是材料是用白薯面和榆皮面。吃的小磨香油，也是在那里看见了生产队的磨油机器，但已经是以电为动力，与其他香油的区别大概是磨具的差别。初到东北，看到美丽的白桦树，剥落的白色树皮不用问就知道是什么。落叶松细密的枝权与铺在地上的暗黄色针叶，也很容易就推测出名字。很多年以前，在盘山看到一群少先队员拾满地的坚果，言是带回城市里当种子，再细问则知道这就是橡子，仰头望遮天蔽日的高大树冠，与书本中描写的橡树基本相同。在印度加尔各答一座殖民时期穹隆式白色建筑群中，看见一棵参天大树，下面落满了红色的小坚果，立即想起“相思红豆”的诗文。古代小说中，经常有给孩子过生日吃汤饼的情节，望文生义以为是煮饼，类似于现在的卤煮火烧之类的食物。在日本的超市上，看见一种宽面条，名字的汉字中国没有，是把膊和驼两个字的左边偏旁改成食字。专习宋代文学的同学，指点着说，这就是古代的汤饼，始知汤饼是一种面条。在京都博物馆看见一大截枯树，标签上注明是沉香。突然了悟，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指的就是用这种木料做成的香。日本的菜市上，还有一种叫牛蒡的菜，是约长一米的根茎，由大拇指粗逐渐变细，立即想起在前苏联小说中看到过这个名字，但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而标签上注明的产地却是中国，估计是菜农专门为了出口而种植的。有一年去广东的鼎湖山，在一座古刹周围生长着许多巨大的小叶树。同行的朋友说，这就是菩提树。佛教文化中无比神圣的植物，原来就是椴树，东北人叫做椴蔫子。印度有一种毛织品，多用作披肩，但质地没有羊毛披肩的柔软，一位饱学的长者说，这就是《
红楼梦》里所说的氆氇。那一年去云南，当地朋友送了一副红铜浮雕的木板，一只牛的肚子下面还有一头小牛，尾巴上吊了一只直立的小老虎。因为儿子属牛，便挂在他的床头。一直以为只是民间装饰用的工艺品，不知道它还有实用价值。后来看了历史博物馆的滇文化展览，才突然明白是一种小几的侧面造型，牛背是几面，尾巴上的虎是为了和牛头的重量平衡。
至于在书本中不期而遇的知识，则更是每天都要经历的欣喜。在一本书法史的著作中，竟然看见张飞的宇，那是简约浑圆的篆体，这与屠夫出身草莽英雄的演义相去太远。而各种书本上记载的著名艺术品，更是听说了立即设法找来看。在国内外逛各种博物馆，最吸引我的是各种图画。在有大鸱吻的西安博物馆的地下室，看见了多幅墓葬中的壁画，里面有打猎的场面，有一种辅助的动物狸，近似于近世猎犬的功用，始知在唐代，狸是被驯养的动物。去年夏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安阳工作站，看到一件镇所之宝，据说全世界只有三件，是白陶的豆，古朴的造型与浅浮雕的花草图案都美丽无比，才知道陶制品有白色的一类，以前只知道有黑陶、彩陶。在香港看罗丹的雕塑展览，特别高兴的是看见了他的情人卡弥尔的雕塑，推想着这个伟大的女人，细腻的心灵被罗丹粗糙灵魂毁灭的悲剧。中文大学有一座张大千的展览馆，收藏着他一生各个时期的画作，既有早期的仕女，又有晚期的抽象风格，补充了我对于这位国画大师的了解。日本箱根的森林博物馆，从山坡蔓延到山谷，著名现代画家毕加索的展览馆建在这里，里面展出很多大幅的原作，比起印在画册中的效果强烈得多。联想到在长崎核爆展览馆中看见的一些实物，比如一个被热核熔化了的玻璃瓶，冷却之后变形弯曲的瓶颈，更深刻地理解了他的艺术对于二十世纪人类灾难的感受，变形的风格是主体思维的外化，绝不仅仅是形式的革命。在一个大厅里，我还意外地看到了华裔著名画家赵无极的画，一大幅挂在一面墙上，是完全靠色彩挥洒成的印象派风格。
在俄罗斯的短暂时间中，各种艺术品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俄国人对于艺术的热爱，恐怕是举世无双的。东宫里仅法国展览馆，就有七八个展厅，每一个展厅都相当于北京美术馆一个展厅的规模。伦伯朗的画有二十六幅，塞尚的《女肖像》挂在显眼的位置。日本人热衷于建议你去看政治事件的遗迹，印度人热衷于让你看电影厂一类现代文化的设施。只有俄国人把艺术作为首选向你推荐，冬宫的讲解员骄傲地说，这些都是叶卡捷琳娜收集的，她是一个从德国嫁过来的公主。有一个讲解员还不无愤怒地说，韩默用一些过时的机器换走了我们好多珍贵的艺术品。德国人占领俄罗斯期间，还修了专门的铁路，为了抢劫诺夫哥罗德的一座巨大的青铜雕塑。这座雕塑上有200多个俄罗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从政治家到艺术家、科学家，形态各异地分布在钟形的主体建筑周围，顶端是彼得大帝。只没有伊凡雷帝，因为他曾经两次来过这里，屠杀当地反抗的民众，血流成河。幸亏德国很快战败了，被拆开的雕塑来不及运走。俄罗斯生活方面的文化细节，更使我时时经历着发现的兴奋。著名的伏特加，其实只有四十多度，比起中国的白酒来要低得多。土耳其浴室，只是一些建造在湖水岸
边的小木屋。酗酒和粗暴的洗浴习惯，在高尔基等作家的笔下，都是野蛮风俗的体现。在回忆萧红的文字中，经常有人提到她善做红菜汤，是用牛肉片、洋白菜和土豆加洋葱炖成的。南方则叫罗宋汤，都认为是俄国菜。到了俄罗斯之后，才知道真正的红菜汤，是用甜菜煮成浓汁，近似于果茶，而且没有肉。想来也是白俄根据中国的物产改换材料，迁就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别是混合各种物质的烹饪传统。还有不少的小说中，都提到俄国农民对于胶鞋的喜好，婚礼的时候，即使不下雨也要穿着胶鞋出席。在莫斯科郊外的作家村，果然遇见一位外省来的作家，穿着胶鞋从自己家的院子里走出来迎接我们。
四
因为从小对于名物关系的特殊兴趣，报考大学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是考古，所填的学校也是因为听说考古系很强。但是阴错阳差被录取到了中文系，于是宿命一样的搞起了文学。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兴趣经常不务正业地开小差。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大潮中，听说不少考古专业的高材生，为了生存在深圳监制假古董，多年的遗憾才释然。闺中密友中，有考古世家出身、且为名师的高徒，非常看重和她的友谊，因为补充和矫正了我对于历史文化知识的欠缺。在和她的交往中，看见了不少器物，使空洞的名词变得饱满。北大的女研究生楼，几乎集中了各个专业的学生，晚间的闲谈和节假日的聚会，都使各行各业的知识源源不断地涌流过来。本系的同学遍布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各个历史时段，更是人才济济。交往中得到的知识与思维活跃的刺激，都是语言难于表述的。毕业以后二十多年间，相见的各路高人不胜枚举，每到疑惑时，便电话咨询或当面讨教。尽管条件如此优越，对于名物分辨的结论仍然不时地发生变化。
杜诗中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以讹传讹，以为是挥舞长剑舞蹈，治古代文化的学人著文，言剑器是舞蹈的名称，女人着戎装徒手而舞。青铜器上的饕餮铭文，最初有学者解说是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狰狞，后来又见到海外学者的文字，推断是远古的宗教巫术。去年到安阳，遇到一些殷文化的专家，当面讨教，言是殷人的图腾，这使以往相悖的说法豁然贯通。在那里的墓葬中，还看见了象骨的遗骸，解说员言河南之简称豫，象形的原意即是人牵象的意思，河南在上古的时代气候与生态都近似于昆明，故是多象之地。历史的定论，在一个重实物的时代不停地瓦解，名与物的考证也在不断地进行。中国的四大发明中，东汉蔡伦造纸之说流传深远，而在故宫博物院的1949年以后重大考古发现的展览中，有一片西汉时期的地图残片，画在一小片纸上。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说法，经司马迁的《
史记》而无人置疑，而陕西近年的考古发掘证明，阿房宫没有被焚烧的遗迹。
国学大师章太炎，当年极力贬损实物考证之学，如果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见权威也有妄的时候，不能迷信。少小时读《楚辞·山鬼》，注释云是一传说中的女性神仙，且配了披长发衣兽皮草叶的图像。上到中文系毕业，也没有其他的疑义。忽一日，看见有关苏雪林的文字，她治古代文学多年，且在海外专门研修过文化人类学。她认为“山鬼”是一美少年，这让我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学业荒疏多年，记混了性别。赶忙翻出《神话词典》，找到词条对照，证明记忆无误的同时，又有新发现，有一说即是巫山女神。我的故乡是瓷都，宋代的青瓷不少品种出产在这里。南方亲友来访，或家人南行归来，青瓷是必不可少的赠品。其中又分哥窑与弟窑，哥窑有开片，且有铁线银丝般的效果，弟窑则分为两种不同的颜色，一种是梅子青，另一种是粉青。何为粉青，遍查辞书也没有结论。因为曾见过一只粉青盘，通体青色上着一块粉红釉的桃花，便怀疑是两种颜色的合称，而青瓷以单纯釉色著称，似乎也不可能另加其他的釉色。去年承故乡人的盛情，回到龙泉，在参观瓷厂的时候，终于对上了号。所谓梅子青，是翠浓的青梅之色，带着梅子的质感；所谓粉青则是略微发陈的淡绿色，近似于北方人说的豆青。也是去年，参观一层销会，见一只均瓷的瓶子，小口长颈大腹，呈典型的鸡血红釉色。厂家声称是玉壶，这又让我吃了一惊。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诗句，前后文昭示的都是素色，何来通红如血?以为自己又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怀疑玉不是指瓶子的质料和色彩，而是一种特殊的形制。急忙打电话请教行家，详细告知器皿的形状，问这可是诗文中的玉壶?他详细讲解了出土器物的完形过程，最后判断大概不是。
关于门神的解释也多有歧义。以往多数民间的说法，是指唐大宗的两员大将尉迟恭和秦琼。去年夏天在万宝山，看见佛龛外面雕刻精美的彩色门神像，导游小姐说是中国最早的门神。那人物姿态丰富，并不仅是威严。而那里的佛龛，则是建造在唐以前。秋天到安阳，朋友极力鼓动去汉像馆，并说自己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一下就惊得晕了过去。跟着众人走进去，迎面一对残破的巨兽，果然浑朴雄强，而且动态近于挣扎与飞跃之间，确实诡奇凶悍。解说员也说，这是最早的门神，其中之一叫避邪，是放在墓道尽头、墓门外面的神兽，始知避邪不是动词而是名词。关于龙的解释，也多有变迁。小的时候，只知道是帝王的象征，有着至高无上的尊贵。成年之后，多说是上古的部落图腾。进一步考察龙的形态，则认为是各种动物拼凑起来的。身体是扬子颚、鹿角、马面、鹰爪等等，之后的推测，则认为是古代各部落归顺之后，将各自的图腾合并而成。这几乎成为定论，直到近日，刘宗迪在《读书》(2005年4月)著文《飞龙在天》，认为龙的信仰来自星象的观念，特别是农业民族龙星记时的风俗，而形象则是更多地来自蚕一类的昆虫。由于天文学上岁差的缘故，渐渐与农时相错。加上有了制度化的历法和历书，流传于民间，不需要以观星象来料理农事，所以才变得神秘邈远。这大概是关于龙的起源，文化意义最明确的一种说法。
在古典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领域，标新立异之说也越来越多。譬如，台湾有学者认为，《
诗经》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并不是诗歌的总集。而杨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则是直接引用了多年来考古发掘的大量资料，重新阐释了《
诗经》里面的19首诗。其范围涉及甚广，从农事、建筑、服饰到车马仪仗、各种器具、婚嫁礼俗，赫赫然一派文化史的风光，历史具象在诗歌展示的生动世俗画面中。让人信服而又拍案惊奇，可见名物的考证工作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联想到同一代人中治思想史的专家们，基本已经放弃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宏大抱负，眼光转向对于民间思想的研究，连方术一类旁门左道，历来都不能登大雅之堂，现在也成为学人们关注的对象，并由此展开对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理解与认同。而这项工作，就更依赖于器物的考证。名与物的关系，直接与思想挂钩，这是从细节进入历史的方法，也是在历史的腹地发掘思想的土壤，具有知识考古的意义。
知识的趣味自辨名物始，以辨名物终。即使活到耄耋之年，也无法穷尽名与物的关系，就像无法穷尽世界的广大与丰富。于是明白，名与物的分离，是永远难以摆脱的尴尬处境。只有甘当一个看图识字的蒙童，在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的好奇中，保持精神的活力，也继续着学术的耕耘。也就是保留下一个匆匆过客的印象，还报世界的无私赠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