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1
       女人最痴情又最绝情。杨树根想通了的时候，心里的无名火就跟灶膛里的柴火一样发出噼噼啪啪的碎响，天暗了下来，屋里弥漫着铁锅里沸腾的米汤味和山区黄昏里持久的寂静。在屋外川流不息的风声中，灶膛里的余火渐渐熄灭，灰烬的颜色在残存的火焰中越来越明确，他猛然间想起了自己与梅花的爱情就是从灰烬开始的。这种糟糕的联想使他倍感失败。
       梅花每天放学后在家里烧火做饭，饭烧好后就将板栗填进灶膛的余火中，待灶膛里的余火化为灰烬后，板栗就熟了，焦黄喷香。梅花第一次带板栗给同桌的杨树根吃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好吃吗?”梅花问。瘦得跟竹竿一样的杨树根流着鼻涕说：“真香。”梅花在杨树根幼稚的鼓励与煽动下变本加厉地将家里的板栗偷偷地填到灶膛里烧熟，直到有一天杨树根终于拒绝梅花的板栗，他愚蠢地说了一句，“你不能再偷了，板栗要换油换盐的。”拉拉扯扯中，一大捧焦黄的板栗在清晨的阳光中撒落一地。后面赶上来的同学挤成一团哄抢板栗，他们眉飞色舞地吃着板栗起哄道，“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一锅饭，晚上睡一个枕头。”梅花的脸憋得通红，突然伤心地哭了起来。杨树根愣在那里，一脸惘然，他不安地抹着鼻涕，头发乱如稻草。没抢到板栗的小泉子向老师错误地举报说杨树根以暴力手段抢劫梅花的板栗致其痛哭。山区小学那位经常念错别字和病句的吴老师揪着杨树根耳朵让他给梅花赔牢拟错，“浑小子，你这样长大了还不当土匪?”这下轮到杨树根哭了，他哭着对梅花说：“我错了。”梅花也跟着哭了起来，两个人哭得意义含糊主题混乱，哭得吴老师一头雾水。
       梅花读到初一时，哥哥梅来娶媳妇欠了一大堆债，家里无钱交书本费辍学了，杨树根父亲开山炸石头被炸死，他在初二下学期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辍学。上大学是山外面的事情，大山里很少有孩子念到初中毕业，更没有考上大学的，杨树根和梅花以这样的高学历辍学，已经令人吃惊了，更何况梅花连琼瑶小说都能看懂了，一部《菟丝花》让梅花从十四岁哭到十九岁。十九岁的梅花款款地走在山区清晰的阳光下的和风中，穿一件茶绿色的夹袄，纽扣上恰如其分地别着一朵鲜艳的红杜鹃，那一刻所有的男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朋非非并迅速滋生出彻底的绝望与自卑，她无数次经过成熟男人们的视线，无数的男人们只敢面对着她的背影徒劳无益地进行放肆的联想，然后看山区的袅袅炊烟盘旋在空荡荡的屋顶，直至在天空的高度化为泡影。山里人都说：“梅花像画里画出来的一样。”她很少上山砍柴采茶和挖药材，每天只在家里做饭喂猪读琼瑶小说，琼瑶小说的情绪一直弥漫在她的生活中并让她的美丽与风情在山区愈加孤独和多余。
       杨树根辍学后沿着父亲的足迹走进深山开山炸石，每当炮响时，他脸色苍白全身痉挛，那位胡茬坚硬的矿主拍了拍他的脑袋说：“小子，男人就是在炮声中长大的。”杨树根的父亲死于非命，这让他夜以继日地恐惧爆炸的声音和石头的造型。三年后他持续彻夜不眠神经衰弱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忍无可忍的矿主只好将不敢放炮甚至连雷管都不敢碰的杨树根辞退回家，矿主给了他三十块钱和二十斤炸药。他丢下炸药只拿走了三十块钱，爬过一座山头，回到老家。脸色惨白身体瘦弱手脚粗糙的杨树根出现在村里的时候，梅花已经将整个山区里唯一的一本琼瑶小说《菟丝花》背诵了百分之八十左右，她见到杨树根时，怎么看他都像小说中那位忧郁而伤感的家庭教师徐中坍，杨树根形销骨立，可眼睛却明亮清澈如山区深不见底的溪涧，那是一种让女人愿意溺死其中的眼睛，最起码那天梅花是这样想的，这种美丽而盲目的联想很自然地就将自己定位于台北丽人忆媚了，这使她压抑在山区里窒息已久的想象终于有了一次死里逃生的闪光。她怀揣着那本已经损坏严重的小说，堵住杨树根的去路，“你欠我的板栗，什么时候还?”一脸迷惘的杨树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看了一眼山坡上先后成熟起来的板栗树，很糊涂地说：“我没借你家板栗呀，我在山里都呆三年了。”梅花露出一口天天用牙膏刷白的牙齿，专注地盯住杨树根，“不是借，是抢。你当着吴老师的面说你错了。”杨树根想起来了。第二天，他背了一口袋大约十多斤板栗送到梅花家里，“够了吗?”梅花笑得流出了眼泪，“你还当真呀!傻小子!”许多年后杨树根回忆往事时，觉得借板栗和还板栗事件纯属无中生有的捏造，是别有用心的爱情策划，而这一事件的双方明知有诈却都愿意把这假戏真做，这一做就做成了一桩婚姻。事到如今，杨树根先是认为他们的爱情是从板栗开始的，后来又认定是从灰烬开始，板栗是在灰烬中烤熟的，灰烬中烤熟的板栗和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一碰即碎。
       本来他们是可以不结婚的。梅花的母亲只有这么一个独女，她不愿让女儿到一个孤儿寡母家去过一种无依无靠的生活。事情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母亲哭着要拉着女儿一起去跳崖，梅花在琼瑶小说的激励和感召下，表现出为爱情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气概，她拽起母亲的袖子说：“我们现在就去跳!”母亲惊呆了，先是像石头一样凝固在昏黄的灯光下，既而又如一口袋炸了线的面粉一样瘫倒在地号啕大哭，尖锐的哭叫声挤出门缝淹没在屋外呼啸的风声中。杨树根没听到这声音，那时候他正在油灯下看一张过期的旧报纸，报纸上形势一片大好，许多农民在报纸上跳舞唱歌，杨树根扔了报纸呆呆地望着松油灯正盘算着如何结束他与梅花不切实际的爱情。梅花一头撞了进来，她紧紧地抱着杨树根，呼吸很困难地叙述了当晚家里爆发的一场战争，她笑一阵，哭一阵。杨树根慌了神，他像当初拒绝板栗一样拒绝着梅花的滚烫的呼吸和颤抖的乳房，“那，我们就算了吧!”梅花死死地箍紧杨树根脖子，说了一句山里人从来没听过的话，“不，不!你就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杨树根闻到了梅花身上“雪花膏”的香味，也闻到了梅花内心深处火一样的激隋与渴望，渐渐地，杨树根感到自己像一块巨大的顽石被成吨的炸药引爆了，爆炸中整个夜晚火光冲天，整个山区都在摇晃。很多年里，杨树根反复回忆那个夜晚，他清晰地记得先是梅花像一团洁白的棉花铺陈在他那张腐朽不堪的床上，又像是一本崭新的小说飘着油墨的香味向他打开了，后来他们滚作一团蹬翻了床前的两把旧椅子和桌上的一盏松油灯，沉沦于黑暗中的男女没有恐惧，只有安全和幸福，黑暗是男人和女人最向往的一种颜色。
       贫穷山区里的婚姻生活与琼瑶小说中的台北爱情没有任何联系，杨树根与一条腿麻痹的母亲相依为命，嫁过来的梅花必须帮着打理山场。采摘板栗远没有吃板栗那般有滋有味，板栗带硬刺的外壳扎手，树上不时有毛毛虫和黑蚂蚁掉到梅花的脖子里，她一边回忆着爱情小说中的细节，一边忍受着劳累和劳累后的贫穷与无奈，有时，她长时间地看着杨树根，冷不丁冒出一句，“你怎么就这么无能呢?”杨树根不吱声，他望着层层叠叠的大山将自己团团围住，就觉得自己的日子如热锅上的蚂蚁相当艰难。梅花在灶膛下烧火做饭时会情不自禁地暗自落泪，灶膛里再也不烤一粒
       板栗了，每一粒板栗都成了一家人盐和油的另一种形象。杨树根跟梅花结婚时的幸福时光随着蜜月的结束也就结束了，他有时候想，如果这辈子就活一个月，他肯定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一个月后，他还活着，而且梅花又怀孕了。怀孕的梅花死去活来地呕吐，并且脸上长满了稠密的雀斑，她要用家里用来买茶油的钱买“百雀翎”雪花膏，杨树根谨慎地表示了不同意见，梅花就手捧着琼瑶小说哭了，虽说后来同意她买了，可梅花已没有了心情，脸上的雀斑愈加严重，等到女儿小慧出生的时候，奶水不够，又没钱买奶粉，杨树根因为交不起茶叶、板栗、香菇的特产税，还被乡里集中学习了一个星期。说是学习，其实跟坐牢差不多。回来后，杨树根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头猪，人获得自由，可全家陷入了柴米油盐难以为继的困境。山区不通公路，翻两座山花六个小时才能赶到乡政府，到县城要背着干粮走上两天。靠人挑山货运出山，全部收入只能换上一年所需的油盐钱，还剩一些钱扯几尺布过年做几件新衣服，奢侈一点还可买一挂鞭炮。山区里满耳都是风声和树叶喧哗的声音，夜深人静时，可听到一两声饥饿的狼的嗥叫，豺狼虎豹和人一样过着贫穷而寂寞的生活。杨树根和梅花不切实际的爱情在一个走投无路的山区是相当幼稚和可笑的，所以他们当初两家为爱情的事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没有人表示关注，他们的爱情风波远远不如某家一只鸡丢失而更让全村人揪心。
       女儿小慧出生后，美丽而多情的梅花已变成一个松松垮垮的村妇，她的脸上除了雀斑，还落满了山区的紫褐色的光斑，茶园里、板栗树下梅花劳动的姿势越来越熟练，她的心情离琼瑶的爱情故事也越来越远。又过了一些年，一条鸡肠一样的山路缠绕着大山伸进了村子里，宽达一米五的山路终于能让摩托车通行了，山路开通仪式就是一辆红色的125型摩托车开进大山，当那红色摩托车轰鸣着进村时，整个山村沸腾了，少数人流下激动的泪水。杨树根对梅花说：“再苦上五年，给你买辆摩托车。”梅花说三年，两口子算了半夜的账，怎么算也得五年才能买得起车，有车了既可以去县城参观，也可以将山货运到城里去卖。可五年后，家里省吃俭用只余下八百多块钱，不够买车，而此时三间石头垒起来的老屋已经破绽百出，摇摇欲坠，翻盖房子在即。这一年，一场瘟疫让家里的猪和鸡都死光了，八百块钱全部都交了农业税和特产税，梅花五年中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她抚摸着自己五年没搽“百雀翎”的脸，如同抚摸着一块冬天的枯树皮，爱情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台北豪华体面的场景早巳灰飞烟灭，她再也不会哭了，她望着屋前的山谷里枯黄的树叶漫天飘零，然后开始剥苞米，苞米一粒粒地落进筛子里，她觉得自己就是一片树叶或一粒苞米。
       梅花是被另—个骑摩托车进山收山货的人勾引走的。
       自从山里有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山路，外面的摩托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寂寞的山村，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都出门打工去了，年底他们穿着城里的时髦的衣裳，怀揣着花花绿绿的票子回到了村里。王小花是嘴里嚼着口香糖回到村里的，鲜红的嘴唇和淡淡的脂粉流露出自信与成就的光荣，年底她家就翻盖了新房子，梅花问王小花，“我还能出去打工吗?”王小花塞给她一块口香糖，说：“大姐，像你这样的女人成熟又有风韵，走到哪儿都让人眼馋。”这句话是王小花从外面学来的，她说不出这么高水平的话。但这话让梅花激动不已，回到家里反复洗自己的脸，照照镜子，虽然有些粗糙，但模样和眼神依然风情。毕竟她才二十八岁。她跟杨树根探讨出门打工，还说了王小花的观点，杨树根说：“你知道王小花在外面干吗?当婊子!”梅花不吱声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那个操外地口音的男人用崭新的票子收走了村里的茶叶、香菇、木耳、板栗，也收走了山里人安静的生活和杨树根的女人。那个尖嘴猴腮笑眯眯地骑红色摩托车的男人四十开外，是江浙一带来此地收购土产的贩子，他有摩托车、有票子，每次来都要到杨树根家转转，有一次杨树根听到他跟梅花在门前石碾旁探讨琼瑶小说，脸上的表情相当复杂。后来梅花就真的多了几本新的琼瑶小说，并开始重新阅读和流泪。梅花将小说扔在吱吱作响的枕边对杨树根说：“我要出去打工。”杨树根翻了一个身，说：“睡觉广然后就打起了呼噜。
       梅花是在一个寂静的清晨离家出走的，没打一声招呼，也不知去了哪里。后来有早起的人告诉杨树根说，五点多钟的时候，村口响起过摩托车的声音，还有人揭发说，梅花早就跟那山外来的江浙贩子勾搭上了，贩子还送过梅花口香糖、花围巾和两盒饼干。梅花出走的第三天早上，杨树根在家中的抽屉的旮旯里发现了已用了大半瓶的“东洋之花”面霜。
       杨树根还有梅花一家人到县城找了半个月都没找到梅花，那个尖嘴猴腮的江浙贩子再也没来过村里，种种迹象表明，梅花跟那个男人跑了。绝不是为了打工，而是为了过上琼瑶小说中幸福浪漫的爱情生活。
       杨树根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女人最绝情这一想法的。杨树根也就是在女人离家出走后出远门打工的，想挣钱养家，想挣钱再娶一个老婆，想在外面与梅花狭路相逢，没想得太清楚，反正他出门了。
       2
       杨树根是跟梅来一起外出打工的。
       春天的时候，梅来随一个到山里贩卖野生动物的骗子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苏宁市。梅来抽了骗子的几枝带把子的好烟后，帮着骗子在山里收购了一只果子狸、两只老鹰、三只穿山甲，骗子答应带他到苏宁市后给他安排一份保安的工作，月工资800元，条件是梅来帮着他将这些野生动物运到苏宁。梅来说这几只山货总共不到五十斤，还没有一块石头重，一口答应了。他们像特务，又像小偷一样，专拣夜车坐，可到了苏宁后，骗子趁梅来尿急找地方撒尿的时候溜了。全村人都知道梅来出门发财去了，好面子的梅来无颜回家见江东父老，先是靠乞讨过日子，后来在菜市场找到了一个看鱼档的活，每天夜里把鱼运到市场后，鱼档老板让梅来守住上万斤成筐成箱的鱼虾，待天亮全部批发完后，梅来也就下班了，一个月工资300块钱，有时候，鱼档老板还将一些死鱼送给梅来，梅来拿着300块钱工资，吃着死鱼，生活无比幸福。梅来住在一条废弃铁道旁的一间墙上写着“拆”字的小屋里，房主是一位病人膏盲的老头，他咳嗽着说：“每月收你五十块钱。”梅来在菜场捡一些菜叶、烂瓜，回来后一锅煮了，每月再花七八十块钱买些米面油盐，300块钱工资每月能节余下一百七八十块，然后潇洒地给家里寄去一百五十块钱巨款，每天能不花钱就欣赏到城市里那么多红黄蓝绿的灯火，白天一觉睡醒了，就钻到隔壁老屋里，听老人咳嗽着讲城市的故事，虽然远离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但想到老婆数票子的幸福表情，想到上小学的两个孩子终于有钱买橡皮和书包了，他就有了男人的成就感，他觉得一个人迟早是有扬眉吐气的时候。这种感觉让他很兴奋，于是他时常花一块二毛钱买上三两烧酒就着红烧死鱼美美地吃一顿。他读过小学四年级，听到老师讲起过共产主义，在他的
       想象中，这差不多就是共产主义生活了。
       一天下午，一个年龄很小的小偷沿着废弃的铁道闲逛到了梅来的小屋前，小偷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他凑着脑袋向屋里看了看，然后摸出口袋里的手机，“刚捡的，好货。五百块钱要吗?”梅来从阴暗的屋里走出来，看了看，“是真的吗?”小偷说不信你打一个电话试试，于是他就给村委会打了一个电话。通了，村主任刘宝告诉他，“你妹妹梅花跑了，你妈都快急疯了。”村里的电和电话是最近同时开通的，电话只有村委会有一部。
       梅来几乎是冲出小屋赶回老家的。回家后梅来跟杨树根一起到县城徒劳地找了好几次，没有找到梅花。一个在县城学裁缝的同村小伙子说有一天他在县城汽车站看到梅花跟一个拎着皮箱的男人上了汽车，梅花的手里还拿着一个苹果。回村的路上，梅来对—脸沮丧的杨树根说：“兄弟，我们梅家对不住你。”一句滚热的话，让杨树根眼泪忍不住簌簌地往下流，“我无能，没有让梅花过上好日子。”话没说完就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梅来拉起杨树根将一根油条塞到杨树根的手里，说：“兄弟，都快一天了，你吃点吧!”杨树根摇摇头，没吃。
       已是黄昏，山区里刮起了风，太阳在山头抽筋似的颤了几下，然后一头栽进了山后面，西边的天空只剩下一抹又浓又稠的猩红，那是一种鲜血淋漓的颜色。
       梅来和杨树根的影子渐渐地融进了黑暗的风中，他们在黑暗中这样对话。
       梅来说：“梅花嫌贫爱富，从小都是我妈惯的，这怨不得你。你要是信得过大哥，就跟我一起到城市里打工。”
       杨树根说：“我也想出去，可一个人都不认得。”
       梅来说：“我不是在城市里吗?说实在的，才干了五个月，我就给你嫂子寄了七百二十块钱，我身上还有四百多块。那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梅来虚构的城市美景在这个黑暗而有风的晚上重新坚定了杨树根对未来产生希望，也稀释了一部分梅花出走留下的伤痛和耻辱。
       离开山村的那天晚上，杨树根将女儿小慧拉到一条腿麻痹的母亲面前，将家里仅有的二百二十块钱留给母亲一百四十块，然后对六岁的女儿小慧说：“在家听奶奶的话，我去找你妈妈，好吗?”不懂事的小慧兴高采烈地嚷着，“妈妈给我买饼干了，过年时妈妈跟我说买最甜最甜的饼干。”杨树根抱起小慧，“对，妈妈给你买饼干去了。”说着说着自己就流下了眼泪。母亲坐在昏暗灯光下的水缸旁，像水缸一样地沉默和冷漠。屋外的呼啸的山风由远及近地漫过来，杨树根听到了风声中许多树叶提前败落。
       第二天走的时候，杨树根又掏出十块钱放在灶台上，用一只缺口的碗压住。
       杨树根怀揣着七十块钱背着一卷肮脏的铺盖跟在梅来的后面出发了，清晨的薄雾笼罩着面目含糊的山村，他回头看一眼居住了三十年的村庄，什么也看不清，奇怪的是他居然没有一丝留恋，脚步越来越快，越来越轻松。梅来说：“狗不嫌家穷，狗在家里没吃的，屋外还有屎吃，这山里连屎都找不到。”
       赶到乡里时已是中午，啃了两个干冷的大馍后，他们爬上了开往县城的一辆农用车，农用车冒着黑烟将一车生硬的石头和两个活人运到了县城的一处工地，驾驶员要收他们两块钱，梅来说：“你又没多花力气给你一块钱也是白赚。”一脸油污的驾驶员说：“那我就免费把你们再带回乡里。”梅来跟他吵了起来，杨树根说：“两块就两块吧。”他从口袋里摸出两块硬币塞到驾驶员手里。梅来走的时候还对驾驶员说了一句，“心太黑了!”驾驶员很不服气地回了一句，“坐客车你要花四块钱呢。”
       他们日夜兼程赶到苏宁市已是第二天晚上，从没出过远门的杨树根被城市活蹦乱跳的霓虹灯弄得头晕脑涨，城市像一个风骚的女人浪荡而轻浮，杨树根看到许多女人的大腿和乳房在广告灯箱里蠢蠢欲动，伤风败俗的画面层出不穷，让他心惊肉跳的是，身边走过的人讲话的腔调和语气跟骗走梅花的那个尖嘴猴腮的贩子一模一样，因而这里的每个人都成了拐走他老婆的仇人，他真想揪住他们的衣领让他们交出梅花，可每个人都轻松地经过他的身边，柔软而琐碎的方言理直气壮。杨树根脸上直冒火，敌意和仇恨的情绪让他烦躁而窒息。情绪很好的梅来像个城市主人一样地向杨树根介绍城市的繁华，诸如这是肯德基、超市、步行街，那是娱乐城、宾馆、茶楼，一路娓娓道来，仿佛这个城市像他开的一个小杂货店一样，货架上的每盒火柴的位置都烂熟于心。杨树根问：“肯德基是公鸡还是母鸡?”梅来不假思索自以为是地说：“肯德基就是要用嘴啃的鸡，烧的不是太烂，有点夹生，城里人跟当年的鬼子差不多，喜欢吃半生不熟的。”
       到了废弃的铁道边上的梅来租住的破屋，打开门，一股霉味和死鱼的腥味扑面而来，点亮蜡烛，杨树根看到了屋子比山里的还要破烂，砖头砌起来的床铺上摊着一床黑乎乎的被子，一个早巳熄灭了的蜂窝煤炉缩在墙角，地上还有一个没盖的变了形的铝锅，一个缺口的塑料盆和两个风干了的萝卜相依为命地挤在一起，梅来从被窝里掏出一个塑料水瓶对杨树根说：“新的，我花三块五毛钱买的。”这也是屋里最值钱的家当，其余都是从垃圾场捡来的，可好面子的梅来指着墙角里的那些破锅烂碗说：“都是城里朋友送的，当然不会太好。”
       梅来在隔壁房东老头那里换了一块烧得通红的蜂窝煤，生了炉子，烧了一瓶开水，两人每人啃了两个大馍，还吃了一个煮鸡蛋。“凑合着住吧，不贵，五十块钱一个月。”梅来很轻松地说着，仿佛这些小钱对他来说轻如鸡毛。杨树根在梅来提到钱的时候，顺手摸了一下上衣里面的口袋，他的手在胸前僵住了，脸色全变了，梅来问怎么了，杨树根声音痉挛着嗫嚅着，“钱，钱没有了。”梅来先是一惊，脸上掠过一丝恐怖，既而又镇静下来，说：“没关系，不就六十多块钱嘛，明天我们就要自己挣钱了。鱼档老板对我特别讲义气，我让他再给你一份从车上卸货的活，一月少不了三百块钱。反正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在县城车站时，杨树根当初要自己掏钱买票，梅来非要他买，他只说了一句，“我妹妹对不起你，我要对得起你。”他们研究分析后认为，钱是在苏宁下车出站拥挤的时候被小偷偷走的。
       这天夜里，杨树根做了一个梦，他挣了一麻袋钱扛回了村里，全村人都帮他数，怎么数也数不过来，杨树根站在门前的石碾上大声地说：“不要数了，每人都抓一把回去。买上几包味精，那东西烧莱很鲜。”梅花从屋里跑出来说：“不行，那是我买摩托车的钱。”杨树根扬眉吐气地一把拉过梅花，“我裤腰带上还有钱呢。”在他低头掏钱的时候，梅花不见了。他抓着大把的钱喊着梅花的名字……剧烈的敲门声敲醒了杨树根的美梦，他好半天回不过神来，揉揉不愿睁开的眼睛，见屋外一缕清淡的阳光射进屋内，屋内被分割成明暗对立的色块，房东老头将枯瘦的手伸向还没睡醒的梅来，“这个月五十块钱还没交呢。”
       杨树根跟在梅来的后面去菜市场鱼档，一路上他再次感到了自己被这座城市的方言所伤害，他看到每一个人都不怀好意地经过他的面前，他们操纵着这样
       的语言就是偷他的钱的小偷，就是拐走梅花的骗子，他们干净整洁的衣服里面隐藏着一颗歹毒的心，他们随时准备掠夺山区里的良家妇女，这种感觉让杨树根愤恨而无奈。他的腿里像灌进了铅，步子远没有离家时那般轻松，现在他跟在梅来后面继续前进的唯一动力源自于一种妄想，他确信梅花就在这座城市里，总有—天，他会与梅花狭路相逢，那时候他会对梅花说：“小慧说你出门给她买饼干了。”
       梅来买了一包三块钱的香烟交给杨树根，“见到老板时，要叫他吴经理，不要叫大哥。有身份的人才能叫经理。听到了吗?”杨树根接过烟点了点头，梅来的无微不至让他不恨梅花了，他恨自己，是他的无能让梅花没能过上安心的好日子。梅来又眉飞色舞地炫耀说：“我们老板，不，我们吴经理对我可好了，经常送鱼给我吃。”杨树根并不知道送的是死鱼。
       此刻，城市的马路上，形形色色的车辆像一条条活鱼一样在他们的身边迅速滑过。
       鱼档里的鱼全都批发完了，鱼档吴老板一身鱼腥味，他正嘴里咬着香烟，很困难地沾着唾沫数着粘着鱼鳞的票子。梅来站到鱼档老板身后的时候，小心谨慎地叫了一声，“吴老板，我来了。”吴老板歪过脑袋，吐掉了嘴里的香烟屁股，恶声恶气地吼道：“你他妈的还晓得来呀，那天夜里鱼虾到岸的时候，你连个鬼影都见不到了，批发的时候，被狗日的多提走了一水箱活鱼。损失了我六百多块。”梅来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对不住你，吴经理。要不是我妹妹给骗子拐走了，我就多呆一天再走了。”吴老板嘿嘿一乐，拍了拍梅来松软的肩膀，“是我对不起你，让你看鱼档把妹妹给人拐跑了。”梅来错误地理解了吴老板的冷嘲热讽，胆怯地问道：“我今晚就来看鱼档，那半个月的工钱不要了，行吗?”缩在梅来身后的杨树根不识时务地掏出烟，卑微地抖着手递过去，“吴，吴经理，孬烟，抽一枝。”吴老板推开杨树根陌生的胳膊和香烟，理也没理，扔下一句，“回家种地去吧!”说着就扬长而去。
       梅来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比被拐走了妹妹还要难堪。他木桩似的站在湿漉漉的菜场里，就像一个盛过鱼的旧塑料袋一样被扔在鱼档前血腥的空气中。
       3
       城市里彻夜回响着寻欢作乐的歌声，有钱的人们沉沦于灯红酒绿的光线中，享受着醉生梦死的幸福时光。
       废弃铁道边长满了杂草，潮湿阴暗的小屋里，昏暗的烛光照亮了几只饥饿的苍蝇在发霉的空气中徒劳地盘旋，梅来和杨树根坐在砖铺上如同两块僵硬的砖头沉默不语。杨树根觉得城市是为富人和骗子们建造的，大山才是穷人生根的地方，绝望的心情在梅来被鱼档老板赶走后异常尖锐。梅来在床头的砖头上掐灭了烟头，他故作轻松地说：“没事的，城市大着呢，明天我们出去找活，最好能当个保安，没人敢欺负。”
       人才市场比菜市场还要热闹，川流不息的人们穿着干净整齐的衣裳与要人才的单位讨价还价，跟菜市场买菜很相像。梅来和杨树根衣衫陈旧头发蓬乱地混迹其中，人们很警惕地捂紧了自己的口袋，一个拎着警棍的保安，眼睛像刀子一样盯着他们的手势。
       梅来很盲目地挤到一家房地产公司招聘台前，对一位穿西服打领带的年轻人说：“兄弟，不，经理，我们想当保安。”
       穿西服的年轻人愣了一下，迅速对他们的服饰和表情作出准确判断，年轻人手里转动着一枝黑色水笔，“学历学位证书?技术等级证书?又不是赵本山，玩什么幽默?”
       梅来和杨树根面面相觑，他们就像听外语一样糊涂。杨树根反应比较快，他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急忙递上去，“有证件。兄弟，我们都是好人，就想当个保安，没别的要求。”
       这时又有人递上红本子准备洽谈招聘的事，梅来和杨树根被挤到一边。尾随在后面的保安终于忍无可忍地用电警棍指着二人说：“出去！”
       保安的呵斥并没有给梅来带来痛苦和紧张，相反的他正全心全意地欣赏着保安深蓝色的保安服和大盖帽，手中那根警棍让梅来无比神往。此时的杨树根隐隐感受到这里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在梅来陶醉于保安警棍威风的时候，他看到了房地产公司招聘岗位是建筑工程师、环境设计师、销售经理。
       杨树根拉了拉梅来忘乎所以的袖子，悄悄地说了声：“大哥，我们走吧!”
       正在这时，又一个保安冲了过来扬起手中的警棍说：“想走，往哪儿走?跟我们走一趟!”
       两个人被带到了人才中心地下室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里几个穿保安制服的人反复打量着梅来和杨树根。一个显然是头目的胖保安用警棍顶了顶帽檐，像一个伪军一样围绕着不知所措的梅来和杨树根转了两圈，最后他的目光咬住了梅来衣服上少掉的一个纽扣处。突然他一警棍抽在桌子上，喝道：“快说，皮包藏哪儿去了?!”
       梅来一脸迷惘，说：“我们没带皮包，也没有皮包。”
       胖保安扬起一颗蛮横的头颅，对身边的瘦保安命令，“把手铐拿过来，给我铐上他们！”
       瘦保安进里屋拿手铐的时候，又一个保安边跑边喊着进来了，“找到了，找到了，那个博士将皮包放到小轿车的后备厢里了。”
       胖保安此时脸上的表情顿时缓和下来，他连忙掏出香烟给梅来和杨树根递过去，嘴里反复地说着，“误会了，误会了。”
       梅来和杨树根顿时全明白了，他们的脸上没有愤怒，只有平反昭雪后的轻松，梅来接过了香烟，但杨树根没接。梅来诚恳地说：“我们只是想找一份保安的活，没想到找错了地方。”
       胖保安拍了拍梅来肩膀，一脸平等的表情，“你们确实找错地方了，这是人才交流中心，你们又不是人才；只能去劳务市场、职业中介所找工作。”
       杨树根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没有被当作小偷，这使他们很体面地走出了人才中心蓝色的玻璃大门。
       回到出租屋后，他们一晚上都很沮丧。杨树根倒在床上，望着阴暗的屋顶回忆起山里风声，他忽然有了一种感觉，穷是有罪的。沉默很久的杨树根从嘴里冒出一句话来，“大哥，人穷被人欺，对吧?”
       梅来看到杨树根像一团松软的旧棉花一样躺在床上，他没有说话，然后用勺子搅拌铝锅里的稀饭，稀饭的味道和脚臭味你来我往，心里也就乱七八糟。从那以后，梅来再也没提过找保安工作的事，也没说过“保安”二字了。
       此后的日子里，梅来和杨树根分头去大街小巷的黑中介去登记，登记一次要交二十或三十块钱不等的中介费。没登三五次，梅来口袋里的钱只剩下六十多块钱，吃饭已成了最严峻的现实。梅来将最后三十块钱交给了一个号称“为民中介所”的老板娘手里，老板娘是一位粗俗而臃肿的中年妇女，她嘴里嗑着瓜子对梅来说：“再过三天来看看，会帮你找到活的。”梅来有些急了，“大嫂，我四次都交了一百二十块了，每次你让去面试的单位都不合格。”老板娘吐出的一粒瓜子壳从梅来的耳朵边飞过，她大着嗓门说：“没问题，这次准成。”
       梅来最初看上这个中介所是因为门头上挂着“为民”的塑料门匾，他读过小学四年级，知道“为民”就是
       “为人民服务”的意思。所以倍加信任这位臃肿得跟门板一样粗糙的老板娘，梅来觉得她像山里人，肯定不会坑人。但前三次给他推荐的单位都在郊区的一些旧仓库或废弃的厂房里，坐车要花一个多小时，而面试的人怎么看都不像正经办工厂的人，让他回去等消息，待他到职介所来问时，答复是：不合格。梅来曾问过老板娘，“合格的条件是什么呢?”老板娘说：“不知道，那是厂里的事。”以梅来的城市经验，他根本不可能破译黑中介欺诈的任何一个细节。他一次次责怪自己没有文化，因而就更想挣钱让念小学的一双儿女将来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可他想不通的是，他本来找的就是没有文化不需要技术的苦力活，为什么不合格呢?
       杨树根独自一人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四处找工作，但所有的工地和工厂都拒绝了杨树根从一双开了裂的解放鞋和一头乱如稻草的头发里酝酿出来的城市妄想。他有些灰心了，他想回家，他想也许梅花已经回到家里了。梅来说：“不行，混不出名堂回去要被人笑话的。”说完这话时，梅来的口袋里只剩下三块六毛钱了，他买回三斤面条，日子从这个晚上开始陷入绝境。杨树根对这摇摇欲坠的晚上充满了忧虑，他觉得让梅来以这种惨淡而危险的方式为梅花赎罪是不公平的，所以就说：“大哥，就是梅花再也不回来了，我也不会怪你们家的，明天让家里寄些钱回来做路费。回去吧！”
       梅来很夸张地作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早就跟你说过，天无绝路之人，不对，是天无绝人之路。”说这话时，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三角儿硬币。
       三天后的早晨梅来没吃饭就出门了，他将最后一点面条留给了杨树根，他对杨树根说：“我出去买早点吃，你吃面条吧。今天你再到东大桥那里碰碰运气，看那里有没有要搬运工的。”走上大街，整个城市都在吃早点，然而所有的早点铺子对梅来几乎是形同虚设，三角钱硬币在他裤子口袋里如同三粒毫无用处的沙子。
       午后的阳光照耀着梅来缺了一粒纽扣的皱巴巴的卡其布中山服和脚上一双张开嘴的旧皮鞋，这是一个标准的城市盲流和乞丐的形象，没有人注意到他脸上还残存着最后的倔强和不服输。在一个苍蝇很多的小吃部前，梅来的肠胃在食客们大吃大喝的声音和姿势的暗示下咕咕噜噜地叫了起来，他一闪身挨进了店内，目光瞄准了已经站起身来的妇女和小女孩，小女孩的一大碗面条吃了还不到三分之一，正在桌上冒着热气，梅来咽了咽唾沫，眼睛都直了，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站起来的时候还对梅来甜甜地说了一句，“叔叔再见!”梅来当然没听到，他在母女俩还没有完全转身的时候，一屁股坐下来风卷残云般地卷进了面条和汤，整个过程不到三十秒钟。一个跑堂的姑娘走到他面前，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梅来感到脸在发烧，身边的一位牙齿残缺的老太太将一块啃了一口的烧饼递给梅来，梅来没接，低着头敏捷地逃出了小吃店。
       逃出小吃店的梅来，轻一脚重一脚地走在大街上，他感觉到了自己被抽去了筋骨，像一片没有重量的树叶。
       黄昏时分，梅来穿过狭窄而凌乱的巷子来到了“为民”中介所。那位嘴里依然嗑着瓜子的老板娘一见梅来就非常痛心地对梅来说：“你来晚了，城里的一个烧锅炉的岗位被人家刚拿走，还有一个饲料公司的岗位给你吧。”
       梅来一听火了，“又在郊外，又要面试，是吗?我不去。”
       老板娘吐出一粒没嗑完的瓜子，“招工总是要面试的。你又没电话，好岗位跟你又联系不上。怪谁?”
       梅来觉得被耍了，他伸出粗糙的手，“你哪次面试让我过关的?我不要你中介了，你把钱给我。”
       老板娘将手里剩余的瓜子扔到地上，“不行，给你介绍工作你不去就是你违约。一分钱也不退。”
       梅来往地上一蹲，“你不退钱，我就不走。”
       这时从里屋出来两位留着一小撮胡子的男人，他们一身横肉，脸色阴沉，目光锥住梅来，一句话不说，然后漫不经心地将手指关节扳得咯咯直响。
       老板娘手指着梅来的鼻子，“你想讹我，也不问问老娘是谁。要想多活几年，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梅来从地上站起来，声音软弱地说了一句，“你们城里人欺负人。”话还没说完就走出了“为民”中介所那扇暗褐色的木门。
       梅来走进了混乱的巷子里，路灯一下子全都亮了，他发现头顶上的天空布满了错综复杂的电线，像一张网，他是网中的一条将死的鱼。
       梅来倚着电线杆发愣，他不知道他的晚餐在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杨树根的晚餐又吃什么呢?他用开裂的皮鞋使劲地踩住地上一只粗心的蚂蚁，就像踩住了老板娘的脑袋。回头看不远处的“为民”中介所，见老板娘正站在台阶上跟一个红色出租车的司机在调情，司机伸出脑袋对老板娘说：“只要你敢跟我睡一晚，我保证让你生一个胖小子。”老板娘很愉快地将瓜子壳吐向出租车司机，“你那家伙早就生锈了，吹什么吹?”
       司机哈哈一乐，一按喇叭，车启动了，梅来还没回过神来，出租车已经停在他的脚边，昏黄的灯光下，陶醉于调情良好情绪的司机也没怎么看清梅来的面目，就打开后车门对梅来说：“老板到哪里?”
       梅来毫不犹豫地上了车，但他不知要往哪里去。他随口说了一句，“十八岗。”十八岗是郊外梅来面试过的地方，他也不知道怎么想出了这个地方。此时他的脑袋里像塞满了碎石和枯草，乱成一团。
       出租车司机借着路边的灯光从后视镜里似乎发现了一些问题，但他还是不好问。只是静静地观察着后面的动静。
       出租车绕过城市的灯火进入到了十八岗阴暗的小路上，路灯也没有了，城市的声音也越来越远。梅来想着司机与老板娘调情的情景，想着被骗去的一百多块钱，他突然脑袋里血往上涌，他几乎不假思索地猛地从后座上弹起来，双手死死地夹住驾驶员的脖子，“把钱交出来!”
       早有准备的驾驶员很困难地踩住刹车，然后嘴里咕噜着将口袋里的钱全都掏了出来。缺少经验的梅来松开手，接过钱，大大小小厚厚一沓，大约有三四百块，这时，梅来的手开始抖了，有两张票子在他的抖动中掉到了车厢里。缓过气来的司机借着车内暗黄色的灯光看到梅来手中并没有枪甚至连一把刀都没有，他转过脑袋一拳猛击在梅来的脸上，梅来眼冒金星，鼻子里嘴里血流如注，钱撒落一地，他闻到嘴里又稠又甜的血腥味。
       身壮如牛的司机跳下车，将衣衫破旧的梅来从后面车座上拖下来，一阵拳打脚踢。梅来抱着头跪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喊道：“大哥，饶了我吧，我是第一次干。下次再也不敢了。”
       司机继续用脚踹着梅来的脑袋，“我他妈的让你还有下一次，做梦吧你!”
       这时，有两个骑摩托车的人路过这里，听司机说遇到打劫的，趁着黑暗也顺便踹了几脚，直到梅来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们将梅来捆好后扔到后车座上，像送战利晶一样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杨树根这一天情绪非常的好，他没想到自己像彩票中奖一样遇到了好人。
       东大桥下的一个杂乱无章的劳务市场，没人管，也不存在着收中介费，但这里都是手里拿着一块木牌
       的乡下进城谋生的人，他们是木工、油漆工、瓦匠、擦洗抽油烟机的、弹棉花的、蹬三轮的，这些乡下人，主要是靠打零工过日子，饱一顿饥一顿，居无定所，晚上就睡在桥下面。没有手艺的杨树根混迹其中，一连好几天都无人问津，他觉得自己出来找活只是表示对梅来一意孤行的支持，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大多数时间看几个民工在百无聊赖地下棋，午饭时间就去街边的小馆子里拣食客们剩下的半个包子或咬了两口的大馍，他不会像梅来那样坐下来吃人家的剩饭，那会使许多人有足够的时间欣赏着他乞丐的形象，这将使他非常难堪，毕竟他的老婆读过琼瑶的小说，他是被老婆追求着走进洞房的男人，在村里是很体面的人物。
       在梅来最后一次走进“为民”中介所的几乎相同的时间，杨树根看到了黄昏浑浊的阳光泼洒在东大桥下脸色迷惘而疲倦的乡下民工们枯燥的头顶，一个满身油漆味的油漆工眯着眼在晒太阳，杨树根挨着油漆工坐下来低头沉思，他在想晚上回去后跟梅来继续探讨回老家的事情。这时一辆白色的“蓝鸟”轿车歪歪斜斜地冲过来，车已经失控，车内是一个女人惊慌失措的脸孔。杨树根迅速反弹起来滚到了后面，开车的女人也忘了按喇叭，轿车摇摇晃晃地向打瞌睡的油漆工直冲过来，杨树根跳起来薅住油漆工的后衣领拼尽全身气力往后一拽，油漆工像一麻袋水泥一样地被拽到了杨树根的怀里，他不情愿地睁开眼睛，嘴里还嘟囔着，“你这是干吗呢?”
       轿车从油漆工打瞌睡的位置一头向前撞去，然后干脆利索地撞到了前面路边的一个水泥墩上。轿车的前面被撕裂了，车盖像—张白纸一样被撕成两半。
       车上跳下一位惊魂未定的年轻女孩，她没有受伤，但脸上脂粉的颜色一败涂地，她看了看后面的杨树根正紧紧地抱着油漆工一脸惊恐，她稳定了一下情绪，走过去从形状古怪的坤包里抽出几张百元大钞，对杨树根说：“你很勇敢，这是奖励给你的。”杨树根先是一愣，接着摇摇头，说：“我不能要你的钱。”油漆工从杨树根的怀里挣脱出来，一脸糊涂地自言自语着，“有钱还不要?”
       车技不熟练的年轻女孩显然被杨树根诚恳的拒绝感动了。她问：“你是打工的吗?”杨树根说：“是。”女孩说：“跟你一道的几个人?”杨树根说：“两个人。”女孩说：“明天你到‘嘉风建筑工程公司’找我，这是我的名片。”杨树根接过名片，认出了名片上写着“总经理助理袁媛”。
       杨树根接过名片拔腿就跑，他要把这个喜讯告诉梅来，他要对他说：“大哥，你说得对，天无绝人之路。”
       可回到出租屋，等到半夜，梅来还没回来。后半夜的时候，来了几个警察，他们先是将杨树根逼到墙角，让他蹲在地上不要动。后来他们搜了个底朝天，除了一些破锅破碗，一无所有。杨树根被塞进警车带到公安局讯问，第二天上午又被放了出来。他从警察的讯问中知道梅来抢劫出租车被抓进去了，临走的时候杨树根固执地申辩道：“不可能，我大哥怎么可能抢劫呢，你们肯定是抓错了。”
       一个表情严肃的警察对他说：“你回去帮你老乡去请—个律师吧！”
       4
       出租屋的墙上刷上了好几个“拆”的字样，半年多前这里就断电断水了，破败的老屋就像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随时都会从这个世界消失，房东老头眷恋着他住了一辈子的老屋的气息，他要用性命为孤零零的老屋送终或让老屋为他送终。
       杨树根倒在出租小屋里的床上，像一条受伤的狗。
       蜂窝煤炉早巳熄灭了烟火，黑乎乎的铝锅倒扣在地上，最值钱的塑料水瓶在警察搜查时也被踩碎了，一地水银碎屑之间躺着一只胶鞋和半截白色的蜡烛。
       杨树根看着屋里一派家破人亡的景象，想起离家出走的妻子，还有关在牢里的梅来，鼻子一酸，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泪水没有一点温度。他觉得梅来要不是梅花出走就不会回家，就不会丢掉鱼档的工作，就不会—念之差去抢劫，就不会被戴上手铐脚镣。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他没能让梅花过上好日子，他的无能导致了梅花出走，他的无能牵连到了梅来。梅来等于是让他给逼上绝路的，想到这，杨树根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激励着他顺手摸出了席子下面的一根塑料绳子，然后目光死死地定在屋顶上，低矮的屋顶是用三根水泥梁支撑的，杨树根确定了中间那根水泥梁后，就从床上站起来很顺利地将白色的塑料绳子扣上去，末端打好一个活扣，又用手拽了拽，很结实。这根捆行李的绳子是从老家带来的，冬天的时候捆过山柴，春天的时候女儿小慧在门前的石碾旁跳过绳。来不及多想的杨树根将脑袋套上活扣，这时他唯一想起的是小学课本里头放在铡刀上的刘胡兰。他需要勇气。
       杨树根在套头之前插好了门，屋内的光线很暗，类似于阴曹地府。
       就在杨树根准备蹬腿的时候，外面嘭嘭嘭地响起了剧烈的撞门声，杨树根脑袋刚从绳扣里挪出来，门就被撞开了，房东老头咳嗽着撞进了屋内。老头从怀里掏出一张五十块钱的票子，扔到潮湿发霉的床上，语气说—不二，“这个月房租我退给你们，马上搬走。我认倒霉了。”杨树根想问为什么，但已没心情，他想用身子挡着屋梁上垂直下的绳子，可这显然徒劳，他的脑袋与绳子活扣不到一尺的距离清晰地暴露了相互之间你死我活的联系。房东老头对绳子视而不见，他将一口浓痰吐到砖地上，一阵猛烈的哮喘，然后扔下一句话，“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就能上得了刀山，下得了火海。”
       杨树根看着房东老头转身后稍纵即逝的背影，他用手使劲地砸了砸脑袋，很疼，像是真的，于是他捡起床上的五十块钱，卷起铺盖，走了。出门后，他又折回屋里拣起了地上的一个掉了瓷的搪瓷碗，塞进包裹。碗证明人活着和需要活着。
       现在，他唯一的方向就是去找袁媛，去找那个撞坏了豪华轿车就像不小心踩烂了一个西红柿一样轻松的女孩。
       背着一卷行李的杨树根沿着生锈的铁轨走在午后的阳光下，他手里攥着袁媛的名片就像攥住此后的日子。
       走到闹市区后，杨树根的肚子才真正感觉到了饥饿，他咽了咽唾沫，寻找吃饭的地方。已是午饭后的光景，餐馆酒楼里只有三三两两的人从里面打着饱嗝满面红光地走出来，他在一个专卖牛肉拉面的小吃店前停了下来。刚要走进去，站在店门口听一个老板模样的人看了一眼背着包裹的杨树根，像一个音乐指挥一样，频繁而有力地挥动着油腻很重的手，厉声呵斥道：“一边去，一边去!”
       杨树根用手理了一下混乱的头发，镇静地走进了苍蝇很多的小吃店，落座。从怀里掏出五十块钱用力地拍到桌上，大声吆喝着，“来一碗牛肉拉面，多放一些辣椒。”
       手上油腻很重的老板，脸上顿时松开了绷紧的肌肉，对着当街的灶台喊道：“给这位老板上牛肉拉面一碗!”
       杨树根吃面条的姿势很舒缓很细致，甚至还有些优雅的成分。这使店里稀少的几个顾客很迷惘。杨树根想起了梅来，他就有些难以下咽，他问起过警察：“要不要给我大哥送饭?”警察当时告诉他：“吃饭不成问题，喝酒是不可能的。”杨树根当时有些想不通，也
       不敢多问。他记得因交不起农业特产税被乡政府关到乡里集中学习时，不仅不给饭，还要挨骂，牢里还管免费吃饭?也许梅来不是抢劫，他总觉得警察可能搞错了。
       杨树根在淮海路中段的丰乐大厦里确认了“嘉风建筑工程公司”是二十八楼，可一楼大厅的保安盯着杨树根狼狈不堪的模样，不让上楼，保安很怀疑地盘问着，“你找谁?”杨树根说找总经理助理袁媛，保安犹豫着打了一个电话上去，楼上回话说不在。杨树根从怀里摸出名片问能不能请保安兄弟拨通袁总经理助理的电话。保安迟疑了一会儿，漫不经心地抓起桌上电话，拨通后，保安让杨树根跟袁媛通上了话，电话里的袁媛要杨树根直接到“碧溪山庄”工地。
       杨树根倒了三趟公交车，反方向又坐错了两次车，赶到南郊碧溪山庄工地时，城市已经被远远地扔在身后，这处背山临水的大型住宅建筑区里，数以百计的楼群正在拔地而起，推土机、搅拌机将工地搅得天昏地暗，夕阳的余晖穿过脚手架和钢梁勾勒出工地上建筑工人们土头灰脸的轮廓，很模糊。杨树根觉得这场景很像有一年山林失火时全民发动救火时的一场恶战。
       袁媛是在工地一处临时办公室里将杨树根介绍给“嘉风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王奎的，王奎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老板，板寸平头下是一张方形的脸，和大多数的老板一样，肥沃的肚子毫不掩饰地向前挺起，显示出酒肉过度的生活由来已久，裤腰带上别着手机和手指上套着的钻戒，极其坦率地流露出暴发户们不可避免的庸俗。一见面他大大咧咧地拍了拍杨树根肩上的包裹，“明天就跟小八子他们到现场先打下手，学上半个月，当油漆工。”绝处逢生的杨树根千恩万谢，赌咒发誓说要效犬马之劳。
       袁媛显得年轻而得体，比总经理更有风度。她问杨树根还有一位民工怎么没来，杨树根说他回老家了，王奎总经理说：“那你回老家把他叫过来，另外再给我带一二十个老乡来，都当油漆工，工资四百块钱，行不行?”杨树根一听有四百块钱，当即就说行，王奎说：“你明天就回山里，山里人老实，不像这里的猴精们。”杨树根说：“最好等一个月后再回去。”王奎说：“那好吧，等一个月后，我把这帮王八蛋们全都轰走。”杨树根并不知道，眼下公司里本地的油漆工们正在闹提工资，八百块钱一个月还在讨价还价，杨树根也不知道，油漆工每天在有毒的气体刺激下，健康状况十分糟糕，工地上油漆工是最苦最危险的工作。
       当晚，杨树根被安排住进了工地的工棚里。他跟在本地油漆工后面不到一个星期，就学会了配料、粉刷，尤其是外墙涂料油漆，杨树根高空脚手架上站如松、蹲如钟的姿势又稳又牢，这使到现场巡视的王奎激动得叫了起来，“真他妈的天生一个油漆工厂杨树根不知道王总在他脚下表扬他，但他第二天就被袁媛叫到了工地临时办公室，办公室是用蓝色夹心钢板拼起来，杨树根觉得有点像玩具，像火柴盒一样，假得很。王奎让一身油漆斑驳的杨树根早点回去带山里的民工来，杨树根说：“我要干完一个月挣四百块钱工资回去，我没路费了。”他身上只剩下三十五块钱，而回家的车费要六十八块，更何况他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去。王奎一拍桌子，“你他妈的也太小看我了，我让你回去招工，还能不给你开工资，不给你路费?”袁嫒说：“山里人就是老实厚道，根本不像你。”王奎咧开被香烟熏黑了的牙齿，“像我怎么啦?我对你还不够慷慨的，公寓、车、新马泰旅游，哪样含糊过你。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铁路边捡煤渣呢。”杨树根听不懂他们两人的对话，但他听懂了王总对他的慷慨：给一个月四百块钱工资，另外再加五百块钱费用，二十天内带二十名民工回来。杨树根说：“路费一百多块钱就够了，要不了五百块。”王奎说：“你他妈的别废话了，给你多少你就拿多少。”
       杨树根接过九百块钱的时候手抖得很厉害，回到工棚后，当地的工友们听说杨树根要回去带民工来，都说你千万不要坑了山里的老乡，杨树根问为什么，一个心直口快的工友只说了一句话，“你想让我们少胳膊断腿呀!”工棚里的当地的油漆工们都操着当地的方言，这种方言让他想起了拐走了梅花的那个骗子，他一般不愿跟他们说话，更不想听到他们说话。他觉得四百块钱月薪的工作对山里人来说根本找不到，王奎虽然操当地口音，但有豪爽之气，不像那个跟梅花探讨琼瑶小说的骗子，尖嘴猴腮，又酸又奸，袁媛说一口普通话，像广播电视里的声音一样，很好听。杨树根不理会这些工友们的挑拨离间，他决定先买一些城市里的好吃的带回去，临走之前再去看一下梅来。
       城市里到处都是数钱的声音。杨树根走进一家大型超市的时候，他被巨大空间里堆满的商品震住了，他怎么也想不通城市的人怎么能有那么多钱买下这些东西。超市像山坡上一大片橙黄色成熟的玉米地，上下左右都是玉米一样密集的商品，你可以随手拿，但不付钱你就走不出这片城市的玉米地。杨树根最终买了三盒饼干、二斤糖果给女儿和村里的孩子吃，他还给梅花买了一瓶“大宝SOD蜜”，也许梅花已经回来了，最后他为关在监牢里的梅来买了一条“金福”牌香烟，总共花去了八十二块钱。这样，杨树根就能体面地回到老家去了，虽说有些奢侈和挥霍，但他要向梅花和村里人证明他杨树根不是无能的人。
       杨树根去看守所见到了梅来。梅来更瘦了，脸上长出了浓密的胡子。当杨树根说起他现在找到工作并怀揣着老板的九百块钱要回老家招工的事后，他们都兴奋起来，杨树根隔着生硬的铁窗说：“还是大哥说得对，天无绝人之路。”梅来盲目而乐观地说：“三天后就开庭了，你等我一起回去，然后带一二十个老乡来城里大干一场。开过庭了他们肯定会放我走，我只是一时糊涂，也承认了错误。反正我也没弄到钱，还被打了一顿，警察都知道的。”杨树根也觉得这件事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人家没损失一分钱，梅来又被关了这么久了。但他们都不知道，梅来按过许多手印，其中有一张就是“逮捕证”，梅来认为逮捕证也就是关几天的手续，就像医院的挂号证明一样看过医生就作废了。
       杨树根与梅来这次看守所里的会见应该说是相当愉快的。
       梅来的犯罪事实一点也不复杂。开庭的时候杨树根也来了，他发现板着面孔的法庭里就像一个灵堂一样，冷漠而没有人间烟火气。法庭上梅来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都认错了，各位领导总该放我回去了吧。”一个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免费为梅来辩护，那位戴眼镜的年轻律师一再强调梅来没犯罪的预谋和故意，完全是上当受骗后走投无路时一时失去理智，希望法官能够从轻处罚，而且他还指出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平与缺少救助机制。而检察院的起诉书中义正词严，法官认定梅来用暴力的手段实施抢劫实际上已经威胁到受害人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而且抢劫的故意相当明显，罪行成立。法官当庭宣判，梅来犯抢劫罪(未遂)证据确凿，事实清楚，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故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法官一锤定音。梅来脸色涨得通红，大喊，“冤枉呀，冤枉!我一分钱也没抢到呀!”
       
       法官走过来将被告席上的梅来戴上手铐，押出法庭。坐在法庭下面等着跟梅来一起回家的杨树根也蒙了，他从后面冲到押着梅来的法警面前，“同志，我大哥真的冤枉呀!”法警并不理睬他，他们使劲地按着梅来的肩头，梅来就只好低着头歪过脑袋对杨树根说：“好好干，天无绝人之路!” 杨树根很快就听到法庭外面警车拉响了警笛，那声音，很像山区半夜里的凄厉的鬼哭狼嚎。梅来消失在渐渐远去的尖啸声中，开始了他三年有罪的生活。
       6
       杨树根回到山村的时候，夏天一场百年不遇的山洪刚刚撤退，整个山区被暴雨和洪水撕得稀烂，山坡上的茶树、板栗树被连根拔起，山脚下的苞米地里只能看到一些倒伏的秸秆和洪水冲下来的断树枯枝与大大小小的乱石纠缠在一起，呈现出一片劫后余生的废墟，夏天毒辣的阳光照亮了沉闷的山区，百孔千疮的山村就像正在死去的老人，只剩下最后一丝喘息。
       杨树根在村口首先遇到的是一条拖着舌头的大黄狗，大黄狗似曾相识地望着杨树根叫了两声，不凶，像是打招呼。后来就有三三两两的老乡们从高高低低的土屋里走出来，他们看到杨树根时脸色苍茫地问：“今年全完了，城里有活路吗?”
       杨树根从一个塑料手提袋里掏出了糖果和饼干，答非所问：“梅花回来了吗?”没有人答腔，少数人摇摇头，算是答复。
       听说杨树根要带人进城，全村都被煽动起来了。一时间三十多人全都涌到了杨树根家的老屋里，一条腿麻痹的老母亲见有这么多人来找儿子，沉默许多年的脸上就放射出翻身解放的光芒，女儿吃着爸爸带回来的很甜的饼干，很幼稚地问：“妈妈呢?”杨树根摸着女儿瘦小的脑袋，说：“妈妈在城里打工，这是妈妈给你买的饼干。”
       晚饭后，杨树根踩着黑暗去梅来家，一扇潮湿的木门艰难地打开了，开门的是梅花的母亲。杨树根进屋后将一袋饼干和十几块糖果放到开裂的桌上，闻到甜味的梅来的两个孩子直扑过来，在第一时间争抢饼干和糖果。杨树根对丈母娘说：“这是大哥梅来让我带回来的。”梅来的妻子秋萍问：“梅来呢?”杨树根平静地说：“大哥在工地上忙着呢，走不开。”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嫂子，这是大哥让我带给你们的。”
       谁都没有提起过梅花。
       杨树根实际上从村里只能带走十八人，连他自己十九人，他总觉得另一个名额就是梅来的，梅来一直跟他在一起。招工让杨树根有了一种当家作主的意志，梅来坐牢后，他在城市里只有靠自己了，跟他一起进城闯荡的老乡也都得靠他。责任和使命让他三十年来第一次学会了果断、坚决和说一不二。
       山里人出门打工跟讨饭没什么区别，打工的人就是城市乞丐，乞丐一样的身份和乞丐一样的待遇，打工的待遇甚至都不如乞丐乞讨的多，这样类比虽然有点损人，但事实就是这样，没有一个出门打工的乡亲把发家致富作为目标，都是因为走投无路才背井离乡的。现在，三十多个人要去打工，可杨树根只能带走十吧个，还不到一半，权衡再三，杨树根确定的带人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子过不下去的最困难的家庭。最后敲定的十八个人中，五十七岁的高成海的女儿被骗子拐到广东卖淫了，有人在潮汕一带见到过他女儿，他想去找女儿，可没路费；四十二岁的钱多已经揭不开锅了，前年被石头砸断腿为治病借了三千块钱高利贷如今已翻成六千多了，钱很少的钱多春天的时候被债主打得耳朵嗡嗡地疼了半个月；三十五岁的周山老婆死了，丢下两个孩子，家里一贫如洗；五十六岁的张福贵两个儿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成绩非常好，就是没钱交学费和吃饭，他确信儿子将来肯定有出息，所以要出门挣钱，他甚至诱惑杨树根说：“你带我出去，将来我儿子发了，让他们给你在城里安一份吃皇粮的活。”最难办的是罗小顺，十六岁的年龄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又瘦又小，像一根无根的竹竿，风一吹都能吹倒，杨树根有些为难，罗小顺妈妈就一头跪在地上，哭着哀求杨树根，“兄弟，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我是活不长了，他爸又没了，我吃药没钱，小顺子都三年没穿过一件新衣裳了。”见杨树根没说话，一旁的小顺子一声不吭地也跪了下去。他没有哭，也没有委屈，眼睛里有的只是麻木。杨树根知道小顺子爸爸三年前因上山采草药，坠下山崖摔死了，他妈妈长年累月地害痨病，小顺子守着贫瘠的山场过着坐以待毙的日子。杨树根拉起小顺子娘俩，说：“小顺子明天跟我们一起走，有我一口饭，就有他吃的。”
       杨树根带着十八个乡亲进城了，他们背着破烂的包裹走在夏天闷热的空气中，像一群难民；而他们脸上又充满了盲目的希望，看上去倒更像是一支队伍。他们将在陌生的城市里寻找活路而不是财富。出发的那一天，村里的老老少少们站在村口的树阴遮天的栗子树下，眺望着亲人们远去的背影，眺望着未来不再流泪和下跪的日子。
       黄昏来临的时候，嘉风建筑工程公司老总王奎见到杨树根带回了一大串民工，兴奋得脸色有些变形。他让袁嫒请老乡们到城边上的饭店里狠狠地撮一顿，一辆装沙石的大卡车停在工棚面前，袁媛招呼老乡们上车，杨树根对老总的这一安排充满了感激，觉得这不是吃饭，而是给他和乡亲们面子。袁媛让杨树根上了她的已经修好的白色“蓝鸟”。一大一小两辆车卷起尘土向饭店方向前进，坐在翻斗卡车里的老乡们激动得想唱歌，你捣我一拳，我搡你一掌，嘻嘻哈哈，全无旅途劳顿之态，他们甚至觉得幸福的日子就从今天晚上开始了。第一次坐小轿车的杨树根感到屁股下面相当柔软，类似于女人的身体，空调送出阵阵凉爽和着袁嫒身上香水的味道，他想要是能让梅花过上袁小姐这样的日子，她怎么会出走呢。不过他在工地上听本地民工说过，袁小姐名义上是王奎的总经理助理，实际上是王老板的姘头，袁媛本来是一所中专学校毕业的学生，在城市里吃了不少苦头，挣的钱远远不够买化妆品和肯德基，于是就被有钱的王奎诱骗到了他的床上。见杨树根不说话，袁嫒侧过青春洋溢的脸，说了一句，“杨师傅，刚到就想家里的老婆了?”杨树根说没有，袁媛说：“我知道你想什么。”杨树根觉得这个女孩子像虫子—样钻进了他的心里，一切都看请了。
       在郊外一个简陋而光线昏黄的小饭店里，两张桌子上堆满了鸡鱼蛋肉和啤酒，老乡们拘谨地站在墙边不敢入座，他们不像是来吃饭的，像是来做小偷的一样，心虚得很。直到袁媛客气地招呼他们落座，才如坐针毡地挨到板凳上，屋顶的电风扇声音很响地旋转出一些无济于事的热风，罗小顺眼睛死死地盯住了冒着热气和香味的桌上的肉碗，他毫不掩饰地咽着口水，并痛苦地克制着自己贪婪的食欲，嘴角不停地抽搐。老乡们从来都没有进过饭店，也没有见过这么多菜，袁媛招呼大家开吃，所有的人都举着筷子有些犹豫，杨树根接着说了一声，“大家多吃一点，吃饱好好给王老板和袁小姐卖命。”老乡们就像听到战场上拼刺刀的命令，接下来就是筷子和碗密集交响和碰撞的声音，不到抽一枝烟工夫，桌上酒肉就被风卷残云般地卷光了。袁媛看到这情景笑了起来，杨树根吃得很
       少，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袁嫒说：“袁小姐，一路上实在太饿了。不过，我向你保证，这帮老少爷们干活是没得说的。”
       酒肉的尾声部分，袁媛在罗小顺舔着盘子里残羹剩汤的姿势中宣布，杨树根任嘉风建筑工程公司油漆工程队队长，以后你们都得听杨队长指挥。这是王总决定的。杨树根脸上泛起了激动而油腻的光辉，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重要任命他有些措手不及，他的手毫无必要地挠着自己混乱的头发，显然有点受宠若惊。在回来的路上，袁媛对杨树根说：“你的工资比他们多一百块钱。”
       晚上十九个民工集体睡在毛竹、纤维板、油毡搭起来的临时工棚里，砖头砌起来的床铺上铺上席子，这就是他们的家了。杨树根说在这里水和电都不要钱，住工棚也是免费的，工棚外面有自来水龙头，大伙挤过去用一盆又一盆清凉而免费的水将自己的一路风尘冲洗个干净彻底，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让他们脱胎换骨。罗小顺光着肚子跑来跑去，一会儿摸摸纤维板墙，一会儿又拧开水龙头放水。大伙围坐在一起回味着喝酒吃肉的情景，兴奋得肌肉乱颤，张福贵躺在席子上摸着自己饱满的肚皮自言自语地说：“天天有肉吃，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死了老婆的周山突然冒出一句，“杨树根，你没来几天，都跟城市的姑娘对上眼了，真是不简单。”杨树根让他不要乱说，周山说：“你都坐人家小轿车了，那不跟上人家床一样。”杨树根说：“你要是乱说出去，我们饭碗就会被你砸了，这种玩笑是不能开的。”周山不吱声，像泄了气的车胎一样瘪了。
       说笑了一气，杨树根开始布置任务，明天一早就到工地跟他学习配料和粉刷，一个星期后上脚手架干活，不能有一点马虎。“老实说，别看老板请我们喝酒吃肉，只要干不好，立刻卷铺盖滚蛋。”杨树根觉得有必要把最危险的警告提前发布出来，这是他的责任。
       有人问道怎么没见到梅来，杨树根说出了实话，大伙都惊呆了，高成海从铺上跳下来说：“不可能，梅来这个人最好面子了，他宁愿饿死也不会丢人的。”杨树根说：“起初我也不相信，可人总有糊涂的时候，一念之差就坐牢了。”杨树根最后对面色惊惶的大伙宣布说：“从今往后，谁都不能向他家里提坐牢的事，每个月要寄一百五十块钱给他家里，一直等到他放出来为止。”大家都说没意见，脸上兔死狐悲的神色油然而起。
       杨树根告诉大伙为了能来这里，老板将原来的二十多个油漆工全都开除了，这是老板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好好干。每个月四百块钱工资，暂时每人每月先领一百块钱，其余的年终一次性结清。工地上自己生火做饭，隔壁工棚里前一个油漆工程队用过的锅灶归我们了，买菜烧饭的活由高成海干，高成海年龄大了，大家不要攀比。高成海坚持要去工地，杨树根不容置疑地说：“就这么定吧!”杨树根感到他其实并不像梅花说的那样无能，他不仅把这么多人带来了，而且还说—不二地把一切都安排得有条有理。琼瑶小说里的那些公子哥们除了家庭条件好一些，除了会自作多情外，还能干什么?想到这些，杨树根有些不服气，也有些委屈。
       这天夜里，城市里一点风都没有，杨树根和他的老乡们在闷热的夏夜里做梦，梦中的世界风和日丽酒肉不断，他们的幸福生活首先是从梦中开始的。
       碧溪山庄是由六家建筑集团中标承建的，嘉风建筑工程公司是从“唐城建筑集团”的手里揽了一些山庄内道路施工、下水管道铺排、垃圾清运、室内外油漆粉刷等几项小工程，属于三级承包商，像他们这样的小公司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工地上有好几十个。王奎早年在铁路上捡煤渣，后来成了铁路货场一带的小混混，打架下手特狠，最著名的是一次将铁路货场一带的老大脑袋砸烂并让他跪地求饶，自己也以鼻梁骨断裂为代价确立了铁路货场一带不可动摇的老大地位。后来货场迁走了，铁路也改道三十里郊外了，他的活路也断了，加上警方几次严厉打击盗抢铁路物资，他手下的几个小兄弟有劳教的也有判刑的，他逃到广东躲了五年后回来先在工地上做“霸王活”，提着棍子和刀枪强运土方沙石和强划基础设施工程，弄得工地上鸡犬不宁。起手不久就被抓起来，判了一年劳教。出来后他呆在家里三个月苦思冥想后决定改弦更张，堂而皇之地成立了“嘉风建筑工程公司”，注了册，放了鞭炮，租了写字楼，很是正规。可让王奎这样除了会打架外一无所知的人办公司无异于让一个手脚残疾的人去当时装模特。王奎在公司刚开张的时候为了有别于草台班子，为了显示自己有学问和修养，买了一个大专假文凭后，又买了一副平光眼镜架到了鼻梁上，可那玩意儿又硬又凉，喝酒时遇上热气腾腾的菜还要起雾，于是就又扔了，不过袁媛就是在他戴眼镜的时候招进公司的。王奎对干活的民工从不签合同，工资说多少算多少，所以他手下的工人走马灯一样地你来我往，本地民工都知道王奎的厉害，都不愿来也不敢来，这让走投无路的杨树根们轻易地找到了工作。
       半个月后，杨树根的油漆工程队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室内涂料粉刷和高空脚手架上外墙油漆喷涂。罗小顺瘦小机灵，爬高登梯，灵活如猴，其他老乡都说：“这比在家砍柴伐树顶着大太阳收苞米轻松快活多了。”所以，油漆工的生活对于这些山里人来说无疑是一次集体疗养和度假。王奎有时到工地视察，看油漆工顶着烈日在室外脚手架上挥汗如雨，在室内刺鼻的油漆味中卖力粉刷，他的嘴就笑歪了。这时他会将杨树根拉到走道里，递给他一枝香烟，表扬他说：“你们山里人就是老实肯干，根本不像我们当地的刁民。活没干多少，整天就想着要钱。”不知底细的杨树根感激地说：“王总，你给我们的钱已经不少了。”
       青菜豆腐的生活并没有让山里人觉得苦，而且每半个月还能吃上一顿肥膘肉烧萝卜，那些油乎乎的肥肉吃得肚里顿时就光滑和滋润起来，精神也就很振奋。可每个人身后都站着远在大山里充满期待的一家老小，这让他们每到月底的脸色异常郁闷。十九人的油漆队每月只能领回一千九百块钱，寄一百五十块钱给梅来家，剩下一千七百五十块钱，油盐米煤菜每人每天按两块钱开销，要花去一千一百四十块钱，再扣除牙膏洗衣粉肥皂和手纸等各项开销和每人每月十块钱零花钱，油漆队总账上只余下三百块钱。有人对每人每月只能领到一百块钱提出异议，杨树根就说：“王总是大老板，他不会赖我们这点小钱的。”欠高利贷的钱多继续申辩了一句，“既然是小钱，为什么不付给我们呢?”杨树根目光锥着钱多，“王总对我们很讲义气，我们不能只认钱不认人了。当初我都差点饿死，是王总收留了我，是王总让你们来打工的。”大家听杨树根讲得在理，也就面露愧色，不敢再提了。
       杨树根决定，每月生活费节余的三百多块钱，谁家急等用钱，先给谁家寄回去，年终统一算账。情绪失落的高成海说：“我想早点筹齐了钱就去找大风，反正也不够，我就不要了。”张福贵还是那般急不可耐地说：“我家老大在县城读高中，今年学费还是借的，孩子天天熬夜读书，每顿只啃一个馍头就咸菜，都晕倒过好几次了。这钱我是要寄一些回去的。”罗小顺拖着哭腔说：“再不寄钱给我妈买药，我妈就要死了。”其
       他人也都想对三百块钱申报自己的理由，杨树根在罗小顺说完最后一个字时，拦腰截断后面的声音，“高成海两百，小顺子一百。其余的人下个月再说吧。”
       工棚里弥漫着劣质烟雾，昏黄的灯泡将惨淡的光均匀地覆盖到老乡们的头顶上，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杨树根听到了大伙错综复杂的喘息的声音，他说了一句，“睡觉。”
       灯灭了，工棚里像山区一样安静，闭上眼睛的世界一片漆黑。躺在砖铺上的杨树根觉得自己就是再困难，但做人要讲信义，讲‘隋分。
       7
       冬天是从油漆工们的手上开始的。清晨爬上脚手架，举着刷子的手刚伸出去，就有一种碎玻璃一样冰凉的空气扎过来，麻麻的疼，等到呼啸的风将他们的手吹得像树皮一样开裂，裂口处凝结出细微的血迹时，冬天就正式来临了。他们的脖子和手一同僵硬了，想到一个月有四百块钱收入，每个人心里就有一股很旺的柴火在燃烧，阳光照耀在他们的手上，手和刷子飞快地将粗糙的水泥墙面涂抹得鲜亮而纯洁，他们向下的过程中，头顶上的墙壁熠熠生辉。
       转眼日子就到年底了，提前一个多月老乡们开始扳着指头数着旧历过年的日子，这是一个丰收在望的年景，他们盘算着拿了工钱后给老婆孩子买城市里时髦的衣服和饼干，夜晚躺在床上还情不自禁地想起和老婆亲热的相关细节，都快半年了，他们对女人的感觉已经相当生疏了。杨树根回忆起去年过年跟梅花在一起磨豆腐的情景，心里像被黄蜂刺了一下，生疼，他真希望梅花能看到自己如今当上了油漆工程队队长的能耐和本事，如今，他说话做事时所表现出了的决绝与果断，勇气与信心，好像是做给梅花看的，好像是为梅花做的，可梅花在哪里呢?
       又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工棚里很冷，他们用工地上的碎木料和断木板劈成柴火在一个油漆桶里点着，烟熏火燎中温暖的气息慢慢地铺满了火柴盒一样的工棚，他们脱掉了油漆斑斑的衣服，继续研究回家过年的话题。高成海用探讨的口气对杨树根说：“拿到两千多块工资后明年就不来了，开春就去广东找大风。”杨树根沉默了一会儿说：“行，到时再换一个来。”钱多说：“虽然我欠了不少高利贷可还是想花六十块钱买一双新皮鞋过年穿回去，那才叫威风。”张福贵说：“山里都是石子路，穿皮鞋就不怕被摔死呀。”张福贵说他想给两个儿子一人买一把牙刷和一条牙膏带回去，他说城市里的牙膏真香，不像山里的那些牙膏像石灰做的一样碜牙。罗小顺回家过年的理想就是带一只烤鸡回去，周山说：“你他妈的就是嘴馋，用得着花那冤枉钱，家里逮一只杀了不就行了。”罗小顺说：“我妈没吃过城市的烤鸡，刚来那天袁小姐请我们吃的烤鸡太香了。”高成海说他一分钱也不能花，找大风的路费还不晓得够不够，不过说来说去，说得最多的还是买吃的，吃饱吃好是山里人活着的唯一理由，为了这一目标，他们的目光必然停留在城市的食品货架上，就像一条忠于职守的狗除了守住家门外没有别的去处。
       在讨论回家过年的最后一刻，大伙抽着一块二毛一包的劣质香烟，纷纷表示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完全是杨树根带来的，一种“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感恩心情让杨树根心里比烧着的柴火还要滚烫。杨树根坐在被窝里掏心掏肺地说：“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我每月多拿的一百块钱全部平分。”大伙都强烈反对，张福贵吐出一口浓痰后说：“村干部还有工资呢，你当我们的队长，本来就该多拿。”不抽烟的高成海被呛得厉害，他沙哑着声音说：“按理说呢，树根该从我们工钱里抽头。我们也不给了，你也不要分那一百块钱了。”杨树根又以队长的口气说了一句，“我说话算数。睡觉！”
       已是旧历腊月二十三了，山里该是送灶忙年货的日子了，灶神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送灶等于就开始过年了。大伙问杨树根是不是该找王总发工钱了，再晚走就买不到车票了。杨树根也感到再不发工钱，年三十就赶不回家了。
       嘉风公司碧溪山庄工地临时办公室里，一个留着胡子的中年人在一边烤火一边用火柴棒掏耳朵，他嘴角上叼着香烟对杨树根说：“你们才干了六个月，就要钱了?”杨树根看着漫不经心的胡子，心里很不舒服，“年底结工资，这是王总说的。”中年胡子牙齿咬着香烟头也不抬地说：“那你就去找王总吧!”杨树根问：“王总在哪儿呢?”中年胡子说：“王总不归我管。”杨树根说：“王总的电话号码你总该知道吧?”中年胡子抬起烦躁的脸，表情冷漠地对杨树根吼道：“告诉你王总不归我管，你长耳朵当摆设的呀?”杨树根也有些火了，他想质问对方的态度和立场，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咽下去的话就如同咽下油漆一样让人难受。尤其是中年胡子所操纵的方言跟拐走梅花的那个骗子像从一个喉咙里发出来的，他真想扑上去一拳砸在他鼻子上。
       杨树根走出棺材一样的临时办公室，他骂了一句“妈的”，又将一个方便面盒子踢飞到空中，油漆工程队队长杨树根想自己要是嘉风公司老总，非得将这王八蛋开除了。回到工棚，高成海正在隔壁棚子里一口大锅里炒大白菜，他感恩戴德地对杨树根说：“要是能把大风找回来，你就是她恩人。”
       杨树根没说话，他直奔居住的工棚翻出自己的一个黑包，里面有袁媛的名片。
       碧溪山庄工地外不远处路边有一个烟酒小卖部，小卖部里的老头戴一副老花镜正在百无聊赖地看着一份旧报纸，杨树根抓起玻璃柜台上肮脏的公用电话，拨通了袁嫒手机，袁嫒说王总正在谈瑶池区法院的工程，走不开，她马上就到。
       白色“蓝鸟”一点也看不出受过伤的痕迹，它从工地道路上的尘土飞扬中泥鳅一样地钻出来，急刹在小卖部门前。袁媛的技术显然好多了。袁媛跳下车，淡蓝色的羊绒围巾很抒情地将她细腻而青春的脖子围了个陪到好处，“杨队长，有什么急事吗?”
       杨树根一脸忧心如焚的表情，“袁小姐，袁总经理助理，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该要结算工钱让老乡们回家过年了。”
       袁嫒说：“这件事要王总亲自处理。明天你到公司去，我让他亲自给你办。”
       杨树根说：“那就谢谢袁总经理助理了。”
       袁媛说：“不要这么叫，难听死了，就叫我小袁或袁小姐。”
       杨树根说：“是，袁小姐。”
       第二天一早杨树根出门的时候在清冷的空气中打了一个喷嚏，他一夜没睡好，脑袋很重。赶到丰乐大厦二十八楼的“嘉风建筑工程公司”时，冬天的阳光从高空的玻璃里透进来，清淡如水，一位正在看城市早报的年轻女孩嘴里吸着一盒酸奶，她说王总还没来，杨树根就拨通了袁媛的手机，袁嫒说王总昨晚很累，洗了桑拿后就睡在洗浴中心了，估计很快就到。
       这个偌大的写字楼里真正属于嘉风公司也只有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相当于一个长期出入歌厅酒楼而又长相平庸的女人必不可少的口红。
       杨树根坐在临窗的椅子上，看窗外的高楼像山区春天的竹笋—样密集，想到了这些楼房每一扇窗子都不属于自己，他忽然就悟出了建楼的人是不住楼的，住楼的人是不建楼的，这就跟山区里养猪的人不吃猪
       肉，吃猪肉的人不养猪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总有一部分人永远陪衬着另一部分人，让穷人更穷，才能显得富人更富，都差不多就没意思了。在杨树根胡思乱想的过程中，公司里那位值班的女孩心不在焉地继续喝着酸奶，她的目光停留在城市早报的时尚版上，似乎在琢磨最新上市的口红或减肥药。
       王奎中午十一点多的时候到公司，他将公文包扔到桌上，就给杨树根递烟，然后歪过板寸头对正在沉思默想的女孩骂道：“我说小刘，你他妈的还想不想干了，连水都不给杨队长倒一杯。”那位叫小刘的女孩表情麻木地站起来在饮水机里倒了一杯白开水送到杨树根面前，然后坐下去望着窗外的城市发呆。
       王奎给杨树根点上火，还没等杨树根开口，他先声夺人，“今年你们就不要回去过年了，碧溪山庄工程任务很紧，还有二十多幢楼的外墙和室内要粉刷，要是不能跟土建同步完工，就违反合同，一分钱也拿不到。”
       杨树根一听说不让回家过年，他有些慌了，这么多老乡怎么交代。他面露难色，“王总，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人，不回家过年在乡下是说不过去的。”
       王奎的脸色突然变了，“我说你他妈的怎么了?你们回去过年，耽误我工期，其他道路施工、管网铺设的钱一分也拿不到，这个责任你担当得起吗?”
       杨树根根据他有限的经验推理，问题不会有这么严重，于是他还是试探着说了一句，“过年只呆三四天就赶紧回来。”王奎将半截香烟按灭在烟缸里，说了两个字，“不行!”
       当初来的时候虽然没有讲好必须回家，但老板答应过年底结算工资，家家户户都在等着这些钱过年呢。杨树根心里虽然窝火，但又不敢发作，他清了清嗓子，小心地问道：“这半年的工钱，王总?”
       王奎眼一横，粗重的眉毛向上竖起，“你他妈的在这干，还能少得了你们工钱?”
       杨树根说家里等着工钱过年呢，王奎说：“把工钱都付给你们，人全跑了。我的工程怎么办?”杨树根说我们不会跑的，王奎说我怎么知道你们不会跑，杨树根说我向你保证。王奎说保证有个屁用。杨树根发觉自己总是讲不过王总，工钱在王总口袋里，有钱就有理。这话是对的。
       杨树根一时说不上话来，他感到自己全身的骨缝里凉风飕飕。
       王奎看着杨树根像一只中了毒的猫一样软弱无力，就从烟盒里拔出一枝烟扔过来，口气温和地说：“兄弟，我一见你面就很信任你，你忠厚老实可靠。我实在也是没办法，工程这么多，油漆工这么少，只能委屈你老弟了，算是帮大哥的忙了。”他凑过来给杨树根点上烟，“麻烦你给其他老乡做做工作，不要回去了，我给你们每人发两百块钱奖金，再请弟兄们到大酒店好好喝一场，放三天假，你不能说我不讲仁义了吧?至于女人嘛，不就那么回事。过年我带你到飞天娱乐城去找两个又嫩又小的姑娘让你过过瘾。”
       这时，站在窗口的那位叫小刘的女孩走到王奎的面前，脸色冷冷地说道：“已经查过了，我有了，怎么办?”
       王奎抬起头骂了一句，“你他妈的去医院打掉不就得了，还跟我讲这种屁事。”
       小刘伸出苍白的手，“钱!”
       8
       杨树根回到工棚后，丝毫没有暴露出他内心的危机，他像一个优秀的辩护律师替王奎进行辩解，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说出了王总的难处以及回家过年将会让整个工程合同违约，将会让王总损失得倾家荡产，更何况王总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了他和大伙打工的机会，做人要讲良心，要讲情义。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冬天昏黄的灯光下，没有人看到他额头上冒出了许多汗，那是冷汗。因为杨树根对王奎的良心和情义是不是像他口袋里的香烟一样真实，毫无把握。
       油漆工们的身上都是油漆的味道，他们简单的内心就像他们简单而粗糙的手，他们没有油漆遇到墙壁后的敏感和细腻，这就注定了他们在听到王奎要给每人发两百块钱奖金和请他们大吃大喝一顿时兴奋得脸涨得通红。“是真的吗?王总这么讲情义，我们还有什么话说的。”张福贵从铺上跳到铺下，觉得这像天上掉下馅饼。杨树根说当然是真的，年三十晚上请我们到“福兴”大酒楼喝酒，奖金明天就发。在确认了这一真实的消息后，大家开始议论起回家过年的种种弊端，比如，路费就要花上一大笔，买东西要浪费好多钱，回到老家走亲访友难免还要花钱，不回家不仅不需要花钱，还有两百块钱奖金，工钱虽说到明年年底发，到时候可以拿得更多一点，扣除每月提前支取的一百块钱生活费差不多每人能拿五千多块钱，五千多块钱回到乡下就是大款。想到一年后衣锦还乡的幸福情景，每个人的脸上都弥漫着男子汉顶天立地的灿烂光辉。高成海闷着头抽烟，他在想女儿，但事已如此，他也不好多说，周山安慰他说：“大风也许遇到好人家，正在享清福呢。”周山这一安慰竟让高成海哭了起来，他抹着眼泪鼻涕说：“要是遇上好人就好了，可她是在干那种丑事，我的脸都被丢尽了。”罗小顺蜷缩在被窝里抽泣着说：“我想我妈妈。”他像一个瘦小的猫一样，哭的时候瑟瑟发抖，肮脏的被子盖在他身上如死水微澜。
       杨树根的心里很乱，心脏有一种锯树般的疼痛，不过，他总是往好处想，王总是不会在乎他们这一点小钱的，要拖到明年，主要也就是怕他们提前开溜。他知道本地的油漆工曾为涨工资闹过好几回，听王总说离开工地后小八子的腿被车撞断了，他有些害怕，反正他不会带头闹着涨工钱的，因为四百块的工资对山里人来说已经很高。想到这，杨树根混乱的心就慢慢地安静下来，他端起茶缸咕咕噜噜地喝了一气水。
       第二天已是腊月二十六，奖金真的发下来了，来到工棚发钱的是那位工地临时办公室的中年胡子，他自我介绍说是新来的财务处长黄彪，儿子比较有出息的张福贵拿了钱后悄悄地问杨树根，“处长是多大官?”杨树根告诉他，“处长就是坐在工地临时办公室里一边烤火一边掏耳朵的那个人。”张福贵若有所思地“噢——”了一声。
       领了奖金后的油漆工们非常兴奋，这是他们半年来见到的最多的一笔钱。每人将钱全都寄回家了，寄钱的感觉真好，等于是将自己的贡献寄了回去。这个月油漆队生活费中剩下的二百块钱就不再按重点照顾轮流转了，他们要用三百多块钱好好地过个年，更何况每人还有十块钱零花钱，除了几个抽烟的，大多数人每月的零花钱都花不完，罗小顺都攒下了五十二块，还有几人攒了三四十块，这钱就像是意外之财一样让他们激动。
       腊月三十下午，他们在工地外的小卖部里给老家村委会打了一个电话，由杨树根向村主任报告了他们不回家过年的情况并转告家里，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都很好，村主任在电话里很有水平地表扬他们说：“好，理想远大，顾全大局，是我们新农村新农民的榜样。”村主任还要继续表扬，这边小卖部里的围着杨树根的张福贵一下子按下了电话，他紧张地说：“快到两分钟了，不能再打了。”他们的长途通话共用了一分五十二秒，花去了两块八毛钱。
       年三十晚上，一辆运沙子的大货车将他们拉到城边上的“福兴”大酒楼，王奎和袁媛都没有来，财务处
       长黄彪将他们安排好后说：“你们就自己吃好喝好吧，钱已经付过了，十斤白酒，五包香烟，还上了狗肉火锅，王总很关心你们，要你们一醉方休。”虽然王总没来，但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只有杨树根的心悬在半空，像挂在树杈上的一个气球。
       大伙猜拳行令，大吃大喝，情绪膨胀，十瓶白酒和两桌鸡鱼鸭肉被他们扫荡干净，看着大家脸红脖子粗地满足与陶醉，杨树根鼻子酸酸的，想哭，但他不能哭，他是这帮老乡们的顶梁柱子。
       在远处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吃饱喝足了的油漆工们心满意足地睡了，他们在梦中回到了故乡，梦中的故乡如同一位亲人。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年了。
       9
       大年初一集体去北郊监狱看望正在服刑的梅来。
       早晨太阳升起来后，城市在守岁熬夜的精疲力竭中依然沉睡，公交车穿过安静的市区和马路上遍地的鞭炮碎屑，一路顺风地抵达了北郊监狱。监狱冰冷的铁门上空悬挂起了大红灯笼，铁门两边大红的春联紧挨着几十年如一日的白底黑字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不过大年初一的狱警们显得相当仁慈，一点也不凶，甚至还有些客气和温柔。他们安排杨树根的油漆队在一间摆放着瓜子花生糖果的“会见室”里见面，一个年轻的狱警还拎来了两瓶开水。
       梅来穿着蓝色的棉袄，棉袄上的白底黑字编号是0346号，看上去有点像电影里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俘虏。梅来见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就羞愧地低下了头。杨树根将一条香烟和几斤苹果递给梅来，说：“我们都说你在工地上打工。每个月给你家秋萍寄一百五十块钱，她们都挺高兴的。”高成海递一枝烟给梅来说：“谁还没有犯错误的时候。”在他们的意识中，梅来不过是一时不小心犯了点错误，反正又没弄到钱，肯定算不上犯罪。
       梅来在老乡们的安慰和温暖下，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一家老小。”
       大家又说了许多安慰的话，最后一致表态，决不向家里透露任何坐牢的消息。梅来服刑的家庭联系人是杨树根，连最后判决通知书都是由杨树根签收的，所以杨树根年底的时候还收到了梅来减刑的通知，由于表现突出，梅来减刑一年。梅来说要是再立一次功，也许今年年底就可以跟大伙一起回家过年了。分别时梅来对杨树根他们最后说的话就是，“再穷再苦都不能违法，别人骑到头上拉屎也要学会一个忍字。”
       走进来另一个年纪稍大的狱警见到这情景就提着嗓子说了一句，“今天对于你们这些民工来说，等于是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
       杨树根听了这话，虽然觉得没错，但心里还是很别扭，好像他们不上这堂法制课的话，也要进来似的。更何况是大年初一说这话，很不吉利。本想对狱警表示一下感谢的，听了这话，他就不说了。
       大年初四就上工地了，他们在城市走亲访友热火朝天的日子里拎着油漆桶爬上又高又冷的脚手架，一刷子一刷子地将楼房从丑陋和粗糙中剥离出来，而钻进屋内粉刷油漆等于是钻进了漆桶里，刺鼻的气味将他们熏得眼泪鼻涕满脸横流。刚来的时候罗小顺几次都忍不住又呛又咳，他哭着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欠高利贷的钱多凶凶地说：“受不了就滚回到山里去。”罗小顺抹干眼泪说：“我不回去，我要挣钱给我妈看病。”杨树根安慰说：“开头都有些受不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如今十九个油漆工中，最适应的就是罗小顺，夏天的时候，在室内油漆粉刷，低气压的屋子里，闷闷的，油漆的气味一点都不散，浓稠的油漆味让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钱多说屋里简直就像是一个封了口的油漆罐子，说这话的时候，钱多一边咳嗽一边拼命地喘气，而所有油漆工中罗小顺却神清气定，若无其事，他的油漆刷子在瘦弱的小手中运用自如，又快又匀。罗小顺歪过头看了钱多一眼，说：“我一点油漆味都闻不到，你咳咳停停，就是偷懒。”钱多气得直骂，“你个小兔崽子，我多大了，你跟我比?”
       日子按部就班地向前延伸，每一天都相互重复，重复的日子乏味而无聊，杨树根的油漆工程队也相当疲劳了，他们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每天晚上吃完饭倒头就睡，连闲聊的兴趣都没有了。高成海整天想着找女儿大风去，钱多抱怨老这么不发工钱高利贷怎么还得了，张福贵说新学期开学后两个儿子的学费借也借不到，言下之意是杨树根让他们陷入了赚不得离不得的困境，虽然大家说的有所保留，但杨树根心里还是很窝火。一天晚上，他郑重其事地将大家召集起来一人散了一枝烟后宣布，“你们信得过我，就跟我干，信不过我的，现在就回去，我给路费，年底如果我不把你们的工钱带回去，你们就去扒我家的房子，牵我家的牲口。我说话算数。”见杨树根这样说了，大伙都说：“我们信得过你。”谁也没走，谁也没再说过类似的丧气话。
       大家的信任让杨树根感到空前的不安，他话虽那么说，但他心里一点都没底。年初六王奎到工地请杨树根去市里嫖娼的时候，杨树根先说了谢谢王总的关心自己不想去，然后就说：“王总，今年年底可要让老乡们回去过年了，工钱是再也不能往后拖了。”他想把话说在前面，也想得到王总再一次的确认。尽管这种确认没有任何文字和法律的形式，但他相信王总说过的话就一定会兑现。人总是讲信用的，最起码也是要讲面子的。王奎在听了杨树根的话后快刀斩乱麻地说：“今年让你们全都回家过年，工钱一分钱都不少给，奖金照发。”
       漫长的雨季天空湿漉漉的，等到太阳出来了，夏天就到了。夏天是最难熬的季节，除了闷热，不能容忍的是室内油漆粉刷时气味熏得人头昏脑涨，每天下班时，要扶着门框站一会才能下楼，不然就会一头栽倒。罗小顺就是在夏天的一个酷热难当的黄昏一头栽倒的，本来罗小顺是最经得起油漆呛的，那天下午他在刷了靠西面的一堵内墙后，他先是头上直冒虚汗，然后左手拎着的油漆桶掉到了地上，油漆溅满了他汗湿的裤脚，他想弯腰扶起漆桶，可身体软软地不听指挥，手不自禁地扶住了刚油漆过的墙壁，想撑住，但身体却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瘪了下去，他慢慢地栽倒在地，墙上留下了他五个手指留下的弯曲的指印，正在一旁的钱多骂道：“小兔崽子，你想偷懒!”
       见罗小顺没动弹，他跑过来一看，罗小顺脸色刷白，眼睛紧闭，瘦弱的胸脯困难地一起一伏。慌乱中的钱多摸了摸罗小顺的鼻子，好像没气了，他嘴里吐出了一声惨绝人寰的号叫，“不好了，出人命了，小顺子死了!”
       大家七手八脚地跑过来，急忙将小顺子抬到楼下的通风口，张福贵看了看小顺子起伏不定的胸口，说：“钱多你说什么鬼话，小顺子什么时候死了?”杨树根掐了掐小顺子的人中，躺在地上的小顺子眉头皱了皱，做出了活着的反应。杨树根对围着的众人说：“中暑了，没事的。周山，你背小顺子到工地外的小诊所去看一下拿点药，在伙房高成海那拿二十块钱去。其余人都去干活。”说着自己带头拎着漆桶上楼了。
       小诊所里给小顺子开了一些藿香正气水、仁丹、风油精之类的常用药，躺在砖铺上睡了两天，还没见
       好。小顺子的脸像一张水泡过的白纸，失血的嘴唇干燥皲裂，眼睛空洞地望着工棚的屋顶，一条汗馊味强烈的湿毛巾敷在额头上，鼻子翕动着很不均匀地呼吸，他蜷在砖铺的草席上，像一只奄奄一息的河虾。烧饭的高成海有些急了，他对杨树根说：“小顺子不像是中暑。”
       杨树根让高成海第二天烧好饭后背着小顺子去小诊所吊水。吊水后第三天，小顺子能站起来了，身体还是很虚弱。小顺子摇晃着要上工地，话还没说完，他手中端着的洗脸盆掉到了地上。杨树根说歇几天再上工地。又过了几天，小顺子好了，神气多了，高成海反复研究了小顺子苍白的表情后悄悄地对杨树根说：“我去工地，让小顺子在家烧饭。这孩子恐怕病得不轻。”
       油漆工的生活很简单，早晚熬一大锅稀饭，中午煮一锅干饭，烧一锅海带冬瓜或青菜豆腐，进城打工才知道青菜豆腐保平安其实是因为没钱吃更好的，才这么自我安慰的，吃青菜豆腐的人往往就是最不平安的人。已是五十八岁的高成海和大伙一道拎着油漆桶走进了高温酷暑中，他们在城市的空调之外劳动，城市的空调在油漆工们终日汗流浃背和彻夜闷热不眠中显示出清凉的意义。
       小顺子在油盐柴米之间奔走，他总是或咸或淡地烧出一锅又一锅的白菜豆腐。没有人埋怨过菜肴的味道是否正确，因为填饱肚子是吃饭的根本意义。小顺子越来越瘦了，他咬着牙气喘吁吁地买菜烧饭，一到老乡们回来，他总是提前放好自来水，摆好洗衣粉和肥皂让大伙洗去一身油漆。高成海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小顺子，小顺子斜了他一眼，“我有什么好看的?”高成海没说话，胡子像刷子一样坚硬。
       小顺子确实有些累了。烧饭的时候，他看着灶膛里的火光，先是头晕，接着就眼冒火花，要闭上眼睛好一会儿，脑袋才能慢慢稳定，他拿着炒菜的铲子如同拿着一块石头，这种感觉在持续了二十多天后，小顺子觉得自己肯定不是中暑，他想家，想妈妈，想着想着就会流下泪来，快一年了，总共只给妈妈寄过四百多块钱。要是有钱就好了，他坐在灶边胡思乱想，最好要有五百万，他要给每人平分了，然后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小顺子对钱的妄想与日俱增，而支持这种妄想的依据是，每天买菜经过菜场入口处的一个体育彩票的销售点，销售点的牌子上公布着五百万大奖的号码，旁边还贴了一个打工仔用两块钱买了一张彩票中五百万的传奇故事。罗小顺试探着问卖彩票的中年妇女真假，那位嘴角上有一颗红痣的中年妇女认真地对他说：“这可是真的，打工仔中了五百万后，一个女大学生硬要嫁给他。来两注吧!”
       小顺子从塑料袋里摸出四块钱买了两注，机器嘴里吐出了两注机选号码，他攥在手中如同攥住了五百万块钱和往后的幸福生活。他看到了母亲病好后轻松而愉快的表情，他看到了这帮打工的乡亲们斗志昂扬地回到了家乡，全村都沸腾了。
       第二天买菜的时候，看中奖号码，没中。又买了两注，此后每天都买，由两注到买十注，月底还剩六天，买菜的钱已全换成了彩票，小顺子傻眼了，他想少买点菜，可这么多人就吃那么点青菜萝卜，想克扣也没办法。这一天小顺子只煮了一锅冬瓜汤，连海带都没放，更没有炒土豆丝。从工地上回来的老乡们一看这一锅汤就问：“小顺子，你他妈的这么懒，不能多烧点菜?”
       杨树根看了小顺子一眼，那意思是你怎么搞的，小顺子低着头不吱声，不吱声意味着有问题，杨树根开腔了，“小顺子，大伙累得尿都尿不出来了，青菜萝卜总得够吃吧。”
       小顺子忽然低着头抽泣了起来，杨树根端着碗走过来问怎么了，小顺子说：“买菜的钱没了。”杨树根以为是被小偷偷去了，就很恼火，“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到菜场不要多带钱，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呢?”小顺子抹着眼泪说：“大哥，钱买彩票花光了。”
       杨树根用拿着筷子的手一巴掌狠狠地抽过去，“你这个败家子，你有什么资格买彩票，谁让你去买了?”小顺子的脸上留下了两道筷子的印痕，苍白的脸上只有筷子抽下去的地方呈现出一些淡淡的血色。
       所有的人都在谴责小顺子的胡作非为，小顺子蹲在地上哭出声来，“我是想，中了五百万，我们一起回家。我想家，想我妈。”
       看着瘦骨嶙峋的小顺子像一只吃下老鼠药后的小老鼠一样颤抖痉挛，大家都不说话了，他们的碗和筷子都悬在半空中的手里，就像他们悬空的生活一样。杨树根叹了一口气说：“这个月就不要寄钱回去了，实在不够，大伙把节省下的零用钱都拿出来。”
       彩票风波后，小顺子就像被霜打过一样，蔫蔫地有气无力地在工棚里做每日三餐。到八月中旬的时候，天热得像闷罐车一样，偶尔有一条丧家之犬在路上经过，那舌头拖得长长的，直喘气。此时的小顺子已没有一条狗的力气大了，他在一个清晨起床的时候，一脚没站稳栽倒在地，苍白的脸上，鼻孔里流出一些稀薄的血。
       杨树根和高成海将小顺子送到市里的医院，挂号、验血、做检查，直忙乎到中午，这时小顺子已经醒来了，他对杨树根说：“大哥，我好了，我要回去烧中饭。”杨树根态度温和地说：“等医生的结论出来了，我们再回去。做饭已经安排好了。”
       下午结论出来了，杨树根和高成海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再生障碍性贫血”。那位脸上毫无表情的医生问杨树根他们是做什么的，杨树根说是乡下进城的油漆工，医生说：“这孩子这么小，怎么能干这活呢?你们知道油漆中的苯和甲醛中毒的后果吗?”杨树根和高成海摇摇头，医生说小顺子这样抵抗力差的孩子最容易在苯和甲醛浓度严重超标的环境下诱发这种病。医生说：“我开一个住院单给你们，先交两万块钱住下再说。”杨树根一听头都大了，说贫血怎么能要这么多钱，医生依然毫无表情地说：“如果配型成功，有合适的骨髓进行移植的话，大概要二十万块钱左右。”杨树根急了，他脸红脖子粗地说：“你开什么玩笑，你拿我们当大款，把我们全卖了也卖不到二十万块钱。”
       将小顺子背回到工地工棚后，杨树根向大伙说了小顺子的病情，大家都很放心了，他们都说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贫血，乡下多着呢，多吃点猪肝、花生、红豆，加强营养，注意休息就行了，而且大家都愤怒声讨城里的医院太黑了，贫血要两万块钱住院费，治好了要二十万块，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不过贫血的小顺子再也不能干活了，要送回家休养，张福贵说让王奎总经理把小顺子的工钱先结了，杨树根说明天我去找王总。小顺子躺在床上气息不均匀地说：“大哥，我不回家，我能干活。”
       第二天杨树根走进丰乐大厦公司办公室找到王奎的时候，王奎正在跟袁媛吵架，他听到王奎阴着脸吼道：“我他妈的哪点亏待你了，你又不是我老婆，小刘愿意给我生个儿子，你愿意吗?读几天书就了不起了?”
       袁嫒见杨树根进来，就走了。听说杨树根要为小顺子结算工钱，王奎还没从刚才的情绪中缓过劲来，他烦躁地说：“工钱年底一起结!今天这个生病，明天那个怀孕，我这公司还开不开了?”杨树根说：“我们都是男人，哪有怀孕的?小顺子病得不轻，重度贫血，不能上工地了。”王奎从钱包里掏出两百块钱，“拿去买
       张车票先回家看病，工钱等他病好了再来结。”杨树根说：“王总，小顺子他妈妈也生病，又没个父亲，家里没钱治病。”王奎横着眼说：“他家里还没老婆呢，我能管得了那么多吗?”
       杨树根本想再说—些其他困难，但王总根本不想听，他感到自己渐渐地走进了一个没有尽头的山洞里，越想出去，离洞外却越远。走出丰乐大厦，酷热的阳光下，他站在大街上，身上一阵阵发冷。
       第二天，杨树根将小顺子送到长途汽车站，王奎给的两百块钱路费还有八月份节余的三百块生活费全都给了小顺子，小顺子眼泪汪汪地说：“大哥，我对不起你。买彩票的四百五十六块，年底从我的工钱里扣。”杨树根又将几个面包和一瓶橙汁饮料塞到小顺子手里，“回家后到每家去看一看，就说我们在这里很好，让家里都放心。你歇一段时间，病养好了就回来。”小顺子点点头。
       小顺子走了，高成海又回到了工棚里烧饭。两天后，杨树根打屯话到老家的村委会问小顺子回来没有，村主任说回来第二天就送到县医院去了，小顺子病得不轻，不像是贫血。杨树根心往下一沉，像掉进了又冷又黑的深井里。
       又过了一段时间，杨树根偷偷地又给老家打了个电话，电话里说小顺子出院了，正在家休息，气色不好。杨树根强迫自己相信，出院就是病好了，最起码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可这种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在季节进入深秋的时候让他越来越不安了，他经常半夜里从噩梦中惊醒，他梦见自己跟梅来一起坐牢，手铐脚镣又硬又沉，小顺子隔着铁窗跟他要工钱，说他妈妈死了，急等着钱办丧事。醒来的杨树根头上直冒冷汗，他睁大眼望着工棚外工地上寥落的灯光像鬼火一样漂浮在夜色中，整个夜晚到处都是鬼鬼祟祟的倒影。
       冬天来了，碧溪山庄也快要完工了，在鲜亮的山庄之外，城市的颜色却一天天灰暗起来。杨树根的油漆队又开始扳着指头数着过年的日子，他们终于要回家了，每天晚上睡在铺上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回家，这几乎成了每天晚上工棚里唯一的主题，而杨树根在此时却在想着工钱结算的事情，工钱成了悬在他头顶上的一根绳子，这绳子跟他当初系在梅来出租屋里那根绳子一模一样，只要头往里一套，一分钟之内就能将他活活勒死。冬天的情绪越来越烦躁，杨树根打断了大伙盲目兴奋的陶醉，“关灯，睡觉！”这是命令，也是无奈，但没有人知道无奈的杨树根将进入又一个不眠之夜。
       工地上没有电话，村里也不会打电话过来。所以杨树根收到的是电报，电报上说：“小顺子病重，急需住院。请汇钱。”杨树根攥着电报感到事情肯定非常严重，他呆呆地站在冬天清冷的风中，一筹莫展，“怎么回事呢?贫血这么难好吗?”他自言自语，脚踩住地上的一块断砖，真想踩断。
       杨树根在去公司找王奎之前去了一趟医院，这回是一位戴眼镜的女大夫，女大夫在接过杨树根的挂号单后，问他身体怎么了，杨树根说：“我没病，我是帮小顺子问问病情的。”女大夫笑了，她大概是第一次遇到挂号问别人病情的，所以态度就比较温和，杨树根递上前一次的病历和检验单说：“小顺子就是贫血，都三个月了，怎么还不好呢?”女大夫问什么性质的贫血，杨树根说再生障碍性贫血，女大夫看了一下病历，一愣，说：“那还不赶紧住院，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白血病，血癌，知道吗?如果不进行骨髓移植的话，没救的。”杨树根问要多少钱，女大夫告诉他需要二三十万块钱。
       杨树根梦游一样地冲进了丰乐大厦二十八楼，堵住了正要出门的王奎，“王总，不得了了，小顺子得了血癌，没救了，我们全部的工钱都要拿出来都不够看病。”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额头的汗源源不断地往外冒。王奎就像听到工地上少了一块砖头或少了一桶油漆一样平淡，“既然这样，那还有什么可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轮到谁头上，都没办法。”杨树根要结算油漆队全部的工钱给小顺子看病，王奎说：“年底统一结算。”杨树根说：“我先跟你借一点钱好不好?”王奎从公文包里抽出一沓资料，“我欠银行二百多万还没还呢!现在还要去贷款，不然连买油漆的钱都没有了，我们的工程都是先垫资，懂吗?”王奎硬是不给，杨树根几乎要哭了，“王总，就算我求求你了，小顺子才十七岁。”王奎从皮夹里抽出五百块钱，扔到桌上说：“拿去吧。”说着转身就走了，杨树根看到办公室里那位叫小刘的女孩依然在那里冷漠地喝着酸奶。 “杨树根回到工地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小顺子的病情，也没有说起过王奎的态度，他只想着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过年了，年底结了钱后再也不干了，他累了，想起离家出走的梅花，想起小慧还有母亲，站在黑暗中的杨树根禁不住潸然泪下。
       在大伙的面前，他不能有任何软弱和灰心，他必须拿出队长的姿态和勇气，“这个月结余的三百块钱还有每人十块钱零用钱都给小顺子寄去，反正还有个把月就要回家了，大家都忍一忍吧!”
       杨树根第二天给小顺子寄回去了九百八十块钱。走出邮局的时候，杨树根心里好受了一些，那一刻，他觉得也许小顺子的病是误诊，医生经常误诊。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得癌症呢?村里这么多年从来就没听说过谁得过癌症，而且前年还有许多专家来过村里，说村里的土和水都有一种防癌的物质。虽说当初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小顺子的病与油漆有关，为什么这么多人没事，就轮到他呢?越想越觉得不可能，越想也就心里越开朗起来。
       是个阴天，抬头看惨淡的天空竟露出了一些阳光，无比温暖。
       10
       腊月十五一过，工棚里就乱了，砖地上扔满了烟头和一些油漆刷子、脏手套、破袜子，没人愿意清理，烤火用的油漆桶也不再生火，碎木片、锯屑摊在地上备受冷落，张福贵、周山等开始整理自己的行囊，他们将很少的几件衣服反复地捆了又捆，过几天又拆开再穿上。真的要走了，住了一年半的工棚多少有点让他们恋恋不舍，虽不是自己的家，可就像露水夫妻，不能白头到老，毕竟也还有一些感情。
       从腊月初开始，杨树根就开始找王奎谈结算工钱的事，王奎态度很暖昧地说：“嘉风公司是从唐城建工集团手里转包的工程，唐城集团的工程款还没付，钱一到我让财务处长黄彪给你们送去。”杨树根等到腊月初十，还没消息，他就去问黄彪，“唐城的钱汇过来了吗?”黄彪说：“你问这干什么?”杨树根说：“王总说唐城的钱一过来，就让你给我们结工钱。”黄彪一脸无辜地说：“王总没对我说呀!”杨树根急了，“我们这点钱，你们拖来拖去什么意思呢?”黄彪说：“我跟你们一样，也是打工的。你找王总去。”
       大伙都问杨树根什么时候拿工钱，杨树根说过几天就拿到了。说这些话时，他的心里很虚，说谎一样忐忑。晚上当大家讨论买什么东西回去过年的时候，他再也不敢命令大伙关灯睡觉了，想命令，可话还没出口，全堵在了喉咙里了，堵的感觉像食道癌。杨树根一整夜一整夜地不能睡觉，他在彻夜不眠中两鬓悄悄地白了起来。
       杨树根给王奎打电话，约好见面时间，王奎在电话里不耐烦地说：“钱还没到，一到不就结了吗?”杨树
       根说：“还有十来天就过年了，不给钱我们怎么回家?”王奎说：“我没钱。”说完电话就挂了。杨树根愣在小卖部里，他感到一个大老板怎么说话这么随便，一种毁灭性的结局像他生活中的女儿小慧一样让他无法拒绝，他的手心里都攥出了水。小卖部老头催他说：“钱，电话费，一块六毛钱！”
       看着成片的豪华小区在他们的粉刷下新媳妇一样焕然一新，一股浓浓的悲凉在心里山洪一样涨上来，他知道这是别人的城市，他也不想要这里的’扇窗子，可血汗换的钱却让他束手无策。他自己拿不到钱可以认倒霉，可这么多跟他背井离乡的乡亲离家一年多了，怎么交代?
       当他手心攥出水来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开始膨胀，血往脑门上涌，这时梅来监狱里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反复回响着，“再穷再苦都不能违法”。
       过了腊月十五后，老乡们在反复收拾行囊后，沉不住气了，张福贵问杨树根，“马上就要过年了，这工钱究竟什么时候结?”一贫如洗的钱多也说话不好听了，“树根，我们是跟你一起出来的，哪怕全世界都是骗子，你是不会骗我们的，是吧?”杨树根竭力想掩饰自己的心虚，底气不足的他只是说：“工钱会拿到的。”这话等于说工钱现在还拿不到，什么时候能拿到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而过年还剩几天了。这时张福贵跳起来说：“杨树根，要是你跟老板串通一气耍我们，我们跟你没完；要是老板耍我们，我们就跟他拼命，这城里人拿我们老百姓当牲口了?”
       杨树根不想辩解，也无法辩解，他第一次低着头说：“我明天再去找老板。”
       工棚里气氛很沉闷，没有声音，烟雾缭绕中，听得见粗重的喘息声由此及彼像被厚厚的棉被捂住了一样。
       杨树根没有给王奎打电话，他直接到了写字楼里的公司。公司唯一的员工小刘对着墙上建筑图纸上的线条和标志发呆，她流产后的表情很空洞，轻飘飘的。杨树根一直不知道她是办公室主任兼人事部长，因此也就缺少必要的尊重，虽说小刘原来做过三陪，但当了领导后正派了许多，只是有时候化妆过分的口红以及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轻浮浪荡的姿态还是流露出了风尘女子的习性。杨树根进去后问王总呢，小刘的目光从墙上的图纸位置挪到了杨树根的脸上，她别有用心地看着杨树根，用猩红的舌头舔了一下更加猩红的嘴唇，“在袁婊子的床上。”杨树根问王总什么时候来上班，小刘卷了一下舌头，“你跟我一起到我的床上等他，肯定能等到。”说着就放肆地笑了起来。
       杨树根毫无办法，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打过去，王奎的电话关机。等到中午时分，王奎夹着皮包走进了办公室。杨树根像见到救命稻草似的冲到王奎面前，“王总，我等你一上午了，打电话又打不通。”王奎客气地给杨树根让座，然后又递过来一枝好烟，“来，抽一枝，这是软‘中华’，味不错。”点上火后，王奎继续说：“上午一直在跟唐城集团交涉，他们总是说资金周转困难，我也没办法。”
       杨树根似乎早有预料，他大倒苦水，“王总，这帮弟兄是你让我带来的，没有钱，回不了家，你让我怎么做人?只要你给弟兄们把钱结了，我的工钱宁愿不要了。”王奎很为难地说：“这怎么行呢?你是队长，我怎么会亏待你呢?实在是没有钱，要是有钱，我马上就给你，唐城不给我钱，我都想跳楼。”
       杨树根不敢回工棚，他坐车到唐城集团问钱给没给嘉风公司，唐城集团一位衣冠楚楚的财务总监说：“今年的三百六十万工程款一个月前早就付给他们了，怎么能败坏我们的名声呢?”杨树根听完这话脑袋炸裂了一样疼痛，他要找王奎质问，为什么耍他?
       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杨树根在王奎与袁媛居住的临水苑的一幢公寓楼里将衣衫不整的王奎和袁媛堵在门内。见杨树根找上门来了，穿着睡衣的王奎脸绷得像足球，“谁让你到这儿来的?”杨树根挤进门内，在温暖而暧昧的灯光下，一下子理亏了似的，扑通跪在深红色的木地板上，“王总，我求你了，你给我们结了这点钱吧，我实在是没法跟老乡们交代了，就算发善心可怜可怜我们吧!”杨树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大部分泪水滴落到质地优良的地板上。
       袁嫒拉起杨树根，“有话好好说，不要这么激动。”王奎一条腿跷在椅子上，然后拍响了桌子，“你他妈的这是干什么?苦肉计就想吓倒我了?我告诉你，对于不识抬举的人，我十年前就卸过胳膊。唐城的人说钱付给我了，你让他到我面前来说，我就不相信他长了三条腿。”
       杨树根的牙齿咯咯作响，他听到了牙齿要相互咬断的努力，不知是愤怒，还是恐惧。他战战兢兢地问王奎：“你说给不给我们结工钱?让我回工地好有个交代。”王奎笑了：“工钱肯定是要给的，你明天到办公室找我。”
       杨树根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冬天的风中，一缕一缕的西北风像细铁丝一样抽在他脸上，他有一种被拆碎了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举步维艰。
       已是腊月二十三了，工棚里的老乡们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听完了杨树根说完前前后后的经历后，全都红了眼，年近六十的高成海将一个小油漆桶踢翻：“妈的，这世道全是骗子，我们跟他拼了。”所有的人都咬牙切齿地吼道：“拼了，这龟孙子!”这场景很像许多年以前的农民起义一样，这十几个人就是十几包炸药，只要扔进去一个火星，立即就会炸个天翻地覆。这时的杨树根冷静了下来，他想起了梅来的话：“再穷再苦，不能违法。”他说：“明天我再去找王总，如果还不结工钱，我就去找政府，小卖部老头讲报纸上说政府有一个清欠办，政府会给我们作主的。”
       大家对杨树根幼稚的假设毫无信心，他们只是说：“这个王八蛋去年就开始骗我们了，你明天去也不会给钱的。要不我们一起去!”钱多甚至讲出了一句很时髦的话，“罢工!明天我们就不干了!”杨树根说：“明天还是要干活，不然我们就悖理了，你们最后一次听我的，好不好?”
       大家见杨树根几乎用哀求的口气发号施令，也就不说话了，是给杨树根面子，也是绝望中的保留的最后一丝妄想。
       王奎倒是讲话算数，腊月二十四这一天他真的就来到了办公室。他让杨树根落座后，自己转动了一下老板椅招呼小刘倒茶。王奎态度友好而亲切地说：“去年答应你们回家过年，我当然说话算数，只是钱还没到，手头有些紧，望老弟能理解。我考虑好了，给你们每人暂时先发两百块钱工钱，外加一百块钱奖金，再让黄处长给你们一人送三斤瓜子、两斤糖果，外加一盒饼干，回去跟老婆孩子好好团圆团圆，也算是我这个当老板的以人为本、关心群众嘛。明年你们再来上班，工钱六月份全部结清，正好两年。”王奎很有把握地将戴着钻戒的手指轻轻地敲着深褐色的老板桌，“你是有功劳的，所以过年给你多加两百块钱。明年将你的工资再提高一百块钱。怎么样?”
       杨树根没有一丝激动，他只是说：“王总，你不要多给我钱，只求你先把弟兄们的工钱全部结清，明年我保证带他们一起来，你可以把我的工钱全扣下，只给我路费就行了。”
       王奎看杨树根不识抬举，就横起眼说：“不要给你脸不要脸，不答应的话，我一分钱不给。”杨树根的希
       望在这一刻彻底破灭了，他狗急跳墙地说：“王老板，这可是你说的!”
       王奎一拍桌子，“你他妈的想威胁我，那好吧，我让你们回家过年，狗屁，回家办丧事!”
       杨树根回去后将情况一说，当天下午工地就停工了，他们将油漆桶扔到地上，然后用脚踩扁，剩余的油漆一败涂地。他们聚集在工棚里准备采取行动，死了老婆的周山喊道：“反正我老婆也死了，反正我也娶不上老婆了，我捆上炸药跟这龟孙子同归于尽。”有人想出了爬到工地二十六层的楼上跳楼，这样电视台报社就来了。杨树根说现在跳楼的太多，电视台报纸都忙不过来，前些天清源山庄工地民工爬到楼上等了一天都没人问，王老板心狠手辣，根本不吃这一套，要是跳楼还要不到钱，那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杨树根说：“我去找政府清欠办，你们千万不要冲动，梅来不就是一时冲动坐牢的吗?”
       杨树根稳住大伙，自己去找清欠办，去的路上，他准备再给王奎打一次电话，他要把大家的情绪明确地告诉他，他要告诉他狗急跳墙的基本道理。可小卖部的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王奎，不是不在服务区，就是关机，有一次打通了，杨树根刚“喂”了一声就挂断了。此后再也联系不上了，小卖部老头说：“通了一次，四毛钱!”老头手里常年攥着报纸，他对杨树根说：“这年头，人穷就是罪过。”
       杨树根不知这些天来他打了几百个电话，而王奎的电话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号码，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清理拖欠民工工资办公室”位于繁华市区的一幢有蓝色玻璃墙的大楼里，在一间简单的办公室里，挤满了人，一个妇女牵着一个小男孩跪在地上哭泣，嘴里说着要包青天作主申冤，还有一个年轻人被老板打断了胳膊，胳膊上吊着绷带的，头上缠着绷带的，还有鼻子血迹没有风干的，眼睛被打青的，就像一个伤兵营，一位衣衫破烂的老头瘫倒在地上，沙哑的嗓子里一遍遍地喊“毛主席万岁”，显然已经神经出了问题。在这帮走投无路的求助人群中，杨树根显然是无足轻重的。清欠办的人倒是很认真负责，不停地说，下午就去，明天一定办好之类的话。
       终于轮到杨树根了，那位衣着整齐态度温和的年轻人听了情况后问广你把劳动合同拿来我看一下，要是情况属实，我们明天就去处理。”杨树根傻了，“没合同，我们来的时候老板没跟我们签合同。”年轻人说没合同怎么好去处理呢，老板不让签你们应该主动要求签，杨树根说：“我们都是从山里来的，总是相信人说话要算数的。”年轻人很同情地说：“你没合同暂时还不好去办，要不你把老板一起叫过来，当面对质，我们当面处理。”
       腊月二十六，杨树根和他的油漆队赶到了丰乐大厦，他们在公司门口被小刘挡住了，她说：“区劳动保障部门正在里面检查工作。”劳动保障部门的同志在查看了一大堆盖章签字按手印的表格后，非常满意地对王奎说：“如果都像你们公司这样，就不会有一个人上访了，我们也就轻松多了，报一个材料上来，要把你们树为先进典型。”王奎点头哈腰地说：“讲诚信，以人为本。我们从来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就在他们热烈握手的时候，杨树根他们冲了进来，十几个油漆斑斑的民工们将王奎团团围住，“拿钱来，不给钱我们就跟你拼命!”
       区劳动保障部门的同志一头雾水，他们说：“你们公司不是一分钱不欠吗?”王奎连忙说：“这是一些没签合同的临时工，马上就办，你们先忙吧。”劳动保障部门的同志有些将信将疑，这时杨树根站出来说：“是的，我们是没签合同的临时工，王总马上就付钱了。”王奎说：“是的，一点小钱，马上就付。”
       区劳动保障部门的同志在听了杨树根的话后离开了，十几个民工等着结算工钱，他们没想到这么容易王老板就答应给钱了，还是政府厉害。
       王奎面对着十几个油漆工，说：“我打一个电话，让财务处长来结工钱。”可他在电话里却说了一句，“多带几个人来。”
       挂断电话，王奎脸色变了，他手指着杨树根的鼻子说：“你们工钱总共是多少钱?”杨树根说：“我们算过了，扣除每月一百块钱生活费，还有小顺子两次拿走的七百块钱，总共是七万六千四百块钱。”王奎说：“你知道我们公司当上了讲诚信重信誉单位值多少钱?”杨树根一时听不明白，有些发愣。王奎一脚踢翻桌边的纸篓子，“你们他妈的来闹，把我的先进给闹掉了。我给十万块钱，你们能买来先进吗?你们能赔得起吗?想让我丢人，想砸我的牌子，吃了豹子胆了?”
       来的当然不是财务处长，几个穿着黑色皮夹克手里拿着棍子的人冲了进来，他们一进门就劈头盖脸猛抽了起来，油漆工手足无措，一时被打得头破血流，只有周山往一个小黄毛的裤裆里踹了一脚，这一脚让小黄毛扭曲着脸蹲了下去。王奎平静地坐在老板椅上抽烟，他像正在欣赏一部表演很糟糕的武打片。
       杨树根一挥手，喊道：“快跑，好汉不吃眼前亏!”杨树根在逃出门的时候，后脑勺还挨了一棍子，脑袋嗡嗡地带着大家冲下楼。
       回到工棚后，清点人数，一个不少，张福贵鼻子流血，周山头上见红，钱多眼睛肿成熊猫，杨树根后脑勺起包，其余受暗伤者七八人。所幸都还不至于致残，洗去血污的油漆工们开始拿工棚出气，他们砸烂了取暖的油漆桶、板凳、棕毛刷子和室内粉刷用的三架梯子。杨树根召集大家开会到后半夜，一个大胆的也是走投无路的计划酝酿成熟并一致通过了。杨树根说：“一切听我指挥，不准带刀子和锤子，不要骂人，更不得动手打人，总之不能犯法。听到了没有?”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听到了。”
       布置完了的杨树根仿佛又恢复了一些信心，孤注一掷意味着绝处逢生。
       腊月二十七天没亮，十八个油漆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出发了，他们到达临水山庄王奎和袁媛的公寓时，太阳已经从城市高楼后面升起来了，空气中弥漫着新年即将到来的温暖的气息，那时候，王奎搂着袁媛在同样温暖的被窝里做梦。
       杨树根独自一人轻轻地敲响了308室的牢固的铁门，敲了二十多下，没反应。这时，杨树根才看到了铁门上的一个按钮，他按了一下，里面就响起了《好一朵茉莉花》的音乐声，非常抒情而动听。又过了一会儿，穿着粉红睡衣的袁嫒隔着铁门上一个猫眼看到了是杨树根，她刚打开门探出半个脑袋，杨树根猛地一推进去了，憋在楼梯下的油漆工们呼啸着冲进来，袁嫒吓得浑身发抖，杨树根关上铁门，又将里面的木门关上，对着瑟瑟发抖的袁媛说：“你不要怕，我们只要工钱。”
       房间里的王奎躺在柔软的席梦思床上睡眼惺忪地问了一句：“是送牛奶的吗?”
       他眼睛还没完全睁开的时候，床前已经被十八个油漆工占领，周山一把扑上去，从怀里抽出一把刀子，“我操你妈的，送牛奶的，你想得美，老子来送你命厂他揪住王奎的头发，雪亮的刀子抵住了王奎的脖子，脖子上青筋暴跳，钱多从棉袄里抽出了一把铁锤，举起来就要砸过去，杨树根挡住锤子砸的方向，大喝一声，“不准胡来！”
       王奎一看这眼冒金星面露凶光的油漆工们，故作镇静地说：“你们想干什么?说老实话，我都死过好几
       回了，死后我道上的弟兄们会把事情摆子的。谁下手，来吧!”他坐了起来，露出赤身裸体光溜溜的身子，像从被窝里钻出的一条鱼。杨树根说：“先把衣服穿上!”
       王奎平静地很有条理地穿上衣服，目光流露出不屑一顾的蔑视，这种表情激怒了油漆工，周山握着刀子直刺过来，“我操你妈的，你不怕死，就让老子宰了你!反正我也活够了。”
       杨树根断喝一声，“放下!”周山举起的刀掉到了地上，他突然哭了起来，“我的头被打烂，这个畜生不是人，为什么不让我出气?” 杨树根气愤地说：“跟你们讲得清清楚楚，不许带家伙来，谁让你们把刀和锤子带来的?不许犯法，知道吗?王老板已经犯法了，我们不能再犯法。”
       王奎发出了一声冷笑，说：“杨队长，我真还小看了你。没想到你还会来这一手，别人唱红脸，你唱白脸。你说今天你想怎么样?”
       杨树根说：“把工钱结了。”王奎挑衅性地说：“我要是不结呢?”
       “不结就让你脑袋开瓢!”钱多举起锤子说。
       杨树根说：“不结的话，既不打你，也不骂你，我们就跟你一起在这过年。我们不会犯法的，这跟你不一样。”
       王奎说：“那好吧，我们就在一起过年吧。我打个电话让人送些年货来吧。”
       他刚拿起手机，杨树根走过去一把夺过来，“用不着了，我们会派人去买年货的。”杨树根用眼光向张福贵扫了一下，“把电话拔了，还有袁小姐的手机也收过来!”
       袁嫒浑身发抖地将红色的手机递到杨树根手里。杨树根接过手机说：“袁小姐，我到现在都弄不明白，你究竟是救了我，还是害了我?究竟是我恩将仇报了，还是你恩将仇报?”
       袁媛哭着对王奎说：“你就把工钱给他吧!”王奎翻了一下白眼，“你懂个屁，我要是被这帮土匪吓倒，不白混这么多年了。”
       高成海冲过去对着王奎攥起了拳头，但想到杨树根不许犯法的警告，忍住了，他抹下王奎手上的钻戒还有手腕上脖子粗如手铐一样的金链，“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血汗铸起来的，留在你身上不嫌重吗?”王奎一点都不反抗，他甚至配合高成海将这些东西以最快的速度抹下来。
       僵局是在夜里十一点的时候被打破的，整整十三个时，王奎没吃一粒米，没喝一滴水，他饿得头有些晕，人也有些恍惚了，他终于意识到要是再对抗下去，这帮人不会将他打死杀死，但会把他饿死。在王奎滴水未进的十三个小时里，杨树根命令所有的油漆工也不许吃饭喝水，他们要与王奎同甘共苦，直至同归于尽。杨树根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对王奎说：“王总，你知道吗?我们山里人的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忍饥挨饿的滋味你没受过，我们受过。你知道吗?为了多筹一些钱给小顺子看病，我们从牙缝里挤钱寄回去，月底的时候，整天就吃盐水煮白菜，每天还要干十多个小时的活。”杨树根说着说着鼻子就酸了起来，“你知道吗?为了能回家过年，为了能对得起这帮跟我出来打工的弟兄，我都给你跪下求情了，我一个大男人就跪下来了，我前世欠你的，但今生你欠我的。”杨树根的眼圈红了。
       到了夜里十点三十分的时候，沉默的王奎终于开口了，“我马上让黄彪把钱送过来，一分不差地结了。”
       黄彪拎着一包钱是夜里十一点整准时赶到的，结账的过程不到二十分钟，七万六千四百块钱也就那么几捆。杨树根临走时对王奎说：“王总，实在对不起，我们也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王奎挥挥手很含糊地说了一句，“大丈夫不逞一时之勇，我们后会有期。”杨树根对袁媛说了一句，“袁小姐，让你受惊了，对不起!”
       冲上大街的油漆工们豪情万丈，他们又唱又跳，手舞足蹈，一点也不饿。只有杨树根一个人暗自抽泣，激动的油漆工们没有注意到杨树根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连夜分了钱，每人都拿了五千多块钱，他们一直数到后半夜，然后头枕着钞票睡了有生以来最美的一觉。
       第二天一早，他们准备去集体看一下梅来，梅来却来到了工棚里，他说由于表现好，提前放出来了，他很感谢乡亲们在他坐牢的日子里给他家里寄钱，还隐瞒了坐牢真相，说到动情处，他流下眼泪，对着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杨树根提议大家凑一点钱给梅来回去过年，梅来说他在监狱里劳动发了劳务费，总共有八百多块。杨树根提议回去后除了将小顺子剩余的工钱都发给他，每人还要捐一百块钱给小顺子看病，大家都说：“行!”
       杨树根和他的油漆队回到山村时已是腊月二十九。贫穷的山村里因为回来了这么多男人而变得温暖、生动起来，女人们走路的姿势也轻盈了许多，溪水边浆洗声、流水声和笑声融会在一起，随风回响在安静而空旷的山谷里。
       杨树根没见到媳妇梅花回来，但听村主任说梅花要回来过年，她跟那个尖嘴猴腮的骗子在江南的一座城市的出租屋里过了两年琼瑶小说中的生活，后来骗子被抓进去了，梅花打电话对村主任说想回家，请村主任跟杨树根说说，让他饶了她。杨树根心里很乱，但听说还想回来过日子，心里虽很酸楚，但还是打算原谅她，毕竟是因为自己买不起摩托车才让她跟人跑了的。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油漆队的全体漆匠们到小顺子家送钱去，小顺子妈妈接过杨树根他们送来的钱，颤颤巍巍地嗫嚅道：“顺子，顺子，给你送工钱来了。”说着就哭了起来。
       小顺子妈妈咳嗽着哭着一口气缓不过劲来，杨树根扶住顺子妈哽咽着说：“大嫂，我没照顾好顺子。”顺子妈抽泣着说：“你对得起他了，顺子说你们不让他干重活，让他做饭。”
       小顺子没等到他用生命换来的工钱，他在杨树根他们回来前半个月的一个夜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没有挣到钱给妈妈治病，自己却先死了。
       年三十一大早，杨树根领着油漆队的漆匠们给小顺子上坟，小顺子的坟在山脚下向阳的坡子上，一堆新鲜的泥土将小顺子十七岁的人生全部埋葬。杨树根看着再也起不来的小顺子，将酒倒在坟头，又点燃纸钱，纸钱烧成灰烬后在寒冷的风中漫天飞舞，杨树根扑通跪倒在小顺子坟前号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抽自己的耳光，“顺子，地底下冷呀，我对不起你呀，我不该打你呀，买彩票你也是走投无路才那么做的呀……”在杨树根的哭声中，油漆工们齐刷刷地跪了下去。
       远处有两辆摩托车开了过来，车停好后，几个警察匆忙地向小顺子坟地走来。
       杨树根是在小顺子的坟前被捕的，警察站在冻得又冷又硬的坟地上宣布，杨树根涉嫌非法拘禁、暴力绑架、非法侵占他人财物而被戴上手铐。
       油漆工们都围住警察不让走，说：“我们是一起到老板家里要工钱的，要抓人就把我们一起带走。”
       警察严厉地训斥道：“受害人没有起诉你们，如果你们妨碍执行办案的话，马上就可以把你们铐起来。”
       杨树根出奇地平静，他对油漆工们说：“弟兄们，都回去吧。我杨树根触犯法律，但没有触犯良心。”说着转身就跟警察走了。
       走了几十米，杨树根突然转过头对油漆工们喊道：“跟我家小慧说一声，爸爸去给她买饼干去了，是很甜很甜的那种饼干。”
       油漆工们目送着风中远去的杨树根越走越远，越来越小，心里像吃下毒药一样如千刀万剐，高成海看着小顺子的坟，又抬头看了一眼已经消失了的杨树根，抹了一把鼻涕，老泪纵横地说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风越来越猛，坟上的碎屑也被卷起到了空中，枯山瘦水之间，冬天的日子遥遥无期。